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厄运评价范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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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厄运评价【第一篇】
人文教育即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教学生怎样做人，怎样与自然、社会和人和谐相处。其实仅从生物学本身研究对象的终极目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点而言，生物学具有较重的人文色彩，随着人们对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这一人文色彩愈来愈得到彰显。新课程标准注重以学生为本，力求形成一个情感、态度、价值观相连的体系。生物学作为课程体系的一部分，怎么样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实现生物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是我们每一位生物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下面就自己的教学实践淡谈在生物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的有益尝试。
一、充分挖掘教材的社会功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生物学不断为人类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生物教学中，渗透生物学与社会及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学生理解生物知识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应用，在尽情领略生物科技带给人们的健康与舒适的同时，增强回报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同时理性地提醒学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甚至灾难：人类正面临着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人口膨胀、能源枯竭等严重的威胁。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生命科学本身造成的，它们的解决必须要提升我们的人文精神，依靠科学的方法，遵循自然发展规律，让学生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意识和人文意识。
二、发挥生物学史的德育功能，塑造学生的高尚人格
生物史是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揭示了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规律，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材料。青霉素的发现；光合作用的研究历史；孟德尔、摩尔根在经典遗传学上的贡献；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运核糖核酸；袁隆平两系杂交水稻法等，这些典型史实和典型人物，处处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由此激励同学学习科学家们执着的科学探索精神，以科学家在创造伟大业绩中所表现的人格力量为榜样，确立为科学而奋斗，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品德，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
三、结合生物学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科学精神
科学活动的本质就是永无止境地探求未知、追求真理，它包括对世界的利用和改造，并由此增加人类的幸福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事业。因此，活动的一些基本方法正是进行人文教育、培养人文精神的好方法、好途径。
(一)利用学科内容，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1、利用教材所提供的内容
新教材在教学内容的设计方面，充分联系实际，为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教育素材。教师通过把人文教育贯穿在知识教学过程中，必然会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例如，在学生学习合理营养的基础知识后，请学生为家长设计一份午餐食谱，这样不仅巩固了基础知识和培养设计能力，而且使学生学会关心长辈的饮食，在亲自烹饪并在品尝中与家长进行食谱中科学道理以及亲情方面的沟通；在介绍眼和视觉时，对角膜移植和角膜捐献进行介绍，能够更好的懂得爱、尊重和理解；在生物圈中绿色植物知识点里，教材以“生物学与文学”的栏目形式撰写课外阅读材料——寄予植物的情怀。植物不仅仅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基础，也给予人们无限美的享受，让同学对生命有了更好的理解，懂得珍爱生命，爱护大自然，热爱生活。2、联系当前最新生物科技成果
