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推荐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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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第一篇】

本文对行政授权理论初步分析，发现行政授权理论的部分局限性，针对问题完善行政授权理论体系，提出行政授权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观点。

行政授权理论是研究行政授权的综合性理论，涉及权力来源、授权本质、外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的行政法律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授权理论，发展行政授权理论对适应社会发展和建设和谐政府有重要意义。

一、行政授权理论概述。

行政授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法律文件中一般表述为授权。

胡建淼教授在《行政法学》一书中，将行政授权定义为：单项法律、法规、规章直接决定，或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授权性规定，有行政机关间接决定，将某方面或某项行政职权授予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行使并独立承担相应责任的行政职权配置方式。

获得授权后，被授权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并对外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何定性行政授权，是行政授权理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有学者认为，法律法规或规章直接决定是一种授权行为，其实无论是法律法规或规章直接决定还是将行政职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间接决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行政机关将固有的行政权力依法授给有关组织，实质还是“权力的转移”。

行政职权原本是立法直接赋予行政机关由其行使的专属权利，但是在特殊条件下，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派出机构及其他组织也能成为行政职权的独立行使着和责任承担者，表现为通过授权性法律法规将行政职权授予特定组织享有和行使。

所以，有学者认为行政授权理论不仅包括法律、法规或规章对有关组织的直接授权，还包括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条件下，通过法定的程序和形式，将自己的行政职权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有关组织，后者据此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职权，并承受该职权的行为效果，行政授权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转移。

二、行政授权理论的局限性。

该行政授权理论将行政主体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相分离，把我国行政法学的行政授权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行政授权依据过于绝对化。

首先，行政授权理论依据是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把行政授权完全建立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基础之上，过于绝对化。

只要法律、法规或规章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便可将自身职权授出，而不区分此规定是否合法，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规定。

其次，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行政授权的称谓有10多种。

除了明确的“授权”之外，还有其他称谓。

(3)“决定”，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4)有关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职权的规定，对行政职权的转移以“代扣”“代收”等词语笼统含糊地表示。

上述规定都符合法律、法规许可的范畴，全都认定为行政授权的话，被“授权”主体将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这种只要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就可以授权的形式，人为的扩大了行政授权的范围，导致出现行政授权背离现实的结果，既与实践相脱离，又不能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会误导立法和执法活动。

(二)行政授权理论欠规范化。

由于法律、法规对行政授权的形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就有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往往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授权不规范的现象。

(3)在实践中，往往没有一个规范的授权程序，程序合理是公正结果的保障，没有规范的程序，就不能保证公正的结果;(4)行政授权的形式也不统一，实践中大多口头通知、会议决定，内部文件等形式并存，没有一个信息公开的披露，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找不到正确的行政主体作为被告。

三、行政授权理论的发展。

显然此理论很多方面都亟待解决，行政授权理论不在于未能与立法、司法的规定保持一致，而在于其未能反映出行政授权的本质，导致其无法指导实践。

行政授权理论的发展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顺行政授权法律依据，规范行政授权法律用语。

行政授权法制不完善是导致行政授权混乱的根本原因，行政授权的依据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规章，但是要对行政授权的法律依据做出限制，并不是只要在法律、法规或规章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便可将自身职权授出，要审查行政授权的合法性和行政机关是否有权限来进行授权。

另外对于法律规定中的用词也应规范化，明确授权和委托等相关概念的区分，分别建立各自的法律体系。

(二)完善行政授权程序，加强行政授权监督。

行政授权理论欠规范化，行政机关应制定合理的行政授权的程序，加强行政授权的监督。

首先行政授权之前要先调查，确定授权的必要性和授权者的资格，然后根据调查情况确定受权者;授权者在做出授权决定之前，应组织相关人员召开听证会;最后制作授权决定书并公布授权书。

授权不是放权，授权者要加强对受权者的监督，加强权力机关监督、授权机关对受权机关的监督以及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和对政府部门审查监督等。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1.

[2]耿宝建.行政授权新论_走出理论与现实困境的一种认知尝试[j].法学，2006，(4).

