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作为学者有文艺论著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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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作为学者有文艺论著【第一篇】

浅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摘要：传统的观点认为，墨子与老子一样，都对文艺持否定、排斥的态度。《荀子》书中“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1]的论调，则道出了墨子文学思想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这显然与孔子所提倡的文章宜“文质彬彬”的文学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可看作反映墨子言论、思想的主要作品。因此近代对《墨子》一书文艺思想的论调多有偏颇，认为其全面否定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笔者通过熟读《墨子》一书，认为《墨子》一书拥有丰富的文艺思想，并没有全面否定文学和艺术的存在价值。本文试图从《墨子》一书中墨子对文学的论述来探讨和梳理其文艺思想。

关键词：墨子;功利;三表;天治。

我国着名诗人闻一多曾说：“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林继中先生也认为，要体味“作为独特的唐人生活再现之唐诗”，就不能不先了解那“诗一般的唐人生活”。这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研究作家的作品，先要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要了解《墨子》一书的文艺思想，就要联系墨子所生活的时代特色。

1、《墨子》产生的社会背景

墨子，名翟，我国战国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其生活的年代略晚于孔子。《日知录》中有一段对孔子死后百余年间社会剧变的精彩概括：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指周显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由上可见，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奴隶社会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已破坏殆尽。各诸侯大国间竞相争霸，连年混战。而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不但不奋发图强、与民休养生息，反而务为耳目之娱乐、穷凶极奢致使民不聊生。《墨子》一书中对此也有所披露：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非乐》)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差通，垄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墨子·节用下》)

在封建制度发展、生产力大为提高，各诸侯国间割据混战、相互吞并的战国时代，孔子那种以“仁义”治天下的做法，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急需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墨家学说由此应运而生。

2、《墨子》所反映的墨子主要的文艺思想

古代“文艺”一词，与我们现在的文艺概念不同，主要指撰述和写作方面的学问，如《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有隐於知理者，有隐於文艺者。”。今天“文艺”一词的含义则更为广泛，不仅指写作，也包括音乐、表演、绘画、装潢装裱等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是就此义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功利”的文艺价值观。

面对战国时代诸侯混战、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墨子主张礼乐文章必须从功利角度考虑其价值。而其所谓的功利则体现出一种现实的社会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无务为文而务为察

墨子强调品行是为人治国的根本，所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君子建立自己的名声需要以品行为本。墨子认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则“虽辩必不听”、“虽劳必不图”。而那些名扬天下的聪明人则是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这是墨子对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观点：文学艺术创作要服务于培养君子的大目标。这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价值观也在《墨子·非命下》中得以体现：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

墨子强调，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应以国家人民的事物为依据，必须要有利于社会，否则与日夜鸣叫的苍蝇、青蛙无疑。

乐非所以治天下

墨子认为音乐只是用来放松休息的，于治国无益，甚至会妨碍政事。因此，墨子提出“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但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并没有因片面强调功利而完全的否定音乐的审美作用。而只是强调君王、官员以音乐为娱乐应该不已影响治理天下和人民幸福为前提。因此，墨子说：

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墨子校译﹒三辩》)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校译﹒非乐》)

朱自清作为学者有文艺论著【第二篇】

浅析屈原的文艺思想

摘要：屈原是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着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虽然没有留下理论着作，但是提出了“发愤抒情”说，而其作品中更蕴含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屈原的相关作品，探析屈原的文艺思想。

关键词：屈原;发愤抒情;香草美人;离骚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舞台上坚持变法图强、联齐抗秦 ,在内政外交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 ,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品格出众的诗人。屈原生前虽然没有文艺理论着作留世 ,但从他的诗篇中可以看到“,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思想家、政治家与“忧愤深广、秉德无私”的爱国诗人是统一在一起的。屈原的诗篇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和生活 ,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他的文艺思想散见于他的《离骚》《惜诵》《抽思》、《思美人》、《大招》、《招魂》等辉煌的诗篇中。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屈原作品中体现的文艺思想,对于屈原文艺思想的研究 ,对于我国文艺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屈原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屈原是一个具有高度鉴赏力并按照自然法则和美的规律进行创作的着名诗人，他对情感与诗歌的关系、真善美的统一、对前人文献的利用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发愤以抒情。

