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语录【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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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语录【第一篇】

看完收有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往来书信的《张爱玲私语录》，感觉宋淇、邝文美真是值得托付的、有古风的人物，想不到香港还有这样的人物。张爱玲与这夫妇二人在香港美国新闻处、电懋电影打了3年交道，从此视为知己。张爱玲自云：“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邝文美的英文名）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这一个人。”

自从张爱玲1955年赴美之后，与宋淇夫妇只是书信来往，直到张爱玲1995年去世；但宋淇夫妇从不借认识、帮助张爱玲来抬高自己身价。宋、邝夫妇二人40年间只写过3篇记述张爱玲的文章，其中还包括为《张爱玲文集》做宣传、推动（如宋淇的《私语张爱玲》），而且从不涉及张爱玲的隐私。相反，宋淇为了减少麻烦，更多是以“林以亮”为笔名写文章，免得大家把他与张爱玲扯上关系。

这本《张爱玲私语录》的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不牵涉隐私，所以所有内容都可以公布了。这本书的161页透露了一个“小秘密”，那就是张爱玲的“三围”。因为张爱玲1956年11月在美国写信给邝文美，要她帮自己做旗袍，张爱玲发挥她一贯的绘画特长，画出了旗袍形状，对颜色、花型、滚边、盘扣都提出具体的要求，其中标注的三围是“32、27、36'1/2”，这尺寸是英寸，换算成厘米的话是“81、、”，换算成市尺的话是“二尺四寸、二尺、二尺八寸”，身材算是窈窕了。不过，过几天张爱玲又写信说穿了件旧旗袍，臀围三十七点五英寸正合适，因而让邝文美再把臀围放大些，可能是没有来得及改，第二年3月张爱玲又写信说自己最近瘦了些，那件旗袍穿上去正合适了。也可能是张爱玲为他人考虑，为了不让邝文美惦记，谎称旗袍又合适了吧。

并非因美国扔两颗原子弹？，二战日本投降 《美媒：日本投降另有端倪》

《波士顿环球报》近来发表文章，介绍了历史学家在研究日本投降原因时得到的新成果。文章称日本投降并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广岛、长崎核爆炸，而是另有端倪。文章摘要如下：

在近70年的时间里，美国公众都接受了同一个导致日本投降的原因。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短短几天内，日本投降，结束了战争。然而，近年来又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新解释。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长谷川整理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是苏联介入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投降，而不是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

“长谷川改变了我的想法。”因《原子弹出世记》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理查德・罗兹说，“日本投降的原因并不是那两颗原子弹。”

杜鲁门总统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一直是争议的来源，因为很多人认为（用核武器）攻击平民永远都不是正义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在被原子弹袭击前马上就要投降，投放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批准这么做是为了用这种新力量恐吓苏联。

张爱玲语录【第二篇】

事情始于那个多事之秋。一九七月二十六日《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发表周劭（黎庵）的千字短文：《张爱玲“数典忘祖”》。文中周氏娓娓道来，回忆近半世纪前与张爱玲的一次会面，却声称张错认其祖。犹如一石激起波澜，争讼由是引发：

经人介绍，承她下访，那时的交往，初面必先询问家世，现代人这一套是不时行了。她顿时敛起面容，黯然地说：“先人虽做高官，但不幸惨遭刑戮—”云云。我听了很觉奇怪，按她的容貌和语言，全是北地燕赵而非南国闽粤，而清季张姓大吏遭刑戮的，只有南粤而无北籍其人。原来她以为她的祖父是张荫桓，广东南海人，清季曾任驻美钦使，回国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交部），以参与遣戍新疆，庚子时追论前罪，正法于兰州。于是我说：“你不像是广东人。”她说：“我原籍是河北丰润。”一听，我知道她是自幼在海外，家庭的事不大清楚，是数典忘祖了。于是我用另一角度探问：“你的外曾祖父知道是谁吗？”她立刻回答：“听说是李鸿章。”我说：“既然你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那么你的祖父决不是广东籍的张荫桓，而是直隶丰润籍的张佩纶，他并未曾遭刑戮，而且还是李鸿章的女婿。”这样，她总算有些领会，说要回家去问问她的姑母，看她怎么说。她家住在常德路愚园路转角的一座高楼公寓里，姑侄两人大概都是时装设计者。

