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论文【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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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论文【第一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认为支撑环境对区域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推进新型城镇化，同样存在一个支撑环境问题。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保障，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真正转变，最终达到“人的无差别发展”。基于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撑环境主要体现为制度、经济、人才、社会支撑环境，四者通过互动共同作用于新型城镇化。制度支撑环境和经济支撑环境形成具有产业支撑、财力支撑的城市群，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就业救助等实现人的城镇化，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社会服务保障。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关注区域发展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和谐、城市的竞争力等问题，加快支撑环境的建设。

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支撑环境建设策略

1完善城镇化规划体系

调整城市结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制度支撑和空间保障根据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和城镇化发展实际，西部地区应完善城镇化规划体系，调整城市结构，以城市群为主态，走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路径，实现“点—线—面”结合。

在强化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西三角经济区枢纽基础上，推进泛西三角经济区建设打破重庆、成都、西安的行政区划编制，建立西三角经济区，以其为枢纽，形成更加完善的城市群网络。同时，加快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经济区、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呼—包—鄂经济区、以昌吉和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为基础的泛西三角经济区建设步伐，将其变成西部地区城市网络的二级枢纽中心。

依托交通线，发展轨道式和发散式城市群依托兰新线，东西走向的河西走廊式发展；依托包兰线，以兰州、白银、乌海为中心的兰乌走廊式发展。在交通线的基础上，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发散式城市群，依托贵昆线、成昆线、南昆线，以昆明、贵阳、南宁为中心的西南部城市群，依托兰新线、北疆线、南疆线以吉昌为中心的天山北坡的发散式城市群，依托兰青线，以兰州、白银、西宁为中心的兰白西的发散式城市群。

走不均衡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型小城镇费孝通认为，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西部地区缺少与大城市相匹配的有特色的小城市，大城市难以充分发挥扩散效应，形不成对其腹地尤其是农村的强有力经济辐射。因此，西部地区要把小城镇建设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依据地域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等，走不均衡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型小城镇。生态型小城镇强调发展的地方化、生态化和多元化，在城镇化中起到承上启下，服务农村的功能。建设中，以信息和空间的通达性为基础，以绿色农业为导向，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连接网络、社区间的社会连接网络。

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西部地区应根据城镇化路径，规划人口布局，通过优惠政策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吸引人口向相应的城市、小镇流动。加快宁夏、、青海、新疆这些一枝独秀省区的特大城市、大城市建设步伐，填补这些省区大城市空缺。在、青海依托青藏线及延伸线，扩大格尔木、那曲、日喀则、林芝等城市的规模，依托那曲物流中心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新疆，依托兰新线，发展吐鲁番、阿克苏、哈密等城市；在宁夏，进一步发展旅游资源丰富的中卫、吴忠等城市。

2加快区域价值创造和转移活动，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

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一是，基于西部地区丰富和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民族旅游等特色产业，以产业带动城镇、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城镇化发展；二是，针对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将绿色农业作为主导模式，进一步推进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循环农业发展；三是，推进以金融、物流、咨询等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四是，依据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规划，发挥其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等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升级，使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匹配。

加大区域营销力度，形成新型城镇化的区域价值支撑区域营销需综合考虑区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西部地区一方面应依托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民族风情文化有针对性地对区域进行科学定位，树立良好的区域形象，突出区域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云南映象、甘肃的丝路花雨等；另一方面，依托丝绸之路，挖掘新丝绸之路交通大通道、绿色能源大通道、物流大通道的潜能，扩大对外开放度，从外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实现区域资源与能力的互补。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才支撑

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9]。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要跳出强资源、弱发展的怪圈，打破“资源诅咒”效应，就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引进和培育人才。

以资源和能力互补为导向，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使用、培养和激励高层次人才是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导因素，是提升地区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引擎。一是，进一步优化针对西部地区的博士服务团、西部之光、、计划、援疆计划、援青计划的管理体制，拓展源头，强化激励；二是，依据区域产业结构、人才需求，在引进人才时，注重创新型人才、技术型实用人才，优化引进人才的住房、科研、落户等政策环境。使用高层次人才时，应实现人尽其职，职尽其能，使人才自身成长、价值实现和城市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三是，完善以知识资本化为核心的激励机制，积极推进技术、管理入股，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让城市尤其是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成为高层次人才集聚、培训和交流中心。

