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论文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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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论文【第一篇】

摘 要：近年来，幼儿早期教育越来越受到家长及社会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幼儿教学中幼儿产生逆反心理更被人们所关注。大家都懂得，幼儿一旦产生了逆反心理，就会对学校的同学表示反感，直至不愿意去幼儿园上学。在幼儿教学中它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幼儿学习的阻碍。认真研究幼儿逆反心理产生的理由，找寻消除幼儿逆反心理的办法，这对早期开发幼儿的智力，培养合格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幼儿；逆反心理；早期教育

一、展开形象化教学

幼儿认识事物具有形象性的特点。由于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强，对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因此，在幼儿的教学中，要以直观的形象化教学为主。在感知事物的基础上，激发幼儿对客观事物的兴奋感以及求知欲，然后再帮助幼儿形成概念。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过多地讲抽象的东西，幼儿听不懂，就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二、游戏与教学同步

幼儿具有好动的特点，我们要针对幼儿的这一特性，多采用寓教学于游戏中的策略，让幼儿在玩乐中、不经意中学到知识及本领，这是有效防止幼儿产生逆反心理行为的一种有效策略。

幼儿还缺乏一定的抑制力，而且还容易疲劳。针对这一点就决定了幼儿学习、训练的时间不宜过长。只有强度适宜，才能更好地防止逆反心理的产生。

三、采取多种教学策略，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

作为幼教工作者都知道，幼儿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比较任性。当他们产生逆反心理时，既不能采取强硬之法，也不能任由幼儿为所欲为，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策略，提高幼儿的学习效果。比如，观察法，引导幼儿通过观察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使幼儿掌握仔细观察事物的能力，培养幼儿的学习兴趣；还可以采取绘画法，把事物绘画得生动具体，形象鲜明，变静为动，引起幼儿的学习兴趣；还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法，教师创设一个大情境，把所要学习的知识融入情境中，让幼儿在轻松的娱乐中学到知识。

四、引导形成科学的认知体系

幼儿认识事物除了具有特殊规律之外，自身也具有一般规律。这就要求幼教工作者能把幼儿学习的内容形成一个科学的、符合他们认知规律的体系，然后按这个规律有计划地将知识传授给幼儿。这样就会使幼儿在学习过程中有轻松感，逐步地掌握新知，因此就会减少逆反心理的产生。

幼儿教师对幼儿学习中所出现的难点，要进行比较耐心的、科学的引导，直至幼儿真的明白了、学会了为止，一旦幼儿产生了逆反心理，我们就要认真查清理由，及时采取相应的消除措施，让逆反心理从幼儿的头脑中彻底消除，让幼儿健健康康地成长起来。

心理学论文【第二篇】

摘要本文首先从播音心理学开始，阐述播音心理学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对于播音主持的现实意义；播音主持心理学是心理学和播音学这两种学科的发展交融中应运而生的，虽然发展时间并不长，但意义重大；随之本文也详细分析了如何在实际的播音创作中更好的应用播音心理学的知识，做到学以致用。在心理学纷繁复杂的内容中，我着重的介绍了潜意识对于播音创作的作用，以及如何去利用潜意识的作用为播音主持服务。分别从文学作品的朗诵和直播这两种播音创作的类型中，细致分析潜意识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潜意识丰富我们的播音创作，已达到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

关键词播音心理学 潜意识 冰山理论

初学播音学或者是一些对播音不是特别了解的人，或许会对播音主持这个工作有着各种错误的理解，有些人认为播音员只是一个念字的工具，是不需要有思想的。或者是认为电视屏幕上的主持人只要形象好，会说普通话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偏见而且是非常片面的理解。

正如康辉老师在讲座之中着重强调的那样，播音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也是一门要求非常高的学科，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不仅仅是声音好，形象好就可以。

那么究竟该如何去实现这些标准呢？如何才能让一次播音创作更加的鲜活和丰满呢？我认为了解播音心理学，并且能够恰当的应用于自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式。播音的心理学研究在我国虽然起步的比较晚，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成果可供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播音心理学的概念。播音主持心理学是用心理学的原理来研究播音主持艺术创作中播音员、主持人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规律，受众的需要、认知和情绪等心理过程，播音主持艺术教学、学习和训练中教学双方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播音主持艺术创作实践，运用于对受众的需要、认知和情绪等的把握，运用于教学、学习和训练的一门新学科，是播音学、心理学、生理学、艺术和美学等学科相互结合的交叉学科。从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播音心理学所包含的复杂的内容和建构。

