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内心独白（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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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内心独白【第一篇】

关键词： 《马龙之死》 人物独白 精神空间

荒诞主义代表作家贝克特一生都崇尚独处，他曾说：“独处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我常常深陷于那种友好的黑暗中……”[1]他的作品通过人物独白体现当代人“孤独”的境地，本文以他的小说《马龙之死》为例，解读人物独白表现的心灵景观。

一、独白与精神空间

“独白不需要他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将所有事实都客体化。独白声称是胜者”[2]。贝克特在三部曲中用主人公独白的形式不遗余力地表现人物的内心空间，空间也在三部曲中不断内化。《马龙之死》是一部没有情节的、只有一个声音的小说，马龙的身体在弥留之际被困于房间内，无法进行空间移动，只能以潜意识精神旅行取而代之。精神流浪汉马龙依靠头颅的内心独白打发消磨死前漫长而无聊的时间。“渐渐地，我的小小空间又重新嗡嗡地响起声来。你会说这一切只在我的脑子里，我自己似乎常常觉得我是在一个脑子里”[3]。马龙的房间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特征，不知是医院还是精神疗养院，唯一能肯定的是它的黑夜属性，马龙未曾接触过光明，直接沉入黑暗中，这种黑暗地带就是他们幻想的子宫。《无法称呼的人》中马胡德直言自己就在母亲子宫内：“我喜欢思想，尽管我对此没有什么确信，正是在我母亲的下腹中，我在好几天时间里结束了我的长途旅行，并且为下一次旅行而出发。”[4]

二、独白者与黑暗地带

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莫洛伊、莫朗等人都是孤独的自言自语的独白者，贝克特专注地倾听自己头脑中的声音以叙述人物的独白。从人物的独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克特的孤独、绝望与孤寂，他们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形象，但贝克特的悲观主义与他本人的真实生活并无多大关联，生活中的贝克特乐善好施、平和、热爱运动、欣赏绘画，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随和、大方、富有同情心。贝克特小说的“空间”特性就在于摆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从而为小说人物的独白话语的自由音域提供舞台。在荒诞派戏剧家中，贝克特是少有的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始终执著坚定自己的写作方式的作家。贝克特确实有天生感受精神世界的能力，他的作品中常见一种冷峻萧瑟的悲观，绝无一丝令人沮丧的多愁善感，可见贝克特天生忧郁的心境和体悟荒诞感的超能力让他可以在作品中渗入头颅的内化空间，反传统小说的条框，用高度重复、无聊、连续或间断的叙述语言讲述人物的心灵景观。可以说，贝克特文本中蕴含的超前性思想的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他选择沉默地陷入黑暗地带，他怀疑世界，怀疑人生意义，把生活看成漫长重复的习惯，但他不屈不挠，坚信洞穴中仍有阳光泄下，我们仔细聆听他头颅中的独白以开启阅读空间的深邃大门。

三、独白语言与自我存在

《马龙之死》用独白的形式表述高度含混的叙述语音，描写人物的内心景观。完全超出物质客观世界的边界，自始至终都在探讨人的自我存在。战争的铁蹄蛮横地践踏人们的心灵，人类不断怀疑世界，怀疑人的价值与存在，他们内心孤独、敏感、焦虑。马龙被社会驱逐出来，身体限制在病房内，身体逐渐佝偻退降，生命逐渐枯竭，这段回归坟墓般的子宫之路回归家园的精神之旅让马龙渐渐走向死亡。马龙用一截短短的铅笔在纸上书写自己头脑中的声音，像奴仆一样记录下内心的独白故事，语言中充斥着惊恐不安和无所适从，马龙面对自身处境无从选择，只能选择继续排泄言语，用内心独白建构自己的精神空间。就如《无法称呼的人》中马胡德所说的：“我将继续下去。空间、时间，我将寻找空间、时间中的空间，时间的空间，在空间中，在我的脑袋里，这样我才可以继续。”[3]贝克特通过身体的日渐萎缩和人物的内心独白表现自我存在的荒诞和无意义，用戏谑的语言和实验的写作手法显露当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陌生化和孤独趋向，对解读后工业时代的信息化社会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1]詹姆斯・诺文森。王绍祥，译。贝克特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

[2]托多罗夫T.蒋子华，张萍，译。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25.

