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周易文化与人生哲学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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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文化与人生哲学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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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周易》人生哲学思想研究

http:// 《易》本占筮之书，而其卦爻辞多源于社会历史生活。朱伯崑在《易学哲学史》中说：“就筮法说，以取象和取义解说卦象和卦辞；就义理说，重视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和道德修养以及事物变易的法则，不以吉凶为鬼神之所赐。”人生哲学是易道的一个部分。易道讲究和谐：人与宇宙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群己的和谐，同时要彰显个体。就是人要融入社会而致用，物我一心而无间隙，达到人格的完善。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系辞.下》）

一、安其身而后动

“安其身而后动”又可以说成“身安而后动”。“身”是自身。“安”是安全，安定，与倾危相对。君子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自身不倾危。它只是一种处世的态度。不可否认这种态度在处世当中对人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态度容易导致人在人生当中畏首畏尾，从而束缚了人的手脚，禁锢了人的创造性，这是与时代精神不相符的。人总是在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中，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中成就自己，实现自我超越。而身安是理想目标实现的基础。崔憬曰：“君子将有所为，必自揣安危之理在於己身，然后动也。”①人在复杂的多变的社会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懂得并掌握安危存亡的道理。柴氏曰：“身顺道则安，悖道则危。”②此“道”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中的人道。天道刚健，地道柔顺。人道在天道之下，地道之上，处于中间位置，向上效法天道刚健不息，向下效法地道厚德载物。世界时刻不息的运动，让事物充满了复杂性、不确定性、风险性。君子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就要“顺道”而摆正自己的位置，与时偕行，唯变所适。严格做到这三点，则可以安其身而保其存，然后才可以进一步有所为。“身安而后动”才会得到众多的伙伴。

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人在社会中发展生存“身安”的基础。摆正位置在《易》当中就是要当位。“位置”就是身份地位。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生的位置是可以争取的，所以人的位置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但是人无论处在什么阶段都应该弄清楚自己在该阶段当中的身份地位。只有端正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才能更好的融入现实社会，而脚踏实地的奋斗、拼搏。位置不端正会误导人好高骛远或者自惭形秽，这是人生发展当中的大忌。君子只有摆正社会位置，人的才能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周易》认为“位”在人生之中重要非常，“综计《彖传》、《象传》言刚柔位当者三十二条，言位不当者二十四条，共四十七条。足见位当与位不当为《易传》重要义意例之一。此义例反映作者重视人所处之地位与环境，并强调人在其位，任其职，宜称其职，宜尽其职。盖人之才德与其职位相当，既在其位称其职之意。人之行事与其职位相当，既在其位尽其职之意。”①君子在社会中摆正位置，然后坦然处之，积极的融入社会当中，行事为人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合，不谄上也不慑下。不说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符合的话，不做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相符的事，这是符合于“道”的，“君子位正身安而后动，则动无不与”②君子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为“身安”奠定了基础。