现代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后，DNA重组技术迅速兴起，由此一系列农业的、医药的产品进入市场。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若利用不当，将给人类未来投下隐忧。因此在学习“人的生殖”后，向学生介绍了“克隆技术”与“克隆人”,并请学生讨论克隆人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生物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一些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难题。在科技发展使我们物质生活日益满足的今天，我们呼唤人文精神，我们追求科学与人文的渗透和融合。
3、拓展教材文本，联系当前社会的重大话题
现代传媒发达、社会关系复杂，学生在学校之外还会受到诸多观念、意识的熏陶浸染，因此教师更要充分调动和依靠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进行有效的教育。例如，艾滋病是当今社会所关注的重大话题，在世界艾滋病日，社会各媒体会在这几天与艾滋病有关的信息。因此《病毒》一节内容就安排在艾滋病日前一周讲授，课前充分搜集艾滋病的有关数据、艾滋病病人的图片及各种媒体推出的哪些与艾滋病有关的节目，使同学们明白艾滋病离我们并不远；理解艾滋病的传染方式；让学生被艾滋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所震惊；对“如何预防艾滋病？”“如何正确对待艾滋病病人？”等产生浓厚兴趣，引发同学们对这些问题的深深思考，从而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通过教学过程，对学生渗透人文教育
教育心理学认为“认知”是“建构”的一个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要依靠学习主体，即要学生自己去“体验”和“生成”。如果对人文教育采取灌输性的知识教育的方法，有时反而会压抑了真正的人性因素。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可以通过各种教学活动的具体过程来体验、培养。例如，《开花和结果》一节， 就可从“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引入“春天——桃树——桃花——桃”,进入教学主题“开花和结果”。之后组织学生挥笔作画，画出自己最熟悉的一种花，由画花而探究花的构造。这样，就巧妙地融科学教育于美育、情感教育之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浑然一体。结尾处设计：假如我是一朵花，虽然每天笑脸相迎，但有时仍难逃厄运，那么花将向人类发出怎样的呼吁？让学生抒发情怀，爱花、护花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建立。
(三)通过学科评价，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遗传厄运评价【第二篇】
和男性同性恋现象相比，女性的同性恋心理、文化和行为很难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似乎是由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弱者地位所造成。所以，“只有在女性挣脱了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权、自我身体支配权，拥有自我表达能力和表达权的时候，女性同性之爱的历史和意义才会浮出地表”。而女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电影中得到的表现也成为这种意义的有力言说方式之一。
一、从自然主义到建构主义的理论背景
从病理学或者从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来看，同性恋的形成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这涉及到心理成因机制、社会影响、先天遗传等诸多方面。但一般可分为“先天”和“后天”这两种观点。持“先天说”理论的学者通常从遗传学角度入手，认为是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发生的某种异常导致了性倒错，另外激素水平和大脑的发育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持“后天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同性恋行为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所致，通常被称为“境遇型同性恋”。例如，如果一个人在与异性的交往中遭遇了挫折，如果这个时候又恰恰受到了同性的诱惑，那就有可能对同性产生依恋心理。但一个同性恋行为者无论是先天型还是后天型的，都会因其特殊的边缘弱势身份而遭受到残酷的社会限制和生存排挤。在美国，从制定了第一部反对淫秽行为的法案一直到逐渐开放的20世纪中叶，同性恋行为一直被社会普遍视为一种犯罪。同性恋者出没的活动场所时常以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名义被搜查和骚扰。更为严重的是，在城市的中下层社区，歧视并殴打同性恋者甚至成为一些不良青年惯常的消遣活动。
于是，一种以揭示已有的病理学定义、道德律令对待同性恋性取向的态度实则是一种压制与迫害为目的的理论观点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这种反抗理论的产生既是对传统社会学说的一种挑战，也令同性恋者、异性恋者或者是双性恋者获得一次站在面向更高道德秩序的主体立场上相互对话的机会。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米歇尔・福柯。在其闻名于世的《性史》里，他曾经指出：欲望并不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生理实体，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实践中被历史建构起来的。新的性形式在不断被制造出来，并通过这一事实强调性的社会组织建构因素，而不是其控制镇压因素。福柯这一理论跨越了仅从生理学层面来解释性机能的限制，进而从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多方面提出假设，第一次把性从一种生物学和医学的传统中解放出来，赋予同性恋性取向以新的被认识和被诠释的可能性。