张颂老师提到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已经逐渐脱离起步阶段，正在蒸蒸日上大步前进，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广大受众对节目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播音员、主持人必须在播音创作中具备很好的心理素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应和广大受众对我们的业务要求，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多同学形象好，知识面广，语言组织能力也很好，但是因为心理素质差，应变能力差，往往不能很好的驾驭节目进度，情绪不能自控，不能出色应对节目播出时的突发事件。

播音员、主持人在播音创作过程中，要做到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所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播音主持心理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更完美的诠释稿件内涵，才能更好的尽我们作为喉舌的义务，心理素质若不过硬就难以适应当代广播电视发展的要求，跟不上传媒发展的节奏，进而适应不了改革开放我国日益发展的新形势，最终很难在竞争中被人关注。这也就涉及到了播音心理学的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播音员、主持人的播音主持艺术创作实践，为播音主持艺术教学、学习和训练以及播音员、主持人在传播过程中与受众的交流、沟通、互动提供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当然，在自己虽不长的播音学习当中，我结合自身情况，也总结出一些学习心得，尤其是将心理学知识运用到播音主持创作实践中之后，体会到了播音主持创作时应具备的心理状态，即自信、松弛、自如、积极、真诚。作为一名合格的播音员主持人，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晰，精神集中，沉重冷静，对自己节目内容主旨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和感受，时刻做到胸有成竹，操控自如，具备这些，才是一个健康播音员、主持人的体现，这样的播音员主持人才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更容易出类拔萃，才更有机会成功。这是我学习这门课之后得到的，受益终身。

“性格决定命运”，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对心理学知识的总结。而播音员、主持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个性突出，特点鲜明，有时候也会产生浮躁的心态，这需要我们掌握一定的心理学规律，并将其运用在播音主持创作中，因而，一个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一定是一个适应能力强且意志力坚强的人，适应能力强才能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对节目和主持人心态的影响，意志力坚强，才能克服自身不利情绪的影响，比如，在意外情况下克服慌张慌乱，使自己保持镇定，在嘈杂纷乱的环境中排除外界干扰，使自己把注意力集中于节目和节目内容本身，以便更好的达到宣传效果。

当然，任何一名新闻传媒工作者，尤其是播音员主持人，都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是，树立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奉献的思想，这是我们从业最基本的原则，其次，是树立明确的目标，克服不利因素的干扰。这是学习心理学之后对我的启发，在日后学习实践交流中，我也会努力将这一收获运用于播音主持创作。在电视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化”，成了各电视台竞相采取的手段和追求的目标。目前，大多数电视台除了新闻节目外，几乎所有栏目都采取了主持人的形式。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受众对主持人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作为一名合格的播音员及主持人要具备众多的素质于一身。如：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精神素质以及极为重要的心理素质。那么究竟该如何改善和提高播音员主持人的心理素质，下面是我的学习总结。

心理学研究表明播音员主持人要改善和提高心理素质，首先要懂得“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自己对于所有属于自己身心状况的认识。由于个体能洞察自己的一切，因而能对自己在播音主持工作中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自我意识的成熟被认为是个性基本形成的标志，它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以“自我意识”来改善和提高播音员主持人的心理素质就可以从以下几点有针对性地训练方面入手。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但是，有效的调动潜意识的加入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在学习播音主持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自己未来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去思考问题，解决好自己心理上的难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多读书思考，抓好专业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能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播音员主持人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心理学论文【第三篇】

——《七宗罪》与《杀人的回忆》的个人见解

正如老师所说，这是一部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片子，两节课还没看完，就马上回宿舍接着看完了这部影片，但是对于《圣经》不太了解，有些场景生涩难懂，也就只能看情节和画面，看到结局时深深的震惊。参考了很多资料，才略微看懂了剧情和故事本身的内涵，《七宗罪》展示的就是如果丢掉信仰，世界将会怎样。与我们不远的韩国，想离比较近，文化方面有想通之处，相对来说更能让我理解其中的社会背景，一部找不到缺点的电影是可怕的，《杀人的回忆》正是这样优秀作品。2003年在韩国票房冠军的宝座上停留了三个月之久的暴力动作大片。

影片《杀人的日子》开始20分钟，秉承经典韩片风格，节奏缓慢，用悠扬的音乐把人们带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背景中。与《七宗罪》中的纽约，灰暗、潮湿、肮脏、混乱，接连不断的命案，简直与人间地狱大相径庭。《七宗罪》中看不到阳光，到处充斥着绝望，而《杀人的回忆》中的金黄麦田，让我们看到希望。

