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跃江 乔跃江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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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跃江【第一篇】
所以，当最近张艺谋获得“中华晋商”特别贡献奖时，许多人大呼意外。如果我猜得不错，面对这个奖项，张艺谋免不了会有几分忐忑。至今，乔家大院里依旧保留着这部影片拍摄时的一些布景，比如说巩俐坐过的那张床，往往会引起许多游人的遐想。现在看来，这就是最简单不过的明星效应。但在当时，乔家大院的经营者压根想不到会沾上这层光，否则，哪会好意思去收取剧组的那点拍摄费用。试想放在今天，能入老谋子的法眼，倒贴都怕来不及。像我们的平遥古城、五台山就愿意重金请来张艺谋的印象团队来包装自己。尽管，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张艺谋还是“印象经济”，都已不复当年之勇。
平遥古城与五台山是山西不多的品牌景区，“印象”包装究竟是推波助澜还是跟风之作，一切都只能靠最终的票房说话。但是，就营销意识来说，相比于“印象·刘三姐”，我们早已落了下风。毕竟，英雄称号只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来的，无论胃口有多好，怎么吃也是凡人一个。张艺谋的无意，成全了乔家大院，如果当时换做常家、王家或者山西什么大院，大院旅游的格局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相比之下，电视剧《乔家大院》则是这种意识唤醒之后的精心制作。如果说张艺谋的功劳是推开了山西大院尘封的大门，这部电视剧则让曾经的晋商在历史中呼啸转身。与此同时转身的，还有山西不多见的营销意识。
但营销与创新又是老晋商当年笑傲江湖的法宝。撇开吃苦耐劳的陈词，无论是票号的发明还是万里纵横的茶路，都不得不让我们一次次发自内心地向老晋商们致敬。我前些时候参加全国商帮媒体联盟会议时，浙商的朋友说起山西，一脸的羡慕。他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与山西相比，浙江那点资源真是拿不出手。我回答道，或许这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因为没有资源可以依赖，所以逼迫新时期的浙商穷则思变，敢想敢做，所以才有了如今在中国企业界首屈一指的商帮吧。相反，曾经对于能源的过度迷恋，反而让山西人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法宝。
因为张艺谋的缘故，乔家大院落下一个运气太好的名声。但是，守株待兔的故事告诉我们，运气这东西并不靠谱。最近的微博上，新晋商们发起一个“为晋商起飞献计献策”的活动，我虽然不能说这是王者归来的前兆，但是，觉醒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乔跃江【第二篇】
乔峰为人中豪杰，身材魁伟，豪迈慷慨，行侠仗义，人生经历却坎坷悲壮，其胸襟气吞山河，是一个心系苍生的悲剧英雄。
乔峰的豪迈，主要体现在其气度上。无论经遇的人是权贵，还是凡夫走卒，他都以礼相待，仁意对人；面对危险，能临山崩而不惧，大显英豪本色；对酒的恣意挥洒，更能彰显其豪情的一面！
乔峰的酒菜，简单而明了：一大盘牛肉，一大碗酒，有时会是一坛烈酒，喝酒如其率真的个性。酒，本是好物，能去愁苦、添欢笑，增豪气。大凡豪饮者，心直口爽，不拘形迹。喝酒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品性，乔峰因为豪杰而对豪饮之人惺惺相惜。自己虽是海量，却从不恃强凌弱向他人劝酒、压酒，仁厚形象跃入眼帘。每每读到描写乔峰大叫“拿酒来”的段落，倍感血脉喷张，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涌起做回男儿的冲动来！
乔峰的英豪，更体现在临敌应对方面，“聚贤庄”的激战，“少室山”的豪搏，莽原擒辽“皇太叔”的凶险，都展示了乔峰的智勇双全，豪气冲天！特别是在“聚贤庄”与众英豪的血战，更令我感动莫名。“聚贤庄”所聚集的是拟“杀”乔峰的上千武林高手，凶险自不必说，但为了能求“薛神医”救治“阿朱”的性命，乔峰他置之而不顾，毅然决然闯庄，这份人性的光辉生发出来的勇敢，教我好生感叹！令人称道的是，在打斗中，“阿朱”病危又遭“大侠”们攻击，乔峰，这位义薄云天的汉子，敢于担当的男人，救人胜于救己的英雄，顶天立地的汉子！奋不顾身救起“阿朱”，一手抱人，一手仗剑朝外冲，这是何等的英豪！壮哉，真的男儿！壮哉，真的英雄！
乔峰重情厚义，为人坦荡。挫败丐帮部属谋反后，却不做打击报复之事，而是恩怨清扬，大仁大义地化解纷争。乔峰有超群的胆识，不屑阴谋诡计；乔峰有超群的武功，却是靠自身的刻苦努力；乔峰对爱一生执着，泣鬼神，感天地；乔峰光明磊落，映照出“南慕容”的渺小与卑鄙。
乔峰与“阿朱”的情缘，缘于大难之中荣辱与共，缘于“聚贤庄”的不离不弃，缘于背负“杀父、杀母、杀师”罪名时的理解，缘于千里万里不计辛劳对“大恶人”的找寻！他们有仁爱思想，心中有一个最朴素的明天，那就是等了完心头的“结”以后，退出江湖“刀头上挣命的勾当”，到塞外打猎放牧过平常普通的日子，而这小小的愿望，却被“马夫人”的阴谋将它击得粉碎，让许诺成空！
就因为乔峰生性担荡，就因为乔峰在洛阳花会上少看自己一眼，如蛇蝎、信奉“得不到的要毁去”、表面贞女背后却男盗女娼的“马夫人”就处心积虑的诋毁乔峰，误导乔峰！为了爱人，“阿朱”于万般无奈中选择用生命，用凄美的了结方式，注释了爱情的美丽！
“阿朱”虽然走了，但她永远留在乔峰的心中。乔峰对“阿朱”一生的怀念，换来“阿紫”疯狂的眷恋！每当结尾读到“阿紫”抱着乔峰的尸体，温柔说“姊夫，你现在才真的乖了”的情话，痴痴跌入陡壁深谷时，我都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因为那是人间至真至纯却没有结果的爱恋！！！
乔峰宅心仁厚，系念苍生，是新版劝和的伟大的“墨子”！无论在任丐帮帮主期间、或是被人鄙视的岁月，还是高坐辽国南院大王的当儿，他都以苍生为念，不忍见武林相互仇杀，不忍见边关军人的相互“打草”，不忍见祖国的大好河山再燃战火，让生灵涂碳！于是，他拒绝了与慕容父子的腌脏交易，拒绝了耶律洪基的南下旨意，威武如神，让大辽皇帝不得不在雁门关折箭，让“六军辟易”，保住了宋、辽两国数十年边境的安宁与和平！而他，浩然正气的大丈夫，忠孝不能两全的好男儿，只能以自杀来明心迹，永远留在了边关，留守在那青木苍苍的山谷，拱卫着祖国的江山！
乔跃江【第三篇】
