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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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范文1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刘杲先生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出版笔记》中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1999)、《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2004)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提纲挈领，以宏观视野，对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进行缜密思考，其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本文以编辑史为中心，梳理刘杲先生对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希望以此为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借鉴，并有助于推动编辑规律的探寻和编辑学科的建设。

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都要以历史研究作为基础。刘杲先生明确指出：“编辑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编辑理论、编辑实务和编辑史。”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编辑学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互相推动，相辅相成”。研究编辑史应有必要的理论准备，而编辑史研究也为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提供了历史经验。

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学是应用学科，“编辑活动有客观存在的基本规律。它决定编辑活动的基本性质，并且影响编辑活动的各个方面。它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随着条件的不同(例如，市场经济的环境，高新技术的传播手段)而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来自“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的现象，这就需要梳理“长时段”的历史经验，并具有宏观的理论视角，“要把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结合实际加以消化。不要误解‘以史为鉴’，编辑史不是编辑工作手册”。尽管编辑史中包含了编辑实务方面的经验，却不能局限于片断史料和个别案例。

从研究范围来认识编辑之“史”与编辑之“学”的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史’的研究侧重在史料的概括，包括历史过程的叙述，历史功过的评说，从古代到当代，大体上是纵的；‘学’的研究侧重在规律的抽象，包括实践经验的概括，理论体系的建立，从现象到本质，大体上是横的”。既有纵向的历史意识(以中国的编辑发展史为依据)，又有横向的理论视野(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编辑学科的必要条件。

2　研究编辑史是为建立编辑学科而服务的

中国在1949年就出现了以《编辑学》(作者李次民)命名的书籍。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在胡乔木同志提议下，高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专家学者才着手建立编辑学科。刘杲先生于1992年起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1996年学会决定“把推动形成编辑学理论框架”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中国编辑活动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编辑学的基础”，因此，他在参加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会议时，在发言中明确提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要“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强调“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他对《中国出版编年史》予以肯定，对《中国出版通史》的选题予以支持，并赞许“正是出于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对出版事业的深厚感情，近二十年来，批志愿者投入了这项冷清的艰苦的工作”，其实这种“理解”和“感情”也是刘杲先生的自我道白。

研究编辑史不能不涉及出版史，“两者是重合，是从属，还是并列？我看两者关系密切，不是全部重合，有一部分重合。不是所有的编辑活动都是出版活动，也不是所有的出版活动都是编辑活动，考虑到古代的编辑和编纂、编撰难以分清，部分重合的说法留有余地，较为稳妥。从学术研究来讲，编辑史和出版史研究也是互相推动，不可分离。研究编辑史不可能脱离出版史，研究出版史也不可能脱离编辑史”。

正因为存在这种复杂关系，二者经常被相提并论，或者笼统称为编辑出版史，与此对应的就是编辑出版学的概念。这种并称模糊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边界，引起了争论。刘杲先生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好事情。分歧的发生，与所掌握的史料有关，也与所持的理论观点有关。学术问题的分歧不必急于统一。历史研究的分歧更不必急于统一。随着史料的增加和理论的清晰，对历史研究的是非会看得更加明白。”

编辑出版学这一名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目录调整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刘杲先生2001年在政协会议上曾有提案《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强调“新闻学、传播学代替不了编辑出版学”，“从学科特点看，新闻学、传播学是国外已有的学科，编辑出版学则主要由中国开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而且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果。我们应当珍视自己创造的成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争取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发展成为国际上认同的学科”。实际上，刘杲先生并不赞成将编辑学与出版学两个词捏在一起，“编辑教育和编辑活动的实践都表明，编辑出版学不能代替编辑学，也不能代替出版学”，之所以采用“编辑出版学”的名义，是为了突破现有的学科目录的限制，争取学科发展的一个空间。

2　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孰先孰后

中国历史悠久，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的发端问题，也就是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学界引起关注。刘杲先生认为：“编辑与出版的关系如何，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编辑远远在前，还是有了出版才有编辑，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在中国、在当代，编辑学研究的活力和价值，只能根植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这个目标上。”

在中国古代社会，编辑和编纂工作难以区分，存在着对他人的著述进行编纂却不进行出版的活动，或者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刘杲先生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了独到见解：对于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古代社会，“在选择和加工上，编辑和编撰(编纂)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编辑在选择和加工之外还有传播的要求(积累也是一种传播)。在现代社会，编撰(编纂)活动属于创作活动，编撰(编纂)者属于作者，对编撰(编纂)的作品享有著作权；编辑活动属于出版活动，编辑者不属于作者，对出版的作品不享有著作权”。这其中，著作权是一个关键词。近代意义的出版涉及作者、编辑者、出版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北洋政府出版法》(1914年)就规定“出版之关系人如下：一、著作人；二、发行人；三、印刷人”。出版活动的主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或事

业法人，而编辑者隶属于出版机构。编辑活动的特点是与作者(著作人)协商，对出版物的底本进行加工，编辑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版。

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出现了职业编辑和专门的编辑机构，编辑工作成为整个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似乎说明编辑涵盖的范围小，而出版涵盖的范围大；编辑活动不能脱离出版活动，编辑史与出版史也有了重合关系。但是，从学理上讲，“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编辑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出版活动。编辑学和出版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