发愤以抒情的思想贯穿于屈原后半生的大部分作品之中，屈原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志得意满，衣食无忧，其作品也大多以歌舞、颂圣为主，绝少悲愤之作。后阶段随着政治上失意、流放汉北，诗风变得悲放：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楚辞·惜诵》)

愁叹苦神，灵遥思兮。

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

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

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楚辞·抽思》)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楚辞·离骚》)

在以上诗歌中，屈原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理论，开辟了我国抒情诗的新天地。他明确的肯定了“情”在作者作文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申明了诗歌创作是诗人将客观世界见之于主观世界的过程。而“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则道出了诗歌宣泄个人情感的作用，从侧面反映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在屈原眼中，诗歌是传达个人思想、进行讽谏的工具。他以此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反抗君臣昏庸的政治，我国文学界也自此形成了以诗存史、以诗存真的优良传统。

诗言志。

鸟兽鸣以号群兮，草苴比而不芳。

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

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茞幽而独芳。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

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

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楚辞·悲回风》)

“诗言志”最早见于《今文尚书·尧典 》，书中所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但写作《尧典》的具体年代，今人仍有很大的分歧。屈原在《悲回风》诗中，不但表露了自己赋诗以明志的思想，还巧妙地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使诗歌所表达的意境更加突出。移情于景，情景交融，动情以赋诗，赋诗以言志，屈原的诗作又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

重视先人文献。

屈原认为，一个人在政治上可以被排斥、被禁声，但只要他有良好的品行，得以写下反映自己思想情绪的文章，则是永远不会被抹杀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思美人》一诗中：

吾且儃徊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

窃快在其中心兮，扬厥凭而不俟。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

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

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

(《楚辞·思美人》)

该诗中“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一句，就鲜明的表达了诗言志以存万世的观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屈原提出了如何能使个人的创作长期处于十分旺盛的状态的方法，即“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意思就是说要对前代贤人的优秀思想、品质和创作经验进行继承，藉此方能达到自然“外扬”的境界。我们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诗经》尤其是大雅、小雅和楚歌的继承，这表明他创作是深谙这一思想的。

美冒众流，德泽章只。

屈原曾供职于兰台，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在此期间，屈原形成了自己兼收并蓄、德泽于民的文艺思想。具体主张则在其早期作品《大招》及后期作品《招魂》中得以体现：

代、秦、郑、卫，鸣竿张只。

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赵箫倡只。

美冒众流，德泽章只。

先威后文，善美明只。

(《楚辞·大招》)

肴羞未通，女乐罗些。

敶钟按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衽若交竿，抚案下些。

竽瑟狂会，搷鸣鼓些。

宫庭震惊，发《激楚》些。

吴歈蔡讴，奏大吕些。

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

放敶组缨，班其相纷些。

郑、卫妖玩，来杂陈些。

《激楚》之结，独秀先些。

结撰至思，兰芳假些。

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楚辞·招魂》)

以上诗歌中极其详尽的描写了楚国音乐、舞蹈、诗赋等活动场面，并反映了代、秦、郑、卫等国音乐在楚国的流行。客观上揭示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在艺术上的交流，也反映了屈原重视其他国家的音乐作品并注意从各国的优秀音乐中汲取经验，也即“美冒众流”的文艺思想。

朱自清作为学者有文艺论著【第三篇】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欣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线，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

朱自清作为学者有文艺论著【第四篇】

朱自清《论废话》

“废话!”“别费话!”“少说费话!”都是些不客气的语句，用来批评或阻止别人的话的。这可以是严厉的申斥，可以只是亲密的玩笑，要看参加的人，说的话，和用这些语句的口气。“废”和“费”两个不同的字，一般好像表示同样的意思，其实有分别。旧小说里似乎多用“费话”，现代才多用“废话”。前者着重在啰唆，啰唆所以无用;后者着重在无用，无用就觉啰唆。平常说“废物”，“废料”，都指斥无用，“废话”正是一类。“费”是“白费”，“浪费”，虽然指斥，还是就原说话人自己着想，好像还在给他打算似的。“废”却是听话的人直截指斥，不再拐那个弯儿，细味起来该是更不客气些。不过约定俗成，我们还是用“废”为正字。