[3]张晓光.刍议行政授权几个周边问题[j].河北法学，，(4).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第二篇】

五四运动促进了******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从而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坚定的信念，伟大的目标，来自于自身的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成熟，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头脑，指导行动，牢固的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的担负历史赋予的重任。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五四精神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具体到我们学校，我们自身就是努力实践“求知、求真、求实”的校训，以“与人为善，善待人生”为处事做人的原则。求知、求真、求实，要求我们牢记求真务实以学为本的天职。而且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克服自满情绪，努力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发挥创造潜能，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用自己的文明行动，优异成绩来报答父母、回报学校。与人为善，善待人生要求我们始终怀着一颗善之心、平之心、坦之心、诚之心、真之心去面对每个人每件事，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与人为善，善待人生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创造、不断付出艰辛劳动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只要我们默默耕耘，默默用功，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诚要求自己、对待待别人，我们就会积小善为大善，积小胜为大胜，积平凡为伟大。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第三篇】

高校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发展及演进的脉络，理解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理论，了解中国文化产生的背景、基本观点及其研究动态，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增强辨别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因此，对高校所开设的通识课中国文化史的价值结构及育人功能的研究，既是一个价值意义的问题，又是一个授道方式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把握学生学习需要与教化方式相适应性的问题。因此，必须在提高课堂教学水平上下工夫，使课堂教学能够融知识、情感、意志、社会习俗等诸因素为一体，并通过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效地发挥中国文化史育人的价值功能。

一、坚定弘扬中国文化的教学理念。

中国文化史课的教学理念，就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吐〕自古及今，教书重要，育人更重要。中国文化史课恰恰是“育人”的最好课堂。教师在授课中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基本知识的讲述上，应该将弘扬中华文化这一理念作为课堂教学的重点。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诚实守信、自强不息、质朴勤劳、刚健有为、礼让谦和、重义轻利等固有的民族基本精神贯穿于整个教学之中，引导学生自觉抵制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等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首先要在课堂教学中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并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融会其中。如在讲述中国历代服饰文化时，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将历代服饰中具有代表性的服饰图片加以整理，归纳出不同时期服饰的特点，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服饰文化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紧密结合。如唐朝女性服饰用料轻而薄及其款式的开放性，恰恰反映了唐代女性地位的提升，反映出唐朝政治的开放性。而宋朝女性服饰款式小家碧玉的特点，也恰恰反映了宋代政治上的保守性特点。这样，在弘扬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此外，在讲述中国文化史的典章制度文化、中国文脉的发展、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等内容均可采取这种手段进行课堂教学，从而在讲述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注重传播文化理念的方法，如果抛开历史事实，纯粹地讲授其理论，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教学中，必须牢牢把握其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传授，做到史论结合。如果只偏重于史实的讲述，虽然讲清了中国文化从史前社会到明清时期的发展过程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学生也能把握中国文化史教学的基本内容，明晰中国文化发展的大体脉络，但却很难融会贯通，对中国文化史所独有的特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优良传统，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等关键性问题很难上升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念的高度。如果只偏重于史学理论的讲解，从宏观上去探讨价值观、审美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思维模式等方面的问题，而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线索、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面貌的把握，没有把中国优秀的文化理念固化在学生身心中，也是事倍功半。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史知识的同时，要时刻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的精髓内化在学生的头脑中。只有史论结合，融会贯通，才能通过中国文化史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甄别良荞、明辨是非的能力，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二、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教学态度。

所谓教学态度，就是教师对学生和教学工作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它通过与学生的接触有效地影响和改变学生的心理和行为。主要包括教师的工作态度、生活态度、心理品质和人格特性，这些都体现在教师对教学对象、教学过程、教学现象的一种固有的心理倾向。这不仅是教师教学工作中的行为表现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以教师的教学态度影响教学质量，教师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学生，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决定着学生的成长和教学工作的成败。

教师在教学中应妥善处理好教学认知、教学情感、教学意向这三个方面的关系，以期达到最佳的教学行为和效果。教学态度影响着教师对教学工作全方位的理解，影响着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教师的课堂教学态度源于对教学和科研工作关系的认识。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学与科研是密不可分的，教学是本分，科研是生命。如果没有科研，教学就只能在教师原有的水平上徘徊，教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就不能清楚基本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生动的历史背景，以及知识更新过程中学者所持有的新观点，无法把握中国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就无法给学生以启发和激励。

