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收筹划论文范例【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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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收筹划论文【第一篇】

一、利用固定资产折旧进行所得税筹划。固定资产折旧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税务筹划是企业税务筹划的重要内容。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

1、利用折旧年限进行税务筹划。缩短折旧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递延缴纳所得税，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而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本身是一个预计值，财务制度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也只规定了一个范围，使折旧年限的确定存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性。税法对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规定包含一定弹性，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尽量选择较短的折旧年限，达到延期纳税的目的；其中，对于净残值的估算也会影响到所得税交付。税法规定，固定资产在计算折旧前，应估算残值，从固定资产原值中减除，残值比例在原值的5％以内，由企业自行确定；由于情况特殊，需调整残值比例的，应报税务机关备案。因此，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尽量低估残值可使企业的折旧总额增加，各期折旧额随之增加，降低企业折旧期内所得税交付额。

2、利用折旧方法进行税务筹划。常用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有直线法、工时法、产量法和加速折旧法等。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按财政部的分行业财务制度的规定执行，在此范围内，企业具有部分选择权。

在各种方法中，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应纳税额的现值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即直线法、产量法）计算折旧时，应纳税额的现值最多。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去的固定资产成本也存在差异。企业当期需要利润时，可采用平均年限法，企业当期不需要利润时，可采用加速折旧法。虽然折旧总量不变，但年度之间的差别就是可以利用的空间，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总的来说，运用加速折旧法（即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开始的年份可以少纳税，把较多的税额延迟到以后的年份缴纳，相当于企业在初始的年份内从政府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在实践中，对于符合财务制度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技术进步较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医药生产企业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特殊行业的企业，其机器设备应尽量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对于企业专业车队的客、货汽车、大型设备，如果它们的前期工作量大，后期工作量少，则应尽量采用工作量法，从而达到前期少缴税，后期多缴税的目的。

二、利用存货计价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我国现行税制规定：使用实际成本对存货进行收发核算包括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等，纳税人可以任选一种，计价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改变。选择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将会导致不同的会计利润和存货估价，在实行比例税率环境下，对存货计价方法进行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物价变化趋势因素的影响。通常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后进先出法计价，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相对减少，从而达到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目的；反之，在物价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则应选择先进先出法计价来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而在物价上下波动的情况下，最好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以避免企业各期应纳所得税额上下波动，减少资金安排的难度，以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

低值易耗品属于特殊存货，计价方法与普通存货不同。税法规定低值易耗品可以一次扣除或分期摊销：一次摊销是在领用低值易耗品时，一次性摊销其成本；而分期摊销是在领用时先摊销一部分成本，再在以后分次摊销剩余的成本。两者相比，一次摊销法前期摊销的费用较多，后期较少，从而使企业前期纳税少，后期纳税多，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三、利用坏账损失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对于坏账的处理，税法规定纳税人按财政部规定提取的坏账准备和商品折价准备金，准许在应税所得额中扣除；不建立坏账准备金的纳税人发生的坏账损失，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后按当期实际发生数扣除。不同的坏账处理方法对企业的应税所得额的影响不同：一般情况下，选择备抵法比直接冲销法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收益。企业选择备抵法处理坏账损失，可以增加其当期扣除项目，降低当期应税所得额，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即便两种方法计算的应税所得额相等，也会因为备抵法将企业部分利润后移，达到延迟纳税和增加企业运营资金的目的。

四、利用其他资产摊销的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按税法和财务制度的规定，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开办费的摊销期限具有一定的可选择空间，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摊销期限，将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入成本费用中。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时，企业可通过延长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销期限，将资产摊销额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企业成本、费用中，以获取“节税”收益。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的一般性企业，则宜选择较短的摊销期限。一方面加速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成本的回收，抑减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以获取延期纳税的好处。比如，税法规定，企业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应从开始生产经营月份的次月起，在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内分期摊销，但未强制要求按平均法摊销。因此，企业可以在免税期间或亏损年度尽量少摊销一些，盈利年度多摊销一些，达到延缓纳税的效果。