在同性恋社会学逐渐兴起的过程中，对其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作出相应贡献的还应包括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流派，当然还包括女权主义。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她那本被誉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中有一段站在女权主义者视角对同性恋所做的评价：“实际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一种被有意纵情享受的变态，它是在特定环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它既是被激发的，又是自由采纳的。”显然波伏娃在这里所持的态度更倾向于同性恋后天说。她还认为，这种既是被激发又是自由采纳的“女同性恋生存(lesbianexistence)是女性在性别与社会的性别的双重束缚下对被强迫赋予的性别身份(compulsory sexuality)所采取的反抗方式，是对父权社会性别歧视(sexism)与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无视女性地位与生存状态的绝叫。”
二、女同性恋电影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的出现
罗兰・巴特在评价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疯癫与文明》时说：“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和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就像“疯癫”在福柯所拒斥的现性中被确立为一种疾病一样，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同性恋行为随着职业神经病学的发展被普遍病理化，有着此类非生殖性方式的活动者被人们称为“同性恋者”。而“女性同性恋者”这一称谓据称最早来自女诗人萨福 ,她出生于古希腊莱斯沃斯岛，诗歌创作活跃，崇拜爱神“阿芙罗迪特”。而“lesbian”(女同性恋者)一词大概就取自于她生活的“lesbos”岛。在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以来，女同性恋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对男权中心话语和异性恋霸权的抗争与抵制，俨然已经从一种莱斯沃斯岛女子学堂里流行于“缪斯”间的优雅情趣变成了逐步确立自我的体系与传统，并开始大胆地向传统和陈规质疑。
而在电影这一相对前锋的文化领域里，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女性问题的展现与探讨。1931年，一部名为《穿制服的女孩》的电影问世，这是第一部以女同性恋为拍摄题材的影片。其后一系列反映女性之间情感爱恋的影视作品在西方问世，如《夜幕低垂》《高档货》《大胆地爱，小心地偷》《末路狂花》《男孩不哭》等等。此类影片以敏感而独特的伦理视角和奇幻而暧昧的的情感呈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类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而那些蕴藏于影片中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更值得深刻开掘。中国境内的同类型影片最早出现在港台地区。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反映女性同性爱恋的影片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香港上映的《爱奴》,后期影响较大的当属张之亮导演的《自梳》和杨凡导演的《游园惊梦》。在大陆地区，《今年夏天》的问世可谓石破天惊，影片中的两位主角在生活中就是一对真实的恋人，她们表演的都是自己的真实生活，第一次在大陆保守、封闭的伦理语境中挑战了舆论与传统的禁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女同性恋题材影片在台湾开始如遇雨梨花般大量涌现，并产生了一定的小众影响，如《蝴蝶》《刺青》《飘荡青春》等。纵观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小规模的尝试到后来成规模的制作，再到同类型影片同时期大量涌现市场，在其文化产业链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相应广泛、固定的并且日益扩大的观影基础。在这种默默膨胀的生产与消费群体中以及在他们的传播与接受中，可以反映出在女性期待视野中(假设把这些消费与接收群体的主流假定为女性)某些颠覆传统的旨趣和现象，例如女性形象在大众消费文化中的日益中性化，女同性恋题材影像所提供的情感模式已经作为一种可被模仿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显现出其在传播领域中的偶像效应。
三、电影中女同性恋的文化工业表达
电影作为广泛传播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日益影响着我们看待自己以及周边世界的方式。“对电影的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对欲望的问题、身份认同、幻想、再现、观众学、文化现象、表演状态以及大众消费的研究。”2008年岁末上映的台湾电影《花吃了那女孩》,秉承了台湾纯爱电影画面唯美、叙述流利、风格恬淡、情感细腻的一贯风格。文本由四组相互并不交叉的爱情故事组成。从姐妹情谊、情感婚姻、生存感觉以及对酷儿生存态度的思考等方面，极具代表性地讨论了女性同性之爱的独特型态和现实生存。
