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赤壁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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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赤壁【第一篇】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赤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赤壁，山名。共有五处，皆在湖北省境内。其中有两处最为著名，一处是今蒲圻县赤壁乡，相传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军用火攻大败曹操军队于此；另一处是在黄冈县城西北，亦名赤鼻矶，因唐杜牧与宋苏轼先后在此写下《赤壁》与《念奴娇・赤壁怀古》而闻名。

这两首诗词虽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但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其在选材立意上的共同之处――寄托了他们怀古的幽情，抒发了自己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独到见解。两人都是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却仕途坎坷的文人，他们都为自己空有抱负得不到重用而烦恼。杜牧生性倜傥慷慨，喜议论，好谈兵，而不为时所用，在任黄州刺史时曾登广武山，观黄州赤壁，以《赤壁》诗讥讽周瑜侥幸而成大功，并暗含阮籍当年登此山时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见《晋书・阮籍传》）之慨叹。而苏轼则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累被贬黜，仕途失意，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被贬黄州，游览黄州赤壁，虽心知其非三国古战场，但想到三国周郎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而自己华发早生，却功业无成，不免有感而发，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感慨。共同的遭遇，使他们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了共同的兴趣，并在这一历史人物及其事件上悟出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挖掘出历史给后人的启迪作用。杜诗言“周郎亦侥幸成功，设当日东风不竞，则二乔丽质，将归铜雀台中，在宫女分香之列，安得女儿江山，流传名迹乎？”（见俞陛云《诗境浅说》），一吐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抑郁不平之气。而苏轼诗，则神游故国，仰慕英雄，感叹人生如梦，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愤懑之情。

如上所述，杜牧、苏轼因共同的人生遭遇又先后在赤壁为官，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了共同的兴趣，但两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历史事件的感悟自然不同。杜牧认为周瑜侥幸取胜，出言讥讽；苏轼对周瑜满怀仰慕，行文奔放。

杜牧一反常人所见，别出心裁，从反面设想要是当时没有东风帮助周瑜，孙刘联军败了，那么东吴二乔将被曹操锁进铜雀台，历史将会是另一回事了。短短四句诗，把赤壁之战时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所起的作用，曲折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见解精辟，发人深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对历史事件的评述中，含蓄地抒发了自己的胸怀，睥睨古今，英气夺人。周瑜不过侥幸而得东风之助，自己空有旷世之才，却不得重用。从艺术表现角度看，这首咏史诗从小处落墨，小中见大，匠心独运，从沉埋在沙中的一把折戟入手，引发出思古之幽情，巧妙地将诗意引向著名的赤壁之战，引向这一重大战役的主要人物。后两句设想孙刘联军战败，则用二乔被捉的小事表达，因为二乔，非但是东吴有名的美女，更重要的是她们分别是东吴政绩显赫的孙策与周瑜的妻子。铜雀台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建于邺城，曹操晚年携姬妾歌伎住于其间，二乔锁铜雀，孙刘联军失败，不言自明。这样以小见大，贴切而含蓄。也正因为这首诗不同一般的构思，历代对其褒贬不一，评论颇多，宋许凯《彦周诗话》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死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对此清人何文焕批驳说：“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历代诗话考索》）。

赤壁唐杜牧【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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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量创作“无题”诗，并对后世特别是宋初西昆派诗人产生很大影响的诗人是(D )

A. 王昌龄 B.王维 C.李白 D.李商隐

2、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C )

A.岑参 B.白居易 C.韩愈 D.柳宗元

3、主张文章应“惟陈言之务去”的文学家是 ( A )

A.韩愈 B.柳宗元 C.欧阳修 D.王安石

4、 下列诗歌中属于绝句的是 ( D )

A.陶渊明《饮酒》 B.李白《行路难》

C.王维《山居秋暝》 D.杜牧《泊秦淮》

5、杜牧是唐朝哪个时期的诗人( B )

A.初唐 B.晚唐 C.中唐 D.盛唐

6.《将进酒》的作者是( C )

11、《行路难》中，以自然景象象征人世现实的是( C )

A.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B.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C.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D.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12、“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两句所用的修辞手法是( D )

A.反诘与比拟 B.设问与比拟 C.反诘与比喻 D.设问与比喻

13、宋代作家中，在诗词文赋以及书画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是 ( B )

A. 欧阳修 B. 苏拭 C 陆游 D、辛弃疾

14、“满地黄花堆积，惟淬损，如今有谁堪摘”诗句的作者是 ( A )

A、李清照 B.李白 C.李煜 D.李商隐

15、“中原干戈古亦闻”所用的修辞手法是( D )

A.用典 B.比拟 C.暗喻 D.借代

16、在盛唐诗坛上，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是( B )

A、王昌龄 B.王维 C.岑参 D .杜甫

17、下列诗歌作品属于七言律诗的有( D )

A、陶渊明《饮酒》(其五)B、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C、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D、杜甫《登高》

18、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是( A )

A、韩愈 B、柳宗元 C、苏轼 D、欧阳修

19、下列诗歌中，属于格律诗的是 ( A )