因此，必须把中国文化史教学与科研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夯实自己专业基础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把教学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并翻阅和查找资料及时解决，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自己的科研课题，如在中国文化史中讲授科举制度时，了解到了科举制的创建是中国文化中所独有的现象，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多依靠科举制度，但很多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中并非都是才子，其中诗文不佳、学问不深的也大有人在。那么，科举制度作为文官选拨制度，是不是文学才华和学术能力的考核制度，双方的关系又是如何?科举制与世袭制、恩荫制、军功选拔等选拔官吏的制度又存在怎样的不可或缺的互补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中比比皆是。把这些问题作为科研课题解决了，慢慢也就掌握了教学和科研的规律，也就能更好地驾驭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从而使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也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三、积极寻找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对象既有历史专业的学生，也有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既有文科类的，也有理工科、医学、艺术、体育类专业的学生，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中国文化史基础知识的掌握也不同，因而，对“当前社会高度信息化的现代教育，传统的教育模式必然会受到冲击”这就要求教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文科类的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史料相对丰富些，应多采用比较、讨论的教学方法。例如，在学习中西方文化的内容时，通过对比，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埃及和古巴比伦，为什么没有像中国一样将文明一直延续下来。通过比较，使学生们更懂得尊崇并传承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更能增加国人自豪感和使命感!通过对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的比较，使学生了解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道家文化中所崇尚的自然主义以及佛家文化中的超脱思想，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文化及传统思想有了更加深刻清晰认识。

以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为案例，通过学生讨论，能够更有效地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客观性，更能提高学生的分析和思辨能力。例如，关于唐朝女皇武则天的电视剧比较多，但不同作品由于其反应的侧重点不同而又有差异。在《至尊红颜》这部作品中，武则天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被艺术加工，其形象几乎与历史不符。剧情中，武则天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亲手掐死女儿是真有其事，但不像这部影视作品中所宣传的武则天的女儿是被许盈盈掐死的。而另一部剧《武则天》中，所反映的武则天，就比较贴近历史史实。通过比较和讨论，能够使学生深入浅出地掌握中国文化历史课的知识点和重要理论，提高教学效果，提升了学生确定价值取向和思辨的能力。

理科类的学生所掌握的中国文化史知识相对薄弱些，应多采用演示、影像和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和手段，并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对理工科的学生，在讲述中国文化史时，首先要提高他们的兴趣。要将枯燥乏味的书本知识变成生动有趣的动态知识，就需要在教学手段上下工夫。通过演示、影像等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学生带入一个动态的教学环境中，使学生融入历史教学之中，提高学习兴趣。如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钱币、中国古典乐器的发展、中国房屋建筑的演变、中国服饰的发展等做成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上交叉使用，图文并茂，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能够通俗易懂地了解中国古代货币、中国古典乐器、房屋建筑、服饰发展的演变，从直观上再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使其逐渐对这门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以疏导，就能够使其深入到中国文化史所涉及的文化价值核心，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的。

再者，对通识课—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仅局限于课堂上的讲述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身参与到社会考察和社会实践中，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婚姻习俗、节日习俗、各种礼仪等均以各种形式藏于社会生活中，只有走入民间现实生活中，融入现实社会中，才能够更有效地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文化史的丰富性。因而，带领学生进行社会实地考察，依然是中国文化史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只有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文化史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实用价值，真实地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加深对中国文化史的认识和理解。

总之，中国文化史课，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是责无旁贷而又任重道远的。所以，我们应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结合科研活动，不断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充实完善教学内容。同时，通过教师的辛勤耕耘，不仅要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要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永葆青春。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第四篇】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20世纪前50年对中国现代美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也就是广义的启蒙。这种启蒙的意向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也就是说，不管这些美学家如何强调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注重审美的超脱或无功利性，其目的并不等同于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想，他们归根到底是要想通过审美和艺术使国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产生变革，并由此推动中国当时的文化乃至社会发生变革。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这种问题域和思想指向决定了其“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就西方来说，现代性是指“在启蒙运动中被建立起来的现代时期的中心特征”，“与纯粹理性至上和现代自我的自主决断相联系。现代人以理性为武器，寻求一种基于统一形而上学构架的普遍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律，并拒绝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钳制”[1]。然而，要求绝对自主的理性与要求自律的艺术之间不仅有相同之处，而且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现代性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二元的矛盾、分裂结构。启蒙理性注重逻辑、规则和秩序，肯定工具理性，追求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审美现代性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反抗统一的逻辑、规则和秩序，批判工具理性，追求个性和差异，肯定感性和欲望，一句话，西方审美现代性是对资产阶级启蒙理性所拥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公开拒斥”。现代性分裂结构中的审美现代性往往呈现出与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庸俗生活观念的对立，它起于哲学家和诗人对现代文化中感性缺席的危机感和对人的感性生存的本体论位置的忧虑，因而竭力追求感性生命和诗意的生存方式，同时排斥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的内在意义。在这种西方现代性思想的阐释框架里，审美范畴的核心意义不再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是感性反抗理性、排斥理性、超越理性，而这个“感性”具有了更为肉身化、非理性化、个体化和生存论的意义。

