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史范例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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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史1

未来中国医药产业如何发展,市场竞争格局如何演变,医药企业如何应对新一轮的市场竞争和洗牌重组,哪些医药企业可以获得未来的生存权,我们必须站在产业发展的高度进行理性思考,认真准备、积极应对。

一、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医药工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虽然仍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增幅已经呈现明显的背离发展态势,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逐年下降,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

我国医药商业的销售利润率已连续几年徘徊在5-6‰,有半数以上省份的商业企业汇总性亏损,医药流通企业已经步入微利时代。

终端市场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2006年销售统计第一终端增幅下降,占比为44%,而第二和第三终端增长明显,占比分别为%和%。

医药企业GMP、GSP改造和并购重组等并没有使医药行业多、小、散、乱、差的竞争局面得到实质性改变。另外,在民族医药企业效益普遍下降的同时,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日趋明显,两大阵营的差距越来越大。

2006年可谓是医药行业的多事之秋,药品质量与安全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治理商业贿赂医药行业首当其冲、国家药监局地震让整个医药行业蒙羞、药品持续降价进一步殃及医药企业和消费者、继医院招标之后挂网采购和二票制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运行、针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媒体的不正当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医药行业成为万人所指的众矢之的。

2007年,一方面国家将重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价格管理办法、药品广告管理办法等法令性文件,反商业贿赂、药品降价、招标、挂网、同质化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将继续影响医药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研发投入不足、产能严重过剩、生产成本上升、银行还贷压力加大等内部因素将继续左右医药企业的命运。

二、 西方产业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北美产业的摩根时代(1880-1920年)是西方产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期间的市场竞争状况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我们今天医药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时的产业竞争格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厂商林立,恶性竞争,价格战硝烟四起,市场秩序混乱,全行业亏损,产业整体失效,行业内厂商生存维艰、一筹莫展。

金融资本家JP摩根奋起自救,驱动、主导美国产业大重组。JP摩根收购卡内基钢铁公司,吞并785家小型钢铁企业,成就了著名的美国钢铁公司,资产达到15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一家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控制美国钢产量的70%。

随后洛克菲勒推动40多家石油公司组建托拉斯,形成美孚石油,杜兰特推动200多家汽车企业合并成通用汽车,与福特共掌汽车产业秩序。这一轮产业重组浪潮几乎波及到所有的工业部门,金属原料、石油、金属加工等行业尤烈。产业过度竞争的格局被彻底改变,规模经济性得以实现。美国现代大工业崛起,彻底拉开了跟欧洲工业的竞争力落差。

美国医药产业同样经历了这一产业重组过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医药企业数量曾经达到3000余家,在随后的20-30年里有近半数医药企业退出了市场,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市场竞争和并购重组,美国医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今天的美国医药企业数量只有几百家,他们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或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

纵观西方产业史的发展与变迁,中国医药产业正处于北美产业史的摩根时代,以史为鉴,我们可以预测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低成本竞争常态化、长期化:首先由于我国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产能严重过剩、仿制药激增等问题,导致低成本竞争成为医药企业生存的主要手段,其次,在药品营销价值链中,医院占据主导地位,医药工商企业的谈判能力较弱,利润空间狭窄。第三,能源和原材料涨价、药品降价和营销费用的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2、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截止2004年12月11日,中国医药市场已全面对外开发,目前外资企业占据医院高端市场的半壁江山,在OTC市场亦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制药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国际化已是医药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3、并购重组将成为医药行业发展的主旋律:从产品经营到资本运营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逻辑,任何一个企业都不会甘心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被淘汰出局,最终只有借助资本的力量才能改变医药市场的竞争格局,推动医药产业的重组与升级。

4、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品牌化是企业创造核心价值的重要手段。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高达45%,排名前10位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的10%,研究表明,在世界著名制药企业中,大品牌产品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其价值增长倍数呈明显的正相关。规模化是企业实现成本领先和规模效益的重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曾在2003年针对国内中药企业做过一项调查,中药企业销售规模与其平均销售利润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企业规模达到5-10亿时效益最佳,低于或高于这个规模区间的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专业化是充分利用资源、建立品牌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专业化发展方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治疗领域专业化、产品类别专业化、营销手段专业化等。

