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专业的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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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论文1
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学课程结束了，在本课的学习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了一种把经济学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相结合的思维，逐步尝试把平时看到的新闻中的经济问题与所学过的理论结合起来。
一，理论基础仍是重点
当然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仍然是基础，凯恩斯的理论仍然是学习的重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产生了一些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一度走入低谷，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凯恩斯主义将重新受到重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靠拢，新增长理论将继续是一个研究热点，不远的将来宏观经济学将出现新的综合。
二，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和理论的应用
在本课的学习中着重讲到了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问题：首先，经济的增长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以我国的经济增长现状为例。现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财富的相应迅速增加，甚至感觉在缩水。到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从乐观和悲观两方面来分析，并从两种观点中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现状。中国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很快，增长百分比在10%左右，但是人们一直对现在反应经济增长的GDP的核算是否能反应经济的实际增长存在怀疑，所以在学习中我们引入了绿色GDP的核算。
除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我们还对经济周期、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进行了学习，分别以中国的数据作为实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面对这些宏观经济中的问题，每个国家都采用一定多的经济政策，以此促进经济的良好运行。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是在1998年以前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98年至现在国家一直采用稳健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用研究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IS-LM曲线来分析，并且对IS-LM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每一个国家不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所以IS-LM模型进一步扩展为IS-LM-BP模型。这样可以更完善分析各国的经济。从ＩＳ－ＬＭ模型中还可以推出ＡＤ－ＡＳ曲线，这时价格不再作为一个常量而是作为一个变量来考虑，并且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结合了起来。用ＡＤ－ＡＳ模型可以充分的分析美国９０年代后的新经济，从而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启示的因素。
三，结论
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门论战激烈，不断变动发展的学科。除了在有关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方面经济学家能达成一致以外，在其他领域中，尤其是在涉及商业周期，失业，通货膨胀中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争论不休。而且各个流派的理论研究都是在很多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个流派在研究时都是寻找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而对反方面的实际问题则不予考虑，这样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很多局限性。所以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的运行有着指导作用，但是仍存在很多的局限。
管理经济论文2
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美国经济学家，与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经管论文3
(一)理论知识的完美结合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开设ERP课程，必须让学生提前熟悉掌握各课程的专业理论知识。将这些看似独立的专业知识有效整合到一起，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集中运用到ERP管理系统中，提高经管类专业学生对知识的整体认知与理解。
(二)熟悉企业的整体流程
ERP为综合实验教学搭建了一个仿真模拟平台。这个平台模拟现代企业内部的整个运作流程，并且将企业运行中所涉及的各项业务以板块的形式展示出来，给经管类学生提供了一个能够让他们不仅通过课本中的理论知识了解企业运作情况，而是可以很直观的深入了解、熟悉、掌握企业内部运作行为的模拟企业行为环境。其中，ERP沙盘的演练，更是将企业浓缩到一个版面内，极大开阔了学生视野，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进行了有效的结合与链接，增加了教学的实效性。
(三)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ERP课程作为一门具有综合性的实训课程，与传统课程的差异性在于：它不是“一对多”的授课模式，更不是按部就班的遵照老师的步骤进行机械化实训操作。ERP综合实训教学体系要求以学生为主导，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动参与到ERP课程中去，通过分组分版块，逐一进行练习与操作。在模拟企业业务流程的背景下，让学生扮演其中各个部门的主要行为操作人，通过相互协作，真实再现实际营运管理流程。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而且培养了团队的协作精神，巩固了所学的理论知识，加强了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二、ERP综合实践教学的主要问题
实践性教学作为现代高校教学系统里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逐渐被广大院校重视起来，各大高校纷纷开设相关专业的实验课程，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以及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目前，许多学校已经根据自身专业特点设置了相关的ERP课程，也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是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课程设置存在不足
作为一项综合性质的实践教学，ERP课程对知识的整合性要求非常高，ERP管理系统里所涉及的所有相关知识，都必须让学生提前掌握。而高校教学存在侧重性，针对各专业展开课程教学，无法兼顾到所涉及知识的其他专业内容，各个学科之间交叉知识点很少。另外，采用ERP教学方式，学生必须掌握计算机操作和数据库等相关内容，这些内容有些院校经管类专业并没有开设，这样就给ERP实践教学的开展增加了难度。
