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歌汇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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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议论文作文【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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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举手之劳,不要计较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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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诗歌【第二篇】
论文摘要: 余光中先生以诗和散文成名,然而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翻译领域也颇有建树。不仅译介了大量英美文学作品,同时还发展成一套自己的译论。本文以他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论述为主线,阐述其主要译学思想,并通过分析他翻译的英美诗歌,看其翻译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及体现,以及对于后进译者的现实指导意义。
提到余光中,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那些家喻户晓、广为传诵的诗篇,还有那些气势雄浑、色彩瑰丽的散文。然而,余光中先生不仅是成功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还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的教学、创作、翻译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除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余光中也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其翻译范围广泛,包括诗歌、传记、小说、戏剧;产量颇丰,至今已出版翻译集十一种;并且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译学思想。
余光中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而译者要进行翻译的这种经验,已经有了文本,有其既定的内容和外貌,容不得译者擅自变更。然而,译者在将这种经验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时,在字词的选择、句子结构的安排、整体风格的把握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创作。他在谈自己译诗的经验时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因此,“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余光中,2002:34)。
在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最难,也最能体现译者水平。余光中以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兼具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功底,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凭借严谨的态度、醇厚的语言修养、天赋的艺术才能,他翻译的英美诗歌质量上乘,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本文拟从余光中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入手,分析其译学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和应用。
一、文学翻译需要“变通的艺术”
关于翻译,余光中有很多精辟的譬喻。“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余光中,2002:55)。既然如此,这种双方之间的妥协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巫师”应该如何用人话传达“神谕”,既要忠于神,又要让人听得懂?这就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变通之道”。在翻译中,究竟应该靠近源语多一点,还是靠近译入语多一点?应该“直译”多一点,还是“意译”多一点?这也是译界中争执得最多、最久的问题。余光中提出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比喻,并转化译文“生”与“烂”的问题。他说:“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他认为理想的译文,既不能生,也不必烂,够熟就好(金圣华,2006)。他说:“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如果遇到难以两全的时候,“只好就迳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2002:126)。
在一般的文学翻译中,要把握好这种“变通的艺术”已是不易。而诗歌,作为各种文学体裁中语言最精粹凝练、艺术技巧最丰富多样的一种,其翻译更是难上加难。中英两种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相距甚远,而在诗歌翻译中,既要传达原诗的思想内容,又要尽量贴近原诗的形式,更要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做到“诗美再现”,这种心智活动的过程,似乎比创作更加繁复。下面,我们将通过赏析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名诗《殉美》(I Died for Beauty)的两种译本,看余光中是如何以驾驭两种文字的深厚功力,在翻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翻译原则的。
原诗:I died for Beauty——but was scarce/Adjusted in the Tomb/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was lain/In an adjoining Room——//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For Beauty”,I replied——/“ And I——for truth——Themself are One——/We Brethren,are”,He said——//And so,as Kinsmen,met a Night——/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And covered up——our names.
