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小文章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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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小文章范文1

关键词川端康成；日本传统美；自然意象；物哀

川端康成在《我的文学传》中说： “我受了西洋近代文学的洗礼， 也试着模仿了一下， 但我根子是东洋人，15 年前就没有迷失过自己的方向”。川端一贯重视日本的古典文学传统， 并且在艺术风格上深受其影响， 特别是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平安时代文学的影响。早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时， 他就开始反复阅读《源氏物语》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是广泛的、多方面的， 从创作思想到写作技巧， 都可以找到明显的痕迹； 但在思想情调上和文章风格上的影响， 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作品以独特的眼光审视自然界的内在之美，敏锐的季节感流露在他的字里行间。同时，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他对艺术和美的追求。本文试图通过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古都》来探求川端康成文学中所流淌的日本传统美的特征及其形成缘由。

川端文学作品重视自然与人物的统一、自然美与人情美的统一，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细致、优雅。通过对川端康成笔下的自然意象的考察，揭示出川端文学中的季节感、色彩感，蕴涵其中的无常感、悲哀感和虚无感，以及其渗透着生命悲哀的哲学体悟。川端康成即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注视美、探索美、表现美甚至创造美的作家。而小说《古都》，则是他表现美、创造美的杰作。更为可贵的是，在美的表现与创造中，他又使美有了“东方美”的鲜明个性。促使他创作《古都》的强烈动机就是再现有浓郁“东方美”特色但又日渐消失的京都美，并且，在他看来，“比起写人物和故事来，也许写风景是主要的”。本文即意欲从景物的描写把握川端对自然美的表现及其独特个性。

川端康成曾以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自诩。日本自古以来便注重“幽玄”之美，含蓄之趣，读完觉得余韵绵绵。川端康成作品里，简约含蓄的语言，意在言外的象征，自由飞动的联想，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中这一美学传统。《古都》是代表着川端康成后期更加成熟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的一部力作，在他的创作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古都》中渗透着传统的物哀、风雅与幽玄之美。作者赋予了自然景物明朗清新的格调，人物纯真美好的情态。

《古都》以京都一年四季自然景物的变化为线索， 伴随着季节的变化， 美丽的风物引起人物情感的变化， 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古都》的故事情节并不是很强， 作家本意也不是为了要叙述故事， 只是为了表现古都原本的美丽风情和日本传统的古典美。川端康成独具匠心， 塑造了两位美丽、善良的少女， 她们哀伤的情感为古老的京都增添了特有的情致和风韵。《古都》中，川端落墨之初就选择了一株老枫树和春天开花的紫花地丁作为代表意象。随着小说情节的渐次展开，作者妙笔生花，精心勾勒出了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意象：吐艳的樱花，凋零的花瓣，古丹波壶里鸣叫的金钟儿，青黛林立的北山杉，神秘的彩虹，森林中不期而遇的骤雨，浅浅的清泷川，潺潺的流水，飘舞的雪花……一组庞大而优美的意象群。作者以大枫树上的两株紫花地丁，来比喻孪生姐妹的命运：咫尺天涯，虽相见有期，却终难聚合。姐妹二人几度相逢，却因境遇不同，实难一起生活。苗子自感身世凄凉，千重子也有人生孤寂之感。由于姐妹俩无力抗拒的命运，加之少女们多愁善感的情怀，是小说不仅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还蒙有一层诗意的感伤。小说的主题，虽说是写两姐妹的命运，但从全书的结构和作者的旨趣来看，作品刻意表现的，显然是京都的风物人情。

京都历史悠久，优美的自然景色和四时风物，足可代表日本山河的妩媚秀丽。同时京都堪称是日本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是日本人“精神上的故乡”。《古都》就其艺术效果而论，确是表现了京都的自然美和传统美。作者描写了京都的名胜古迹，平安神宫的樱花，嵯峨的竹林，北山的园杉，青莲院的楠木，一年一度盛大的园会，时代祭，伐竹祭，鞍马山的大字篝火……小说好似京都的风俗画卷，使人能体味到日本民族的情趣和传统的审美。所以，从这部作品，很能看出川端康成的创作特色，以现代人的感受，用叹惋的笔调，描写日本民族的传统美。

