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亲情错乱集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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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亲情错乱集1

一、“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表现形式

1.极端自私

由于父母不在家，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起生活，由于隔代监护，代沟明显，老年人在思想还是方法都无法跟上时代的要求。又由于受“隔代亲”影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往往过分溺爱，使他们养成了唯我独尊、极端自私。

2.性格怪癖

由于双亲没有身边，家庭角色缺位，加之农村教育环境条件差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得留守儿童的个性特征和行为缺陷。主要表现为：任性、冷漠、自卑、胆怯、狂燥等。祖辈的溺爱，造成留守儿童我行我素、不尊敬老人、固执倔强、情绪波动大、爱发脾气等不良性格。儿童处于身心发展的转折期，其可塑性大、自制力差、缺乏成人适当的约束和科学的引导，使其极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诱惑和影响，很多儿童由于无人管理或管理不当而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混在一起，养成了不良的行为习惯，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3.没有正确的人生志向

一部分外出农民工，长期在外，因无法照顾孩子产生负疚感，极易形成对孩子奖励行为怪异，诸如：乱买玩具，尽量地迁就孩子，哪怕孩子做错了事，认为孩子怪可怜的就一味迁就，给孩子零花钱多，使孩子没有看到大人挣钱的辛苦场面，却看到钱来得很容易，易养成孩子乱花钱、摆阔气的陋习，家长没有当好榜样，给孩子造成只要个头长大了自然会挣钱，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造成“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原因

主要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是个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启蒙教育，健全家庭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留守儿童”正因缺失了完整而有效的家庭教育。与父母的长期分离造成了“家教”的严重缺失，由于长期缺少父爱和母爱，容易形成隐性“孤儿”，加之儿童的天生的的好奇心，正面的知识及理想没有占领儿童的头脑，就难以抵制不良精神污染。有报道：历年的刑事犯罪中，有20%以上的青少年为这类孩子。更可悲的是，这些孩子犯了罪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在什么错了，实在令人伤心不已。

三、信息技术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方法尝试

如何解决留守儿童教育，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我在信息技术对留守儿童教育方面进行了尝试，收到了一定效果。

1.利用网络资源加强孩子与父母的交流

多数留守儿童，又是独生子女，内心非常孤独。在学校，和同学一起学习和玩耍，对他们来说很快活，放学后回到家，倍感寂寞。利用信息技术，建立一个学校与家长、家长与学生联系的平台，电话、在校园网上聊天、QQ视频对话，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通过这些平台使父母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和亲子互动，倾听子女的心声，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也让孩子觉得父母就在不远处，缩短距离感；积极鼓励他们的点滴进步，使他们能够充分感受到父母的爱，经常地感到温暖。

2.利用网络信息平台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

通过向家长、监护人发手机短信和在校园网上有关教育信息的方式，呼吁社会、学校、家庭、监护人给他们温暖，寻求学校、家庭、社会三方的最佳整合，达到学校教育学生，家长了解孩子。特别是教师，在利用给孩子上多媒体课时，要多留意引起儿童兴趣的风景，让儿童对大自然亲近，热爱大自然，享受大自然，让留守儿童心里充满阳光。

3.利用学校网络，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提高学生心理承受能力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山草香为大家分享的4篇家庭亲情错乱集范文就到这里了，希望在家庭亲情错乱集的写作方面给予您相应的帮助。

家庭亲情错乱集2

在中国，“只恋爱，不结婚”的观念被很多年轻人所认同。“剩女”这个词最早流行于网络，把大龄未婚单身女性称作“剩女”，剩女群体的特点是无学历与收入之分，已成为一种新城市人群，成为普遍的社会亚文化现象。站在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社会群体，岌岌可危。她们在承受着各种事业及生活压力，同时还要承受着来自亲朋的更多心理压力。

剩女群体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乏来自于她们自身的心理原因。有调查表明，最主要原因的选项分析显示，“选择工作之余宅在家里”的比例排在了首位；其次是“没有经济基础，没房、没车”；“社交圈窄”、“对爱情宁缺勿滥、过于痴情、被曾经的感伤所困扰”、“不会与异性相处，对自己缺乏自信”和“因事业和学业而错失交友的最佳时机”居于其后，另有%的调查者表示自己是独身主义，不打算结婚。无论出于哪种原因，当你走进这个群体，成为其中一员，会面临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健康冲击。