杰克・韦尔奇从基层做起，曾经有不少新鲜大胆的设想被官僚体制所拒绝。他对此很伤心，甚至一度要辞职离开GE。在执掌GE后，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始终缠绕着他：如何让公司雇员头脑里闪耀着的智慧火花能够温暖所有层次的人？
当杰克・韦尔奇长久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边界”这个词突然跃出脑海。想到就做！韦尔奇立即创立了一个“公司行动集团”――业务拓展部，以促进员工坚持不懈地分享、交流各自最好的思想。业务拓展部由20名左右的MBA组成，他们不仅要促进新理念的传递交流，而且要帮助企业领导实施这些理念。在实施过程中，“公司行动集团”不仅传播思想，也在实践中创造着自己的思想。“每天发现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当时GE最流行的口号。
“公司无边界”是一种强势的企业思维。企业家善于创造新秩序，他们太懂得“无边界”的价值了。甲骨文的CEO拉里・埃里森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去掉内置的帽子”。那一年，拉里・埃里森被邀请去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作演讲。面对期盼的学生，他却提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劝告：“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我要告诉你，一顶帽子和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
这些看上去荒谬绝顶的话，却包含着一种冰冷的现实。放眼望去，我们身边的许多人物，也没有什么独特禀赋，也没有什么宽阔的视野，更没有显示出什么雄才伟略，可他就是认准一条道走下去，居然就能成就一番事业！而另外一群人，遇到事情首先找理由、找根据、找可行性。一大圈论证完后，往往是风险大于机会。这样，他们就名正言顺地停住脚观望。此时，他们已经被诸多语言的真理固住了。过量的知识或过量的历史，都会形成很大的重负，窒息一个人最强烈的本能，如热情、反抗、忘我和想象力。武学的极致讲求忘掉招式和套路，身心融于一种自然：商业的极致讲究的是去掉“内置的帽子”，让思维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
对“内置的帽子”提出质疑的不是拉里・埃里森一个人，而且拉里-埃里森也不是最早提出质疑的人。经营大师松下幸之助、安迪・葛洛夫、比尔・盖茨、山姆・沃尔顿以及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都持有同样的看法。乔治-索罗斯早年师从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大师波普，深受其开放社会的理念影响。与一般实用主义投资家不一样，乔治・索罗斯是用一种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理念，并结合自己志趣的方式，来认识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并进行操作的。在较深刻的层次上，乔治・索罗斯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而波普关于人的认知的可错性(FALLIBILITY)，就是他思维的出发点。
乔治・索罗斯把那顶“内置的帽子”归结为人们的偏见，它们往往又会集成为诸多理论的假说，约定俗成的规则，甚至难以动摇的体制。这些偏见的集成缺乏对人类知识可错性的意觉，也缺乏对认知作用和参与作用互相干预的了解。乔治・索罗斯赚钱的奥秘恰恰在于其反向思维，发现市场与制度缺陷，并自觉利用这些缺陷赚钱。乔治・索罗斯成功地预测了1987年的崩盘，还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赚得钵满盆溢。因此，他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泼去的所有污水，也都更有市场。他认为，对放任市场的盲目信仰，是建基于市场机制趋向均衡实现最优配置的这项假设。这顶“内置的帽子”正是市场的根本缺陷，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
人类对事情的认知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天生就容易出错，这是他判断世人和他自己的基本尺度。乔治-索罗斯相信：使他与众不同的就是他能很快地察觉过错。能做到这一点，势必拥有较为敏锐的心智及高人一筹的勇气。当然，找错误对乔治・索罗斯来说，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且像呼吸一样自然。他清楚，只要知道大众和他自己的缺点所在，他就能乐观地引领市场。乔治-索罗斯常与实际操盘人就投资问题做检讨及辩论。他的问题又专业又刁钻，一直到再也没有问下去的必要了，才放心进行投资。
抹掉永远正确的光环，扔掉“内置的帽子”，使得拉里・埃里森和乔治・索罗斯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我们通常想像的远见卓识与果断魄力的结合，而常常表现为目光短浅与一根筋到底的融合。这种境界用西方语汇表达，有了“去掉内置的帽子”或“反向思维”，而如果启用东方语汇就变成“空性法则”了。
空性法则是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件事物好坏，发展的潜力与潜能，是困境还是新契机，关键是看主体能否专注凝神、敞开心胸来化转。“随缘”并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去除蔽障、主动地去把握诸种潜在可能的心态与思维。空性法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种境界的获得，不是靠理性思维，而是靠生命的涅和证悟。痛苦、无聊和去执是一个人得以到达圆满空性境界的三种推动力量。实际上，许多人能够跳出“痛苦”的深渊，甚至能够渡过“无聊”的沼泽，却唯独做不到去执。习惯的见解，通行的规则与统摄的生活式样，深深地拘押着他们。
