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作墓志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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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作墓志范文1

一、结构美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这个对偶句，由两个主谓短语组成。第一句“北”和“南”是表示方位的名词相对。“通”，通向；“极”，到达，动词相对。“巫峡”、“潇湘”，名词相对。从结构上，写岳阳楼的地理环境，交通四通八达，故“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为下文写雨、晴两段作伏笔。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一个“异”字，宛若一个门轴，承上启下，突出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使篇末抒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水到渠成。

二、语言美

该文骈文味道很浓，词藻华丽，音韵铿锵，多用对偶句以写景状物。

“衔远山，吞长江”。这个对偶句由两个动宾短语组成。动词“衔”、“吞”相对；有动态和活力，表现了洞庭湖的磅礴气势；形容词“远”、“长”相对，名词“山”、“江”相对，对仗极工。六字写洞庭湖，是粗线条的大写，极壮阔，极见气势。从修辞看，既是对偶，又是拟人。试想：湖中之山那么远大，却像把一片饼干衔在嘴里一样；万里长江却可以把它一口吞下，形象多么生动，气势多么磅礴。六字描绘“横无际涯”的洞庭，堪称绝唱。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这个对偶句也是两个主谓短语。“沙鸥”、“锦鳞”，名词相对。锦鳞，代鱼，以局部代全体，用的是借代的修辞格。“翔集”、“游泳”，动词相对。这句写洞庭湖景物的优美，可与《沁园春》名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并读。

“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这两个对偶句极写洞庭月夜的壮观、优美，用以衬托登岳阳楼“心旷神怡”、“其喜洋洋”的心情。两句均由两个主谓短语组成。“长烟”、“皓月”是偏正式的合成语，用作主语。谓语“一空”、“千里”，论对仗，从字面看是很工整的。单从词义分析，则“一空”――完全消失，是偏正短语，而“千里”则为数量短语，这种对仗属宽对。第二句，论对仗是极为工整的。“浮光”、“静影”作主语，两词均为偏正式合成词。“跃金”、“沉璧”均为动宾短语作谓语。用“跃金”来描摹有风时湖面上浮动的月光，用“沉璧”来描绘无风时倒映在湖中的月影，不仅词藻华丽，比喻形象，且意境也极为优美。

“去国怀乡，忧谗畏讥”。这个对偶句，上下句均为两个动宾式组成的并列短语，对仗甚工。写“迁客骚人”面对“满目萧然”的阴雨，“连月不开”的洞庭景色所产生的“感极而悲”的心情，极深沉，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思想美

范仲淹说古仁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以为是自我的内心独白。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遂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四、文化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上这4篇范仲淹作墓志是来自于山草香的范仲淹作墓志的相关范文，希望能有给予您一定的启发。

范仲淹作墓志2

关键词：宋朝；出土墓志；贾昌龄；范仲淹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20—06

根据传世文献，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生前共为他人撰写墓志文17篇，贾昌龄墓志文作为其中1篇，在不同版本的范仲淹文集中基本都有收录，较为权威的有宋本《范文正公文集》（以下简称宋本）①、今本《范仲淹全集》（以下简称今本）②，传世文本墓志文文字基本相同，只是标题内容有所区别。贾昌龄是宋英宗时的进士，官至广州知州，卒于康定元年（1040）八月。据《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附其伯祖父《贾琰传》记载，贾琰有湜、汾二子，“湜子昌符，赐同学究出身。汾子昌龄，第进士，为屯田员外郎”。由此可知，贾昌龄是贾琰的孙子、贾昌朝的同族弟兄。

2012年6月，在河南新郑市二十里铺南抱嶂山西南③出土了由范仲淹撰文、李蒙篆盖、彭余庆镌刻的贾昌龄墓志。墓志盖篆书“大宋故太常少卿贾公墓志铭”，共四行，每行3字，篆文布局美观典雅，字体清秀瘦长，笔法简洁流畅。墓志文为正楷，共42行，除题目及撰文、篆盖者结衔、姓名字体较小外，墓志正文足行42字，共1859字。字体清秀，笔法刚中见柔，楷书兼具颜柳之风。现将墓志文移录并点校如下，文中∥代表墓志文的回行。

宋故朝奉郎、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贾公墓志铭并序∥资政殿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邠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使、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轻车都尉、汝南郡

开国侯、食邑一千八伯户、食实封肆伯户、赐紫金鱼袋范仲淹撰∥将士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李蒙篆盖∥公讳昌龄，字延年，其先镇阳人，以仕④宦迁徙，今为开封人也。曾祖讳纬⑤，唐末起家，备尝险阻，属文之外，∥长于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⑥无实录，乃以传闻并诸家之说，著《唐年补录》六十五卷，识者称之。居石晋∥朝知制诰，至周为给事中，史有本传⑦，国朝赠太傅。祖讳琰，有才识宇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领开封尹，辟⑧为推官。及即位，自推官、赞善大夫∥擢拜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期以辅相。将讨河东，与大臣议将⑨帅，上曰：“非琰不可。”会寝疾，不起，上轸悼之，忧形于色。∥赠尚书左丞，《国史》有传。父⑩讳汾，以气义称，位不充量，终于殿中丞，赠尚书工部侍郎。妣广平程氏，∥封平恩县太君。公少孤，太夫人爱之，以待其成，天然好学，甘于清苦。时翰林李公宗谔有望于朝，名实之∥士多出其门，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门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进士第，释褐为饶州浮梁尉。彼俗阴狡，∥与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后斗，斯须毙仆，以诬其怨者。公至，必反复省视，自此被诬之人多昭雪焉。秩满，∥除开封府功曹参军，在职修举，府中常推委之。会太夫人寝疾，公执药饵，不斯须去左右者数月。∥以忧解官，哀毁之过，宗党称嗟。服除，为许州郾城县主簿，本郡牧与外计使皆以文学、政事交荐于朝。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县。人繁地狭，积多田讼。公曰：“听讼之明，曷若使无讼乎？”乃正其疆，条其弊，以示于民，∥自兹无争焉。时天下学校未兴，公修孔子庙，起学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旦暮躬往劝导之。自此江源始∥有举进士，邑人于今称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县，未至。有江淮制置使举公监海州榷货务，疏达利路，商贾便之，以劳∥被奖，改太常博士，又迁屯田员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荐之领京师榷货务，三年称职，∥特除都官员外郎，赐五品服，通判泉州，远人赖之。迁职方员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卫州。会州长不利，继亡者∥数人，人无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于是弗辞厥命，弗易∥厥居，而终亦无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余，而民不与焉。公命岁溉之外，与百姓共之。∥天子以钦恤之怀，忧及百邦，复∥先朝提点刑狱之使，两省近臣交上封奏，举公充职，朝廷从之，命提点京西路刑狱公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狱，必尽心以听，郡邑之幽远，使车所不至者，每躬亲焉。不事风威，州县九品，必延见与语，得∥其善，则画一以闻；见其过，则教之使悛。虽职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恶，搢绅称其长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转运使，下车，访能吏，彻冗官，部中诸郡例以公用馈遗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羲，隶于辰州，∥而骄蹇狙诈，尝因入贡，诉州官于登闻，辞皆不实，朝廷弗欲较之，责吏而已。仕羲益横，求割近边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尔，尔狡而无厌，我当择于众族，求其可代汝者，请之于朝。”仕羲始知惧，听盟不敢复讼。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剧府，人物繁会，素为难治。以公神明之照，虽千百其讼，无毫发之隐，吏服民爱，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馆，就镇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乱。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长厚之性，资以明达。颠沛造次，弗离中道。宽而不懈，直而不讦。与人交，∥久而能恭。当官而行，未尝违其正，士大夫无不爱其风度。居家有节，与亲族同其有无。常谓诸子曰：“吾家清白∥可传，何生业之为？”启手足之日，门中索然，君子谓公之践言矣。娶三夫人：高阳许氏；中山刘氏，封长乐县∥君；广平宋氏，封本县君。生八男，长曰寅，有文学履业，登进士第，为绛州防御推官，与次子廉不幸早世；次曰蕃，∥开封县主簿；次曰常，将作监主簿；次曰当、堂、京、冈，并幼。五女，长适大理寺丞李兢；次适庐州舒城县主簿王宗∥悫；次适河中府万泉县令高良佐；次适孟州河阳县主簿、充州学教授盖沂；一女尚幼。以庆历五年十月九日∥葬于郑州新郑县临洧乡抱章山之西南，三夫人祔焉。仲淹既交而亲，从其孝子之请而作铭云：∥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兰之室，瑚琏之器。禀孝含忠，播仁殖义。∥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寿，苍苍曷意。君子惜贤，小人夺惠。∥葬于郑国，卜云善地。子产在焉，魂兮相慰。彭余庆刻