闲适的田间风光，大片金黄的稻田，细腻的不厌其烦的场景描写，甚至包括胖探员的家庭生活细节，来往农田的拖拉机，朴实的小镇人民，时有时无的游行示威，军政时期频繁的防空演习，像极了一部反映八十年代南韩军政统治时期的民众生活画卷，让初看的人很难联想到惊悚的连环杀人案。象征着丰收与希望的金黄色稻田竟然掩藏着惊人的罪恶，甚至惊讶于如此温暖的开场竟然直接过渡到了触目惊心的凶杀现场，突然得令人反胃。

一连串的杀人案，雨夜被害的红衣女子、女子学校的神秘传说、电台播放的悲伤情歌、匿名的点歌人„„，此案的真相似乎已呼之欲出。这时，案情急转直下，高明的导演掌握了观众此时紧张、压抑的情绪，使出一招让情节跌宕起伏，使所有人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希望中，又重重地跌入到沉寂的绝望之谷里。

十七年后，成功转型为民主社会的韩国，田间宁静祥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昔日的警官已经成为商人，养儿育女，但当他路过当年的稻田时，又经不住走到当年发现第一具尸体的田垦排水管前。

从一个天真的女童口中得知，凶手不久前来过此地。

再继续追问，答案让所有人都为之绝望——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影片以中年朴探员闪着泪光、透着惊愕与茫然的复杂眼神结尾，留给观众的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结局。

很多人还是会追问谁是凶手，然而导演此片的重点不在于揭露真相，而给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凶手就在每天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普通人之中，人人都有可能——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继续行走；而有一些真相注定无法大白于天下，被黑暗吞没。

这部影片的结局是对人性社会的深深讽刺。

如同那个片中经常出现的火车隧道，黑暗冗长，谁也看不到尽头是什么。在这点，与《七宗罪》有异曲同工之妙。

开头是老少两代警官追查杀人凶手，感觉好像一部侦探片。被杀者的惨象和阴森的作案现场在影片开头就让人心理紧张。在案子进行到第三个时，他们突然领悟到凶手是以杀戮的方式进行传道，在以上帝之名惩罚被天主教认为遭永劫的七种大罪：暴食、贪婪、懒惰、愤怒、骄傲、淫欲、嫉妒。片子的宗教意义也就从这里开始显现，并在剧情行进中愈加强调，特别是将近影片最后，凶手极力控诉的一段话，他说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来惩罚那些有罪的人。

在西方，启蒙运动发现了理性，自此，理性被逐渐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的自我意识不断膨胀，充分肯定了人类的理智，开始蔑视上帝。到了近代，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理性摧毁了宗教信仰精神，认为科学技术万能的人类觉得理性可以实现一切。不错，以科学为代表的理性的确推动了西方社会的飞速进步，促其完成了现代化的过程。可是，理性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束缚自身的枷锁。

影片中，对现代城市的冷漠现实不断被展示。比如威廉提到遇到强奸犯的女士不要喊救命要喊救火才会有人关注；受到房东欺骗的大卫和崔西住着一栋不断受地铁震颤的房子；房东把被折磨成活鬼的房客当做最好的房客，因为他会定期收到放在邮箱的房租。

老威廉的态度其实就是现代城市人的代表，他对这个世界很是厌恶，在目睹一场街边的抢劫案后钻进出租车，司机问他去哪里，他说：“far far away„i don't know this place any more„„。”

他选择的态度是逃避。逃避这暗无天日，一直下雨，看不到希望的城市，或是这个黑暗的社会，这是部绝望的片子，它向人们展示了世界的罪恶和冷漠，但是没有告诉人们怎样避免这种境况的恶化。是保持人性的善和对上帝的皈依吗？可是片子塑造的拥有美好人性的崔西最后也被凶手残忍杀害。

灰灰的天空，灰灰的色调，似乎是这个毫无希望的世界的缩影，一连串的谋杀案笼罩在一团密云之中，凶手不知去向，暴食、贪婪、懒惰、淫欲、骄傲一项项罪名加在五名死者身上，剩下的两个目标到底是谁？罪恶的城市每天滋生新的罪孽，凶杀、迷幻、偷窃，就在隔壁转角的街口，坐拥整座知识宝库的警卫日以继夜地赌博，人类在追寻刺激的过程中似乎失去了什么。