A.《泊秦淮》 B.《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C.《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D.《短歌行》(对酒当歌)

20、《蜀相》一诗是一首 ( B )

A、乐府旧题 B、律诗 C、古风 D绝句

A白居易 B.杜甫 C.李白 D.李商隐

7、杜甫《蜀相》“两朝开济老臣心”中“老臣”是指( C )

A.曹操 B.李斯 C.诸葛亮 D.王安石

8、《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属于( D )

A.山水诗 B.乐府诗 C.田园诗 D.边塞诗

9、中唐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是( C )

A.李白 B.李贺 C.白居易 D.杜牧

10、《前赤壁赋》行文内在情感变化的线索是( C )

赤壁唐杜牧【第三篇】

赤壁

唐 ·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2、译文：

一支折断了的铁戟（古代兵器）沉没在水底的沙中还没有销蚀掉，经过自己又磨又洗发现这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留之物。

杜牧赤壁【第四篇】

关键词重质征史；身世摇摆；情多性软；恃才议论

(一)前言

杜牧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妇人诗，其中亦有不少风情冶荡的作品，然而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军墓志铭》一文中借李戡2之名如是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r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3虽托之李戡，杜牧征引，也是表达了赞同之意。但这一段评论为杜牧招致非议不断，后世学者多认为杜牧亦有淫艳之词，和元、白同病，并不具有批判元、白的资格。自宋始，便微词不断。

叶梦得语：“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观牧诗纤艳淫r,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避暑录话》卷下)4

刘克庄亦疑，“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篇，‘青楼薄’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后村诗话》后集卷二)5

明代学者杨慎复议：“而牧之诗淫r者，与元、白等耳，岂所谓睫在眼前常不见乎？”(《升庵诗话》)6

清人贺贻孙如此问道：“风流罪过，己尚不免，独奈何以此责乐天也？”(《诗筏》)7

也有学者持另一种观点。清王夫之云：“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沈迷不反，以身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叶罗裙一色裁’、‘昨夜风开露井桃’,皆艳极而有所止。……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n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江斋诗话笺注》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8

近人陈寅恪在所著《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丁)《元和诗体》对此亦作了详细分析，认为杜牧贬斥的，“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9,“其二为杯酒光景之小碎篇章，此类实亦包括微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10,因此“杜牧李勘之所以痛诋，要非无故”11。

统而观之，《四库全书总目》在对《樊川文集》的简介中，亦谈及此事，其评论甚为公允，可作为这一段公案的定论。四库馆臣从考据角度出发，“考牧之集，无此论”12,认为“此论乃勘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勘志墓，乃借以发之，故据以为牧之言欤？”13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接下一段评价，“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实出元、白上。”14

这句精辟的论断既解释了杜牧之说获訾的原因，更将杜牧诗作的“冶荡”与“风骨”对立并举，揭示了牧诗驳杂的风貌。观杜牧诗，与妇人相关的作品，数量既不少，而质量尤高。如《赤壁》、《杜秋娘》、《张好好诗》、《题木兰庙》、《题桃花夫人庙》等。他的妇人诗，除了那一类以某个具体女子为专门话题的作品，更喜以妇人为纷繁意象，安插点缀其间，或为取譬，或为纹饰，或为寄兴，确难以为其艳丽浮靡的一面开脱，正如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摘录杜牧的艳句，“元、白、温、李皆称艳手。……杜紫微极为狼籍，然如‘绿杨深巷马头斜’、‘马鞭斜拂笑回头’、‘笑脸还须待我开’、‘背插金钗笑向人’,大抵纵恣于旗亭北里间，自云‘青楼薄幸’不虚耳。”15

然而诗说妇人，就必然流于淫r卑下吗？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发如此一问，“孔子删诗三百5篇，说妇人者过半，岂可亦谓之识见污下耶？”16杜牧诗喜说妇人，在形式上重雕饰擅风情，而诗歌的整体气概风貌却能从脂粉味中翻越而出，自有俊逸超远之神韵，因而高出流俗，不与言意淫靡的艳体诗同流。这种文与质的背离，在整个诗坛都是罕见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杜牧其人其诗，一直都备受争议。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批令后人敲扑不定的妇人诗，探讨的是缘何杜牧之妇人诗会呈现出这样一种驳杂的风貌。原因固然复杂，但联系杜牧生平，大概可从如下四方面得出一些合理解释。

(二)家世与征史

杜牧写妇人喜征史实，重其“质”而不重其姿，表达了杜牧对拗峭劲拔诗风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一方面既反映出其家世、尤其是家学门风的对杜牧思想志向的熏陶培育，另一方面也浸蕴着杜牧对其家世门第的高度认同与推崇，更体现了杜牧对征史知鉴的家学门风的具体运用与标举发扬。

据《旧唐书》17、《新唐书》18的记录，知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京兆万年人。杜牧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春应举东都洛阳，以第五人及第。同年三月，于长安应制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是以又有“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赠终南兰若僧》)19之句。骄矜之色溢于言表，足见他对于出身的自豪感与内心充盈着的对整个家族的依托、认同与推崇。而这种被杜牧内在化了的优越意识――他很清楚自己是谁、应该是谁――为杜牧的自我要求与人生规范提供了追求昂扬向上的内在动力。