由于传世文献的存在，出土墓志至今未引起学界重视。笔者经过校勘和比对，认为出土墓志在纠正宋本、今本中贾昌龄墓志文的错误，并发现在补充缺漏方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对此作一详细探究。

一、出土文本与传世文本的主要差异

从内容上看，出土文本的内容略多于传世文本，如墓志作者范仲淹的结衔、撰盖者的姓名和结衔、刊刻者的姓名均不见于传世文本，一些人物的信息较为全面。这些方面的问题将在后边相关部分论述。从文字上看，出土文本在个别文字上与宋本、今本有差异，反映出范仲淹的作品在后人编纂过程中的更改情况。这些出入和差异，凡本文没有专门论述的，都在移录的出土墓志文注释中加以说明。经过比对，笔者认为，后人对贾昌龄墓志文的修改存在着不必要、不恰当的弊病。如出土文本“公修孔子庙，起学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旦暮躬往劝导之。自此江源始有举进士，邑人于今称之。”在传世文本中被改为“公修本邑孔子庙，起学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劝导之，自此江源始有举进士者，邑人于今称之。”所增加的三处文字，除了最后的一个“者”字外，其余两处均属画蛇添足之笔，而且还删去了一个“躬”字，更显不妥。

二、反映了贾昌龄临终前的任职及其

先人、夫人的封赠情况根据墓志文记载，贾昌龄“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在其去世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馆，就镇南海”，这就意味着贾昌龄被任命为“南海”的军政长官。按《宋史·地理志》记载：“广州，中都督府，南海郡，清海军节度。”可见，在宋代，南海郡是广州的别名。检《宋会要辑稿》，康定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知潭州、度支郎中贾昌龄为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墓志文说贾昌龄“就镇南海”，说的是他被任命为广州知州这件事。根据墓志记载，贾昌龄是在赴任广州的途中构疾，并于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去世的。一般而言，墓志文标题都会反映墓主人仕宦任职的情况，但就贾昌龄墓志而言，传世文本和出土文本的标题中，贾昌龄的系衔有一定差异。就传世文本而言，宋本以《贾公墓志铭》为题收入贾昌龄墓志，这对于贾昌龄的任职情况不具分析价值；今本则根据丛刊本、康熙本、四库本将题目改为《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军州事贾公墓志铭》；而出土文本的标题为《宋故朝奉郎、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贾公墓志铭并序》。相比之下，出土墓志和今本的标题让人一看便知墓志文中所说的贾昌龄“就镇南海”，指的就是贾昌龄担任知广州军州事一事。更为可贵的是，出土文本中，贾昌龄的系衔信息较多，其中“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则反映了宋朝的职官制度中的两个惯例。

其一是知州兼劝农使制度。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权三司使丁谓等建议：“诸州长吏，职当劝农，乃请少卿监、刺史、閤门使已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本路劝农使。”此议得到朝廷批准，“劝农使入衔自此始”。根据这一记载，知州兼任劝农使应具备“少卿监、刺史、閤门使已上”的资格，其中的少卿监是宋朝寺监的副贰，太常少卿也包含在内，因贾昌龄有太常少卿的官衔，自然应当“兼管内劝农使”。

其二是广州知州兼市舶使制度。据《长编》记载，开宝四年（971年），“初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并兼使”。可见，宋朝在最初设立广州市舶司时，市舶使便由知州兼任。而《长编》的另一处记载更值得我们注意，即仁宗宝元元年（1038）九月，“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任中师言，州有市舶使印，而知州及通判、使臣结衔，并带勾当市舶司事。庚子，诏知州少卿监以上，自今并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中师始也”。这说明此前一个时期，广州知州虽然有管理市舶司的职任，但已不再兼有“市舶使”一职，宋初广州知州兼任市舶使并未形成定制。尽管“市舶置使，自中师始也”的说法与前史记载不符，但却强调了广州知州“自今并兼市舶使”这一制度性规定。

以上两个制度上的惯例，在当时官方公文中可能无须强调，所以前述《宋会要辑稿》在记述贾昌龄任职情况时根本没有提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墓志作者范仲淹身上。据《长编》记载，庆历五年（1045）正月，“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长编》还记载这年十一月，“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范仲淹正是在此期间为贾昌龄撰写了墓志，他本人署名之前所列结衔中包含了“管内劝农使”一职，《长编》对此却并未提及。出土文本的标题中，特别点明贾昌龄的职务是“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反映了宋朝职官制度的真实情况。而在传世文本中，贾昌龄墓志文题目中的这些信息却被删减了，这既无助于后人对上述制度的了解，也无助于后人对墓主职任史实的了解。

出土文本还记载了贾昌龄曾祖的名讳、封赠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封赠情况。贾昌龄曾祖贾纬“国朝赠太傅”，父亲贾汾“赠尚书工部侍郎”，母亲广平程氏“封平恩县太君”。这些内容均不见于传世文本。出土文本记载，贾昌龄的夫人高阳许氏、中山刘氏封长乐县君，而传世文本却作“长安县君”。这些信息对研究北宋贾氏家族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纠正了传世墓志文的错误