与时偕行是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身安”的原则。“天下随时，随时之意大矣哉。”（《随.彖》）“时”指时间、时势、时机。人审视、理解、对待世间一切都要以时间的角度出发，确定社会中的主客观环境条件。“与时偕行”指的是人行事要与“时间”、“时势”相统一，并且把握时机。君子身处复杂的社会中对“时”必须把握。“时止论文无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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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彖》）止于所当止之时，行于可行之时，则可以顺应时势。顺应时势是主动顺从客体，与客体相融，而不固执于既成的态势，不以主观的设定强加和扰乱客体，让对象发展到特定的时候自动显露自身的原本，以便整体认识对象，把握对象自然演进的规律。所以，顺应时势不是消极的随波逐流，而是与事物和谐，因时利导，趋吉避凶。“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乾.文言》）君子在社会中处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坦然处之，随“时”而行，那么即使处在危险的环境当中也可以保全自身。可见随“时”可以“身安”。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乾.文言》）世界变化无常是正常的现象，君子应抓紧时间，把握时机“进德修业”以济时势。济时势之所需则必定有与自己相应和人。唯变所适是人生存发展中“身安”的法则。“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易有变易、简易、不易三原则。三者是随“时”循环无终的一个环状链接。然而三者中又可以两两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要把握变易、简易、不易相互转变的规律。通过应用这个规律，应变而达到和谐。人与世界和谐、与社会和谐，则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文言》）如此则可以使人皆安其身生，皆得其养；体会事物规律，明察事物如阳光普照；所行之事循序渐进，如天地四时的运动一般。在天时之前有所为而不违反其预见，在天时之后而依据实际行事，如此则像神明一样，那么他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中就可以随时而行，该变则变，自身当然不会倾危。摆正位置，与时偕行，唯变所适从三者是统一的。君子要在社会中有所作为，首先要保证自身不倾危。顺应“道”的变化。摆正自己的位置，然后与时偕行，通过变化而适应世界的发展。三者和而为一就是和谐，则身安可保，然后才可以有所为。身安而动则必定有很多的人相应和而为伙伴，基于此而创建自己的团队。团体的力量不是简单的个体之和，其能量必定大于个人之和，要在社会中有一番作为就不再是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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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文化与人生哲学篇2

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论程颐《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潘富恩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不能孤立地存在，在谈到“一”与“二”关系时明确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生生之本也”。在讨论事物运动时提出“动静相因”、消长相因”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即以“动”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以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动”比“静”更为根本。“随时变易”是普通的原则。认为一切事物是“与时消息”，人们的行动当“随时而进”，“随时而宜”，“合宜适变”，企图说明“时”对人行动的重大影响。

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如“危极必安、乱极则治”，然程颐认识到由“危”转“安”是必定要通过“刚阳之才”活动才行。

关键词：周易程氏传、无独有对、合宜适变、物极必反

《周易程氏传》共四卷，是程颐对《周易》的《经》部分的注释，此书又名《伊川易传》。程颐从少年学《易》，晚年在涪州编管期间，前后历时十三年，写成有独特心得《周易程氏传》，由于他宦途生活的曲折，观察到时政的弊害，因而将他的变革思想寄寓在对《易经》的注释中，程颐的辩证法思想的内容也就主要见诸于这部力作之中。

一、“万物莫不有对”

程颐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家“有对”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又说“夫有始必有终，既终则必有—始，天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二《盅卦》）“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终，常道也。”（同上，离卦）还说：“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同上，贲卦）程颐认为阴阳、善恶，是非、始终、文质，上下、彼此，盛衰等等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这是“天之道”  作者简介：潘富恩（1933—）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自然之理”，并非出于任何事先的人为安排。对立的双方是同时存在的，没有先后之分。

程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在谈到“一”与“二”的关系时明确地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周易程氏传》卷三《损卦》）这就是说天下没有孤立存在的“一”，“一”与“二”总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他曾以阴阳为例，论证了事物既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他说：“仇，对也。阴阳，相对之物，谓之初也。”（同上，鼎卦）。他说：“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同上，艮卦）动和静是相辅相成的，动中有静，静中也有动，虽然作为具体的事物总有静止的时候，所谓“物无常动之理”，但是天地的运行是一刻也不停止的，即使在“天地闭”的冬天，日月星辰也还都在运动不息。在“动”和“静”“一对矛盾”“动”比“静”更为根本。他提出了“动之端乃天地之心”的观点。认为：“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周易程氏传·复卦》）程颐认为先儒把“静”作为“天地之心”是错误的，只有“动之端”才是“天地之心”即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他不仅辩证地理解了“动”和“静”的关系，而且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则是相对的。纠正了周敦颐将动、静割裂，而以“寂然不动”作为宇宙的最高境界的错误。