五、利用投资核算和投资方式的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包括成本法和权益法，两者的使用范围不尽相同，这为所得税筹划提供了可选择空间。由于成本法在其投资收益已实现但未收回之前，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账户并不反映其已实现的投资收益，而权益法无论投资收益是否收回，均在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账户反映。这样，当投资企业拥有的股份小于等于被投资企业全部股份的25％时，投资企业就选择成本法核算长期投资，并将应由被投资企业支付的投资收益长期滞留在被投资企业账上作为资本积累，以便获得延迟纳税的好处，或选择有利的时机（如投资企业出现亏损或利润较低年份）才将投资收益收回，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在被投资企业的税率低于投资企业时，“节税”效果更加明显。此外，采用成本法，即便投资收益收回后也会产生滞纳税款的现象。一般而言，股利发放均滞后于投资收益的实现，企业在实际收到股利当期才缴纳所得税。

投资方式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大类。对直接投资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待遇。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规定了许多税收优惠待遇，包括税率和税额扣除等方面的优惠。例如，设在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15％。其他诸如第三产业、“三废”利用企业、“老、少、边、穷”地区新办企业等都存在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待遇问题。投资者应该在综合考虑目标投资项目的各种税收待遇的基础上，进行项目评估和选择，以获得最大的投资税后收益。而企业间接投资相对要简单一些，所得税受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的影响不同。例如，我国国债利息就免征企业所得税。故企业在间接投资及直接投资时均要充分考虑税后收益。

企业税收筹划论文【第二篇】

一、税收筹划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运用

企业的经营成果，是通过筹资、投资和经营管理等一系列活动来实现的，这些环节无一不与纳税有关，因此税收筹划是多方位的，它贯穿于企业整个经营活动的始终。

1.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筹资过程中，从提高经济利益出发，除了考虑资金的筹资渠道和数量外，还必须考虑筹资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纳税因素，从税务的不同处理方式上寻求低税点。企业筹资方式一般有吸收投资、发行股票、债券、借款和融资租赁等。就举债筹资而言，要考虑举债筹资费用，如发行债券要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等，而借款虽不需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额的‰缴纳印花税，因此税款的缴纳作为筹资费用因素必须考虑。就借款与吸收投资比较而言，企业支付的利息，税法一般允许作为费用税前扣除，而支付的股息则不得扣除。由于存在借款费用抵税的作用，在企业具有偿债能力的前提下，适度举债经营应比吸收投资优先考虑。对于引进外资，税法规定，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免二减三”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于不组成法人的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各方分别核算分别纳税，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但对于有章程、统一核算、共担风险的合作企业可统一纳税并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因此，在利用外资方面，合资经营应是首选，若合作经营应选择紧密型合作，对中方企业来说可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

2.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在对外投资中，股权投资收益一般不需纳税，而债权投资收益则需要纳税，投资者在投资选择时，除考虑风险因素外，对投资收益也不能简单比较。在对本企业投资中，固定资产投资应考虑折旧因素，折旧费用是企业成本费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常在税前列支，它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税前利润水平和应纳税款。由于折旧的这种抵税作用，使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折旧因素。对于企业提供的非工业性劳务，可利用税法对混合销售行为与兼营行为的不同税务处理寻求低税负。例如，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在安装工作量较大的情况下，可注入资金设置独立核算的设备安装公司，使设备价款与安装劳务费合理划分并分别核算，分别缴纳销售设备的增值税和提供安装劳务的营业税，避免按混合销售行为一并征收增值税带来的高税负。

3.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并按照科学的方法投入企业后，其经营活动进入营运周转阶段，这一阶段集中了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筹资、投资的效益通过这个阶段得以实现，而且自始至终包含着税收筹划。企业要根据税法规定，运用有利于企业的税务处理，避重就轻，避有就无，避早就晚，以期减少税收额外负担。所谓税收额外负担，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应当予以征税，但却可以避免的税收负担，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是与会计核算有关的税收额外负担。税收规定，纳税人兼营增值税（或营业税）应税项目适用不同税率的，应当单独核算其销售额，未单独核算的，一律从高适用税率，纳税人兼营货物销售和营业税应税劳务，应当分别核算，分别计算增值税与营业税，未分别核算的，一并征收增值税，也体现税负从高原则，对纳税人账簿混乱或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而税务机关核定的税款往往比实际应纳的税额要高。