中国有一个被通常叫作“现代”的时期，但这个“现代”并不同于西方，它处于中国现代化的起始阶段，而不是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阶段。历史地看，西方现代性中的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是前后相继产生的，而且前者又是后者产生的必要前提；而中国如果有审美现代性思想的话，那也首先是直接从西方输入的，而且是同启蒙理性差不多同时输入的。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审美现代性话语产生背景上的一个重要差异。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就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来说，社会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启蒙理性的那种弊端，科学与民主、人的独立与自由这些启蒙理性话语，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众多美学家）看来正是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整体性改造所极为需要的。一般地说，在跨文化的思想交往中，接受主体的生活经验和生存需要总是或明或暗地决定着他自己对外域思想文化的理解和选择，在中国的这种特定语境中，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认真地关注现代化以及启蒙理性可能对中国人的生存和社会文化重建带来什么消极或负面的后果。因此，除了少数介绍性的文字外，当时中国几乎不存在以审美范畴为武器的、针对启蒙理性的现代性美学批判，更谈不上把审美范畴作彻底肉身化、非理性化、个体化和生存论的理解。

如果认真研究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现代美学家们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像他们各自所推崇的西方美学家那样，把感性和理性对立起来，而是主张感性与理性并举，艺术和科学并重，甚至试图通过美育来实现人的感性向理性的升华。例如，蔡元培通过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对西方诸国的实际考察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的进步主要得力于科学和艺术。他说：“世界各国，为增进文化计，无不以科学与美术并重。”[2](p729)“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3]可见，蔡元培是把科学和艺术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助力或推动力。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家中比较关注感性生命的，他的美学理论也相对接近西方审美主义的立场。但是，他对生命力的关注最终还是为了民族的复兴，而且在他看来，感性生命是理性得以确立的最内在的基础，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源头活水”。所以，他并不一概拒斥理性。实际上，他强调感性生命并不是出于对感性本身的绝对推崇，而是基于对理性精神和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视。对于理性和道德的特别关注是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以及中西美学思想碰撞和交融所决定的，并不主要是这些美学家个人的学术兴趣或人生志向使然。因此，尽管这些现代美学家在论述美育的重要性时，都不同程度地夸大情感的价值和审美对于纯洁人心的作用，但是，从更为基本的层面上讲，他们更为注重情感和人心的道德意义。因此，审美被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文化功能来对待，为实现这种特殊功能，这些美学家就竭力主张美育。

二、对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独特理解。

就美育自身的基础理论来说，审美与道德的关系是具有核心地位的学理性问题，而且，就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可以继承的本土传统思想资源以及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来说，审美与道德以及美育与德育的关系问题更显得突出。认真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家关于德育与美育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和继承现代美育理论、建设当代中国自己的美育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现代美学家们几乎都十分强调审美、艺术的独立性。王国维肯定地说，哲学和艺术是“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当世之用者”，“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4](p8)；蔡元培接受了康德的思想，把审美与科学、道德“相为对待”，主张“纯粹之美育”，认为“美育要完全独立，才可以保有它的地位”[2](p60-61)；朱光潜更是强调审美和艺术的超功利性，在《文艺心理学》中，他说，“美感经验”是一种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即形象的纯粹直觉，审美（艺术）世界是一个超越了实用功利和科学思维的“独立自足”的世界。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全面了解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我们会发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些美学家同时非常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协同。

王国维曾在1篇文章中说：“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他主张美育一方面是独立的情感教育，另一方面却是德育的手段[4](p58)。蔡元培谈教育的宗旨有所谓“五育”说、“四育”说、“三育”说的不同，却从来没有把美育放在独立的地位，而总是把美育归属于德育。他解释说，从前他将美育包含在德育里，由于近来人们“太把美育忽略了”，“为要特别警醒社会起见，所以把美育特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5]。而他后来在为《教育大辞书》所撰写的“美育”条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教育的目的“以德育为中心”，美育和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朱光潜也认为，道德与审美（艺术）不能截然分开，美育应该与德育相贯通。他主张美育是德育的基础，道德的修养要从审美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做起。再仔细分析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同样主张美育与德育协同的蔡元培和朱光潜，在具体的理论倾向上是不同的。