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形成，程颐认为矛盾的运动产生了世界万物。他说：“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同上，泰卦）又说“女之归男，乃生生相续之道，男女交而后有生息，有生息而后其终不穷。前者有终，而后者有始，相续不穷，是人之终始也。”（同上，归妹）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相互交感(运动)万物才得以生长，所以这叫“通泰”。同样，由于男女的互相交感，才能繁衍后代，人类才能“生息而后其终不穷”。这就是说只有事物的矛盾运动(交感)才能产生生命，“不交”，事物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程颐具体论述了事物的交感现象。他说：“天地之气开散，交感而和畅，则成雷，雷雨作而万物皆生发甲坼”（同上，解卦）又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未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来屈信明感应之理，屈则有信，信则有屈，所谓感应也。”（《周易程氏传·咸卦》）这是一幅多么绚烂多彩的自然界的运动画面。阴阳摩轧，风气激荡，雷霆震动，风雨润泽，日月运行寒暑相推，整个自然界都在运动不息，生机盎然。

程颐还用阴阳两气的交感作用来解释自然界电雷和风雨等自然现象。何为电雷的成因?电是阴阳二气相倾轧，这如同两石相磨所以看到火光，而阴阳相碰撞则形成了雷。雷与电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程颐关于雷的论述还见于多处。他说：“雷者，阳气奋发，阴阳相薄而成声也。阳始潜闭地中，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始闭郁，及奋发则通畅和豫。”（同上，豫卦）又说：“雷行于天下，阴阳交和，相薄而成声，于是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其所赋予，洪纤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与无妄也。”（同上，无妄卦）雷能“成声”是由于“阴阳交和相薄”的原因，所以，一声春雷就可以“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程颐还常把雷和风雨联系起来议论。“阴阳始交，则艰屯未能通畅；及其和洽，则成雷雨，满盈于天地之间生物乃遂。”（同上，屯卦）“雷雨二物，相益者也，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两相助益。”（同上，益卦）在这里，程颐排除了对于电雷风雨两成因的神秘主义的解释，而把阴阳两气的交感作为发生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的依据。这种力图以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事物是事物存在的形式还有第二层意义，即只有运动不息的事物才有生命力。显然程颐也是指这种观点的，他常常把“动”与“恒”联系在一起。他说：“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周易程氏传·恒卦》）他认为“不动”就不能“恒”即永久地存在。这是因为在天地间唯有“动”是“恒而不穷”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动着，即使像山岳这样的坚厚之物也不能不动，不能不变。因此所谓“恒”不是指“一定”不变的意思，凡是一定不变的事物没有一个是能够保持“恒”的。只有“随时变易”才是普遍的原则。天地造化因为“动而恒久不已”所以才能“常”，日月星辰因为运行“恒久不已”所以才能“明”暑寒相推，四时革而不已所有才能成岁，等等。应该承认程颐的这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

事物的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决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规律性的。程颐说：“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同上，乾卦）何为性命，程颐介释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同上）即事物有着各自特有的性命即规律。天地之间的变化虽然无穷无尽，但是总有其“常”(规律)，像阴阳日 月，寒暑、昼夜之间的变化就是“常”的运动。顺循这个“常”的运动是永恒的，他还是以阴阳日月为例说：“日月，阴阳之精气耳，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周易程氏传·恒卦》）“天地之运，以其顺动，所以日月之变不过差四时之行不愆忒。”（同上，豫卦）程颐所指的“顺动”是指顺循“常”的运动。如天地的运行，日月的照明，阴阳往来，精气盈缩都是因为顺“天之道’而“常久不已”的。程颐在讨论事物矛盾运动时，很强调“顺”。他说：“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已”。还说：“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顺动而已。巽而动，常久之道也。动而不顺，岂能常也?”（同上，恒卦）很明显他在这里所说的“顺”多少包含着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的因素，因而是有可取之处的。天之理与人之理是相同的。“人事”强盛，“天”就不能对人造成灾难，相反，“人事”衰弱“天”就能对人构成灾难。“如祁寒暑雨”这是自然现象，如果人身体强壮，就不会生病，相反人的身体“羸弱”，就不免要生病。所谓“天人之理自有相合”是主张以积极的“人事”应付“天变”使“天不为灾”。这种天人相合与汉儒所说有“天人感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程颐认为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互相渗透的，如动静、有无等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是相互渗透的。他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故曰动静一源”，“消长相因天之理也”（同上，复卦）这些观点表明程颐对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的朴素理解，虽然这种理解尚属肤浅，然而这在当时却是非常可贵的。程颐不仅肯定了对立的普遍性，而且认为矛盾的双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转化的具体形式丰富多样，难以统一于一定 的模式，但是矛盾转化却是普遍现象，任何事物概莫能外，但是程颐的转化观尚未能摆脱循环论的倾向。他说：“物理如循环，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与阳之将进，而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险陂者，谓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谓阴当复也，平者陂，往者复，则为否矣。”（同上，泰卦）又说：“无往不复，言天地之交际也，阳降于下，必复于上，阴升于上，必复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同上）程颐企图用“物理如循环”来说明阴阳、升降，平陂、安险，泰否等矛盾转化的现象是不很确切的，有相当明显的循环论的倾向，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中所包含的辩证因素。