1.贾昌龄的祖父贾琰任职情况

宋本、今本和出土墓志都说贾昌龄的祖父贾琰在宋太宗领开封尹时“辟为推官”，所不同的是，宋本、今本中墓志说贾琰在宋太宗即位后“擢拜正谏大夫、枢密直学士”，出土文本则说宋太宗即位后贾琰“自推官、赞善大夫擢拜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二者的区别在于：（1）出土墓志不仅说明了贾琰在宋太宗担任开封府尹至即位期间一直担任开封府推官，而且在此期间还被授予赞善大夫这一阶官。下文提到《长编》的相关记载，说明出土文本的这一记载是可信的。（2）关于贾琰在宋太宗即位后担任的官职，一为“正谏大夫”，一为“谏议大夫”，虽仅有一字之差，却涉及到避宋太宗名讳这个在当时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究竟孰是孰非，还要参校文献加以进一步说明。

关于贾琰在宋太宗即位后担任的官职，《长编》不仅有明确的记载，而且还就避讳问题加以说明：（开宝九年十月丙辰）以开封府“推官、右赞善大夫贾琰为左正谏大夫、枢密直学士”，“正谏即谏议也，避上名改之”。宋太宗是在开宝九年十月甲寅即位的，第三天便任命贾琰等担任左正谏大夫，这个官职名称是为了避刚刚登基的赵光义的名讳，对“谏议大夫”的改称。谏议大夫自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以后，始分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尽管宋朝前期谏议大夫仅仅是寄禄官，一般也沿袭唐制分为左、右，《长编》关于“贾琰为左正谏大夫”的记载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史实，而出土的贾昌龄墓志以及传世文本笼统地记载贾琰任谏议大夫、正谏大夫是不准确的。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出土墓志一般应是墓志的第一版本，范仲淹在写作墓志时为何犯了常识性错误即不避宋太宗的名讳、仍把贾琰的官职写作谏议大夫呢？考之史籍，在宋代，避宋太宗名讳的制度有一个变化过程。据《宋朝事实》记载，宋太宗在开宝九年十月下诏，要求“官阶及州县名有与朕名下一字同者宜改，与上一字同者仍旧。乃以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正议大夫为正奉大夫”。到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宋太宗又下诏说：“朕今改名炅，自临御以来，除已改州县、散官、职事官名号及人名外，其旧名二字，今后不须回避”。其中的“其旧名二字”当是指宋太宗先后使用过的“匡义”、“光义”两个名讳。贾琰担任的谏议大夫宋初属于阶官，不属诏令中所说的“散官”、“职事官”之列，也就是说到了太平兴国二年，谏议大夫不必再因避讳改称正谏大夫。到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宋真宗下诏说：“太宗藩讳，溥率咸知”，“自今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也就是说，从此以后避宋太宗名讳只用回避其“藩讳”“光义”“二字相连及音同者”，这就大大简化了回避的内容。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南宋，岳珂论及此事时就指出：“太宗旧讳，自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诏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这进一步印证了《宋朝事实》有关宋太宗避讳制度的规定。不仅如此，岳珂在嘉定十三年十月还指出：“考国朝之制，祖宗旧讳二字者，皆著令不许并用。”这一说法与大中祥符二年六月有关宋太宗避讳的规定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凡皇帝名字为二字的，其他地方不许并用，而单用其中一字是不被禁止的。从《长编》记载看，出现“正谏大夫”的仅有六处，都是在太宗时期，而“谏议大夫”在包括太宗时期都大量出现，是宋朝通用的职官称谓。

前已述及，范仲淹撰写贾琰墓志的时间在庆历五年，有关避宋太宗名讳的规定早已发生了变化，出土文本说宋太宗即位后贾琰“自推官、赞善大夫擢拜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并不违背避讳的规定。由此又引发出一个问题，即范仲淹在写作墓志时为何不尊重历史原貌，而把贾琰被任命时的“正谏大夫”改为“谏议大夫”呢？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记载的一则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

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铭，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明日以示，尹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已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

范仲淹就墓志写作征求尹洙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墓志写作要求真求实，反映客观情况，使后人一看就懂，避免一味仿古“脱俗”使后人产生异议。由于“谏议大夫”改为“正谏大夫”只是一时的避讳规定，此规定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一味固守已经改变的避讳规定而把贾琰的官职写成“正谏大夫”，反倒容易让后人搞不清楚是什么官职了。

2.关于贾蕃的任职情况

出土文本记载，贾昌龄次子贾藩任“开封县主簿”，传世文本却说贾藩任“开封府封丘县主薄”。开封县和封丘县在宋代同属开封府。对于这种情况一般应以前者为准，后者应当是后人在编纂修订范仲淹文集时出现的笔误。不过，如果能够搞清贾藩的仕宦履历，则更有助于认识这个问题。

贾藩的事迹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而毕仲游所作《朝议大夫贾公墓志铭》（原注代范忠宣作），虽然通篇未指明志主名讳，经笔者考证正是贾藩的墓志。其一，墓志文说志主的父亲是贾昌龄，且志主“字仲通”，古人确定名和字的习惯之一是名与字对立相应，在贾昌龄的八个儿子的名字中，只有“通”与“藩”字意相对，仲通当是贾藩的字。其二，墓志文说志主“始娶范氏，封崇徳县君，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文正公之女。欧阳修所作的范仲淹神道碑，标题中范仲淹的系衔就是“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可见，志主是范仲淹的女婿。其三，富弼在范仲淹墓志文中记述范仲淹的次女“适封邱主簿贾蕃”。范仲淹之子范纯粹为贾藩的儿子贾公直所作墓志也记述范仲淹以“次女归贾藩”。由此足以说明贾仲通就是贾藩。透过毕仲游为贾藩撰写的墓志铭可以看出，贾藩以贾昌龄的“遗恩”入仕，“为郊社斋郎，调开封府开封县主簿，移封丘，监颍州酒税，移凤翔府眉县令”。可见，贾藩的确担任过封丘县主薄。富弼在范仲淹墓志文中也透露了这一信息，恰好说明贾藩在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去世时担任封丘县主薄之职。而在此之前，贾藩担任了开封县主薄。根据出土文本记载，贾昌龄庆历五年下葬时，贾藩任开封县主薄。传世文本关于贾藩任职情况的记载混淆了不同时期贾藩的任职情况。造成这种错误的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开封、封丘仅有一字之差，极可能是后人编辑整理范仲淹文集时参校资料不当所致。

