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论文 外国文学论文范例（通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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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学论文【第一篇】

萧三同志1896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少年时代，他曾和同志在湘乡县东山小学同学，之后一起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他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为同志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此后，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与赵世炎等同志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加入了赵世炎、等同志组织的“少年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经胡志明同志介绍和王若飞等五位同志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协助陈乔年、邓小平等同志出版刊物《少年》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月与任弼时等同志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及护灵活动。同年夏回国。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书记等职。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解放后，先后出席了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同志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以及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28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期间，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他作为中国左翼作家常驻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1934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见了高尔基，并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了大会发言。经我党组织批准他参加过苏联共产党，担任过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在苏期间，他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并通过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写了、等同志的传略，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一些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被译为俄、保、英、德、法、西、日、捷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萧三同志的作品，充满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歌颂党和党的领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映了国内外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坚持文艺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力求使文艺和革命血肉一体。他的《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一直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流传，同时也受到国外读者的重视和欢迎。由他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及其续集，成为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操教育的宝贵教材。他坚持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方向，努力探索革命文艺的道路，积极宣传、实践文艺思想，为中国新文学和新诗歌的成长、繁荣，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劳动。他的主要诗集有：《和平之歌》、《友谊之路》、《萧三诗选》、《伏枥集》，俄文诗集《湘笛集》、《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埃弥？萧诗集》、《萧三诗选》等。萧三同志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是� 为了密切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他翻译了剧本《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光荣》和影响广泛的剧本《前线》以及《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等名著。

萧三同志对我国文学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长期担任文艺界各种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春回延安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常委，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并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和《新诗歌》等杂志。1946年任华北文协主任。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顾问、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和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萧三同志又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文化活动家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处中国书记，并常驻书记处工作两年。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战士和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萧三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时刻以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尊重组织，关心群众。1962年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全部编辑费上缴。1981年又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

在十年内乱中，萧三同志受到、、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被非法关押七年多，他和“”及其爪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无情地揭露和谴责了“”和康生的阴谋活动。恢复自由以后，他虽然已是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但始终以老骥伏枥的精神顽强工作，还尽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晚年，他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和诗歌。他在辛勤劳动和与疾病顽强斗争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病危期间，他还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表示完全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十二大的决议，他念念不忘未竟的事业。去年12月4日他口授了一封给同志的信，再次表达了这位老革命家对党的无限忠诚。他写道“……我是无限感激也无限惭愧：我要为党做的事都没有做完。我的诗文集，特别是延安以来的日记还没有头绪，命在旦夕时，我不曾想到死。开始清醒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这批资料，我一定要把它贡献给党，决不能‘带走’。我为此同疾病奋战，坚持自己的誓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趁我还有余力，还有记忆，请求再帮助我一次：组成几个人的班子，加速完成上述资料整理工作，一旦此事告终，我死也瞑目。”

国外文学论文【第二篇】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人们不但要学会获取新知识，更要学会运用新知识以及创造新知识，这样才会获得可持续发展。国外大学教育以设立创新基地、改变教学形式、调整课程设置、创新经费补贴等方式鼓励创新，为广大学生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MIT让本科生参与研究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几年前欧洲共同体创办了一所“欧洲高等学校研究生院”，接纳欧洲共同体各国富有创造力的大学生到校深造，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工作。美国很多大学的教学方法很值得学习，如讨论、读书报告、小组工作、社会调查、实习、实验等，一般采用的是交互式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教师不再唱独角戏，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发挥创新思维能力、勇敢表现自己并提出各种问题，允许学生标新立异和个性化发展。盛行世界的“问题教学法”使得学生对知识和真理充满了好奇与追求，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国外大学课程成绩并不是由考试一刀切决定的，而是由考试成绩、平时测验成绩、课后作业和论文完成情况、课上讨论和小组工作时学生的表现等构成。

另外，考试大多采用“带回家”的开卷形式，试卷内容重视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以生为本的体制，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兴趣，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更� 在入学时不规定专业，而是在全校范围内广泛选课，在二年级时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与课程。美国许多大学还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创造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能力训练的课程，以提高其创新能力。纵观我国的教育情况，我国许多大学的教育一直“以知识为中心”，把知识与创新能力等同起来，把知识与书本、课堂等同起来，从而造成了“死读书”的情况。许多大学教师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不注重与学生互动，而且上课形式及考核形式单一，课程设置不灵活，没有给予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为此，我国的大学教育应以创新能力� 另外，大学教育应成立创新教育基地和创新科研基金，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搞科研创新活动。