心理冲击

这部分女性由于长期单身，比较容易产生孤独、寂寞、平淡、焦虑、压抑感、挫折感、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等现象。负面情绪往往在这个群体中表现明显，“剩男剩女”负面情绪高达75%。这个女性群体的负性情绪主要直接或间接来自与婚姻有关的问题。

婚姻作为人生中的一项大事，是一个必经过程，长期单身的人需要承受来自经济、社会、舆论等多个方面的压力，对心理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自卑是直接导致他们负性情绪的罪魁祸首之一，她们往往是因为不堪忍受周围人善意或恶意的关注而对自己悲观失望，进而出现自卑、抑郁、焦虑的心理问题。

其次是自我封闭，这种女性大多性格内向、腼腆、不善交际，她们在婚恋问题上从不采取主动，而是将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交际范围十分狭小，同时也失去了与更多异往的机会，走进了剩女的圈子后，家庭社会的压力，使得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是逆反心理。很多剩女因择偶要求过高而失去了很多机会，她们往往容易走入一个极端，把择偶的高标准一步一步守得更严，这种心态使她们往往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地步。当然，这背后也不能忽视社会大众对这一群体产生的歧义理解，来自家庭的压力，来自同事、邻里、亲友们的压力等等也造就了他们的负面情绪滋生。

所以，对于这个特殊人群，社会、家庭诸多方面都应该努力营造一种温暖和鼓励的气氛。首先，剩女们自己应该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既不一味地对别人高标准、严要求，也不轻易看低自己和自暴自弃。要多关注周围的人和事，改变独来独往、事不关己的行事风格。此外，建议广大剩女们培养各种兴趣爱好，让自己多些生活情趣。最后，也要提请父母亲朋们能适当地掌握关心的艺术，不要让关爱变成她们的心理负担。

生理冲击

剩女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夜生活频繁，由于独身，导致熬夜、失眠、睡眠不足、人体生物钟紊乱、过量吸烟、饮酒、深夜暴饮暴食、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势必给太多生理紊乱和疾病提供了可乘之机。

深夜喝咖啡、游离于KTV、夜总会、酒店等污浊空气及噪音环境的夜场中，过度饮酒、熬夜、放纵自己；或三三两两聚集于夜市宵夜场所，暴饮暴食；或痴迷并畅游于网络游戏及虚拟世界等不良生活方式，使脂肪肝、肥胖等生活方式疾病高发。

这样的生活方式，首先是人为打乱生物钟规律，导致内分泌系统紊乱。继而由于睡眠不足，导致代谢功能紊乱。

吸烟环境对心脏、肺和呼吸系统等器官造成损伤。夜生活中过量饮酒，大量饮用饮料，也加重了肾脏的负担。由于睡眠不足导致次日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造成工作效率下降，由此而来的工作失误增加了心理压力和挫折感，更加重了失眠和对夜生活的依恋，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妇科相关疾病，是剩女群体不应忽视的一个健康隐患。首先由于特殊的社会状况，导致正常不足，性压抑导致泌尿生殖器官炎症和性器官退化；另一个极端是不稳定的多性伴，有多种疾病传染的风险。

此外，剩女工作压力大也促进很多妇科疾病发生，很多剩女爱喝咖啡，嗜食辣椒，喜欢泡吧，出于职场原因甚至还练出一身酒量，加之作息没规律、情感无处宣泄等诸多原因导致内分泌紊乱，给很多乳腺病等“粉红杀手”提供了良好的偷袭机会。

高蛋白饮食让体内激素始终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吃辣饮酒，让盆腔长期处于充血状态，这些也会为乳腺病和妇科病的发生提供营养丰富的“基液”。

许多“剩女”错误地认为：妇科检查是已婚女人的事，忽视体检，特别是妇科检查，无疑为许多妇科疾病的发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 这部分女性群体结束单身后，又会面临高龄生育的现实问题。

大龄生育对母子都有一些弊端，这不仅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不利影响，更是对下一代健康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所以剩女脱离了剩女阶段之后，还要更注重孕产期的生殖健康问题。

剩女幸福自检

总之，关注这个特殊群体的女性健康，呼吁剩女自身以及家庭乃至全社会都以正确的态度去关爱她们：

自我调节

要注意自我保健，提高疾病预防意识，放慢生活的步调，有规律地生活，积极应对压力，学会自我调节，早期预防，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追求健康乐观。

定期检查

特别是妇科方面的定期检查，改变错误观念，不要认为妇科病只是已婚女人身上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妇科检查与自己无关。