张爱玲之所以“数典忘祖”，原因是上了曾孟朴《孽海花》小说的当，曾的这部历史小说是写真人真事的，他把人的姓名用谐声或同义的字更换一下，算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兼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两张都是《孽海花》书中重要人物，他把张荫桓字樵野的，改成庄焕英字小燕；张佩纶字幼樵的，改成庄佑培字仑樵。张爱玲对上代的知识虽不得于家庭，却得之于小说，她对《孽海花》这样的名著一定是看过的，对两张名字中的“樵”字和“纶”字，实在难以搞得清楚，于是长时期成了“数典忘祖”的人，这也无可归过于她。

《新民晚报》读者众多，辐射面很广。此文见报后，便因其中几处令人诧异的提法，遭张爱玲在沪亲友的质疑。很快，张的姑父李开第找到他在九三学社的同事黄伟民，于《环球文学》杂志一九九年第一期发表《张爱玲的身世与生平》（发表时作者误作“王惠民”），对周劭文中所述张爱玲“幼年侨居海外”、“认祖”等多事，分别辩诬。今天，普通的“张迷”也都知道，张爱玲幼年在国内生活，只是后来去香港读了三年大学。至于“张爱玲认祖”，黄文亦举证：

张爱玲长期和她姑母生活在一起，她（原误“他”—引者注）姑母藏有张佩纶的十五卷《涧于（原误“子”—引者注）集》，张爱玲自然很清楚自己的身世，怎么会有疑问呢？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起，张爱玲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在台湾《皇冠》杂志分三期刊载，旋由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文汇读书周报》部分转载，其中有：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条独家新闻似的，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是哪个佩？哪个纶？”“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此处“弟弟”，即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敏感的读者应能发现，这段文字也恰是对前述周劭文章的反驳：张爱玲早在圣玛利亚女中住读时即从弟弟口中知晓了祖父的名讳，而此时最晚也在她和周黎庵晤谈之前几年。张子静的回忆（《我的姊姊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更为详细：

我听到父亲和朋友闲聊《孽海花》，就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三集出版之后。那年我已经十岁，才知道我祖父叫张佩纶，外曾祖父叫李鸿章。后来我就把《孽海花》找来看，从人名索引里知道“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威毅伯”就是影射李鸿章。姊姊放假回到家，我立刻把这本书拿给她看，她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对于我第三祖母（李鸿章的女儿）嫁给我祖父的那段轶事，尤其好奇，一直缠着我父亲追根问底。

经两度澄清，事情似应告一段落，但争议远未停息。不难猜想，由于此事是周劭的亲历并印象深刻，所以之后他仍不依不饶，继续老调重弹。

一九九五年周另撰《晚清奇才张荫桓》，一九九六年再撰《尴尬奇才唐景崧》，分别刊于《文汇读书周报》，依旧咬定张爱玲错认祖父。上述两文，结集于《文饭小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一管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类似的，还有先后刊于《文饭小品》和《葑溪寻梦》（古吴轩出版社1999年版）里的文章：《魂兮归来，张爱玲！》。

影响所及，其他学者也随声附和。

唐振常说：“周劭先生有文章谈张荫桓（文见《文汇读书周报》），言及张爱玲曾误以荫桓为她的祖父，周纠之。这真是数典忘祖。”（《张佩纶徒事空谈》，载1995年9月27日《新民晚报》）

金性尧道：“由于她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所以她会把张佩纶（字幼樵）和张荫桓（字樵野）误混为一人。”（《关于张佩纶》，载1995年10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