作者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序，意象的季节感对比十分鲜明，前后照应，一脉生成。另外，仅从小说中部分章节的小标题也难窥见一斑：春花――北山杉――秋色――松林的翠绿――深秋的姐妹――冬天的花。春天的思念，夏天的偶遇，深秋的相约，隆冬的离别，作者匠心独运，以四季为框架，把古都的风物时令和千重子苗子姐妹之间的悲欢离合放在了同一个平面上。写出自然意象的季节感，川端本人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这是包含了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的。一提到风花雪月，就会想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就会想到整个大自然的美。精心描绘自然意象季节感的美学意义不仅仅如此。叶渭渠指出：所谓季节感不仅指对春夏秋冬四季循序推移的感受，而且是对在日本文化土壤上酝酿而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感情与季节风物的交融，其中包含着苦恼，娇艳，爱慕情绪的理解性……川端就是在忠实地再现四季自然美的同时，又将人的精神、感情和心绪溶铸其中，从而形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世界。

展示日本民族文化的传统美，是川端康成在其创作中的孜孜追求，也是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民族的深层意识和 “物哀”色彩、“幽玄”理念，正是这些流淌在川端文学中的审美理念，才形成了川端文学有别于其他日本作家的重要特点，其小说中始终流淌着一种悲与美交织的独特艺术底蕴。

《古都》的淡淡哀愁、温和的传统底蕴， 体现了川端康成对平安王朝“物哀”精神凝练的把握，对蕴含在女性悲哀中的美丽的体味， 这也正是川端文学的真髓。《古都》反映了川端康成对京都即将消失的传统美和传统精神的哀伤， 是川端康成为即将消亡的平安之美谱写的优雅的哀歌。透过川端康成对四季时令变迁的描述， 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品中的韵律。由繁花盛开， 阳光明媚的春天到乌云密布、雷声滚滚的夏季， 转而滑向低缓深沉的秋季， 最后以无声的白雪为结束音符。在对四季音乐流转的体悟中， 有人类共同的普遍性， 又有日本人独有的特色。

川端康成写《古都》事先并没有周密的计划，故事情节与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只有从春天开花季节起笔，写到冬天雨雪交加时为止这一点是按计划进行的。小说的季节感首先体现在以季节为章题。小说共九章，从章题来看，第一章“春花”、 第六章“秋色”、 第八“深秋的姐妹”、 第九章“冬天的花”，这几章的题目就直接包含了春、秋、冬三季；加上第五章“祗园节”（时处盛夏），整个故事的时令背景便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部《古都》就是一幅京都春、夏、秋、冬的画卷。其次，《古都》按四时节俗行事。小说从“紫花地丁每到春天就开花”开始；中间经历“葵节”（五月十五日）、“伐竹会”（六月二十日）、“越夏祭神”（立秋前夕）、“时代节”（十月二十二日）；一直写到冬天的雪花。四时节俗，线索清晰。其中的季节变化、风俗民情，与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情感联系自然而又紧密。季节的表现，在川端的笔下，或为题或为线或为景；或现或隐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或篇幅重或着笔少，但却都被赋予或倾注了人的情感，成为意蕴丰富的主体。季节感的背后是其文学的自然美。

从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川端康成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更可以称得上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他用细腻而挥洒的笔法描绘带有浓重主观感彩的自然，敏锐的感觉捕捉实与虚的契合。川端注重的不仅是人物的言行举措，还有绘制构图严谨、色调合宜、印象鲜明的自然图景，以烘托氛围，衬托人的情思。川端康成说过自己是属于喜欢写景色和季节的，他说：“自然，它是我的感受的借助之物。”“风景充满了幻想和象征。”自然的美在他的笔下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花草树木、山川湖海、明月轻风等，大自然的一切无不可以进人他的视野，进人他的作品。川端康成曾经说过：“广袤的大自然是神圣的灵感，凡高岳深山、瀑布、泉水、岩石、连老树都是神灵的化身”。因此，第一个原因恐怕与川端本人信奉东方禅学式的“主客合一”的认识论有美。“天地万物中有自我的主观，以这种情绪去观察事物，这是主观的扩大，就是让主观自由流动，而且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变成了自他一如，万物一如；天地万物表示所有的境界而融含在一种精神里……”由此可见，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决定了川端必然大力营构自然意象之美。