余光中译:我为美死去,但是还不曾/安息在我的墓里/又有个为真理而死去的人/来躺在我的隔壁。//他悄悄地问我为何以身殉?/“为了美,”我说。/“而我为真理,两者不分家;/我们是兄弟两个。”//于是像亲戚在夜间相遇,/我们便隔墙谈天,/直到青苔爬到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遮掩。
张国海译:我为美而死了——但刚刚/安躺在坟墓里/便有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躺下/在我的隔壁——//他轻声地问起“我为何而死?”/“为了美”,我答曰——/“而我——为了真理——两者为一体——/我们是兄弟”,他说——//于是像亲戚,相遇在夜里——/我们隔墙谈天说地——/直到青苔爬上我们的双唇——/将我们的名字遮蔽。
狄金森的短诗,风格独特,以文字细腻、观察敏锐、意象突出著称。她的诗大都采取童歌(nursery rhymes)的形式,单数诗行为“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双数诗行为“抑扬格三音步”(iambic trimeter),形成独具特色的“四行体”(quatrain)。她的诗中多用破折号,是因为创作时常常思如泉涌,来不及标点,便以长划代之。她的创作打破了传统,句子常常不合文法,用韵也往往是邻韵(para-rhyme)。然而看似不合章法的创作手法,产生的却是清新隽永、灵气逼人的诗作。
从两段译诗的形式上来看,张译似乎是对原诗的绝对“忠实”,从字词的排列,到句子结构,甚至是标点符号,几乎都与原诗一一对应。然而,诗歌是一种最感人的文学形式,诗人运用的一切语言和艺术技巧,都是为了创造一种整体的效果,而诗歌的翻译,也要努力去再现这样一种效果。张译看似与原文形式一一对应,实则没有体现出原诗的节奏感,所选字词平庸,句子结构松散,未能再现原诗那种轻盈、空灵的美感。这其实正是对原诗的“不忠”。在余光中的翻译中,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以及结构的紧凑,所有破折号均省去,在尽可能贴近原诗形式的前提下,部分字词的位置作了必要的调整,以满足音韵、节奏上的需要。每一节中双数行押韵,单数行以“四顿”代“四音步”,双数行以“三顿”代“三音步”,较好地体现了原文格律上的特征。在用词上简洁凝练,“不曾”、“安息”、“以身殉”、“唇际”,这样的字句朴实又有诗意,句子结构紧凑而有节奏感,从整体上再现了狄金森的风格,使读者完全感受到女诗人对美与真的执着追求。读他的译诗时,似乎可以想象诗人的灵魂附着在译者身上,译者“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余光中,2002:177),达到了傅雷所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1984:80)之境界。
二、用优美地道的中文,做英汉文学翻译
既然文学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作,那么译者就算不是作家,也要有作家一般驾驭文字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英译汉中,就是要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能用地道、流畅、优美的中文来再现原作。
谈到中文的地道和优美,就不能不提到余光中先生对于中文西化趋势的关注。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谈到了对于目前中文发展趋势的忧虑。他指出,从新文化运动至今,阿拉文库一直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分为“善性西化”和“恶性西化”。“善性西化”可取,“恶性西化”则不可取。造成“恶性西化”的原因,一是读英文的直接作用,二是看翻译作品的间接影响。因此他认为,对于维护中文的简洁、优美,译者负有重大责任。
余光中认为,当今中文受到的严重污染,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公式化“翻译体”的泛滥。他举了大量实例来印证这种机械套用式的“翻译体”对中文的危害。例如,见“when”就“当”,见“and”就“和”,见“-ly”就“地”,见“if”就“如果”,还有遇到名词复数一律加“们”,不适当地套用被动语气,滥用代名词、介系词等。此外,目前中文的翻译和创作作品中,“的”字的使用可说是泛滥成灾,因此他特别提出著名的“的的不休”之说。英文形容词在词尾和语法组成上变化多端,而中文里全都交给“的”字去承担的话,则往往造成句子冗长繁杂,文意纠缠不清,失去了节奏和美感(余光中,2002:178)。
余光中不仅对公式化的“翻译体”进行讨伐,呼吁译界人士为维护中文的纯洁而努力,自己也身体力行,在翻译实践中为广大译者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下面就以他翻译的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首变体十四行诗《英伦:一八一九年》(England in 1819)为例,看他如何巧妙处理原诗中大量出现的形容词和定语从句,从而避免陷入“的的不休”的困局。