韩石山亦认定：“直到二十多岁，张爱玲还以为她的祖父是南海张荫桓，而不知是丰润张佩纶（字幼樵），还是一次谈话中，周黎庵先生（现名周劭）帮她纠正过来的。”（《也谈张爱玲与胡适》，载1998年9月26日《文汇读书周报》）

直到二七年，李福眠著《疏叶陈林》（山东画报出版社），尚有一文：《周黎庵〈张爱玲“数典忘祖”〉教我淘得〈涧于日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平心而论，关于张爱玲祖父是谁，看似简单，但早年间信息不发达，远非今日之唾手易得。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版《张爱玲文集》所附《传略》提及张的祖父是张佩伦（原文如此—引者注）。在一九九七年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出版前，别说普通读者未必知晓，就连一些研究者也并不了然。

例如，台湾学者水晶的《读张爱玲新作有感》道：

她的祖父—猜想是张之洞，或者李鸿章；如果系后者，严格说来，应该是外祖父……她家中在父系这一边，想必和安徽人的关系很深。（发表于1968年，引自《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而上海的随笔作家素素不知受谁误导，在文章《来易来，去难去》中竟称：

张爱玲的祖父张荫恒。（原文如此—引者注，引自《就做一个红粉知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鉴于争议双方的说法都系于多年后的回忆，而回忆录之类，局限性极大，如不借助日记或客观史料，不可尽信。争执的两端，一是文史大家，一为著名作家，谁更可信呢？

好在几经查检，找到周氏早在一九四三年即发表的类似文章。仔细对照，却与几十年后的版本存在显著差异：

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报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晚清政局粤人而张姓者，舍张樵野侍郎荫桓无他人，即《孽海花》中庄小燕（焕英）。侍郎为清季外交界出之人物，出身佐贰，扬历八座，虽严谴新疆，卒致祸戮，然其人才学，实出侪辈，盖绍通中西文化，侍郎之力居多。张女士返自天南，又夙攻西学，遂信侍郎继起有人，不知南辕北辙，相去竟不可以道里计也。

既而某小姐介张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云。余大疑，南海侍郎于《孽海花》中初无恋爱事迹可稽，有之，其唯丰润。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

女士求学于香港大学，战后方来沪，其母则与父仳离，近方浪迹南洋，不通音讯，女士与姑居于沪，仅恃鬻文自存云。

女士又言，其姑盖即丰润仅存之女，颇悉丰润合肥两家故事，思与能知天宝故事者一谈，亟盼余过其所居。而余尘事鞅掌，竟未一践夙诺，颇为恨事……（周黎庵：《〈孽海花〉人物世家》，《古今》1943年37期）

引文开头“近顷”二字十分关键，表示事情刚发生不久，发生记忆差错的概率极低。

显然，误认张爱玲是南海人的，乃《万象》创办人平襟亚。先误信张爱玲是南海人，进而推断张爱玲祖父即南海张樵野的，不是别人正是周先生自己。

对话中，张爱玲自谓祖父母在《孽海花》里有一段爱情史，祖父是河北人，祖母是李鸿章之女，在在表明她在对话前早已认知祖父是小说第五回里的“丰润庄仑樵”。谈话的结果对于周氏，是打消了他先前的误解。同时张爱玲还邀其与姑姑再晤，以进一步明晰张佩纶与李鸿章两家的往事。

可叹造化弄人，几十年后，调皮的记忆女神Mnemosyne的灵光一闪，却让整件事奇妙地颠倒过来：晚年的周氏显然错得离谱。

虽说张爱玲不至于答错“祖父是谁”的简单问题，但具体到“祖父做过什么事”，她小时候倒真的是相当“茫然”的。其例证，见于张的多次自述，尤其集中于《忆胡适之》：

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时候我姑姑还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问：“怎么想起来问这些？”因为不应当跟小孩子们讲这些话，不民主。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马上记得，一归入正史就毫无印象。（《张看》，皇冠出版社1976年版）

