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范例（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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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世界历史 全球化 启示 现代化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1]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

世界一体化是时展的趋势，而能否洞察这种大势并科学的加以阐述，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是其主客观条件共同发展成熟的产物。客观条件表现在：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力量；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当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也不能离开文明发展的大道，还有其思想来源。在黑格尔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黑格尔则将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他运用自己的辩证方法，对世界历史作了总体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思想：(l)第一个自觉地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把握。 (2)既然作为“自由概念”的世界历史要扬弃偶然性，那么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都必然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 (3)深刻地指出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性。

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变革

在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中，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地域性，深刻地洞察近代以来世界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他的哲学到处贯穿着一种宏观历史感，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而他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则从反面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使之能够成功地绕过理论探索中的暗礁和旋涡，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的形成，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变革。这种革命变革在于：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发，对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再颠倒；其次，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第三，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观评价，从而打破了黑格尔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设置终点的形而上学观点；第四，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说明了“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与“欧洲中心论”格格不入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表现：全球化

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我们应该以世界历史理论为武器，客观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从容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理论层面—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客观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理解各异、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考察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研究当今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我们应该有以下正确认识：全球化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当今的全球化也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当今全球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

2、实践层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2] 人民日报[N].1998-3-10

世界历史论文【第二篇】

史学思想和理论是世界史学者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必要理论支撑。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作成以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重心的演进逻辑。他着重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四种学术逻辑，即历史知识性质“同质”之争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同异”之争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的可能性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历史认识客观性与价值判断问题。通过分析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他认为应保持对理性的追寻，把握历史的真实，用历史研究回应时代的拷问。东北师范大学的伍斌在《试析约翰•海厄姆的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约翰•海厄姆在美国史学界“一致论”主导之时，着手研究排外主义，开“新移民族裔史”的先河；在“新社会史”导致史学碎化之日，倡导美国历史新的综合；在“多元文化主义”泛滥之际，呼吁加强美国史整体性的研究。文章通过对约翰•海厄姆史学思想的梳理分析，可以透视20世纪下半期美国史学思想的变迁轨迹。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文沁的《“停滞”的寓言：约翰•密尔论中国》文章认为，19世纪中国被欧洲虚造为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由此中国成为欧洲人辩论之时的论据：野蛮与文明、进步与停滞、富强与贫穷、专制与公正、宗教的真理与谬误等，而停滞的中国成为约翰•密尔等一些思想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素材与内容。华东师范大学的孟钟捷在《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一文中，通过考察、分析，格德哈根之争”，强调格德哈根争论的核心指向是统一后德国身份认同的困境。浙江大学的孙晨旭在《中外学术界美港关系史研究中的争议与共识》中指出，美国视野下的香港价值曾呈现出种种现实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取决于香港自身发展、国际环境变迁以及美国涉港利益群体的特殊需求。

二、古代西方王权、宗教及法律问题

世俗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两者关系处理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郭子林的《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通过对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的研究发现，古埃及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揉合起来，使国王与神以及之前的国王建立起血缘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对古埃及王权统治的维护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何立波在《论骑士等级的崛起及其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的影响》中指出，骑士等级的崛起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兴起的骑士等级削弱了被释奴和元老等级对帝国权力的影响，深刻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官僚机构。

清华大学张张的《教廷枢机的起源与首部“宗教选举法规”》认为，1059年颁布的首部“教宗选举法规”基本确立了枢机作为选举的主体和选举教宗的原则。枢机直接左右教宗的选举，反映了枢机在教廷与王权的争夺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天津师范大学郑阳的《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大众化之探析》一文，通过对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在观念、制度、仪式等领域变化的研究，发现犹太教的大众化使以犹太教为代表的一神宗教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西南大学的李海峰从民间契约的角度探讨了《汉漠拉比法典》的性质，通过对世俗女儿的继承权、收养活动中对违约双方的惩罚、土地租赁中的租金比率、动产交易中的借贷利率等方面在民间契约与法典规定上的矛盾性分析，认为《汉漠拉比法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典，而更像是早期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汇编。

三、西方近代金融及其他经济问题

发展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张红菊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形成及特征》一文中指出，金融资本形成和扩张的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金融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的赵文君在《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中通过对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发现，17世纪后英国出现了现代农村金融机制的新特征，如土地抵押、以生产性投资为主、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规模扩大等；认为考察英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建设和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开大学的付成双在《美国革命对北美毛皮贸易的影响》中认为，加拿大毛皮集团同北美13个殖民地争夺大湖区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北美历史上毛皮边疆和种植业农业边疆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山大学周立红的《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建构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一文，通过阐述自绝对王权时期到拿破仑时期、自复辟时期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国家干预谷物市场的历史，清晰地展示出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是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形成的。兰州大学柴彬的((英国近代早期的商业投机及其国家治理》认为，近代早期英国政府以法律为主要手段对国内的商业投机行为进行了长期的国家治理，但其效果因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较为有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的《现代性的滋生：檀香木贸易影响下的夏威夷经济发展》一文认为，1790-1839年的檀香木贸易使夏威夷传统的物人合一观念开始走向终结，进而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经济。

