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桦 王晓桦:改革已成过去,但思考没有停止实用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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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桦:改革已成过去,但思考没有停止1

曾经轰动全国的“成安政改”,在王晓桦离开后戛然而止。而王晓桦也没能逃脱改革者被边缘化的宿命。

在本刊关注过的基层改革者中,王晓桦无疑具有代表性。

曾经轰动全国的“成安政改”,在王晓桦离开后便戛然而止,和其他很多自下而上的改革一样,昙花一现。而王晓桦也没能逃脱改革者被边缘化的宿命。

不久前,王晓桦把过去多年的改革实践加上近两年的思考,总结出一套缜密的干部任用提名制度。但文章挂到网上后,却鲜有人关注。“在喧嚣和浮躁的时代,人们只关注一些有噱头的东西,很少能静下心来,看一些真正有深入思考的文章了。”王晓桦告诉《决策》。

基层改革者落寞的背影,不禁令人叹息。

如今的王晓桦对过去的改革已不愿多谈。在他看来,过去很多事是在县委书记任上必须要做的,都已成阶段性历史,他真正想做的是探索新制度。性格儒雅,颇具书生气的王晓桦,一向看淡名利得失,他执著于对制度变革的思考,“改革已成过去,但思考没有停止。”

“成安改革不是自我限权”

2003年开始,王晓桦在河北省成安县的一系列改革,在全国轰动一时,他本人也成为地方改革的一面旗帜。2009年3月,成安被中纪委、中组部确定为全国3个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之一。

与此同时,王晓桦从成安调任大名县委书记,为副厅级。正当他把成安改革经验复制到大名县不久,2011年,王晓桦又调任河北省质监局副局长。尽管成安改革得到中央和河北省的充分肯定,但王晓桦被调离改革平台,并且迅速被边缘化。其中原因,成了“不好说、不能说”的官场规则。

原本贫穷落后、以“上访大县”闻名的成安,改革后迎来了发展的转折点。如今的成安还有当年很多改革遗产,如通透式办公楼,政务公开栏;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如良好的官场风气、名列前茅的发展速度等。但真正核心的改革却没有坚持下来,而这也是王晓桦最看重的,即党内民主改革最为关键的部分。

过去人们谈起“成安政改”,总是用“自我限权”来概括,但王晓桦却非常反感这样的字眼。在他看来,本来就是不属于个人的公权,怎么能叫“自我限权”。更重要的是,他探索的一直是更高层面的制度变革。

从政之前,王晓桦在邯郸地委党校做过8年多的教师,对党内民主尤其是干部选任制度,早有很多想法。他发现,党内民主的核心就是干部选拔任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民主与集中脱节了”。

过去任命官员时,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几乎不受任何有效制约,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尝试实行大会民主推荐制度,一人一票,谁的票数多谁当选。这种方式看似民主了,但又带来拉票贿选的问题,王晓桦称之为“放任式民主”。

如何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这是王晓桦一直潜心研究的问题,他希望设计一套新的干部选拔制度。

2003年,王晓桦升任成安县委书记,这让他多年的研究有了实践的机会。刚上任,王晓桦就出台一号文件,把干部任免改为常委会“票决制”。2004年,王晓桦又把重要人事决策权扩大到了全体县委委员,实行“全委会票决制”。

在王晓桦看来,干部任免“票决制”,只是党内民主改革的第一步。干部任用首要环节是提名推荐,提名怎么提非常重要,在制度设计中最关键的就是规范提名环节。王晓桦把“票决制”同样应用到提名中,实行民主推荐。

王晓桦非常看重预提名这一个环节。在他的设计中,这个环节是“集中”的有力表现,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个被归属为“参与式有序民主”的制度设计,比大会推荐等“直选式民主”更适合中国国情,将集中和民主实现了很好的结合。

“细节决定成败”