晚婚晚育者和“不生育”女性要定期自查，因为由于晚婚晚育者越来越多，妇女在怀孕或哺乳期罹患乳腺癌的比例渐增；另外，没有生育的女性逐渐增多，提高了乳腺癌的患病率。

除了常规的妇科检查外，还要特别重视乳腺癌、宫颈癌等肿瘤方面的筛查。有了性接触，也要定期做妇检和自检。

没有过性生活或很少有性生活的可以不做宫颈癌普查，但是乳腺癌的普查则不能忽视。检查周期为一到两年一次。

家庭亲情错乱集3

关键词：自我 他者 儿童 成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坛璀璨群星中最明亮的之一。陀氏的艺术世界怪异又真实、陌生却熟悉、遥远但发生在人的内心。他笔下的幻想家系列不仅是对精神变态者的深入探索，更剖开看似正常人的虚伪表象，展示人类普遍存在的病态心理。

《涅朵奇卡》是陀氏的早期作品，于1849年以――“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一个女人的遭遇”为题，发表在《祖国纪事》上。全书分为三部分：“童年”“新生活”和“秘密”。作家用时两年写成前半部分，后因被捕和流放而没有完成。在1860年作家自编选集时对原稿做了大量修改，改成了现在出版的样子。

《涅朵奇卡》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陀氏研究者的评论专著或俄国文学史对其都鲜有提及。多数研究者只是在研讨陀氏笔下的儿童形象时，才对其略有涉及，或是单纯把它归于作家的幻想家形象家族里的一名普通成员，更有俄罗斯评论家只拘泥于批评作品的文字和形式。Л.В.布朗特认为小说的第一部分中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叶菲莫夫的行为毫不引人入胜，叙述单调，独白太多，烦人的说教也不少。[1]

然而，《涅朵奇卡》是陀氏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未完的长篇小说中酝酿着诸多作家的重要创作主题和思想，除儿童问题和幻想家主题外，还包括：女性生存权利的主题、艺术家形象、“双重人格”的主题、“偶合家庭”主题、“罪与罚”的主题、“根基派”思想等。小说中未尽的构思和人物形象也出现在后续的作品中，如小说第三部分里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可以说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瓦尔科夫斯基的雏形。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在《绿毛水怪》里写道：“我看了这本书，并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分。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2]

一、自我与他者

小说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的是涅朵奇卡的继父叶菲莫夫的故事。他原本是地主私人乐队的单簧管乐师，因为有着惊人的音乐天赋而自命不凡，梦想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然而，过分的自负使他疏于练习、荒废业务，过起了酗酒放纵，消磨才华和意志的浪荡生活。为了得到千把卢布的嫁妆，他娶了涅朵奇卡的母亲，并将自己的失意归咎于琐碎的家庭生活。当成为音乐家的幻梦彻底破灭时，他杀了妻子，自己死于精神错乱。

艺术家形象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主题，同时，叶菲莫夫也是陀氏早期幻想家形象的继承者。在《同貌人》（1847）中就曾出现过精神分裂的小官员戈里亚德金，他在幻觉中看到了自己的化身――小戈里亚德金。如果说在《同貌人》中，只有戈里亚德金是真实存在的，而化身小戈里亚德金只是他的幻想，那么《涅朵奇卡》中的叶菲莫夫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个荒诞的存在。

首先，叶菲莫夫在自我认知上与他者发生了倒置，但就是这样一个镜像中虚构出的他者形象让叶菲莫夫如痴如醉，正如拉康学说中阐释的那样：“人们在这种自己成为自己的最初场面中抱定了这种自相矛盾的想法，即在他者中生存，在他者中体验自我。”[3]。叶菲莫夫欣喜若狂地认同了这一给予他肯定情感的他者形象，但同时也遭到了他者形象的控制和支配。著名小提琴手无须像初学者那样做过多练习，于是，叶菲莫夫傲慢放纵，不愿参加供人娱乐的商业演出，也不甘心在乐队里当个小小的演奏者。最终在真正的小提琴家C来到当地举办音乐会的时候，伪音乐家叶菲莫夫无处遁形，其虚假身份在曝光的真相中骤然萎缩，走向消亡。