3.关于蓋沂任职情况

传世文本说贾昌龄的四女“适孟州河阴县主簿、州学教授蓋沂”，出土文本则说贾昌龄的四女“适孟州河阳县主簿，充州学教授蓋沂”。河阳、河阴在宋代虽然同属京西北路孟州，但两地却有黄河阻隔，一在黄河之北，一在黄河之南。蓋沂的具体情况不见史传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有理由判定他的任职地应在河阳，这不仅是因为出土文本在准确程度上高于传世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出土文本说蓋沂是“充州学教授”，虽然只比传世文献多出一个“充”字，但却反映了宋朝地方官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宋初，州县官学并未普遍设立，庆历四年三月，朝廷下令诸路州军普遍设立学校，“委转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以三年为一任”，至此，宋朝州县“始置教授”。前揭贾昌龄墓志文完成于庆历五年，出土文本关于蓋沂“充州学教授”的记载，正反映了宋朝在庆历四年普遍设立州县学校时，在幕职州县官内选任教授的历史事实。

4.关于贾昌龄埋葬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关于贾昌龄的埋葬时间，传世文本只含糊地说“某年月日”，出土文本则清楚地记载其埋葬时间是“庆历五年十月九日”，这对于研究宋朝官员的葬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贾昌龄的埋葬地点，传世文本俱云“葬于郑州新郑县抱章山之东南”，清修《河南通志》也记载“贾昌龄墓在新郑县城北三十里抱獐山东南”。出土文本则记载贾昌龄“葬于郑州新郑县临洧乡抱章山之西南”，与墓志出土的地望相合，这说明传世文献的记载是错误的。

四、余论

宋朝名人撰写的墓志一般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刻石埋入地下慰籍亡灵，二是收入作者的文集传之后世。一般来说，刻于志石、埋入地下的墓志文是原创作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传世的墓文本则会由于校订、刊印或其他因素致使其文字出现变化。但范仲淹一生为人撰写的墓志文见诸于其文集的仅有17篇，而出土的更加罕见。范仲淹在宋朝士大夫中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将范仲淹撰写的贾昌龄墓志文的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出土墓志文的学术价值。

1.墓志文的传世文本中志主有的没有系衔，有的系衔比较简略，作者的系衔以及书写者、篆盖者、刊刻者的信息一般都被略去，收入范仲淹文集的贾昌龄墓志文也是如此。出土的贾昌龄墓志文首行题志主姓名及官职，次及撰文者、撰盖者的姓名和结衔，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判定志主生前的任职情况以及相应的职官制度、墓志撰写的大体时间及当时仕宦交游情况等。2.利用出土文本订正传世文本的错误、补充传世文献的缺漏时，还应当参考其他文献。比对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的差异，只是研究出土文本的基础工作而远远不是研究的全部，只有挖掘其产生差异的原因，才能发现出土文本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利用其他相关文献对二者的差异开展深入研究。例如，本文通过对两种文本中关于宋太宗即位后贾琰任“谏议大夫”和“正谏大夫”的不同记载，结合文献，阐释了不为今人注意的宋朝避讳制度的相关问题。再如关于贾昌龄庆历五年下葬时其子贾藩的任职情况在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中的差异，笔者并没有简单地以出土文本否认传世文本，而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廓清了贾藩的履历及其与范仲淹之间的翁婿关系，从而印证了出土墓志文记载的正确性。3.利用出土文本订正传世文本的错误，还需要借助考古资料。唐宋墓志文中往往会记载志主的埋葬地望，就贾昌龄墓志文而言，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的记载有一定差异，笔者正是利用了考古发现的成果，证明了出土墓志记载的正确性，纠正了传世文献和方志记载的错误。

综上所述，范仲淹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留下的文献无疑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本文涉及的贾昌龄墓志文而言，出土文本较之于传世文本更详细、更具体、更通俗、更准确，更能直接反映了范仲淹创作的原貌，对校勘传世文本具有较高的价值。当然，出土墓志文个别地方如贾琰任“谏议大夫”这一官职就属于不准确的表述，在利用时应当加以认真甄别。

注释

范仲淹作墓志3

[关键词]士大夫 贫穷 贵贱 登科 楼钥 文天祥

一、问题的由来

朱熹有篇墓志铭，记载黄璃（朱熹弟子黄干之父）面对父亲后事：“家贫，鬻曲于市，而挟书随之。苟非其义，虽寒且饥，不可得而衣食也。闽俗多火葬，公遭父丧，亲党怜其贫，喻使从俗。公哀号不答，尽鬻家人衣具，卒葬以礼。事母竞竞，……自奉简薄，而于奉于亲极其厚。”根据是文，因其“家贫”，黄父无法土葬，亲党建议“从俗”火葬，“尽鬻家人衣具”，方“卒葬以礼”。“葬以礼”意谓土葬，开销较大，但黄家仍选择土葬。黄父葬礼并非能否办理的问题，而是选择葬礼的方式。无独有偶，朱熹另1篇神道碑描述王师愈父丧，颇为相似：“俄遭父丧，贫不得窆，族姻欲使从俗为火葬。公号泣不食者累日，见者感动，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终丧，家益穷空。教学以养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难堪。”闭这也是葬礼的选择，与前者的差别在于经费，族姻“合力助之”。①由此，笔者认为人们内心所认定的贫富多寡，有时是相对的认知，并非绝对的标准，还与社会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

士人贫穷的议题，研究取径多从五方面进行：其一，张邦炜教授着眼于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方面，一朝登科，由贫而贵。其二，梁庚尧教授从贫士生活出发，职官制度上，官员待阙的平均时间拉长，造成不少的官员实际收入偏低，甚至贫困不给。其三，梁其姿院士从士人认同意识出发，以梁庚尧教授的研究为基础，进而分析说：“南宋以‘贫士’自居的士人的特点似乎在于他们空前的普遍性。虽然宋代士子的‘贫’同样地难以有客观的定义，……这些自命贫穷的士人，……甚至中举当官的，也往往以贫穷来形容及表示自己的清廉与气节。”其四，苗书梅教授着眼于官僚制度，认为低阶官员收入较少，中下阶官员待阙的时间颇长。其五，陶晋生院士从家族的发展策略出发，论及士族不愿置产理财的原因。梁院士用“自居”、“自命”来形容贫士如何自我认定，并说明贫穷难有客观的定义，本文受其启发撰写此文。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士大夫为主，以未仕宦士人为辅。

二、家贫的质疑

梁庚尧认为导致士人和官宦家贫的共通因素，一是生活态度，二是经济压力。罔实际上的原因还可能包括：教育费用、赴举食宿、食指浩繁、抚恤亲友、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挥霍奢侈、婚丧喜庆耗费、圆析产分家、自然灾害、战乱或民变、家人未随同赴任而困苦、遭人诈欺、经营失利、沉迷等个人、家庭或社会经济因素，陷入穷困的时间或短或长。可惜在史籍传记为尊者讳的文风下，我们可以阅读到许多的贫困描述，却很难知悉真正的原因。