以就业力为导向，加大农民工的培训救助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由地域转移的粗放式城镇化向身份转移、职业转移的内涵式城镇化的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就业力的提升。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西部地区%农民工局限在建筑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就业。我们必须以就业力为导向，构建农民工就业力模型，实施分类、分层培训，提升农民工的就业力。对于文化程度比较低、成就动机低的培训对象，重点对其进行免费的生存能力培训，可以在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设立就业服务中心，免费开展培训和就业咨询服务；对于文化程度比较高、成就动机强的农民工，可以对其进行发展能力的培训。

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社会+企业”多元化筹资模式，加大教育、科技、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美国西部大开发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政府主导的科技、教育、人才西部特惠政策，催生了斯坦福大学、硅谷等世界知名大学、顶尖创新创业基地。我国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存在总量偏少、分布不合理、流失严重等问题，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一是，发展多元化教育模式，形成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教育投资的格局。在保证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使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等并进发展。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并鼓励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加大继续教育和培训力度；二是，通过税收、金融政策倾斜和引导，鼓励各类组织、个人投入研发，尤其是西部地区急需的节能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环保技术；三是，加大医疗卫生等健康投资，发展社区医疗服务机构。

4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管理效率，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服务支撑

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升管理效率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依据城镇化规划建立西三角、泛西三角大经济区指挥和协调中心，建立功能齐全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西部地区综合信息的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提升管理效率。同时，建立“国家+社会+个人”的资金筹集渠道，加大财政倾斜力度，以道路面积和长度、绿地面积、公共交通、水、气、暖、电、交通、通信、教育等承载力为目标，全面推进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城乡人民生产生活环境。

完善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为城镇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201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26894万人，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达到5250万，其中跨省流出2840万人，%流向东部地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总人数还以每年8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宜城亦乡”状况不同，第二代农民工日益成为“非城非乡”的“边缘人”，在就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边缘化、短工化、低待遇、低保障等现象。农民工能力的缺失导致就业排斥，而就业排斥进一步导致权力排斥（如社会保障权力）、社会空间排斥，并最终遭受社会关系排斥，从而在喧闹的城市中成为“孤岛”。政府应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纳入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对最低工资制度、就业保护、劳动工资协商、社会对话、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不断改革，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缴纳、接续，心理救助、住房保障等问题。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到城市本身的建设、又涉及到经济发展、人力资源保障。西部地区必须从全局出发、统一规划，达到天时、地利、人和，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现。

新型城镇化论文【第二篇】

（一）政府的规划引领、政策支持和积极参与政府举债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提是科学准确的测算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和规范举债行为。政府动态可支配财力要与债务结构、期限相匹配。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政府融资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注入优质资产，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以市场化的手段和契约化机制实现政府委托的项目建设和运营。推动地方政府在特许经营权基础上的政府采购服务，探索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模式。

（二）发挥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优势和先锋先导作用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客观性和必然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在推动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银、政、企多方合作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引导建立“三个专项（专项债券、专项基金、专项贷款）”资金来源，创新以“四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评级、统一评审、统一授信）”为基础的项目开发评审模式。尝试环境治理与一级土地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结合的模式、“统借统还”和“预授信+核准”模式、企业间BT和委托代建模式、收益差项目捆绑商业配套设施增强收益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二、生态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实践