二、儿童与成人

在俄国社会发生剧变的动荡时代，当资本主义蔓延，传统的宗法制伦理道德基础受到了威胁时，社会大团体的变迁引起了作为社会小单位的家庭的变化，这也正是陀氏创作的另一重要主题――“偶合家庭”。叶菲莫夫便是存在于偶合家庭中的一个伪父亲形象。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与孩子的角色倒置，他并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鄙视商业演出和乐队的职务，整天无所事事、分文不获。实际上，他像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那样完全靠妻子养活自己。然而，他却认为正是妻子阻碍了他艺术道路的发展，正是穷苦琐屑的生活磨平了他的音乐天赋。于是，他要消除那个牵绊着他的障碍，杀了妻子便会成为像小提琴家C那样的音乐大师。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伪父亲，涅朵奇卡却爱得异常热烈，甚至胜于爱自己的母亲。“我觉得父亲总是那样可怜，那样受欺凌、遭践踏、吃苦头，以致在我看来，如果不发疯地爱他，不安慰他，不跟他亲热，千方百计为他着想，那简直是可怕的，不近人情的事情。”[1]涅朵奇卡具有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她甚至觉得母亲是阻挡她和父亲幸福的绊脚石。她幻想着母亲死后，他们就会变成富人，父亲会带着她到那栋“挂红色帷幕的豪华楼房”里去。于涅朵奇卡而言，她也没有安守自己女儿的角色，她对母亲的感情极为复杂，对她充满了嫉妒、恐惧和憎恨。为了获得父亲的爱，她就必须与母亲敌对起来，以取代其妻子的地位。

在《涅朵奇卡》中，母亲就是维系叶菲莫夫和涅朵奇卡的存在基础，她供养他们，是他们生存的根基。然而，母亲却成了所有阻碍的象征，所有人都要铲除她、毁灭她。事实上，母亲的死亡没有给叶菲莫夫他想要的自由，没有给涅朵奇卡渴望的幸福，相反，失去了母亲这一俄罗斯大地一样的根基，他们注定是要走向灭亡的。在“根基派”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根基”就是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生命价值，国家的发展方向最终要回归到“俄罗斯精神”的“根基“上来。

在《涅朵奇卡》中陀氏构建了一个颠倒的、却极具对称美的世界，其间充满着折回、重叠，却又疏离、互相厮杀。主人公们迷失在庄生晓梦的美丽世界，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梦幻，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相互消融了，叶菲莫夫和涅朵奇卡仿佛都在追求一种极致，那是一处被挂满的红色幔帐遮挡着了真相的楼宇，他们活在自己向往的那个极致里，抹去了通往它的道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原则不能让人满足，好像在玩折纸游戏一样，为了使现实和梦幻之间的距离无限缩短，他们将谱写命运的白纸对折，使两点重合起来，把三维空间变成二维。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涅朵奇卡被X公爵收留并开始新生活的故事。在陌生又新奇的环境里，涅朵奇卡结识了公爵的女儿――小郡主卡佳并陷入了对她的疯狂热恋。小说中，涅朵奇卡几次发生精神性惊厥，她不断地晕厥、苏醒，穿梭于现实和幻梦之间。在继父杀了母亲逃跑后，涅朵奇卡又一次晕倒，当她醒来后看到了X公爵。他正直善良、生活富裕而且无拘无束，满足了她对父亲的全部幻想。公爵告诉涅朵奇卡，他还有一个跟她一般大的女儿，不久就会从莫斯科回来，于是，她那遥远的、模糊的、不可言说的幻梦开始与现实发生重叠，公爵府就是那栋挂满帷幔的房子，X公爵就是父亲，他的郡主女儿就是自己。当她再一次晕倒醒来，那个早已经勾勒好的完美的自我形象就出现了，“当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一个孩子――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俯视着我，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她伸出双手”[1]。涅朵奇卡迫不及待地走向那个全新的自我，她疯狂地爱着小郡主，那个美丽、活泼、人人喜爱的形象。“我”总是想吻吻她，甚至在夜里醒来时会偷偷来到她的床边吻她的手、肩膀、头发甚至是脚。涅朵奇卡对小郡主的爱更像是一种自恋，亲吻是她与小郡主融合的标志。当两个人互相吐露心曲时“我们的嘴唇都吻肿了”“我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4]。

“人们从童年步入成年，就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蒙昧走向文明，并且形成相对稳定的思想、性格、气质。这个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吸收知识、积蓄经验、从单纯走向复杂的获取过程；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逆向过程，即抛弃、失落、退化的过程。”

在陀氏的创作中，这种将成人与儿童倒置的意图是明显的，人没有按照自然成长过程去发展，相反，作家将成人和儿童放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进行对比考察，竟发现相对于成人而言，有些儿童要更加成熟，更加包容。