原诗:An old,mad,blind,despised,and dying king—/Princes,the dregs of their dull race,who flow/Through public scorn—mud from a muddy spring;/Rulers,who neither see,nor feel,nor know,/But leech-like to their fainting country cling,/Till they drop,blind in blood,without a blow;/A people starved and stabbed in the untilled field—/An army,which liberticide and prey/Makes as a two-edged sword to all who wield—/Golden and sanguine laws which tempt and slay—/Religion Christless,Godless—a book sealed;/A Senate—Time’s worst statute unrepealed—/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
译诗:又狂又盲,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王子王孙,愚蠢世系的剩渣残滓,/在国人腾笑下流过——污源的浊浆;/当朝当政,都无视,无情,更无知,/像水蛭一般吸牢在衰世的身上,/终会朦朦然带血落下,无须鞭笞;/百姓在荒地废田上被饿死,杀死——/摧残只有,且强掳横掠的军队/已沦为一把双刃剑,任挥者是谁;/法律则拜金而嗜血,诱民以死罪;/宗教无基督也无神——闭上了圣经;/更有上议院——不废千古的恶律——/从这些墓里,终会有光辉的巨灵/一跃而出,来照明这满天风雨。
原诗在语法结构上十分复杂,翻译难度相当大。全诗是一个完整的长句,前十二行是八个名词中心词构成的长长的主语,第十三行才出现了谓语“are graves”。这样庞大的结构在中文里是无法保持的,余光中在译诗中便化整为零,用一串的短句来对应。原诗中有六个作名词修饰语的定语从句,四个所有格形容词,九个动词分词,还有15个正规形容词,如果都用“的”来翻译,则一共要出现34个“的”字,这样的译诗会让读者读得万分吃力,诗歌简洁含蓄的美感荡然无存。以第一句为例,如果简单地译为“一位衰老的、疯狂的、瞎眼的、被人蔑视的、垂死的君王”,这样的中文就实在是太可怕,更谈不上什么诗性的语言了。余光中在翻译中省去了不定冠词“an”,将“君王”缩成“王”以直接搭配“老”字,再用一个“又……又……”的结构,将原来长达21字的句子缩短至13字,原来的六个“的”也只剩下了一个。结果经过余光中的巧妙处理,整首译诗中只出现了七个“的”字,全诗结构紧凑,语言流畅,诗意盎然,显示出余光中高超的中文水平和非凡的创作才能。
三、英美诗歌翻译中的格律问题
一般说来,作家而兼事翻译,难免会让译文受到自己创作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在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诗是相当感性的,译者自己的格调就更容易渗透到译文中去。余光中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又举出了“性格演员”与“千面人”这一对譬喻,来阐述对于诗歌翻译的见解。他说,如果译者在翻译各种风格的诗歌时都脱离不了自己的调调,那就只能算是个“性格演员”,演什么角色都摆脱不了自己的味道。而真正理想的译诗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余光中,2002:36)。
因此,他主张译诗应尽量注意原文的格式与音律之美,译文体裁以贴近原文为依归。凡是韵律诗译出来必然押韵,译自由诗则不然。译者必须细心领会和分辨不同诗人的风格,如爱伦·坡擅长头韵,佛洛斯特爱用单音节的前置词和副词,艾略特喜好复音节的名词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译者的风格笼罩原文(金圣华,2006)。
以下便以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名诗《大鸦》(The Raven)第七节的翻译为例,探讨余光中在诗歌翻译格律转换方面的技巧。
原诗:Open here I flung the shutter,when,with many a flirt and flutter,/In there stepped a stately Raven of the saintly days of yore,/Not the least obeisance made he;not a minute stopped or stayed he,/But,with mien of lord or lady,perched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 upon a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and sat,and nothing more.