政策性银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不同需要和侧重点，通过政策性金融活动，充当政府对经济与社会调节管理的工具，促进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城镇化需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共事业建设，但长期以来该领域由于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操作难等问题，面临严重的融资瓶颈制约。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集中以及社会性和公益性较强等特征，需要有长期、大额、稳定的融资支持。城镇化过程中除了财政拨款外，开发性金融支持是解决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国家开发银行通过探索和创新金融服务，对“巢湖治理”和“淮南市采煤塌陷区治理利用规划”进行项目试点，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导向作用，探索和创新有利于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综合效应的投融资模式，助力解决公共财政难题、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一）“巢湖治理”模式———创新新型城镇化市场融资主体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引领、政策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国家开发银行以金融创新探索和推动“巢湖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的过程中，运用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融资发展模式。同时，要求开发性金融必须遵循项目自身的战略必要性、整体业务的财务可平衡性与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三个原则。一是项目自身的战略必要性。开发性金融整体制度设计本身便决定了其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巢湖治理是国家治理“三河三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开发银行与安徽省“五大领域”合作中的重点项目。国家开发银行与合肥市政府按照流域治理、国土整治的思路，将水利建设、生态保护、土地整理和城市开发有机结合，全面推进巢湖周边入湖河流治理、移民安置、湿地建设、乡镇污水厂建设、村庄整治等项目实施，使巢湖治理成为合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整体业务的财务可平衡性。必须加强经济核算，做好项目的综合效益分析。三是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开发性金融不是直接按照国家战略进行资金分配的预算财政部门，也不是单纯负责帮扶救助的社会福利机构。

（二）“淮南市采煤塌陷区治理利用规划”———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综合效应的城镇化建设一是全方位策划项目。淮南淮北市是华东重要煤炭资源地，煤炭开采后形成的塌陷不断吞噬有限的耕地，塌陷区的居民搬迁司空见惯，缺少长远规划和安排。安徽省政府、淮南市政府打破传统做法，把淮南塌陷区治理统筹规划，与淮南山南新区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国家开发银行总行会同分行多次与淮南市政府座谈，全方位策划该项目。第一，塌陷区治理宜水则水，宜耕则还耕，水面整治与周边绿化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带动养殖业和旅游业发展；第二，环境治理与宅基地复垦、用地指标流转结合起来；第三，居民搬迁与保障房建设、山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第四，新区规划建设注重生活设施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医院、学校、文化场馆、社区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建设淮南矿业配套产业园区为搬迁居民提供就业选择。二是构造项目实施主体和投融资主体。淮南市政府和淮南矿业各出10亿注册资金，成立完全市场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公司，负债经营开发塌陷区治理、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承担其他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建设委托。金融机构承担融资顾问和主力银行角色。对淮南新城投（暂定名）评级、“一揽子”项目统一评审、统一授信、分项签订借款合同。尝试将塌陷区治理与一级土地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结合的模式、“统借统还”和“预授信+核准”模式、企业间BT和委托代建模式、收益差项目捆绑商业配套设施增强收益模式（如医院、学校、文化项目，或受限于现金流不足，或受限于项目社会属性不能资产抵质押，需要现金流更为充裕的商业配套设施项目作为平衡）。尝试山南新区的医院、学校建设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三是因地制宜，开发优势与利用潜力。淮南市的采煤塌陷区治理宜水则水，宜耕则还耕，水面整治与周边绿化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带动养殖业和旅游业发展；环境治理与宅基地复垦、用地指标流转结合起来；居民搬迁与保障房建设、山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新区规划建设注重生活设施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医院、学校、文化场馆、社区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建设淮南矿业配套产业园区为搬迁居民提供就业选择。

三、投融资模式创新对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新型城镇化论文【第三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称国研中心）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从这里往西，在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国最高决策层所在地――中南海。

在这条街道上，国研中心灰色的办公楼不算突出，但一点也不妨碍它的地位：自1981年成立以来，国研中心已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道，被外界认为是国务院倚重的两大部级智库。

当本刊记者来到国研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后称东方所）时，令所长杨晓东及其团队耗时一年、参与编撰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系列研究报告》（后称《研究报告》）已临近出版。

除了厘清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目标外，《研究报告》更以实体经济驱动城镇化为着眼点，选择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区、山东省临沂市、北京市朝阳区以及湖北省武当山作为案例，为各地政府提供可参考的推进思路。

针对这项研究，东方所已撰写了关于“文化产业与城镇化融合”的报告。“我们还将陆续撰写更多的调研报告及摘要，作为研究成果报送到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杨晓东说。