年轻干探的妻子约快将退休的年老警探希望得到指导，如何在罪恶之城去生活，年老警探回忆从前女友怀上自己的孩子，他坚持要打掉，他到现在仍然自觉没有错，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在罪恶之中成长，他似乎看透人心，“如果你打算不要孩子，就千万别告诉他；如果你坚持要抚养孩子，就要用心去爱他。”最后年轻勃勃的干探家破人亡，年老的警探似乎深阅世情，名哲保身，导演暗示的是否要我们看破？美好的世界是没有的，但会是我们一直奋斗的方向。

太灰暗的结局，pit peter的演绎近乎完美，最后的绝望与愤怒成就了整个计划，七宗罪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如“传道者”所说，他的所作所为必将令到以后世人苦苦思索。不过苦苦思索的可能只会是像我一样的闲人，太多人融入现代的洪流，迈入都市的脉搏，被纷繁的信息弄至昏溃，“七宗罪”只可能是两个星期的头条，记忆总会衰退，或许有一天总会消失不见，我们的所作所为迟早会成过眼云烟，那么他那么努力地去“传道”，是否到最后仍然是白费。

米兰·昆德拉借助书籍去帮助记忆，为的是有过的罪行要永远被记清，对抗日益衰老的时间，对抗我们习之为常的遗忘，然而谁人会学他那么辛苦要永远记忆那些痛苦的经历，太多人会选择遗忘，有过的愤怒、真情、喜欢、相恋或者憎恨，到最后可能剩下的只是云烟。怎么办？害怕自己努力过的终将变成白费，消磨怠尽吧。可能是过程中的一步，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如何流传到明天，再明天，再到明年，明年，明年，甚至死后的每个世纪？一切都扯得太远，而一切我都尚未明白。

片中展示的是世界最为阴暗的一面，对于美好光明温暖的一面完全遮蔽，大卫与崔西的爱情尚且算作这个黑暗底色的一束光线，最后也由于崔西的被杀而消逝。人的出路在哪里？影片最后老警官威廉援引了海明威的一句话：the world is a fine place，and worth fighting for。i agree with the second part。(世界是美好的，并值得我们为此奋斗下去，我只同意后半句。)很喜欢雨果的一句话：痛苦能够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乳娘，祸难则是人杰的乳汁。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绝境，有的是绝望的思维。只要心灵不曾干涸，再荒凉的土地，也会变成升级勃勃的绿洲。

就像《七》中，最后老警官被问退休后将去哪里，他说“around，i’ll be around”。我想他不会退休。他会继续呆在这个城市，与恶势力继续斗争，经常看看天，直到看到阳光。

就像《杀》中，最后胖警官从小女孩口中知道，17年前的强奸犯前几天刚来过。面部复杂的表情，我想他会在此布控，等待他的再次落网。就像金黄色的麦田，象征希望。

心理学论文【第四篇】

观众是影视艺术的接受者，同时又是影视艺术的再创造者，这种双重身份使观众在影视艺术美学的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研究观众的审美需要，不能忽视的是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研究。这种心理活动既包括视听结合的审美感知阶段，又包括充满情感的审美理解阶段。

关键词

影视受众 接受美学 传播学

一、从接受美学视域下探寻受众心理

在文学领域，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当代西方作者中心论批评和文本中心论批评的反叛而出现的。从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到提出了文学史就是文学的读者接受史、效果史，并进而将接受美学发展为文本--读者相互交流与对话的新理论。把“意义未定与空白”作为作品好坏与否的一个标准，强调读者及其阅读，实现了西方文论第二次大转向。

在接触接受美学之前，需要对“召唤性结构”这一术语做一简单阐释。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提出的“召唤性结构”认为：“每一部文学作品在原则上都是未完成的，总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但从本文的图式化结构来看，这一补充是永远不能全部完成的。”他看到了作品形象体系仅仅构成一个图式框架，中间有许多不确定的空白，有待于读者通过创造性想象去填充、丰富甚至重建。伊瑟尔继承并发挥了英加登的观点，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意义构成的权利”，这种由意义不确定与空白构成的本文结构就是“召唤性结构”。它召唤读者有可能把作品与自己的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这样，有限的本文便有了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电影在电影语言上有了显著的变革和创新，综合运动镜头（包括推、拉、摇、移、跟镜头和俯仰拍摄等）、快速摄影、变焦距镜头、跳接、定格等电影语言广为流行。但是，同时西方影视美学研究日益转向观众，尤其是雅克·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论，使观众心理学特别是观众深层心理结构的研究日占上风，甚至著名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也在1977年出版了《想象的能指》这部著作，标志着电影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衡量一部影视作品优劣的标准至少是由作品本身的价值和受众自身的认识水准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创造者必须依据在创作的心理过程、尊重观众参与的意愿与观众的参与，所有可能的方法去鼓励艺术语言和艺术的热情的观众的参与，这将最大程度地提高工作完成后，为更多的观众去接受。