四、关于疾病、气象、交通和森林问题

医疗卫生史、气象学史一直是世界史学界研究的弱点，本次研讨会亦对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予以关注。淮阴师范学院高麦爱的《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尘肺病探究》一文，深入分析了英国煤矿工人感染尘肺病的原因，认为当时英国社会力量及组织对煤矿工人尘肺病的重视要远超政府。英国社会各界对煤矿工人的救济客观上推动了英国保险业的发展。黑龙江大学郭渊的《中法西沙争议及西沙气象台的筹设》一文，是对中国气象史研究领域的涉足，他指出，西沙气象台的设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沙群岛的申辩提供了历史依据。该问题的探讨将西沙气象史置于国际关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新意。华中师范大学沈琦的《从“自由通行”到“设卡收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一文，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研究。他特别强调英国道路治理既注重道路通行的“公益性”，又体现道路使用者适当补偿的“合理性”，对英国道路问题的探讨就是对英国交通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外交学院马铭在《16世纪中叶前的中日交通与日本对华认识》中指出，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对华交通的主体转为武士集团、文官贵族集团、僧侣集团和海商集团的多元并行。他认为，日本对华认识的多元立体化特点根植于中日双方的文明势差，蜕变于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对中国文明的相对化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宋云伟在《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期间的森林管理开发状态研究》中指出，英国对印度的森林政策是近代西方工业国家对东方国家殖民掠夺的一个缩影，其本质就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给东方国家带来的是资源利用的商业化、资源开发的无节制和传统村社权威的丧失。

五、亚洲近代殖民、海洋和其他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洲的近代史就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史。研究亚洲的殖民争霸和殖民统治制度，对于深人了解亚洲的殖民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云南大学陶亮在((论印度洋对葡萄牙海洋殖民帝国兴衰的影响》中指出，缺少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略远见，致使葡萄牙没能把南亚、东南亚变为其战略后备基地，也就丧失了海洋殖民帝国存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北京大学郭鑫的《论日本的方面委员制度与“新殖民地统治方式，，》一文认为，日本在洲国推行的新殖民统治制度虽有社会事业性质，但更多地体现其以监视异民族为目的、协助日本构筑总动员体制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明在《建构和争论中的印度洋历史》一文中指出，最近几十年对印度洋的研究，既受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范式的影响，也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思潮所起的作用。

复旦大学钱静怡的《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权力》一文认为，必须对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双方进行双向的、综合的把握，并通过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史料进行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唐利国的《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认为，日本武士道论经历了由立足中国儒学、改变中国儒学到彻底抛弃中国儒学精神的历史过程，强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虚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曲晓丽通过分析“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苏联《真理报》对中国的报道认为，《真理报》关于问题的报道充当了“传声筒”的作用，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机遇。

六、拉美、非洲的政党与民间传统问题

拉丁美洲和非洲史的研究历来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点，此次研讨会亦对拉美和非洲相关国家的问题予以探讨。天津外国语大学贺喜的《从党争看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一文，分析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原因。他指出，以六个智利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自阿连德上台后矛盾日益激化，形成以共产党为首的“稳健派”和以社会党为首的“激进派”，由观念之争上升为派系斗争，且党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党派纷争导致智利政治走向碎片化，国内政局动荡，最终导致阿连德施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破产。北京大学的杨廷智对《赞比亚传统酋长的现代职能》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指出赞比亚的酋长制度在赞比亚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赞比亚的国家和社会事务中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他认为，传统的酋长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与现代J胜的因素进行着互动与调适，从而在赞比亚社会中能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七、欧美国家的福利、公共政策、教育、移民及其他问题

本次研讨会除研究欧美传统的政治话题外，还深人探讨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及教育等问题。南京大学的阂凡祥认为，NHS体系即战后英国福利国家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其为全民提供免费服务的核心原则不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厦门大学李莉的《一战时期美国的联邦工人住房计划》指出，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所实施的两项短时期、小规模的住房建设计划，迈出了联邦干预住房市场、建设公共住房的第一步，而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我国解决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周真真提交的《合同治理下英国志愿组织的生存困境》一文，以“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为案例，考察了新工党时期合同治理给志愿组织带来的生存困境。安徽大学尹建龙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文章则有助于深人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社会集团间的互动和博弈。山西省介休市文物局的胡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初等学校的公民教育》一文中指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温和共和派着力于最能实现普及公民教育的初等教育领域，用增加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来进行公民教育，以使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法国公民具有对共和制度的认同。东北师范大学欧阳贞诚的《乔治•波哈斯与美国当代移民问题研究》则剖析了波哈斯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思想。浙江大学张弛的《谁是无套裤汉？—身份意识与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变迁探析》一文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无套裤汉”的词义是几经变化的，该词词义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黄艳红的《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官职买卖初探》一文认为，在旧制度的体制中，官职买卖与王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官职买卖制度是以公共权力的世袭化、私有化，以政治体制运转的不畅和冲突作为代价的。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的《略论近代早期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文，从城市人口增长轨迹，城市化的时间特征及其背后动力机制，宏观和微观的空间特征，城市在近代早期法国历史中的角色和定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法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厦门大学许二斌的《苏格兰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启示》一文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格兰经济的衰退、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失误，加之苏格兰民族党的推动和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恩怨纠葛等因素，共同造成了苏格兰的独立问题。陕西师范大学郭响宏的《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认为，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引人了西方的现代律师制度，对帝俄晚期的社会变革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南京大学陈日华的《14-16世纪英国郡共同体》一文指出，从中古中期开始，在英国的地方政治事务中骑士逐渐让位于地方乡绅，逐渐形成了以乡绅为核心的郡共同体。