[3]贝克特。阮培，余中先，译。贝克特选集2――马龙之死。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350.

我的内心独白【第二篇】

Hello everyone,I am zhang English name is am glad to be here for this introduce. 我是一个内向的女孩，也是一个外向的人。我也曾像所有的人一样有着最初的梦想。我也想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努力向上，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拥有一腔热血的人，可是却每天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堕落，颓废。曾经我是个快乐的女孩，没有什么可以扰动我的心弦，曾经的我很幸福，同样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又是一个很傻很笨的女孩，是一个重感情的女孩，可是在现实社会里，重感情却成了我致命的缺点，我不再相信。 曾经我有一个梦想，带着妈妈去各地旅游，让她享受天伦之乐，可是现在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有时候我会莫名的感伤，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阴霾，有时候，会莫名的发呆，而当被别人问及时却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我想要拥有一所大房子，它坐落在美丽的海滨，依山傍水，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大落地窗户，而且它要面向大海。那样我就可以在里面享受自己的空间，任由思绪飘出很远很远。难过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尽情的发泄，大声的哭，因为不想让外面的人听见我的悲伤，也不会伤及任何人；高兴地时候，我也可以大声的欢笑，因为我想要和别人分享我的快乐。 我告诉自己要做一个快乐阳光的女孩，我告诉自己不要一直活在回忆里，回忆里的快乐也许会感染自己，也许会让我留恋往返，而回忆里的忧伤，却会让我停滞不前，变得更加的颓废和迷惘，我想要告诉大家，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因为快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我也奢望得到这种幸福。

我的内心独白【第三篇】

相会莫斯科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和刘仁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会议。

“独秀同志，刚刚得到消息，列宁要来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年轻的刘仁静面带喜色，将这一最新消息告诉陈独秀。接着，他又对陈独秀身旁一位文静、俊秀、带着近视眼镜的青年说：“秋白同志，你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译员，在列宁讲话时，你一定要译得流畅、准确，相信你会胜任的。”

“列宁来了！”顿时，整个大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列宁步履缓慢地迈向大会主席台，微笑着向代表们致意。

瞿秋白心情特别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列宁。

第一次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旁听会议。他曾以激动的心情记叙了这一幸福的时刻：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话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刚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更令瞿秋白难忘的是，会间休息时，列宁和他在走廊相遇，还简略地与他谈了话，要求他读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件，并为事务忙不能详谈而一再道歉。列宁的半易近人的作风，使他深受感动，他写道：“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才第一次予我以――深切的感想呵。”

其后不到半年，瞿秋白在莫斯科迪纳莫工厂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集会时，第二次见到列宁，又一次聆听列宁的演说。

“秋白，看你喜悦的神色，”陈独秀的话打断了他的回忆，“你不是第一次见到列宁吧？”

“是啊，”瞿秋白高兴地说：“我这是第二三次了。列宁的演说很能打动人，因为他喜欢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这就是他的风格。一你听。”

“同志们，”列宁站在讲台上，向代表们挥手致意道，“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久病之后，我已不能作大报告。我只能就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列宁的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瞿秋白一边记录，一边准确、流利地翻译，陈独秀不懂俄语，但是，经瞿秋白翻译后，已被列宁的讲话所深深打动。

“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光明的，而且是美好的。”陈独秀听完列宁的这句结束语时，已经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用力地鼓起掌来。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可是几天来，他却一直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的批评，总是在他的耳边嗡嗡，使他如芒在背，意乱心烦。

拉狄克批评中共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教训中共中央“不要过分估计你们的力量”，“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者书斋，到群众中去”。拉狄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其实质内容则是针对陈独秀的。陈独秀咽不下这口气，真想找个机会与列宁谈谈。可是，当他看到列宁疲惫的面容时，又不免产生怜惜之情，犹豫起来。他对瞿秋白说：“你看他的身体，……唉，算了吧，我想以后会有机会的。”

瞿秋白听罢也表赞同：“是啊，以后会有机会的。”说着又把一叠文件译稿，送到陈独秀面前：“不过，共产国际的意见，我们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因为，中国党既然是它的一个支部，那么，就得要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