在当今的新媒介环境下，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不断发展，出版活动与编辑活动都发生了变化。出版活动是整个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印刷出版，还有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音像出版等。编辑活动则涵盖不同形态的媒体产品，探讨其中普遍存在的编辑规律，这是形成普通编辑学的基础。实际上，中国编辑学会所致力于建立的普通编辑学，就是要“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拓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而新闻出版界也提出了融合媒体的编辑问题。此外，出版社实现了转企，出版活动的主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而民间的策划编辑机构以及基于网络的自媒体编辑活动，却脱离了传统的复制发行或者说正式出版的形态。这样一来，编辑与出版的概念不仅都扩大了，也出现了更多不能重合的部分。刘杲先生特别关注到“给编辑下定义”的争论，也看到“如果说编辑活动就是出版活动的一部分，那编辑学就是出版学的一部分。可是这从横向的和纵向的两个方面都覆盖不了”，因此，对编辑与出版概念的厘定，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应该以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演变为依据，如今“研究网络时代的编辑活动特别是研究网络传播的编辑活动，已经刻不容缓”，编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但编辑学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也许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21世纪中叶可能是编辑学学科成熟的时候”。

研究编辑史是为了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编辑活动首先和出版活动关系密切，此外，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编辑史也与多种学科史有联系，需要透过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种因素的作用，来发现编辑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刘果先生列举了多种关系：

研究编辑史、出版史“有助于扩大和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因为编辑史、出版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物是文化的载体，其内容与类型的演变都与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或文化时尚有相互作用的关系。由于编辑主体具有文化导向，编辑活动也呈现出文化价值取向。

编辑活动侧重文化建构，而出版活动关注商业市场。从中国历史来看，编辑活动发展到明清时期，受当时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影响，私营的书坊出版有很大发展，但不能与西方的出版规模相比。到了近现代，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因而，“近现代以来市场杠杆对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在进行出版单位转为企业的体制改革。从总体来看，编辑出版体制、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出版市场的变化，是考察编辑和出版活动历史的一条线索。

3　编辑史、出版史和技术发展史

刘杲先生对当今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趋势非常敏感，予以特别关注。由此反过来考察和思考编辑出版活动的发端，可以断定“只是在出现了相应的物质载体和复制手段的时候才有出版”。因此，“出版发展的历史，同时是出版物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从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的重要作用看，可以说没有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出版的发展。当代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直接左右出版业的新发展”。研究编辑史、出版史，必须关注从造纸技术、印刷技术到当今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历史，要认识到“物质载体和复制手段的技术进步，对出版物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对出版物的市场竞争以及出版业的发展，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从古代编辑史来看，官方的编辑活动早于书坊主的编辑活动，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编辑活动体现了“文治教化”的理念，也是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和利用，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都是如此。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也会带来编辑活动及出版活动主体的变化，“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流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其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刘杲先生强调“要研究编辑实务、编辑规范和编辑史，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国编辑史。要进行当代中外编辑活动的比较研究，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这其中政治制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刘杲先生深知“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是一门冷清的学问”、“写历史要下大工夫”，因而。“对大家的奉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出于在21世纪中叶建立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的强烈使命感，他从宏观角度对编辑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议，对编辑史的研究意义也有真知灼见，对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1　史德问题

中国有传统的史德，一方面推崇“秉笔直书”，一方面具有褒贬是非的笔法。有鉴于此，他强调，“写历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历史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篡改，更不能伪造。这就是‘史德’”。但研究者在写史的过程中也会渗透“本人特定的观念和情绪”，这会影响对史料的处理和编排，其中的“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学问大了”。如何保持一定的尺度呢？“对此要强调客观和理性，尽量不为一时的个人情绪和社会潮流左右”。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书写是有深刻教训的。

2　研究视野

研究编辑史，既有纵向贯穿的线索，也有横向比较的视野，目的是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在横向联系方面，要从图书编辑学拓展到普通编辑学，不仅要研究图书编辑史，还要研究同属于印刷媒介的期刊史、报业史，并关注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发展动态。从历史时空来说，可以拓展到编辑史、出版史的中外比较研究，比如对若干周边国家的比较以及中西方的比较研究。在纵向方面，可以写通史，如中国出版通史这样的宏大项目需要多方通力合作。此外，还可以研究断代史，其中“更需要加强对近代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因为这一段历史离我们最近，它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直接。研究这一段历史也要开阔视野，不仅要重视商务印书馆，也要重视中华、世界、开明等；不仅要重视生活、读书、新知及三联书店，也要重视苏区、解放区的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还可以作地区史研究、专题史研究。刘杲先生的这些思考写于1999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出版通史》已经出版，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等方面也有了多种成果，从而具体展现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开阔视野。

3　研究意义

刘杲先生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一文，开篇就论述了加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五点好处：除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对编辑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还“有助于以史为鉴，历史的经验可供当前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借鉴”；“有助于提高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质量，有助于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扩大和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有助于展示从发明纸张印刷到贡献千万典籍的历史画卷，为爱国主义教育增加生动的教材”；与此相联系，刘杲先生曾关心英山毕舁墓碑的发现与考证问题，并建议“把毕墓碑的有关资料作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展品展出”，这都涉及普及印刷文化教育的问题。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历代编辑的文化典籍卷帙浩繁、数量众多，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张元济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曾写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这说明中国悠久绵长的编辑出版史对保存典籍、延续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具有重要作用。韩国为其一部用金属活字印制的经书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并在国内外广泛宣传，声势浩大。中国在普及印刷文化教育方面显然力度不够，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者理应为普及印刷文化教育付出努力。做出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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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范文2

