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参考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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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中的人物【第一篇】

关键词：挑战　历史　环境　思想精神

鲁迅，出生于1881年，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能让思想的光芒走出20世纪的思想家。19世纪20、30年代，当人们提及鲁迅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的精神，他是五四时期的先锋作家，他宣扬民主，自由的思想，倡导新文化运动，剖析国民劣根性，讽刺庸俗，市侩，麻木不仁的政客和下层百姓。在政治黑暗，时局动乱的年代里，鲁迅精神为人们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他是当之无愧的19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斗转星移，到了新时期，在灿烂的文化星河中那些已经距离我们遥远的文化依然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而这价值本身带给我们的是包含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所以当我们思考处于当今社会的人们对于鲁迅精神的理解与体会是否还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深刻的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不言而喻了。无论是由于时代变迁还有由于思想差异，毋庸置疑，鲁迅的精神开始受到挑战，这是历史与现实相统一造成的结果。

首先，鲁迅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鲁迅笔下的文章无一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阿Q正传》中，阿Q所持有的“精神胜利法”是国民麻木不仁，苟且偷安的典型，又如《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痴狂”,是激进的革命者群像的代表。第二，鲁迅的精神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鞭挞讽刺如阿Q这样虚伪的灵魂，他同情如祥林嫂这样的弱者，他又褒扬如刘和珍君这样的革命战士，而这些都是在战争，混乱的年代中的体现。上述两点可以分析出：鲁迅宣扬革命，倡导革命，并致力于投身其中。人们日益注视到鲁迅在革命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将其放大。因此长期以来鲁迅就被作为政治人物架在很高的位置上，人们在这种长期的思维模式中，谈到鲁迅，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的政治精神，将鲁迅神化。等到新时期解放以后，鲁迅精神开始受到挑战，“左”的思想使鲁迅精神走入歧途，使鲁迅精神开始走向政治化，实用化。从五十年代到前，几次文艺理论大争论中涉及到对以前理论的重亲评价，清算过去持“人有共同心理”的观点，并被重新审判称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尤其在期间，统治者错误的将阿Q认为是落后劳动者代表的典型，利用阿Q有要求革命的一面借以发动群众，发动下层百姓投身于革命中，使革命队伍壮大。但这是建立在对人物错误的分析，对鲁迅精神错误的应用的基础之上的。统治者是以煽动群众为目的，所以必然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在这期间对于鲁迅作品的曲解及将鲁迅作为政治人物束之高阁，会使鲁迅精神发展曲折前进。

其次，社会思想需要和已经开始进入平凡境界，这样常人的思想就会和社会思想要求达到一致，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习惯于用平凡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体会人和事，而过去所宣扬的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一直被架在常人无法企及的位置上。尤其是在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方面：第一。从何鲁迅精神方面来说，鲁迅对过于国民性自上而下的剖析，对革命彻底性的阐述，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文学典型，在近代文学史中，至今为止都无法有人超越。上世纪初叶的人们处于战乱中，水深火热，民不聊生，那时期的人们思想需要像鲁迅这样的人物出现，用鲁迅精神来灌输，注入已经麻木的灵魂，来达到满足和激励的作用，因此人们将鲁迅视为“鞭挞灵魂和拯救灵魂的人”。第二，从关于鲁迅研究方面来说，长期以来文艺界素以鲁迅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鲁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思想进行研究。从30年代开始，人们对鲁迅其人，其作品的研究就不断，诸如与鲁迅处于同时期的沈雁冰，周作人等。大量涌现出研究鲁迅的专著，与此同时，针对于鲁迅作品中的人物研究中“典型”“共鸣”这些词汇等高频的出现。这使鲁迅研究层次逐渐的抬高，并逐渐走向专业化，使鲁迅研究成为高规格的精英文化，而且从事其研究的人的文化素养及专业知识要高于普通人。这就在无形中熔断了常人思想与鲁迅思想的联系。

最后，时事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受到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在批判个人迷信，神化的同时，把鲁迅及对鲁迅的研究也作为这方面的内容一起拒绝了，过去人们将鲁迅和鲁迅研究推崇颇高，甚至达到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程度，而人们在批判这些错误的举动同时，不免将鲁迅正确的精神和思想当做是致使人们迷信的原因之一，这会使鲁迅所倡导的精神中原本积极地思想一起拒之门外。