京兆杜氏为魏晋以来数百年之高门士族，据杜牧自己形容，“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20杜牧何其有幸，生于这个家族的鼎盛之期。追溯杜牧家世，知祖父杜佑为杜牧这种自觉的优越意识提供了直接来源。杜佑是杜氏一门仕进的巅峰代表，爵位之高职任之多如“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上柱国、岐国公、食邑三千户”21。杜佑在仕途上的得意，也带动了这个家族兴旺的勃勃生机，“子弟皆奉朝请，贵盛为一时冠。”22而杜佑给杜牧最大的影响除了他一手支撑起来的鼎盛门第，更有一部鸿篇巨制。杜牧日后提起的“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23的家族财产，就是杜佑倾三十余年心力写成的《通典》。

陈振孙在私纂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中将《通典》一书纳入典故类，言此书“采五经、群史、历代沿革废置、群士论议，迄于天宝，凡为八门，曰《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24

《四库全书总目》纳《通典》入“通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至其各门徵引《尚书》、《周官》诸条，多存旧诂。……宋郑樵作《通志》,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悉以是书为蓝本。然郑多泛杂无归，马或详略失当，均不及是书之精核也。”25

从上述两段引文中，可知《通典》的体例、大概内容及其后世影响，亦知此书沿革历代有用之实学，非待有大眼界大襟怀之达士方能著作。杜佑卒时，杜牧十岁，自小便重视经世致用的家学传统，生平最为用心者，也就是“列论大事”26、“指陈病利”27。门第观念在唐初高宗武后时就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开科取士的制度逐步稳固起来的中晚唐时期尤其不被看重，而杜牧仍要刻意地凸显自己的门第家世，可以窥见他对于家族门风的主动皈依。

家学传统对于个人的影响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虽不着痕迹，实则渗透了大至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浸淫在小到言谈举止的细枝末节中。杜牧作诗的整体风格，便含摄统领于其家世风习的规导之下。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对拗峭、高卓诗风的刻意为之。杜牧曾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奇。”28又见其论文：“凡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29其在文艺理论上，对诗文气概风骨的推崇置重，一望而知。

所谓“拗峭、高卓”也就是气概豪迈。陈振孙誉为“杜牧才高，俊迈不羁，其诗豪而艳，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30杨慎亦持此说，“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信然。”31李慈铭语“牧之诗力求生新，亦讲古法，故晚唐诸名家中，尤为铮铮。”32赵翼说：“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构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平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33措词虽不尽相同，但都揭示出杜牧妇人诗一个鲜明的个性特征：情致靡艳而气概豪迈。

妇人诗写得情致靡艳，不足为奇；但气概豪迈，就难能可贵了。杜牧是如何做到二者兼备的呢？本文以为，这得益于杜牧所塑造的妇人“重质”的特征。“重质”即具有厚重的质感，这种质量感来源于实存的历史故事。杜牧写得多的妇人，不是寻常的市井女子，而多从一段沉重的历史中抠出一两个明艳的妇人，以之入诗，故妇人的身上多影射着丰富的历史，并以史实为依托，从其特殊的历史定位中汲取了厚重的质量。

纵观杜牧繁多的妇人诗，不难看出，杜牧善于沟通妇人与历史的特点：写历史兴亡中的妇人，以妇人观历史鉴戒。妇人在杜牧笔下不再是单纯的轻浮形象――杜牧很少笔墨对其姿色形容进行具体描画――而具有一种厚重的质感。在《题桃花夫人庙》、《赤壁》、《金谷园》、《题木兰庙》、《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等一些列诗作中，息妫、花木兰、二乔、绿珠、贵妃纷至沓来，撷取的俱是身处历史转变之机的妇人，着意于表现妇人在关键时刻的取舍、作为，更将时代不同而境遇相近的妇人互为比照(如《题桃花夫人庙》中绿珠与息妫的对比，《题木兰庙》中木兰与昭君的互见),将咏史与咏妇人紧紧相系。这样一来，赋予妇人以沉重的历史使命与深厚的历史况味，自发淡却了脂粉俗气，而散发出微言大义的幽远光芒。使读者自然从妇人诗传统的靡艳风情中抽身出来，深入到妇人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感悟深味诗作所蕴藉的潜在意旨，有一读深思，常读常新之致。

“杜牧之《题桃花夫人庙》诗云：‘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毕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仆常谓此诗为二十八字史论。”34

“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惟《题桃花夫人庙》云……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35

是以杜牧咏妇人时亦咏历史，人与史互为依托，彼此照见。这种征实于历史、重“质”轻姿的思路，实则与杜牧于经世致用的家学传统中树立的志向难以割断。杜牧作此类妇人诗，本意并不在炫耀一番旖旎风情，而是在诗作中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与理性知见，妇人虽著绮罗脂粉的浮华装饰，不过是某种历史训鉴的形象代言。