三、未来哪些医药企业可以获得生存权

21世纪是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时代,医药行业是伴随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持续成长的朝阳行业,中国医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市场竞争、并购重组的结果必将使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也必将使一些优秀的制药企业脱颖而出,那么哪些制药企业可以赢得下一轮市场竞争,获得未来的生存权呢?笔者认为以下六类企业值得关注。

1、稳健成长的合资医药企业:合资医药企业在中国发展多年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品牌形象,这是长期市场培育的结果,更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基础。另外,合资企业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新产品的持续开发与上市成为企业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运营领先的盈利模式决定了合资医药企业在中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具有综合实力的大型医药企业:国有大型制药企业具有较雄厚的产业基础,它们并不缺乏产品、技术、人才和资金,缺乏的只是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体制决定观念,观念影响机制,机制制约发展,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困扰企业发展的机制问题必将得到解决,企业内部多年积淀的资源和蕴藏的潜能将会释放出来,进而转化为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3、专业化发展的中小型医药企业:通过聚焦某个细分市场或产业链的某个环节,以产品、技术和品牌建立并持续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走专业化和特色化发展之路是我国中小医药企业战略发展的主要方向。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和各地市场发展不均衡,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中小医药企业将与大型制药企业形成舢舨与航母和谐相处的共赢局面。

4、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特色医药企业:许多国内制药企业跳出国内同质化市场竞争,放眼国际市场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如浙江的海正药业和华海制药等化学原料药企业,它们的有些产品已成为国际医药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是应当看到目前中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我国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5、具有卓越管理能力和执行力的民营医药企业:民营医药企业具有灵活的运营机制和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迅速崛起,目前已经成为支持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家多半是创业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矛盾,集权与分权的矛盾表现较为突出,成为影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正如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一样,当中国民营企业真正度过了家族性企业的管理关后,将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6、具有资源整合能力和管理输出能力的资本型新进入企业:医药产业高投资、高回报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的外界资本进入,目前已有华源、华润、中信、远大、联想等诸多国内外知名企业投资集团纷纷试水医药产业,对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投资集团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管理输出能力,当他们真正掌握了医药市场的发展规律,并且找到了专业化的管理人才时,一定会在医药市场大显伸手。

企业发展史2

关键词:历史视角 企业文化

引言

文化研究是当代最具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研究领域之一,涵盖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艺术等方面,关于文化研究的专著繁多。人类社会构建于文化之上。人类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归根结底是文化的产物。从哲学信仰、价值观念、语言文字,到衣食住行、人际关系,乃至家庭生活等,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于文化研究,围绕什么是文化,文化的作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等进行探讨。

文化的涵义

文化究竟是什么?李长春同志在2011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就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有关问题向全会作说明》一文中指出:“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泛,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将文化划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以美学艺术为主的精英文化

一般而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从美学艺术欣赏开始的。长期以来,文化被认为是由知性的作品和活动组成的,以“音乐、文学、绘画与雕刻、戏剧与电影”等为主要内容的艺术活动,是受过良好教养的人从事的文学艺术和审美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以欣赏美学为主体内容的。但其带有精英主义的性质,在将人类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的同时,又将大众与文化割裂开来,使文化成为少数精英创造,以精神追求为主的,与大众生活有所隔离的纯美学内容。文化主要表达着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二)以日常生活为主的大众文化

文化和社会不存在绝对的割裂关系,即使是纯精神上的美学文化,其产生与发展也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廉斯(1991)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系统阐明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他反对将文化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他认为,文化不应限于高雅艺术的狭隘形式,文化在根本上是“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文化是普通的”。“雅俗”不是对文化主体的界定,而应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质量为标准,直接或间接反映人们在文化观念上的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差别。他进一步指出,缺少以生活为主的大众文化,人类社会发展将会失去动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如果将精英文化比喻成人类社会的果,大众文化则是人类社会的根。企业文化更多表现的是大众文化“根”的特质。发展企业文化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还有着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刻内涵。