第二，社会文化思想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导致人们对于“意义”的追求退居不重要的地位。现在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齐头并进的年代，人们在物质满足与精神追求中致力于达到平衡。鲁迅的精神对处于上世纪与他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甚至是几代的人有深远的影响，但这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战乱的年代中，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基本生活水平根本满足不了，精神上更是遭受极度的打击，在这种物质与精神二者失衡的状态下，鲁迅精神对于饱受侵略压迫的人的慰藉，对于奋身革命的人的激励，对于麻木灵魂扭曲的人的鞭挞，是鲁迅的贡献，更是时代的产物。鲁迅精神适时的“出世”,无论是时事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事，都是出于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在看今天，人们生活在安稳的没有硝烟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思想中增添了几分“安全感”,不会时刻准备着为保护自己的家园而战争，和平年代使人们有安逸的生活空间，人们对于鲁迅研究加入了许多现代的思想，但是对于鲁迅精神所赋予的时代意义的体会却略显失色。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第二篇】

关键词：讽刺艺术；“吃人”主题

鲁迅与斯威夫特都是著名的讽刺大师，虽然二人来自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在生活经历、生存环境、创作手法、个性特质方面两人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饱尝人世的艰辛，世态的炎凉；两人都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对所处的时代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在两人的作品《狂人日记》、《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他们都借用了“吃人”这一主题去揭示各自所处的社会的黑暗现实，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及彻底的否定，从而表达出对于各自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然而相同的主题与创作手法下，二者在拥有很多相同点的同时仍存在极大的差异。

一、鲁迅与斯威夫特讽刺艺术相同点

1. 皆惯用反讽揭示社会残酷现实

作为著名的讽刺大师，鲁迅和斯威夫特可以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们在创作中娴熟地使用了戏拟、影射、夸张、对比、反讽等艺术手法，而运用最出色的则是“反讽”这一修辞策略。反讽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一种语言的错位，即叙述语言或人物语言与人物、观点、情调、文体等不相契合一致，存在较大反差，即言非所指。《狂人日记》中体现最突出的是其中“小序”与正文内容上出现的错位。“小序”的叙述者“余”是一个正常人，其叙述采用文言文体，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小序”是以“正常”的立场和语态写成，给人的印象就是交待“日记”的来龙去脉，证实正文内容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小序”中提到了正文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曾经“迫害狂”症患者，在经历过狂病之后病愈并“赴某地候补”。正文部分“小序”的叙述者“余”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迫害狂”杂乱无章的疯言疯语，正文以阿拉文库日记体写成，“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1，这样的日记内容似乎不太具真实性，“迫害狂”“我”实不能做出“小序”中“赴某地候补”的行为。“小序”与正文在内容及形式上有着尖锐的冲突与矛盾，形成了强烈地反讽的效果。故事的叙事结构呈现出的巨大张力，也吸引读者深入作品的表层究其深层内蕴，。

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从标题至结尾斯威夫特把反讽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标题“A Modest Proposal”中的“modest”可译为“小小的、温和的”。“小小的、温和的”建议实质却“残忍”得“令人发指”。斯威夫特以忧国忧民的“献策者”的口吻，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道出“把爱尔兰婴儿喂养后宰杀卖给不列颠富人做食物以赚钱，减轻他们贫困父母的负担”。为了使看似荒诞不经的建议具有说服力，斯威夫特引经据典，罗列数据，从头至尾不露声色、超乎寻常的冷静语调让人不寒而栗，文中表层话语与深层意义之间的错位形成巨大的审美张力，让读者体验到一种酣畅淋漓的。