二、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

能力本位教育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欧美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是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建立在非书本上的学习活动，着重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合作能力以及社交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国外大学教育从课程层面、课外活动、专业实习等方面开展了实践教育。美国各大学增设了许多实践课程，如实验课、实习课、见习课等，推动了教育的实用性。MIT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斯坦福大学要求各学科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面向工业界、企业的咨询与交流活动。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的大学，他们都非常注重加强与企业、社会的联系，并有着长期的合作，鼓励学生走出去，要求学生到工厂或企业参与实习。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培养了大批面向社会的应用型人才，避免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此外，国外大学都很注重开辟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不但丰富了校园生活，而且锻炼了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激发了大学生的潜能。

国外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形式多样，如学术、娱乐、体育、宗教、公益等，常见的有模拟法庭、篮球联赛、俱乐部活动、沙龙、演讲比赛等，既增长了见识，又锻炼了能力。课外活动是实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素质教育的体现。我国的大学教育应设置以能力为导向的实践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选择自己的培训课程；改变“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考核方式，增加以能力考�

三、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精神核心所在。大学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是无法移植效仿的。大学校园文化凝聚了学校的特色和独有的风格，是大学走向世界� 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多为历史悠久且各具特色，与校园文化相得益彰。同时，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与社区融为一体，不设大门和围墙，即被称为“无边际大学”，显示了文化的开放性。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国外大学的校园文化配套设施齐全，资源丰富，能完全满足学生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与渴望。哈佛大学之所以闻名于世，最令其骄傲的是拥有90多座图书馆，基本上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馆藏资源1500多万册，培养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耶鲁大学体育设施齐全，篮球场、足球场、游泳训练中心、皮划艇等体育设施给体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此外，国外大学都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充分给予学生平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论是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还是在选课、选举上都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从国外大学的文化建设中窥知，要推动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主要从以下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加强校园文化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尤其是图书馆建设；其次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学术自由，充分尊重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最后要开展多样的社团活动，利用校园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文化宣传。

四、完善的教育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大学功用》一书中提出了新的大学理念，即巨型大学理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来说，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或模式去管理。国外大学的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五种：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教学人员管理模式、公司管理模式、董事会管理模式、混合管理模式。国外大学一般都拥有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学术与行政各司其职，互相促进。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管理模式，它已被写入耶鲁大学宪章，是耶鲁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有监督权、审核权、决定权等，负责制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种管理方式高效、民主。学术与行政分权而治，相互配合。耶鲁的传统之一是采用教授治校，因而采用教授终身制的人事聘用制度。获得教授终身制的教授必须是国际领域最优秀的前三名，因而筛选要求非常严格，为了提高教授的积极性，而后采用了有期限的合同制。在财务运作方面，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校长、教务长三权分立的制度，使得操作各方相对独立，避免了钱权交易。另外，耶鲁大学强大的财力投入主要是来源于学费、项目资助、捐赠三部分，保证了各项职能的顺利进行。我国很多大学管理中的行政主导、“官本位”思想仍然比较严重，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造成了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衡以及校园学术不端和腐败的现象。因而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还校园一片学术净地。

五、大学教育国际化

国外文学论文【第三篇】

一、构建微通讯软件学习平台

目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从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他移动设备终端在学生手中已经随处可见，移动终端已经能够满足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硬件要求，移动互联网进入课堂将成为一种趋势[1]。通过移动互联网，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针对学习中遇到的疑难得到实时解决，提高了学习效率。根据柴阳丽[2]的研究，拥有智能设备的学生中有89%的人使用微信，并且学生普遍比较愿意接受微信的方式接受英语学习资料。以班级为单位构建微信学习平台，教师运用微信客户端创建微信组，将课前准备的和教学相关的信息，利用客户端实现资料传送，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课前预习。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在制作PPT的过程中加入“雨课堂”应用软件，学生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便可以加入老师的在线班级。老师通过设置一些单选题，填空题等随时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学生用手机提交答案后，软件能自动统计出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而根据学生的掌握知识点的程度灵活实施下一步的授课计划。同时，学生可下载英语翻译APP，辅助课堂的英语学习。在课后，师生可以通过微信实施远程教育，老师利用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学生亦可以下载各高校的微课视频等学习资源，利用课下零星时间学习，实现碎片化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二、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统计学相关课程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能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这门课程的实际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案例的选取应具备典型性和权威性，让学生能够了解该领域在国外专业发展动态，为毕业论文的撰写和工作后再深造打下基础。所以，案例应该选取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统计学专业中具有比较典型分析方法的英文文献。分析案例让学生了解科技文的形式特点，文献的写作规范，英语单词的构词形式以及在进行翻译时如何做到准确规范，通俗易懂，简洁明了。通过案例分析能让学生在学专业英语的同时体会专业知识在国际上各领域的具体应用，提高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而不仅是为了应付考试。