2009年,王晓桦调任大名县后,急切地想把成安的改革复制过来。他用两个月的时间,亲自起草了10份有关干部选任制度的文件。其中,既包括县委书记的用人行为规范等原则性文件,也包括公开预提名制的操作文件,甚至包括设立封闭写票台等流程细节。

经过成安6年的试验,在王晓桦看来,他的制度设计已经逐步完善,每一个流程规定得都很细,操作性非常强。

“光有制度框架是不够的,还必须落实到细节上。没有细节保障,制度就不能落到实处。并且,很容易再次滑入少数人蝇营狗苟的操控模式中。”王晓桦认为,将改革的理念落实到政治现实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要有制度保障,“有时候,细节决定成败”。

比如,最初票决制开始实行时,王晓桦发现否决票很少,他意识到,这个细节必须完善。因为公开投票有人就有顾虑,从手()型上可能被看出来,容易形成干扰,也不利于保护投票人隐私。

于是,王晓桦规定,每一位投票者都必须在秘密写票室,或者通过电子投票器投票。这样一个很小的细节,就能决定投票结果是否是投票者的真实意愿。

另一个重要细节设计是,党组织公开提名人选,而且严格规定,必须公布在相关党委机关网站、党委机关报和电视台上,从而为社会创造有效监督的平台。

同时,对原来争议较多的“民意否决制”,王晓桦将其改为“群众满意度测评”;另外,社会监督员“旁听制”,也改成“观察员制度”,观察员不参与具体决策,只观察和监督程序。

细节上的完善和不断在实践中调整,使得王晓桦的制度设计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我们寻求一种制度改革的时候,要努力使之具备一种不可逆性,使它不会回转。这个探索过程是一个吸引我的过程。”王晓桦对他干部任用提名制度非常有信心。

然而,很多人对于成安改革的推广并不看好。曾经就有多地到成安考察学习,但大多数都表示“难以效仿”。2010年,中央又专门发文将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几年下来,虽然很多地方都在试点和推进,但真正核心的干部任用提名改革却鲜有动作。

王晓桦的改革似乎有些曲高和寡。干部任用提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把手”的权力,无异于革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命,显然会被传统的政治体制所排斥。

从自下而上的改革来说,如果没有“一把手”主动放权的自律精神和相当大的改革勇气,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和推广。在王晓桦看来,这样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

“目前,上层干部任用方式,大多采用党内个别酝酿提名,然后集体讨论决定的传统方式。这种对传统方式的恪守,会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你搞你的改革,我坚持我的干部任用方式。这使基层改革难以得到宏观政治环境的实际支持,并使很多有价值的探索悄然流失,也将一个又一个改革者变成官场中逆环境而动的另类,进而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王晓桦告诉《决策》。

“党内民主改革

要摒弃伪民主和劣质民主”

《决策》:目前干部任用提名制度上,主流做法是海推式大会民主推荐提名制度。对于这种制度您怎么看?

王晓桦:现在主流认识是多数推荐提名即为民主,这一制度的假定前提是推荐者皆会出于公心。其实,多数推荐提名只有在范围较小的单位,内部不存在宗族关系,并且在推荐人充分知情的条件下,才可能成为民主行为。

离开这些条件,就会变成徒有民主形式的盲目行为和不负责任行为,被少数人以种种方式加以操控。各地的换届实践已表明,其负面效应越来越显现。

首先,是对吃喝风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一制度促使人们平时不断相互拉拢感情,以便能在大会推荐时赢得更多选票。

其次,是催生了朋党政治的抬头。近几年,官场同乡会和校友会盛行,即使是各种短期培训班,人们也要抓住机会频繁开展联谊活动。这些活动有利于在提名时形成所谓团体力量。朋党政治抬头严重毒化着党内的政治生活,看不到这一点,要么是秀才般不谙世事,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想暗渡陈仓。

第三,是导致腐败现象的普遍化。在今天,钞票与选票的交易,已成为省以下各级党委政府换届时的汹涌暗流,这使得腐败范围有了极大拓展。

第四,是引发干部任用提名的不负责任行为。各种问题官员被查处后,我们很少看到用人失误者会受到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会民主推荐提名制度,已成为用人者逃避用人失误责任的有效盾牌。