川端之所以偏好自然意象，第二个原因恐怕与日本传统美学追求的“物哀”不无关联。“物哀”就是日本民族对自然风物与人的情感之间的同形关系，感应关系的一种审美概括。“物”就是自然风景，自然风物；“哀”则指自然景物的渗发，或因长期审美积淀而凝结在自然风物中的情思。川端自己也说：自然，它是我的感受和借助之物，风景充满了幻想和象征。显然，日本民族的“物哀”情结大大激活了川端对自然意象的偏好。

川端康成在其作品中继承了《源氏物语》以来形成的“物哀”精神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一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他对物哀和美的理解形成了其唯美主义格调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家进行艺术审美的创造，集中表现为要把对于对象的审美感受转化为可以直接被人接受的载体，创造以载体再现对象存在的具体状态，表现主体对于对象的审美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川端在《古都》中的“物哀”情沫，通过季节和时令的推移，从而营造出细致鲜明的自然意象。川端康成在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表现手法，借助这种外来技巧，来抒写日本民族所特有的纤细而敏锐地感受，从而创造出川端康成独特的，即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艺术风采。

日本的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日本不少作家对日本由古以来的“哀”产生共鸣。但在川端康成身上除了“哀”的共鸣还有对严格的文艺精神的共鸣。1945年他在《悼念岛木健作》中提到， 决心今后“只写悲哀的日本美， 其余的即使一行也不想写。”他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形成了他战后一系列“美”的作品： 《美丽的日本中的我》（ 1968 年） 、《不灭的美》（ 1969 年） 、《美的存在和发现》（ 1969年） 、《日本文学之美》（ 1969 年） 、《日本美的展开》（ 1971 年） 等等。

川端康成由于受没落家世、孤儿遭遇和亡国没世之民观念等影响所形成的精神个性与《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完全契合， 川端康成对于《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心领神会， 并将其自然而然地融汇在自己的创作之中， 因而更使得他的小说形成了美而悲的独特风格。作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代表作家之一，《古都》是其"物哀"美学影响下的代表作，基调优美哀婉，情节平和含蓄，却让人在掩卷后不断回味。

参考文献

[1]叶渭渠。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张石。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谷学谦。川端康成与佛教[J].外国文学研究，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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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小文章范文2

《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人性最基本的构成部分食、性为透视角度，对主人公知识分子章永U在苦难、饥馑的压迫下与非人的政治炼狱中，在本能驱动下真实的灵魂波动及人性堕落、精神毁损的悲剧进行了细致剖析。在“落难”这一特殊的生命情境中，“洛神”式的人物马缨花、黄香久对他进行了灵与肉的双重拯救，可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和精神本能，又使他在重获新生后，必然会背叛他的“洛神”，去追求更高远的境界。这有关“拯救”与“背叛”的“阴暗记忆”，再现了时代重轭之下一代人的命运图景，勾勒了中国当代“落难精英”的历史剪影。

关键词：《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落难精英；拯救；背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08605

一

1957年7月，张贤亮因在《延河》上发表《大风歌》被划为“”，从此他便被时代的涡轮卷入了另册的人生。在那“明关暗监”、屈辱与劫难相伴的二十余年中，他深味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人生况味。这二十余年的流离、生聚与教训，这混合着生与死、血和泪、罚与罪的苦难经历，并未湮没于历史的足音中，而是沉淀为不可磨灭的人生记忆，使他在新时期如浴火的凤凰一般，用喑哑的嗓奏出了涅更生的华美乐章。

八十年代，他发表了《绿化树》、《灵与肉》、《土牢情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在文坛引起了极大反响之同时，也招来了诸多争议之声。他自己就曾说过：“我本人大约是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被‘争议’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1]。而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引人争议的两部作品即《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两部小说以人性最基本的构成部分食、性为透视角度，对主人公知识分子章永U在苦难、饥馑的压迫下与非人的政治炼狱中，在本能驱动下真实的灵魂波动及人性堕落、精神毁损的悲剧进行了细致剖析。从而再现了时代重轭之下一代人的命运图景，勾勒了中国当代“落难精英”的历史剪影。