“秋白，”陈独秀似乎想起了什么，“我们的党刚刚建立，围内有大量的事情亟待我们去做。你跟我工作的这段时间，所做的工作，令我满意和高兴。安排好这里的事情，回国去施展才干吧。”

瞿秋白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略微想了想，说：“独秀同志，我是以《晨报》记者身份来苏俄考察的，一呆就是两年。这期间由太雷介绍我加入俄共，后又转为中共。最初，我对于共产主义只是抱同情的态度，只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时，才使我有机会系统、全面地读了马克思、列宁的书，这才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前途唯有马克思主义。现在，中国革命蓬勃兴起，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我怎么能远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呢？”

“好呵，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陈独秀笑容可掬，紧紧地握着瞿秋白的手。“独秀同志，我同意你的意见，同你一道回国。”瞿秋白激动地表示。

“我是狗耕田”

1923年1月，陈独秀与瞿秋白回到北京，不久，又都来到上海。陈独秀由苏联归来后，对列宁领导的苏联有了更深切的体悟，而当时国内，对于苏联有着种种不切实际的评价，读过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陈独秀认为这本书颇能反映出一个真实的苏俄。

一天，他在家中与瞿秋白交谈，并代表中央交待工作任务。

“秋白，苏俄的情况，国内也有文章介绍。毁也罢，誉也罢，都失之偏颇。读了你写的文章，和我在苏俄的所见所闻对照起来，倒觉得那才是一个真实的苏俄。你的文笔、风格，都有过人之处。”陈独秀一边翻阅文稿，一边对依然还站着的瞿秋白说，“坐，坐啊！我这里可不兴站客。我党需要你这样的人，年轻，有才识，善写作。党的理论宣传工作需要你去做。中央一直在为《新青年》、《前锋》和《向导》挑选合适的编辑。其实在莫斯科时，我就物色了你。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为《新青年》和《前锋》主编，同时参与编辑《向导》。”

他们二人的年龄相差整整20岁，瞿秋白一直将陈独秀视为前辈长者。早在1917年，在北大旁听时，瞿秋白就曾听过陈独秀的演讲，他还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也正是受《新青年》的鼓动，瞿秋白才积极投入。如今将由自己来主编《新青年》，他怎么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走上前去，小知说什么才好。“老先生，”瞿秋白用党内年轻人常用的称呼说，“我会勉力去做的，不会辜负中央的期望。”

陈独秀还告诉瞿秋白，为《赤都心史》的尽快出版，他已给胡适去了一封信。

由于陈独秀一再催促，凭着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多年友谊，1924年6月，《赤都心史》终于出版了。

中共四大后，瞿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全同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五卅运动期间，中央局中蔡和森、彭述之都患病治疗，不能正常工作，实际行施中央领导工作的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同焘。陈独秀交与瞿秋白的任务是编辑《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

报，编辑部设在上海闸北区浙江路的一个狭窄的弄堂里。这里光线昏暗，陈设简陋。当时，瞿秋白肺病复发、体质虚弱，在对敌斗争的险恶环境下，常常秘密奔波于中央机关、编辑部和寓所之间，随时都有危险。他除担任党的正常工作外，便坐在编辑部的白木长桌旁，没日没夜地改稿和写作。

《热血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栏目众多，系统地宣传中共中央指导五卅运动的方针，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一运动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恶阴谋，推动五卅运动的健康发展。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瞿秋白继、陈独秀等人之后，做了很多基础性的理论工作，写出了很多重要文章，全党的理论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党内同志尤其是年轻同志，对他特别赞赏，而他却对自己作了形象的比喻：“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我是狗耕田一”他还谦逊地说：

秋白是马克思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我不去莫斯科”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此时，离发动反革命刚过半个月，全国各地都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与会的代表很想在会上汲取力量和勇气。可是，听罢陈独秀的报告，代表们失望了，陈独秀对他所领导的中央工作，缺乏自我批评的减意，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作，又缺乏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新意。

大会休息时，代表们窃窃私议，人言啧啧：罗亦农找到瞿秋白，无奈地叹息道：“糟糕！”当中央宣传部干事羊牧之向瞿秋白汇报代表们的情绪时，瞿秋白一声不响，低头沉思，半晌，才简洁有力地说：“要相信中央！”