二是与纳税申报有关的税收额外负担。主要包括：企业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未报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的不得税前扣除；纳税人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扣除项目，包括各类应计未计费用，应提未提折旧等作为权益放弃，不得转移以后年度补扣，税务机关查增的应纳税所得额，不得作为公益救济性捐赠扣除的基数，税务机关查补的所得税不得作为投资抵免的税款，但要作为计算抵免的基数，对符合条件的减免税要在规定的期限内报批，逾期申请，视同权益放弃，税务机关不再受理等等。

对于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额外负担，企业应通过采取加强财务核算，主动争取低税负核算形式，按规定履行各项报批手续，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认真做好纳税调整等项措施加以避免。

二、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探讨税收筹划，目的是本着积极的态度，发挥其正面效应，采取可行措施限制、摒弃其消极影响。

首先，要正确认识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区别。税收筹划与避税都以减轻税负为目的，但税收筹划的过程与税法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它不影响税收的法律地位，也不削弱税收各种功能的发挥。而避税是本着“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的原则，千方百计钻税法的空子，利用税法的缺陷与漏洞规避国家税收，它是与税收立法精神背道而驰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对税收筹划存有误解，将其与避税混为一谈，这是对税收筹划的不了解，混淆了税收筹划与避税的本质区别。必须承认，在实际工作中税收筹划与避税有时难以区别，一旦税收导向不明确，税收制度不完善，税收筹划就有可能转化为避税行为。这就要求建立完善的税收制度，科学的税收运行机制，严格的税收征管措施，增强依法治税的刚性，防止借税收筹划之名进行的避税活动。

其次，要准确掌握税收法规，领会其精神实质。税收筹划合理合法，是符合税收立法精神的，要准确掌握税收法规，领会其精神实质，这是进行税收筹划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层次较多，除人大颁布的税收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法规相对稳定外，其他的税收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如各税种的实施细则、暂行办法等规定变化频繁，稍不注意所运用的税收法规就可能过时。所以税收筹划不能遵循固有模式，一成不变，要随时掌握税收法规的发展变化，结合企业经营特点，不断更新税收筹划的方式和方法，使税收筹划始终朝着正确轨道运行。

纳税筹划结课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税法学分析

税收筹划（TaxPlanning）一般被认为是与节税（TaxSaving）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并作为一种合法的节税行为而被各国政府所认同，进而为各国税收政策、法律所允许或鼓励。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税收筹划逐渐被国内接纳，并广为企业等纳税主体所采行。论文百事通时至今日，国内税收筹划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规制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税法规范的日益多元化、弹性化和复杂化，纳税主体权益保护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之专业机构的介入，企业税收筹划进一步走向隐蔽性、专业化和复杂化，对其合法性的判别愈加不易，以至以之为基础的法律规制出现失度；特别是企业竞争的加剧，致使税收筹划成为企业不可或缺又经常异化的行为。然而，税收筹划的专项立法、规制实践和学理研究又不能及时策应这些变化，故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不少企业的税收筹划越发失去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异化为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使得税收筹划背离了税法规定和税法精神，已危及税法制度追求的公平、效率和秩序。

企业税收筹划及其环境因素的新变化，需要学界重新审视其合法性，以便更好地区分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和不正当税收违法行为，保护正当的税收筹划行为，防范和规制税收违法行为。以往关于税收筹划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不足以指导目前变化着的税收筹划实践。笔者认为，尽管现今各国都试图在立法或司法上严格区分节税与避税，但是由于节税与避税各自内含的技术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两者的边界十分模糊。因此，判断不同类型税收行为要基于但不限于税法的具体规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且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法理念、原则、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因而，需要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模式，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代之以新的税法学视角，对特定形态的税收筹划行为进行考察，才能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和结论，进而为规制不当的税收筹划行为做出理性思考提供基础。

一、税收筹划应遵循税法规制的一般价值标准

效率、公平和秩序是诸多法律调整所共同追求的价值，[1]也是税法规范、制度和体系得以创制的基础，更是税法规制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中，一个主体的特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正当，除具体税法规范之外，可依法的一般价值标准加以评判。税收筹划的运行能够遵循法律追求的一般价值，这是税收筹划得以存在并得到法律、政府和社会认可的一般法理基础。