人活在世上活一日少一日，即使对于刚生的婴儿来说也是如此。身体一天天长大，活的天数一天天减少，两者是不矛盾的，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指出：“见摄生者而问长生，谓之大愚。见卜者而问之吉凶，谓之大惑。”（《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进而他又批判了佛家的生死观。他说：“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二程遗书》卷一）他认为佛学不明生死的道理，所以才以生死恐动人，”而圣贤则认为生死为本分事，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所以不谈生死的问题。他赞成对于生死采取“鼓缶而歌”的态度。所谓“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遇常皆乐。如鼓缶而歌”（《周易程氏传·离卦》）但是和首倡“鼓缶而歌”的庄周相比，程颐对于人生并不悲观。他的人生观是积极人世的，程颐之所以赞成“鼓缶”，才能对生死泰然处之。程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解释生命的现象，是对宗教唯心主义的批判，表现了他所持的无神论思想。

程颐并没有把对立转化的观点坚持下去，当一接触封建等级制度之道时，他认为这是无对的，所谓“道无对”。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可变动的。“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义明矣。高卑既别，贵贱之位分矣。阳动阴静，各有其常，则刚柔判矣。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则有类，物则有群，善恶分而吉凶生矣，象见于天，形成于地，变化之迹见矣。”（《周易经说》卷一《易说·系辞》）这里他所说的定、分、常、判、见都是既定的、不变的矛盾现象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不可变动的。这不仅暴露了程颐封建主义卫道土的立场，同时也窒息了他在论述自然现象时所闪烁的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气息，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一切事物的运动总是处于一定时空中的。对于“空”，程颐没有更多的涉及，但是对于“时”，程颐却是非常注重的。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与时消息”的。“日中盛极，则当昃映；月既盈满，则有亏缺。天地之盈虚，尚与时消息，况人与鬼神乎?盈虚则盛衰，消息谓进退，天地之运，亦随时进退也。”（《周易程氏传·革卦》）程颐认为日月天地的盈盛与昃缺是“与时消息”的。同样，一切社会人事活动也是与时进退的。“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已穷极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时极道穷，理当必变也，圣人至此奈何?”（同上，既济卦）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之理，不是进便是退，然而“进退”是与“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不受“时”的影响。时间变了，事物也就要随之变化。

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事物都要发生变化。因此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人们的行动应该是“随时而进”“随时而止”、“随时自用”。即使是圣人对于‘时’也只能“因时处宜而不能违，”所谓“时者，圣人所不能违”圣人和众人所不同的是“因时而处宜随事而顺理”（同上，革卦）而众人则不能掌握(识)时机罢了。因而获程颐认为“随时之义，是犹如“禹之治水”，这个观点是可取的。程颐还对“随时之宜”作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他说：“君子观象以随时而动。随时之宜，万物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向晦人宴息：君子昼则自强不息，及向昏晦，则入居于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随时，适其宜也。”（《周易程氏传·隋卦》）正常情况下白天“自强不息”，晚上就要及时“宴息以安其身”。人的起居是有规律的，违反了这个规律就要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程颐以起居随时企图说明“时”对人的行动的重大影响，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含有辩证因素的。