(三)时世与兴寄

杜牧以妇人入诗这一创作形式本事即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杜牧的生年，正是唐代逐渐衰亡的时期，政治压抑，社会制度的种种内在矛盾都发展到了极端。这个时期的诗人，不独杜牧，都表现出在诗歌中频繁吟咏妇人的倾向，整个晚唐诗歌充斥着香软靡艳的风情。杜牧的妇人诗正是这种集体意识的具体表现。

妇人因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失意士人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深切的共鸣。杜牧在诗歌中塑造的诸妇人形象，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她们是杜牧在艺术中的化身，反映的却是现实中彼此共通的穷困失意。而杜牧在写作时，运用对比笔法，将妇人的往昔经历与现实遭际相互映照，努力突出生命纵向流变的态势，赋予了妇人诗悠远而沉重的意味。

杜牧生于德宗贞和十九年(公元803年),应卒于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3年)36。生年五十，然经历八朝皇帝，其中唐顺宗(公元805年在位)登基不足八月便下野，在位时间较长的数文宗，十四年(公元827至840年在位)。其中更替，还存在兄终弟及(文宗之替敬宗、武宗之替文宗)、叔践侄位(宣宗之替武宗)的现象。政局之动荡可由帝王更替之频繁、继承方式之混乱想见。

其时党争甚烈，牛李两派互相倾轧，而其分野又绝非世人所谓“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37那么简单，更受内廷掌权阉寺之控制。陈寅恪先生分析道：“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张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相互呼应，自不待言。”38

唐朝为限制藩镇势力，授军权于宦官，故外朝重臣多阿谀谄媚于柄权之阉寺。阉寺党派既分，则外朝集团自别。政治斗争的整体局势有如一团转势迅疾的漩涡，内廷阉寺处于旋转中心，外朝重臣则是制动中心激发的第一圈涟漪。朝臣权势越重便越接近漩涡中心，无时无刻不处在激烈搅动的状态中。阉寺与权臣互为表里，且层层相递，将争逐之态势逐步推演扩散开来，波及范围之广几乎遍尽整个朝野，而全赖某一派系扶持的皇帝不过是当时占上风之党派集团的傀儡，一言一行尽须看人眼色，稍有主张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俨然成了党派斗争的牺牲。

杜牧处如此之世，亦是由此漩涡诱动的外圈涟漪，还未能进入到中心，就被排斥开去。他托生宰相门庭，进士擢第，生性风流不羁，是以入牛党一派。逢吴武陵举荐，经崔郾知遇，受牛僧孺厚待，直引后人发“奇章似待之太过”39的感慨。牛党待杜牧固然不薄，却一直把杜牧安插在政治决策的中心之外，始终不以经国之才正视。而杜牧少年读史，知兵事关系于国家兴衰胜往，曾祖杜希望亦以边将见用，其主战的政治倾向实与牛党主和的取向相悖。

杜牧身属牛党，政治见地却暗合李党。杜牧在公元843年至845年三年之内曾三次上书献策于李德裕。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反，其侄刘稹留后，八月朝廷发兵征讨，杜牧“移书于德裕……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40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黠戛斯破回鹘，回鹘种落溃入漠南。牧说德裕，不如遂取之，以为西汉伐虏，常以秋冬，当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与之相较，故败少胜多；今以仲夏发幽、并突骑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举无类矣。德裕善之。”41会昌五年复上书李德裕，论江贼事。

杜牧熟谙用兵之道，审时度势，进献佳策。李德裕亦非庸相，然纳其言而弃其人，对渴望仕进的杜牧来说，不啻于先为其擦亮了仕进的火光，倏忽又决然扑灭。杜牧为这点稍纵即逝的光亮，忐忑地等待了三年，死灰却从不复燃。“天下之难得者才也，仅而生之，而或有人焉抑之，或又不能随时知进退得丧，急求表见而反自小之，是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天下之不幸也。”42回过头去反思杜牧最开始的政治取向，幸与不幸，不是单纯由倾向哪一边来决定。党派交替掌权，任何一党的得势都是暂时的，与之相系的士人终不能免升沉荣悴转眼间的命运。杜牧在政治上卓越的军事才能不可避免地被党派倾轧的车辙碾碎了。

仕途的失意形之于诗，自然寻求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来消遣疏泄时代悲哀。张戒《岁寒堂诗话》评李商隐，“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43此语中肯，非特说义山一人，乃道出晚唐一代抑郁之人写情摹态的深层宿因，移至杜牧这里，也正合适。方南堂《辍锻录》云，“晚唐自应首推李、杜。义山之沉郁奇谲，樊川之纵横傲岸，求之全唐中，亦不多见，而气体不如大历诸公，时代限之也。”44以妇人入诗，固然“气体”有限，但杜牧独立于同时代之李商隐、温庭筠的是他于妇人诗中充沛着的高拔意气。这种高拔意气的凸显恰成就于现实处境的穷厄。杜牧在着力书写妇人今昔贵贱迥异的经历时，直视其为自我境遇的一种隐喻，故情真意切，寄寓深远。胡震亨语，“牧之诗含情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以时风委靡，独持拗峭，虽云矫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沈德潜亦评说：“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拗峭矫之。”45乃是发掘出了杜牧于妇人诗中深藏的隐微而悲切的哀痛。