译文:霍地我排开了百叶窗,忽然,以阵阵的拍翅与扑响,/一只庄严的大鸦踱进房来,那来自神圣的古代的大鸦。/他丝毫都不肯向我鞠躬,也不肯止步或驻足一分钟,/但是以贵族或贵妇的面容,在我房门的上端栖下——/在帕拉斯的半身像顶,正当我房门的上端,栖下——/栖止而坐定,更无其他。
这首《大鸦》 是爱伦·坡的代表性作品,是为怀念死去的情人丽诺(Lenore)而作。爱伦·坡特别注重诗歌的形式和韵律,这首诗也是格律严谨,节奏规整。余光中自己也在这首译诗的注释中说:“《大鸦》一诗,韵律至严,翻译最难。”(林以亮,1989:39)然而难虽难,却因难见巧,这首诗的翻译充分体现了余光中无与伦比的翻译和创作才华。全诗共十八节,每节六行,其中前五行为“扬抑格八音步”(trochaic octameter),第六行为“扬抑格四音步”(trochaic tetrameter)。译诗的前五行用八“顿”来对应原诗上的八个音节,第六行用四“顿”来对应原诗的四音节。全诗通押more韵(每节第二、四、五、六行),译诗中用“大鸦”、“栖下”和“其他”等来体现原诗中押more韵的句子。原诗每节第一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押韵,如此段中的“shutter”、“flutter”,第三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及第四行中间之字也押韵,如此段中的“he”,“he”,“lady”。译诗中分别用了“百叶窗”、“扑响”来对应“shutter”,“flutter”,用“鞠躬”、“分钟”、“面容”等词来对应“he”,“he”,“lady”。原诗中“头韵”(alliteration)运用极多,译诗中也将“flung”,“flirt”,“flutter”译为“排开”、“拍翅”、“扑响”,“stopped or stayed” 译为“止步或驻足”来加以体现。译诗不但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意义和精神,同时在语言形式上也努力再现了原诗的特征。余光中翻译的这首《大鸦》,可说是“形神兼备”的典范之作。
四、做文学翻译需要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对余光中翻译的《大鸦》作了专门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余光中的译文是“译得很好的诗”,“说明了译者对所译作品研究得深,加上他本人的诗才,结果出现了这样的译文”,“这种态度是值得别的诗歌译者学习的”(王佐良,1990)。
余光中对于翻译,一直抱持着学者的严谨态度。他翻译的英美诗歌都是译、注并行,翻译与解说兼备,在翻译之余,对原诗的内容、作者的生平及诗作的背景都详加剖析。如《大鸦》一诗,译文前的题解和注释就长达一页多。读者一边欣赏诗歌,一边增加了许多知识,对诗歌的理解也大有帮助。
余光中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兼具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方能出好的译作。他说:“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的体贴入微,还包括施语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同样必要的,是对于‘受语’的运用自如,还得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这第一个条件近于学者,而第二个条件便近于作家了。至于第三个条件,则是在一般常识之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有相当的熟悉,至少不能外行。这就更近于学者了。”(余光中,2002:172)而余光中本人正是兼具了作家与学者之长,所以翻译出的英美文学作品才会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平。
其实,关于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在余光中之前的其他翻译家,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例如,郭沫若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郭沫若,1984:22)茅盾也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是一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茅盾,1984:10)。而余光中则根据自己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透彻、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同时,余光中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是对“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这一说法最好的证明。
探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对于学翻译、做翻译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诚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有余光中先生那样的诗才与文采,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学习,了解一些创作的原理;通过阅读,加深自己的文学修养;通过练笔,使自己的文笔流畅。翻译工作者应如余先生所言严格要求自己,在态度上向学者靠近,虽不如学者之满腹经纶,却有学者之严谨态度;在文字功底上向作家靠近,虽不如作家之才华横溢,却有作家之驾驭文字的能力。翻译的最高境界应是译作读起来“像读原作一样”,译者只有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不断努力,才能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使自己翻译的作品能无限接近于这一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Ferguson,Margaret.,Mary Jo Salter,and Jon Stallworthy,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Z].4th York: & Company,1996.
[2]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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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以亮编选。美国诗选[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7]王佐良。汉语译者与美国诗风[J].读书,1990,(4).