文化的作用

(一)文化的作用定位

从功用价值上分析,文化与政治、经济一样,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须:经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政治确定人类的行为规则,文化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与经济、政治等功用价值所不同,文化关注的是人及社会本源等哲学命题,文化作用具有更加的稳定性,能更持久地影响人类的发展。诸如宗教、教育、习俗等不同文化的形式,在解决人类精神需求方面起到决定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经济和政治中的深层问题,都能从文化中查找根源。如在国际贸易中,重视并尊重各国在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是避免贸易冲突的要求。在民族冲突中,文化扮演着标识者的作用。尽管现代人的基因差异很小,但由于文化的存在和对民族的标识,民族成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陈序经,2005)。在打破政治规则的斗争中,文化影响起到了民族归类、强化认同的作用,进而演化成民族冲突的重要来源。而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作用效果看,文化的作用基础是最为稳定的。应当看到,经济从远古到现代,已经历经多种生产方式的更替,而政治也在逐步完成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历程。但文化延续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不少民族的礼仪和节日来源,源自古老宗教仪式或代代承袭的生活习俗,进而影响到个人对社会环境的认识。

(二)文化的动力源泉

尽管文化的沿袭性强,但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经济和政治的交互冲突和融合促使文化在不断地改良、融合和发展。文化作用的动力源泉来自于不同文化之间不断的吸收和融合,进而创造出更具生命力、更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类型。

这种动力来自人的自利这一兼具社会性和自然性的本性。向往美好的生活,是每个人的人性需求和体现,无法通过禁欲等手段来消除。从20世纪末至今,移民已成为全球普遍的现象,其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各国文化比较竞争的结果。一种优良的文化体系,能够给人提供以舒适愉悦的生活条件,满足人性的需求。从古代人向往长安、苏州的安逸,到现代人喜爱欧洲、美洲的发达,无不如此。

从远古到现在,能够完整保留并传承下来的文化少之又少。这些被称为原生态的文化形态,大多是处于原始状态之中,缺少与外部交往,大多是没有被现代社会所融合的原始文化。即使是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演化,在历经长期文化交往和融合之后,早已汇集了丰富的外来文化元素,很难区分本土文化的原生元素。在历史长河中,这种文化不断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从未停止过。从类型上主要有:一是文化扩散。文化扩散是基于先进文化的优势,通过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选择和采纳,将先进文化的思想观念、经验技巧、习俗礼仪等文化特质传播到其他文化的融合方式。如华夏文化数千年拥有的文化优势,其文化扩散对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朝鲜、琉球、东南亚、日本等国文化形成与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华夏文化西渐也曾对阿拉伯文化、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助力甚多。二是文化整合。文化融合的过程极为复杂。在欧洲,古希腊文化出现较早,文明层次很高,但传承古希腊文化的并不是希腊人,而是好战的罗马人和被称为“野蛮人”的高卢人等。之后,阿拉伯人也承担了保存、传播古希腊文化的任务,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现代变革的思想源头;三是文化吸收。两个以上文化体吸收各自优秀元素形成新的文化体即为文化吸收。如华夏文化源自炎黄部落联盟,华夏联盟的图腾“龙”,便有来自蛇的身、猪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鹰的爪、鱼的鳞等各个部落的文化符号,这是华夏文化多元发轫的见证。