2. 皆以“吃人”主题关注时代的生命意义

当深入鲁迅各个时期的作品去进行解读时，我们会发现，“吃人”主题在很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生命被吞噬’确是鲁迅式典型的主题；而生命被吞噬后，周围的人们回到自己生命的轨迹中，曾有过的灾难就这样被忘却了，被掩埋了，这于鲁迅是更为悲壮的”2；鲁迅也曾说，“（造物主）实在将生命造的太滥，毁得太滥了”3，中国的封建节烈观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是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4。在《阿Q正传》结尾，“看/被看”的示众场面已被转化为“吃/被吃”的认知，而被看客们的眼睛咀嚼着灵魂的，岂止是阿Q，《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孔乙己》中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甚至还有《药》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风波》中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七斤，《故乡》中在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在酒楼上》中敷衍模糊、无聊生活着的吕纬甫，都卑怯地在重重压迫屈辱下不死不活地苟且偷生。

斯威夫特的“吃人”主题集中体现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建议”中提出“将爱尔兰十二万婴儿中的十万婴儿提供给富人当成桌上佳肴”，此外“建议”详细介绍了婴儿肉的烹饪方法，“焖、烤、焙、煮皆无不可”；”而我也确信无论做成炖重汁肉丁和蔬菜炖肉，他们都一样美味可口”。此外，数字的运用也让这个小小的建议听起来毛骨悚然，“在招待朋友的筵席上，一个孩子可以做成两道菜，家庭聚餐的话，孩子的前后腿的四分之一已经可以作为一道好菜了，如果加点胡椒粉和盐放上四天再煮，味道将更好，尤其是在冬天。”“吃人”字眼在“建议”中反复出现，撕碎了西方文明道貌岸然的道德观念，通过“人吃人”的恐怖意象，斯威夫特成功地揭示出爱尔兰人民的贫苦现状以及“英国正吞噬着爱尔兰”这一深刻主题。

二、鲁迅与斯威夫特讽刺艺术之差异

1. 真实与想象；对比与夸张

鲁迅与斯威夫特的作品虽然都惯用讽刺去揭示社会残酷现实，但细比较之下，鲁迅的讽刺艺术诉诸真实，常用强烈的对比加强主题；而斯威夫特的作品多诉诸想象，描写更显夸张。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赵京华说，鲁迅用他独特、灵动、活泼的创作形式，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谈及自己的杂文，鲁迅自称“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中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走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特别一提，就动人”5。可见鲁迅作品中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是生活中常见的被人们忽略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的真实。此外，鲁迅作品中对比手法亦贯穿始终，从景物到人物，从性格到情感，无不以对比方法突出人物形象，展示时代背景，揭示社会主题。《故乡》中闰土先后形象的对比，《孔乙己》中短衣帮与长衫帮的对比，《祝福》中祥林嫂前后情况对比无不如此。

较之，斯威夫特的作品写实的少，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关于爱尔兰人民的苦难也仅用寥寥数句概括，“对于走过这座大城市，或在乡间旅行的人，他们看到的这些景象真是悲凉：街上、马路上、茅屋内挤满了女乞丐，后面跟着三个、四个或六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向每个路人强要施舍。”，其中很多都不是直观、客观的描述，而是掺杂了作者的评议，使得人民的苦难并不能如“建议”的内容一样激荡人心。《格列佛游记》更是如此，书中对英国以及欧洲的描写出自格列佛之口；作品中不乏奔放的想象、奇特的构思，充斥着想象与夸张，书中“奇闻”和“怪现状”颇多，如利立浦特小人国用比赛绳技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利立浦特国与不来夫斯古国之间的矛盾争论是“打鸡蛋是大头还是小头”，飞岛国“拉格多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试图收集黄瓜中的阳光，把冰烧成粉末变作火药等，这些“奇闻”和“怪现状”恰是背离了鲁迅所倡导的讽刺的真实。

2. 讽刺的对象不同

鲁迅的讽刺对象全面而深刻，官僚、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大事件以及社会现象等都可成为其讽刺对象。相比斯威夫特，鲁迅的讽刺对象更具体直接，指向更鲜明，讽刺直指每一个具体的人，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独立性，是独特的、有代表性的个体，通过他们的生命真实进而揭示社会现实。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阿Q、杨二嫂、赵七爷等都是一个个独特的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语言、神态、情感等无一不真实，对他们的尖锐讽刺，直接体现了鲁迅对“病态社会”的无情揭露。鲁迅讽刺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对病态社会的种种丑恶落后现象的讽刺，而是着重于挖其“病根”，把讽刺的锋芒对准旧的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着重透视人物内在的精神状态，剖析“国民性”和“国民的灵魂”，并追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如《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祝福》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药》着重描写了民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