而杜牧之禀赋性情使他不可能有痛斥时政振臂高呼的勇气，他只能连类取譬、曲折隐晦地影射、暗示出内心的愁苦郁结。女人，在这种心境中的杜牧看来，无疑是绝佳的知己。她们没有自由的人格、没有独立的地位，转徙于男性之间以求安身立命，比之于杜牧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徘徊摇摆，何其相似。《奉陵宫人》、《出宫人二首》、《宫人冢》、《宫词》、《月》、《南楼夜》、《杜秋娘》、《张好好诗》等诗都叙写了妇人难以把控自我前途命运随势而下的迷惘与无助。胡仔赞曰：“《宫词》云：‘监官引出暂开门，随例虽朝不是恩。银钥却收金锁合，月明花落又黄昏。’此绝句极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见，不待明言之也。”46

在这一批隐喻特征明显的诗作当中，《杜秋娘》一诗，备叙其贰事人主之辛酸。杜牧三十一岁(公元833年)常往来于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之间，闻漳王47傅姆杜秋娘流落事，“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48杜牧对于杜秋娘的坎坷情状感同身受，其时虽还未有三次上书李德裕的事件，但起于宪宗元和年间的牛李党争却已愈演愈烈。杜牧入仕以来，朝中挂虚名，一直做外放，已经敏感地觉察到自己在党争中难以支持的艰难处境。他是把杜秋娘当做另一个自己来着笔，在这个妇人形象的塑造上投射了自己的一腔郁闷与辛酸。当中“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49一联，既是写实，也勾连触动起杜牧“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50的志向，隐微地反映出杜牧因人而热的被动地位。李商隐《赠司於攀三员外》如是说“杜牧司熳帜林，清秋一首《杜秋》诗。”51贺贻孙谓：“杜牧之作《杜秋娘》五言长篇，当时脍炙人口，……余谓牧之自有佳处，此诗借秋娘以叹贵贱盛衰之倚伏”52,“感慨淋漓”53。杜牧与杜秋，二者同有颠沛游离之厌倦，同有无处可归之苍凉，同有虚此一生之感慨，杜牧喜说妇人，既是中晚唐诗人共通的一种兴寓寄托，也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悲观比喻与凄苦映照。

(四)性情与风致

有如何之性情，能作如何之文章。杜牧作妇人诗时，一反遮掩修饰的传统，以一种彻底坦白的姿态将浮华放浪的行迹暴露出来，炫人耳目，既是率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刻意为之的自嘲；既表达了杜牧对情的真切感受，也可视为一种现眼以警世的消极对抗。

1.杜牧多情，其一指性情气质里深挚而细腻的情感。这种性格特征可以从他对亲友的态度，尤其是对其弟杜觊的关怀里得到明显反映。

大中二年八月，杜牧得宰相周墀援引之力，从睦州刺史内擢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大中三年，杜牧上书求杭州外放，不得。大中四年，转吏部员外郎。同年夏，杜牧又连续三次上书宰相，请外放湖州。求外放为刺史在一仕途渐渐通达的京官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是在令常人费解。杜牧负经国济民之才干，善论兵事，之前作地方刺史时，常与名士唱和，抒其难遇之愁苦。既作京官，得此佳遇，为何反退缩不前呢？实在有悖常理。而杜牧在前后所上宰相四启中都作了相近的解释。

“伏以病弟孀妹，因缘事故，寓居淮南，京中无业，今者不复西归，遂于淮南客矣。”(《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54

“某于京中，惟安仁旧第三十间支屋而已。……某前任刺史七年，给弟妹衣食，有余兼及长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处安活”,55“今秋以来，弟妹频以寒馁来告。”(《上宰相求杭州启》)56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更是卒篇详叙其为弟觊延医疗眼疾之经过，杜牧曾因乞假逾百日而自动离官，如是两次。其作各地刺史时，常以弟为念，多番辗转。而杜牧对亲近之关怀，非止于其兄妹，对晚辈亦言传身教，谆谆教诲。其《冬日寄小侄阿宜诗》57、裴延翰所言“自撮发读书学文，率承导诱”,58“凡有撰制，大手短章，途醉墨，硕夥纤屑，虽适僻阻，不远数千里，必获写示”,59也足见其淳厚之真性情。

“夫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及李党在野之时期”60,杜牧身为牛党进士，其时朝政对杜牧十分有利。但其文中表露出的对骨肉兄弟的眷顾之情，未尝不是促成他对为官施政或远或弃的一个重要原因。杜牧做出的坚持要求外放并最终出任湖州刺史的抉择，也正是他情感深笃的一个率性表现。

2.杜牧多情，也指其具有风流不羁的品性。杜牧出身，门户贵盛。在他身上，既流露出纨绔子弟花柳风流的习性，也折射出有唐一代社会开明所带来的浮华放浪的风气。杜牧之真性情之表现在其潇洒俊爽的一面，这种个性特征造就了其妇人诗艳冶风流的一面。