二

在《土牢情话》中，张贤亮借主人公石在之口说过：“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还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2]经历了是非颠倒、风雨如磐的荒诞时代，便无法摆脱那从“炼狱”中所带来的鬼气的纠缠。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在五四时期被视为启蒙英雄、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却被发配到了社会底层，经历了“炼狱”般的人生洗礼，不仅在肉体上遭受了巨大创伤，在精神上也走向了被扭曲、异化的悲剧。知识分子章永U顽强地认定自己是“人”，有着一颗不甘沉落的灵魂。可实际上，在西北闭塞贫瘠的荒原上，在苦难与饥馑的压迫下，在非人的政治炼狱中，他剥落了一切文明的痕迹，将食和性作为唯一的生存动力，将欲望和本能作为主要的追逐目标，并最终滑向了人性堕落、精神毁损的可悲境地。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知识分子章永U被下放到一个劳改农场，在这个闭塞落后、专制横行的荒原上，章永U与其他劳改犯人一样，在监禁和迫害中遭受了灵与肉的巨大折磨。不仅要忍受物质上的贫乏和困顿，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压抑和摧残。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人被折磨到了非人的境地，推向了人性扭曲的边缘。当恶劣的环境粗暴地将人身上“多余”的线条――那些有异于动物的细腻情感与丰富思考砍削掉之后，心中残存的美好情感也连同皮肤一道粗糙起来，所有与圣洁纯美的爱情相关的幻梦，都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3]26，所剩下的只有本能的身体欲望。即便是理应具有较高文明程度和道德涵养的知识分子，也放弃了人格、教养与精神追求，变成了挣扎在欲望本能之中的焦渴困兽。

章永U所在的劳改队田管组，是一个常年与女犯隔绝的地方，只有当他们在警卫人员的押送下到田里干活的时候，才有机会见到女犯。身体欲望的长期压抑，使他们仅凭女犯丢失的一根橡皮筋就能编造出一个个的故事，只靠嗅觉就能探测到女犯的行踪，甚至看到“压在泥土上的浅浅的小脚印，以及扔在草丛里的馒头渣和土豆皮”[3]33，都会浮想联翩、激动不已。更为荒唐的是，所有男犯都渴望见到女鬼！就连受过良好教育的章永U也一次次地用“十三”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来召唤女鬼在幻觉中与他相会。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法宣泄这种欲望压抑的痛苦：“我抚摸得到我胸腔、我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阴险的咻咻的鼻息，感觉得到一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的乱窜”[3]26，甚至使他发出了“是生存？还是毁灭？”[3]131的绝望呐喊。但人的生命活力并未被严酷的现实所压倒，就这样，女劳改犯黄香久在芦苇荡里以自己丰美的胴体走进了章永U的生命。在那四目相对的尴尬场面中，章永U在心里展开了一场激烈角逐：“恐惧、希冀、畏怯、奢望、突然来临的灾祸感和突然来临的幸运感”[3]43，使他不自禁地颤抖。实际上这传达了两股力量的撕扯和较量：一种是源于生命本能的对异性的渴望，一种是源于现实处境的对自己劳改身份的畏惧。在与裸浴的黄香久相遇的那一瞬间，他所产生的“晕眩的冲动”证明了人性的不灭与苏生，可当现实所施加的压力突然呈现：“从高高的斗渠坝上传来了尖利的哨音。它象鞭子似地在我身上抽了一下”[3]44，他就着拔腿跑掉了。这又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畸形的时代与非人的环境，已经使他丧失了爱的能力，不能面对人的正常欲望了。如果说这一次心灵创伤的暴露是由于尴尬所致，还呈现为一种隐性状态的话，那么八年之后的新婚之夜他面对黄香久的性无能，就是这一心灵创伤的具象显形了。当原在于人的美好天性被毁灭之后，章永U成了不再能够感受幸福、不再拥有完整生命的“半个人”。