(三)文化发展的特点

1.文化发展的开放性。开放性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基础,是吸收和融合不同文化内容的前提。中华文化之所以成为连绵最长的文化,在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多数时期是以通过积极进取的交流来发展。开放是中华文化的活力源泉,造就了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一部中国文化史,几乎就是一部随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而盛衰而或进步或停滞的历史。期间的文化交流繁盛,多在中华国力强盛的时期,如汉唐;期间的文化交流弱化,大多是国力逐步衰退、固步自封的时期。明以后,宗族势力在国家的提倡下得到加强,族规乡约对人的束缚日益严苛,作为个体的平民百姓成为宗法网络中的棋子。由于缺少对外交往的空间,个人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使个性萎缩、思想保守、缺少主动精神成为必然。对于国家而言,这种文化锁闭和保守带来的是国力在封闭中的逐渐衰弱,在一次次对外斗争失败中的趋于瓦解。放眼世界史,欧洲兴起各个大国,无不是文化上高度开放的国度。西班牙作为曾经的陆上强国,其由盛转衰历史就是从自信开放转为闭关锁国的开始的。因此,恩格斯认为:“传统是一种巨大阻力、历史的惰性力。”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一旦拒绝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就存在丧失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危险。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时俱进过程,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再认识过程,同时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过程。社会的雅量也同样反映民族智慧的质素。当今世界是文化和科技超区域超时空传播的世界。时下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应以文化杂交、思想杂交去激发一个民族创造力和汇聚社会的发展力,并提倡社会自由自主地思考的精神,让自由思想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如果一味将一种传统的文化、一种传统的思想体系放到一个高高的社会地位上,并以此作为统辖一个国家,统辖一个民族的精神宗庙,这是非常缺[]乏智慧的。如果没有意识到传统思想对国人的创造力的束缚和压制的话,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遗憾,也可能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一种摧残。更是对一个民族与时俱进智慧和努力的玷辱。

2.文化发展的包容性。开放性必然带来文化多样性。在不同价值观、习俗和文化传统的不断冲撞中,文化融合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需要社会提供一个较为宽松和包容的环境。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文化类型之一,也是其绵绵生命力的所在。孟子认为文化是不以民族为区分的,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处于领先的位置,中华文化绝大多数时期是以包容性的姿态来接纳不同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这是一种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体现。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而人是这一动力的主要来源。只有在一个包容、自由和开放的文化体系背景下,人的自由和思想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进而激发人的创造欲望和能力,激发社会的创造潜力,提升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尽管建国时间不长,却具有高度开放的文化体系,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反证的角度,发展的文化必然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包容性意味着对不同声音、不同利益的吸收和接纳,保证了社会发展主体的多元性,激励着整个社会的创新欲望和能力,最终实现了整个社会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不断发展。

3.文化发展的独立性。文化开放不等于要取消民族文化,文化融合也不等于民族文化的消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自身的独立性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丧失了文化独立性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根。坚持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十分必要且必须的。

应当看到,文化的独立性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有机整体:文化开放性所带来的多样性,给本土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类似于生态多样性的效果,文化多样性帮助本土文化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持续性相适应;文化包容性所产生的文化冲突融合,是本土文化持久发展的动力源泉,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多维的思想和视角,并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提升文明形态的状况和水平,争取个体的解放提供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朝深度发展,所谓欧美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会更加突出,全球性的文化融合将是中华文化发展中面临的现实机遇与挑战。

企业文化的发展思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即改变了当今中国人的人文价值观。随着越来越多人拥有了经济自主和经济独立,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分”的等级价值观念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过去以血缘家族、社会单位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保障体系功能在逐步降低,这使得个体可以拥有更多的人格尊严和自由选择,进而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提出更多的新要求。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顺应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我们建设企业文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应摒弃两种错误的观点:一是文化建设速战论。在计划经济的思维下,一些同志将文化建设当作运动来抓,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展览、表演和教育宣传等方式可以实现文化建设的跨越发展。这种将企业文化建设片面理解为外在文化符号展示活动的方法,无法触及信仰、价值观等文化核心内容,自然谈不上对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质意义和有效作用;二是文化建设放任论。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一些同志主张文化建设上的随波逐流,缺少文化自觉和自信,这同样是有害的。文化建设是个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建立在客观的物质、意识和政治基础之上。政治架构与意识形态对文化历来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上有所好,下必兴焉”,就是对这种促进作用的承认。承认政治和意识对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取消文化的自觉作用,而且顺应这种规律的选择。

(一)文化信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妥协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存在和精神生活方式,使人的活动形成以最高信念为核心的完整精神导向体系,调动各种因素为其服务。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命必定有自己的信仰作为支撑和归宿,或者出世的,或者入世的名、利、权,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科学、知识、理性和道德等精神产品。宗教是系统化的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更是系统化的信仰体系。一般而言,中国人对宗教等具有虚无特性的精神产品信仰较为薄弱,不关心人生彼岸的问题(王学泰,2007),其态度是现实主义的。