原来，由于父亲不耐烦，姑姑认为不民主，自己年幼看不明白线装书，又矜持不想问老师，这种种原因导致幼年张爱玲的印象里，只剩野史里的“假爷爷”，不见正史中的“真祖父”。小说毕竟虚诞不实，因此长大后当旁人问及，她便谈不出更多的，只有茫然以对了。

很久以后，关于祖父和家世，张爱玲的认知也未显著增加，如《对照记》中她写道：

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岮，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这一叙述并不准确。张家发迹，起于佩纶之父印塘。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已官居安徽按察使，并与李鸿章交厚，“曾共患难”。而确如张爱玲所评“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家世》中的记述详尽而准确。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在于他握有祖父的《涧于日记》、《涧于集》等第一手材料，而这些却是张爱玲年幼时读不明白，以后身在海外又难以企及的。

—不过，“身世茫然”与“认他人作祖父”能相提并论么？

至于平襟亚何以会误认张爱玲是南海人呢？试举一例：

民国初年，刘体智著《异辞录》刊印于世。书中《讥张佩纶三联》中第二联：

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此据中华书局1988年版）

此处的“南海”显非南海张荫桓，而指代主持福建马尾对法海战的张佩纶，为与“北洋”李鸿章对举，才作此别扭称呼。当时，这些对联很可能四处传布，如若轻率失察，会不会由此误人？

张爱玲语录【第三篇】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广播作品的欣赏水平也提高了，这对广播节目制作人员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借助两个广播技术质量奖（金鹿奖）作品，探讨广播语言录制、音乐和音效的使用设计等内容。

关键词：

广播；节目录制；音效；音乐；声音设计

广播节目是一种纯声音节目，声音是广播最为鲜明的特点。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声音，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最近几年，六安广播电视台创作的许多广播作品在全省评比中屡获佳绩。广播作品的制作，不仅仅是语言和音乐的拼凑，而且是通过对实际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再次创作。

一、录制前的准备

为了确保录制出满意的效果，除了音源好之外，更重要的是有符合声学设计的录音棚和优良的拾音设备。首先，根据节目内容和要求选择符合声学特性的拾音设备。其次，安排主播人员的位置，确定拾音设备摆放的位置。再次，如果主播人员与话筒距离较大时，考虑到空气吸收特性，会有一部分的高频衰减。为了弥补这部分的损失，尽量使用带有高频提升的拾音设备。当然后期处理也可以。此外，监听设备是录音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帮助录音师正确评价节目录音质量的一个重要设备。监听设备能如实放大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也放大作品中的每一个细小的缺陷，方便录音师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语言录制和人声的设计

在语言录制的过程中，拾音设备是最关键的一关。每个人之间的频率差别很大，我台在录制节目时采用的是电容话筒AKGC3000B，它的特性是灵敏度高、噪声小、频响好、失真小。从声学设计来看，语言录音中对混响声有一定的要求。拾音距离最好在混响的半径以内，约25cm，当然具体情况还要根据录音棚的位置来分析、调整。混响时间长，调整距离近一点；混响时间短，调整距离远一点。在实际录音时，演播人员发音时的位置应该和话筒在一条中心线上，这个时候的话筒频响效果最佳。在录音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一些“砰砰”的爆破音，这就是所谓的“近讲效应”。此时可以采用带有低音衰减开关的指向性话筒来进行低频衰减，或者使用调音台的均衡器进行低频衰减。广播作品主要是用声音来表现的。因此，在录制一部作品时，为了能让听众产生共鸣，就必须对人声的音色和音调处理得有层次，速度、节奏和音量都要有不同的变化。这就对演播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根据节目内容选择不同的演播人员。同时也需要富有感染力的音乐和音效来增加作品的情感色彩。以我台制作的广播语言节目《至爱》为例，依据故事内容，人声的音色定位于以情感为主、厚实和传统。作品在播音上以一个人解说为主，7个场景是两人或者多人一起演播。故事里女主角的内容较多，包括内心独白、角色扮演、旁白等。在整个节目录制中，我们为了区分开来，就以语速和音色的变化来展现。为了让作品内容更具有可听性，我们在设计上把7个场景演播穿插在整个作品故事内容的中间。其中，第2个是现实生活中男女主角在一起散步的场景，为了体现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使用的是两个人对播的手法。第3个是聚会初次见面的场景，为了体现两个人初次相遇的羞涩和两个人相互爱慕之情，此时采用了对播和独白的方式。两个场景的过渡是通过音乐来完成的