二、“物极必反”与“革者，变其故也”

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了“物极必反”的命题。事物发展到顶点(极)就要走向反面，这是规律(其理如此)概莫例外。生命达到顶点就要走向死亡，而死亡了的生命通过转化分解又成为新生命所必需的成分，因而在新生命中得到反映。生死是如此，始终也是如此，对于其它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他说：“物理极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适东，东极矣，动则西矣。如升高，高极矣，动则下也，既极则动而必反也。”（同上，睽卦）又说：“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同上，困卦）“物极必反”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一个人向东走，走到东方尽头了只要再一走动必然要朝西，同样，如升高升到高的极点了就要下降。事物到了极点，就要向反面转化。“物极必反”是一个普遍规律，它同样适用于社会的治乱安危。“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极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而后能也”。（同上，否卦）程颐认为虽然泰极必否，否极必泰，危极必安，乱极必治这是“理之常”，但是由危转为安，由乱转为治，却又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定要有“刚阳之才”的活动才行。他的这个说法使他关于对立转化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物极必反”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精彩的命题。

既然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走向反面，因此要想不走向反面，就要注意不过“极”，程颐说：“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于过极也。有极而不处，则无盈满之灾，”（同上，大畜卦）根据同一原则他提出了居安思危，居盛虑衰的观点。“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之盛也。”（《周易程氏传·临卦》）“当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时，不敢安逸常艰危而思虑，正因其施为如是则可以无咎。”程颐认为要想使“盛”与“安”能“永久”存在，只有在“方盛”、“方泰”之时高度警惕力戒骄侈。经常思虑艰危之时，就可以“无咎”。程颐认为大几天下久安终不免于乱者，不外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因循守旧，“惮于更变”，二是“狃安富”而“骄侈生”，导致“衅孽萌”、“乱之至”。他说：“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同上，泰卦）又说：“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而骄侈生乐舒肆则纲纪坏，忘祸乱则衅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乱之至也。”（同上，临卦）他的这番议论是他“物极必反”在社会政治中的具体应用，说明事物向相反的方向的转化是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过程的。

诚然，程颐在当时政治变革运动中开始时曾赞成王安石变法而后由于政见的不同而转为反对者，倾向保守，他的政治态度与张载基本相似。他们也有自己的变革理论。他偏重抽象道德的修养而轻视具体功利之学，表现了理学家的思想特点，他与张载一样主张对当时的弊政作温和的变革，因而在哲学理论上也有某些“变易”的思想。他说：“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又说：“井之为物，存之则秽败，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在也。”（同上，革卦）天地、阴阳一直在“变易”之中，所以才能使四时成岁，万物各得其宜。井水一直不换，就容易秽败，只有经常变易才能清洁，所以“不可不革”。同理，社会也只有变革才能有生气。“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汤武之王，上顺天命下应人心，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又说：“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弊济世之心，失时而有咎也。”（《周易程氏传·革卦》）他的这些说法虽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天命论影响，但是他承认革新时运与改朝换代是一种革命，是最大的变革。如果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而不变，就是“无救弊济世之心”而会招致“咎”。但是究竟怎样“革”?程颐过于小心以致流向保守。他说：“革者，变其故也。变其故，则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后人心信从。„„弊．坏而后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同上）“事之变革，人心岂能使信，必终日而后孚在上者于致为之际，当详告申令，至于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虽强之行，不能成也。”（同上）变革现有的政治是件大事，一开始信从的人不多，因此必须反复“详告申令”，“使人信之”才能成功，不能取信于人的“革”是“不能成”的。应该说他的这个见解是有合理的因素，但他过分夸大了革变的艰巨性，片面强调客观具备的条件因而对政治变革抱消极的态度。