首先，企业通过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以降低税负，节约经营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为国家税收的实现提供经济基础，从企业和国家两个角度考虑，都有利于实现税法追求的效率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税收筹划不属于税法禁止的范围，企业在依照公法性质的税法进行税收筹划的同时，也受到私法的保护，[2]企业可按意识自治的精神自由选择，任何企业都有选择和不选择税收筹划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筹划技术作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权利和自由。尽管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事税收筹划的专业人员和机构的服务，也为企业的这种选择提供了现实基础。企业可通过税收筹划提高竞争能力，实现公平竞争。最后，也正是主要基于上述两点，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税收征管部门的许可和鼓励，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有利于实现纳税主体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在长远意义上的动态平衡，同时也不伤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由此可见，税收筹划符合公法和私法所共同追求的秩序原则。正是因为税收筹划的运行遵循着上述三方面的价值标准，使得它在税收行为范畴中与税收违法、税收非法以及其他非正当税收行为区别开来，这是识别和研究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理论基础。

二、税收筹划以税法学上的“两权分离”为理念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的税收涉及政府收入和国民负担，作为政府收入的税收收入，从另一个侧面看，实际上是国民的一项负担。税收问题实质上是特定的财产权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的转移和分配。因此，税收立法的过程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税收权利进行配置的过程。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两权分离”是历史上税收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实中税收法律制度运行的前提。这一基于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二元结构”假设的理论，要求无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应当是“法定”的，都应当依法加以保护，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3]税法制度对“两权分离”主义的追求，体现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不同权利主张和利益需求，有利于平抑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引导多主体有效博弈，实现税法制度对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保护。“两权分离”作为基本理论假设，正在成为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此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的基本属性可以定位为：税收是企业及其他纳税主体向国家履行的公法之债，企业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税收权利，其中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尽量少纳税是符合企业的经济属性和趋利需求的，符合各国税法关于公权利和私权利平衡保护的基本精神，这已为众多法学研究者认同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务界所认可。[4]

在“两权分离”主义视野中，企业的税收权益被纳入二元结构中“国民财产权”的范畴，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正当地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符合税法精神。成功的税收筹划能够帮助企业自身减轻对国家的税收负担，实现经济利益，其实质是通过抑制国家公权力来扩张企业私权利，体现了纳税主体财产权利和征税主体税收利益的冲突。企业在依照税法精神和税法规定减少税负以增加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可税性收入，在理论和形式上成为国家税收权力实现的物质基础，正是企业税收筹划以其手段的合法性和效果的增值性为基点，使得企业和国家在税收活动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促成了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平衡与协调。

三、税收筹划符合税法学上的税收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公法领域的通用原则，其源于宪法保护国民权益的精神追求，主要着眼点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法上通用的法定原则在税收规制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法律原则，其含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否则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有的专家将税收法定原则分解为：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依法稽征等三个子原则，[5]并将其概括为税收征管主体必须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规定，来确定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来课税。从税收筹划的操作层面看，其技术技巧的着力点就在于通过有计划的筹划和安排，以合法的方式改变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从而合法地少缴或不缴税款。其实质是利用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的规定，来保护自己的税收权益，合法是税收筹划的根本前提。税收筹划的基础是基于多种原因而制订两种或多种合法的税收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是税法所明示的或为其所默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来源于被选择的方案所涉及行为的合法性。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企业及其税收筹划人在分析税收政策、法律规定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税收筹划方案，征求税收征管机关的意见，征管机关必须依据法定原则和内容，判定该方案和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得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任意否认其筹划方案。

判定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法律的规定。然而，在中国，目前税收法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水平不高。考察中国关于税收筹划的立法资源，不难看出，现行宪法及其同类型文件至今尚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6]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地位。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一规定应该被视为中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的规范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税收立法的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应该由法律规定的税收问题，仅是由中央政府的条例、相关部委的规章、通知、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关于税收问题的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无疑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认定增添了复杂性，模糊了合法性税收筹划和不正当税收行为的边界，为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带来不小的难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来指导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分析和判断。随着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在指导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四、税收法律关系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正当性