八、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问题

冷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现代史上的一大历史事件，对当代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极大。上海交通大学的邓峰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一文中指出，危机的出现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观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映射。福建师范大学李购的《美国国内围绕欧洲复兴计划的立法辩论及影响》一文认为，《1948年经济合作法》的通过既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又为日后美国的冷战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打造了舆论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高艳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外岛叛乱”政策的缘起》一文认为，美国选择支持外岛叛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扭转在印尼的被动局势作出的“投机性”选择。湖南师范大学的刘雄在《老挝危机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落》一文中指出，随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弱，美国在东南亚以为借口开始实施单边主义行动，肆意干涉别国内政。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通过研究美国在《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中的角色，发现美国支持法德和解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前提是以大西洋为框架，而法国自戴高乐总统后坚持以欧洲建设作为第三种力量有违于美国人的意志，致使美国对法态度变化，开始拉拢德国而冷落法国。

会议于8月11日下午举行闭幕式，邓峰、付成双和姚百慧作为三个讨论小组的代表进行总结发言。他们认为，此次研讨会反映了世界史研究呈现出由点到面、再由面到点的研究特点，世界史的研究主题和领域正从横向转向纵深拓展，而研讨会的选题更加多样化但不碎片化。同时他们指出，专家点评与青年学者在世界史交流平台上的思想碰撞比作者一个人思考的收获更大，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青年学者间的沟通与交流，为研究者提供更好的学术平台。《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张丽致闭幕词，并对此次研讨会作总结性发言。张丽指出，此次研讨会对青年学者和《世界历史》杂志来说是一次双赢的会议，它使青年学者开拓了视野，学习了专家研究的思路以及资料运用的技巧。同时，会议拉近了编辑部与作者的距离，为《世界历史》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品牌杂志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与会青年学者感谢《世界历史》杂志提供了这样一个促进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平台，并由衷地感谢《世界历史》编辑部为这一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特邀专家对青年学者的点评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全体与会青年学者和特邀专家都一致认为，《世界历史》杂志通过举办青年学者研讨会的方式来促进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优良作风应该延续下去，并真心期望青年世界史学术交流的平台不断发展，更加完善。

世界历史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开放探究 个性 创造力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改新理念要求教师应把开发学生的潜能作为自己的教学目标，以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而学生的潜能主要包括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笔者结合自己运用开放探究模式的教学实践，对如何运用开放探究教学模式，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谈一些认识。

一、构建开放探究教学模式，保证学生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发展

开放探究教学模式即：自主预习——互动展示——反馈巩固。这种模式要求一个新时期中学历史教师必须更新教育观念，破除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的传统观念，树立“以创新教育为灵魂，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把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历史教学的核心和最高境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极大的激发，思维的独立性、学习的参与意识、创新精神得到更好的培养。它凸现的主要是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的是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能力，展示的是学生的个性和自信。培养和发展的是学生创造力。

二、运用开放探究教学模式，培养和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 1.在自主预习中，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发现问题开始，问题是深入学习的起点。如讲一课时，我先让同学们自学课文，然后提出问题，学生提的问题很多，典型的如“既然袁绍实力很强大，为什么结果却是曹操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中，曹操为什么又被孙权，刘备的联军打败了？”等等。学生提出问题后，我又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书，要求学生自行解决个自问题。这样，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自然地迸发出来。

学生自主问答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有效途径，但教师要正确处理好学生的提问，尊重学生的看法，实行鼓励性评价，发现学生的每一个创造点，应充分肯定和赞扬学生的提问。

2.在互动展示中 ，引导学生讨论、辩论，解决疑难、展示个性

在自主预习中，还有一些问题是学生特别是后进生不能解决的，教师就要组织学生通过互动释疑解难。

设疑，教师注重学生开拓新思路，提出新创见，从自发走向自觉。如学习新课《鸦片战争》一课时，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如果没有虎门销烟，就不会爆发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就不会入侵中国，你认为这个观点正确吗？为什么？”学生讨论非常激烈，并互相补充完善，最后使学生明白了：虎门销烟只是西方列强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向中国输入鸦片及发动鸦片战争只是它打开中国大门的一个手段，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才是列强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因此，即使没有虎门销烟，英国也会找其他借口通过其它手段达到其目的。这样，在学生分析时代背景和重大事件过程中通过其他手段达到目的，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思维得到锻炼和发展。再如，学习新课《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世界历史》后，我设计了一个问题“文艺复兴为什么首先在意大利迸发？”，启迪学生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思考和探讨，同样发展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思维。

讨论，是将疑难问题汇集起来专题讨论，课堂上自由发言，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都可以自由表达出来。例如，在学习《法国大革命》一课时，让同学们讨论“《人权宣言》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学生自由发言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应该站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分析其进步性，同时，还要揭示其中的阶级局限性，这里所提的自由平等是有阶级性的，广大人民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辩论，常常是灵感飞现，新意迭出，课后鼓励学生整理成文，自主完善，就是1篇很不错的小论文。如在讲授新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曾创设模拟法庭的情景，围绕“普林希普是否有罪？如何定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使学生们辨证全面地认识了普林希普的刺杀行为，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课堂的积极主动性，又发展了学生个性，培养了他们的创造力，真正发挥了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作用。 新课结束后我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为题组织学生辩论，将班里学生分为正反两方，各自依据自己搜寻资料展开了辩论，张扬了学生们的个性，培养了其创造力，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三、创新开放探究教学模式，拓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