这种冶艳风流的性情也是家族风习遗传给杜牧的一个方面，不过杜牧将它表现得更为直切。杜牧是公卿之后，但是这种身份定位有在后人看来颇有自诩成分，其实并不尽如所言。陈寅恪先生对杜牧的家世作了专门考证，认为杜氏“虽亦号为旧家，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61――本质不同于山东旧族：杜氏在家族地位上不具备旧族的延续显赫性。杜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属于一般官宦家庭，等到杜牧曾祖杜希望的发达，才给这个没落旧族的前途带来了新的转机。据《杜牧年谱》,杜牧先祖杜周为西周御史大夫，至晋朝杜预为荆州刺史、征南大将军，而后嗣虽世代为官，但鲜有居要职者，渐渐湮没不闻。直至杜希望以边将见用，杜佑以荫补入仕，进位宰相，这个家族才重新振作起来，复归公卿之列。杜佑晚年升嬖妾为夫人，不循旧族家规，知其门风涣散，不及旧家整饬。“夫杜氏既成为旧门，而君卿所为乃与胡族武人同科，在当时士论，至少亦有如李伊衡之‘以妾为妻、家风替矣’之叹。若取较山东士族仍保持其闺门礼法者，固区以别矣。”62又云“知其家风固习于浮薄，不同山东礼法旧门也”。63陈寅恪进一步指出了杜牧对这种不羁风习的继承性。“然则牧之以进士擢第，浮华放浪，投身牛党，不独其本人性质近似使然，亦其家世风习与新兴阶级符合所致。”64

杜牧的风流习性在诸稗官野史中已多有记载流传。最盛传的逸事有以下三条：

晚唐孟に著《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杜牧调戏声伎紫云，“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65

宋人王谠辑录的《唐语林》卷七补遗中载杜牧风流韵事两则，其一为杜牧夜游妓舍，牛僧孺密派街吏保护。后杜牧离任，“僧孺顾左右取一箧至，其间榜子百余，皆厢司所申，牧乃愧谢。”66

后一则为杜牧早年于湖州聘约一女，言十年后归娶。逾期未至而女子嫁人生子，杜牧因赠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67

《本事诗》中所引诗句同《樊川别集》之《兵部尚书席上作》68,《唐语林》中载录诗句似《樊川外集》之《叹花》69,一作“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风流本事是否确凿。历代学者已多有考证。笔记小说所载之人物难免与史无征的嫌疑。杜牧的诸多轶闻虽未一定确有其事，但街谈巷议却尤愿附会相传，也间接地记录下杜牧性情中某些真实的表象。

杜牧之绵软性情辅以风流品性，使他驾驭起妇人诗来，情致妩媚而摇曳多姿，写尽风情异趣。李调元《雨村诗话》有“杜牧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70之誉。而这种纤弱的禀赋性情也成就了杜牧在七言绝句上的不俗造诣。他往往在精短的篇章中揉进妇人形象，写尽曼妙轻倩的阴柔风情。胡仔认为一首《华清宫诗》代表了杜牧在诗歌方面的最高成就。“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1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传播于后世，脍炙于人口，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并白乐天《琵琶行》,卢仝《月蚀诗》,杜牧之《华清宫诗》,石曼卿《筹笔驿诗》,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长不录。凡此皆以1篇名世者。”71

杜牧多情，情多必性软。其妇人诗除了香艳，更有豪情。这种“豪情”的体现并不即兴而来，乃是遭受正面挫折后以另一种方式的尽情宣泄。杜牧虽怀志向抱利器，但终非节气坚韧之义士。杜牧在政治上遭遇挫折时，很少表现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虽有员外郎之名，实则为一奉敕著文歌功颂德之刀笔吏。杜牧在更多时候采取的是迂回、摇摆、逃避的应对态度。葛立方在《韵语阳秋》说，“杜牧之诗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谏垣。奏章为得地，断齿负明恩。金虎知难动，毛亦耻言。撩头虽欲吐，到口却成吞。’至与人论谏尤可怪，谓：‘谏杀人者杀人愈多，谏畋猎者畋猎愈甚。’是欲钳天下忠义之口。有臣如牧，国家奚望哉！”72他为妇人诗，好征史、多隐喻都与其理想抱负被压抑的现实有关，而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情感载体――妇人，在诸多顾虑被消除之后，蠢蠢欲动的心理诉求便澎湃溢出，使得杜牧的艳情绝不似其他诗人那般细腻隐晦，而自有一泻千里难以遏制的气势。

杜牧多被人斥为淫r冶荡，不能专咎后人错会，这种豪情有时亦会过度表现(如前言中提到贺裳于《载酒园诗话》中的摘句)。初读此类诗自有类似“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73的感受，但联系杜牧平生经历，很容易捕捉到杜牧有意自嘲的心绪，亦会与明代学者何良俊有相近的体认：“余尝疑牧之虽有才藻，然浮薄太甚……则知牧之有志于经略，或不得试，而轻世之意顾托之此耶。”74

