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论文范例最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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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论文【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转贴于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转贴于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转贴于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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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评论；新闻评论特性

要想讨论新闻评论的特性，我们首先要知道新闻评论的定义，了解什么是新闻评论。

关于新闻评论的定义，传播学界一直没有统一过，呈各抒己见的样态。恩格斯说过：“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但是，了解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找出其中的差异，我以为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新闻评论的特性。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认为：“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

时代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当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之后，我们是否可对新闻评论作一番新的定义或者说诠释：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

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定义是从两个方面界定的，首先，从新闻评论的内涵着眼，即新闻评论与其他新闻形式的区别、它的生产过程、它的内容要求等；其次，是从新闻评论的外延指示，即指出新闻评论在当今时代有哪些表现形式和传媒形式。内涵和外延是相互联系，共为一体的。

对于这个定义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方面、关于传者与大众传媒。在这里传者与作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一位现代传播者，不可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需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学习和接受广博的知识与信息，同时他还需要掌握和了解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只有这样，他的生产产品才能做到“适销对路”。同时我特别提到“借用大众传播工具”，这是因为，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意见，但这些私下议论是不能算做新闻评论的。只有那些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意见（通过一定的文字、声音、音像等信息符号表现）才算得上是我们所研究的新闻评论。这是当今传媒时代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新闻评论是一种传者意愿的直接表达，或代表传媒单位，或是代表传者个人，他的所文所言，都是一种有形意见的表达：反对什么、批评什么，赞成什么、表扬什么，都是主观反映于客观的一种直接的真实的思想表白。它比消息报道更深刻，更理性，因而也更能打动人说服人。

新闻评论必须依赖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或现象，它有别于小说家的创作和理论家的演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和现象是第一性的，新闻评论是第二性的，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思想反映。新闻评论的写作不能同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它不能杜撰事实，也不能夸大或缩小事实，丁是丁，卯是卯，在新闻评论依赖的事实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同时，它也不是理论家纯粹的逻辑演绎和推理，仅仅研究和传播一种理论。新闻评论需要有理论作支撑，但是，它必须反映事实反映时代，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为依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这是新闻评论有别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所在。

学术界对于新闻评论的理解，因受着时代的影响，因受着自身工作媒体的限制，因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产生差异是很自然的事。所谓新闻评论的特性，实际上就是要找出它与其他新闻形式的本质属性上的区别或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一般的广泛的表现形式来讲，而不能只讲刊登在党委机关报上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特性；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论题的广泛性来讲，而不能只举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评论员文章。已经出版的许多新闻评论的著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更应该取名为“党报社论、评论学”，因为，它们主要是针对党报的评论而论述的，对于其他媒体，特别是大众评论谈及较少。而本文要强调的却是十分广泛的新闻评论，它既包括党报的社论也包括其他媒体的评论，既包括代表媒体的评论，也包括大众参与的个体评论。于是，新闻评论的特性也由此产生。

在这些特性中，我以为有两点是不能作为新闻评论的一般特性的，一是政治性，一是指导性。

关于政治性。把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产物。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提新闻评论的政治性，我以为是不妥当的。现在的评论不仅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世界大家庭的行列，民众的议题涉及越来越广泛，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学习、生活等议题需要评论。在这些评论文章里是很少或完全没有政治性的。

关于指导性。首先在这里“指导”是一个动词，不能用来定义特性。但是新闻评论确实具有指导舆论的作用。对于一般出现的新闻评论，我更倾向于称之为指导舆论的有益性。

当然，对于党报和主流媒体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来说，还是要强调政治性和指导性的，这也是不容不得置疑的。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政治时政热点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国际热点 理论学习 教学模式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基金项目华南理工大学2009年教研项目（项目编号：Y1090270）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3-0090-02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简称“当代”）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学术畛域和教育价值。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就重点提到，在大学的政治理论课中“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情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应能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和战略思考国际形势的水平，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需要有认识和解释世界的“理论基础”和“世界眼光”。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中更是强调，要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研究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密切关注国际大事，及时准确把握动态，不断增强教育教学的实效性。这些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其教学中，既要承担正确引导学生关注和解读国际问题的任务，又要积极培育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解释国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探讨国际问题评析与基本理论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定将裨益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一、国际热点与《当代》课程理论学习的相关性