王安石认为“新故相除”为自然界和人事社会的规律，对于“变故”的改革充满信心，在变革问题上程颐和王安石所持态度是不同的，他说：“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同上）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了“位”“时”“才”这些条件才可以讨论变革，臣子不该首倡“变革”他说：“然臣道不当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所逢之时，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当进而上辅于君，以行其道，则吉而无咎也。不进则失可为之时，为有咎也。”（《周易程氏传·革卦》）因为臣不具备“位”这个条件，所以他不应当“为革之先”只能辅助皇帝以“行其道”，这也就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事实上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时具备程颐所说的“变革”条件，这种理论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否定变革。程颐说：“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则反到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同上）既“革有悔之道”岂不是不革为妙么!至此程颐就窒息了原有的变易思想而陷入形而上学。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2004。

（2）潘富恩，《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3）潘富恩，《程颢、程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4）潘富恩，《二程遗书、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周易文化与人生哲学篇3

周易与人生

第一讲

单选题（共2道，分）

第1题.以下关于《易经》六爻叙述正确的是：（分）

    a.初爻、上爻代表地；二爻、三爻代表人；四爻、五爻代表天

b.二爻、三爻代表地；四爻、五爻代表人；初爻、上爻代表天

c.初爻、二爻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五爻、上爻代表天 d.二爻、三爻代表地；初爻、上爻代表人；四爻、五爻代表天

正确答案：c

第2题.在《周易》中，乾代表（），坤代表（）。（分）

    a.阴；阳 b.阳；阴

c.义；仁

d.仁；义

正确答案：b

判断题（共1道，分）

第1题.本节课程讲了《周易》中关于“人”的来源的问题，提出“人”乃“天地姻缊”而生，是自然而然的生成，人不是因为天地有意志而产生的。（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二讲

判断题（共3道，分）

第1题.杨庆中老师认为，“崇效天，卑法地”的核心是要认识自我。（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2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易经》中《坤》卦《大象传》。（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3题.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源于《周易》。（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三讲

单选题（共1道，分）

第1题.“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自：（分）

 a.《孔子》    b.《庄子》

c.《老子》 d.《易经》

正确答案：c

判断题（共2道，分）

第1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想克服困难，应当在它还容易的时候着手：要想实现远大的目的，应当从细微处做起。（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2题.本节课程主要是讲：怎样有一个好的开始，怎样有一个好的结局，怎样趋“吉”避“凶”的问题（这里的“吉”是指合理，“凶”是指不合理或会导致不合理）。（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四讲

单选题（共2道，分）

第1题.《周易》和《易传》里“迁善改过”的思想可以用以下哪六个字概括：（分）

   a.吝、厉、悔、善、凶、吉

b.吝、厉、善、咎、凶、吉

c.善、厉、悔、咎、凶、吉  d.吝、厉、悔、咎、凶、吉

正确答案：d

第2题.南宋朱熹认为“自吉而趋凶”与“自凶而趋吉”是对以下哪两字的理解：（分）

    a.吝、厉

b.凶、吉

c.吝、悔 d.吝、善

正确答案：c

判断题（共1道，分）

第1题.“会《易》者不占”的意思是：真正懂易学的人，会按合理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原则办事，不会靠占卜来找寻解决事情的方法。（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五讲

作业试卷：共3道题，满分100分

单选题（共1道，分）

第1题.“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这句话的是谁说的？（分）

  a.孔子

b.程颐   c.韩康伯

d.金景芳

正确答案：b

判断题（共2道，分）

第1题.《易传》把《庄子》称为“知几”之书、“研几”之书，即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苗头和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书。（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2题.《易经•系辞下传》中讲“几者动之微也”，其中“动之微”是指：一件事情刚刚开始，要动未动之时，也就是指一件事的苗头或兆头。（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六讲