关键词：电视新闻；电视新闻编辑；修养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0-0169-01

电视新闻编辑是指在电视台的新闻中心或新闻部，从事新闻编辑(组织、选编、创作、文字加工整理、音像、审阅等)、编排，甚至以新闻主持人身份参与前期采访并主持报道和拍摄的工作人员。电视新闻编辑的职责有：制订报道计划、确立报道构思、画面编辑、文字编辑和录制播出。电视新闻编辑者还必须具备修养：政治修养、新闻修养、编辑修养、采访修养、电视修养、知识修养、大众传媒修养和美学修养。

“政治修养”对电视新闻编辑来说是最重要的，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是区分电视新闻编辑与文艺、电视剧等其他类型编辑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因为电视新闻除了大众传媒都有的传播信息的功能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党的宣传工具。如果政治修养欠缺，看问题片面，就不能肩负党的宣传工具的使命，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更有甚者，可能过于追求效果，而忽略实事求是，漏掉最重要的新闻。一些年轻从业人员往往存在这方面的不足。所以，作为一名电视新闻编辑，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是至关重要的。

“新闻修养”是电视新闻编辑的工作基础。新闻是社会的窗口，现实的眼睛。“求真”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工作者对世界真、善、美进行反映的基础和源头。相对报纸、广播而言，电视新闻对“时效”的要求更高。所以，对一名新闻电视编辑来说，抓社会主流、抓最新动向应当是电视新闻编辑需要长期训练的修养之一。报道什么、如何策划、如何报道、报道效果如何都是电视新闻编辑应当随时考虑的问题。

“编辑修养”是电视新闻编辑的看家本领。单条新闻编辑是基础性编辑工作，是新闻编排的“零件”,新闻编排则为单条新闻编辑提供最终的价值体现平台，只有两者有机融合，才能最终完成编辑工作。目前，某些电视台存在轻视日常基础性编辑工作的倾向，导致从业人员不重视自身编辑素质的培养，看不起基础性的编辑工作，出新闻精品也就难上加难。同时，对年轻人的成长、对事业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新闻编排是若干单条新闻的有机组合，从整体上体现该媒体的报道思想，新闻编排与单条新闻的编辑是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采访修养”是电视新闻编辑的又一基本功。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只有具备了采访修养，才能在编辑时发现别人的问题，也才能珍惜前方记者的劳动，才能在编辑时将前后期工作有机结合，创造出精品。

“电视修养”是对电视新闻编辑的特殊要求。相对于报纸、广播编辑而言，电视新闻编辑除熟练运用文字语言外，还必须熟练运用音像语言，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画面的剪辑――静接静、动接动、起幅落幅等以及同期声的运用。画面剪辑应同时遵循事件发展、人物关系内在逻辑原则――解说词声画对位原则，不能单纯追求声画对位而违背内在逻辑原则。否则，就会给观众造成视觉上的逻辑混乱，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支离破碎，不连贯顺畅。

“知识修养”为电视新闻编辑增添腾飞的翅膀。新闻是最广泛反映科技、经济、文化的等各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最新成果，所以，作为一名电视新闻编辑，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加强自己在经济、法律、科技、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修养，以提高解决实际报道问题的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如果未能发现并及时改正原稿中的知识性错误和伪科学成分，报道出去将贻害无穷。因此，电视新闻编辑应当在工作之余，沉下来钻研一些学问，力争在某个领域有较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特长，并将其运用到新闻报道的编辑中。

基因编辑范文3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能用CRISPR基因剪刀来编辑猪、鱼、猴子、羊、兔子、老鼠、蝴蝶等动物的基因。下面可以梳理一下CRISPR基因剪刀编辑动物基因产生了哪些对人类有益的典型动物。

治疗杜兴氏肌萎缩小鼠

杜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又称杜兴氏肌萎缩，DMD）是遗传性肌肉萎缩疾病。该病的致病基因存在于X性染色体中（Xp21），是通过性连锁隐性遗传而致病。该病由表达肌萎缩蛋白的基因受损引发。肌萎缩蛋白能够增强与保护肌纤维，当肌萎缩蛋白缺失时，骨骼肌与心肌将会发生退化。

男性只有一个X性染色体，因此该病患者大多为男性，患者经常需要坐轮椅，利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若女性的一对X性染色体中的一个携带有变异的杜兴氏肌萎缩基因，便成为一个杜兴氏肌萎缩的携带者，其儿子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成为患者，其女儿则有二分之一机会成为杜兴氏肌萎缩基因携带者。

目前，对于这种疾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CRISPR基因剪刀的出现为根治这种疾病带来了希望。CRISPR基因剪刀需要与Cas9配合操作，后者是一种由核糖核酸（RNA）指导的细菌核酸内切酶家族，被CRISPR系统用来在特异性的基因序列位点上识别和切割双链DNA，因此通常称为CRISPR- Cas9基因剪刀。

CRISPR-Cas9基因剪刀当然不能先在人身上使用来治疗疾病，而是要进行动物试验。现在，研究人员利用CRISPR-Cas9基因剪刀对患杜兴氏肌萎缩的小鼠进行试验，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小鼠治疗杜兴氏肌萎缩的原理是，CRISPR-Cas9基因剪刀可通过一节RNA将Cas9酶移动到基因组中导致该病的致病基因位置，然后该酶能够将特定的致病DN段切除，随后细胞通过损伤修复机制将断裂的DNA链连接，或者利用DNA模板创造新的序列。

现在，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利用腺病毒将CRISPR-Cas9基因剪刀导入杜兴氏肌萎缩小鼠胚胎中，以切除有缺陷的编码肌萎缩蛋白的基因片段，结果使得出生后的小鼠能够产生新的肌萎缩蛋白，改善了小鼠杜兴氏肌萎缩的症状。