二、从传播学角度透析受众心理

观众是影视艺术的接受者，同时又是影视艺术的再创造者，这种双重身份使观众在影视艺术美学的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欣赏者是通过感受、想象、体验、理解等活动，把作品的艺术形象再创造为自己脑中的艺术形象，并且通过再创造对艺术所反映的现实生活进行再评价。”观众不是被动的接受群体不仅表现在他们要联系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阅历去理解影视艺术，而且能在艺术家创造的基础上进行能动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活动与创作主体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于甚至背离创作主体的特点，表现出观众在接受时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所以影视艺术是极富观众参与和渗入的艺术，同时观众把这种参与性和渗入性用言行自由地表现出来。

观众在接受影视艺术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需要--审美需要。它是人对美的一种带有极强倾向性和迫切感的精神追求。当然这种审美需要由于观众的受教育程度、艺术修养、情感上的内在需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特点的存在而使得影视艺术在创作时能够更多彩地表现生活，使社会意识和内驱力达到无形的统一。因此，“对影视观众审美需要的研究，将具有更为深远的实践意义”。研究观众的审美需要，不能忽视的是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研究。这种心理活动既包括视听结合的审美感知阶段，又包括充满情感的审美理解阶段。所以观众在接受影视艺术时得到的不仅是愉耳、悦目、赏心、怡神的美的享受，而且在思想、认识、情操、道德等方面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审美感知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感觉，它属于审美的范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审美的感知，这种感知要求观众具有对影视艺术视听的能力。“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由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种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程度为限。”对于影视观众来讲要具备对于艺术的感受能力，没有对艺术的基本理解，再美的艺术也毫无意义。对影视艺术的审美感知使接受者得到的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从影视艺术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在审美理解阶段。审美理解活动始终贯穿着充满情感的联想、想象和形成审美意象的心理活动，并始终洋溢着情感的波涛。审美联想是在审美感知基础上产生的并不创造审美意象的心理活动，是审美接受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心理形式。审美想象是比审美联想更高一级的创造审美意象的心理活动，是人类的高级属性。审美意象是充满情感的生动活泼的朦朦胧胧的情理统一的意中之象。这一系列心理活动，虽然处于不同的层次，但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

三、从接受美学与传播学的互动关系中解析受众心理

对受众研究的共同关注是进行接受美学和传播学互动研究的切入点。

接受美学将文学史看成文学效果历史的审美策略，这一理论基础其实是将整个审美活动看成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姚斯自己也说过“文学研究不是完美的语言结构，也不是封闭的符号系统，而是依靠问与答进行解释，使创作与接受及作者作品读者的动态过程合理化的历史学”在此接受美学暗合了传播学的基本原理。1948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五个”模式或许能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冷释接受美学的意义。“五个”模式即谁（控制分析）——说什么（内容分析）——媒介（媒介分析）——对谁说（媒介分析）——取得效果（效果分析）。

在接受美学之前的文艺理论，更注重的研究对象是“谁”控制研究，“说什么”内容分析如符号、原型研究，而忽视了“渠道”媒介分析，“对谁说”受众分析和“取得效果”效果分析。而接受美学正是在审美传播轨迹上将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使审美传播过程的研究趋于完整这样，接受美学和传播学在基础理论上的共通点显而易见。

按照传播学理论，在传播过程中，受众的目的、动机、内外特性，均影响着传播的进展，最典型的就是一种选择性的心理活动。接受美学的诸多理论，如期待视野、未定点等，如果放在传播学内考察，则都处在这种选择性心理活动的关照下。选择性心理过程的研究是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几十年来比较一致的理论是，信息在流动的每一个过程中必然受到传播环境的制约，传播环境的不同必然影响传者、媒介以至受众的状态，从而最终影响到信息的接受。而在接受美学的理论中“期待视野”和“审美距离”对此作了新的阐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传播学和接受美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合流的趋势。以传播学的理论重新让释美学，很可能成为美学研究的一条蹊径。如精神分析美学，它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个人传播问题，从自我、本我到超我，是人的内部信息或者说心智在人的不同精神层面上传播的过程。但是，传播学和美学又不可能合二为一，它们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但基于上述两种理论的相近、合流之处，进行一些借鉴和互动研究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美学家和传播学者都应该注意到的。