大学教学的内容、方法及其模式，有其独特的内涵和要求。对容量大而课时有限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教学来说，选择恰当的切入点和有效的教学手段十分关键。通过国际热点探讨从而习得相关理论是十分有效的途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所谓“热点”，现代汉语词典是如下界定的，即“指某时期引人注目的地方或问题。”[1] 当然，就“国际热点”而言，就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引人注目的问题或存在引人注目的地方。

作为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它之所以能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热点频发是吸引学生选择《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理论学习的主要动因。在近三年的授课中，仅就学生选课原因的调查中，87%以上的学生认为选择该课程缘于对频发的国际热点问题解读的理论诉求。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国际热点对我国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多多少少受到国际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利比亚局势动荡和石油价格飚升等。对国际热点的关注不再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和决策者们的专属领域，它已成为寻常百姓的关注热焦点。如有人统计，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小品中不同程度地渗入了国际问题的用语。人们利用国际关系术语评述国内事件和人际关系，足以印证国际热点对人们生活与思维的影响。[2]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他国经贸交流的扩大和密切化，信息获取途径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国际热点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国际问题研究正成为“显学”。[3]但是，相对于西方相关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分析理论的影响相对式微。因此，对我国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知识群体来说，探讨和推广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国际热点问题分析教学模式定有深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具有以下学科特点：一是现实性强。主要涉及的是当代的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二是课程的理论性强。通过课程的学习，探讨国际问题的共性和差异性，表象及深层原因，对国际问题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做出一些合理预测，并进而揭示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三是综合性强。不仅包括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诸学科，还涉及历史、哲学、地理、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四是政策性强。即国际热点问题涉及到各国的对外政策，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不能回避也不能信口开河，需要根据事实和材料来分析，根据某一问题涉及到的有关方面的态度来判断，根据某一问题的历史发展来预测。[4]对国际热点的解读，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而且需要很强的理论功底和政治素养，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门主要以培养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分析能力的重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因此，国际热点问题评析是促动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分析理论和方法传播的动力和有效手段之一。正是基于此，无论是“98方案”还是“05方案”，都把这门课程列为大学生要了解和学习的课程之一。但面临的挑战是，在西方相关理论占强势的今天，如何在大学生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分析的基本理念，这不仅是知识积累和理论跟进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教学模式和方法创新的问题。

时事政治论文【第四篇】

期待学生写出高质量的小论文，教师和学生单纯着眼于“落笔”阶段是不够的。小论文的撰写，应该以课程标准为统领，系统地贯穿于日常教学的方方面面中，否则，突击布置小论文作业，学生是无所适从的，也很难一下子写出高质量的文章。以下以课程标准为指导，我结合几年来在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实践，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时政教育与教材内容相结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潜能。高中生普遍对课堂所提到的时事政治感兴趣，课程标准也指出，课堂教学要与“与时事政策教育相互补充”,现在教材的内容都很重视生活化，坚持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时事政策教学和实例教学，因而教师选择教学内容要突出时政性，培养学生关注时政的态度，提高学生分析时政的能力。学生投身于时政学习，往往热情高涨，感到政治课的原理离他们并不遥远，从而增强了写小论文的信心。如果平时在课堂上教师不注意引入时政案例，学生因知识面过窄，缺乏社会生活的积累，写小论文时就会手足无措，或者出于交差了事，或者难以写好。课堂与时政教育相互补充，一方面为将来小论文积累素材，另一方面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二、在阅读评论中增强学生写作信心：时政评论与常规教学相结合