另外，美国杜克大学的另一个研究小组也利用CRISPR-Cas9基因剪刀，直接对成年小鼠的腿部肌肉进行治疗，结果让小鼠的肌肉产生了正常的肌萎缩蛋白，力量得到增强，而且还改善了小鼠心脏等其他部位的肌肉力量。

这些研究结果也意味着，CRISPR-Cas9基因剪刀可以用来治疗人的杜兴氏肌萎缩，但是，还需要先进行人体试验，并且需要得到伦理批准。

人血白蛋白（HSA）是人血浆中的蛋白质，其作用既广泛又重要，因为它们在体液内可以运输脂肪酸、胆色素、氨基酸等，同时能维持血液正常的渗透压。人血白蛋白还可用于治疗休克与烧伤，用于补充因手术、意外事故或大出血所致的血液丢失，也可以作为血浆增容剂。

但是，如果人血白蛋白只从人体获取，如从献血者的血液中提取，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价格昂贵。因此，研究人员一直希望利用基因工程改造动物，如猪或羊来生产人血白蛋白。现在的CRISPR-Cas9基因剪刀为实现这一想法提供了理想的工具，因为通过基因编辑动物，如编辑猪，可以让猪生产人血白蛋白。

但是，基因编辑猪也会有两种结果，既产生猪血白蛋白，也可产生人血白蛋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是在编辑猪的基因时，把敲入的人类基因放在位于猪血白蛋白产生基因的下游。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使用CRISPR-Cas9基因剪刀，将人血白蛋白的基因敲入到猪血白蛋白基因位点下游起始密码子，希望人血白蛋白基因能在猪内源性白蛋白基因的转录调控下表达，同时阻止猪内源性白蛋白基因的表达。

研究人员在10只巴马母猪体内植入了300个改造过的受精卵，之后有5只猪成功怀孕，产下了16只巴马猪仔。结果发现，这16只猪仔都带有预期敲入的生产人血白蛋白的基因，在它们的血液中也能检测到人血白蛋白。不过，各只幼猪体内的人血白蛋白含量有所不同。因此，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要在未来的繁殖试验中查验敲入的人血白蛋白基因是否能在这些猪的后代中遗传下去。如果能稳定遗传下去，或许未来能让这些基因编辑的猪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人血白蛋白。

人体器官供不应求制约了器官移植治疗疾病和挽救人的生命，因此，一直以来，研究人员在想方设法采用动物的器官供给病人移植，猪的器官就被视为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器官的代用品。

但是，采用猪的器官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猪的器官可能引发器官受者的免疫排异反应，二是猪身上的一些隐藏的病毒和微生物可能对人有害。

猪的器官对于人是异种器官，异种器官移植面临的免疫学排异反应表现为超急性排斥反应（HAR）、急性血管排斥反应（AVR）、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1993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外科医生库珀等人发现，大多数人类免疫反应的肇事者就是源自猪血管内皮细胞上的抗原，称为α-1，3-半乳糖，这是一种糖分子，能在几分钟内引发器官排异。但是，一种名为α-1，3-半乳糖基转移酶的物质对于产生这种糖是必需的，将产生这种酶的基因敲除，就有可能缓和免疫排异反应，从而让猪器官供人类移植。

另一个问题是，猪体内有多达几十种潜藏的或休眠的逆转录病毒（PERV）。尽管对猪的这些逆转录病毒是否对人类有害存在争议，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使用猪的器官，就应当消除这些隐患，以免移植猪器官后引发其他疾病。因此，如果要使用猪的器官，就必须敲除猪体内这些逆转录病毒的基因，以确保万无一失。

于是，去除或修改猪的α-1，3-半乳糖基转移酶和其他几十种逆转录病毒基因就历史地落到CRISPR-Cas9基因剪刀的肩上。美国哈佛大学的丘奇教授领导的团队在2015年10月宣布，他们的两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完成去除或修改猪的α-1，3-半乳糖基转移酶基因和其他几十种逆转录病毒基因的任务。

一个研究小组利用CRISPR-Cas9基因剪刀对一组猪胚胎进行了20多个基因的改造，其中就包括编码猪的α-1，3-半乳糖基转移酶的基因，从而阻止了猪细胞表面的α-1，3-半乳糖产生，也就消除了猪器官上面的抗原，可以避免猪器官移植到人体时触发免疫反应。

另一个研究小组利用CRISPR-Cas9基因剪 刀编辑猪胚胎中的62个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基因，让这些病毒失活。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病毒嵌入在所有猪的基因组中，无法进行处理或是被中和。由于担心它们有可能给人类患者带来疾病，猪器官迟迟不敢用于人类。

现在，由于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即消除了引发免疫反应的α-1，3-半乳糖基转移酶基因和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基因，下一步将有可能把猪的器官移植给人。不过，在对人进行移植前，还要通过动物试验来验证，例如，对狒狒和猴子移植经过CRISPR-Cas9基因剪刀编辑的猪的器官，如肺、心脏和肝脏。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已经在做这种动物试验。他们从一头经过CRISPR-Cas9基因剪刀编辑的成年猪身上摘下肺，移植给一只6岁的狒狒。未来，这一研究结果将会公布，以此论证，猪的器官是否可以移植给人。

大力士和天狗

除了猪与人的生理和代谢相似、器官大小差不多之外，狗与人的生理也比较接近，因此，研究人员一直希望建立狗的动物试验模式，为人类服务。现在，CRISPR-Cas9基因剪刀的出现让中国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狗，一只称为大力士，一只称为天狗。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的赖良学团队利用CRISPR-Cas9基因剪刀敲除狗的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以增强狗的肌肉能力，因为该基因对骨骼肌生长具有抑制作用，被敲除后，肌肉生长发育能力就会增强。