我校的开放探究教学模式是大体适应各科教学的，应用到历史教学中就需要做些小改革，我把“反馈巩固”这一环节改为“拓展延伸式”。这样更利于课堂向课外开放，向第二课堂延伸，更利于将学校与社会，历史与现实联结成一个整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更广阔的时空里，激发学生兴趣，张扬其个性和创造力。比如鼓励学生写历史小论文，这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最好方法之一。撰写历史小论文，要求立论新，选材精当，论证严密，结论推陈出新，这是对学生历史创造能力的综合检测。很多同学为写好小论文，查找资料，请教老师，同学间相互切磋，探讨交流，近年来就写出《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航的比较》，《小议隋炀帝》，《我看拿破仑》《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诸葛亮真的聪明吗》等多篇历史论文。其中《诸葛亮真的聪明吗？》、《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分别在去年和今年三门峡市中学生历史论文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尽管论文幼稚，但其冲破定论的勇气、大胆新颖的见解、有理有据的论证、独到新奇的结论，确实称得上是学生个性的体现和创造性思维的果实。

世界历史论文【第四篇】

还有一些老师没有直接给我们授课，但是也有所接触和了解。

这些老师中，首推周一良先生。我们入学时，周先生是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的教授。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专业课，但是教授中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就是周先生。那是系里搞入学教育，他作为专家型的领导给我们讲了一课。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职务，还特别讲到，他是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代表。讲课内容大部分记不清了，好像主要是灌输专业思想，讲历史系的学生就要热爱历史学习历史，不仅要热爱学习中国历史，还要热爱学习世界历史，学习历史具有的重要意义；还讲到考上了北大，千万不要骄傲等等。刻骨铭心的是周先生那种学者风度和气质，中等个，白净脸，不太浓密的白发梳理得有条不紊，穿着得体，衣料高档，裤缝笔直。尤其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显示出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当时令我们惊讶和不解的是，他手上竟然戴着一只金戒指，以至有些思想比较“左”的同学，觉得他不像共产党员，而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是周一良先生与夫人结婚时的定亲信物，已经戴了20多年。据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里讲，1966年文革一开始，周先生为了怕找麻烦，就想摘下来，由于年深日久，自己已经取不下来，还是到海淀找行家锯断才拿掉的。

后来得知，周先生祖籍安徽东至，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周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藏书家、文物鉴赏家。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讲的“剥削有功论”，就出自刘少奇在天津与他的谈话。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家学渊源，自幼聪明好学的他1931年就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翌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与杨联升同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才华过人，连杨联升都承认，在当时的青年学者中，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老先生衣钵的。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5年，傅斯年向为北京大学延揽人才的胡适推荐人选，周一良排名第一。1946年，陈寅恪到美国去，见了赵元任，还特别打听周一良的消息，对他的状况极为关注。1946年，周先生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及主任。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先生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学术成果颇丰。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此外，他对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代表作是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上世纪60年代周先生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他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我们在学校学习世界史上课用的就是这本教材。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周先生于2001年10月23日逝世，他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与周先生再次直接接触已经是文革开始以后了。记得是1966年6月初，我们从半工半读的昌平分校奉命回本校参加文革，最初住在东操场第一体育馆。不久，工作组进校进系，就开始组织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疯狂了的学生首先把系里行政领导拉上台上批斗，然后就是大牌教授们。记得周先生参加会议时还是衣着光鲜，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被几个“革命”得出奇的学生吼叫着点名押上主席台，让他与其他十几位党政领导一起低头认罪，接受批判。当时好像还有人要动手打他，被一个还懂一些政策、头脑尚比较冷静的人拦住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住周先生从此走向厄运和政治恶斗的旋涡。他的家被抄，人被打，还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反共老手”、“老保翻天急先锋”5顶大帽子。第一个是指副系主任、总支委员，第二个是指知名教授，第三个是指在美国待过，第四个是指他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演讲时的照片上有国民党旗，第五个是指他文革中反对过聂元梓，总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周先生更加知名和富有争议的，就是他文革后期参加“梁效”写作组了。他是这个写作组的“四老”之一，文革后备受知识界的诟病。据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给周先生修书一封，内容只有4个字：无耻之尤。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这些事的态度，淡然处之，还一度把这4个字压在玻璃板下，以资警惕。当然，后来人们逐步了解到事实真相，都有所表示。启功先生与周先生在后人的调解下，也虽未相逢一笑，却抿了以前恩仇，并且互相赠书，以复往日情谊。

1980年，北大校党委曾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虽然如此，周一良在政治上人格上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后来不少人都理解了，毕竟还有早逝而未得了解真相没有释怀的，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他的全集中，就把所有涉及周一良的内容都删去了。须知，周先生可是他当年最器重的门生啊！

周先生的儿子在文章中写道：解放前夕，周一良同情共产党，在家里曾掩护过朱基、艾知生等共产党员，后来，父子俩由于经历不同，一些政见不一，曾多次辩论，一次周先生甚至摔下筷子拂袖而去。读到这里，不禁感慨万端。