税法学研究认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构成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税收主体。在这一关系中，尽管税收主体双方的地位和权利不完全对等，但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是权利主体。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法律制度和有关政策，税收征管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税收征管权，以国家强制力依法取得税收收入，维护国家的税收权利，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办法达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企业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另一方，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通过税收筹划方案的准备、制订和实施，可以促使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运用及操作的及时、准确和完整，同时，促进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企业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家税收立法目的的实现，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国家对企业行为实施税法规制；同时，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更好地了解国家税收法律制度，及时掌握税法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也使本企业的纳税更加具有计划性、经常性和自觉性。因此，税收筹划能够为纳税人及时、足额、自觉地向国家上缴税款打下良好基础，在客观上对税收征管机关的组织政府收入工作起到积极的协助作用。对纳税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其权利和义务则一般是对等的，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采取合法的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经济权益，也是其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因此，通过税收筹划可以使企业在行使纳税义务的同时，利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企业的税收筹划才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具有广泛的正当性，从而在经济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可能以及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是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任何一方面来看，税收筹划的存在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这是征纳双方权利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五、税收筹划在动态博弈中可推进税收法制建设

税收“两权分离”的思想，为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独立合法权利奠定了理论基调，企业能够以具有自己独特利益主体的身份和行为，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与征管主体及其规制进行博弈。再从税收的基本内涵看，它是加诸纳税主体的一种强制性负担，基于理性经济人之假设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属性，企业等纳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采取策应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以避免或减轻自己的税负。企业税收筹划的运行过程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管主体和纳税主体在博弈中协调利益冲突，在经济上体现为“国家税收的减少”与“企业实际税后利益的增加”的矛盾。两者按照税法规则进行博弈，追求均衡状态和各自利益的实现，以至“共赢”。同时，博弈规则在主体博弈实践中得以产生、修改和完善。合法的税收筹划不仅能促进税法精神的实现，而且能促进不同税收主体的利益平衡，同时，对于国家这一税收主体和博弈主体而言，这种动态博弈能够在反复的“税收政策—对策—修改政策”的循环周期中促进博弈规则的演变，推动着税收法制建设，提高税收征管主体的税收征管和国家的税法规制水平。

在税收立法方面，税收筹划有利于完善税制，促进税法质量的提高。企业税收筹划既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及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同时也是对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国家现行税法完善性的检验。国家可以利用税务筹划行为所反馈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税收筹划的方案发现并改良已有税法的不完备之处，对现行税法和税收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立法机关加强税收筹划的实践研究，有利于立法机关顺应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对税收和宏观财政政策的调整，及时检查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准确划定税收筹划的法律边界。因此，税收筹划的过程实质上是辅助国家税法完善的过程，做到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时、适度，从而使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螺旋上升。

在税法执行方面，鉴于税收筹划体现了不同税收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复杂运动，税收筹划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税收筹划方案的复杂性，对征管机关的执法能力形成挑战。特别是大量的以合法税收筹划的名义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为税收征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材料。对税收筹划的有效监管，有利于税收征管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识别具体的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过程中，提高税务执法的职业水准，提升税收征管的实际能力，确保税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代表国家征税，行使税收权力，维护国家税收权利，同时实现国家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税法遵守方面，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初衷是为了少缴、缓缴税，通过税收筹划实现其税收利益，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符合税法的形式来完成。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其经济业务发生前，要深入研究税法精神，熟悉税收法律制度和具体的规范，准确把握从事的业务有哪些环节，它们将涉及我国现行的哪些税种，这些税种有哪些优惠和鼓励政策，掌握以上情况后，纳税人才能充分运用税法，合理安排企业的经济活动，达到节税目的。因此，税收筹划在一定期程度上可以加快普及税法，强化纳税意识，提高企业的税法意识和遵从税法的自觉性，这在税收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尤为重要。新晨