研究人员最初利用CRISPR-Cas9基因剪刀对60多个狗胚胎进行编辑，然后把胚胎植入母狗体内孕育，诞生了27只小狗，但只有2只（一公一母）小狗的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被敲除。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被敲除的狗的肌肉在4月龄时就显得比普通狗更为发达，研究组将两只狗分别命名为大力士（公）和天狗（母）。

预计这种基因敲除狗在成年后将具有更强的运动能力，适合狩猎以及军事应用。由于狗与人的代谢、生理以及解剖特征相似，这类由CRISPR-Cas9基因剪刀编辑的狗会被用于治疗人类的一些遗传病，如帕金森病、重症肌无力、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渐冻人症）的试验。

基因编辑范文4

[关键词] 基因靶向修饰技术；Cas9；CRISPR/Cas；基因组编辑；基因治疗

[中图分类号] Q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8（a）-0154-04

Review about CRISPR/Cas system as a new targeted genome editing technology

JIA Liangji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anxi Province，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CRISPR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 （CRISPR-associated） systems are a unique prokaryotic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genetic elements. It also be considered as a targeted genome editing tool in molecular biology research. Because of its simplicity， high success rate and high efficiency in genome targeting， Cas system became the best genome targeting tools compared with ZFNs （Zinc-finger nucleases） and TALENs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researches， Cas system could be used as an efficient system for site-specific transcriptional repression or activation. Additionally， a specific Cas9 protein has been observed to target an RNA substrate， suggesting that Cas9 may have the same ability as RNAi technology to be programmed to target RNA as well. Overall， the targeted genome editing technology via CRISPR/Cas system has been Widely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many field such as the research on gene functions， the the disease model of gene knock-out animal construction and the gene therapy. So it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future advancements in genome engineering.

[Key words] Gene targeting； Cas9； CRISPR/Cas； Genome editing； Gene therapy

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CRISPR-associated）系统是一种原核生物特有的针对外源性遗传物质免疫系统，通过序列特异的RNA介导，切割降解外源性DNA，这些外源性遗传物质包括噬菌体或者外源性质粒[1]。CRISPR/Cas系统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中类型Ⅱ CRISPR/Cas系统由于其组成简单，被改造成为基因组靶向编辑的工具。在类型Ⅱ CRISPR/Cas系统中，CRISPR能够转录产生前体crRNA（Pre-CRISPR RNA，Pre-crRNA），Pre-crRNA经过Cas9-tracrRNA复合物加工后产生成熟的crRNA（CRISPR RNA），crRNA的5′端区域能够与靶位点互补配对，而其3′端能够与tracrRNA（trans-activating crRNA）及Cas9蛋白形成复合物，从而引导Cas9蛋白结合于靶位点进行特异性地切割。CRISPR/Cas系统与其他外源核酸防御系统（如限制修饰系统）最重要的区别在于：CRISPR/Cas系统具有记忆性，细菌会记忆首次入侵外源核酸的信息，在其再次入侵时，特异性的识别并切割这些外源核酸酶使其降解，保护自身遗传物质的完整准确[1]。特异的Cas蛋白会识别外源性的遗传物质中具有原型间隔序列毗邻区（protospacer adjacent motifs，PAM）的DN段，通过Cas蛋白将PAM5′端的DNA（即原型间隔序列）加工成短的DN段，插入到其CRISPR序列的重复序列之间，最终使得细菌通过spacer序列识别并且随后靶向这些外来原件进行切除[2]。

类型Ⅱ CRISPR/Cas系统组成最为简单，只需要Cas9蛋白、tracrRNA、crRNA、RNase Ⅲ四种成分即可发挥作用[3]。在这一系统中，Cas9蛋白在crRNA的加工以及对外源DNA的特异性切割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因此本综述也主要介绍针对类型ⅡCRISPR/Cas改造而来的相关技术。

1 CRISPR/Cas系统可以作为一种位点特异性基因编辑平台

CRISPR/Cas系统作为一种具有位点特异性的基因编辑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操作简单，这是因为其识别的特异性是有crRNA序列决定的。有报道称，可以通过人工合成crRNA序列使得Cas9系统识别并结合到与该crRNA互补的DNA序列上，最终介导Cas9蛋白特异性的切割该杂交区域[5]。与crRNA互补的靶位点序列称为原型间隔序列，除了与crRNA存在互补序列外，在互补序列的毗邻区还必须存在原型间隔序列毗邻区（proto-spacer adjacent motif，PAM）。PAM序列对于Cas9系统能够有效稳定的发挥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使得双链RNA复合体与靶序列精准的结合，并有效地避免了自身结合现象的发生。

在Cas9系统发挥识别剪切过程中，tracrRNA首先与crRNA形成crRNA：tracrRNA复合体，Cas9蛋白识别并与crRNA：tracrRNA复合体结合，在crRNA的引导下识别并切割靶位点。为了进一步简化操作过程，研究人员依据crRNA：tracrRNA复合体的结构特征设计了sgRNA（single guide RNA），sgRNA具备crRNA：tracrRNA复合体的功能，能够被Cas9蛋白识别并引导Cas9蛋白结合于靶位点[5]。