四对主人公的故事都先后发生在台北一个简单的小公寓里。小捷和男朋友分手后一个人来到台北，投奔了高中时的好友小peon。两个女孩子之间更多是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这种情感上的依靠也让彼此的漂泊感得以暂缓，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忙于工作、生活节奏紧张的小peon还是没能让小捷完全和自己的生活相容。小捷在家乡男友那里失去的，最终也无法从情投意合的姐妹这里找回。独身生活在台北的年轻料理师优一直在追求着美丽的爱情，生活单调谨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在网上认识了事业有成、美丽阔绰的女编辑后，优固步自封的生活开始出现了转机。可是，当敏感、脆弱的她发现对方不过是靠自己填补空虚的生存感觉、满足生命的爱欲时，不得不哀伤而平静地选择了离开。Spancer与summer的故事则隐晦地谈到了同性恋婚姻的可能性。这两个女孩约定让其中一个人完成对家庭的寄望――找个好男人结婚然后生个小孩，10年后再到一起生活。可是岁月荏苒，彼时信誓旦旦的两人在面对一个关乎到另外两个人(丈夫和孩子)生存可能的伦理选择时，还是艰难地放弃了最初。影片的第四个故事以一种解构理念探讨了女性的同性之爱在时下年轻人中表现出的游戏性，其拆解的矛头已经超越了“异性恋霸权”的简单指向，而更为广阔地影射了新生一代幻想借助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逃避亏空的理想、抵达不可企及的虚拟浪漫、获得临时性的生存慰藉和精神幻想的生存现实。
影片《花》中的这四个故事与传统的此类女性题材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叙述并不着眼于描写来自性别和社会的身份压迫，也没有止于呼唤观众的情感共鸣，而是以一种零度的情感介入、视窗化的叙述视角为观众陈设出一个“他者”的生存景观。曾有学者在分析华语电影中同性恋话语的生成和发展时，认为在这个媒体热衷炒作的年代，同性恋影视题材已经作为一种时尚元素被无限消费化。而这部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完成了“青春唯美”的商业操作后，采用蒙太奇的叙述方式把故事的叙事线索打散，突破商业影片为观众提供虚假情感解决方案的陈规，让感情的浪漫被现实生存的窘迫消解，把观影者逼迫到对现实的思考中来。
如同文学承担着表现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变迁的责任一样，电影对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人类的情感生存的表述也赋有伦理价值和审美意义。当女同性恋亚文化以一种边缘的身份在历史中寻求被表述时，电影成为了一种极具力度的话语形成场。在影视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把女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真实地展现出来是文化传播的大势所趋。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这种文化的存在，但也应摒弃对此现象长久的文化歧视和误读，同时应重视由此产生的文化效应和话语权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传霞。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J].晋阳学刊，2006(1).
[2]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M].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3]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遗传厄运评价【第三篇】
一、充分挖掘教材的社会功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生物学不断为人类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生物教学中，教师通过渗透生物学与社会及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可以让学生理解生物知识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应用，在尽情领略生物科技带给人们的健康与舒适的同时，增强回报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同时教师应理性地提醒学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甚至灾难，人类正面临着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人口膨胀、能源枯竭等严重的威胁。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生命科学本身造成的，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升我们的人文精神，依靠科学的方法，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教师要让学生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意识和人文意识。
二、发挥生物学史的德育功能，塑造学生的高尚人格