经过上一环节后，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时政的关注有了进一步的增强，愿意就热点问题口头谈谈自己的看法，但若诉诸文字，他们则会普遍对如何撰写政治小论文感到陌生，甚至有畏难情绪。这时，有必要指导他们阅读含有政治小论文元素的文章资源。正如课程标准指出的那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各类社会科学，以及时事政治等方面的报刊、书籍、图片、录音、录像、影视作品等，也是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资源”。

“课程资源不会自动进入教学领域，需要能动地去寻找、认识、选择和运用”。教师平常应注意收集与学生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生动有趣、短小精悍的时政评论，在全班面前介绍，指出其中的作者观点、论证方式、文章结构、语言特色等，让学生熟悉别人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可取之处在哪里，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哪里，并且张贴出来让感兴趣的学生阅读。这样，既能揭开像时政类评论等政治论文的神秘面纱，消除学生对小论文的陌生感，又能拓展学生阅读的视野。推荐学生阅读评论，向他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政治小论文的写作并不是高深莫测、可望而不可及的难事，只要你留心观察、开动脑筋、勇于尝试，就能写出独具特色的政治小论文。

三、在综合探究中提炼学生朴素观点：社会现实与课本理论相结合

陶行知先生曾经表示，“我们要极力地锻炼学生，使他们得到观察、知疑、假设、实证、推想、会通、分析――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源泉”。课程标准指出，“本课程要引领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应用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如今的高中课堂，都开设有综合探究课，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各施所长，或形成课件，或形成提纲，或形成手抄报等。在这里学生运用所学认识社会现象、适应社会规范、融入社会圈子，探索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学习潜能得到了很大的发挥。教师应关注学生提到的初步观点，引导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将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及时给予分析、评价，在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中碰撞出思维火花，使其在将来的政治小论文写作中得到进一步的明晰和成熟。

四、在论文写作中规范学生严谨撰写：学生主动与教师主导相结合

课程标准明确提到：“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要恰当运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努力把基本观点、原理融入生活题材之中。”没有得到实践支撑的理论是苍白的，没有得到运用的知识是空泛的。学生参与课堂学习、阅读评论、综合探究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内化为自身的技能并在实际中加以运用。而撰写政治小论文就能很好地巩固并提升学生的这种能力。在撰写的整个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学生的主动地位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学生应遵循确定主题、收集资料、精心起草、反复修改、形成定稿的步骤展开，教师应坚持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条理清晰、语言通顺的标准加以指导。

时政新闻论文【第五篇】

[关键词]政治视野 新闻网站 传播功能

一、政治环境下的中西新闻网站的发展状况

1．中国新闻网站――生于党报土壤，以政治宣传为养分，成长于新媒体传播环境中。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从一开始就诞生于政治的土壤之中，各种新闻媒介应政治宣传的需要发展。传统媒体，尤其是以中央党报为核心的新闻网站带有的政治性尤为明显，其政策规划、政治目标等功能一直被传承、沿袭和发展。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一批综合实力强、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新闻网站，争取其中一到两家重点新闻网站进入世界前列”。[1]全国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试点工作是2009年10月启动的。运用上市融资等经济手段，增强重点新闻网站综合实力，探索既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又符合互联网传播特点，既保证导向正确又富有活力的重点新闻网站发展道路，为下一步改革积累经验。[2]

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新闻网站的发展如虎添翼，1987年5月，专门面向在外留学人员的《神州学人》杂志在北京诞生，1995年1月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教育部又率先利用国际互联网的先进传播手段，领导创办了主要面向留学人员的“神州学人电子周刊”，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中文网络新闻媒体。自此之后，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抢滩网络，创办自己的新闻网站，1997年1月1日，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建设的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上信息交互平台《人民网》成立，2000年3月，新华社主办的新华通讯社网站更名为《新华网》，真正开始了新闻网站的综合拓展式发展，还有凤凰新媒体于2006年在原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凤凰周刊》基础上重组崭新的《凤凰网》。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国内的大部分新闻网站都开展了综合网络服务平台，而不再是单一的新闻信息，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功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悄无声息到被世界关注，政治体制与政策法规等因素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各个媒体网站就像这张网上缀满的珍珠，彼此连接，台网互动，报网联合，构成了如今国内新闻媒体的骨骼与血肉。