蔡元培办教育和著述，总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人道主义。他之所以重视并倡导美育，是因为美育具有“超脱”和“普遍”两种功效，这两种功效恰恰有助于他实现人道主义这个人类的启蒙理想。因此，蔡元培并不要求美育全然独立，而是主张美育归属于德育。通读蔡元培的所有论著，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他讲的道德有两层含义：一层属于现实的、形而下的，一层属于超现实的、形而上的。现实的、形而下的道德属于蔡元培所说的“现象世界”。超现实的、形而上的道德则是一种人文精神或人道主义观念，具有道德信仰的意味，属于蔡元培所说的“实体世界”。根据蔡元培的意思，美育对于培养道德观念的作用是提升现实的、形而下的道德，使之达到超现实的、形而上的道德。他后来在解释自己提出“美育”为“五育”之一的原委时说：“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估计，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6]这表明，蔡元培所理解的美育的这两种作用归根到底是落实在对人的道德提升上面，他的确是把美育作为促进道德超越的途径或推动力。

朱光潜本着提升国人精神境界和实现人生艺术化的理想，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审美主义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乐教思想，他所提出的美育与德育关系的见解似乎更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同他主张情是理的基础、审美是道德的基础相一致，朱光潜认定美育是德育的基础。总括地看，他认为美育的这种基础性有三个要点：第一，“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像。”因此，朱光潜非常重视审美（艺术）活动中，主体与对象、作者与读者、读者（观众）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分享、交流和共鸣，认为这是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美育价值的。第二，人的道德发展基于健康的心理。他经常批判极端道德主义者排斥情感的观点和做法，认为通过压抑情感欲望来进行的道德教训总是适得其反，因为它违背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他借用当时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说明：情感欲望是不可能被彻底压抑排除的，这种做法只能造成精神的病态和人格的扭曲，最后导致道德的堕落。而美育能够为本能欲望和情感提供一条健康发泄的途径，通过这种“升华作用”，本能和情感可以被提升到一个较高尚的境界，这本身也同时具有德育价值。第三，内心的和谐是道德发展的基础，没有内在性情的和谐的所谓道德是只有空壳的教条，它由于缺乏内在的真诚而容易流于虚伪，由于缺乏内在的情感动力而流于僵化[7]。所以，道德的修养要从怡情养性做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所理解的情与理、审美与道德的融合或协同是有其特殊含义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在朱光潜的论著中发现两种道德的概念，一种是常常与审美相对的道德，一种是与审美相通的道德，而朱光潜所讲与审美联系密切的道德常常是指后一种，相当于王国维所讲的“德性”，也类似于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所讲的“美德”(virtue)。这种道德之所以与审美相通是由于它本身就是以情为本的。从一般的常识讲，道德是理智的事情，但是，朱光潜却说：“人类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则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严密说起，纯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纯任理智的人纵然也说道德，可是他们的道德是问理的道德(moralityaccordingtoprinciple)，而不是问心的道德(moralityaccordingtoheart)。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衷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福。”[8]根据朱光潜的理解，这里讲的“心”是“生情”的，所以“问心的道德”实际上是依照情的道德，是以情为基础的道德。既然“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整个的道德建设自然应该以情为本，因此，怡情养性的审美和艺术自然成了道德建设的根本之道，美育也就成了德育的基础了。当然，朱光潜并不简单地排斥理性和理智的道德，他坚持人是一个有机体的观点，理性的发展与感性的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而且，感性比理性更基础，所以，理性的发展要以感性的发展为基础。就当时中国人的情形来看，他认为身心的健康是第一位的，许许多多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恰恰根源于情感和趣味的不发达、不高尚。所以，中国人的`道德建设，甚至科学思维的发展要以感性的发展为前提。其次，他反对“绝对的理智主义”，认为只有情与理相互融合，一个人才能成为完人，无情的理智容易使一个人冷酷干枯。所以，中国人需要发展一种可以“融情”的“理”。朱光潜在人格教育上的这种思想，把西方具有审美现代性的美育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儒家美育思想整合到了一起，他关于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理论是极具本土化特征的。