生物史是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它揭示了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规律，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材料。青霉素的发现，光合作用的研究历史，孟德尔、摩尔根在经典遗传学上的贡献，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运核糖核酸，袁隆平两系杂交水稻法等，这些典型史实和典型人物，处处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教师可以由此激励学生学习科学家们执着的科学探索精神，以科学家在创造伟大业绩中所表现的人格力量为榜样，确立为科学而奋斗，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品德，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
三、结合生物学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科学精神
科学活动的本质就是永无止境地探求未知、追求真理，它包括对世界的利用和改造，并由此增加人类的幸福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事业。因此，活动的一些基本方法正是进行人文教育、培养人文精神的好方法、好途径。
(一)利用学科内容，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1.利用教材所提供的内容。
新教材在教学内容的设计方面充分联系实际，为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教育素材。教师通过把人文教育贯穿在知识教学过程中，必然会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例如，在学生学习合理营养的基础知识后，教师请学生为家长设计一份午餐食谱，这样不仅能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培养设计能力，而且能使学生学会关心家长的饮食，在亲自烹饪并在品尝中与家长进行食谱中科学道理和亲情方面的沟通；在介绍眼和视觉时，教师对角膜移植和角膜捐献进行介绍，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懂得爱、尊重和理解；在生物圈中绿色植物知识点里，教材以“生物学与文学”的栏目形式撰写课外阅读材料――寄予植物的情怀。植物不仅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基础，而且给予了人们无限美的享受，让学生对生命有了更好的理解，懂得珍爱生命、爱护大自然、热爱生活。
2.联系当前最新生物科技成果。
现代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后，DNA重组技术迅速兴起，由此一系列农业的、医药的产品进入市场。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若利用不当，将给人类未来投下隐忧。因此在学习“人的生殖”后，我向学生介绍了“克隆技术”与“克隆人”,并请学生讨论克隆人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我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生物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一些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难题。在科技发展使我们物质生活日益满足的今天，我们必须呼唤人文精神，追求科学与人文的渗透和融合。
3.拓展教材文本，联系当前社会的重大话题。
现代传媒发达、社会关系复杂，学生在学校之外还会受到诸多观念、意识的熏陶、浸染。因此教师要充分调动和依靠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进行有效的教育。
(二)通过教学过程，对学生渗透人文教育。
教育心理学认为“认知”是“建构”的一个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要依靠学习主体，即要学生自己去“体验”和“生成”。如果对人文教育采取灌输性的知识教育的方法，有时反而会压抑真正的人性因素。教师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可以通过各种教学活动的具体过程来体验、培养。例如，在教学《开花和结果》一节时，教师就可从“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引入“春天―桃树―桃花―桃”,进入教学主题“开花和结果”。之后教师再组织学生挥笔作画，画出自己最熟悉的一种花，由画花来探究花的构造。这样就巧妙地融科学教育于美育、情感教育之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浑然一体。结尾处设计：假如我是一朵花，虽然每天笑脸相迎，但有时仍难逃厄运，那么花将向人类发出怎样的呼吁？学生通过抒发情怀，其爱花、护花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建立。
(三)通过学科评价，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仅体现在学习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评价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同样离不开正确的学科评价，但要对“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行恰当的评价并不容易，若以“一考定分数”的方式进行，虽然操作简单，但是“篡改”了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目的与意义。因此人文教育不应拘泥于传统用定量的方法简单概括的评价，而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既注重过程又注重结果的多样化评价。首先，评价主体可以由学生本人、家长、教师等共同组成，这样便于学生的自评、互评和教师对学生的观察多元地进行。其次，评价方式可以是连续观察与面谈、实践活动、个人成长记录、书面测试等方法，这样便于对学生进行全程性过程的评价。最后，评价结果可效仿“学生的品德评语”做法，用激励性的语言表达，这样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发展。