定调“新型城镇化”

应该承认，“新型城镇化”作为全新概念，其理论研究对基层实践的影响正在凸显。

不同的理解导致地方政府不同的发展路径。以最基础性的“城市化”与“城镇化”概念为例，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部分学者和官员将“城镇”一词理解为处于城市、乡村之间的小城镇，部分则认为“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

杨晓东曾在国务院体改办（已并入国家发改委）工作，亲历过“城市化”到“城镇化”概念的转变。

他表示，“城市化”原本为舶来概念，意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在中国，大量农民并非直接进入大城市务工，而在小城镇或城乡接合部相对聚集。因此，有专家倾向以“城镇化”表述更为准确。

不过，无论“城镇化”还是“城市化”，本质都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历史过程，并无本质区别。

“2003年，‘城镇化’这一词汇正式得到国务院高层定调。但由于各类政策文件中还是经常出现城市化和城镇化两个名词，造成了很多人的混淆。”杨晓东说。

另一方面，“城市”中“城”代表建筑，“市”代表市场。而对“城镇化”进行字面理解，有可能会形成城镇可以脱离市场发展的思路。

“这种概念误区，将导致地方政府‘先造城后兴市’这种人为造城的虚张。”中国社科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田雪原表示，此类情况目前在国内已比较严重。

基础概念争议不断，整个体系则更需定调。2013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担任主编，联合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等机构编写《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共十本，一本总论“新型城镇化概论”，全面论述新型城镇化各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二部分是专论，分别就城乡一体化、人口问题、土地问题、资金和财税做专门论述，共四本。

前五本更多的是从概念、政策制度方面着眼，而由国研中心东方所编撰的后五本《实践论》则结合前五本内容，从“实体经济驱动城镇化发展”的角度选取不同案例，为全国的新型城镇化实践提供借鉴。

要制度改革，更要实体经济

1999年，杨晓东在中国农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后，便在国务院体改办工作。9年间，他在城镇化、“三农”问题、小城镇改革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

彼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每个城镇化研究者面前：首先，城镇化研究不同于城市研究，横跨多个学科，从哪里切入是系统性难题；其次，学术界要么没有规范切实的研究体系，要么对实践经验缺乏重视。

“越到后面我越发现，研究城镇化得往某个更实的‘点’去深挖。后来我来到国研中心，对文化产业与城镇化的糅合机制进行研究。”杨晓东说。

这种业务积淀所带来的思维转变，使他并没有单纯在《研究报告》五本总论、专论基础上进行《实践论》研究，而是以产业发展模式作为分析重点。

譬如，很多人认为，城镇化滞后的症结在于户籍制度。然而，破除户籍藩篱就能解决一切吗？杨晓东团队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

“北京市2020年适宜人口规模为1800万，这代表正常情况下，北京在2020年只具备为1800万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东方所副所长黄斌向记者说。

而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100万，城市病自然难以避免。黄斌表示，假使没有户籍限制，结果到处是窝棚，这只能称为“伪城镇化”，因为政府不可能超负荷满足所有进城人员的需求。

这在国际上已有相关案例：巴西、美国城镇化率趋近，但人均GDP却相差甚远。原因在于巴西多数城市的产业不成体系，吸纳就业能力有限，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长期失业或半失业，不通公交、水电的城市贫民窟大量涌现。

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只是城镇化的表象。黄斌指出，如果要较真新型城镇化内涵，不如理解成产业发展驱动下，城市公共服务普及化、均等化的过程。因此，研究产业与城镇化相互促进的过程很有必要。

而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在于过分依赖虚拟经济，土地城镇化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也有数据佐证：2000-2011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

“政府大量投入铁路、场馆等基建设施，或者大兴新城建设，以图招商引资。资本、土地价值被极端重视，人却被忽视了。”黄斌说。

鄂尔多斯就是典型案例――如今，可容纳一百万人居住的康巴什新城人烟寥寥，房价相较高峰期已暴跌七成以上，由盖楼兴起的借贷业也已衰败。

“因此，新型城镇化不能大搞虚拟经济，我们在《实践论》中选的产业都是实体经济，包括文化、旅游、科技、工业、物流，厉以宁先生对此表示认同。”杨晓东说。

另一方面，从学术角度看，任何城镇成功经验都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如果随意复制，可能会导致传统城镇化中资源浪费、环境破坏、重复建设等情况。