能够去执的人，注定有所创造。而江南春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当人们习惯于在大众媒体上刊登广告，习惯于在晚间电视节目中集中式地冲击广告的时候。而江南春则看到了另外的东西。他发现当等人、等车或是坐电梯时，往往是一个人最无聊的时候。在无聊的时候任何一点无关紧要的信息都可能引起他的注目。于是，他异想天开，能不能抓住人们无聊的空当推销广告呢？由此，江南春开创了他的分众媒体。这个见识很快得到了风投和市场的认同。楼宇广告与车载广告不是一个简单的赢利载体，而是一个把广告变成消除人们无聊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恰当地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搭起了桥梁。与其说江南春创造了一种新的赢利媒体，倒不如说江南春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推而广之，人们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是不可穷尽的。因此，企业家们的创造也是不可穷尽的。只要他们能够去执和随缘，进入一种空性无边界的思维中去，将会发现新的“蓝海”，就会创造出无限多的新产品和服务。这些创造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创造所带来的利润和回报，远不只是创造了一种机制，并给现有体制接轨生发出许多利润。他们借用企业这个终端，输出独特的产品和服务，造就了新的商业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创造是无止境的，这是企业体制与企业家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
去掉了“内置的帽子”、恪守着“空性法则”的企业家们，看上去毫无负担。什么前人的经验、行业规矩、通行准则、个人资历、关系网络、权威视野、个人尊严等一切都不存在，唯有现实的焦点问题能引导他们追求一个又一个方法和一个又一个更新的商业模式。这种建设无边界公司的领导力，永远是一个漂移着的神谕。只有当一个人充作将来的建筑师，充作现实的力行者才能够占有它。
尼采说：“有着1000条路还没有被人走过；1000种健康和生命的隐蔽岛。人与人之大地仍是无量无边，没被发现。”当企业家们执着于对这种创造、简化、生成和建构之力的彻底尊重和追求的时候，他们也就正在努力把公司的边界向着无穷性拓展。至于这种拓展是沿着“短头”或高端，还是循着长长的尾巴，那都无关紧要。
乔跃江范文【第四篇】
疼爱而不溺爱
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陈独秀对自己的子女非常疼爱。但是，陈独秀常年为革命奔走，公而忘私，无暇顾及家庭子女，不仅未能在家庭生活上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还曾因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连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通缉。由于柏文蔚、陈独秀迅速逃往上海，倪嗣冲没有抓到他们，便对陈独秀在安庆的家人进行迫害。他们将魔爪伸向陈独秀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延年和乔年，并扬言要斩草除根。
幸好陈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让延年和乔年去乡间躲避，倪嗣冲才未能得逞。延年和乔年在乡间躲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安庆。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俩越来越感到，在安庆这个小地方，已经学不到更多的知识了，他们渴望外出求学。他们的这一愿望和志向得到了祖母和母亲的默许。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之事。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想出来读书的消息。陈独秀感到儿子已经长大，应当让他们出来闯一闯。因此，他对延年、乔年兄弟俩的想法表示赞成，并回信让他们立即到上海来。
于是，兄弟俩辞别母亲和祖母，乘舟东下，于1915年冬天抵达上海。那时延年17岁，而乔年才13岁。兄弟俩初到上海时，一度与父亲住在一起。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住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则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当时，陈独秀虽然已闻名全国，但收入却不多，每月给兄弟俩的钱为数很少，只能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开支全由兄弟俩自己谋取。平时，延年兄弟俩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由于生活艰苦，“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对延年兄弟俩的生活状况，旁人都以为太苦，常表怜悯之意，但他们自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有意识地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创前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将来成为有用之材。这让既是姨母又是继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数次苦劝陈独秀让孩子们回家食住，还通过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恳求陈独秀，但陈独秀总不以为然，说那样姑息养奸，不可！他以为高君曼“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没有辜负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后来一起考进了震旦大学。1920年2月初，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延年、乔年出国留学的愿望，陈独秀完全赞成，并劝过兄弟俩去苏俄留学。可是延年、乔年当时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对苏俄有些反感，坚持要去法国。