上述Cas9所具有的这些优点使得其能够成为一种跨平台的基因编辑工具在多种实验模型中发挥价值。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Cas9作为一种基因组编辑工具已经成功的应用在细菌、酵母、植物、线虫、果蝇、斑马鱼、小鼠和人的细胞模型之中（既包括传代细胞系和干细胞中）[5-7]{Cong，2013#427}{Cong，2013#427}{Mali，2013#409}{Mali，2013#409}{Cong，2013#425}{Cong，2013#425}{Cong，2013#425}。这说明了它是一种多物种适应性的，位点特异性的有效基因组编辑工具。Cas9-sgRNA在靶位点切割产生双链DNA断裂（Double strand break，DSB）后，细胞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DNA进行修复，非同源末端连接（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NHEJ）修复方式和同源重组方式（homology-directed repair，HDR）。非同源末端连接往往使得核酸链被剪切的区域发生基因突变，导致编码的基因会丧失功能[8-9]。而同源重组往往通过供体DNA与基因组DNA之间的同源重组造成靶位点的纠正或者靶向插入外源基因[8-9]。

由于sgRNA对靶序列识别的长度只有20个碱基，且Cas9蛋白对sgRNA 5′端序列与靶位点的错配不敏感，这使得Cas9-sgRNA技术的脱靶率比较高。为了提高该技术打靶的特异性，一种突变型的Cas9蛋白（Cas9 D10A）被构建出来[8-9]。这种突变型的Cas9核酸内切酶是将Cas9蛋白的两个核酸内切酶结构域之中的一个（RuvC-Ⅰ）经过点突变的从而失活，另一个切割结构域被保留，从而使得目标序列形成单链断裂（nicked DNA）[5]。这样需要有结合于两条互补的DNA链上相邻位置的一对sgRNA同时引导Cas9 D10A识别并切割靶位点才能造成DSB，从而加大了识别的长度，有效的提高了Cas9-sgRNA技术的特异性[8-9]。

2 利用Cas9系统在转录水平对基因表达的调节

Cas9-sgRNA作为一种能够与靶位点特异性识别并切割的技术，其用途不仅限于对靶位点的靶向编辑。通过点突变使Cas9蛋白的两个核酸内切酶结构域活性全部丧失获得dCas9，但是dCas9仍保留了与靶位点特异性结合的能力，这样将dCas9-sgRNA作为与DNA特异性识别的平台，同样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5，10]。dCas9-sgRNA结合与DNA上，阻断该位点上基因的转录，可以起到转录抑制的效果。如果在dCas9的C端融合转录抑制结构域KRAB（Krüppel associated box），获得的dCas9-KRAB-sgRNA具有更强的转录抑制效果，将可以替代脱靶效应明显的siRNA技术。如果在dCas9的C端融合转录激活结构域p65AD，则可获得能激活特定基因转录的转录因子[10]。通过以上这两个方面的改造可以使Cas9-sgRNA成为对基因表达的调控工具。由于原核表达系统中，需要依赖于诱导与阻遏调控机制，相反，真核生物中，调控的方式是散在的协同调控方法。所以当我们设计在原核生物中表达一个真核生物的基因或是在真核生物中表达一个原核生物的基因时，这就需要在基因序列前附加一个新的启动子和具有调控作用的小分子进行转录水平的调控，甚至需要对于特定的基因序列设计相应的增强子来对于目标基因的表达进行调控，而利用dCas9-激活或抑制系统就可以绕过这些繁琐的步骤[11-13]。

3 利用Cas9系统对目标RNA序列进行操纵

最近，相关研究证明了病原体Francisella novicida基因组中编码的Cas9核酸内切酶能够引起一个位点特异性的转录抑制作用[14]。该文章报道了通过tracrRNA和一种新型的小RNA（small CRISPR/Cas-associated RNA，scaRNA）所介导， Cas9（FnCas9）能够与靶向的mRNA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发生反应的过程。随后，这种Cas9-scaRNA-tracrRNA-mRNA复合结构的各组分之间互作导致了mRNA稳定性衰减从而将靶序列的表达量降低。以此可以推测FnCas9或可能其他的Cas9系统将可以很容易的被介导靶向RNA。事实上，实验还为研究Cas9系统优先靶向RNA或DNA的机制方面提供了启发，也就是FnCas9系统作为Cas9系统的一个个例，具有较强的结构特异性和序列需求性。

FnCas9系统靶向特定的RNA序列原理做出第一种推测是， FnCas9系统自身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功能。在目前已知的蛋白结构中没有一个是可以通过保守残基与靶向mRNA结合的[14]。相反，在FnCas9系统中存在一个精氨酸富集基元（arginine-rich motif，ARM）结构域，并被证明是在其结合mRNA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2]。FnCas9系统可能在tracrRNA和mRNA中间形成了一个简单的脚手架结构，这个结构促使了靶向的核酸内切酶对目标区域RNA的降解[15]。另一种推测是介导RNA和靶向RNA之间的非同源性互作下进行识别并结合。实验证实，这个现象在病原体F. novicida中出现，tracrRNA上与mRNA反向互补的同源序列和非同源序列相互交错结合，从而形成tracrRNA-mRNA复合物。

这项新的技术一经提出，预示着FnCas9将会代替shRNA（short hairpin RNA）/siRNA等传统RNAi（small interfering RNA）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RNA干扰物而对于不同种类的细胞及动物模型定的基因的下游产物进行RNA干扰[16]。在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来，并不能确定此系统能否稳定地在真核生物的细胞之中都能发挥降解RNA的作用[23]。当然，FnCas9系统也并不是唯一一个能够与mRNA结合产生干扰作用的Cas9系统一种存在于Pyrococcus furiosus 的CRISPR/Cas蛋白亚型（Ⅲ型）被证明可以靶向消化RNA底物[16]。研究发现，与先前提到的FnCas9相比，这一系统所能够识别并干扰的RNA序列更长，也就表明，这一系统与基于Cas9系统的FnCas9干扰物相比有更高的特异性，这一平台的发现将极大促进RNAi技术的进步。