“但从产业角度来看，其发展路径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实体经济驱动的新型城镇化就具备复制的可能性。”杨晓东说。

寻找城镇化标杆

其实，早在参与报告编撰前，杨晓东就已经在北京市朝阳区进行城镇化研究，并完成名为“文化产业驱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初稿。

恰巧，政协课题组也正在就报告编撰进行调研，朝阳区是调研区之一。“当地政府跟政协课题组提及我们的研究情况后，课题组觉得这就是他们需要的思路，一拍即合，最终选择由我们负责实践论的整体编撰。”杨晓东说。

而当“实体产业驱动城镇化”的路线确定后，寻找标杆地区却非易事。当前国内很多地区模式宣传的名号响亮，但真正有含金量的却极少。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同样赞同以产业发展角度研究新型城镇化，但他告诉记者，过去30年城镇化扩张中几乎所有地方都提出“产业先行”并大张旗鼓招商引资，结果却是产业聚集不足，以致沦为“造城运动”。

“我国城镇化缺乏适合资源禀赋的产业规划与发展战略，使产业园区、新城等成为圈地道具，结果是产业没发展，城镇化走向空心化。”吴传清说。

对杨晓东而言，挑选标杆并不是件特别的难事：上千次小城镇调研经历，让他心中有一杆尺子，即先进性、融合性、普适性和可持续性，具备这四个条件，才有机会进入他的“法眼”。

首先，所选城镇在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方面要具有一定先进性，还处于追赶道路上的地区不在研究对象之列；

其次，“产业驱动”不是“单一产业驱动”，要看主导产业及其他产业的融合性，譬如文化产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影视、动漫等结合，创造出更大价值；

再次，所选地区的产业驱动模式要具有普适性，能代表某类城镇的常规发展路径，即相类似的城镇要有一定数量，如果过于独特，其经验就不具备推广性；

最后，所选城镇还得是“鲨鱼苗”，在未来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发展活力，否则便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根据上述四条基本标准，课题组从人口、经济、科技、产业、地域、生态、环境、制度、政策等方面制定具体的综合评估方案，并从全国上百个城镇中初步筛选，对选出的近10个城镇进行实地调研。

经多方讨论，5个标杆性地区出炉：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区、山东省临沂市、北京市朝阳区以及湖北省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地区亮点与政策建议

5个标杆性地区，各有各的亮点。

张江高科技园区作为典型的大都市“副中心”，以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和创新创业环境建设为手段，积极吸引国内外科技人才，走出了一条科技驱动城镇化的道路；

作为部级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自身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及政策优势。在以“增量人口的产业城镇化”的过程中，滨海新区在城镇化率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地区提供了有效参考；

而临沂市作为国内少数人口超千万的地级市，曾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地区。随着城区规模的扩大，临沂以服务业为突破口，重点发展能消化掉大量劳动力的商贸物流业，有效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以“政-企-民共赢”的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推动城镇化建设，是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的一大亮点。未来国内城镇化建设中，BOT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强，而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也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

流动人口集聚，人口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具备所有大都市郊区的共性特征，而它在文化产业驱动城镇化方面的成绩，也为大都市郊区的综合价值开发及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样本。

正在对课题进一步研究的黄斌，还对地方政府提出了以下整体性建议：

――任何一个模式都要求当地本身有资源，平地起很难，需要借助各方力量，包括各种智库机构来进行论证，结合自身资源做好顶层规划；

――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推进速度，必须与产业发展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不能像过去那样使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割裂；

新型城镇化论文【第四篇】

>>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江西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 社区体育信息化理论体系研究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法治政府建设 苏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交通战略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认同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传承及其产业化问题研究 基于WT模型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支撑产业选择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新思路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财税政策研究 廊坊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利益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县级政府职能研究 政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职能定位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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