第一，感性、个性的相对缺席。西方现代美育理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在于对现代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揭示的批判，从而使得现代美育理论成为了一种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这种批判是从“理性压抑感性”这一历史现实出发的，其正题是人的感性生存和个性的完整。然而，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文化尚未进入完全现代化进程，席勒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现实地摆在中国现代美学家的面前。我们注意到，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这些美学家的美育理论中也有一种批判精神，但批判的对象不同，不是现代社会的异化，而是当时中国的国民性，所针对的是世俗的“私欲”、“物欲”，是“趣味低下”，是情感的“委顿，等等。当然，在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中，针对工业化、商业化社会所产生的唯利是图、物欲膨胀的趣味批判也是有的，可是，当时中国的趣味问题并不是由于工业化和商业化所致，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老毛病，即所谓“国民性”的弊端。这种毛病被这些美学家（当然也包括当时相当一部分理论家）归结到一个“私”字上，即所谓“私欲”、“专己性”，由此而引发的批判当然也更偏向于道德方面。这种批判的思想资源主要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传统。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以先秦儒家的乐教和诗教以及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作为建构现代美育理论的传统思想资源，这也使得他们对道德问题有异乎寻常的关注；同时对美育功能的理解也多偏向于使情感“高尚”、“纯洁”，使趣味“脱俗”、“防卑劣”等等，其中的道德意味显而易见，而对于人的感性和个性发展却相对忽略。

从现代意义上讲，美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教育是以人的感性存在的独立意义为前提的。可是，在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中，除了朱光潜曾对感性生命较为重视外，感性本身的价值经常被忽略。这种思想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美育理论，人的感觉、情感、想像、直觉等感性方面发展的价值还得不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未被列入美育的具体目标。在诸多的美育论著中，感性的作用似乎只是促进理性发展的基础或改善德育的路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这种理性化、德育化倾向源自于对感性本身的轻视。再则审美作为一个感性范畴，其前提就是人作为感性的个体存在。由于忽视了感性也必然忽视个性。尽管诸多的中国现代美学家、教育家（如王国维、蔡元培等）都尖锐地批判过教育对个性的压抑，把发展个性作为教育改良的一个方向，但是，在他们的美育理论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发展人的个性，而是发展社会性（即所谓“群性”）。当然，美育的确具有发展人的社会性的作用和任务，但是，就其特殊性来讲，美育偏重于发展人的个性。与德育相比，美育的这种特点更是明显。注重启蒙和道德重建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相对忽视了美育发展个性的重要功能，这种思想倾向也由于传统美育思想的支持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美育理论。事实上，中国当代教育中对感性和个性的轻视甚至压抑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学校经常排斥美育，或者把美育当作德育来实施，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反思的。

第二，夸大美育的社会改造功能。20世纪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从“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9]这一思路出发，多数中国现代美学家在论述审美和艺术的功能时，总不免夸大其词。他们往往夸大审美无利害性对于人心的教育作用，试图仅仅靠美育来消除国民私欲和物欲，从而提升情感境界；并通过夸大情感在个体行为动机和价值定向中的作用，从而夸大美育的社会改造功能。

这种思想的来源既有中国本土传统的影响，也有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对西方美学理论的误读。就传统来讲，中国正统的乐教和诗教虽然十分独到地发现了艺术和审美对于人格塑造的基础性和道德内化功能，然而都过度评价艺术、审美对于人的教化作用，夸大美育和艺术教育对人们现实行为的推动、定向和规范作用。这种传统思想绵延两千年，致使历代文人在肯定甚至夸大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时几乎都可以不假思索、无须论证，更不需要实践的验证。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美学家在把西方美育理论引入中国时，无一例外地把美育同传统的乐教、诗教黏合在一起，于是，美育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教化功能也就不证自明了。例如，王国维在他的第1篇美育专论中，先介绍了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和席勒的美育理论，然后搬出中国本土“大圣”的乐教和诗教，并相互印证：“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4](p157)但是，这种传统的美育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的伦理化理解之上的，也就是说，孔子讲的乐教、诗教不仅主要是指伦理道德的教化，而且他并没有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把人格分成理智、情感、意志等多个方面，而是就混沌的整个人格而言的。这种试图实现人的感性的理性化的儒家乐教思想实际上与西方现代美育思想是貌合神离的。中国现代美学家在理解西方现代美学时，比较关注审美的“有用”和“无用”，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也都作功能性阐释，似乎没有实用功利性的审美或艺术活动就可以使人在现实生活中超脱功利考虑和追求，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审美活动中的无利害性意识只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种状态，在认知或实践领域，人的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而且，实用功利意识也并不一概是庸俗、有害的。