成人叶菲莫夫和儿童涅朵奇卡对自我的完整性的理解完全不同，叶菲莫夫的终极世界是孤立的、割断与他人的联系的、绝对自我的世界。而涅朵奇卡更多的是寻求与他人的联结和融合。前者越是追求自由孤立，对他人的依赖感反而越强烈，当他失去妻子后随即精神崩溃而亡；后者虽寻求与他者的联系，但精神主体变得更加自信和强大，敢于挺身而出保护他人。

人不只是在镜子面前认识自我，更多的是从他者中反观自我，前者在自己的狭隘世界中迷失，后者在荒芜中开辟自己独立的世界，两者虽有相同的目标，却达到相反的结果。

三、罪恶与清白

在第三部分中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涅朵奇卡的养母，也就是“秘密”的主人――亚历山大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与卡佳分别后，涅朵奇卡被卡佳的姐姐收养，她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封亚历山大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情人写给她的告别信。信中显示她曾爱上过丈夫以外的其他人，并且这件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因为有罪，她对丈夫有着近乎崇拜的爱恋，完全依附于他，屈从于他，而他则保持着自己绝对的威严和优势。在《新约・约翰福音》中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试探耶稣，抓住他的把柄，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的回答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人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5]米哈依洛芙娜犯了罪，她承受着自己良心的折磨和丈夫无言的审判，在这段似曾相识的父亲、母亲、女儿的三人结构中，涅朵奇卡不再妄想代替女主人妻子和母亲的位置，相反地，她同情这个可怜的女人，鄙视她丈夫以蹂躏她感情的方式报复她。米哈依洛芙娜有罪，但是在涅朵奇卡眼中却是纯洁无比的。戏谑的是，涅朵奇卡的清白却被米哈依洛芙娜随意揣测、践踏。她怀疑涅朵奇卡与自己的丈夫有染，怀疑敢拿清白保护自己的这个女孩儿并开始对她忽冷忽热。

涅朵奇卡的纯洁之心受到继父的无视，遭到米哈依洛芙娜的怀疑，唯有在敢于坦诚自己的自私和过错的卡佳那里得到了真诚的回报，成人习惯于用清高和无辜来掩藏内心的肮脏，正如他们的身份一样：继父、养母、养父，与儿童的真诚比起来，他们不过是虚伪的代名词。

四、结语

在研究陀氏的成果中鲜有对其美学的分析，在其看似平铺直述的叙事下隐藏的是颠乱倒错的内部关系，像是精神错乱病人的呓语，而在乱码的逻辑当中却是极具对称美的深层结构。当然，这种结构与内容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涅朵奇卡》所建构的是一幅倒置的混乱世界，仿佛有一面巨大的镜子树立在人物的面前，他们活在当下，却观察着镜中的影像，迷失在疼痛感消失的幻梦中。

注释：

[1]陈觯骸斗选ね铀纪滓夫斯基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王小波：《绿毛水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3]王小峰等译，[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4]徐葆耕：《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家庭亲情错乱集4

关键词：余华 叙事模式 解构策略

一。叙事时序――消解存在之重

叙事时序是指文章展开叙述的顺序。故事真实的发生时间和作者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时间是不同的，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时间又叫做叙事时间。叙事时间是作者对故事时间加工改造后提供给读者的现实的文本秩序，它是作家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传统作品的叙事时序大多由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进行。而余华小说却大多都不是按照顺序结构进行叙述的。余华在叙事时间上经常表现为自由的压缩、拉伸、善于以回忆和倒叙来构建心理时间。这种打乱叙事时序是叙事方式亦体现着对荒芜世界的认同，对人生的怀疑和对存在意义的解构。

余华的代表作《活着》的叙事时序很具有余华的叙事特点。此文由两个嵌套的故事组成，一个是“我”与富贵的故事，一个是富贵自己追忆中的故事。一个是听故事者，一个是讲故事者。两个故事有着两组叙事时间。两组故事的情节时而分开时而相融，构成了完整的叙事文本。主人公富贵的回忆，由老年开始，回溯到青年时光，经过种种人世变迁，最终回到老年。这种叙事时间构成了一个轮回，暗示了生命本身的因果，一切终要回归于自然。