(五)天才与议论

杜牧天才纵横，高出流俗的思维能力常让他有个性特征极强的认识领悟，能发人之所未发。是以其作妇人诗，多议论而很少放弃创作主体在诗中的话语主导。

胡震亨曾说：“杜牧诗主才，气俊思活。”75杜牧出生长安杜氏，其祖杜佑历任三朝宰相，主持《通典》的编纂。杜牧正在这样一个钟灵毓秀的大家族中生长起来。其家族世代积淀的优良基因在杜牧身上得到集中的显性表达。杜牧天才纵横，在诸多艺术领域均有不俗的造诣。

《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三书画类载杜牧《张好好诗并序》真迹卷，“用硬黄纸，高一尺一寸五分，长六尺四寸，末阙六字。……董其昌跋云：‘樊川此书，深得六朝人气韵。’”76

杜牧在绘画上亦有出色表现。据米芾《画史》云：“颖州公库顾凯之《维摩百补》,是杜牧之摹寄颖守本，精彩照人。”77

卓越的才情使杜牧对于艺术有了标新立异的追求。其驳杂诗风本就是追新求异的一种表现。杜牧作诗，创作心态极其自信。这种自信一则来源于他自己标榜的家世出身，二则来源于对自我才学的充分肯定。这种自信的创作心态最直切地表现为强烈的主体创作意识，使杜牧自发地在诗作当中给自己留出了一片话语空间，并且这个话语空间对诗作意旨具有绝对权威的控制力。

虽说妇人，而为人所钦羡的士族家世的教养又为其追求规定了高卓、不流于俗的导向。与此同时，卓越高蹈的个人素质又使杜牧总有旁人想见不到的崭新观念，总能在众口一词中找到一个刁钻的角度而对事物作出全新的解读，常发人所未发的惊奇怪语。如果说家世门第为杜牧在诗作中于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潇洒俊爽奠定了底蕴，那么天才的艺术鉴赏力则让杜牧之诗掩抑不住风华豪迈的神韵气质。这种超拔俊爽又掺和了杜牧不加掩饰的旖旎风情，故显得意味迥异于同时之人。

如《泊秦淮》、《赤壁》、《过华清宫》等。这一部分作品，是杜牧贡献给诗歌史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也是令后人褒贬争驰敲扑不定的标靶。

杜牧在这一类诗作中常用侧面傅粉的笔法，不直说历史故实，而采取一个偏暗的角度来审度已成定论之往事。其一种常见的以妇人说史实，乃由妇人入题，最后联想到过往的历史。诗意由轻积重，意味绵长，如《泊秦淮》。

而杜牧更擅长的却是其自创的另一种笔法，入题既直奔历史，卒章之句却归结到一两个女子身上，化重为轻，使得沉重的经验教训揭开了后人强敷其上的呆板面具，妖冶一笑，摇曳生姿。正如《赤壁》、《过华清宫》等。这种抽空笔法既是一种创新，必然招致争议。关于杜牧诗的讨论多成为文学史上争论不休的公案。试以《赤壁》为例，看后人褒贬。

许觊首先发难，“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谓措大不识好恶。”78

沈德潜云，“牧之绝句，远韵远神，然如《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近轻薄少年语，而诗家盛称之，何也？”79

当然也存在另一派以为绝妙的批评。如薛雪《一瓢诗话》云，“樊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妙绝千古。言公瑾军功止藉东风之力，苟非乘风力之便，以破曹公，则二乔亦将被虏，贮之铜雀台上。‘春深’二字，下得无赖，正是诗人调笑妙语。”80

何文焕语，“夫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议论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81

谢枋得可谓最知杜牧真心，评《赤壁》“后二句绝妙。众人咏赤壁只善当时之胜，杜牧之咏赤壁独忧当时之败，其意曰，东风若不助，周瑜、黄盖必不以火攻胜曹操，使曹操顺流东下，吴必亡，孙仲谋必虏，大、小乔必为俘获，曹操得二乔必以为妾，置之铜雀台矣。此是无中生有，死中求活，非浅识所到。”82

此是推倒一个既已存在的充分条件，便把既定历史引向了事实的反面。虚化已然之事实，落实未然之想像。这正是杜牧“机锋凑泊”83之处，更是“气俊思活”的构思技法，想前人之所曾想见，确乎“无中生有，死中求活，非浅识所到”。全祖望由衷赞道：“杜牧之才气，其唐长庆以后第一人耶！”84

(六)结语

诚如缪钺先生所说，“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也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85

本文试联系杜牧生平去探讨妇人诗中诸现实因素的反映与投射，虽然只涉及了杜牧生平的四个方面，未能全面展示其妇人诗的驳杂成因，但一些明显的风格特征在本文中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解释。

本文征引材料都据亲眼所见的版本而来，由于时间、资源、能力有限，一些稀有之本未能征引原书，改为转引。如注释第八十条“《叠山先生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卷三”,此书又名《唐诗绝句注解》、《注解唐诗绝句》。“此注本罕见，国内现只存明正德刊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86所以未据原本，便由张金海先生所编《杜牧资料汇编》征引。