斯威夫特的讽刺指向是群体，讽刺的对象是一个个抽象的群体，人物缺乏具体的个性，不论是小人国的大臣，还是慧马、雅虎等等还是“建议”里的谋臣策士，他们的形象都进行了夸张处理，人物的语言、行为、样态都缺乏真实性。斯威夫特作品中的人物都构成一个个抽象的指涉现实、诉诸讽刺寓意的群体形象，个性模糊。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人物都是“某种抽象人格的单一化身，多半是现实或虚构的社会现象的平面影像”6。这类人物表现出单一的特性或性格，如若贪婪，那么贪婪性格的一切特征都浓缩或加以夸张的体现在一个人物上，这种性格突出的处理手法增强了语言的讽刺效果，也使得读者对这类人物愈发憎恶。斯威夫特的作品中令人憎恶的抽象人物比比皆是，在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腐败猖獗、制度落后等现实的同时，这或许也是其抒发其内心愤懑以及不满的方法。

3. 讽刺的意旨不同

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7。鲁迅讽刺的目的在于在体验感触后通过创作将社会现实存在的假恶丑真实地“揭露”出来，以期改良社会的人和事。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于不幸的民众，鲁迅对他们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根源于对他们无法言说的爱，给其以含泪的嘲讽，笔锋虽尖刻，但出发点“常常是善意的”，是为了鞭笞他们、揭示他们的病苦，使其能自我觉醒与反思，其根本目的在于抨击旧社会的种种病态、给予疗救。

如果说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麻木的中国看客和苦难者的群像，那么斯威夫特则以辛辣的文字揭示社会的腐败，成功地“以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群概念化的人物”8，对其而言，与人物塑造相比，“以讥讽抨击时弊才是他创作的宗旨”。由于人生中经历了太多党派的斗争，见识到了宗教事务及社会体制的各种腐败，斯威夫特的讽刺包含某些对人性及人类社会的悲观见解。在进行创作时斯威夫特在其作品中有过多的主观、悲观色彩，这难免使其作品偏离了艺术创作的视角，使得其讽刺作品似乎是“为了讽刺而讽刺”，文字似乎成了其工具，讽刺才成为其创作的宗旨。

4. 讽刺基调不同

在讽刺基调上，鲁迅反抗绝望、憧憬希望，而斯威夫特则是绝望的抗争，二者存在本质的不同。

鲁迅赞赏《儒林外史》“婉而多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就是笑中带刺，“戚而能谐”就是笑中带泪。鲁迅主张在“幽默中含有讽刺，在含蓄的诙谐中含着悲愤”9。鲁迅作品中包含两种讽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讽刺，意在揭露与批判；对劳动群众的饱含热泪的含蓄的讽刺，意在揭示他们思想痼疾根源之所在，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为使人们看到希望，他着意在作品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10。”《呐喊》和《彷徨》等诸多作品同样显示出“婉而多讽”和“戚而能谐”的讽刺艺术。鲁迅创作的作品虽很多都笼罩着黑暗，流露出作者的忧郁和哀伤，但是却也包含着希望和憧憬，鲁迅始终相信，“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11。

周作人认为斯威夫特“多理性而少热情，多憎而少爱”，也有学者认为《格列佛游记》中的第四部，“斯威夫特对人类巨大、强烈、超越了现实和合理范围的仇恨，令我们在仇恨人类的同时也对他的想像力产生不容怀疑的厌恶”12。《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斯威夫特在对本民族人民的思想、精神面貌的展现上缺乏热情，在描写人民生活困苦时寥寥几笔一以概之，此外从文中最后一句“我本人并无适龄子女，不能从中获取分文，因为最年幼的儿子已经9岁，而且妻子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也让读者在领悟斯威夫特辛辣嘲讽的同时感觉到句中的论调似乎视自己为一个旁观者，一个看客，对本民族人民的痛苦带着距离的审视，作者的孤傲个性渗透其中，作品中更多的是苦涩绝望的冷嘲与宣泄以及一种没落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精神。

