小说《灵山》的叙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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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灵山》的叙事分析

高行健早年以戏剧创作闻名，虽然也曾从事一定数量的小说创作，但他本人并没有因为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1989年之后，高行健多年旅居法国，中国文坛对于他的关注逐渐减少。直至高行健凭借长篇小说《灵山》于2000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久已淡出国人视野的作家才重新获得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

一、模糊的人称与纷乱的线索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具有“先锋”色彩，其小说创作也往往焕发出新奇的光芒。综观他的创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断去尝试新的形式、新的题材，长篇小说《灵山》就是他大胆尝试的成果。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从前人的创作中汲取灵感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沉浸于前人的写作模式，没有任何的创新，是无法成就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的。“高行健的《灵山》，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这是破天荒的小说创造。”[1]高行健抓住小说最基本的思维要素，以全新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灵山”圣境。

小说《灵山》共计81章，读者阅读这部小说不但无法找寻到传统意义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作者在小说中运用的人称也是飘忽不定的。“这个带有自传色彩的‘我’、由 ‘我’演化出的‘你’和一个不甚清晰的‘他’或‘她’始终交织在一起。在‘你’、我、他 / 她’的这种缠绕中漫游在中国西南地区去寻找原生态净土，但是始终行走在通往净土的林中路上。”[2]模糊的人称和纷乱的线索是这部小说最为明显的叙事特征之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高行健的创新令他们颇感困惑。

当我们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小说文本就会发现，这不是在单纯意义上阐述文学作品普世价值的作品，也没有将人性的主题作为小说最重要的审美诉求。作者似乎永远在不断地前行着，人称的变换仅仅是他前行道路上遭遇的某一段情感体验而已，纷乱的线索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叙述的只是人生旅途的邂逅。如果按照传统小说的讲述模式，读者试图在小说《灵山》中找到作者寻觅的存在或者作者写的究竟是什么，无疑是走上了理解这部小说的误区。高行健从未将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和展现的情感定位为小说的核心诉求，重要的不是目的而是过程。因此，我们应把关注的视野转向作者是怎样创作小说的。在“‘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审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下，‘怎么写’的高低粗细和轻重缓急之别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审美判断。”[3]

落实到小说《灵山》，作者选取佛教术语“灵山”作为小说的标题似乎是为了给小说营造空灵、缥缈的宗教气氛。但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小说世界，最终的价值诉求都是指向人的。因此，这部小说的核心仍是普普通通的人。作者是在以人性的方式为世人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却被所有人忽视的主题。当高行健徜徉在他所构建的“灵山”世界时，他并非没有固定的价值定位。相反，高行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有的立场、原则、策略。他所讲述的是生命个体在复杂、多元的现实社会中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生命故事，或许这些故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人的存在将所有的一切勾连在了一起，通过作者的讲述和描绘，读者跟随着进入到了“灵山”的世界中。在一次次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历程中，读者获得了生命的感受，从而完成了小说主题的展现。

二、“旅途式”布局

长篇小说《灵山》的叙事没有延续传统的创作模式，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高行健采用了“旅途式”布局，而支撑这一布局方式的正是小说中极为特殊的言语表达。

“在这村子边上？”

“是是斯斯……”

“离村子不远？”

“斯斯希希……”

“要拐个弯？”

“希希奇奇……”

“还有二里路？”

“奇奇稀稀……”

“五里路？”

“稀稀奇奇……”

“不是五里是七里？”

“稀是奇是稀是斯……”

上述文字是小说的主人公“我”向一位老者打听去往“灵岩”的道路，在断断续续的言语中，读者似乎无法把握到小说的内容。如果我们尝试着换一种方式去理解小说的语言，就会有全新的收获。作者在小说中运用的言语并非饱含特定指向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连续小说中不同角色、不同故事之间的线索而已，小说的主人公“我”就是穿梭其间的“过客”。正是凭借着小说中时断时续的言语，作者才能将人物心灵深处最为本质的特性展现出来。对于读者而言，人物的言语虽然是琐碎、松散的，却显得格外真实、自然。“早期那层笼罩于‘自然’之上的人性光辉，最终与自然的‘神光’融为一体，达到可谓‘同一’的境界。在这个‘回归’自然乃至与自然‘同一’的过程中，自然本身是唯一的目的与归属，而不存在其他的目的性：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人与神之间的深渊，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相通相合的关系。”[4]

高行健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始终追求这样的审美境界，他没有按照因果逻辑的线索为读者讲述发生在“灵山”的故事，而是抛弃了现实社会中支撑人们行为的理性思考，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本人的戏剧创作存在紧密的联系。综观高行健的戏剧作品，我们看到他在不断突破传统戏剧表现方式的同时，为了拉近观众与舞台之间的距离，总是刻意避免纯粹的单线条叙事模式。积极采用多线索相互交织、缠绕的叙事手法，主人公往往扮演的是穿插叙事的作用。