(二)教学师资相对短缺
ERP课程不是专只哪一类课程，而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质的实训课程，这就要求老师的整体素质必须高，不仅能够熟练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还要能够准确熟悉各部门之间的业务流程。然而，高校老师一般并不熟悉企业内部运作，更不可能拥有经营管理的实战经验，也就无从对学生进行实验教学方面相关的演示与指导。
三、ERP综合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究过程
鉴于ERP软件市场的多元化和各大高校教学体系的改革创新，总结一些学校在ERP平台下开展实验课程所反映的突出问题和取得的宝贵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和学生自身特点，现拟构建出符合我院经管类专业未来发展的ERP综合实践教学体系。
(一)结合人才培养计划，完善教学大纲与计划
我院要求经管类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熟练应用ERP软件进行业务操作，注重培养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工作中能够充分利用ERP管理系统处理各项复杂的问题。根据这样的人才培养计划，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首先，应该明确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的比例，有效把握学生对ERP软件整体认知情况。其次，在ERP实验教学大纲中着重强调学生独立自主的设计实验项目、创造实验项目以及解决实验项目，突出学生在整个教学任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最后，规划教学进程，以实验模块为单位分开授课，并根据计划内教学目标有重点的突出重要内容，做到层次分明，加深理解。
(二)注重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资源的有效性
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师资队伍建设的好坏极大决定了教学结果的成败，特别是有关实验性课程必须要借助这个“东风”才能够完成高校最终的实践性教学目标。ERP教学任务需整合一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教师融入一个ERP教学体系中，这就需要单独成立一个ERP教学团队共同来完成这一任务。ERP教学团队中应该分设理论教学、实验指导、软件操作、实习督导、技术维护等不同岗位，分别在不同阶段、不同模块中扮演重要角色，极大提高了教学整体资源的利用率。为了能够及时更新知识内容、更好与企业进行双向沟通与合作，学校还可以定期组织相关教师进行岗位学习与考察，在实践中得到知识的积累与巩固，体验ERP实施的真实效果。同时，也可以引进企业中具有ERP实战经验的人员以他们切身体验给学生进行交流与示范，让学生从中加深对ERP软件的理解。
(三)细化ERP教学内容，分阶段开展实验课程
ERP平台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是现代高校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为了更加有效地完成这一项重大实践课题，完善实验教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发展目标，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ERP综合实践教学体系框架。由于ERP软件的复杂性，高校教师应该分阶段开展教学任务，才能循序渐进地让学生了解到ERP管理平台的实用效果。
1．理论知识储备
理论知识的讲解可以安排在大一学期期间，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学手段，通过教师理论授课和多媒体软件的展示，让学生了解关于ERP软件的发展演变，熟悉ERP的基本结构，掌握ERP软件理论操作，以及通过ERP实现对整个企业运营流程管理的核心理念。同时，ERP课程里所涉及的相关基础知识可以同步展开教学，并在ERP理论课上进行有效的串讲与归纳，为了有效开展后续的实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ERP沙盘模拟
在完成最基础的理论知识后，可以在大二学期期间内进行ERP沙盘模拟训练。ERP沙盘模拟公司内部的整体结构和运营情况，并将它们完全浓缩展示到模拟沙盘上来，可以清楚反映各个部门的业务活动，直观地展现出企业实际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加深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不仅如此，ERP沙盘能够让学生根据不同兴趣爱好分组、分角色进行实际演练操作，模拟营销、管理、财务、生产、信息、物流等多个重要角色，并采取有效机制、制定决策和战略合作等办法与其他小组共同模拟竞争市场中的企业活动。采用这种体验式互动教学，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团队合作能力，让每个学生都能够体验各种环境下企业的生存现状以及实施决策的全过程。
3．ERP软件实战操作
不同于ERP沙盘模拟的身临其境与直观明了，ERP软件模拟系统通过电子技术将许多烦琐的中间步骤以及监控过程都放到后台由系统自动完成。这种情况下，通过大二学期的ERP沙盘模拟实验，能够让学生熟悉、明白整个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对接下来大三学期的ERP软件实战演练是十分必要的。ERP软件实战模拟训练主要根据企业实际的经营状况和业务数据，模拟企业在市场环境下的运作情况。学生利用之前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对ERP沙盘模拟下各管理环节的亲身感受，真正学习有关ERP软件的操作与执行。ERP软件平台可以设计不同的企业环境、岗位职能以及业务流程，学生可以根据这些模拟的条件去经营一家企业，并在经营的过程中逐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战略统筹规划的能力和寻求企业稳定经营的发展方向。可以说，ERP软件的应用，强化了学生对ERP管理理念的认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岗位实习锻炼
到了大四第二学期，是时候检验一下实践教学成果。通过之前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模拟实战经验，学生去企业岗位进行实习锻炼可以进一步加深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在实际工作中学到宝贵的工作经验，真正体会到ERP管理系统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学校可以联合校外企业进行资源共享，增进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学校可以提供大四学生进行上岗、顶岗实习。一方面解决了学生实习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带来了劳动资源，解决了招聘困难的尴尬境遇。
(四)强调考核评价体系，保证实践教学效果
经管论文4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法；经管类课程；教学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经管类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均很突出，《劳动经济学》课程也不例外，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及生活决策都可用劳动经济的原理加以解释。比如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职业选择与转换、劳动力流动、关于工资的调整问题与工资率的控制问题、收入分配与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教育与培训的发展问题等都与学生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这决定了理论学习对学生是一种挑战，而如何才能使学生对那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产生兴趣，并将所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是教学中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该课程的教学对教师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其实，经管类课程的教学大多面临类似的困境。