判断题（共3道，分）

第1题.《周易》是一本变化之书，它强调让人事事变，时时变。（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2题.“如何变”及“如何防止变”的关键是“知几”，“知几”的关键是变，通过“变”来防止变，通过“变”来促进变。（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3题.《易传》中讲“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按照杨庆中老师的观点，其中“变”是指：一切事物都应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七讲

单选题（共1道，分）

第1题.“《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强调（）的重要性。（分）

    a.计谋

b.德性 c.能屈

d.能伸

正确答案：b

判断题（共2道，分）

第1题.“大丈夫能屈能伸”中的“能屈”是指在客观形势对己不利的时候，能够静守待时，能够遁世无闷，能够奉道待时。（分）

 a.对  b.错

正确答案：a

第2题.“大丈夫能屈能伸”中的“屈”和“伸”强调的是一个人为人处世要圆滑而不需要有德性修养。（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八讲

判断题（共3道，分）

第1题.“穷变通久”就是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中“穷”为贫穷的意思。（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2题.“屈伸随时”就是识时务的意思，“屈伸”的本质是求变通久。其中“屈”是为了求变，“伸”是为了通而久。（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3题.《易经》中“变”的条件是“时”，强调与时偕行，因时而变。（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九讲

判断题（共3道，分）

第1题.“中正当位”中“中正”二字的意思是恰到好处的意思。（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2题.子曰“智而能愚，勇而能怯”，其中“勇”就是匹夫之勇，鲁莽之勇。（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3题.二爻和六爻又叫“中爻”，在《周易》这本书中，二爻和六爻吉辞最多，凶辞最少，所以“中”带来的是吉利，这也是古人尚中的原因。（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十讲

判断题（共3道，分）

第1题.“信发于中”是指从内心里发出来的才叫诚信，而不是表面的东西。（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2题.儒家认为“中庸”就是安于做平庸的事，安于做平庸的人。（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3题.《周易》从“天道”、“地道”、“鬼神之道”和“人道”四个层面论证了“信”能使人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十一讲

判断题（共3道，分）

第1题.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其意思就是人在活着的时候都活不出人的样子来，了解生前死后也没有意义。（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2题.杨庆中老师本节讲座的主题是“穷性理与合天人”，也就是讲终极关怀，讲人的归宿的问题。（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3题.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其中孔子称樊迟为“小人”，意思就是说樊迟缺乏德行。（分）  a.对

b.错

正确答案：b 第十二讲

判断题（共2道，分）

第1题.《易传》中提到的“天”,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自然而然”，“自然”最大的特点就是“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第2题.《周易》认为“人道”特点就是要有忧患意识，能够进德修业、迁善改过，能够与时偕行方能安身立命。（分）

  a.对 b.错

正确答案：a

周易文化与人生哲学篇4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的科学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初步形成；第二步是体系形成。前者应该以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标志；后者应该以毛泽东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标志。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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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着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6]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在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毛泽东的贡献都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以及他对这些认识的哲学概括就处于全党超群的地位。毛泽东在此之前虽然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着作，但是这几篇着作毕竟只是渗透着哲学思想的政治论文。而《反对本本主义》却是1篇以调查研究为由头、专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专着，它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之所以叫“初步形成”，而没有叫“形成”，这主要是考虑到《反对本本主义》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是初步的、提纲式的，还没有展开，还没有形成体系。它有待于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有待于哲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对本本主义》比起《调查工作》来有几处修改：一是题目的改动；二是删去了原先第五节中“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三是增写了第三节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这几个情况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虽然毛泽东在1930年就已经有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但是当时并没有做出在1961年所增写的那一段概括。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形成 为什么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两篇着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特别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着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哲学角度和哲学层面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动力、认识的目的、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理论，具体分析了认识发展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精辟地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即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9]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坚持并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新论断，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定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10]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原理，使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两篇最主要的代表作，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以及党的建设中的哲学、工作方法中的哲学等等，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讲授哲学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要真正理解这两篇着作的思想真谛，还需要完整地了解毛泽东1937年讲授的哲学特别是他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把两篇着作放在整个教材之中去把握。