为情而殇秦文炯

秦文炯老师是1957年毕业的师长，他当时是汪先生的助教，在课下给我们当过辅导老师。他个子很高，白净略长的脸，讲起话来也是川音普通话还有些口吃。文革中跟我们接触较多，毛笔字写得很有特色，字如其人，清秀俊雅，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我们毕业后不久，忽然听说这位四川才子已经死于非命，原因是老婆在青海，调不到北大，只好舍弃母校，调回青海与老婆团聚。没想到发现老婆早已红杏出墙，一气之下，投河身亡。听了此讯，我们一是为英才早逝不胜痛伤，二也叹息他太没出息，为了一个不贞的女人竟如此奢费自己的生命，堂堂北京大学一教师，找个女人做老婆是件容易的事，干嘛非一棵树上吊死！近40年后，才知道秦文炯娶的这个老婆是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外孙女，是他苦苦追求的女方，自然一往情深，投入甚多。文革中才在北大结的婚，1970年就为她“殉情”。大概是满怀希望而又失望至极。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值得的。

从助教到专家的吴宗国

吴宗国是辅导过我们的另一个青年教师，他身材魁梧，性格内敛。他也是从事隋唐史的研究的。文革前接触不多，因为辅导是到学生宿舍，预先若不通知，去图书馆学习的同学们不一定都能见得到。接触多是文革中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吴宗国老师与张传玺老师一块儿在我们班，算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他们上班就到我们宿舍，一块儿讨论问题，一块儿开展所谓“大批判”。记忆中，吴老师得毛笔字写的也是端端正正，像他的面目表情一样，不苟言笑。那时候一个系一个“大批判专栏”，我是负责人。稿子一般由学生撰写，抄写大字报则大部分由教师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完成，因为他们这个年纪，从小都练过毛笔字，有一定功底，写起来又都很认真。老师们没有了师道尊严，和我们关系处得像同事一样。毕业后，与吴老师再无联系。

2007年下半年看80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忽然发现该剧片头字幕里数位顾问的首席便是“吴宗国”，很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可随着剧情发展的荒诞，我不禁又琢磨起来：吴老师这顾问是怎么当的？让编剧这么如此蹂躏历史？比如把魏征描写得那么格调低下，还有唐太宗很赏识准备立储的一个太子，极具才华和胆略，可却骗奸了政敌的妻子，十分下作等等。再后来，见一家媒体披露：《贞观长歌》剧组只是让“顾问”们给电视剧提提意见，况且只让看了两集，并没有说当顾问一事。电视剧播出后，他们还莫名其妙呢。

最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吴老师后来在隋唐史方面研究成就斐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变迁，从科举取士到治国方略，从文化思想到人物评点，都有他耕耘过的痕迹。他撰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如《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玄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隋唐五代史》等等，可谓是北大历史系隋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默默无闻张注洪

张注洪先生，中等个，50多岁的小老头，貌不惊人。我们印象中，文革前是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当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问他的情况，介绍说好像历史上有问题，所以不让讲课，在资料室做些工作。我们到系资料室查资料的时候很少，因而接触不多。偶尔见他，话很少，一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模样。但问起索要的资料，他了然于胸，一翻就能找着，说明他肚子里很有些东西。

文革后，张注洪先生的历史问题可能也不算什么问题了，其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来张先生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外文系，后转入历史系，又调整到北大历史系，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曾在世界史教研室，又到近代史教研室。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近30年默默无闻，文革后终于“大器晚成”，著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述略》，《中国现代史论稿》，成为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和外国进修生导师、教授，还担任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所顾问等职务。他的成就说明，坚守在北大，不怕坎坷与曲折，自己又耐得住寂寞，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就会有丰厚的回报。

独辟蹊径张广达

还有一位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张广达先生。我认识他也是在文革中，也是办大批判专栏抄墙报稿。张先生是主力，他的毛笔字写得又快又清楚，他本人的态度更是没说的，给多少抄多少，说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从没说过“不”字。听人介绍说，他曾被划过右派，后来虽然摘了帽，但“摘帽右派”仍然是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剑。文革一来，他心有余悸，唯恐再出问题，所以一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愧疚，竟然把人家当劳动力使用。

其实，张先生是解放后北京院校调整后北大历史系1953年首批毕业生，外语功底扎实，又有幸接受了众多名家的浸润，学问底子已经比较厚实。反右以前，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几部译作已很有影响。但是右派帽子让他1978年才走上讲台。中间有10年大多是体力劳动，与历史和学问绝缘。但是坎坷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没有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沦，而是艰难地坚守，终于在文革后喷薄而出。他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中国编委，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先生的专业特长是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他还通晓多种外语，治史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化记载。他的研究重点是：西域史地，特别重视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域的活动，多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他的论著十分可观，书籍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等。他撰写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和译著，汇集一起，让人叹为观止。由于他较强的外语能力，1981―2004年间，曾应邀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访问和讲学，比如到荷兰莱顿汉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到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做讲师、教授；到瑞士日内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员和全时教授。可以这样说，在这方面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教师中独树一帜。

背负半生恶名的商鸿逵

商鸿逵先生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没给我们任过课，但我们认识他却较早――原因却是他背负半生的“恶名”。