当我们试图深入探讨这一创作原则的根源时，就会认识到高行健是在追求超越传统文学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对笼罩在普通人身上的逻辑分析、现实因果全部进行淡化处理，从而还原出人的本性状态。这一点在《灵山》中表现得极为明显，高行健不但在小说人物的言语表达中运用了非逻辑化、非理性化的处理手法，同时还将小说的主人公“我”作为穿插小说的情感载体，以“旅途式”的手法按照固定的节点，每当作者需要倾诉特定的情感时就会稍作停留。伴随着作者的心理变化过程，读者也开始知晓作者的用意，每一次停留都是作者内心真实想法的一次暴露，读者只需要耐心等待下去就会最终进入到作者创作的小说世界中。

“灵山”的存在并不一定是指向现实生活的某种喻指，作者的叙事最终都归于一个终点。在这里，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称、所有的情节都交汇在一处，当作者将小说的“我”“你”“他”都引导走向“灵山”时，读者却突然发现，所谓的“灵山”并不存在。由此可见，是否能够找到“灵山”、是否能最终寻觅到传说中的一切，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对于历经千辛万苦的旅者而言，“旅途”本身就是他们前行的目的，这也就阐发了小说叙事模式的价值所在。

三、独特叙事构建的文学自然状态

对于一部小说而言，叙事方式的选择注定了读者能否从更为深广的层面去理解小说的审美内涵。当高行健运用“模糊的人称”和“纷乱的线索”向读者讲述“旅者”的故事时，长篇小说《灵山》彻底摆脱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小说文本的认识模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将是回归到文学自然状态的存在。

笔者不认为“文学可以改变社会”，而认为文学应该直视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和人性。如果把这称为社会性的话，笔者同意自己的作品有社会性。重要的是，文学在现实社会中到底追求什么？笔者认为文学不应该追求市场效应或政治功利，要维持作家独立思考，才能直视社会现实，创造有价值的作品。只有在作者的独立思考下完成的文学，才不会沦为政党和政治的宣传工具。而且展示人生的真实，除了政治和社会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人性的复杂，也包括人的自我内心的问题。一句话，文学既要面对社会和现实，也不应该忽视人性的幽深。[5]

中国读者总是力图在文学作品中找寻作者寄予的深刻内涵和人生哲理，似乎文学能够彻底地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挥巨大的作用。很明显，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文学什么也不能改变，它就是作者本人的“喃喃自语”而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说自话，文学在面对社会和现实的同时，始终将人性的思考作为自己不懈探索的对象，或许这一点才是文学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话的最大区别所在。

当高行健讲述着“灵山”的故事时，总是徘徊在文学是“排解个人寂寞”和“对于社会的挑战”的矛盾中。当他陷入到这种似乎无法调和的困惑中时，最终的解决之道就是运用不断变换的人称和琐碎的故事去向世人讲述他的困惑。

能将生之痛苦与死之恐惧，苦恼与欢喜，寂寞与欣慰，迷茫与期待，迟疑与果断，怯弱与勇敢，嫉妒与悔恨，沉静与焦躁与自信，宽厚与局促，仁慈与憎恶，怜悯与沮丧，与淡泊与平和，与卑贱与恶劣，与高贵与狠毒，与残忍与善良，与热情与冷漠，与无动于衷，与倾心，与淫邪，与虚荣，与贪婪，与轻蔑与敬重，与自以为是与疑惑，与虚心与傲慢，与顽固与悲愤，与哀怨与惭愧，与诧异与惊奇，与倦怠，与昏照，与恍然大悟，与总也不明白，与弄也弄不明白，与由它去了，统统加以表述？[6]

这一段文字是选自小说第58章，作者几乎囊括了人性中所有的情感特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运用独特叙事手法力图还原文学的自然状态，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灵山。”

[参考文献]

[1] 刘再复，刘剑梅。高行健莫言风格比较论[J].华文文学，2013（01）.

[2] 陈进武，彭丽萍。论高行健《灵山》的人性叙事伦理[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11）.

[3] 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J].文艺争鸣，2012（02）.

[4] 吴岚。“世界文学”视域下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以大江健三郎与高行健为例[D].上海：复旦大学，2010.

[5] 高行健，刘再复，朴宰雨。文学对话：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J].文学评论，2012（18）.

[6] 高行健。灵山[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347.

[作者简介]

吴智慧（1980― ），女，河南遂平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认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