三、音乐的设计

广播节目虽然能给人更多想象的空间，但是表达的手法却很有限，所以广播节目需要精美的语言和恰当的音乐来丰富。音乐能使录制的节目产生更多层次和色彩。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情绪所表现的氛围。氛围的营造要靠声音、音乐和音效的运用。为营造整个广播作品所展现的氛围，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往往在作品的高潮部分运用音乐来烘托，配乐的基调决定了作品的基调。如充满热情和正能量的配乐，适合用在广播专题类节目中；温馨而浪漫的音乐，适合用在综艺类节目中。在我台创作的语言节目《芳华绝代张爱玲》中，为了让听众更加了解张爱玲和她的小说，首先用音乐把听众带回到那个旧上海的时代，用的就是一首《天涯歌女》的节选。这首歌曲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而且张爱玲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社会背景下。这首歌曲同时也奠定了这个作品的基调。为了展现效果，还穿插了一些电影原声。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爱情故事，制作时为了能恰到好处地突出故事情节，我们最终选择用音乐来表现。一首舒缓的歌曲《知道不知道》的节选放在故事的开头，把听众带入一个唯美的画面中。然后，由演播人员慢慢解说这个爱情故事。这样的设计很好地渲染了气氛，很自然地让听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四、音效的设计

把生活中的声音都运用到广播节目中来，同时加以艺术化处理，既能形成一种气氛来渲染人物的情绪，也可以作为场景的表现形式，让听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于场景的还原，音效的有机运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至爱》作品中，为了使这个广播故事能有强烈的吸引力，故事开头就用了很多音效的组合来展现交通事故场景，引领听众走进这个故事中。先是表现汽车声，利用立体声的效果，由远及近，声音由大到小。同时雨滴声、哨子声、走路声和车辆的声音，由大到小地展现在听众面前，然后一个急促的车辆撞击的声音，紧接着出现救护车的声音，这些声音的有机结合就制造出了整个交通事故场景，扣人心弦。这样的音效运用增加了广播故事节目的感染力。

五、结语

张爱玲语录【第四篇】

在美国访学快一年了，才知道加州伯克利大学还曾经驻足过一位非著名女学者——张爱玲。张爱玲虽然少年得志，说出“成名要趁早”的豪言，但真正蜚声国际，离不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至少挖掘出现代小说史上三位巨匠：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酒香也怕巷子深，好小说家也需要好评论家，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张爱玲。夏教授对赴美的张爱玲的帮助也是不遗余力的，帮她作序、写评论、写推荐信，乃至租房子、找工作……

张爱玲来到伯克利也是受益于夏，经过夏引荐，1969年丧偶而潦倒的张爱玲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任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这也是我做访问学者的研究机构。让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作家撰写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显然是明珠暗投，结果可想而知。据夏志清在张爱玲给他信的按语中说，“这封长信是爱玲两年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报告，也可以说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据说张爱玲在柏克莱期间的写作兴趣，是放在《红楼梦》考证上，因为她有机会在大学图书馆看到脂本《红楼梦》。不难想象出这幅图景，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席卷神州，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一个寂寥孤清的身影埋首于故纸堆里，醉心于自己的红楼梦世界，隔绝于窗外万丈红尘的喧嚣。