为了破解经管类课程教学困境，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基于本校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三个专业，四个年级的师生采用了问卷调查法、现场观察法与访谈法等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问卷调查法一部分是针对学生的，目的是要了解学生对参与式教学方法的认识程度和认可程度；另一部分是对相关专业教师的教学情况的调查。观察法主要是结合期中教学检查，采取随机听课形式，通过现场观察，了解印证参与式教学的实施情况。访谈法主要是深入到学生、教师中去，通过提纲访谈的形式去获取相关的信息。
为获取有效信息，提高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学生的问卷的题型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及一道开放式问答题。采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的方法，利用课间休息的形式在本校部分学生中进行调查。整个调查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发放教师问卷50份，回收问卷49份，剔除无效问卷和缺损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6份，回收有效率为92%;发放学生问卷共220份，回收问卷215份，剔除无效问卷和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10份，回收有效率为%。
二、参与式教学法在经管类课程教学中的运用现状分析
《劳动经济学》等经管类专业课的教学内容、方式、手段、考核方法上均存在诸多类似的弊端：
(一)在教学内容上，各门课程仍以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为主对课程知识加以介绍，拘泥于对原理条文的苍白的解释，缺乏对社会实践和最新理论成果的有效融合。
(二)在教学方式上，偏重于灌输式，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首先，填鸭式地灌输知识很难内化成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在追求知识灌输量极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压抑和挫伤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创新意识，不利于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其次，能够调动学生主动性的参与式教学运用不足。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当被问及到课堂氛围时，70%的学生选择了茫然、压抑，只有15%的学生选择了满足。在被问及到“师生一起讨论有关问题吗？”%选择大部分老师会；%的学生选择少数老师会；%选择不会；%选择所有老师都会。在被问及到“师生交流经常采取的方式是？”,%的学生选择了提问方式；%的选择了讨论方式；%的学生选择了网络方式。在被问及到“任课老师会经常鼓励同学阐述自己的观点吗？”%选择大部分老师会；%的学生选择少数老师会；%选择不会；%选择所有老师都会。
这说明目前经管类课程“教师讲、学生听”、循规蹈矩的讲授式教学仍是主流，师生交流手段、方式比较单一，大多数老师不注重鼓励学生阐述自己的观点。学生的情绪在这样的课堂上有压抑感，必然会阻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在教学手段上，多媒体、网络等辅助教学手段的运用不足或存在着功能性缺陷，学习的效率和效能亟待提高。调查发现，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老师占绝大多数(%),仅有%的教师较少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多媒体教学实质上是讲授式教学的改版。教师通常是把所要讲授的内容做成课件，利用多媒体在课堂上播放给同学们看，但授课方式仍然以讲授式为主，这说明教师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教学方法。
(四)教学效果的评价以考查学生的记忆力为主，基于分数判断学习效果，考察学生的就业能力的相关测试机制尚未确立。这直接导致部分学生学习动机不纯，“混”学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上专业课不买教材，不记笔记，下课拷课件；学生的注意力不能够集中到课堂教学上来，出勤率低、部分同学人在心不在；对提问不积极思考回答，参与讨论也不积极；对作业敷衍了事，从网上下载抄袭；考前依赖划范围，考试作弊，答卷马虎等等。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但不能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要求(如掌握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与方法)也达不到。
总之，在经管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未能有机结合起来，学生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养成素质的教学目标没有和谐统一，教学效果差。而大学生思想活跃，参与意识、表现欲望强烈，对“居高临下”式的空洞抽象的权威说教比较厌倦。其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影响创造性才能的发挥。
三、在经管类课程教学中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改变课堂教学氛围的需要，也是学生的期望。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当被问及到“你所希望的课堂氛围是？”活跃兴奋的(%),和谐平等的(%)、宽松的(%),最不喜欢的是严肃氛围。对教学氛围的渴求反映出学生对实施参与式教学的内在需求。在问及“你希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引导者(%),知识的传播者(%)、指导者(%)。这说明，学生不再仅仅希望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更希望它们是自身学习的引导者、指导者等。
其次，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就业能力，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开拓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根据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可思的一项针对中国2007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来看：中国企事业单位对应届大学生的求职与工作能力需求最看重的是5种能力：积极学习、学习方法、有效的口头沟通、积极聆听、理解他人等。前五项能力主要是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但毕业生普遍达不到工作要求的能力水平。(工作能力的最高水平是100%,企业一般要求到40%以上，毕业生掌握的水平多在30%到50%之间。①)这种状况使得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比率居高不下。
这充分说明高校培养模式与方法存在缺陷，严重与就业市场的要求脱节。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绝非速成，而是贯穿在整个大学的教学实践中。这就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念，研究新的教法来替代“填鸭式”教学方法，改变老师只管“教”、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即创新能力、学习力、口头表达能力、沟通与交流能力、合作能力等。