[8]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高考议论文作文【第三篇】
记得不久以前,一位同学问过我一道性格测试题;如果选择吃得好和穿得好,你会选择哪个?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说穿得好"我的同学说我是一个不能理性对待问题的人,吃得好只是给自己吃,而穿得好是给别人看呀,我一想可不是吗?恍然大悟。这只是一道小题,并不能说明什么,可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们在认知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存在着不理性,也就是感情用事的情况。如果我们过于重感情而轻视了问题的实际情况,那么无疑好心也会办错事的。
如果我们面对问题是理性的,而不因心情感情影响,那么你一定会成功的。有这样一首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诗是中唐诗人张继所作。当时的张继也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学子,他受到家里的**和朋友帮助学有所成迸京赶考,想以此成功实现心申的理想和报答家人朋友。可天公就是不做美,张继的第三次科考又一次落榜。在回家的途中,张继路过苏州,夜宿江边。看着窗外火红的枫叶,听着远处的钟声,张继伤感得失眠了。他想到自己苫读多年的艰辛,想到自己朋友、家人的期望,可自己又一次的失败了。于情于理他真想放弃,可如果就这样放弃又怎么对得起家人、朋友呢?经过漫长的思考他最终理性地选择了放弃科考,去发展自己的另一片天地。于是他提起笔写下了这千古绝唱。一千九百多年过去了,当时的状元呢?当时的状元街谈巷议,穿红戴绿,可如今人们却把他忘了。人们记住的是这不朽的诗篇。正是张继理性地对待了自己的现状,而没有受到感情的拖累,才造就了张继最后的成功。
古人尚能如此理性面对问题,可如今的世界却有很多人,无法理性地面对自己的实际和考虑别人的情况。如果"非典"在发现初期就被重视而不隐报,也午今天的"非典"就不会如此猖撅。如果**理性面对伊拉克的核危机,试着用卜交**解决,也许美伊战争就不会爆发,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伤了。
人生一曲歌,而那个唱歌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想让这首歌动听,我们理性的行为就是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无论如何唱好你的歌,让我们做一回理性的自己吧。
余光中简介【第四篇】
零散地方文献资料是大量的分散在正史、丛书、文集和各类文献之中的地方文献信息。如:在正史中就有大量的地方人物传记、自然地理行政区划的沿革、经济史料、自然灾害等等,有的地方文献资料分散在现代的图书、期刊、报纸中。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特点表现为:(1)广泛性。时间分布源远流长,上起古代文献,下至现代文献;文献类型品种多样,分布在各种纸质和非纸质的文献;内容包罗万象,分布的内容包括地方的人、事、物的文字、图片、统计数据等信息资料。(2)无序性。一是各类文献的生产所需内容的无序,如《古今图书集成》这部现存古代最大的类书中就收录有各地山川、地理、人、事、物的资料,这些互不相联的无序资料,在该书的编撰中得以分类编次,以类聚事。二是地方文献信息产生的无序,如某地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新人新事物在几种文献中或异地的新闻媒体都有收录、记述或报道。如岳阳剧作家吴傲君创作的歌颂平江籍老将军喻杰的现代戏《将军谣》,1992年晋京演出,轰动京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相继报道或发表评论文章。(3)隐含性。零散地方文献资料分散在各类文献中,从文献题名、内容介绍中都很难确认是地方文献或内含有地方文献资料。这些隐含的资料有的必须通过索引才能获得,有的要认真阅读才能分辩。如:民国年间著名学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就有称赞清朝岳阳籍藏书家方功惠的诗《方功惠柳桥诗》和对其藏书研究的资料。《余光中:与永恒拔河》一书收录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的演讲,以及诗歌、散文作品和作品的评论研究文章,其中有1篇李元洛写的散文《楚云湘雨说诗踪:余光中湘行散记》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余光中在汨罗江、屈子祠、岳阳楼一行留下的佳话、题词和诗作。(4)重复利用。零散地方文献资料可根据读者的需要和编纂目的为书目、索引、文摘、手册、年鉴、图集、名录等的编辑重复使用。
总之,由于零散的地方文献资料分布的广泛性和隐含性,内容繁杂无序的特点,给收集整理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许多图书馆因此未能开展这项工作,以致这一部分文献资料未能开发利用,现有的地方文献收藏不完整,不系统,不能形成本地文献资源的优势。所以,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任务。
2 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价值