叙述开始于某天“我”在田间遇见一个老人，而“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颗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位老人便是主人公富贵。时间由富贵的叙述回到遥远的年月，他开始讲述以往父亲的富有，少年时风流倜傥的性格、当年纸醉金迷的生活以及在里一掷千金的往事。当富贵输光家产、气死父亲、回到娘家的时候，叙事时间又回到“现在”：富贵说到这里看着我嘿嘿地笑了，这位四十年前的浪子，如今赤裸着胸膛坐在草地上，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照射下来，照在他眯缝的眼睛上。听故事的“我”此刻感到“再也没遇到一个像富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第二次时间的插入是在龙二被处决之后：“富贵的讲述到这里中断，我发现我们都坐在阳光下了，阳光的移动使树荫悄悄离开了我们。”有庆的死亡造成了第三次叙事时间的中断，切换到“我”、富贵、老牛共度的午后。第四次时间的插入是在凤霞、家珍死后，富贵评价道：“家珍死得很好”。那个时候下午即将过去了，在田里干活的人开始三三两两走上田埂，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上，不再那么的耀眼，变成了通红一轮，涂在一片红光闪闪的云层上。第五次是在二喜、苦根死时中断：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向池塘旁的的老牛喊了一声，那牛就走过来，走到老人身旁低下了头，老人把犁抗在肩上，拉着牛的缰绳慢慢走去。两组叙事的情感完全不同，在“富贵”的故事里，经历的是大喜大悲，而在“我”的故事里，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平静的老人。每当“富贵”故事经历重大变故的时候，叙事时间便会切换到现在。我便会面对着这个平静的老人，这样的时间插入，让人感觉仿佛一切都是可以过去的，一切终将归于平静。“富贵”回忆中故事中的时间横跨富贵的整个人生，而“我”的故事中的时间仅仅是从中午到傍晚。苦难悲痛与平静淡定交缠在一起，青年时的大起大落与老年时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平添无限感慨。《活着》交织错落的时序展现了其虚无主义的思想，凸显了生命之轻、消解了存在之重，具有解构的意味。

而叙事时序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毫无关联的往事可以拼接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经常性的错置，事件按照“记忆的逻辑”，过去、现在反复回旋、重叠……为了更好地分析《在细雨中呼喊》的中的叙事时序，笔者列出其各章节的分题目与其对应的故事时间、主要事件现于在如下表格中（表格见文末）。

由图中可以看出，本文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差甚远。叙事时间是由各种回忆的片段无规律地拼凑而成的。第一章的“南门”一节，主要讲述的是儿时在南门发生的故事，而第三章的“遥远”一节却讲述的是爷爷年轻时的故事，第四章的“威胁”一节里，时间又回到“孙荡”时期。章节的情节发展显然是与现实的时间不同的。而故事发生的时序大致应该是：祖父的故事――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我的出生――我在南门的生活――我被父母抛弃送往孙荡――我在孙荡的故事――我回到南门。由于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同，使得读者若想了解一个人物的完整故事，需要在不同的章节寻找故事的片段，并且自行分析其前后时间，并自行加以组合。余华对人生的看法和他的叙事时序一样：这个世界看似有意义，看似按照正义、秩序和理性组织起来，实际则是一片废墟与混乱。这种凌乱破碎的叙事时序，也映衬了余华所要消解的生命意义。

二。叙事视角――解构宏大叙事

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宏大叙事”是上个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常见的叙事模式，其代表了大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精神追求和理想。余华成长在充满社会主义“红色经典”的文学时期。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时，国家恢复了高考，这时的中国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逆转，所有的伦理体系都被重新定位，所有的现实秩序都被重新建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人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余华的小说用自己的方式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变成为个人化的理解。余华用“我”的视角，去阐释历史中的现象，在漫漫记忆里去定格那转瞬即逝的画面。这种叙事方式符合解构主义颠覆性的特征，打破了一元的思考方式，迎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多元思想的需要。内视角的展现模式与特殊的叙事视角是余华用来解构宏大叙事的两个主要手段。

1.内视角的展现模式

余华关注的是大世界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注重的是个人的体验。因此余华经常采用内视角的展现模式。内视角有利于拉近读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展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体现人物内心的感受而非人物形象的塑造。

即使是同样采用第一人称，余华也往往做了多重化的处理：在《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两个“我”一个是叙述者，一个是故事的是故事主人公。这两个“我”之间的思维方式、成熟度、认知程度都是不同的。作为叙述者，“我”对以往的事物保持着冷静与理智。而处于故事自身的“我”看到自身经历感觉是起伏跌宕的。从时间上来说，一个是现在的“我”，一个是童年时期的“我”：现在的“我”讲述了“童年的我”在南门遇到的不公平待遇、离家的落魄与孤独、在孙荡镇被收留时的满足以及再次被遗弃的沮丧。“童年时的我”是充满孤独、无助的，而成年的“我”是平静的。两个“我”在故事之中的情感互相交错融合，稀释了愤怒的感觉也打破了平淡的氛围。