贫及穷两字的文义有多重解释，对于传记中士大夫所云贫穷，要持保留的态度，小心文字陷阱，因为贫穷者也可能拥有良田数顷以上。如《蔡元卿墓表》提到：“时方尚雕虫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州郡之北郊，有田数十顷而衣食之，以贫为乐，未尝屈于人。”蔡元卿，仁宗朝参知政事蔡齐的伯叔辈，四位儿子俱仕宦。③以最低生活水平计算，成人日食粮食2升，一年所需粮食约石，五口之家一年需粮石。“有田数十顷”，以最小值20顷来作估算，即为2000亩。假若1亩仅生产1石，每年产粮2000石以上，约可供应2000成人主食所需。这只是三餐主食，并未包含副食、日常开销、婚丧喜庆及赋税等支出。粱庚尧估计，有田30亩，可以勉强维持佃农五口一家的生活。④据宁宗嘉定时潭州社仓的赈贷规定，“凡二十亩以下之户皆预贷谷”，可窥知农家最低生活水平的田亩数量，约以20亩为准。南宋中等农家拥有的田亩，梁庚尧估计约在200亩（2顷）左右，程民生估计180亩，家资则1000至1万贯钱。有田20顷以上，加上俸禄收入，就算蔡元卿家族开支较大，不应该算是穷困，甚至不能说不富裕。更何况20顷是最小值，除非引文将“亩”误书成“顷”，只有数十亩，才是清贫的程度。蔡元卿“有田数十顷”，却说“以贫为乐”，此处的“贫”字，并非家贫之意，诠释成安贫乐道较为恰当。引文接着述说蔡元卿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可以为证：“有豪士至门，愿输钱五十万，请为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谢之曰：‘吾伏腊之余，尚可为酒醴咏歌之音，足以悦情性。吾之仁义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货殖而取之乎？’豪士惭而引去。君退于斯，终于斯。”蔡元卿虽未仕宦，在义利之辨中，自许为仁义之士，宁愿在乡自食，也不愿从事商贾。

有些士人从事教书，收入微薄，将之视为贫士未尝不可，但登科后的士大夫自述则须小心。如张几成自述说：“余家贫，水菽不给，寓盐官东乡作村教书。村深无市井，庖厨萧然，朝夕所供，惟蔬笋之属，无它种，食多伤胃，乘间辄发病。”张氏自云家贫，但他尚能从杭州钱塘县向北远行，“游京师，从杨时学”，其中的行旅开销、京师食宿之费应该不少，恐怕只能说家境不富裕而已。张九成曾经教书来贴补家用，故他认知家贫。这种心态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对比那些能够专心应举的富家子弟，不用操烦生计，张家确实较为贫困。又如吴大礼的祖父在所著《环溪大全集》序文中说：“著书满家，贫不能尽刻。”此处所云“贫”，不完全指家境贫穷，可能是付梓经费不足之意。

因战乱或饥荒之故造成一时的生活物资困乏，亦称家贫。陆游曾自述说：“某自念少贫贱，仕而加甚”。这句话似有模仿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之嫌。陆游祖父陆佃曾官拜徽宗朝尚书左丞，父陆宰曾任钦宗朝京西路转运副使，越州山阴陆氏可谓书香门第，陆家谈不上“贫贱”。勉强来说，陆游若有贫困的经历，可能就是两宋之际的战争乱局，其父返乡前后的那段艰苦岁月。若有卑贱的经历，可能是30岁的他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参与殿试，几乎登科在册，却因诗文得罪丞相秦桧而惨遭落第。①陆游自云少时贫贱，恐是他内心主观的认知，未必是外在客观的事实。②又如武进县尉赵时侃，“位卑俸薄，而值岁饥，荒政行，日走田里，不遑内顾。令人（汤氏）鬻簪珥以自给，不敢以贫忧其夫。”汤氏夫家为宗室，娘家也是世族大家，皆非贫寒之门，所以“鬻簪珥以自给”，不在于“位卑俸薄”，而是当年适逢“岁饥”，生活物资一时匮乏，而非长期的贫穷。

在有些士大夫的观念中，家有仆婢随侍在侧，有马车可供乘坐，乃是仕宦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相对更优渥而富裕的官员，他们只是小康的自给自足，甚至位居贫穷之列。这种观念表现在某些士大夫中，譬如都昌县令陈元平，其妻墓表描述他“官不遂且贫”，然文本却说“宾客过元平之家，……其饮馔陈设必精以洁，……其奴隶趋走执事惟谨”。刚在撰文者黄干的笔下，友人陈元平仍属贫穷之人，而饮馔陈设精美、奴隶趋走执事，只是为官者所必备，毫无富裕之意。刘元刚，“家无余赀，萧然环堵。”其云无余赀，家徒四壁，果真如此贫穷吗？刘元刚登第长达50年，仕宦生涯颇长，曾经担任通判、知州等中级官员，还不至于沦为贫穷之列。这篇墓志铭主要强调墓主安贫守道之志，如云：“出入不设车徒，间步行井陌中，不以为苦，甘心屡空，以至死而不悔。”确实不少官宦备有“车徒”，但“不设车徒”与“步行井陌”就是贫穷吗？寻常百姓不是都这样过着吗？这似乎是文本书写过程中不自觉出现的阶级意识，以士大夫阶级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而非当时社会的普遍标准。这点让我们更能明白士大夫阶级话语的真正意义，他们的贫贵观念自有另一套评判准则，与褐衣庶民不同。因而，宋人传记所言“贫”及“穷”，尽管多数是指生活穷困之意，如吴遵路原本家境还可以，“母丧，庐墓蔬食终制。……平居廉俭无他好，既没，室无长物，其友范仲淹分奉碉其家。”然而，有时是对应说法，“穷”是“富”的相反词，未必指贫穷，而是不富裕之意。贫及富是相对主观的认知，不完全是客观的标准，用不富裕、小康或自食其力可能较为贴切。

传记文本论述士大夫家贫形象的预设读者群，除了传主家人外，便是士大夫阶层，而非一般庶民。既然论述者和阅读者属于同一批人，出现其阶层自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另外，这个问题涉及士人如何看待及界定自己（自家）的身份，或是一种生活态度，或是因时局变化而艰难，或是对比仕宦前后的生活水平。士大夫的贫富认知，不是与庶民作比较，而是与士大夫作比较。

三、为何自称贫穷

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以宋朝社会文化的氛围而言，士大夫自称穷困，甚至强调贫穷出身，主要原因有六：一是自谦之词。传统谦逊文化下的制式词汇；二是标榜布衣出身，有别于恩荫出身，强调自己真材实料，彰显登科的可贵；三是表示为官清廉，在官场的贿赂文化中，强调安贫以示自己操守廉洁；四是隐瞒不足为外人所道之事，如家中从事末业商贾活动，自称贫贱作为掩饰；五是自幼失怙的另一说法；六是辞官或外放的借口。第一种不难理解，历代士人均有谦称风尚，并无特殊之处，故省略之。