2．西方新闻网站以传统媒体为舞台，资本集聚为幕布，上演现代传媒商业竞争大戏：17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同时也带来了政治体制、社会阶层、大众文化等等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世界从此走向了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道路，并且在新时期演绎着新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高度集中的垄断集团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新闻传媒。在绝对化市场经济主导的环境中，新闻网站从呱呱坠地那一刻开始就刻上了“资本”的烙印，众所周知的《圣何塞信使新闻报》的电子版，就是西方新闻网站的鼻祖，从1995年的“波士顿环球报网”到后来的“华盛顿邮报网”，随着这类新闻网站的兴起，这股“传统媒体创立新闻网站”的发展模式从美国的土地上迅速扩散开来，欧洲的主流媒体报刊也在原有纸媒的基础上，拓展自己在新媒体的一席之地，紧接着报刊上网的是广播电视上网，广播电视上网的时间稍微延后。广播电视新闻网站一经诞生，就开始倾向于从新闻内容开始延伸到更多资讯。

1994年德国之声开始在网上进行广播，并发展为后来的德国之声新闻网站，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电台在1999年创办了BBC中文新闻网站，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英国的《金融时报》早在10年前就意识到只有网络才能使新闻生产释放最大的能量，在报网互动上采取“网络+报纸”捆绑销售模式。[3]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西方的新闻网站还有商业公司创办的网站和公民网站，这两类网站都带有鲜明的政体环境特色，都是在高度集中的资本运行中，以营利为目的，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的新闻网站。从政治的层面上来说，新闻网站就是要为国家的宏观战略服务，美国也不例外。为了使互联网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使得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份额；为了网络媒体成为安全可靠的传播、宣传、商业工具，美国需要制定一个稳定可行的法律环境。在这些条件和目标的驱动下，美国选择了一个由政府的法律强制控制和由民众自我控制相结合的双重模式来管理新闻网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明确禁止国会通过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由于美国法律制度对公民言论表达的比较宽松，使得政府强制模式只能定位于有限的目标，而政府运用非强制性资源，鼓励以内容控制技术、道德自律和依据财产法的合同为基础的自我控制，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控制途径。[4]

二、政治视野中的中西新闻网站的传播功能

单纯就新闻传播的属性来看，中西在新闻网站的传播功能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政治体制环境下，这些相似的功能又带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下面以中国的《人民网》与美国的《纽约时报网》为例，以政治为视角，深入比较中西新闻网站的异同。

1．政治意图表达、政策方针宣传功能

2．人民议程设置与公众舆论引导功能

关于网络新闻传播政治功能的作用程度，比尔・盖茨曾经预言：电脑网络将对政治产生特别影响，电子邮件和网上论坛的出现，将使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人际政治交流变得轻而易举。在国内，新闻网站所更新强调的议题与大众话题基本一致，政府为了更好的为人民设置议程，常常是多种媒体形式齐头并进的“轰炸式”传播。在西方，政治人物设立网页，期待利用网络媒体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取得权力和经济方面的利益。不论是人民网还是纽约时报网都具有很强的舆论引导功能，不仅因为他们都是本国最为权威的新闻网站，有专业素质的新闻采编人员打造的新闻评论，消息报道。不同于传统的媒体的舆论引导形式，网络时代的舆论表面趋于分散，难以用同一个声音定性某种事物，但新闻网站的引导功能仍旧发挥着幕后推手的强大力量，人们在传播某些观点、意见信息的时候，还是常常依据权威媒体的褒贬态度来决定自己站在哪一边的。人民网的议程设置功能主要体现在它的官方信息上，为了让人们更好的“服从”这种政治传播，网站不仅仅提供报刊评论，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远近闻名的“强国论坛”“微博”等交互性社区工具来扩展议程的分层与阶梯性传播。