“成年的我”时隔多年后，仍保存着记载童年父亲和哥哥殴打自己的记录的作业薄，“当初立誓偿还”的心情，与“干枯的树枝上布满了嫩绿的新芽”的美好情境联系在一起。“成年的我”感到“也许是记忆吧，记忆超越了尘世的恩怨之后，独自到来了。”成年的我在孩提时的愤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了，当年残酷的事实变得可以理解了：“在我的记忆里，哥哥进入高中以后，身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现在想来，我到是十分怀念十四岁时的哥哥，那时的哥哥虽然霸道，身上的骄傲想起来却令人难忘。我的兄弟坐在田埂上，指挥者苏家兄弟为他割草，这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代表着哥哥的形象”这里的感受显然也是孙林光成年以后的感受，是“叙述”的我的感受，哥哥霸道的形象，小时候觉得可恶，现在已经是截然不同的感受了，因而“我”呈现出“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与平静”。两个自我的运用，使得读者既有置身故事之中的感受，又有旁观者的冷静，相比其他作家内视角的写作，余华的内视角的展现方式更加细腻、更有层次感。

2.特殊的叙事视角

不同视角对于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选用怎样的人物视角也意味着呈现怎样一个世界。余华抛弃了宏大叙事中英雄式的人物视角，喜欢采用一些比特殊的人物的视角。如《在细雨中呼喊》采用的是儿童的视角，《活着》、《徐三观卖血记》采用的是农民的视角。通过特殊的叙事视角，可以展示出个人的、特别的情感和体验。

儿童视角是在余华的叙事模式中常常见到的。儿童视角代表着蒙昧与无知，但同时也代表着真实与纯净。儿童的价值判断与成人的价值判断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对于道德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在细雨中呼喊》中“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感到“他双目关闭，一副舒适安详的神态”，“看上去他像是睡着的。这是我六岁时的真实感受，原来死去就是睡着了。”既然儿童的视角与成年人的视角是不同的，那么就给读者很大的空间去思考其中的差异。到底是“儿童的世界”更合理，还是“成人的世界”更合理？这个疑问解构了成人所定的价值标准。

《许三观卖血记》则是从“许三观”这个农民的视角出发的。农民的视角代表着淳朴、简单。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经历了不少“大事”：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按照传统小说的叙事习惯，可以作为宏大叙事来表现。但是余华对此并没有花很多的笔墨描写，而仅仅是作为一个冷静的背景。以许三观的视角，会虔诚地相信“喝几大碗水”便可以稀释血液，会以为年轻人的血可以抵得上自己的两碗血，于是出现了荒谬的“卖血的和买血的”一起来的事件，当许三观老了的时候，被通知自己的血“卖不出去了”、“只能用来涂红漆了”，他只能无助地哭泣。令人印象深刻邪恶是许三观在饥荒时为了解馋“用嘴巴炒菜”的小事：只见许三观绘声绘色地描述道：“猪肝先是切成片，很小的片，然后放到一只碗里，放上一些盐，放上生粉让猪肝新鲜，再放上半盅黄酒，黄酒让猪肝有酒香，再放上切好的葱丝，等锅里的油一冒烟，把猪肝倒进油锅，炒一下，炒两下，炒三下……”这样的小事，既有趣，又反应了有些悲凉的现实生活，有苦中作乐的味道。淳朴、简单的农民视角，看似幽默，实则写出了农民生活的艰难辛酸，反映了真实的小人物的生活、情感。

三。零度叙事――颠覆传统伦理

余华认为痛苦是实质，死亡时必然结果，人生如同一场滑稽戏。在嘲讽和凄惨一笑中超脱人生的痛苦、无奈地活着，是他们对现实的体验所持的人生态度，因而在叙述方式上不再像传统作家那样把写作本身看成为一种目的、一种激情，而是像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用一种直陈式写作，即无命令也无奇缘的，中性的，非情感化的“零度写作”。

零度叙事中，作家与读者是平等的关系。在作品中，作家只是客观的描写，而不显露自己的立场。“零度叙事”归根到底是一种解构主义的写作方式。余华小说有许多关于“人性恶”、暴力的描写，把令人恐惧的、触目惊心的事淡化为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以此来消解正常的伦理秩序，暗示人无能为力的被动生存的状态。