六、税收政策之变易与税收筹划正当性之承认

政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成和施行的重要基础，税法学的研究十分关注税收政策的变易及其对税收法律和税收征管实践的影响。就税收筹划而言，它的正当性是一个相对的、具体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特定国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税收筹划的正当性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并在法律制度中得以体现，从而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水准。税收政策的变化、选择和实施主要受制于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的态度，而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认可程度，则源于对其经济性和合法性的肯定或否认。在中国，政府对企业税收筹划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早些时候，尽管学界已经开始研究和著述税收筹划问题，但是政府和企业都尽量回避税收筹划这一话题，其原因是税收筹划的直接结果对政府聚集财政收入不利，而且由于税收筹划正当性问题的规定缺失，所谓合法与非合法难以界定，很容易形成避税，甚至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因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待税收筹划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低调处理。2000年初，国家税务总局用以宣传税收政策，指导各地税收征管实务的机关报———《中国税务报》创办了《税收筹划》专刊，并配发了题为《为税收筹划堂而皇之叫好》的短评。几年来，该专刊发表大量文章，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做法，分析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合法正当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这是政府对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政策导向，体现了政府对税收筹划的概括性肯定、许可和鼓励，也标志着企业税收筹划在税法法理、税法制度和经济上的正当性得到了公开承认。还要看到，在税收筹划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随着税收政策的阶段性和区域性调整，政府对于税收筹划的认可态度、规制程度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并适时在税法制度中得以体现。

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学简析》

[1]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2]税收筹划不同于税收逃避，后者往往利用私法和税法的冲突，或者利用税法的漏洞，滥用私法自治权利，规避国家税收。有的学者认为，节税是合理利用私法交易形式，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属于法律所鼓励或许可的行为。参见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3]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4]美国的汉德法官曾指出：人们通过安排自己的活动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英国议员汤姆林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以依法获得少缴税款的待遇，不能强迫他多缴税。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唐腾翔、唐向：《税收筹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企业税收筹划论文【第四篇】

论文提要：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自身经营或投资活动的适当安排，在不妨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达到税负最小化的目标。本文首先介绍了税收筹划的概念，以及税收风险的概念和特征，针对税收风险提出了防范的措施。

税收筹划属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它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决定的，即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税收筹划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在进行税收筹划时，首先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合理预测筹划成本和筹划收益。所谓筹划收益指的是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取得的税收利益，通常是由于采取税收筹划方案而减少的税收，而筹划成本指的是因选择筹划方案而付出的额外费用或放弃其他方案的机会成本。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及特征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企业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从多种纳税方案中进行科学合理的事前选择和规划，利用税法给予的对自己有利的可能选择与优惠政策，选出合适的税收方法，从而使本身税负得以延缓或减轻的一种行为，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种行为过程。

（二）企业税收筹划的特征

1、政策导向性。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国家的产业政策、生产规划布局均体现在税法的具体条款上。属国家鼓励的产业往往少征税款；属国家需要限制的产业，则大多加重征税。而企业税收筹划，则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以税法为依据，并在深刻理解税法精神和有多种应税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缴纳税负最低的抉择。

2、选择最优性。因为企业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是多方面的，为此某项经济行为，当税法有两种以上的规定可选择时，或完成某项经济活动有两种以上方案供选用时，就存在税收筹划的可能。也就是说，企业税收筹划就是在若干方案中选择税负最轻或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案。

3、事前筹划性。税负对于企业来说是可以控制的，也就是说，在应税义务发生之前，企业就可以进行事先的筹划安排。如可利用税收优惠规定，适当调整收入和支出，对应纳税额进行控制等。这从税收法律的角度来讲，税收要素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从理论上讲，应纳税额也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但目前法律所规定的却仅仅是税收要素，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基、税率、税收减免等，而无规定纳税人税基的具体数额，这就给纳税人通过经营活动来减少税基提供了可能。

4、成功性不确定。企业税收筹划是一种事先安排，涉及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同时，企业税收筹划的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预估的范围，不是绝对数字。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尽量选择成功概率较大的方案。

二、企业税收筹划风险

（一）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的定义。风险是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风险不仅包括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还包括正面效应的不确定性。税收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果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税收筹划风险是筹划结果的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中人们更关注的是风险的负面效应，即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因此，对税收筹划风险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税收筹划风险是纳税人的财务活动和经营活动针对纳税而采取各种应对行为时，所可能出现的筹划方案失败、筹划目标落空、偷逃税罪的认定及其由此而发生的各种损失和成本的现金流出。