最后，学生有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需求性。
根据调查及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如果教师组织讨论，学生是否会主动参加的关键在如何组织。在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老师分组讨论，你会主动参加吗？”%的学生选择“大多数情况会”。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比较高；当问及“你希望老师给你机会在讲台上阐述有关见解吗”,有%的学生选择“希望”,%的学生选择“非常希望”。这说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学生有参与教学活动需求。
(二)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可行性
首先，教师教学观念与方法的逐步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变化指引教师的教学行为。在接受调查教师中，认为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中心的占%,认为教学应该以“教师”为中心的仅占%。这说明，绝大部分教师的观念已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这种教学重心的转变为参与式教学的实施扫除了一个障碍。在问及“您认为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时，有%的教师选择了“引导者”,%的教师选择“知识的传播者”,%的教师选择“指导者”,%的教师选择了“协作者”。这说明，绝大多数的教师已经不单单把自身角色定位在知识的传播者，而是朝着多元化发展。
其次，学生自主学习观与学习能力的增强。当问及“你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如何？”时，%的人选择“大多数情况可以”。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已具备自主学习能力，不再希望教师把知识直接灌输给自己，而是希望自己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建构知识。自主性学习是参与式教学得以生成的主要方式，参与式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自主学习形成、发展、突破的过程。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对参与式教学的实施至关重要，学习观念上的转变为参与式教学的互动提供了基础。
在问及“是否使用网络搜集资料”时，%的学生选择“经常使用”,%的学生选择“一直用网络搜集资料”。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己经具备搜集资料的能力，这将使他们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三、结论与建议：参与式教学法与经管类课程的契合路径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大多数经管类课程教师已经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参与式教学方法的基本手段，如提问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社会实践调查等，但存在的问题是机械式的应用这些手段，没有把课程特点与具体教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随意性较大，流于形式，实施效果很差。因此，教师如何根据课程特点，把参与式教学方法与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结合起来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以形成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良好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综合上述调查分析与《劳动经济学》课程的参与式教学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参与式教学法与经管类课程的契合路径如下：
第一，把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形式如分组讨论、案例分析、“头脑风暴”等结合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点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是核心问题。教学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在保证教学效果前提下，从整体上做到典型性与完整性；如何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并鼓励他们参与撰写各种学术小论文或调查报告；如何适时介绍学科前沿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关键问题是老师必须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潜能。例如，讲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时，教师利用“头脑风暴法”引导学生列举劳动力市场歧视社会现象或问题，要求学生尽量提出自己不同的解决办法。这种方法可引发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比单纯讲理论模型效果好。公务员之家
第二，教师必须把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有机结合，处理好理论的一般性和案例的个别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劳动经济学的案例教学中，大量选用京津两地的素材，运用京津两地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数据和案例来充实教学内容，在保持课程基本原理、基本框架体系的完整性的同时，增加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内容以紧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并且重点研究学生自行调查取得的第一手数据能否进入案例库的可行性以及如何组织案例教学的全过程。
第三，引入参与式教学法对教师具备的能力素质如知识面、表达能力、思维敏捷度、组织与协调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参与式教学法要求教师必须从一个讲演者、解惑者和裁判者的角色转化为一个指导者、组织着、协助者的角色。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学习，完成角色的转换是关键。
第四，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使其不流于形式。在实践体验式参与中，学生要进行调查研究、参观访问、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而教师应该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教学的内容来选题、对学生进行分组、指导问卷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实践教学有可能流于形式。在劳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笔者根据当前的劳动经济热点问题结合专业特点构建了一个课程论文选题库，并且根据笔者自己的理解不断更新选题，引导学生去关注、钻研实际问题，取得不错效果，有多个本科生论文在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