三、专业软件情景教学

我校统计学专业只在大四本科生中开设32个学时的专业英语课程，学生在短暂的学习之后很难做到熟练掌握专业英语的听、说、读、译、写。为此，应拓宽这种受时间限制的课程设置模式，推广专业英语的教学方式[3]。如在统计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安装英文版的专业软件，SPSS,EVIEWS,SAS,R等。通过专业软件的情景教学，帮助学生熟悉一些英文命名规则，了解建模方法和基本步骤，掌握专业术语表达，为之后专业英语的学习打下基础。

四、翻译实践教学

翻译教学是统计学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主要分为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部分。在英译汉的的教学中，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4-5人，协调合作找权威刊物收录的与统计相关外文文献进行翻译，并要求小组以报告形式展示汇报。小组成员依次用PPT讲解翻译的理论、方法、结论，且对教师或同学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教师根据每位学生的表现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通过精读、翻译外文，学生可以初步掌握撰写科技论文的一般步骤思路和方法。同时，在这种讨论过程中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在汇报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展示自我的能力。本校要求统计学专业大三本科生必须独立完成1篇学年论文，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布置学生翻译学年论文的中文摘要，增强学生中译英的能力，为毕业论文英文摘要打下良好基础。在这些日常教学和学习活动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专业英语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结束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不断创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教学环境，社会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却在不断提高。本论文提出了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案例教学，专业软件情景教学手段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对翻译部分采用实践教学。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探索研究，要取得良好的效果还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探索新的教学方式为教育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

作者：刘艳萍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郑玮。“互联网+”思维模式下高校英语教学探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2):130-132.

国外文学论文【第四篇】

引进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资源不应仅仅是引进和翻译教材，而应该更全面地、系统地学习和借鉴他们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体系和方法，实验教学和管理人才的培养经验，实验室管理方法等，藉以探索建立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新体系的途径。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注重以下几点：

(1)注重实验教学体系的研究。

我们在以往学习国外化学实验教学方法时，大多是注重对实验教学内容和实验技术的学习，而对他们的化学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不够，对于发达国家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课程设置、教学知识点、教学课时以及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设计研究不够。国外的化学实验教学与化学理论课程教学是如何相得益彰的，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培养学生逻辑实证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程对学生进行国际标准化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来培养未来优秀的化学家，国外的学术机构(化学会)和实业界(化工企业和制药公司)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体系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此外，还应该了解国外大学是如何评价学生从事化学实验工作能力的，包括他们怎样给学生化学实验课成绩，以及化学实验课成绩在学生专业能力综合评价中所占的比重如何。应该注意中外大学之间的化学实验教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材的比较研究，这是以往引进教学资源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通过比较研究才可以发现我国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优点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里，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实现化学实验教学的全面改革和创新。

(2)学习发达国家大学化学实验教材的编纂方法和处理教材中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

由于化学实验教科书中采用了非常多的最新化学科研成果———化学科学理论和新技术，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化学实验课教学内容时，国外发达国家教科书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教材还包括虚拟化学实验教学软件和化学实验电子教科书，我们应该学习国外电子教材的编纂技术以及他们是怎样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寓教于乐的。

(3)学习国外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管理经验和实验室文化。

引进化学实验教学资源还包括了解国外大学的化学教学实验室是怎样实现国际标准化的，他们是如何处理化学实验室环境问题的、他们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如何，以及应用了哪些新技术管理化学教学实验室。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传统和实验室文化对于化学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在了解和学习国外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传统和实验室文化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化学实验室传统和实验室文化。

(4)学习国外大学培养化学实验课教师和化学教学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经验。

现在高等学校的人才结构面临着有经验的、高素质的实验课教师和管理人员匮乏的问题。因此，教学资源的引进还应该包括学习国外大学对于优秀的化学实验课教师和具有高素质的实验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了解他们如何吸引这些人才终生从事这一职业。

(5)扩大化学实验教学资源引进的地域范围。

应该引进更多不同国家的化学实验教学资源，除以往引进资源较多的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以外，还应该注重引进韩国、新加坡、印度、挪威、丹麦、荷兰、芬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的化学实验教学资源，使我国的大学化学教师对于全球大学的化学实验教学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2引进化学实验教学资源是化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步骤

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正在步入新的时期，实验教学改革是以开放为前提的，引进教学资源是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发挥化学实验课教师的积极性，教师要积极向自己任职学校的图书馆和国家科技图书出版机构推荐自己感兴趣的化学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教学方法与技术专著和虚拟化学实验软件。在邀请国外学者来中国的大学访问时，要请他们讲一讲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情况；我国留学生和出国访问学者在回国时也应介绍一下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进展。同时，应该及时了解引进资源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反映，了解社会对引进和借鉴国外实验教学资源前后培养的人才的能力评价如何。也希望有关大学化学教育的杂志能更多地发表介绍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文章和对于优秀化学实验教科书的书评。

3结语

国外文学论文【第五篇】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阿拉文库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阿拉文库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 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 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阿拉文库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阿拉文库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 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