黄香久，这个温柔而豪爽、乐观而善良的女性，正像她所表白的那样，她不在乎章永U是劳改犯、反革命，她爱他是因为他有知识、有文化，和别人不一样。她对章永U的感情是由同情而至依恋，甚至表现出了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在那段艰难岁月中，她为章永U营造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家：把他的卧室、书房收拾得一尘不染，为他做精致可口的饭菜，拿出积蓄来给他买收音机，还把自己名下的一两油全部省给了他。最终，她还以炽烈的爱与火一般的热情，把身心残缺的章永U“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重铸了他的自尊。甚至在后来章永U要离开她时，虽然她也气愤地“诅咒”他说：“你不得好死的！你亏了心了”[3]206，可在心里还是同情他、理解他、愿意成全他：“你也可怜，一肚子才学，窝在这儿受人欺负；你有你的苦楚”[3]234-235。可章永U，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他与黄香久的关系的，他对两人所谓的“爱情”是这样认识的：“这里的爱情呢？有爱情吗？去他妈的吧，爱情被需求代替了！”[3]95他之所以与黄香久结合，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源于一种本能的驱动：他无法抹去心中那一美妙的躯体形象。这不依托于心灵、仅靠欲望来支撑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裂痕，更不可能会永恒。可以说，章永U爱情的动因与他背叛的结局一样，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了。

此外，这一背叛的发生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对知识阶层都是倍加推崇的，无论其在现实中的社会地位如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经沉淀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观念认同和文化心理结构。这就促生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与在精神上认领自己的强烈冲动。即便在失掉社会地位、陷于“落难”境地的非常年代，他们也不甘于沉落到以本能为主导的生命状态。一旦处境发生改变，这种优越感与精神本能便会如春草一般，在地气的催动之下复苏、蔓延。在黄香久以爱之火将章永U从“半个人”还原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后，那埋藏于他心中的文化优越感就复苏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能使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感情。在他看来，婚姻应该是“两份情感的化合，立即就会在化学反应中产生出一种崭新的结晶”[3]95，而非在本能的驱动下结合的“生物性的婚姻”，黄香久有着“美丽的、诱人的”身体却远不是他理想爱情的化身。因此，他一方面在领受着以黄香久为象征的欲望生存，另一方面却又向往着一种更为高远、开阔、超越的生活。这种内在的分裂使他的灵魂无法平静，面对黄香久的柔情，他心中沸腾：“我永不安宁的灵魂又剧然地骚动起来；我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这里是令人窒息的地方，这是个令人消沉的小村庄，就和你迷人的颈窝里一样。你赋予了我活力，你让我的青春再次焕发出来，但这股活力，却促使我离开你！”[3]178在这里，“远方的呼唤”象征着文明、精神、理想等高远的意义，而“迷人的颈窝”则象征着本能、身体、欲望等世俗的生存。在二者之间徘徊良久后，那种无法抗拒的精神本能，还是使他决定抛却“迷人的颈窝”的羁绊，去回应那“远方的呼唤”，“到广阔的天地中”去找寻“生命的感觉”。黄久香拯救了章永U，可章永U却注定要超越黄久香。甚至可以说，他之于黄香久，真正意义上的获得与最终决绝的背叛是同时发生的。

可实际上这种文化优越感，恰恰是章永U乃至作者张贤亮最可质疑的地方。因为在知识荒毁、文明颓败的时代，知识分子及支撑其优越心态的知识、文明在中国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章永U的背叛依然无法逃脱人性与道德的拷问。而当年这部小说争议的焦点，正是集中在对章永U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的道德指责上。张贤亮或许也预见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小说中就为他所同情、赞赏甚至钟爱的主人公做了一些辩护，同样是以道德的名义。小说对黄香久沦为劳改犯的原因并未做清楚交待，只是隐晦地指出大概是因为“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这让人从一开始就将黄香久与、不贞、不道德联系了起来。而后来，她又与农场书记关系暧昧，再次“不贞”。既然是黄香久不贞在先，那么章永U的背叛在后就情有可原了。甚至连黄香久本人也被用来为章永U作辩护：“你也可怜，一肚子才学，窝在这儿受人欺负；你有你的苦楚”[3]234-235。而章永U也为自己的负心、背叛辩解道：“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爱你。我必须伤害你，伤害到使你能完全忘记我的程度！”[3]206-207这看似堂皇、实则荒谬的理由，不仅未能冲淡他的道德罪责，反而彻底暴露了他的灵魂污点。正如黄久香最后痛苦、绝望的呼喊所揭示的那样：“你章永U，你生就了一副狼心狗肺！你走就走，跟我耍这些花样干啥？”[3]233章永U这个“伪善时代制造出来的伪君子”[4]，是知识分子在荒诞的时代人性扭曲、精神堕落的标本。