他们在法国期间，逐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一度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最终同无政府主义决裂，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此后，延年和乔年先后参加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1922年冬，兄弟俩又一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乔年兄弟俩及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期间，兄弟俩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夏天，由于国内革命工作需要，陈延年奉调回国。两个月后，他返回阔别了4年多的上海，并与当时在上海的父亲陈独秀团聚。陈延年回国后，中共中央立即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并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中央机关，留在自己身边。而同过去一样，他希望延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去工作。
到广东之初，陈延年负责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4年底、1925年初，他接替，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在此期间，他和、彭湃、等人一起，领导了广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统战工作，并将起初只有几百名党员的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名党员、领导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他在广东最突出的功绩是成功地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当时就称赞他是“C•P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有人称他是“共产党中的两广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陈延年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决不盲从。他曾多次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的鲜明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称赞。
1927年3月，陈延年率中共五大广东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武汉，准备出席党的五大。可是刚到武汉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派他和李立三、聂荣臻等人火速赶往上海，传达中央关于开展反蒋斗争的指示。他们刚到南京，便获悉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到上海后，陈延年接替罗亦农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虽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被大会选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延年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一二后，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陈延年毫不畏惧，勇敢地承担起重整党组织的重任。他与担任区委组织部长的赵世炎一起，开始为恢复被摧残的党和工会组织日夜奔忙。陈延年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6月下旬，他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了。头目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杨虎立即下令严加审讯。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延年毫不畏惧。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东西，只好将他杀害来泄愤。1927年7月4日深夜，反动派将陈延年秘密处死。陈延年在牺牲的时候非常壮烈，当敌人要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然几个执刑的士兵用力将他按住，但当刽子手松手挥刀时，他突然一跃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乱刀砍死。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面对死亡，他仍如此坚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气概，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当陈独秀得知自己的长子被害的消息之后，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默默承受着丧子之痛。