历史大洪流之中，世家大姓的社会里，贵者必然家富，两者二合一。科举制度使得社会流动率变快，富、贵未必合一，登科成为大多数士人追求的目标，他们以登科为尊，以贵为荣。投考科举不仅要耗费精力，需要相当的财力来支持，故以富家子弟较占优势。①梁庚尧认为这是概括的印象，只说出部分的事实，士人和官宦是贫富不齐，而且财富差别甚大。富者子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及第的机率相对较高；贫者子弟只能靠家人教授或自修，及第的机率相对较低。不过，宋朝科举“取士不问家世”。只要有足够的积蓄能接受基础的文化教育，考生精读经典及诗词的记忆能力、用功程度与运气好坏才是应试致胜的关键所在。财富对考生登科只是相对的影响，而非绝对的影响。

科举考试制度下身份认同产生了新的变化，影响士大夫对贫富的价值观，尤以进士科出身较为明显。这是一种社会阶级的严峻竞赛，晋升统治阶层的门槛是科考，而非发财，清贫苦读者比唯利是图者来得高尚，较受士大夫阶级肯定。以心理层面而论，科考之前的士人有其焦虑感，学者刘祥光提到，士人面临登科的不可确定性，于是寻求卜算的帮助，暂止心中的焦虑。科考之后的士大夫也有其思量。进士出身者回忆往昔，经常强调自己登科过程的艰辛及十年寒窗苦读。故以“贫”来代称中举之前的艰辛岁月，或不提及家中财产，如此能突显登科的卓越性，用以区分其他出身的人。以贫穷来形容及表示自己的清廉与气节，梁其姿院士已论之。真宗时，张咏提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为官清廉，不宜刻意彰显家贫，过于做作，此为事君之理。若是反向解读，当时有些官员为了表示清廉，故意宣称家贫，沽名钓誉。

清人赵翼认为，宋廷“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在中国历朝历代之中，宋朝官员的俸给不算太低。然而日人衣川强认为，宋朝官员仅依靠俸禄，很难过着优雅的文化生活。因此，在入不敷出的状况下，难免有些官员另寻财源，一是接收贿赂，二是购地置产，三是从事商业，走向贪污腐败的道路。苗书梅整理宋人言谈官员贫困的论述，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起：一是人丁众多，经济负担沉重；二是北宋前期，低阶官员收入较少；三是中下阶官员待阙的时间太长。由于宋朝官员守职待阙的时间逐渐拉长，影响这些官员的实际收入。根据上述所论。宋朝官员薪俸很难供应家庭开销，有些因而走向收贿腐败的道路。另一方面，无论廉吏或贪官谦称自家贫穷，是他们最好的保护伞。

既然士人言贫不可耻，言富反而会被人质疑，在此气氛之下，工商杂流出身的进士多半不强调自己富裕的背景，甚至会隐瞒身份。倘若家人或自己曾经商贩维生，可以托辞贫困，不得已为之，避免从事末业的不良观感。如前引《黄璃墓志铭》描述墓主“自少即刻苦自厉，家贫，鬻曲于市，而挟书随之”。尽管“宋代商业已相当发达，士商之间的界限有时不能划分得太严格，因此新儒家也不得不有条件地承认‘经营衣食’的合法性了”。不过，四民之说仍是条紧箍咒，有些士大夫经商牟利，仍有伤儒学盛德，故多低调行事。有位弟子向朱熹请教说：“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朱熹回答说：“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九渊）家亦作（药）铺买卖。”不过，他认为不得“以利存心，……遂生万般计较，做出碍理事来。……此计稍足，便须收敛”。所以他叫那位弟子看《易经》系辞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的要义。即朱熹认为，崇德仁义是体，利用安身则是用，利用安身可作为士人经营谋生的下台阶。宋唏教授曾说：“宋代商人在士大夫势力下，无法与之抗衡，大商人尚可设法走进他们的阶层。换句话说，是向他们投降。”刚有些商贾子弟中举后怕被人嘲笑，以为非士流身份，便放弃经营原先的行业。陆游提到：“成都士大夫家法严。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

郑铭德曾检视商贾墓志铭，对于墓主从事商业活动，几乎都相当隐讳其词。陆九渊对家中经营药肆，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记述二哥陆九叙以给家用的事迹：“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九思）、叔（九皋）氏皆从事场屋，公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后虽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及伯季（九韶）有四方游，虽至窘急，裹囊无不立具。”陆九渊长幼排序最小，他于三哥陆九皋墓表亦说：“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仰药疗以生。伯兄（九思）总家务，仲兄（九叙）治药疗，公（九皋）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馈，补其不足。”从两份墓志铭可知，老大九思总家务，老二九叙负责药疗，陆家药铺生意似乎并非像陆九渊所说“素贫”。若是陆家素贫，何以老三九皋、老五九龄、老幺九渊三位兄弟能够专心应举科考，或供应老四九韶交游四方呢？陆九渊自己不小心透露：“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既无匮乏，何来“素贫”之有？而该药肆为陆家的家族事业，从“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与“食指以千数，仰药疗以生”两句，可窥知陆九叙经营药肆的规模应该不小，可能是中大盘药商之类，而非一般的小药铺。陆家并未从事农事（本业），却从事药肆（末业）营利，在此情况之下，“无田业”实与家贫无涉，而是将“家素贫”与“无田业”联系起来，作为“药肆以养生”的托辞。

因自幼失怙，而称家贫。范仲淹二岁而孤，母亲谢氏改嫁。改嫁的理由，范神道碑提到：“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墓志铭也说：“贫而无依，遂再适朱氏”，二文口径一致。不过学者李丛昕研判，范母的身份疑为妾，丈夫离世后，被正妻陈氏逐出家门，因而改嫁。原本的范家并非贫穷之列，继父朱文翰的官职则与亡父略为相当，也非贫穷之家，对仲淹有养育之恩，爱护有加。爰是之故，范避谈其中原委，“贫而无依”只是托辞。

自称家贫也是辞官、谋职的理由。王安石因“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请求免予赴京就职。不过，“葬婚奉养之急”可能是王安石不欲赴京的辞官借口，不必当真。家贫既然可以成为辞官的借口，也可以成为谋职的理由。陆游曾上书给丞相虞允文，“峡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数，……一日禄不继，则无策矣。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为穷，则是天下无穷人”，请“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甚则使可具装以归，又望外则使可毕一二婚嫁”。陆游似乎以养家人众多、贫穷、子女待嫁为理由，向丞相求官谋职。

宋朝士大夫结合政治权力与文化知识，两者为首要，经济财富居其次。社会等级由官僚资格来决定，而非由财富多寡来决定，政治的贵者优于经济的富者。官僚资格中，科考出身又高于荫补、吏补、进纳补官。富裕不但不是评量士大夫的标准，反而有碍清誉。

四、安贫乐道

孔子自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得意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既然孔子师徒不以贫贱的往事或现况为耻，宋朝士大夫以儒学为本，自然也不必隐瞒自己贫贱的过去。士人安贫乐道、耕耘苦读地过日子，传记文本经常套用这些文句，塑造传主类似颜渊安贫乐道的形象。