4 展望及结语

到目前为止对CRISPR/Cas9技术的开发尚属初步。首先，虽然Cas9系统会被sgRNA引导从而识别出靶序列，但脱靶效应依然存在[11]。为了减少脱靶效应，研究人员得出了很多方法改变现状，如通过改变sgRNA的二级结构、改变sgRNA的长度、或是通过互补的切口酶预先制造双链DNA断裂，这都能有效地减少脱靶效应[11，17-19]。另外，PAM区域与靶片段的同源序列的长短也在近期被报道，在对于Neisseria meningitidis中的Cas9系统（NmCas9）的PAM序列的特异性分析的报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NmCas9系统的PAM区域（5′-NNNNGATT-3′）与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中的Cas9系统的PAM区域（5′-NNAGAAW-3′）比Streptococcus pyogenes Cas9（5′-NGG-3′）对PAM区域配对的要求严格的多[5，8，20]。

从最开始认识到CRISPR作为细菌和古细菌的一种免疫系统，到之后通过观察到这种获得性的免疫能力的细菌或是古细菌也能够生存下来并能将免疫能力传递给下一代，认识到 CRISPR/Cas9是一种能够遗传的免疫系统，这完美地验证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21]。通过这种在原核生物中发现的遗传物质靶向操作系统，现在能够很快速地对遗传物质进行操作或修饰，无论是在细胞系中还是在模式动物的胚胎中[22]。CRISPR/Cas9系统在基因治疗方面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通过导入Cas9系统和相应的靶向致病基因的sgRNA载体，来对遗传缺陷进行纠正或删除，这种技术将在未来几十年之内将会逐步成为一种可靠地治疗手段。当然，与成熟的ZFN 和 TALEN等遗传物质靶向编辑系统相比，CRISPR/Cas9核酸内切酶系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其优越性体现在如构建简单方便快捷、安全性高、毒性小等方面。CRISPR/Cas9系统在临床治疗、基础理论研究和农牧渔业等领域必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并且将会对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基因治疗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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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范文5

关键词：新闻编辑理论；新闻编辑实践；分歧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闻编辑学是探讨新闻编辑工作一般规律、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学科，它既包括新闻编辑理论研究，又包括新闻编辑实践研究。然而理论与实践在新闻编辑领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闻编辑理论引导新闻编辑实践，新闻编辑实践来检验和推进新闻编辑理论，在我国当前新闻编辑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的有关文献，并结合当前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发现在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表现在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

在西方近代认识论中，虽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无鲜明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但从哲学史上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对立主要集中于知识起源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1]从而在认识方法上，理性主义运用“自明原则+演绎”的方法，经验主义则强调“经验+归纳”的方法。[1]我国新闻编辑研究领域中，理论的探索时常基于经验的归纳，凭借经验而得的理论往往是现象的、粗浅的和个别的。当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新闻编辑学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然而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包括命题、概念、关系层面的内容则不只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更要建构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

一、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表现

笔者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相关文献时，通过筛选“维普期刊”中《编辑之友》《国际新闻界》《青年记者》等核心期刊所载150篇文章获得文献结构特征如下表：

上表所示有关新闻编辑理论的研究文章占56%（共84篇），而新闻编辑实践方面的文章占42%（共63篇，另有3篇笔者在文献归类中将其纳入新闻编辑史范畴）。由此看来，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在数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优势，然而在此基础上，新闻编辑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指导性作用，新闻编辑实践层面编辑记者在采编过程中仍然出现诸多问题，媒体失范、编辑差错等层出不穷，恶俗新闻也没有被杜绝。具体而言新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几点：

（一）新闻编辑理论缺乏新闻本质规律的基础

“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2]222杨保军谈及新闻传播规律时指出“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受（传递与收受）过程中，传受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并且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概括为“选择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关于新闻规律的探讨虽然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但新闻规律的恒定性也表现在具有传播方法论的意义上。由此看来，新闻编辑理论要以新闻传播规律为基石，离不开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统、理性的理论概括性。然而，当我们以“理论”构建的完备要素对新闻编辑理论进行检验时，就会发现新闻编辑理论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理论与“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认为：“理论由两大要素组成――概念和解释，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据观察到的特质所作的分类。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贴标签。我们通常用词语来识别概念。任何一个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拥有该理论概念的一套术语”。[4]40通过小约翰对“理论”的解析，我们看到一套科学的理论至少需要具备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新闻编辑理论的构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释存在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替代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然而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新闻编辑理论中，常常将“理论”与“理念”混淆，以“新闻编辑理念”替代科学的“新闻编辑理论”系统，这就是将理论的构建经验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简单来说，新闻编辑理念是对新闻编辑活动方法、规律、思想的诠释与升华，它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新闻编辑概念和解释框架。在近十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研究文献中，常会看到研究新闻编辑思想、观念、策略以及对新闻编辑活动的宏观把握及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编辑活动现象的归纳和提炼，然而却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稳定机制或规则渗透不深。