陈乔年于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与担任区委书记的一起工作。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中共北方区委的重大决策，并同、赵世炎等人一起，为发动各界群众与北洋军阀政府斗争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离京南下，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上，陈乔年和他的父亲陈独秀、胞兄陈延年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党的五大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陈乔年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部长李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作为中央委员，陈乔年出席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表示完全拥护会议对自己父亲的错误所作的批评，拥护党确定的新的方针政策。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陈乔年在开会时被捕。从被捕的第一天起，陈乔年就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担任了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必死无疑。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同敌人作斗争。当他的身份暴露后，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的枫林桥畔，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6岁。
陈独秀得知自己的又一个儿子惨死在的屠刀下后，极其悲痛。这个性格刚强的硬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陈延年、陈乔年牺牲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道。她一直为他们两个的安危担忧。为了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长女陈玉莹来到上海。不料，陈玉莹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乔年都已牺牲的消息后，由于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就在乔年牺牲的同一年，玉莹也病死在上海宝龙医院。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个亲生骨肉接二连三地惨死，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身教重于言教
陈独秀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后坐过北洋军阀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政府的监狱。陈独秀不畏惧坐牢，在狱中，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铮铮铁骨，不向敌人屈膝投降。陈独秀言语不多，不善辞令，但他的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最高法院于1933年6月底以所谓“进行叛国的文字宣传”之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随即，陈独秀被关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名老虎桥监狱)。之后，他的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都曾去监狱探望。
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监时，由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悲喜交加，激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唯有伤心落泪。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陈独秀对这个多年不见的儿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在一般人看来，陈独秀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实，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自献身革命以来，他虽犯过不少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但有一点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从不因处境艰难而悲观失望。自身如此，他当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表现得过于懦弱，看到儿子伤心落泪，便免不了加以训斥。
以前，陈松年虽然多次听祖母、母亲及其他人说过父亲的倔强脾气、坚强性格，却从未直接感受过。这一次，他总算亲自领教了父亲的厉害，而且印象至深，永世难忘。后来，陈松年同父亲接触多了，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了不少艰难曲折，每次他都能像父亲一样，刚正不阿，泰然处之。陈松年常对自己的子女说，人要知足常乐，遇事要想得开。还说，人生在世，一定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陈松年曾做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在抗战时期，又随父亲到达武汉、重庆、四川江津，饱经战乱之苦。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江津后，他妥善地料理了父亲的后事。1947年又将父亲的灵柩由四川移至安庆市郊安葬。1949年春天安庆解放后，陈松年起初在街道义务帮助做行政工作。后来，街道办了工厂，他就选择到又脏又累的窑厂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从未调动过，直到1980年退休。
陈独秀的四子陈鹤年第一次到南京监狱去看父亲时，天真地提出要想办法帮助陈独秀越狱逃跑。陈独秀不但不赞成，反而将他骂了一顿，说他“胡闹”。
不过，骂归骂，陈独秀对儿子的这片孝心还是感到满意的。陈鹤年也没有因为挨骂而对父亲不满，以后仍经常去看父亲，并尽力帮助父亲。陈独秀在狱中写的《自撰辩诉状》,就是由陈鹤年拿到《民声报》去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