其实，张爱玲不乏洞察力，文学家的时代敏锐性往往高于学者，例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对极权主义的刻画没有哪个学者的论文堪与比肩。从这一点来看，张爱玲可以说是一个先知。看过张爱玲自传体电影《滚滚红尘》的都知道，她1949年留在了上海，1950年还参加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两个月，可是林妹妹无法爱上焦大，鸳鸯蝴蝶派的妙笔也无法写出《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那种大气磅礴的“歌德”式作品。张爱玲观察到的是中农民内心的恐惧和压抑，以至于离开大陆之后，在香港创作出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深入刻画了极权体制和有组织暴力渗入乡村社会之后农民个体的生活和命运，为那个时代做了不同于众的记录和背书。

一个敏感而聪明的人注定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张爱玲在1944年到1947年如日中天之际却和有妇之夫的汪伪汉奸胡兰成进行了三年轰轰烈烈的恋爱，爱得很惨烈，她送给胡兰成照片背面写着那句著名的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胡兰成回报她的是不停的另觅新欢，还连累她差点背上文化汉奸的污名。1955年，张爱玲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来到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遇到了第二任丈夫、65岁的落拓作家赖雅。两人相依为命，赖雅年老多病，中风多次，瘫痪在床，张爱玲不得不从名门闺秀变成了食人间烟火的家庭主妇。

张爱玲语录【第五篇】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生存状态 生命价值

张爱玲是享誉海内外，并曾被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为除曹雪芹外无出其右的“大作家”。这样的界定是否妥当，文学史家们自会去讨论、辨析。不过，张爱玲的确是非常有特色的文化人。那么，张爱玲怎样认识和把握自身（女性），自然对笔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在生活和工作中，此类问题也时常对笔者有所困扰笔者窃以为：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及认识和把握环境――含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是人生的两大课题。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和对人生的探讨，所以笔者不揣浅陋，以蠡测海――因为笔者毕竟是个文学的“门外女”，试图在本文中，对张爱玲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命价值作初步的梳理和探析，以资借鉴、或“几供景行”（鲁迅语），并就教于方家。

正如历史对现实的发展具有贯力和载荷力双重作用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更新同样具有推动和滞留的双重作用。更有，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地漫长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结构形态的超常稳定，辅之以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结构的超常稳定。这两个“超常稳定”决定了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所起的“载荷力”和“滞留”的作用是何等的沉重：中国近代史的惨痛事实鲜明而突出地证明了其“沉重”的程度。在此背景下，现代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其艰难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女性的生存状态

本文所说：“女性的生存状态”并不完全指张爱玲的生存状态，而是指张爱玲对她所处时代的女性（含外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所作的梳理、评判、并进而探析其中的文化内涵。

张爱玲对其所处时代的中外女性是非常留心的，这完全符合体验型、情绪型、自传型女性作家的创作心理特征的（庐隐、白薇、淦女士、苏青、萧红、丁玲等莫不如此，当然她们也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张爱玲关注女性的角度大概是一般人也想象不到的――女性的名字（张爱玲从小看人看事就有一种奇异的眼光）。她认为“名字”代表一种“需要”、“缺乏”和期盼、取名是一种“小规模的创造”;并幻想今后是否会出现“名字”数字化（“数字化”这是我们现在电视和平面媒体出现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词汇之一）的“符号运动”;她还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比较中外“取名”不同的内涵，从中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中外不同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有深遂的洞察和见解。文中眼光的特别，语言的活泼和文气的老到让人惊诧。

从宏观上来讲，中国传统文化的“载荷力”（负面因素）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的“滞留”作用是相当沉重的，但影响到每个当事人的具体情形又是完全不同的。

张爱玲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梳理涉及到很多方面、内容很丰富，罗列起来有如下方面：

1.女性的形态美、服饰美（《更衣记》、《谈女人》）;

2.男女“真正动了感情”的不同特征（《谈女人》）;

3.女人爱“说谎”的习气（《谈女人》）;

4.女人“认错难”的心理特点（《谈女人》）;

5.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的悲怆（《有女同车》）;