刘九洲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点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基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5]2那么在新闻编辑理论中这三点同样可以作为研究基点。说到底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应该是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和现象背后的规律，其基本内容的构成也应当以介绍新闻编辑领域内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为主。而基于新闻编辑实践经验而来的新闻编辑理论，由于较少深入到新闻传播规律当中，脱离了新闻的本质研究，简单将新闻编辑活动抽象化就难以在更高层面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二）新闻编辑实践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在我国虽然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为新闻编辑理论构建提供了素材，但实践研究多集中于稿件的微观操作，如标题制作、版面和图片编辑；评论、专题等不同体裁的编辑方法；时政、经济、军事等不同类型新闻的编辑。以上微观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研究状况整体上看来散杂，切中要害的探讨较少，主要表现在新闻从业者依赖于“常识”的积累，新闻编辑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离。

新闻编辑依赖于“常识”从事新闻活动与脱离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谓“常识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常识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同意”。[1]新闻编辑研究领域，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成果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长期从事行业内工作的编辑、记者往往凭借自身从业经验，将新闻活动的惯性思维简单上升为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新闻业改制转型、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编辑、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也在逐渐缺失。较早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郭镇之认为，“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起源于美国，前提是新闻自由。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所必须持有的新闻职业精神或职业规范。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是最具体的新闻活动，当然也应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此外，我国当前新闻编辑实践忽视“专业”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现则是新闻编辑人员与受众意识的分离。通常认为“编辑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级信息的受传者与终级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也正是这种中介性，使新闻编辑在信源提供者和受传者之间建立起一座传递信息的桥梁”。[7]而新闻编辑若是缺乏受众意识，编辑实践活动的效果就会降低。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活动，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环节，同样具有社会属性，而受众意识的缺少会造成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编辑一味传达自己的编辑意图，忽视受众感受和需求也是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活动分歧的重要表现。

（三）新闻编辑理论中的技术主义倾向难以落实于新闻编辑实践

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新闻理论的革新，新闻编辑理论也随新的技术环境进行创新。然而理论上的新兴媒体编辑，新兴全息化的编辑室，新的媒介载体及内容生产却很难在编辑实践中及时发挥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应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网络经营管理规范和法规也阻碍着新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理论上的设想和规划大而无当，对新闻编辑工作的指导作用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求。《中国报业》在2009年刊发了史蒂夫・奥汀的文章《全数字化的新闻编辑室近在咫尺》，文章对新型数据新闻编辑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国新闻编辑部室改革实践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关于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编辑研究近几年来一直属于热门领域，但是研究多集中于现象描述，例如编辑的把关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闻”对编辑身份的挑战，编辑主体的“大数据运用”，但具体到实践方法层面，编辑如何转型，媒体如何建立数据化的新闻编辑室，如何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加强传播效果往往点到为止，没有实践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论概括也显得不到位。

二、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上述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分歧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点，即学理原因和编辑主体自身原因。

（一）学理原因

综观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可以看出其构建通常来自于两个基础，第一是基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提出的问题而在理论层面对其解决，第二则是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但是这样的构建基础往往不能对新闻编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例如在编辑理论的提出上抛弃了新闻学理论的基础，不能做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本质的回答，这种理论的构建有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也就缺乏了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斯蒂文・小约翰所提出的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毕竟“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并不表现在它能化抽象为具体，借用描述的手段去还原事实，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什么发生’，即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使之具有了解释能力；同时它还能回答‘是否还会发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复的可能性，这就使之具有了预测的能力”。[5]3而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这样的新闻编辑理论其中的科学规律就会被社会话语和技术话语所掩盖，失去了新闻编辑理论本应具有的独立品格。

弥建立和欧阳宏生等人在对50年来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嬗变与发展进行梳理时，从社会文化环境、新闻节目构成形态、电视声画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流变轨迹。[8]不难看出，社会文化环境即是编辑理论形成的的社会语境，而新闻节目构成形态和电视声画关系则属于具体的实践层面。

新闻编辑队伍良莠不齐，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了新闻编辑理论不能够理想地灌输于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编辑人员。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由于重点讨论的是新闻编辑实践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撰文进行探讨，专业知识略强的作者研究尚且深入，而一些并没有受过良好理论熏陶的作者仅仅是将从业经历简单加工描述，这就影响了新闻编辑的整体研究水平，这种情况最直接地后果便是编辑过程中低俗新闻层出不穷。新闻采编和报道的低俗化倾向导致了新闻功能和新闻本性的丧失，而低俗新闻在形式上的表现便是采编缺乏监管。

我国新闻编辑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传播规律、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既要体现实用性，又要体现科学性，实用性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归纳，科学性则体现在对概念的阐明、问题的论述和规律的揭示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新闻编辑研究中要将经验的东西上升为方法，将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哲学层面上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在新闻编辑学中，这种方法论则表现为如何更科学地、系统地探索新闻编辑活动背后的规律，终归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然而如前所述，我国新闻编辑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大量停留在什么是新闻编辑？编辑流程有哪些？以及如何操作上，少有从理论上对编辑活动做系统的总结。刘九洲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谈及每一科学的知识进程都表现为“范畴―范畴逻辑系统―理论―学说”。[5]29我国新闻编辑学的构建若是依照一定的范畴体系进行，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

从上述新闻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新闻编辑活动最基本的范畴可以概括为：新闻事实、编辑主体、编辑过程和新闻产品。新闻事实作为新闻编辑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起点，规定着新闻编辑一般原则、特点等方面；编辑主体则规定着编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层面；编辑过程作为编辑活动的实践层面规定着新闻编辑的规律、方法、技巧等方面；而新闻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则包括了新闻稿件、新闻图片、网络电视广播的节目素材等。由这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新闻编辑范畴逻辑系统最终形成新闻编辑理论的框架。

在新闻编辑领域，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环境下，完善的新闻编辑理论与新的实践内容尚需要更深入和切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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