当然，人们多接触优秀的艺术作品和美的自然景观的确有利于情感和精神的提升，但事实上，审美无利害性只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一种知觉方式，它不可能有效地彻底消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私心和物质欲望，更何况在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现实世界里，私欲和物欲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消灭。今天，我国的美育和审美理论中仍普遍流行着这种夸大美育作用的观念。从历史的观点看，20世纪前50年的一些美学家们实际上是借他们的美育理论表达他们对当时重建中国思想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的一种理想，一种具有浓重审美幻想色彩的文化理想。这种理论以其浓重的浪漫色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和教育者，但是，它是无法走向实践的，也是无法经受实践检验的。而且，美育也只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多种教育途径之一，那种把美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形式甚至唯一人道的形式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德、智、体、美都是重要的，而且无法相互替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吸收现代美育理论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使我们的当代美育理论在观念上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语境相适应，在问题的提出、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贴近时代、贴近教育实践、贴近儿童和青少年。

第三，对美育的具体实践问题研究的漠视。这种带有浓重理想色彩的美育理论还有一个相关的缺陷，那就是缺乏对美育实践问题的必要的关注和研究。20世纪前50年，论述美育的论著不少，但是，只有蔡元培、丰子恺等少数几位关注美育的具体实践。这种美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抽象的，它脱离具体的艺术教育，脱离课程，脱离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实际成长需要和特征。西方现代美育理论发展到20世纪，对美育的具体实践问题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美学与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联姻而产生了一大批有鲜明实践导向性的理论成果，在诸如美育心理学、学校艺术教育、艺术课程、艺术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越席勒的思辨性美育理论。我国当代美育研究却仍在重复前人的理论，很少有从事美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走向学校，走进课堂，走入学生当中，研究具体的美育教学问题，这是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参考文献。

[1]布宁尼，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

[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4]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6]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461.

[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9]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第五篇】

2012年11月8日，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党内著名理论家、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由此，“中国梦”以其清新的理念和亲和的风格迅速为整个中国社会所认同、所追捧，并日益成为了最为重要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中国梦”这个新名词可以说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不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梦”确立了根本方向和基本价值，九十余年来的中国道路有奠定了“中国梦”坚实的实践基础。把“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既对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又对我们在政治话语与时俱进的同时保持意识形态具有极端重要的理论价值。

每个人奋斗都是要有目标的。正如砌砖，虽然同是在砌砖，但心里的目标却不尽相同。虽然物质利益是人奋斗的原动力，但物质利益并不能成为人奋斗的目的与归属，“未富先奢”、“稍富便骄”背后是理想的缺失与价值的迷茫。相反的，为目标而努力，为理想而奋斗，就算再苦再累也会心甘情愿，也会义无反顾。“中国梦”就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确立了这样一个目标，给我们的奋斗赋予了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未成功，仍需努力。想要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一，是非常可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共同理想。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人民群众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个表述太过于抽象，而现代传播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意识形态的内容不一定非要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表达，运用非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更能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中国梦”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实质与科学价值的同时，更从话语间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换，这个词语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亲和、更加清晰、更加具体，它给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既能有憧憬有超越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

梦想和现实总是有所差距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要追逐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现实状态之所以有无奈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没有改变现实的办法，而是因为没有改变现实的勇气，以至于把一些本不该成为梦想的状态当作了梦想。但是，当确立了真正的“中国梦”，其道义的正当和路径的科学会让我们勇于向不公平和非正义说不，让我们用于指出投机倒把的虚幻与可怜。

“中国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在十三亿乃至更多人口的国度中实现共同富裕，在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实现大国的和平崛起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事情、全新的探索、全新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也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梦想。正因为“崭新”所以创新是关键，我们要做的是社会的复兴而不是复古，崛起而不是威胁。“中国梦”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界定内涵，塑造灵魂，彰显本质。

1776年的“美国梦”强调个人奋斗，与“美国梦”相比，“中国梦”是建立在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基础上的梦想，国家强盛，民族团结，人民才会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个人的奋斗发展与全体人民、全民族的奋斗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实现自己的发展，为社会建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共同富裕座位基本原则，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当我们把国与家、民与族融为国家民族，把你、我、他整合为“大家”时，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就会变成现实的生活状态，“中国梦”也就在体现本质中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科学内涵。