3．监督政府行为，塑造政府形象功能

无论政治体制如何，几乎每个国家的媒体都有监督政府的行为，现代社会的中国是自下而上的监督，人们在监督政府行为中占有很大的主动权，人们在使用新闻网站，阅读分享和评价新闻信息的同时，就是对政府行为的一个测量，当然，国家为了内部团结与安定，在新闻审查方面必须做到严肃认真，而不同于其他网站。在西方，国家政权是“三权分立”的，公共媒体在这种权力制衡监督模式下，在某些特殊时期，还会成为塑造政府形象的工具。例如美国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前一段时间和战争进行期间，美国的主要新闻网站每天都在滚动着诸如“伊拉克境内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尽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事实充满着矛盾，但政府常常采取某些措施来引导媒体的报道，使假设事件变成“事实”。[5]这种“工具中心主义”反映在新闻网站上，就是大幅度地为政治选举、对外战争等营造舆论阵地。

4．人民意愿传达，公众参与沟通功能

新闻网站在新媒体形态中最具“政治性”，因此，在自下而上的传达意愿时，新闻网站是最好的平台。在人民网上最能展现人民声音的板块当属强国论坛和强国社区，人们在政治经济等议程主题下展开充分的自由辩论，在强国博客中，网民们大多以“政治”话题为自己的博客标签，以达到源头取水，信息积聚的传播效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使得各种声音争相呼应，此起彼伏，信息不再是简单的1+1，而是几何数地在扩散和集纳新的信息，从而达到“政府会议”无法达到的效果。纽约时报网把The opinion pages 的页面放在首页主体部位的右首栏，各界人士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不同的观点，却很少看到有参评时政的文章。在美国GOOD网站的调查中发现经济是2010年最多美国人关心的话题。83%的美国人认为经济是他们首先考虑的议题，其次是就业问题，再次是恐怖主义问题。

5．国家形象展示，国际话语占有功能

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无形资产。[6]对于多种语言传播的新闻网站，肩负着一项重要的功能职责，就是国家形象的展示，和对国际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权威的新闻网站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在这里不仅可以解读大到国家发展战略小到胡同文化符号，还可以以网民的身份消除国籍参与社区信息的传播。在08年奥运期间，人民网以“全球视野、人民参与”为宗旨，突出国际合作和全民参与，及时、充分、全面地报道好奥运赛事，同时积极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民主、热情、和谐的国家形象，新闻网站利用“媒体事件”“本土特有”来塑造国家形象，以提升国家的国际声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都在挖空心思，使出浑身解数寻找重大媒介事件。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丰富的内涵中包括对议题的设置、对规则的制定，话语权甚至意味着使其他的表述和看法失去合法性。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加速发展的最好时期。新闻网站等媒介形式是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舆论工具，更应该积极配合“十二五”期间的国家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中国比，美国联合通讯社作为全球最大的通讯社之一，在全球有2万家媒体的订户，遍布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天有15亿人会接触到美联社新闻。每当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听到、看到的都是用美语传播的美国文化，很难想象如何能不被美国话语左右，必然导致美国的话语霸权地位。

中西方的政治文化观念不同，在对中西新闻网站进行比较中，一些基本观点已被世人所接受，诸如中国文化强调和谐统一，西方文化强调竞争分离；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等等。从统一与分离，义和利中我们就能清楚地感受到中西方在新闻网站政治性上的差异。[7]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新闻网站发展有着本国的特有的功能特色，不能盲目仿制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环境下的发展模式，但通过对其体制的调整、法律健全的借鉴，新闻网站将在不远的将来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新闻媒体不可忽略的传播力量。

注释：

[1] 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EB/OL].（2006- 9- 1 3）

[2]冯文礼：《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用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 08- 24

[3]王平、吴乐瑁：《国外知名报纸报网融合现状及启示》，《青年记者》

[4]王涵：《美国新闻网站的发展特点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

[5]何玉江：《从伊拉克战争看当代美国媒体管理战略》，《当代世界》

[6]丁园园：《互联网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新闻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