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鲁迅的评价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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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个人评价1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对中国当代革命家和文学家的评价中,对鲁迅的评价是最高的。在这里,他一连用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为什么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这么高呢?
这是因为虽然毛主席与鲁迅从来未曾谋面,但他在阅读鲁迅的文学作品和那些杂文的时候,就为鲁迅文章的深刻和尖锐所折服,鲁迅的立场观点竟然和他的立场观点是那样的相似,有些方面甚至还能使毛主席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这是因为,除了他们都有一颗忧国忧民、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慈悲胸怀以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着深刻和准确的认识,并能够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判断当代社会,是真正的心灵相通。所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赞扬是发自内心和由衷的。有的人可能会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难道就没有和鲁迅的思想相媲美的吗?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智勇双全、英勇果敢、为革命忠心耿耿、舍生忘死的英雄豪杰大有人在。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和鲁迅一样有如此深刻锐利的见解,在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能够用高超智慧的胆略作出巨大贡献的鲁迅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假如把在革命战争中作了巨大贡献的一些革命家文学家放到鲁迅所处的那个环境中,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会有那么大的影响的。
所以,因为毛主席与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对他卓越的文学天赋、政治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刻推崇备至,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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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个人评价2
毕生致力于“开窗”的胡适,理当怀念毕生致力于“拆掉屋顶”的鲁迅
胡适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年的鲁迅,似非偶然。在大陆,自1954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掀起“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至给雷震写信谈鲁迅“也会斫头”时止(1956年4月1日),据胡适自己统计,大陆批判他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出了三册,《胡适思想批判》,已出到了第七辑。这十大册,已不止二百五十万字了”。
在台湾,1956年的舆论环境也对胡适(本人在美国)很不利。该年10月,《自由中国》出版给蒋介石的祝寿专刊,胡适借祝寿的名义,劝蒋介石“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守法守宪”,约束自己的权力,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结果引火烧身。蒋经国化名“周国光”,撰写《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一书,将胡适定性为“思想上的敌人”,以“特种指示”名义秘密印发至基层单位,以“策动全体党员有计划的展开行动”批判胡适。这场批判持续了大半年,也是胡适决心从美国返回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适在1956年对鲁迅的怀念,其实可以用鲁迅1927年的一段演讲来解释。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还说,胡适当年提倡“文学革命”,好比开窗,反对声浪是很高的;但钱玄同冒出来主张废掉汉字,好比拆掉屋顶,胡适的“文学革命”就少了阻力,阿拉文库随后也渐渐流行了起来。(胡适毕生致力于从体制内“开窗”,进退维谷之时,理当怀念毕生致力于“拆掉屋顶”的鲁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是改良的驱动力,鲁迅也确实是胡适的同路人。
鲁迅个人评价3
在三十年代,胡适也已不再将鲁迅视为思想上、政见上的同路人
对于鲁迅的攻击,胡适鲜有回应。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斥“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胡适在回信中为鲁迅辩护:“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⑤
当然,胡适也未将鲁迅视为自己的同路人。苏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视胡适为右派,指责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主张“取缔鲁迅宗教宣传”。⑥对于苏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适虽不赞同(“[]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却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显见在左、右立场上,胡适自认为与鲁迅对立。
鲁迅个人评价4
其实,胡适也非是真的认为鲁迅在思想上与自己同调,是个“自由主义者”。1959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胡适对陈独秀和鲁迅的思想左转,曾有如此一番非常痛心的追忆:“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⑩
据此信可知,胡适晚年对自己和鲁迅在思想上的左右差异,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说“鲁迅是我们的人”,重心实是落在了“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这几个字上。同年4月1日,胡适致雷震函可资佐证。胡适说:“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鲁迅对胡风倾诉自己被左联掌舵人、地下党周扬各种摆布“有苦说不出”)简言之,胡适看重的主要是鲁迅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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