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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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01-05
在我国，“文化自觉”由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也即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我们认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自她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每逢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总能紧密结合时代实际，主动推进文化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文化自觉的历史。
一、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自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的形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冲突、选择和整合的历史，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冲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面对民族危机，近代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精英分子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然而无论是立足器物效仿的“中体西用”主张，还是立足制度改良的“儒表西里”主张，都无法改变封建王朝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悲剧。“随着体制内器物、制度改良先后失败，专制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全面碎片化，其主导意识形态――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2]在当时的中国，形形的文化主张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倡全盘西化，有的人主张儒学复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符合中国人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价值诉求，从而被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整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文化上的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将“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663的伟大征程。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既受到了来自外部封建文化的反对，又受到来自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因此打破封建文化势力的反对、破除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继问世，从《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的撰写到《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的发表，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同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即建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此，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3]663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思想。这为共产党人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任务上的变化要求文化觉悟上的推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社会主义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文艺实行专断是错误的，要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吸收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有益的文化知识。从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思想的发展。
总之，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文化自觉为动力，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思想。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始终高举文化自觉的大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并在文化自觉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毋容讳言，在十年“”中，我们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关上了大门，另一方面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渐失文化根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首先，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次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次，邓小平强调要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能再简单地让“文艺服从于政治”，改变了长期以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教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再次，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强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初步形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露出新的危机，如道德失衡、价值困惑与信仰危机等等。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立足时代潮头、结合时代需要，在继承和丰富、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同时，还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自觉。首先，进一步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其次，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全面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另外，我们党和国家还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发展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纷纷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可文化霸权主义也同样活跃在世界舞台，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相比显得相对滞后，在这种形势下，文化自觉与再一次转型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一次又一次提起的传统文化转型的任务又一次提到了现实的日程上。”[5]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文化自觉之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指出要“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要求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要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格局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发展。这还表明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立足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积极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诞生新的成果。
三、文化自觉对于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
90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轨迹揭示了文化自觉与党的理论创新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自觉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的启示，对于我们当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其一，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发展方向。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来源于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而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最终来自于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起着引领方向作用：一方面，从文化层面来看，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文化性质地位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文化的使命责任的理解，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性认识具有指导社会进步和理论发展的前瞻性。正如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这一句话深刻指出了先进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以及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引领作用，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先进文化必然会发挥“旗帜性”的作用引领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就建党90年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正确发展，都得益于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的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回答，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也引领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新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文化自觉的引领作用。
其二，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文化基础。第一，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文化上的“成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正确发展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之上。西方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我们的种种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存在的历史性需要种种成见为我们的全部经验能力指定最初的方向。成见乃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先人之见。它们简直就是我们借以经验某些事物的条件――凭借它们，我们所遭遇的才向我们诉说某种东西。”[6]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需要文化上的“成见”，“成见”是由传统构成，而传统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个部分，我们说的文化自觉就是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剔除和对合理传统的继承，就是“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以种种文化“成见”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可能。第二，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先进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更源于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所提供的养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的形成依赖于人们对于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良好文化环境的熏陶和烘托，而这一切最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依赖于人们的文化自觉。“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成既需要理论传播者的努力推动，也需要理论受众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文化自觉能帮助理论受众形成良好文化素质，这是接受理论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文化自觉能提高理论受众对于先进理论的科学认知能力，在心理上主动亲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
其三，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来源。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文化自觉可以让人们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取知识，意味着文化上的进步、思想上的自由，必将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来源和方法支持。第一，文化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基础的，两种文化的融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力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更离不开文化上的融合，开放包容、博采众长、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的态度。第二，文化整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机制。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在容纳多种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确立共同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以形成一个有序的、完整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结合，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提出，每种文化现象中都有一种主导文化，然后依照这种主导文化选择并强化某些文化元素，同时排除或抑制其他元素；在历史的过程中，这些主要的文化元素便逐渐制度化，从而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整合[8]。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文化整合发挥融合着众多文化，确立主流文化、推进文化转型的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容纳、吸收并整合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整合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两千多年以来生生不息的发展和传承。同样，当代中国的文化整合一样会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不断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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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Marxism in China
CHEN Huiwu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LA China Beijing 100091)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是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实践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曾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而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什么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符合了中国实际，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发展顺利；如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从农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等等。什么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陷入僵化的教条，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出现挫折；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建国后的等等。同时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十七大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过去五年最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而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路径指导下的最新成果。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呢？
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其次，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第四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中得出的伟大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相融的过程，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维度，可以概括为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的相结合，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
在十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和指导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宝贵的思想宝藏，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真理，指导着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并不是顺理成章的，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所改造的对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一样，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必然有所差别；从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来看，新中国面临的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等问题，这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有所不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来作指导，但是中国本身的特殊国情，必然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导中国实践活动，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而且因为它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以为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结合起来，产生联系，能够为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并且运用它来指导社会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能够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使之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情中，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将会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06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决否定教条主义的态度，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导一切的不可违背的权威和“真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际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现成的模式和数据，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种方法能够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使之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用全新的实践和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武器，那么使用这种武器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就是共产党人民群众，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实践中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党和人民由于指导理论欠缺和实践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不够，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客观原因也归结为没有妥善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完善和推进。党和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主体实践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即离开了党和人民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最终目标将成为“象牙塔”式的理想；同样党和人民的认识和改造世界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主体的活动将会滞留于封闭和盲目的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结合论”和“理论创新论”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当前主流的观点有种：一种是“结合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另一种是“理论创新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要求人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抵制“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侵略。在中国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本本主义”的错误认识存在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无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对革命都产生了重大的误导。在“本本主义”那里，完全颠覆了党的思想路线，认为“一切从被断章取义了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自主地把理论作为检验中国革命的成败的标准。”其实就是把书本、理论当作教条，完全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照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割裂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教条主义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但是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使他们不去深入分析历史曲折和反思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不去试图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定“本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和科学方法，它来源于实践，摈弃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思想，这样才会使与实践结合的理论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二）一般与特殊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这里的“历史”是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实践历史。实践是历史中具体的实践，不能脱离历史的范畴，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历史中包含了多个不同的具体时代，那么它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就是与具体的时代相结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那么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与不同的历史任务相结合，体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先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如果对中国历史不了解，就不会发现中国的近现代史在不同时期分别提出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更谈不上认识和解决问题了，所以在历史提出具体的时代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了解历史，就是为了认识问题；在认识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历史任务相结合，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离开了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实践就失去了时间的维度，“马克思主义不会成为实践的需要”，[2]35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目的也会缺乏历史性的认识。
（三）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内容上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形式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使之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433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过程，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脱离“形式”的“内容”，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失去理论的生命力，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不断地解决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和立场对它与三者的结合进行新的理论阐述，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自身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具体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的相结合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实事求是；在实践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内容上，要求形成和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在形式上，基于中国民族形式，必须具有民族特色；在时间上，坚持与时俱进，必须体现时代性；在空间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必须从实际从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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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J].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