三

《绿化树》对“食”的困境与饥饿体验有深入的描写。劳改释放后，章永U被派到一个房舍“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的荒村。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在没有一点菜蔬、油脂、副食，并且每天都要干体力活的情况下，每人每月只有二十斤粮食的定量。强烈的饥饿感整日包围着章永U，对此他有着真切、具体的体验：“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5]34甚至当他在《资本论》中读到“商品是当作铁，麻布，小麦等等，在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态上，出现于世间”[5]62时，思想早已离开了这句话的含义，而是“反复地品味着‘小麦’这个词”，眼前出现了“面包、馒头、烙饼直至奶油蛋糕”，还忍不住地咽唾沫。

当人被饥饿催逼到濒临死亡的临界状态，就会背离正常的人格轨道，沉入精神的暗夜之中，被“降低到了禽兽的水平”[5]31。在《我的菩提树》中，作者就借“我”之口这样说过：“人在最基本、最初级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时侯……所有被人们视作道德负面的行为和习惯，都会变本加厉。”[6]日日被饥饿所压迫的现实，渐渐地把章永U拉向了堕落的边缘。为了逃避被饥饿吞噬的命运，他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狡黠和智慧，来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攫取食物，甚至不惜讨好谄媚、耍尽心机：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罐头筒改造成饭盒，以求多分得100cc带菜叶的稀饭。到集市上买黄萝卜，设了“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的圈套，把逻辑弄乱来欺骗老实巴交的老乡。利用队长对他的信任，以钉子代浆糊，把打浆糊用的稗子面省出来为自己开小灶。甚至放弃一个男子汉的尊严，去马缨花家蹭白饭。精神变得与物质一样贫乏，心灵空间变得与生存空间一样狭窄。为此他痛苦地反省道：“‘吃饱了不饿’这个真理，我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才知道。弄懂这个真理，要比弄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困难得多，还要付出接近死亡的代价”[5]94，这一代价就是人性的堕落、精神的死亡。但作为一个读过唐诗宋词，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受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放弃神o般的精神追求，仅将“吃饱了不饿”作为生存目标。因此，在饥饿得到片刻平息时，他的另一面就又开始活动了，他为自己灵魂的堕落而深深自责：“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嫉，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我颤栗；我诅咒自己。”[5]30-31他不断地拷问自己：“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5]31生存的现实把章永U推向了人性堕落、精神死亡的谷底，可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能又使他不断地与这一现实展开搏斗。在这身与心、灵与肉的矛盾与冲突中，灵魂被碾成了一个个的碎片。张贤亮在《我的倾诉》中曾说过：“我常常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当我自以为是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还摊在那片不长青草的砂砾中间。”[7]可见，他对这种灵魂分裂的痛苦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真切的体验的。

在这个贫穷落后、“被世界所遗忘、被文明所抛弃”[5]51的荒村，章永U遇到了使自己重获新生的“洛神”。在他“落难”下放的苦难岁月中，美丽善良、天真坦荡又带点野性的马缨花，不仅以澄澈纯净的美好人性，给了他怜悯、抚慰和温情，为他备受摧折的身体注入了勃勃生气。还以坚韧不拔的生存态度，让他从灵魂分裂的痛苦中苏醒过来，再次感受到了生活中绚丽光彩的一面。更以自己炽烈纯真的爱情，让他获得了战胜苦难的力量，迈出了超越自己的艰难一步。在她的“拯救”下，章永U那“棺材瓤子”似的身体逐渐壮实起来了，“身体里洋溢着充沛的精力”[5]102，第一次体会到了“健康给人的幸福感”[5]125，成了一个重获青春活力的男子汉。