零散地方文献资料是编修地方史志,编辑地方工具书的重要资料来源。如:甘肃人民出版社的《西北灾荒史》引用文献达685种;《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籍人士2652人,这部工具书是湖南图书馆在创办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过程中积累的人物资料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整理后的零散地方文献资料,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发展服务。利用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编辑的地方性年鉴、手册等工具书,如《湖南资料手册》,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重要内容,为地方党政决策,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参考。沈阳市图书馆利用馆藏资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辑出版《九一八事变历史图片集》教育子孙后代毋忘国耻。甘肃省图书馆为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从馆藏报刊中选辑有关文章525篇摘录整理,编辑出版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为从事西北民族宗教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较全面系统的历史资料。 丰富馆藏。收集、积累的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经编辑整理、集辑成帙后,可以补充馆藏地方文献的不足,逐步形成本馆地方文献的收藏特色,方便读者利用。如1990年甘肃省图书馆在为兰州市人事志做专题咨询时,查阅近千种各类文献,获得民国以前有关
兰州人事制度、法令方面的资料共800余件,经复印整序、装订成册,编辑成《国民政府有关人事方面的部分法规及办法(1942-1947)》、《宋、元、明、清兰州所辖区职官及有关资料》、《清末甘肃实业机构章程及公文》等8个专题文献。丰富了馆藏,方便了读者。
3 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
熟悉地情,掌握线索。零散地方文献资料分散在各种文献中,这些隐性的文献资料须经地方文献工作者发现,才能为我所用。因此,地方文献工作者必须熟悉本地区的人、事、物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文献中“慧眼识珠”。①了解本地人物。本地古代人物可通过人名词典,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了解人物的籍贯、生卒、职官、事迹、著述等基本情况。现代人物可利用现代的人名词典,图书中附录的作者简介和访问当地的史志办、党史办、社科联、文联、科协来了解。②了解地情,利用市县手册、行政区划手册、旅游辞典和本地的统计年鉴、地方报刊等,了解本地的重要地名、机构、团体组织和风景名胜区、物产等。③了解风俗习惯,通过有关的词典、类书、百科全书、地方报刊和地方人物所写的散文,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
确定重点,分步实施。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可谓千头万绪,盲目性、随意性很大,要做好这项工作应首先进行统筹规划,确定重点,分步实施。重点收集的零散地方文献资料应根据读者的需要和本地著名的人、事、物来确定,一经确定就应以此作为专项课题有目的、有步骤的完成。如我馆确定郭嵩焘为研究重点,利用人名词典了解到郭嵩焘乃晚清湘阴籍人氏,中国首任驻外使节,一生著述40余种。本馆除收集他的手稿、著述外,还可通过《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查找正史中的传记资料,利用检索工具书如《全国报刊索引》收集研究郭嵩焘的论文,利用论文中的参考文献查其他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通过市社科联收集郭嵩焘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等等。通过不同途径,利用不同文献收集的有关研究郭嵩焘的文献资料,经整理、编纂又可形成新的文献产品,为读者服务。
兼顾全面,持之以恒。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在保证重点的同时,还应兼顾全面,持之以恒,不断积累,才能形成其特色,地方文献工作者必须坚持每天从网上、报刊中查寻有关本地的信息资料,并及时收集。利用检索工具书了解各报刊对本地人、事、物的评论研究,通过本地学术团体收集有关本地的论文著述等
等。4 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整理
零散地方文献资料收集后,只是一些无序的信息资源,必须进行加工整序,才能转化为有序的、便于利用的知识,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存档。在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对古籍、普通图书、报纸中的地方资料及时采取复印、剪贴、电脑扫描存档,网上电子出版物中的地方资料下载后存档。对每份资料应标识分类号、主题词、并注明资料来源。