因此,这种制度可能成为被少数人操控的伪民主制度,或者成为导致乱象丛生的劣质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尽快予以摒弃。

《决策》:在干部选任中,很多地方越来越多地采用竞争上岗方式,似乎也成了一个改革方向。

王晓桦:从表面上看,竞争上岗方式在提名环节上似乎更加民主,是一种个人自我提名与大会民主推荐提名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但通过对实际运作过程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其中另外的秘密。

在公开层面上,党组织不再对干部任用进行初始提名,但实际行动中则借口统一思想,采用打招呼的方式在领导内部和干部队伍中传播主要领导意图,将本应光明正大的组织提名变成了偷偷摸摸行为。这种做法的负面作用是严重的。

即使排除单位主要领导授意的可能,竞争上岗方式也同样会陷入劣质民主的陷阱。实践已证明,与一些地方换届时的乱象十分相似。

《决策》:通过多年的实践和近年来的思考,您设计的干部任用提名制度是怎样的?

王晓桦:通过长期的探索,我认为,实行党委公开提名与大会民主推荐提名相结合的制度安排,是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改革方向。

这一制度安排的具体内容是:党委通过酝酿讨论首先在党内民主提出组织的提名人选,然后将组织的提名人选向社会公开以接受各界监督;之后将组织的公开提名人选放回到他所在单位的工作界面,与其他具有同等任职资格的同志一起安排在同一张选票上,通过封闭独立写票或者电子投票的方式,接受一定范围内知情者的大会民主推荐提名与选择;最后再将大会民主推荐提名的选择结果确定为正式拟任用人选,进入组织考察环节。

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在于,既坚持了党组织对干部任用的提名,又扩大了参与提名和被提名的范围,体现了公开和公正。同时,明确了党组织负责人在干部任用提名上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党组织提名与大会民主推荐提名之间的有效制约关系。党组织公开提名能避免滑向拉票贿选的劣质民主泥潭,实现有序民主;大会民主推荐提名又能制约少数人说了算的传统弊端。

这样的制度安排,既不是否定党内民主的改革方向,也不是要延迟改革进程,而是为了使这一改革更加符合中国实际,通过建立起负责任的、有序的干部任用的优质民主制度,实现干部任用的科学化。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我限权2

在知天命之年,王晓桦成了河北省大名县的风头人物。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有魅力的改革者,一个执着地改变这个贫困县城官场习气的县委书记。

上任一年多,他处理有问题的官员;他把官员的电话号码贴在单位的门口;他甚至要求官员们每周二早晨到街上打扫一次卫生,除极端天气外,雷打不动;最关键的改革还是官员任命制度。

有人觉得,这是对官场“潜规则”的恣意挑衅,必然阻力重重;也有人说,这项改革实质上是“县委书记对自己权力的限制”;有人则把这一切与“民主”联系在一起。而王晓桦则用他惯有的干练语气表示:“我也是在保护自己。”

县委书记问一句“有意见吗”,大家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所有嫌权力不够大的官员不同,王晓桦主动“捆住”了自己的手,而且是以一种急不可耐的方式。只用了两个月,大名县就抛弃了已经在这里存在多年的旧的干部任用制度。

当了7年县委书记,王晓桦对旧制度非常熟悉。他刚到大名上任不久,一些老同事前来拜访新任县委书记,其间就有人提出,希望他“照顾一下某某”。

在王晓桦看来,任命官员时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几乎不受任何有效制约”。去年才到大名县任职的庞耀洲对这种现象同样感触颇深。“有个地方明码标价,镇长5万元,镇党委书记七八万元,有的职位甚至开出了50万元的价格。”