第二天，瞿秋白向大会散发《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是他早在几个月前便已撰写完成的文章。代表们新奇地翻阅这本小册子，只见扉页上还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吏之盂什维克主义》。会场里洋溢着沸沸扬扬的议论声。恽代英指着扉页上的副标题，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副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问题也提得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问得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虽然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右倾错误，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瞿秋白是有所指的，其锋芒所向便是陈独秀。这本小册子确实发生了作用，陈独秀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陈独秀虽然仍当选为总书记，但是，他的威望已经逐渐下降，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党内同志对陈独秀已经“失掉信仰”。“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在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新的中央机构越来越束手无策，越来越难以驾驭复杂恶劣的局面。

1927年4月和7月，、相继背叛革命，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然而，要将全部责任都推诿于他一人，也是有失客观、公允的。

盛夏的武汉，真不愧有炙热的火炉之称。这天子夜，瞿秋白和李在党内交通员的引导下，绕过七拐八弯的里巷，来到一间普通的民居前，这里聚居的多是一人，既安全又隐蔽。他们轻步上前，推开虚掩的房门，黯淡的灯光下，一个中年人光着膀子躺在竹床上，手边还搭了一条湿漉漉的汗巾。

“独秀同志，”瞿秋白轻声呼唤，“您睡着了吗？”

“唔……”陈独秀爱搭不搭地应着，仍然纹丝不动地躺着。

“几天前，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同志们推举我负责中央工作”……瞿秋白的话还没有说完，陈独秀便猛地挺身坐了起来，质问：“我在武汉，你们也知道，可是，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会议？为什么？”他越说越激动，一边说一边用汗巾揩擦燥热的身体，“我知道，这也不能全怪你们，一定又是那个‘老毛子’的主意。”

没等陈独秀把话说完，瞿秋白便严肃地说：“那是国际代表，应该叫罗明纳兹同志，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陈独秀吁了一口气，索性站了起来，给瞿秋白、李倒了一杯凉水，尽量压抑着情绪说：“我早知道共产国际有牺牲我的意思，大革命的失败，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你们也清楚，共产国际和苏俄几乎一天一个指示，而且这些指示又往往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我也是进退维谷，山穷水尽了，所以，一个月前，我便给中央去信，提出辞职。我虽然不是总书记，可我还是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召开中央会议，为什么将我排斥于外？”

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又高了起来。“老先生，”瞿秋白换了另一种称呼(这是党内对陈独秀的最随便而又亲切的称呼)，有意将谈话引入正题，“接受国际的决定，您就去莫斯科学习，讨论中国革命吧！”

我的内心独白【第四篇】

——题记

如果有天使问你，你的期盼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发呆之际，我飘渺在脑海里浮现出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墙壁，一切的一切在这个屋里都是白色的。如果人死能复生，我内心的期盼，一个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期盼——如果姥姥您还活着该多好啊！我的内心不禁有一丝丝悲凉。

您在我儿时说过：“只要对着太阳大声喊，姥姥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了。”我儿时太天真，我儿时的率真给您带来太多的快乐，我对着太阳大喊姥姥，姥姥便连忙笑着说：“嗯，嗯。”可是现在您却只活在我的记忆深处，一切只是记忆。

您温暖的笑容，昏黄的灯，纷飞的雪花，美味的香草冰淇淋，凝成记忆里美好画面。只是我们二人的缤纷世界。

现在随风飘落的槐树花无奈的点衬着您的瘦弱的身影。记忆中，这是一幅美丽而忧伤的剪影，却显得很孤独，您一个人独自离去，去了那您总是向往很久的地方——天堂。您再也不能大手包着小手一起去买香草冰淇淋，一起去逛庙会……

白色，白色，冲荡出我内心的仅剩最后的心理防线。“您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到现在，您却……”因为您我一直不敢以真心示人。

一滴，两滴，三滴……泪水掩盖了我的孤独，尘封了我的记忆。

姥姥的辞世而别，无疑给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继而姥爷也去了。姥爷从小给我带来了快乐而又缺乏知识的童年，你给我说《社戏》《西游记》等故事，姥姥在天有你的陪伴一定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