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历来按照“知人论世”的传统进行。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接受美学的诞生，文学研究越来越转向研究读者的阶段，文学阅读也日益成为作者与读者通过作品进行的双向对话和交流过程。作者意图被冷漠地搁浅，作者权威被无情地推翻，罗兰？巴特喊出“要给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这个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87。在“作者”被判了死刑的今天，本文仍从诗之本人本事入手，试图给予其驳杂的风格一些合理的解释，是否不合时宜？

但任何一种先进的理论都难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尤其当面对产生年代在此之前的作品，往往失效。杜牧的妇人诗有其特定的发生土壤。自从“诗言志”的传统确立以来，诗就一直成为创作主体鸣哀抒怨的倾诉对象。诗歌在中国古代，既是一种精致的艺术样式，更是民众藉以表达心声的载体。而杜牧所处的唐代，更以诗赋取士，诗歌的表现题材与内容进一步扩大，透射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当时，作者与作品的联系并未向今天这般割裂开来，相反，作者会主动而自觉地在诗歌中融入主体意识。若生硬地套用后世修正过的理论加以理解，难免会带来以今律古的偏差。因此采取“知人论世”的老方法去解读古典诗歌，应该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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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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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缪钺：《古典文学论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33][法]罗兰・巴特：《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8年第1版；

[34]张倩：《谢枋得〈注解唐诗绝句〉版本源流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33卷第4期第87页。

注释

1 总注：本文所引杜牧文章据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所引杜牧诗据(清)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所引杜牧家世、生平，除新旧《唐书》的明确记载外，其余信息则以缪钺：《杜牧年谱・杜牧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缪钺：《杜牧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为主要依据。

2 李戡，即李府君，“戡字定臣，幼孤。年十岁所即好学，大寒，掇薪自炙，夜无然膏，默念所记。年三十，名六经，举进士，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径返江东，隐阳羡里。阳羡民有斗争不决，不之官而诣戡以辨。凡论著数百篇。常恶元和有元、白诗，多鲜艳不逞，而世竞重之。乃集诗人之类夫古者，断为唐诗，以讥正其失云。平卢节度使王彦威表为巡官，府迁，还洛阳，卒。”知李戡曾为平卢军节度巡官，故称李府君。见(宋)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3536页。

3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744页。

4 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06页。

5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1版，第66页。

6 王大厚：《升庵诗话新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1版，第633页。

7 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71页。

8 戴鸿森：《江斋诗话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149页。

9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336页。

1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337页。

1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338页。

12(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1296页。

13 同上。

14 (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1296页。

15 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224页。

16 陈应鸾：《岁寒堂诗话笺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39页。

17 (五代)刘煦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18 (宋)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

19 (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368页。

20 (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60页。

21 (五代)刘煦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3981页。

22 (宋)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5090页。

23 (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60页。

24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60至161页。

25 (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694页。

26 (宋)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5097页。

27 同上。

28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1002页。

29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884页。

30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483页。

31 王大厚：《升庵诗话新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1版，第570页。

32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5月第1版，第632页。

33 (清)赵翼：《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3月第1版，第169页。

34 (宋)许觊等：《许彦周诗话(及其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第7页。

35 (清)赵翼：《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3月第1版第163至164页。

36 据缪钺先生《杜牧年谱？杜牧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考订，傅璇琮先生在《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版，第三册，第193页)亦持此说。

37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版，第275页。

38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版，第288页。

39 (明)何良俊：《四有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227页。

40 (宋)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5097页。

41 (宋)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5097页。(五代)刘煦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3986页亦载此事。

42 黄云眉：《鲒瓮の募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440页。

43 陈应鸾：《岁寒堂诗话笺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39页，第85页。

44 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302页。

45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33页。

46 (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109页。

47 漳王，李凑。公元813年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事败，李凑被宦官王守臣等诬为与宋申锡谋反，贬巢县公。

48(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37页。

49(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41页。

50(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52页。

51 周振甫：《李商隐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第173页。

52 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87页。

53 同上。

54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1015至1016页。

55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1018页。

56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1019页。

57(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60页。

58(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5页。

59(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5页。

60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版，第275页。

61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版，第282页。

62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版，第282页。

63 同上。

64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版，第283页。

65 丁保福：《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第15至16页。

66 周勋初：《唐语林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1版，第621至622页。

67 周勋初：《唐语林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1版，第624页。

68 丁保福：《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第345页。

69 (清)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第369至370页。

70 詹杭伦、沈时蓉：《雨村诗话校正》,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0页。

71 (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10至13页。

72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4月第1版，第566页。

73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1版，第三册第202页。

74 (明)何良俊：《四有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227页。

75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75页。

76 (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第678页。

77 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94页。

78 (宋)许觊等：《许彦周诗话(及其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第13至14页。

79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28页。

80 (清)薛雪等：《原诗・一瓢诗话・说诗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45至146页。

81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4月第1版，第816页。

82 张金海：《杜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卷三引《叠山先生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第134页。

83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1版，第233页。

84 黄云眉：《鲒瓮の募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439页。

85 缪钺：《古典文学论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68页。

86 张倩：《谢枋得〈注解唐诗绝句〉版本源流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33卷第4期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