总之，鲁迅身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看到了由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意识的沉淀，经过长期压迫而变得麻木了的人民难以觉醒。他弃医从文，就是要改造国民性，找出中国人民的精神病苦。其讽刺艺术刻画挖掘到人物灵魂深处，使得人物塑造不仅是表面的真实而且是内在的真实。英国批评家阿诺得曾说作家需“沉静地整体地观察人生”，那么反观斯威夫特，他对人生的观察则较鲁迅而言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斯威夫特想象多于现实，冷嘲重于揭示，虽然其作品以英国社会现实为基础，但是真实的描述以及典型的人物塑造极度欠缺，以至于《格列佛游记》中情节的幻想性误导了两三百年来的许多读者，他们为其中虚构的童话般的神奇世界所吸引，把这本经典讽刺小说误读、误译成童话或游记作品，这对斯威夫特这位讽刺大师来说未免不是一大讽刺。

注释：

1鲁迅， 狂人日记， 《新青年》第4卷第5号， 1919年。 转引自钱乃荣， 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第1卷：1900～1919[M]， 上海大学出版社： P285.

2钱理群， 鲁迅作品十五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4月： P4.

3同上， P5.

4鲁迅， 灯下漫记》，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89.

6同上， P76.

7鲁迅， 且介亭杂文集・什么是“讽刺”？[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曹波， 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M].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11月1日： P75.

9刘正强，管窥蠡测录：刘正强文选[M]，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01月： P527.

10鲁迅，《自选集》自序。

11鲁迅全集，第5卷，P198-199.

12马克・舒勒：《（纽约时报）书评一崭新的新语言》，载《西风吹书读哪页―100年精选》。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第三篇】

中国“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在血雨腥风的险恶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反动当局冲锋陷阵，功勋卓著。不幸，他积劳成疾，五十六岁即逝世于上海。当时，有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等各界名流执绋及演说，有数万市民自发祭奠及送葬。民众代表献上书有“民族魂”的黑字白底旗，盖于鲁迅棺上。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就是这样一位民族伟人，在生前曾遭到难以尽述的曲解、诋毁、围剿。当他去世以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依然遭受着一批人的贬损、诬蔑、颠覆。其中，有少数批评者是属于学术论争。但不少围攻者蓄意找伟人、战士撒屎泼污，他们以为搞臭了鲁迅，他们也就成了“名人”、“英雄”。我坚信：有缺点的战士永远是战士！“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各方面都欣欣向荣。思想解放，文坛兴旺，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下，几个狂人又捡起了贬损、颠覆鲁迅的破幡，轮流表演闹剧。我这里只选择几个反鲁小丑们的部分奇谈怪论来展析，让大家认清他们的不良心术。

先看看大陆的几个“新生代作家”、“后现代诗人”攻击鲁迅的例子。1998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韩东叫嚷：“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则不能。因此他的反动性不证自明。”吴晨骏叫嚷：“鲁迅杂文谁都可以写。”赵刚叫嚷：“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过去的话题。”朱文叫嚷：“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这种带着情绪化的箭雨，明显地表达出一种不正常的逆众心理。我不必多费口舌反驳，只反问两句：“你们根本不看鲁迅的作品，如何能判定其高低优劣？你们讲人们不能对鲁迅作品说三道四，那么，别人的和你们的一些诬鲁言论，不是已有几十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吗？”