编辑索引。将分散在期刊或文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以篇名作为款目编制题名索引,为读者从文章题目的途径检索文献。或以文献中研究、讨论地方的人、事、物的主题词作为款目,标目编制主题索引,为读者从主题的途径检索文献。①利用检索工具书中有关地方文献资料的索引条目,按专题编制题名索引,如选取《全国报刊索引》中有关郭嵩焘的生平、作品评论研究的条目,编辑成册,方便读者检索原文。②将检索刊物中未收录的文章或隐含在各类文献中的地方资料编制索引,为读者利用提供线索。如:汨罗在前进:“素质教育三湘行”系列报道之一 刘际雄等 人民教育-。《余光中:与永恒拔河》选取“楚云湘雨说诗踪:余光中湘行散记”为标目或以文中涉及的地方资料主题词“汨罗江”、“屈子祠”、“岳阳楼”为标目,编制一条索引,并在著录项目之后注明:文中记叙了台湾诗人余光中在汨罗江,屈子祠、岳阳楼一行留下的佳话、题词和题诗。
编辑新的地方文献。将收集存档的零散地方文献资料和其他地方文献,根据读者的需要,按专题编辑地方词典、手册、图谱、名录等工具书,或将现存的资料分析、综合、提炼,编辑成地方知识系列丛书,制作成印刷型文献或电子文献(如机械可读磁带、软磁盘、交互式光盘等),宣传地方人物、旅游资源、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的成果,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为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爱我中华、爱我家庭”教育提供优秀的乡土教材。
零散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是一项非常艰辛、细致、繁琐的工作,要求地方文献工作者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应具备一定的文献学方面的素养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以及归纳、整序、分析、综合文献资料的能力,熟悉、关注本地区基本情况;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能在故纸堆里搜寻耐得住寂寞,资料整理不厌其烦。因此,人的因素是第一重要的,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考议论文作文【第五篇】
不存在没有勤奋的才能,也不存在没有才能的勤奋,如果没有勤奋,也不存在勤奋与才能的结合。“常用的钥匙最光亮”,任何成功都需要长期的功夫没有勤奋就没有成功,只有让勤奋成为习惯,才能获得成功。
应该说**大学的学生们之所以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正是因为他们的勤奋。当看到零晨四点的**大学图书馆灯火通明时,你是否感到震撼?当看到“今天不走,明天就要跑”的训言时,你是否感受到他们的刻苦?他们的努力正诠释了这一点——只有让勤奋成为习惯,才能走向成功。
勤奋创造机遇。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克里希年轻时有志于文学创作,但他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得力的亲戚可攀,他向英国所有的出版社和文学报刊投稿,得到的却是743张退稿条。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他曾对朋友说,不错我正承受着人们难以相信的大量的失败的考验,如果我就此罢休,所有的退条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一旦获得成功,每一张退条的价值,都要重新计算。后来,他的作品终于问世了,他潜在的创作才能如大江奔涌,不可遏制。直到75岁,43年间他一共写了564本书,总共四千多万字,他本人身高一米七八而他写的书堆叠起来超过了两米。
成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做一个不畏不妥的长跑者,要不断地向前,向前,千万不可半途而废。
没有人能只靠天分成功。上帝给予了天分,勤奋却将天分变成了天才。曾国藩是*近代历史上最具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小时候的天分却不高。有一天,他在家读书,对1篇文章重复不知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家里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偷点东西。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在那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贼**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贼人是很聪明,至少要比曾国藩聪明,但遗憾的是,他的天赋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笨头笨脑的曾国藩终于背熟那篇文章之时,谁会知道,他目光炯炯,书页一合,紧紧握住了自己的乾坤。勤能补拙是良训,此语就是谶。
勤奋是一把铁锤,他让匡衡偷来了读书之光;勤奋是一条绳索,他让孙敬捆住了成功之道;勤奋是一袋萤火虫,他让车胤抓住了命运之神……
播种思想,收获行为;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还等什么?“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让勤奋成为习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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