一个民族的复兴，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复兴，更是文化文明的复兴。我们要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一个能彰显五千年灿烂文化、能传承五千年悠久文明、能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共享、能用自己的软实力促进世界共荣共进的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复兴的中国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中国；复兴的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例如，在十八大上，我们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把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奠定了文明的基石。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既指向未来又属于当下，这就为“中国梦”同时设定了两个时间坐标。面向未来，“中国梦”承载了我们一切美好的愿望，民主、法制、国富、民强，乃至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通向这一梦想的道路没有休止符；着眼于当下，“中国梦”要求我们一切制度安排、一切政策领导都应努力扶正驱邪，去恶向善，通过阶段性的目标一步一步为走向新社会奠基铺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表明“中国梦”的起点就在脚下。把这两个时间坐标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要在追求理想的同时要始终脚踏实地的干好我们必须干的事，不要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在投身当下实践的过程中不忘前进方向，不能得过且过。

梦想不同，实现梦想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即中国道路。

要实现一个梦想其实有许多方法，但最重要的是是方法要与梦想相匹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只有三十多年，但是中国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却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出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创立的的诞生。经历了九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们的党尝过了酸甜苦辣，越过了艰难险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又让我们对这条道路充满了信心。

“一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不是我们自己选定的，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都是既定的，都是不可选的，因此，不是每条道路都适用于中国，比如“美国梦”，中国学不来，也不能学。因此，中国道路只有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将“中国梦”实现。“国特色”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它是我们共产党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的强国之策，“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支持，只有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中国梦”才会实现！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第六篇】

一百年前，中国的青年们站出来，团结力量，为共青团事业英勇献身。这一百年里，火红的团旗浸满了无数的鲜血，展示着如火如荼的艰苦岁月，宣告着中国的胜利，作为青年的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

我们要担当起当代青春的使命，就要知道青春的使命是什么?坚定不移的信仰，点亮生命的荣光。当然，今天的学习也是为以后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注入活力让青春焕发光彩。

在加入共青团后，我会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脚踏实地，放飞青春理想梦。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科学的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不断提高学习成绩和个人觉悟，提高自己的****力，为大家小家奉献出自己力量，自觉并严格遵守团规、维护团的利益，虚心向他人学习，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这也是每一位新时代青年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未来是属于我们青年的，不负众望砥砺前行，范文大全用青春之力承载起国家和民族的光明未来。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第七篇】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认真学习了重要思想之后，感觉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感觉我们党始终能够站在历史潮头，高瞻远瞩，永远保持着自己的先进性。提出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通过系统地学习、领悟，使我对”重要思想有了深刻的体会。同时，对我们党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一、学习重要思想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在生活中、工作中领会深刻思想，只有把理论联系实际，才有可能自觉地把思想贯彻到自身的整个生活工作中去。切忌空泛的、不联系实际的学习。作为一名团员青年，结合自己从事的检验工作，在不断学习检验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应强化理论联系实际，不断用实践检验理论，发挥青年岗的优势和潜力。同时，要增强危机感和竞争意识，跟上时代的步伐，时刻争做团员青年的表率。

二、学重要思想应注重创造力的提升。把开拓创新作为推动工作前进的不竭动力，真正把“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理论落到实处，团员青年年龄结构和思想意识具有特殊性，具有强烈的管理创新、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自觉意识，是创新主体，在创新方面我们应发挥团员青年优势和长处。作为医务工作者，应始终把提升医疗工作水平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不提升业务技能与综合素质，实现“救死扶伤”的诺言。

三、学习重要思想应注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不断增强。作为一名团员青年，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敬业精神，不断促进集团公司总医院医疗事业的大发展。应把总医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任务。不断提升自身学习力、业务能力、服务水平，把总医院的发展与自己的前程紧密联系到一起，立足本职岗，为总医院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以上这些，是我学习思想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团支部领导指正。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与意义【第八篇】

团员和广大青年前赴后继、勇当先锋，为中国的青年运动书写了绚丽的华章。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一百年前，中国的青年们站出来，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这一百年里，火红的团旗浸满了无数的鲜血，展示着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宣告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象征着青年一代，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迈向共产主义的奋斗征程。

当代的大学生作为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必须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这中国共青团一百周年诞辰，我们也应拿出最好的状态和最高的热情，为中国共青团庆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努力学习，积极奋斗，奋发图强，一起去书写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