再看《芙蓉》杂志1999年第6期上，葛红兵发表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首当其冲的是鲁迅。还有钱钟书、巴金、冰心等等名家的作品都被葛红兵运用“李逵斧法”来“排头砍伐”。真可谓重现了中“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霸气”。葛红兵原是湖北某大学教师，也是新生代作家，出版过小说。后来，他“乾坤大挪移”，飞到上海，当了教授。他为了吸人眼球，别出心裁选了新角度攻击鲁迅：“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为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这不是怯懦吗？”所谓鲁迅拒绝刺杀任务，这是查无实据的传言，葛红兵捡到一张垃圾纸条也拿出来当诬鲁迅的证据，人品文品都太低级了。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革命家，都有选择战斗方式的权利。爱国者一定都得血溅三步当烈士吗？葛红兵自诩爱国，我反问红兵两句：港台勇士，曾到周边宣示国土，你为什么不能做？南海渔民，曾与入侵者奋勇肉搏，你为什么不能做？你现在按月领取国家工资，却教唆青年颠覆国人心目中的“民族魂”。但是，你对曾经为纳粹效忠的外国作家海德格尔，却偏偏要推崇为“伟大的思想家”。另外，我从网上看到你还曾发表过《中国应该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认为“中国各地二战纪念宣传都是以宣仇为基本目的……”对比上述一些材料，我们看到了葛红兵异于常人的“鲜明爱憎”！

目不暇接，我们又看到了《收获》杂志2000年有王朔等人贬损鲁迅的文章，“擒贼先擒王”，我先抓住王朔《我看鲁迅》一文。他说鲁迅“算不上作家”，将鲁迅作品几乎全部否定，只认为《故事新编》具有可读性。王朔是一个自由作家、痞子作家。他的文化思想，就是要消解崇高，颠覆传统。王朔用下流的语言说要对鲁迅“耍王八蛋”。这正对应了他作品中的一句典型炼句：“我是流氓我怕谁！”

与王朔气味相投，此呼彼应的是韩石山。他曾担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自己无多少“创见”，只会紧跟王朔，配合王朔向鲁迅放炮，下面略举几例。

王朔说：“鲁迅没有思想，不知道鲁迅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

韩石山道：“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单调与贫乏。”

王朔说：“鲁迅光靠几篇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有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

韩石山道：“鲁迅光有那么十几本杂文……怕也难让众多的人服气。”

王朔说：“焚书伉儒，可是没有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

韩石山道：“到了一九六六年，就和鲁迅一起发动了‘’”。

对照两人的表演，如此一唱一和，狼狈为奸，中外文坛实在少见。

王朔、韩石山都写过几部小说，他们抬高小说，贬低杂文的用意，路人皆知。我认为：文学体裁，只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载体；任何作品的社会效果，主要决定于内容而不是文体。小说中既有伟大崇高的作品，也有卑鄙下流的作品；杂文中既有捍卫真理的作品，也有阿谀权贵的作品。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鲁迅，这命题并不成问题，但研究也好，论争也好，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唯物的观念去分析。决不能以个人的喜恶作为取舍标准。身材魁岸，不一定是伟大人物；小说厚长，也不一定是辉煌著作。至于中“”抬着鲁迅灵位去整人，你们却要长眠的鲁迅承担后果，这逻辑也太荒谬了吧！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鲁迅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和洞察，对人的个性解放关注和呼唤，对国民劣根性弱点的揭示和批判，其广度和深度，中国至今有哪个文学家、思想家能与之比肩？当然，鲁迅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缺点甚至错误。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判。不要信口雌黄，青蝇点素。更不要以为巨人已经闭目，不能抗争，你们就可以鞭尸一阵，然后“得胜回朝”了。这只能证明你们的浅薄和卑劣。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鲁迅被一些进步的如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攻击，也被旗下的反动文人围剿，鲁迅坚韧斗争，不懈奋进。当时，创造社主要成员、著名作家郁达夫独具慧眼，认识到鲁迅的伟大，1933年写了一首《赠鲁迅先生》的诗：

醉眼朦胧上酒楼，

呐喊彷徨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

不变江河万古流。

鲁迅逝世后，郁达夫又在《怀鲁迅》一文中激情地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新时期以贬损鲁迅为荣的几条汉子，能否从中思索一下？能否有点自省精神？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第四篇】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封建势力；看客形象

“鲁迅”是他 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 鲁迅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学形象，一种审美形态，我们应该以哲学眼光来审视。要以一种新的典型观去把握它的本质。如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已从东方步入西方，文学典型总是这样没有国界，超越时空，而富于永久的艺术魅力。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就是通过阿 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

1.逃避现实的阿Q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农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所谓反抗，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一生的“行状”里，他的性格显示出很多弱点或者说病态。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发展，就是欺凌弱小，借以转嫁痛苦。他要取得实际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凌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凌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阿Q这种欺凌弱小的恶劣行为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1]中国近代蒙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奇耻大辱，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从残酷的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的自欺欺人，不思变革自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也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