马缨花的爱情，是从劳动者朴实的同情、怜悯之心发展起来的，是纯洁真挚，不计得失的：“你是念书人，就得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情愿。”[5]195在这为爱而牺牲的热忱中，寄托了多少美好的憧憬。“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5]204在这质朴粗犷、天真坦荡的誓言中，表白了她对爱情“雄奇热火”的追求。为了章永U，她甚至不惜背负“美国饭店”的骂名，用一种不道德、不光彩的手段：利用海喜喜、瘸子保管员对她的好感，来换取“定量外的粮食”，在食不果腹的饥荒年月为章永U改善伙食。她像扎根于贫瘠高原上的“绿化树”一样，以纯洁的心灵与无私的厚爱，给予了“落难精英”章永U以荫庇、温存和抚慰。而章永U，尽管发现了马缨花的美，也对她的厚爱和垂青感激不已，甚至对她产生了一种“模糊的爱情”。可当他在马缨花的“拯救”下，不但在身体上恢复成了一个正常人，在精神上也开始“恢复了过去的记忆，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5]160后，那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和精神本能就随之而苏生，他忘记了两人在共度苦难中所产生的真情，对马缨花有了一种鄙薄和轻视的心理，甚至为接受她的食物而感到耻辱：“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了正常人，已经开始‘超越自己’，我就不能再继续作为一个被怜悯者、被施恩者的角色来生活……我开始觉得这是我的耻辱”[5]165-166。而当马缨花用“狗狗”这个爱称来称呼他时，他立刻就清醒地意识到：两人之间有着“不可能拉齐的差距”[5]158，马缨花“虽然美丽、善良、纯真，但终究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5]159，而他在精神境界上则“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5]160-161。马缨花的爱并非他所向往的那种“优雅的柔情”，甚至让他“觉得别扭，觉得可笑”[5]158。最终，他以超越“这个几乎是蛮荒的沙漠边缘”[5]159为名，“超越”――更准确地说，是“背叛”了马缨花。马缨花对他的一片深情与无私拯救，只换来了二十年后他的一句苍白的忏悔：“人不应该失去记忆，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5]204

四

“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才子佳人的爱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模式。男为“美”所倾，女为“才”而慕，在以才子佳人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戏剧中，“才子”往往是一种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象征，而“佳人”爱“才子”，常常不仅是因为感情相契、门第相投，还缘于对其“才子”地位、价值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阶层尊奉的文化心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并沉淀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文化优越感。因而，在古典小说、戏剧中，常会出现这样的叙事程式：在“才子”失意、落难之际，总会有才貌双全的“佳人”及时出场，以其无私相助来替他排忧解难，以其倾心恋慕来为他红烛添香，激励他发奋图强，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这一叙事模式在现当代文学中也得到了沿承。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叙事模式的现代演绎。知识分子章永U被打入社会底层，陷于“落难”的困厄处境之中，但一种无形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依然很容易获得女性的青睐。这从马缨花对章永U、海喜喜的不同态度中就能看出来。她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她爱章永U并心甘情愿地为他奉献牺牲，正因为他是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文雅气质。而对海喜喜，她却常以一种冷淡、揶揄的态度来对待，她对章永U说：“喜喜子这个没起色的货，放着书不念，倒喜欢满世里乱跑。我就不希待他！”[5]151对此章永U感叹道：“她似乎只觉得念书是好事，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脑子里却没有什么目的性。”[5]151外貌美好、心地善良的“佳人”马缨花、黄香久，都一往情深地爱着“才子”章永U，以她们博大的胸怀与无私的厚爱，来为他提供生命的依托和庇佑；以她们母性的怜悯与温情，来使他完成从“堕落”到“超越”的精神历程；以她们美好的心灵与炽烈的爱情，来对他进行身与心、灵与肉的双重拯救。这种文化优越感不仅通过“佳人”传达出来，更深植于“才子”自身的心理结构之中，并不断从小说的叙述间隙中流露出来。在《绿化树》中，当马缨花唱出凄恻动人、悠远绵长的河湟花儿时，章永U在感动之余有了这样的感慨：“我的悲哀还在于，给我如此美好享受的人，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创造了这种美。”[5]45于此可见，他对自己“精英”的身份是有着深刻认同的。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U还说过：“从我被马缨花喂养成一个有正常体力的劳动者以后，五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在劳动中享受过这种返祖的满足与愉快。”[3]11从表面上看，这是对融入“劳动者”这一“神圣”群体的欣慰和感激，可实际上，其中明显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姿态。成为“一个有正常体力的劳动者”，在《绿化树》中是“我”梦寐以求的“成功”，可在这里却被称为“返祖”。