从古至今,中国从来就不乏方面的和谐。释道儒在中国的和谐共处,与西方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及近代宗教冲突,形成了极大反差。西方国家的信仰,具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为宗教舍生取义的情绪较多。而在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以实用为主。如农村在求雨中,对龙王爷是先求后哄,如果长时间的哄求没办法取得实际效果,一些地方会将龙王庙的龙王捆绑出来,暴晒在太阳下,给不做事的龙王以一定的惩罚,注重实用性是中国文化在信仰中的基本特点。

这所产生的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是百年来“中学为体、西学为辅”理念下,我们更为注重西方企业管理体制和经验的引进,重视其在实践中效果,而忽视了这种体制和经验的文化背景和作用基础。在社会转型期,这导致了少数征税人信仰危机的出现。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2000)就认为:“社会转型是一项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转型的过程,现代化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历史文化的变化”。

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有着坚强的内核,能够维持数千年而不衰,自然有着其合理性的一面。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虽起到急先锋的作用,但并不能取代文化的作用。事实证明,文化演变有其特殊的规律,不能完全基于经济决定论。要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消除立竿见影和急功近利的想法,采取宽容态度,提供宽松的环境,为企业文化持久发展提供空间。

(二)文化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价值标准的重建

古代中国是宗法制国家,建立规范清晰的等级秩序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措”,利用血缘亲情等伦理关系管理国家,长期以来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在这个基础上,“分”成为评价个人行为的主要标准。个人在社会行为中的价值取向,受到集体意识的影响。个人要时刻注意修正、规范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社会价值的标准,进而平衡人际关系,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达成维护和谐的目标。

相对于中国的宗法体制,西方国家在很早的时候就建立了一套“长子继承制”的财富分配制度:家族的长子可以继承家族的所有财产,但其他儿子则需要自谋生路。商业贸易、游牧,乃至冒险掠夺成为其生存的主要方式。与中国社会定位于“情理”的规则所不同,西方社会在贸易和冒险中,更注重商业契约关系的稳定,其规则自然定位于“法理”之上。同时,欧洲自罗马帝国在4世纪灭亡以来,基本都是处于小国纷争的状况。而且,基督教神权对各国长期有效的控制,使得国家对个人的束缚和限制没有中国古代那样严厉。这导致西方人在价值取向上,更注重商业利益和契约精神,崇尚冒险和挑战。这与我们的集体价值观形成对比。

追求价值和利益是人性使然。构建科学的激励机制和合理的价值标准,能够帮助征税人实现自身的价值,满足合理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既包括物质保障,也包括社会承认,乃至自我实现等方面的内容。在宏观方面,及早确定‘规则第一’的法则是极为必要的;在微观方面,可借鉴西方国家做法,帮助企业人及早筹划自身的职业规划,使企业组织的目标与其职业生涯在较长时期内契合。

(三)符号、技术与语言:表征体系的清晰化和便捷化

符号、技术和语言是文化的具体载体和表征体系。让社会对企业文化的符号、技术和语言的表述理解更为清晰和便捷,是我们推进这一建设的具体工作。除了信仰、价值观等有待廓清外,对符号等文化要素的表述缺少现代本土化的内容,导致企业文化表征体系的模糊。文化符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层次:一是文化的核心价值,增强文化的吸引力;二是规范文化的行为模式,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三是维护文化的传统典范,保证文化传承的顺利;四是建设文化的传播机制,促进文化的感染力。现有企业文化在建设中采取的办书画展、活动交流等做法,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提升文化感染力的效果,但较少涉及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表征庞杂不清晰,不能很好地表达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当务之急,是廓清企业文化的表征体系与结构,使人们能清晰和便捷地接受。技术与语言是中西方企业文化最为接近的内容。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技术上紧追西方,学习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在西方技术和语言的背后,是一贯的独立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保持的多元社会价值观,这是其企业管理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缩短与在企业管理等“软件”方面差距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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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史3