当时的士风，士人以德行著称为荣，而不以富裕傲人。《宋史》记载，谢堂“为人清修纯饬。遇事毅然不屈，贫而乐施”。谢堂仕宦生涯甚早，“贫”为其生活态度，即是“清修纯饬”，并非贫穷。王安石所撰吴处士墓志铭：“或劝之谋利，曰：‘吾贫久矣，人以我为忧，而我以是为乐，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产，曰：‘士而贫，多于工商而富也。’”陶可见，士人虽贫，尚远胜于工商而富。刘光祖《赵汝愚行状》亦有类似的文句：“家甚窭，而德则丰”，赵家虽穷于财富。却富于德行。又如叶适《何傅墓志铭》：“其言以有财为累，而以贫贱为得”。“士/贫/德”，原为三个语意不同的词汇，此处将之结合，有了新的社会价值观。这虽不能说是歌颂“贫穷”，但士人贫穷已不是可耻的事，未必低人一等，反而更具备道德的光环。倘若顺着这个逻辑走下去，对于某些士大夫来说，既然贫穷不是罪恶，在贫穷衬托之下，反而更能彰显君子的德行，较易拥有道德的光环，“贫穷”成为正面论述的“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难免有些士大夫会出现“显贫而藏富”的心态。

七人阶层自有内部的潜规则（不成文规范），如服饰或行为等方面。如陆游提到：“成都士大夫家法严。……士人家子弟，无贫富皆着芦心布衣，红勒帛狭如一指大，稍异此则共嘲笑，以为非士流也。”诚如所言。安贫乐道价值观也是其中之一，范仲淹在写给侄子信中提到：“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清心做官，莫营私利”，可谓范仲淹的官箴八字诀。范仲淹约束家人，对于侄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亲生子女。《宋史》本传云：“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范仲淹自幼生活艰苦，养成勤劳俭节的习性，终身未过奢侈的生活，其崇尚节俭当对两宋士风有所影响。

如前所云，士大夫宰制文化之中，炫耀的对象是科考及文学，而非财富，故不以贫穷为耻。过度的财富不是荣耀，而带有耻辱。有些朝臣敌视富豪。如《宋史》记载：“谯县尉陈齐论榷茶法，（李）溥荐齐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铨，言齐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问执政冯拯，对曰：‘若用有材，岂限贫富。’帝曰：‘卿言是也。’”真宗征询宰辅，王嗣宗做法是否得当，执政冯拯格局较大。不以贫富而论材。而不少的富裕士大夫，往往多避谈家境丰饶，并强调自己过着勤俭仆素的生活。潘景宪为吕祖谦门人，祖父二代仕宦，朱熹所撰墓志铭云：“潘氏世居括苍之竹溪，已号著姓，后徙金华。益为闻家。……家本富乐，躬率检素，布衣蔬食，一室俯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处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为纤芥浮靡事。”该记载未必偏离事实，也可能是潘景宪有鉴于自己富乐著姓的身份，刻意低调过着检仆的生活，避免奢靡的负面形象。如此，才能理解朱熹所写“以是中外化服”之意。

“富裕”虽未必是罪恶，但不少宋代的富裕士人若非选择回避家世，则是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如标榜乐善好施。潘景宪便是如此，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他“出家谷五百斛”，于金华县婺女乡安期里创置社仓。

贫穷的书写经由对比的效应，可以强化传主志节的形象。譬如林大中登进士科后，担任“湖州乌程县主簿，贫甚，俸薄，郎欲月有增馈，卒谢之”。本文并未忽略林大中家贫的事实，然而“贫甚”一词更能强化传主志节之高。刘克庄记录赵希瀞，“其持身清苦，服用朴素，饮膳菲薄，门无苞苴，室无粉黛。”此非真正的“清苦”。是文重点在于他的生活态度，“服用朴素，饮膳菲薄”，强调“门无苞苴”，“清苦”只是形容词，如同前面提到的陆游晚年的生活态度。杜范，“有田二顷，粗给馇粥，虽贵为宰辅，未尝增尺寸，室庐仅庇风雨，见者莫如为公相之居。自其未贵，人已比之司马公。其后清修苦节，身若不胜衣。”其实，有田2顷（200亩），加上宰辅的俸禄，应该可以勉强供应杜范的家庭开支。这里强调他未尝增购田产，形塑杜范清修苦节的形象，一如司马光之高风亮节。

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14岁时，其父朱松病故，托孤好友刘子羽照顾，朱熹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刘子羽对待熹如子侄，所以生活似不至于匮乏。不过，《宋史》本传仍记载：“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箪瓢屡空，晏如也。”刘子羽于三年后辞世，再过两年，绍兴十八年（1148年），19岁的朱熹便高中进士第，所以寄居刘家的岁月并未太久。其后，朱熹任官“奉祠家居几二十年，间关贫困，不以属心”，孝宗了解他的情况说：“安贫守道，廉退可嘉。”关于此事，已故陈荣捷教授对于朱熹的“固穷”诠释得好，朱熹如颜渊般箪瓢陋巷，不改其乐，他的固穷守道的生活态度，成为程朱理学家操持的典范，影响数百年之久。这观察是正确的，朱熹一生未必尽是箪食陋巷，但固穷守道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五、两个个案

其一，楼钥。楼钥的清贫形象，兹引袁燮所撰行状如下：“家素清贫，重以建炎之祸，先庐故物，一簪不留。兖公（楼璩）依外舅少师（江）[汪]公（大猷）以居，辛苦植立，不坠先绪。宦游既久，生理尚窄，朴素如寒士，诸子无复豪习。公从师里校，至无盖以障雨，敝衣粝食，仅免寒饥，以此益自磨厉。”楼氏经过数代经营，至楼异两典乡邦，兴造锦照堂、继绣堂等宏观建筑，次子楼璃创建义庄，使楼氏成为明州地区的望族。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入侵明州，楼家遭到严重的破坏，是文以“先庐故物，一簪不留”形容之。①异四子楼璩妻汪慧通不得已举家投靠外家，其子楼钥幼年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回头察看行状，文中所述生活清寒的情形，部分属于客观的事实，部分则是家风或生活态度，属于主观的认知。楼钥幼年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成长过程，相信对楼钥的人格成长与生活态度影响颇大，仕宦之后，依旧保持这种生活简约的习性。过着穷困的生活，保持清贫的生活态度，两种是不同的概念。一种是贫穷，另一种是态度。

生活简约方面，行状提到：楼钥“后虽通显，自奉甚薄，食饭不过适口，服用仅足而止”。撙节用度方面，视俸录多寡，量人为出，储蓄余钱，以备不时之需。行状提到：“奉祠家居，日虞不给，夫人（王氏）撙节用度，纤微必计，始有余米。罢祠之后，赖以相续。及再得祠，而米适尽矣。”引文可以分析如下：“撙节用度，纤微必计”，是楼钥妻王氏的勤俭持家之术。此外也让我们知道，宋朝官员俸禄是不稳定的，经常随着差遣调任的不同，或许担任薪俸低微的祠禄官，甚至守职待阙的时间很久，造成收入时高时低，差距颇大。官妇必须深体其中的道理，才能持家不匮，否则将会寅吃卯粮。