原来商先生1932年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研究生，从师著名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其间，刘半农曾带他3次去见名妓赛金花，并在一起吃饭交谈，当然主要是赛金花述说。商先生根据老师刘半农的意旨，把赛金花口述的内容，整理撰写成一本书，这就是遗传后世的著名的《赛金花本事》。然而，北大文科研究院院长胡适知道后，认为商鸿逵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的研究生，屈驾为一个妓女作传，“不成体统”，“有辱斯文”，非要开除他不可。商先生只好写一份检查了事。但是商鸿逵先生却落下了“黄色文人”的不佳名声。

解放后，不少人的看法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北大历史系同样如此。我们认识商先生，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当时，由于时代观念的局限，我们也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商先生。十年浩劫中更不用说了。老是觉得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头不怎么地道，而且他还满不在乎，依然故我，瞪着两只大眼睛，眼珠还滴溜滴溜地转，没有多少大学教授的气质。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商先生原本就是一个宽宏大度、永远达观的人，什么情况他都敢于面对，不论别人如何看他。他还特别热情，乐于助人，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学术事业上，他一开始跟着刘半农治文，途中刘半农病逝，胡适劝他师从孟心史（孟森）治史，最后成为一位文史兼治的大家。解放前在中法大学就被聘为教授。

文革后，这位老先生也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在明清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先为他的两位先师整理著述，刘半农逝世第二年，他就编辑出版了《半农杂文二集》；后来，又为孟心史先生整理出《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等多部著作，使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传承。在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他有着多方面的突破，比如对康熙的充分肯定，对清孝庄文皇后的正名，对清初内地人民反清斗争的科学评价，对清初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客观论述等等，都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专著《明清史论著合集》与《赛金花本事》，负有盛名。

商先生晚年为了挽回以前20年被耽误的时间，拼命工作，终于在76岁时，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2007年1月6日，北大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商鸿逵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给商先生以很高评价。

考古名师吕遵谔

吕遵谔老师就是在我们参观考察周口店中国猿人旧址时作讲解的那一位。他中等身材，白净微胖的面孔，他的讲解让我永远记住了他，尽管他以后很少给我们上课。他渊博的考古知识，生动活泼的解说语言，拉近了我与历史学科尤其是考古学的感情。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无缘得到他更多的授业。再见面就是十年浩劫中了，不知为什么他会被打成“特务”，而且被打得够呛。

他是1949年20岁时考上北大历史系的，1952年作为考古专业设立时选中的5名学生之一，于1953年首届毕业，从此留校任教，哪有机会当什么“特务”呢？那个疯狂的年代，荒唐得令人不可思议！大难不死，这位一入学就从师著名科学家裴文中先生而且学习成绩优异的考古专业的老师，也同其他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师一样，文革后焕发了学术青春，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独立的考古文博学院的顶梁柱。他不但担负起繁重的培养我国高端考古人才的教学任务，而且多年活跃在全国各地考古第一线，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博士生导师。

“劝降教授“杨人鞭

我与杨人鞭先生只见过面，没有更多接触过。我们看到的先生是一个小老头，身体单薄而羸弱。那时候，他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十分了得，早就是学有专长的史学专家。

杨先生早年就是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北京解放前夕，解放军提出和平解放的八项主张，傅作义将军举棋不定，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杨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力劝傅作义接受解放军的主张。杨先生还说，如果傅先生实现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将在修史时为你大书一笔！庆祝建国60周年的50集电视剧《解放》中，写到北平解放时还记述了杨先生的这个闪光点，我以为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待爱国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

杨先生的学术特长是世界史，尤其是非洲史，代表作有编译的《法国革命史》，专著《非洲通史简编》，在史学界都享有盛名。后来，北大历史系还专门设立了杨人鞭青年世界史论文奖。

近代史专家邵循正

邵循正先生也是位个子不高的小老头，貌不惊人。这位1909年出生的清末进士的后人，虽家道中落，却聪慧异常，酷爱读书。1928年考上清华政治系，后又考进清华研究院，改学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他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2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越法关系始末》成为他的成名作，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业基础。由于他成绩优异，著名学者陈寅恪尽管不是他的导师，却破例推荐他到法国留学，并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学成归来，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并担任讲师、教授。

邵循正博闻强记，满腹学问，他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演讲，时间是在晚上，学生们慕名而来，听者如云，座无虚席，他的老师其中包括吴宓都到了。刚要开始，却停电了，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邵先生便抛下提纲，摸黑讲了起来。依然是旁征博引，有声有色，听者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非凡的记忆力所折服。“黑暗之中，鸦雀无声，无敢哗者”。演讲结束，掌声雷动，无不称叹。

1952年，他成为清华历史系系主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后，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第三研究所（即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利用他通晓英、法、德、日、波斯、蒙、满等多种语言的优势，把蒙文资料、波斯文资料、汉文资料、满文资料和西欧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合参证，互纠讹误，做了很多史实订正工作。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后，他利用对中外关系的了解，开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的著述代表作有：与翦伯赞、胡华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与陈庆华合著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素馨记――纪念邵循正先生论文集》。

先生如此有才学，由于“左”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一副拘谨的样子。文革后期，周总理提出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标点二十四史，邵先生名列其中。结果由于劳累过度，1972年4月，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没有等到十年浩劫结束，便带着满腹惆怅，溘然长逝。