遗传厄运评价【第四篇】
关键词达尔・本德仑；圣经；意象；受难的；耶稣・基督
《我弥留之际》(以下简称《我》)是威廉・福克纳除了他辉煌的失败之作《喧哗与骚动》以外最喜欢的一部作品。虽然读起来轻松，但确是含义深远，引起了福学者的广为关注和研究。学者大多关注本德伦一家七口，而研究最多的是本德伦家的女主人艾迪，大儿子卡什和二儿子达尔。其中对卡什的评价甚高，甚至以原型批评法把他奉为受难基督，如丁云在她的书中对卡什作出高度的评价，“他是一个背负十字架耶稣式的受难者形象，具有惊人的忍耐力和献身精神。在卡什身上，闪烁着一个普通劳动者所特有的非同寻常的理性光芒。”,大多数学者对达尔的评价则是集中在他真疯还是假疯。本文采用独特创新视角以耶稣。基督的圣经原型来评价达尔・本德伦，这一受难者的形象。
《我》有很明显的圣经痕迹，这与福克纳从小在美国南方的圣经地带(Deep South)长大并受到信奉清教思想的家族影响甚多。从这个故事的框架结构来看，本德伦一家运送这家的女主人艾迪的遗体回她的故乡安葬，一路经历了洪水、大火、秃鹰等重重困难，最终到达目的地。这些苦难组织了一个以受难为主题的故事框架。这个故事引入了很多圣经元素，共19处，因此引起了众多学者以圣经原型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学者丁芸高度赞扬卡什的受难者的形象，他背负着苦难十字架，而且毫无怨言。此看法有一定根据性，但过于停留于表面，导致无法认清福克纳在书中安排潜藏的受难者达尔才是这部书中的南方基督。
首先从结构上讲本德伦一家的送葬旅程，被认为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奥德修记》或是圣经旧约中的《出埃及记》相似，笔者认为这个故事理解成新约中的耶稣受难记更为恰当，降生-拯救-被出卖-钉上十字架-复活。达尔历来被认为是疯子-先知的文学形象，达尔行为过激、语言尖锐，但观察力过人，关心家人。达尔是本德伦家的次子，是母亲艾迪所厌烦的孩子，而父亲安斯又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达尔从小缺乏关爱。达尔的姓氏本德伦Bundren)在英文中的发音与负担(Burden)相近，而他的名讳达尔，在英文中Darl与Darling(爱)相近，福克纳安排的命运也如他的名字一样是“爱的负担”。被忽视，缺乏关怀，让他变得极端，偏执，疯狂，安斯曾经提到过时达尔让外人认为他们一家不正常。达尔的观察力敏锐，在一章出场时，他同朱厄尔一同行走时，十五英寸就在不停的出现，一方面体现达尔和朱厄尔的距离感，另一方面体现了达尔的观察力，他从朱厄尔的外貌与本德伦一家有异，推测出朱厄尔私生子的身份。妹妹杜威德尔未婚有孕的秘密，达尔是唯一的知情者。这些突出了达尔的敏锐观察力。但是之所以把达尔定位为基督的形象更在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神性，在故事中，杜威德尔衣不遮体的照顾艾迪这一段是由达尔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而达尔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是与朱厄尔去了外地，这一段不得不说是福克纳为达尔赋予了神奇的超自然力量。在小说中年近30的卡什和他都不曾婚配，甚至没有结婚的打算，也暗示了他的神性，不像家族的其他人一般充满了原始的欲望。达尔具有善心，他关心家人。一直在默默关注母亲尽管自己不愿意承认，在他的叙述部分对父亲安斯的不劳动也表示理解，对兄弟、妹妹也一直很关心。在德尔未婚先孕之前和德尔的关系最近；卡什腿受伤的时候表现得最为关切[1];连他最嫉妒的朱厄尔与外人争吵动武时，他也是一再劝阻。在达尔身上隐约可以看到基督关怀世人的影子。
文中出现了很多圣经意象，如洪水，火等，都在暗自达尔的身份。故事中雨越下越大，引起了河水水量突然提升，对本德伦一家造成洪灾的影响，卡什在这次洪灾中摔断了腿再次受伤，朱厄尔为了抢救母亲的遗体，跳入水中将棺材弄了回来。达尔确失声喊了起来，他心里很明白这场旅程是一场闹剧，他想结束这场闹剧让艾迪以最自然地方式尘归尘，土归土。水这个意象在圣经里常常出现，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净化之意，一种是上帝的惩罚。在《创世纪。诺亚方舟》中，上帝就用洪水来消灭人类。在《我》中，首先豪雨造成的洪灾像是上帝予以本德伦一家的惩罚，达尔也在洪水中想将艾迪的棺木投入水中，可见两者的想法十分接近。
在火这个意象中，不再属于天灾而是属于人为，达尔在暂借停放母亲尸体的仓库中放了一把火，而在圣经中火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象征着温暖光明，二是上帝愤怒的惩罚，在旧约中上帝降下天火毁灭了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罪恶之城。在《我》中，达尔代替了上帝的角色火焚棺木，颇具上帝之子的意味。
如果说水，火的意象在圣经意象中是最能代表上帝的明显符号，这部小说中还一个隐藏的圣经意象，即替罪羊意象，在新约旧约中皆有出现过。达尔可以被看作是本德仑家的替罪羊。这场荒诞可悲又充满灾难的送葬的始作俑者是本德仑家的女主人艾迪。在送葬的过程中，家族成员皆有所失。洪水，火灾，秃鹰等都可看作上帝的惩罚。而他们把错误归结于达尔，把他送进杰弗逊的疯人院来逃避烧毁仓库的赔偿。他们把达尔送进疯人院可以看作这个家庭实施的一场牺牲仪式，而把达尔作为家族的替罪羊完成了这一仪式。本德仑家族是典型的南方穷白人家庭，他们笃信基督。这个故事大致可以推测发生在美国南方，处于一战和二战之间，当时南方经济萧条，人们大多开始怀疑上帝，出现了对信仰和传统价值观的质疑。而本德仑家族又是一个无爱的家族，整个家庭缺乏交流死气沉沉，充满了欲望、自私。每个人都带有私欲抑或是冷漠无情地对待达尔的纵火事件，安斯想用把达尔交出来送进疯人院来逃避赔偿，朱厄尔和德尔则是通过这种方式泄愤和掩藏自己的秘密，而万达曼和卡什则是显出了他们冷酷的一面。达尔这时犹如基督一般被本德仑一家钉在了十字架上，做为了家族的牺牲品。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