其二，文天祥。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状元文天祥，撰写父亲文仪事实，提到其父“辟居居无居者，岁时衣粒各有节度。……虽贫，浩然自怡，有未见书，辄质衣以市”。其母曾德慈“相夫子以俭勤，自奉极菲泊”。然而，这些可能只是文天祥形容先父先母的生活态度，而非家贫。证据何在？在先父事实中曾提到文家产业，“给钎数亩，耕者多不输，宁令负己，不忍直于有司。莳园渔池相效，无一偿，亦不较。”嘲先父不忍心向官府告发其佃农欠租，文天祥藉此赞扬先父的宽厚之心。显然，文家是地主阶层，除了田地外，尚有经济作物的莳园与养殖水产的渔池，据此，文家似为殷实之户。万绳楠教授认为：“文家虽有土地、园、池，但地并不多；……这样的家庭，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家庭。”无论是中等家庭也好，殷实之户也罢，都不在贫穷之列。还有一条证据，《宋史》本传提到：“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他面临南宋存亡之际，深感过去豪华生活的不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

文天祥出身于庶民家庭，先祖未中科举，也未曾仕宦，直到他这辈才出人头地。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才强调家贫，藉此强调父母抚育的艰辛，突显自己布衣卿相的可贵。

六、结论

范仲淹作墓志范文4

文化/人文景观/创意/营销

步入新时代的文化经济领域，我们看到文化创意的设计正在冲击我们的感官，文化元素也正逐步渗入我们旅游生活各环节，在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的需求下，对人文景观的关注和对其文化内涵的体验成为了旅游景观中的特色内容，人文景观中其独特的视觉享受和文化体验正让越来越多的欣赏者流连忘返，参与到文化创意的理念当中来，欣赏到其个性化的艺术展现形式，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延续人文景观的历史脉络。

一、岳阳楼的人文景观背景。

岳阳楼地处长江水域的洞庭湖之畔，位于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岳阳之西北。它由天下盛名的洞庭湖所滋养，建筑风格古朴而独特，气势凝重宏大，突出的盔顶结构为儒雅的岳阳楼平添了威严之势，是江南名楼的经典之作，是岳阳历史名城的瑰宝与标志。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特别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使岳阳楼名扬四海，成为古代名人的趋之若鹜的场地，蕴含了历史、政治与文化等丰富内容。为了将岳阳楼的文化景观发扬光大，重现昔日游人如织的风采，必须提升其景区景点的内涵与丰度。通过文化创意设计与营销，实现“新编历史剧”的重塑性创造。

二、岳阳楼的人文景观内涵和蕴意。

岳阳楼坐落于岳阳古城，岳阳楼因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属于部级的文物。体现了中国湘楚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画卷。

1、岳阳楼的湖湘文化景观。岳阳楼在文化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孕育出了湖湘文化，成为了与巴蜀、吴越文化并称的长江文化之一。李白、杜甫、刘禹锡等著名诗人曾为岳阳楼题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曲词赋更是为岳阳楼增添了烂若星汉的夺目光环，还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屈原名吟、“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孟浩然诗句，无一不为岳阳楼增光添色，留传下了众多的中国古典文化内容，寄托了历代先贤的浓郁情思和情怀，表达了忠贞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伟大的报国热忱。构筑了“先忧后乐”的岳阳楼文化精神。

2、岳阳楼的文物景观。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中唯一保持原址原貌，纯木结构，三层、四柱、飞檐、盔顶。全楼没有一块砖石，没有一颗铁钉，门缝对榫，工艺十分精巧。

3、岳阳楼的三国时期景观。岳阳地处三国时期的重要军事要地，家喻户晓的三国人物：周瑜、大、小乔等人物都凝入了岳阳的古代文化历史当中，阅军台、小乔墓成为了岳阳楼的三国文化景观。

4、岳阳楼的龙舟景观。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因愤世嫉俗，用不朽的诗篇《离骚》寄寓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执着的人生追求，自沉于罗江，用不朽的精神感染现代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人们为了纪念屈原，岳阳楼在每年的端午节之际划龙舟以示缅怀之情，成为了岳阳的风情习俗文化，成为一个人文景观。

三、岳阳楼的人文景观创意性营销策略。

为了传承岳阳楼优秀的历史文化特色，将其独特的人文景观予以创意性塑造，要遵循人本的理念，用历史的根基、传统文化的精魂作为内容，创设出具有独特个性的营销精华。

1、要采用Arduino虚拟数字技术创设岳阳楼虚拟空间的展示与营销体验。运用网络数字技术进行岳阳楼沙盘整体设计，把岳阳楼的楼亭风光凝聚在3D仿真化的沙盘当中，慕名来岳阳楼欣赏的人们可以通过直观的沙盘设计领略到岳阳楼缩略的风景，从虚拟的场景中获知岳阳楼的环境信息，通过Arduino的传感器可以捕获沙盘中的环境变化信息，从而控制虚拟环境中的变化。

从心理的欣赏的角度，对岳阳楼虚拟景区的设计使观赏者沉浸在真实性和视觉美感的体验之下，获得了良好的交互性体验和认知性体验，这种新奇的、数字化的体验表现方式，增加了人们对岳阳楼的文化认知，有利于楼阁文化的广泛传播，促使更多的人来欣赏岳阳楼、感触岳阳楼的历史文化。

2、要采用文化营销的创意手段。岳阳楼集聚文化精华，岳阳楼为更了进一步拓展旅游市场，进行创新与包装，就《岳阳楼记》进行文化创意营销。在2013年的春节期间，岳阳楼景区就曾开展“背《岳阳楼记》，领免费门票”特别活动，大家在岳阳楼上背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幅多少美妙的场景呀！并且，在清明期间，岳阳楼更推出优惠促销活动，游客可以获得“免费通行证”随意畅游岳阳楼，但是前提是游客要能回答出景区的相关名胜古迹，大家纷纷踊跃报名，热闹非凡，这种将营销与文化内涵相融合的创意手段，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吸引了众多的热爱文化的游客。

3、要在建筑翻修设计过程中要突出楼体的尊贵。岳阳楼凝聚了景观的精髓，其楼体的地位显要而尊贵，为了突出其主体地位，要对其他人文景观进行配角控制，尤其在其他建筑物的高度、规模、色彩等定制上要严格控制，以其他建筑物的陪衬设计来体现岳阳楼的主控风格。

岳阳楼的人文景观历史渊源久长，文化内蕴丰富而久远，要用其沉淀的传统文化、风格特异的风俗人情，展现出岳阳楼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景观特色，以人文的精神，创意的营销理念，体现出岳阳楼的建筑古朴特点、动态的风情习俗，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态的、人文的城市风貌。

参考文献：

[1]龚德宽，袁志成。《岳阳楼记》华丽转身的精神内涵[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