按照之前的规定,领导提出任用干部的建议后,由县委常委会决定人选。庞耀洲说,“表决通常是投票表决或者口头表决。县委书记问一句‘有意见吗’,大家就不好说什么了。有一半以上的常委会委员通过即可,个别有意见的也不影响结果。”另一种形式则是“大会民主推荐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谁的选票多,谁就能升官。但这种方式也引发出了拉票贿选及朋党政治的新问题。

“通过民主投票的考验,选出来的人一定不会太差”

可根据新的干部任免制度,要在大名县当一个副科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个人选,在初始预提名、正式预提名、公开预提名人选、资格审查和民主推荐这5个步骤中,权利每行使一次,都伴有相应的责任。

“不能让当官的乱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环节的责任人就要负责。”王晓桦说。

有了连带责任,推荐干部就变得谨慎了。“单位的领导班子就是要发现优秀人才。这些人再通过民主投票的考验,选出来的人一定不会太差。”

他很清楚,这样做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但还是坚决地推行。这名县委书记做起事情来有股能坚持的狠劲儿。他抽过很多年的烟,一天将近两包。但4年前,他和别人打赌,硬是将烟戒掉了。实在想抽了,就吃一点烟丝,甚至吃掉过整支烟。但为了遵守那个赌约,一口也不抽。

“以前连推荐的是谁都不知道,神秘兮兮的,现在全部公开了”

随着县委书记王晓桦来到大名的,还有往日并不常见的投票场面。其中一次,大名县政府办公室有4名副科级干部将角逐两个正科级职位,办公室50名工作人员中,有44人到场。4人中,2人是本单位预提名的,另2人是本单位“具有同等条件者”。

第一轮是不记名投票。如果候选人得票未能过2/3,将不被列为组织部的考察对象。接着,单位中层以上干部逐个记名投票。记名投票结束后,会议室又多出了16人。这些人来自与办公室有紧密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下属机构。这60人,又进行了一轮不记名投票。经过3轮投票后,胜出者在单位门口张榜公示。

大名县政府信息中心副主任赵现杰在第一轮的投票中就被淘汰出局。对此结果,他表示“毫无怨言”。“以前连推荐的是谁都不知道,神秘兮兮的,现在全部公开了。自己没被大家选上,说明自己做得有不到位的地方。”

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孙怀民也有同感:“现在不要说后门,连后窗户都关上了。就是找到县委书记也没用。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而就算是顺利通过了,这个官位也未必牢固:每个新任命的官员有一年试用期。干得不好,随时可能下台。

他甚至“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一年下来,新制度没有受到什么反对,他甚至“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刚开始,一些官员向王晓桦汇报工作时,先是摆出一大堆困难。王晓桦曾当面斥责:“你不想办法,要你干什么?以后来汇报工作,要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带过来。实在想不出来,再来找我想办法。”

面对有问题的官员,他也绝不手软。一年之内,王晓桦惩处了3名正科级官员。他要求官员将电话号码公示在单位门口。想找他们的人,不需要到处打听了。他还要求铆足劲去招商。对于那些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王晓桦也不吝奖励。

也是王晓桦工作的重点。让王晓桦引以自豪的是,大名县在打造“宋府名城”的过程中,涉及1000多住户的拆迁。但是大规模的拆迁,“没有出现一户上访的”。

王晓桦讲话干练,开会多半都是即兴发言。“所有的问题,我都烂熟于心,不需要提前写好。我不喜欢说废话。”10多年前,一次会议上,工作布置完后,主持人请他讲话,他只说了“散会”二字。

很多人都能感觉到,大名的官场气氛在变化。企业主也能感觉到这种变化。大名宇通家电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郭西震说:“现在找人,随时能找到,他们的手机号码都写在门口的牌子上。以前,就算是去问,别人也不告诉你。”

经过一年时间,他的改革措施最终得到了各方认可。但这并没有让他安心。不经意间,他会流露出一些对自己前途的忧虑:“大名可能是我最后一站了,压力很大。”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风采,看上去仍是那个雷厉风行、活力十足的县委书记。(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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