心理学论文【第五篇】

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2］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3］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3］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即那些有能力将人们的思想提升到更高境界的领袖，和交易型领袖———领袖接近群众着眼于物物交换两大类。认为变革型领袖比交易型领袖要更胜一筹。

变革型领袖中伯恩斯最关注道德型领袖。他引用了甘地的例子，说明道德型领袖产生于并最终回归于群众的需要，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变革型领导关系最终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由此可见，领袖的精神特质、宽广的意识、出众的才能和智慧、卓越的品质和号召力为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引导着追随者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需求、愿望、理想和抱负。领袖人格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崇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从而获得人们自觉的追随和自愿的服从，对领袖的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表明，对领袖的过度迷恋和盲目追随往往会导致极端的领袖崇拜，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人民群众，突出领袖的个人地位，无视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最终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树立法理的权威，以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取代个人专权，反对极端的个人崇拜，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人们不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领袖或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渴求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应无视领袖对公众行为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应认真分析当代社会公众对于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巩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上的诠释，而且培育了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使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凭借政治社会化机制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牢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外化为人们共同遵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生活准则。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把群众根本的利益提高到未来理想层次上，契合了民众对意识心态的心理预期，唤醒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

这其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对其心理预期拥有更高层次的体现，它包含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竞争、效率、开拓创新以及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内容。在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带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的不断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削弱，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了社会心理不稳定。［4］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世俗化与不稳定，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增加，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群际冲突、社会矛盾增加。［5］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政权体系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意识形态表达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那么如何用先进的思想对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进行整合?这要求必须遵循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社会现实的生活信仰和道德信仰之中，内化而融合成一种民族精神和政治认同，营造与培养与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相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这里的人类需求也即社会成员的需求包括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两大类。合法性基础本质上存在于政权体系对这两类需求的满足。政府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直接和直观的资源，是以政府及其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提供最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借此证实其政权体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唤起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和服从，从而获得并巩固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前所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往往在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信仰与追求之上。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意即如何迎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已成为政府能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系列政治主张及其全部活动都必将围绕不断解放生产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政府绩效是否切实反映了公众的要求和愿望，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相比，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可能成为其中心工作。要克服这种状况，不仅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公民需求的评价机制，以保证政府绩效的取得与公民需求有机衔接。同时也应看到，政府难以永远保持令公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甚至特定时期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

因此，政绩的合法性可能随时都会被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如果将政权合法性仅仅维系于政府绩效，片面追求政府绩效，很可能会付出民主、公正、自由等方面的代价。因此，只有将政府绩效与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绩效评估中坚持公民导向，保证公众需求与政绩的成正比增长，才能获得民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四、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

社会制度是超越个别群体、被赋予了合法性的行动规则复合体，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行政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军事制度、金融制度等。［7］制度规范是对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的肯定。作为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社会日益组织化、专门化的产物，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缜密的规范程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社会资源，用经验事实证明政权合法性，增强政治认同感。

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遵守建立在其对制度规范的认知、情感体验、态度倾向以及价值判断等心理预期基础之上，反映了社会成员内心对制度规范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认同程度。对政治权力体系而言，了解人们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有助于唤起人们对制度规范的信仰与认同，建立起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的制度忠诚。为迎合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需要以法理的权威取代超凡魅力的个人权威，建立民主、公平、合法的制度规范，有条不紊、有章可循。政府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酝酿、吸纳、表达、监控机制，使得政府的运作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成为政绩体现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根本保证。同时，随着社会成员民主意识逐步提高，必须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走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至今，一直致力于反腐制度建设，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制度体系，治理腐败成效显著。但应当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度规范是合法性资源最缺乏的领域。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适应其要求的某些制度规范尚未完全建立，无法唤起社会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规范基于种种原因，在实施过程中比较偏离价值准则，无法获得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心理认同;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存在以及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加重了部分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和受挫感，导致政治认同弱化，消解了业已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因而无法培育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忠诚。

这一切使得制度规范的运作变得非常困难。为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高度，在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做出新的探索和创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确立了以健全惩防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在我党历史上，是最具特点的历史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新时期“反腐”的最强音，指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明确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新要求和工作方向。事实证明，反腐制度建设的大力推进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效迎合了社会成员对于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普遍愿望，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从而为巩固政党及政权体系的合法性赢得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