[关键词]家族企业 企业治理 制度创新

一、我国家族企业发展历史回顾

家族经营是一种古老的经营模式,这一组织模式在我国自古有之。

中国古代晋商的代表人物是乔致庸。晋商管理机制中最具特点的是―人力股制度,即财东对主要职员(只针对主要职员并不面向全体员工)依据其任职时间、贡献、能力来决定其享有的股份,类似于现代企业给经理人期权、职工持股。但是,人力股也叫人身股,只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人力股不继承、不转让。

中国古代徽商的代表人物是胡雪岩。和晋商不同的是,徽商依靠天然的族亲关系维系企业的正常运转。徽商的管理阶层一般分为五个层次:商人(类似于晋商的财东)、人(受商人委托经营,多为族人)、副手(商人的助手,多为亲属)、掌计(店铺的管理人员,负责销售与采购,多为族人)、店伙或雇工(也尽可能用族人)。

20世纪初期,新兴的民族工业,绝大多数是采取典型的家族企业组织形式。例如,简氏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荣氏家族的申新公司、福新公司、茂新公司等,比比皆是。

近代经济史的家族企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区域的家族企业,以官僚家族投资为主,政治势力渗透于企业经营之中;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区域的家族企业,则大多不具有政治背景,家族企业多表现为家族或家族成员对企业投资、控制、经营。

1949年至50年代中期,新中国政府完成了对私改造和公私合营,进入纯公有制式的社会主义初级建设探索阶段,家族企业的历史中断了。

在推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得第一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在简陋的条件下创立了一批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即私营经济最初自农村经济中萌发,从此掀开了新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新里程。

其中对家族企业组织形式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改革政策与法律有:1982年,十二大首次明确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成分,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适度发展;1987年,十三大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更快地发展;1988年6月,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同年10月,十四大明确指出―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的主体包括民营企业;1999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写入宪法。以后的一系列政策与法律进一步的坚定支持形成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促进了我国现代家族企业的蓬勃发展。

二、 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探索

伴随着家族企业规模和范围的扩张、科技进步、市场竞争格局变化等企业内部环境与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家族企业传统制度的不适应性凸显。

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新,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追逐外部利润是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当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的节约、价格的变动、专业化分工所引起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时,既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实质上就是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过程。在制度需求方面表现在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的产权关系模糊、管理制度的家长式管理、用人机制的任人唯亲用人规则缺陷等;在制度供给方面则存在法律政策正式供给不足与传统文化等非正式供给过剩的矛盾。

1.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探索

对于家族企业根源性的产权关系问题应否即能否向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争议,有两大对立的观点:反对变迁者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未必适用于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组织形式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推行者则认为―随着家族企业经营与规模的扩张,必须克服其根源性的障碍即进行产权制度变迁。

虽然也有封闭是家族股权结构经营成功的例证,但是,笔者认为,当家族企业规模扩大或经营范围扩张时,股权适度开放是一个趋势。中国古代晋商的人身股制度是我国古老的开放式股权结构的成功典范。家族企业适度向企业高层开放股权激励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维系核心员工忠臣和激励员工贡献;家族企业适当面向机构投资者开放,有利于家族企业拓展融资渠道。

2. 家族企业治理变迁探索

因血缘和亲缘而产生的信任、合作,从而形成家族企业的家族关系治理。家族关系治理具有内部成本低、团队意识强、应变迅速、沟通与决策畅通等诸多优势。但在现实中,因父子、夫妻、兄弟反目造成家族企业分化瓦解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当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失衡时,当家族企业管理资源面临匮乏时,当企业规模扩张受限时,基于家族关系的非正式的治理制度变得脆弱。这时,引入正式的制度治理结合传统的非正式的家族关系治理,既可发挥家族关系治理特有的优势,又可利用制度治理的规范优势。只有处理好家族关系治理与规范的制度治理的互补与协同关系,家族企业才有希望成为几代长盛不衰的百年企业,规避所谓的家族企业三代消亡定律。

总之,当制度变迁形成的预期净收益大于成本时,应该积极推行制度变迁。

参考文献:

[1]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哈罗德•詹姆斯〔美〕.家族企业。北京: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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