第五，转换考核形式。标准化的试卷考试方式使得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付”,不但容易磨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不利于培养其自主学习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笔者正在尝试淡化期末笔试的比重，更注重平时分组讨论的表现以及学期末的课程论文水平。论文形式的考试可以充分调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学生从大量的参考资料和独立思考中发展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甚至能发现课本、文献和权威们某些不甚完善之处，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教师应该深入思考标准考试和论文形式的考试如何结合才能既巩固基础知识，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切实学有所获。
参考文献：
[1]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经济管理论文5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不过分依靠资源来寻求经济增长，而是要在资源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并且要能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系统能够与整个生态系统相融合，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循环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并且要求在经济增长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能够融合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从而实现物质资源的重复利用。循环经济是一种高效、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遵循自然规律和能量流动方式的，其目的是资源循环利用，实现低污染、零排放，以此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人们能够以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促进人类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循环经济需要遵循如下原则：首先是要有新的经济观，不能超过资源的承载力，只有在承载力范围内实现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同时，循环经济要形成新的价值观，不仅要考虑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还要考虑到自然的修复能力，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以不断促进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在传统的工业中，人们的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这使得自然的负荷越来越重，因此必须要形成新的生产观，遵循3R原则，即资源利用减量化原则、产品的再使用原则、废弃物的再利用原则，力争做到排放无害化，保证生态的平衡。
二、我国旅游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旅游经济在体制上是不完善的，无法做到资源的高效运用，典型特征就是低投入、高利润。旅游景点一般是以国家垄断的方式进行保护的，这就导致了旅游市场的封闭性，阻碍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再加上旅游经济管理工作涉及部门较多，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由于我国的旅游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各个部门合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制约了旅游经济的增长，间接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还存在经费投入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地区对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很小，导致设施配套不完善，景区主要的道路和绿化工作不到位，制约了旅游经济的高效运作。旅游开发部门也缺乏长远的目光，经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的发展，严重违背了循环经济的要求。再加上旅游相关部门缺乏创新理念，旅游产品都是以往的主题和方案，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导致游客的数量逐渐减少，使旅游行业信誉受损，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三、创新旅游经济管理的思路
旅游行业综合性比较强，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与当地资源、环境、人文和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旅游经济要实现系统观创新，构建系统管理和控制的系统观，站在整体的角度来打造品牌景区，有效促进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融合，加强旅游行业的规划和融合，以系统为原则，促进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管理要实现经济观的创新，就要优化旅游业资源，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保证游客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体验，在不危害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实现最合理的经济利益，在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开发利用，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旅游经济管理还要实现环境伦理观的创新，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宣扬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基于循环经济的视域下要尊重生态环境，保护好生态系统。同时还要实现好生产观念的创新，节约生产，促进绿色生产，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帮助游客实现消费观念的创新，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减少消费上对环境的破坏，促进民众购买旅游循环经济产品。在循环经济视角下，旅游企业是产品形成和资源消耗的关键所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因此构建与自身企业相适应的循环经济体制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当地旅游产业控制好旅游设施的规模，禁止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减少旅游服务过程中的物质能源消耗，倡导展开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旅游经济管理需要重视经济产业链的循环，实现资源的可循环再利用，这也是旅游业内部分工的结果，同时旅游业还要建立起相应的废弃物再利用资源优化企业，保证旅游业的上游产业链和下游产业链能够得到相应的延伸，实现资源的充分高效利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我们要构建完善的旅游循环经济体系，不断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出行，鼓励人们爱护环境，建立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将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变成全人类的责任。
作者：孟昱龙 霍婧媛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双。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J].经济视角，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