“梁效”主笔范达人

范达人老师，熟悉文革的人，特别是熟悉文革后期“梁效”大批判组的人大都知道他。他的经历富有戏剧性，让人叹息时代对一个人命运的捉弄，哪怕这个人才华横溢。范老师文革前在我们系就小有名气，年轻，富有才气，担任过系里团组织的负责人，业务好，是系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发展空间很大。往往文革前的“红人”，文革一开始便会受到更严厉的冲击。范老师也不例外，结果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被斗得稀里哗啦。后来就不太注意他了。没想到他的一生从小到老，会有如此“丰富”的阅历。

他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上海，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但他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上军校，表现一直很好。后来考上北大，原来在东语系，又转入历史系学习，1962年毕业，留系工作。一开始搞政工，后自己坚决坚持搞业务，到世界史教研室当了教师。文革前曾负责历史系的学术批判工作。文革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写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结果可想而知，惨遭批斗。特别是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下乡时表现极好，整天背着药箱给贫下中农看病（他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又被系里当权派认可，让他参加了系革命大批判组，重获重用，更加积极。他参与起草的4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为此获得两项荣誉：一是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成员到秘鲁、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一是被定为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这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荣誉。

1973年10月，范达人受命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担任写作组组长。当知道这个大批判组是毛泽东主席掌控的底细后，他受宠若惊，拼命工作。这个大批判组改名“梁效”，就是他的提议，而且获得了江青的赞同。当时这个名为“梁效”的大批判组，威风凛凛，名闻遐迩，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经常发表重量级的文章，担当着引导中国“文化大革命”舆论的重任。“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是那个时期舆论走向的真实写照。公平地说，“梁效”在文革期间曾被“四人帮”利用，制造了不少反动舆论。“梁效”总共发表了181篇文章，范老师执笔和参与的就有28篇。他领导的写作组被称为“尖刀班”，他是主笔，乃“尖刀班班长”。所以文革结束，“梁效”被封，范老师与其他人一样，被隔离审查了好长时间，还在半步桥监狱关了一年多。释放后，结论是“没有问题”，但是被规定“三不”：不准上讲台讲课，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头露面。1980年以后得以“解套”，1987年在中国文化书院被评为教授。后赴美，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作有《当代比较史学》、《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

“硬骨头”郝斌

历史系文革中挨斗厉害的要算郝斌老师了。我印象中，文革前郝斌老师没有什么名气，加上他又带队下乡搞“四清”，对他不太熟悉。他曾给同学们讲过党史，可能是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据说郝斌根红苗正，是烈士子弟。我们相识是在文革中批斗他的时候。罪名是“反对毛主席”，自然是罪莫大焉。原来郝斌老师带队参加“四清”，学生里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音nè而非人们惯叫的nà，我们系1959级的学生），可能她也是一个负责人，因为对“四清”所在大队干部私分的玉米棒子究竟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彼此之间有些矛盾，结果就被一些人上纲上线成“反对毛主席”。那时候反对毛主席，那还了得？把郝斌往死里斗。每次都是“坐飞机”（即把被斗者的两只胳膊反绑起来，监押者使劲儿把反绑的胳膊向上掀，使被斗者弯腰90度甚至更多，极其难受）。但是令人佩服的是，怎么斗，郝斌都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让我说，文革中，历史系的老师们，凡受过冲击的，郝斌的骨头是最硬的，虽然他身材弱，体单力薄。其实，斗他的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按“反对毛主席的女儿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可当时“左”得要死，谁敢说“反对毛主席的女儿”不是“反对毛主席”？幸亏郝斌出身好，不然就顺理成章了。8341部队进校后，也许看这个案子实在是证据不足，太过勉强，才把郝斌解放出来。不然按文革中制定的五条，他早就没命了。后来郝斌老师先后担任了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党委副书记，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平易朴实的马林彪

我们二年级的辅导员是马林彪老师。大高个，河北邯郸人。他也是1964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本人是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下身经常是一条旧军裤，上身是一件中式的对襟褂子，冬天经常披一件军大衣，十分朴实。他平易近人，不摆官腔教训人，有时候还挺幽默。

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外籍汉学家，中国话没学地道，说话常常辞不达意。有一次，他和同伴一起到中国一个村子搞调查，一只狗突然向他的膝盖扑来，他赶忙向他的中国同伴呼喊求救：快，快，狗到我的膝盖上吃饭哪！原来他不会说中国的“咬”字。

文革开始，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给清华附中的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以后，改名风日盛。有人突然给马林彪贴大字报，说他竟然敢起一个辱骂林副主席的名字，勒令他立即改名，他赶紧把名字改为马东彪。

马老师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而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我在半工半读的北太平庄躲避学校武斗，他在那里负责管理“黑帮”劳动。系里从农场里接收了大片苹果园，正是苹果即将成熟的时候，他从不容许任何人擅自摘苹果吃。总是他去苹果园子里巡视时，发现有自己落下的苹果，就捡起来拿给我们解馋，他自己从来不吃。在他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很自觉，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也有自己一个人到苹果园巡视的时候，从没有违反过纪律。要知道，那是个非常时期，况且那里也没有几个师生。成百亩的大果园，我们尽情吃，也不显山露水。可我们那时还真有点解放军过某地不摘苹果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在邯郸召开的河北省历史学会的一次年会上，我突然见到了马林彪老师，原来他为了解决夫妇分居，从北大调到邯郸市文物局。在考古方面俨然是邯郸的专家。记得他当时叹息现在的年轻人，害怕艰苦，不愿在野外做考古的发掘工作，远没有原先搞考古的人事业心强。原来他偌大年纪，还经常到文物出土现场，带领人们做具体的发掘工作。在农村住，自己搞饭吃，异常艰苦。我感慨不已：一个人长期养成的秉性和精神，想改都难。