1.对死亡的零度情感

余华异常偏好对死亡的描写，并且在描写时报以零度情感，在语言上，显得不动声色。《世事如烟》中在描写“接生婆”的死时，余华写到：“一股凶狠的腐烂气息朝他扑打过来，使他一阵头晕。但是他还是继续将门推开，并且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昏暗，满屋子翻滚的腐烂味使他眼泪直流。他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昏暗，满屋子翻滚的腐烂味使他眼泪直流。他走进去以后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接生婆。接生婆脸上的五官已经模糊不清。那脸上有水样的东西在流淌，所以她的脸显得亮晶晶的。”接生婆死的莫名其妙。旁观者对接生婆并没有太多反应，只是对几个站在自己房门口的人报告说：“已经烂掉了”。叙述者的冷酷来源于对现实的荒诞的理解和认同，生者的零度情感状态显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现实一种》中，小孩皮皮因为抱着堂弟“感觉越来越沉重”，所以就“松开了手”，于是弟弟掉在地上摔死了。而摔死弟弟的时候皮皮只感觉“听到那东西掉下去时同时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沉闷一种清脆”。皮皮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摔死自己堂弟的声音，而是平静地说了句，“弟弟睡着了”。文中还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山岗”被解剖的细节：“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岗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岗两条胳膊的皮了。”剥人皮这样恐怖的事件，让余华写得波澜不惊，还写到山岗被取下的睾丸被移植到他人身上，移植的睾丸使得此人有了儿子。这样的情节不令人感到悲痛，反倒有几分戏谑和幽默的效果。

2.对亲情的零度解构

另外，余华的零度叙事还表现在对亲情的零度解构。在余华小说中，家庭成员的冷暖感受、情绪异常、生老病死并不值得关注，甚至更有“弑父”的倾向和家庭成员自相残杀的暴力描写。

《世事如烟》中，女儿看待母亲的死亡显得异常冷静：“往常灰衣服女人起床很早，这天上午却迟迟不起，到八点钟时，她的女儿走到她床前，发现她嘴巴张着，里面显得很空洞。起先他女儿没在意，可半个小时以后第二次去看她时，发现仍是刚才的模样，于是才注意到哪张着的嘴里没有一丝气息。灰衣服女人的死得到了证实。”灰衣服女人的死没有引起女儿的关注，只是以为她睡着了，并且“发现上面有一道道车轮痕迹。”他们猜测是否有一道道车轮痕迹，怀疑有车从母亲申上压过，更觉得母亲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的情形显得“不可思议”。除此之外并没有描写儿女对于母亲死的痛苦。

《在细雨中呼喊》中有类似弑父的情节：“我”的爸爸不但总是骂祖父“老不死的”，并且期待着父亲的死亡。祖父死前的心愿是有一口棺材安葬。于是父亲便让弟弟敲打木头，发出类似于做棺材的声音。可是弟弟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敲打了一会木头便不见踪影，不知他去了哪里。当父亲问他模仿做棺材声音的木条去哪了的时候，孙光明“一脸糊涂，支支吾吾地解释了半响，那神态仿佛是他从未碰过的木条似的。”孙子对爷爷的死如此不关心，甚至连假装敲打棺材都显得不耐烦，亲情之疏离，可见一斑。而发现祖父死后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祖父死亡对于父亲来说，不但不是痛苦的，反而是期待的。这样的情节，颠覆了传统伦理，解构了本应骨肉相连的亲情。

《现实一种》里，更是描写山峰山岗两兄弟家庭间的自相残杀：在年幼无知的皮皮无意间摔死了堂弟之后，堂弟的爸爸山峰对自己的亲兄弟山岗一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让山岗的老婆舔了血之后还不罢休，最终用“以命偿命”极端手段杀死了山岗的儿子皮皮，而山岗也毫不罢休地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山峰，同时也使得自己葬送了性命。面对如此惨烈的悲剧情节，文中却并没有彰显太多情感的元素，甚至结尾的时候，还能轻松、细致地描写解剖山岗的尸体的场面。余华用零度情感讲述了这个家庭间不断互相残杀的故事，体现了人性本质的恶毒、伦理道德的失落。

参考文献

[1]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摘自《外国文学评论》[J]，1990/2：110.

[2]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M]，2005：26.

[3][10]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南海出版公司[M]，2003：13、188.

[4]余华。《余华作品集》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1995：5.

[5]余华。《徐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M]，2006：124.

[6]杨仁敬。《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青岛出版社[M]，2004：41.

[7][9]余华。《世事如烟》，载自《余华作品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M]，

1995：83、59.

[8]余华。《现实一种》，载自《余华作品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199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