1937年4月，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去讲授哲学课。为了讲课的需要，毛泽东自己编写了一本教材，题目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本教材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唯心论与唯物论。这一章分为4节：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章分为11节：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

的关系；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四，哲学对象问题；五，物质论；六，运动论；七，时空论；八，意识论；九，反映论；十，真理论；十一，实践论。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原定计划也应该写11节，其中包括三个根本法则和八对范畴：一，矛盾统一法则；二，质量互变法则；三，否定之否定法则；四，本质与现象；五，形式与内容；六，原因与结果；七，根据与条件；八，可能与现实；九，偶然与必然；十，必然与自由；十一，链与环。不过，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毛泽东不得不停止了原定的计划，第三章只写了第一节，其他10节没有完成，也没有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在第1篇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多处摘编了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实践论》、《矛盾论》之外的论述，反映了毛泽东1937年在很多重要观点上的原创性阐述。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实践论》、《矛盾论》时，应该结合这些内容。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由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了。不过，历史地看，这个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这个概念的涵义的科学规定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粗分起来，这个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即1957年以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阶段；1957年到197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开始使用并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概念同等对待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明确使用并逐步给予科学规定的阶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

人们开始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

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也是他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积极评价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1941年3月在1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全党的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毛泽东同志的讲演与着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11]同年4月，张如心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着例证，而且强调指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况，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

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12]

艾思奇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抗战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中国化方面有着许多新的成果，“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着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14]。

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想方法。

王稼祥在1943年7月5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6]

中共中央总学委于1943年7月11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其中提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

艾思奇1943年8月1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指出：“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17]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的规定。他特别提到：“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8]

党的七大后，人们对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视，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被多次翻印，他的那些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其他着作被争相阅读。周恩来1949年5月9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口号，指出毛泽东在哲学上有很多创造。

从上面的回顾来看，从延安时期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已经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来对待，已经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来看待。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在建国之前还没有提出，当时使用的概念多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宇宙观”等等。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最初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兴起了一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不过，这个时期使用

的概念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文”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这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已经在一些论着中开始使用，但是总的来说，使用得还不普遍，通常比较多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而且，当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发表了严北溟那篇文章的那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同时还刊登了汤一介的题为《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一文，用的概念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论文集中，也只是书名用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正文中使用的概念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新建设》杂志在1958年12月号上发表了李光灿写的1篇文章，题目叫《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谈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会，其中使用的概念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他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是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业经充实、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20]这个定义同严北溟给“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所下的定义差不多。孙叔平在那篇文章中也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的哲学概括，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着作则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哲学。”[21]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混乱，走入了歧途，这期间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主席的哲学着作”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三）对“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内涵的科学界定

严格说来，普遍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界定，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

1981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评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号召下，在《决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很快形成一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高等院校、部队院校、党校干校中普遍开设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的课程；各地乃至全国范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专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专着。

也就是在这种新的学习热潮中，很多理论工作者不仅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提出了如何给这个概念的含义加以科学界定的问题。经过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讨论会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接受了龚育之

提出的一个看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24]党的十二大之后，学界普遍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表述中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这个定义比较好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关系，也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关系、与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关系。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就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区别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上讲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那些科学的哲学思想为主要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早期那些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和他晚年的错误认识当然不能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从酝酿到提出、再到明确使用和对其含义给予科学界定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二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三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四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作用。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原理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毛泽东通过《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着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际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矛盾论》等着作，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

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尤其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如今，毛泽东在这些着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已经成了哲学原理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应用哲学的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特别表现在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建设哲学等方面的着作中。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着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研究战争的方法论；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法，以及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思想。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又统一又斗争的方针；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等思想。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法；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思想。如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重点与非重点；统一性与独立性；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等思想。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渗透的、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再次，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进行了重要探索。毛泽东多次讲过，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哲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这里特别应该提到，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现在从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工作方法十六条》等等中均能深刻感受到哲学的魅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