一代史家翦伯赞

上北大历史系念书以前，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翦伯赞的大名，不像其他一些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同学是慕其名而来。只是到学校以后，才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仅次于名闻遐迩的郭沫若、范文澜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长。说心里话，当时对自己能到翦伯赞担任系主任的历史系学习，并不感到有多么荣幸，反而觉得北大历史系怎么没让范文澜来当系主任。原来还心想，不知翦伯赞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讲课，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是多么浅薄无知而又可笑的。

入学几个月以后，在历史系欢送1960级毕业、欢迎我们1964级入校两会合一的全系师生大会上，才得以目睹这位身材瘦小神情严肃的老人的风采。再见面恐怕就是1966年寒春我们到昌平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上了。

后来听说翦老是湖南桃源人，羡慕他能有这样人间仙境般的美妙祖籍地。又听说他是维吾尔族，便惊讶他的相貌怎么与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相去甚远，而且居住在距新疆如此之远的地方。后来得知，他的祖先哈勒八士是西域高昌畏吾儿哈勒将军后裔，公元14世纪中叶，元亡明兴时，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仍起用部分元朝官员，因哈勒八士擅长武功，屡立战功，遂将义女吐叶公主赐给八士为妻，并赐姓“翦”。但同时，他也很担心哈勒八士重新投向蒙古族统治者，为断绝他与蒙古人的历史关系，贯彻其以夷制夷的怀柔政策，遂于1372年（洪武五年）将他调往南方，封他为荆襄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广辰常一带。翦氏至第七代因故失其官爵，子孙或农或商或仕，定居于湖南桃源，至今已有26代、600多年历史，有万余后裔。

文革前，听到关于他的信息自然都是正面的，比如他早就是共产党员，曾担任过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商震的秘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负面信息逐渐风言风语地多了起来。比如他的“让步政策”史学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历史主义”也遭到当时理论界一些“左派”的诟病，系里也有人议论说他埋头学术研究而不关心政治，连当时中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中央制定的“前十条”、“后十条”都分不清。

文革开始不久，翦老被当作“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常常被揪出来批斗。当时他已年近7旬，还身患重病，仍然是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有时还遭到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1966年6、7、8这3个月中，被斗100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打死。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老。翦老卧床不起，就让用平板车将翦老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老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就是几个小时。老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后来北大只顾打派仗了，一两年都没有听到翦老的消息。直到1968年下半年，才从主政的工军宣队那里听到毛泽东关于对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给出路”的政策精神。令人吃惊的是，时间不长，就听到翦老夫妇双双服药自尽的消息。还听说，为此事周恩来总理气坏了，把“肇事者”那个中将叫来，让人一把将他的领章帽徽拽了下来。以前关于翦老，就知道这些。

后来，从有关资料上查出了准确的信息：翦伯赞，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确是湖南桃源的维吾尔族人。1898年4月14日出生于此。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1926年1月回到北京，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从1930年开始，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抗战期间，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还著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l、2两卷。1946年5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大夏大学教授。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9年2月1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50年代初开始，翦老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62册，约3000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从1961年春开始，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他，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2月18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1978年9月1日，北京大学党委为翦老平反昭雪。

翦老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老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伸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翦老，从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了解到翦老解放后心路历程的另一面。解放初期，他也曾“左”过，但是对于50年代后期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也是越来越不适应，而且越来越反感。在学术界，自从陈伯达发表了历史研究要“以论带史”的谬论遭到翦老的强烈反对后，翦老就陷入到万劫不复之中。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翦老终于带着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夫人，用极端的方法，离开了他自己越来越不理解的这个世界。

翦老夫妇自杀离世，早就真相大白。原来毛泽东发出对像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实行“给出路政策”的指示后，他们的待遇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被关押的地方搬回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翦老夫妇甚至还欣喜地参加了有关方面的落实毛泽东关于“给出路政策”的会议。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为时不久，更大的厄运又来到他们的面前。原来，当时中央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员在副组长巫中的带领下，来找翦老，让给刘少奇的一条所谓罪状作证。翦老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不清楚这件事，无法作证。然而极“左”到顶点的这位部队出身的副组长，蛮横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面对这位心有余悸而又坚持操守的老人，威胁、恫吓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掏出了手枪。翦老仍然不为所动。气急败坏的巫中再次恶言相逼。对这个专案组副组长及其后面的恶势力，翦老最终选择了夫妇二人服下十多天攒下的安眠药，以死抗争。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动肝火，和周总理把谢富治叫去狠狠骂了一顿。谢富治又如法炮制，把负责北京军管的一位副军长骂了一气。最后只给这个巫中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虽然后来还让他回北大检讨了一年，但是无论如何，翦老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一代史家，毕竟是死于非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