6.男女“调情”的不同心理特点（《谈女人》）;

7.男女“求婚”的不同“权力” （《谈女人》）;

8.如何看待“男性化的女人”（《我看苏青》）;

9.怎样看待职业女性和“使男性异化”的女权（《苏青、张爱玲对谈录》）;

10.女性择偶的年龄标准（《苏青、张爱玲对谈录》）等等。

从以上张爱玲对所处时代中外女性生存状态的梳理和评判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笔者窃以为，她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现代的眼光、炙热的情怀倾诉了她对女性生存状态、女性生命价值的关注。这种内涵的女性意识表明：张爱玲的价值观已处于时代的制高点上，或者说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给人的启示是意味深长的（笔者进而以为：如何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念是人生又一大课题。其思路是，应以世界上几个起杠杆作用的大国的价值走向综合权衡――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国情――为标准，始终使自己站在正确价值观的时代最前沿）。

二。女性的生命价值

这里所说：“女性的生命价值”侧重于探讨张爱玲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和实践及其中所包蕴的文化内涵。

张爱玲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和实践反映在问题的两个方面：认识和把握环境以及认识和把握自己的能力问题，也经历了感性体悟和理性思考两个阶段。

小时候，由于家庭的压抑和摧残，她对自己和人生感到十分迷茫，“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不解这人生的谜”，并忧虑着“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迟暮》）进入香港大学就读以后，她这种迷茫态度有些正面的变化，在《天才梦》中（发于香港的《亚风》杂志）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说明她觉得生活是可以期待的“有了梦想，就有了未来”，这是第一阶段。

香港炮火的洗礼，又一次经历了生死诀别（第一次是1937年夏天，父亲曾将张爱玲“软禁”在家，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并曾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的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又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靠卖文为生）。在“理性需求”和“生计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张爱玲成功地走上了职业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以后，张爱玲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理解“达到对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类文明的本体意义的形而上关注”的高度了，这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张爱玲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实践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具体反映在她的言论和行动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父辈”（含祖父母、父母亲等）的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包括文学创作中的描写）;

2.对自己生存条件（换言之，生存能力）进行了定位和选择；

3.对自己生存方式进行了设计和实践，具体体现在她的所谓“食之欲”（饮食上的嗜好）、“穿之欲”（衣着上的审美和实践）、“眼之欲”（遇上自己喜欢的电影连看两场）和“名之欲”等行为规范上；

4.所谓“名之欲”，笔者理解：是张爱玲生命价值追求的核心部分，其中内涵包括她的功名思想、义利观和死亡意识等。熟悉鲁迅的读者都知道：尽管在很多方面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持否定态度，但在个人生命价值追求上，其文化内涵却是传统文化儒、墨文化的重义轻利论和义利兼顾论（这是通过将鲁迅的价值追求与儒、道、佛、墨等价值观比较后的结论）原因是否因为鲁迅说过：真正的“明哲之士”对中外思想文化应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样的话。仔细辨析，张爱玲生命价值追求的核心部分的文化内涵和鲁迅一样，都接近儒、墨两家的价值观。他们的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证明了鲁迅和张爱玲就是真正的“明哲之士”。这是笔者理解的牵强？还确实是“事出有因”（中国理解乌克兰危机用语），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思考。

纵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然而，她们却上演着各自不同的悲剧。她们不寻求独立自主的生存状态，没有体现生命的价值，张爱玲通过对一些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心理进行细致深刻的描绘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向社会传递：“关注女性、解放人性”的信号，由此告诫所有的女性必须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方希望。现代女性意识的内涵应该是“自信、自尊、自立、自强”。

参考文献

1.张爱玲：《私语》、《张爱玲文集》四卷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01页。

2.《孟子・滕文公下》、《四书五经》.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版51页。

3.《孟子・告子上》、《四书五经》.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版65页。

4.《礼记・昏义》、《四书五经》.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版337页。

5.谢凌岚：《荒凉中的人生诱惑》.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