（二）企业税收筹划风险产生的原因。对税收筹划风险成因及其防范进行研究，从而达到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减小风险损失，提高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税收筹划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指税务筹划者利用国家政策进行税务筹划活动以达到减轻税负目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总体上看，政策风险可分为政策选择风险和政策变化风险。第一，政策选择风险。政策选择风险，即错误选择政策的风险。企业自认为所作出的筹划决策符合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政策或法规，但实际上可能会由于政策的差异或认识的偏差受到相关的限制或打击。由于税务筹划的合法性、合理性具有明显的时空特点，因此税务筹划人员首先必须了解和把握好尺度。第二，政策变化风险。国家政策不仅具有时空性，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其时效性也日益显现出来。

2、不依法纳税的风险。选择纳税核算方法是进行税务筹划的重要手段，有时纳税核算方法从表面或局部的角度看是按规定去操作了，但是由于对有关税收政策的精神把握不准，造成事实上的偷税、漏税、避税，从而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如某服装厂接受个体经营者代购的纽扣，由于未按要求完成代购手续，被税务机关确认为接受第三方发票而受到查处就是一例。

3、信息风险。对于那些综合性的、与企业全局关系较大的税务筹划业务，纳税人通常聘请税务筹划专业人士，如注册税务师来进行。在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税务筹划处于盲目状态。如果税务筹划专业人士对纳税人了解不够或者纳税人故意隐瞒有关信息，就会导致筹划人员提出不当的方案，从而发生信息风险。

4、筹划方案不被税务机关认同的风险。进行税务筹划，由于许多活动是在法律的边界运作，税务筹划人员很难准确把握其确切的界限，有些问题在概念的界定上本来就很模糊，比如税务筹划与避税的区别等，况且各地具体的税收征管方式有所不同，税收执法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可能导致纳税人实施的税务筹划方案不被税务机关认同的风险。5、投资扭曲风险。建立现代税制的一项主要原则应是税收的中立性，即中性原则，纳税人不应因国家征税而改变其既定的投资方向。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纳税人往往因税收因素放弃最优的方案而改为次优的其他方案。这种因课税而使纳税人被迫改变投资行为给企业带来机会损失的可能性，即为投资扭曲风险。这种风险源于税收的非中立性，可以说，税收非中立性越强，投资扭曲风险越大，相应的扭曲成本也就越高。

三、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的防范

针对上文提到的税收筹划风险，提出了以下防范措施：

(一)提高税务筹划的风险意识。确立法制观念，认真选择，避免筹划手段选择上的风险。税务筹划的规则决定了依法筹划是税务筹划工作的基础，严格遵守相关税收法规是进行筹划工作的前提，一项违法的税务筹划，无论其成果如何显著，注定是要失败的。这就要求企业自身应做到依法诚信纳税，办理税务登记，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核算系统，完整、真实和及时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反映，准确计算税金、按时申报、足额缴纳税款，树立风险意识。

（二）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密切关注税收政策变化趋势。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税收筹划的风险无时不在。因此，企业在实施税收筹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筹划方案的风险，然后再作出决策。即税法常常随经济情况变化或为配合政策的需要，而不断修正和完善，其修正次数较其他法律规范更频繁。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收集和整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其变动情况，及时掌握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涉税事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立法宗旨，适时调整税收筹划方案，确保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在税收法律的范围内实施。

(三)提高税收筹划人员素质。税收政策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进行税务筹划就是要不断研究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这也要求不断增强筹划人员素质，使他们对税收政策有很好的了解，同时也可避免筹划具体执行上的风险，这就要求筹划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必须够“专心”，一方面要提高筹划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具体需求，专心培养使用或聘用专业化的筹划团队，优化筹划队伍的素质结构，使其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给予筹划队伍足够的信任，尽量减少对筹划具体操作的人为干扰，使筹划人员能专心开展工作，从而将筹划执行过程中的风险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苏强。企业税务筹划误区及风险防范，兰州商学院学报，

[2]吕建锁。税收筹划的涉税风险与规避新探，山西大学学报，

[3]李珍萍。税收筹划的风险及防范，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