道家教人“得意而忘言”，言既该忘，到头儿岂非废话?佛家告人真如“不可说”，禅宗更指出“开口便错”：所有言说，到头儿全是废话。他们说言不足以尽意，根本怀疑语言，所以有这种话。说这种话时虽然自己暂时超出人外言外，可是还得有这种话，还得用言来“忘言”，说那“不可说”的。这虽然可以不算矛盾，却是不可解的连环。所有的话到头来都是废话，可是人活着得说些废话，到头来废话还是不可废的。道学家教人少作诗文，说是“玩物丧志”，说是“害道”，那么诗文成了废话，这所谓诗文指表情的作品而言。但是诗文是否真是废话呢?

跟着道家佛家站在高一层看，道学家一切的话也都不免废话;让我们自己在人内言内看，诗文也并不真是废话。人有情有理，一般的看，理就在情中，所以俗话说“讲情理”。俗话也可以说“讲理”，“讲道理”，其实讲的还是“情理”;不然讲死理或死讲理怎么会叫做“不通人情”呢?道学家只看在理上，想要将情抹杀，诗文所以成了废话。但谁能无情?谁不活在情里?人一辈子多半在表情的活着;人一辈子好像总在说理，叙事，其实很少同时不在不知不觉中表情的。“天气好!”“吃饭了?”岂不都是废话?可是老在人嘴里说着。看个朋友商量事儿，有时得闲闲说来，言归正传，写信也常如此。外交辞令更是不着边际的多。——战国时触詟说赵太后，也正仗着那一番废话。再说人生是个动，行是动，言也是动;人一辈子一半是行，一半是言。一辈子说话作文，若是都说道理，那有这么多道理?况且谁能老是那么矜持着?人生其实多一半在说废话。诗文就是这种废话。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

有但诗文，就是儿歌，民谣，故事，笑话，甚至无意义的接字歌，绕口令等等，也都给人安慰，让人活得有意思。所以儿童和民众爱这些废话，不但儿童和民众，文人，读书人也渐渐爱上了这些。英国吉士特顿曾经提倡“无意义的话”，并曾推荐那本《无意义的书》，正是儿歌等等的选本。这些其实就可以译为“废话”和“废话书”，不过这些废话是无意义的.。吉士特顿大概觉得那些有意义的废话还不够“废”的，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繁剧的现代生活里，这种无意义的废话倒是可以慰情，可以给我们休息，让我们暂时忘记一切。这是受用，也就是让我们活得有意思。——就是说理，有时也用得着废话，如逻辑家无意义的例句“张三是大于”，“人类是黑的”等。这些废话最见出所谓无用之用;那些有意义的，其实也都以无用为用。有人曾称一些学者为“有用的废物”，我们也不妨如法炮制，称这些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废话为“有用的废话”。废是无用，到头来不可废，就又是有用了。

话说回来，废话都有用么?也不然。汉代申公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多言”就是废话。为政该表现于行事，空言不能起信;无论怎么好听，怎么有道理，不能兑现的支票总是废物，不能实践的空言总是废话。这种巧语花言到头来只教人感到欺骗，生出怨望，我们无须“多言”，大家都明白这种废话真是废话。有些人说话爱跑野马，闹得“游骑无归”。有些人作文“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但是离题万里跑野马，若能别开生面，倒也很有意思。只怕老在圈儿外兜圈子，兜来兜去老在圈儿外，那就千言万语也是白饶，只教人又腻味又着急。这种才是“知难”;正为不知，所以总说不到紧要去处。这种也真是废话。还有人爱重复别人的话。别人演说，他给提纲挈领;别人谈话，他也给提纲挈领。若是那演说谈话够复杂的或者够杂乱的，我们倒也乐意有人这么来一下。可是别人说得清清楚楚的，他还要来一下，甚至你自己和他谈话，他也要对你来一下——妙在丝毫不觉，老那么津津有味的，真教人啼笑皆非。其实谁能不重复别人的话，古人的，今人的?但是得变化，加上时代的色彩，境地的色彩，或者自我的色彩，总让人觉着有点儿新鲜玩意儿才成。不然真是废话，无用的废话!

1944年4月10—12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