逃避现实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一种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心理。鲁迅描绘的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2]对国人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中国得救……只要青年们……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2.被毒害失去反抗力的“木乃伊”形象——单四嫂

单四嫂是小说《明天》的主人公，“是一个粗笨的女人”，她勤劳善良，丈夫去逝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敢改嫁，只想靠着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然而宝儿生病了，她抱着宝儿，在“黑沉沉”的灯光下发愁时，没有人帮助她，无赖蓝皮老五和红鼻老拱反而还打她的主意。她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然而却是失去任何反抗力量的妇女形象，她的命运极为悲苦，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向她袭来，但她没有任何的不满和反抗，一味地用对命运的顺从、屈服，幻想改变或减少自己的灾难和痛苦。宝儿生病后，她向神求签、许愿；在宝儿死后，又幻想“明天”宝儿会好好地睡在自己身边，而当这些幻想一次次破灭后，她只是“想赶快睡去”，在梦中去“会她的宝儿”。她的宝儿是被残酷、落后、冷酷的封建制度吞噬了，也是被她自己的愚昧、落后、迷信杀害了。单四嫂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妇女的毒害，揭示了国民的弱点。在她身上，体现作者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妇女的深切同情，对她们的麻木、愚昧、任凭命运摆布的精神感到痛楚。她是一个彻底被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压抑了、毒害了，如同“木乃伊”般的失去任何反抗力的妇女形象，而这在后来的祥林嫂身上得到了大的进展。

从这些妇女形象可以看出，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的，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它一般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文学认识生活的方式之一，所以它常常是叙述文学的至高的美学追求，也更是人物塑造达到艺术至境的标志。 [科]

参考文献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第五篇】

鲁迅纪念馆现有五个展室。首先是他当年的卧室，简单的家具和卧具。在一张陈旧的木方桌上摆放着一套茶具，是棕褐色的紫砂大壶，还有四个同样色泽的紫砂茶杯，让人想到了他的《喝茶》，还有先生其它关于喝茶的文字……

重修后增设了“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室，镇室之宝是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赠送的一只木制行李箱，这只木箱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陪伴鲁迅多年，弥足珍贵。该室还展出了鲁迅1926年在厦大寄给许广平的明信片、鲁迅即将离开厦大时与林语堂等人的合影、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手稿的复制品、鲁迅与许广平使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如指甲刀、毛线团、老花镜、放大镜等等珍贵物件。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却是该展室里一件比较平淡的展品一一茶壶套。如果没有文字说明，看不出这个白布的物件是个什么东东，白布原来可能是一条手绢，一条绣着葡萄和葡萄叶片的手绢，经过缝制与改良，变得臃肿起来，成了“茶壶套”。它文字说明是这样告示的：“许广平为了让鲁迅冬天也能喝上热茶，特缝制了这个茶壶套。”而看着这个茶壶套我们应当可以推定，鲁迅先生是喜欢喝茶的，而他在读书写作手不离壶的当头。却又常常怠慢了茶壶，因而茶壶也就怠慢了他一一给他一壶冷茶！冷茶伤胃，冬日尤甚，这点先生不会不懂的，只是一旦专情投身于读写，也就自然冷落了喝热茶的欲念。以至于许广平看了心疼，于是才有了这个特殊的展品――茶壶套。

我在《关于(喝茶)》一文中曾断言鲁迅是不会喝茶的，也曾就此论调在一家茶网发过帖子与各路茶友探讨，我写道：“鲁迅与周作人难得有同题的文章，不料清茶一杯，兄弟俩喝出的感觉竟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的《喝茶》写于1924年，鲁迅的《喝茶》写于1933年，后者似乎有点跟老兄‘对着喝’的味道。不客气的说鲁迅是不会喝茶的，他如果也有周作人的闲情逸致，(这种如果。其实无异于如果普希金不去决斗。如果聂耳不去大海畅游一样，似有人物个性之嫌)，他的肝火一定可以减半，而寿命极可能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