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与精神本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马缨花、黄香久，这些为他们奉献牺牲的“洛神”，与他们共度苦难的“佳人”，只是“落难精英”玉成其灵魂、洗礼其精神的一个工具式、过渡性的存在。“章永U”们一旦在其拯救下成为身心完整的“圆全人”，恢复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能，便会义无反顾地背叛她们，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更高远的境界。正像王晓明所说的那样，张贤亮的小说在“涌现出许多对于女性温情的动人印象”之同时，也“冒出了种种有关背叛行为的阴暗记忆”[8]，在这“有关背叛行为的阴暗记忆”中，再次传来了人性的断壁坍圮的回声。

参考文献：

[1]张贤亮。小说中国[M].西安：陕西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127.

[2]张贤亮。浪漫的黑炮：中篇小说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57.

[3]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4]颐平。如何评价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N].人民日报，1986―01―20.

[5]张贤亮。绿化树[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6]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226.

[7]张贤亮。边缘小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78.

[8]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J].上海文学，1986（2）.

“Save”and“Betray”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en Tree，Half of Man Is Woman

GAO Ying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精美小文章范文3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两句话讲的都是读与写的关系：读是写的基础，写是读的体现。巴金小时候把《古文观止》上的两百多篇文章都背得很熟，他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就可以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20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巴金《谈我的散文》）冰心也是如此，她7岁就读完了《三国志》，11岁读完了《水浒》《聊斋志异》《西游记》《再生缘》《说岳》《东周列国》《封神演义》《红楼梦》等。“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嬉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冰心全集・自序》）冰心后来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与她博览群书、广为借鉴，是分不开的。可见，熟读一定数量的好文章是写好文章的一个重要途径。

今天的小学生，不可能有那么多充裕的时间去读很多古今名著，更不用说背诵《古文观止》上的两百多篇文章了，但是，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对提高写作水平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是多读语文课本里的重点课文。这些课文都是编者精心选编的，在选材布局、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语法修辞、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讲究和窍门，要一字一句地读，达到熟读成诵的程度。

二是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优秀诗文。小学生记忆力强，课业压力较轻，因此应该多背诵些优秀诗文，为中学乃至大学学好语文打下坚实的基础。人教版小学语文里有65首古诗（包括的诗词及“日积月累”里出现的古诗），教师课外再要求背诵三十多首，在小学毕业时，学生背诵百首古诗是没有问题的。我常对学生说，学语文应做到“四个一”，即：一笔好字，一张铁嘴，一肚子诗文，一手好文章。“装”一肚子诗文的最佳时期就是小学中高年级阶段。

三是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选一部经典名著，有计划地精读。现在市场上各种名目的书籍良莠不齐，精华糟粕并存，因此我们在给孩子选书时一定要慎重。像《西游记》就可以选，该书有很多的诗、词、联、赋；整部书的句子有长有短，有整有散，文笔优美，思想内容也健康。像这样的书，精读要“精”到什么程度呢？细读两年，每天读半小时，每句话每个词都不应放过，要反复斟酌，“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一字”，“琅琅上口，久远不忘”（陕西师大阎景翰教授《学会读书》）。精读的同时还要做好读书笔记。对中小学生来说，读书破一卷，下笔也会有神的，关键是要“破”，读一遍不算“破”，读了好几遍，文章字里行间的语言文字美没有感受到，精彩的句段没有记住多少，作者独特的表达方法没有领会到，也就不算“破”。

四是订一两份优秀报刊来读。读报刊上的新闻，积累作文素材；读报刊上的文章，积累词汇，领悟写作方法。像《中国少年报》《语文报》《语言文字报（小学版）》《作文周刊（学生版）》《读者（校园版）》《美文》等都非常适合小学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