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思维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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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是全局性、长远性谋划以取得总体性、根本性实践效果的理论思维，其战略指向极为明确，比如，坚定性战略目标、总体性战略布局、全面性战略筹划、长远性战略安排、深刻性战略价值以及方向性战略诉求等。从战略思维起点、展开和归宿的逻辑理路考察，就是探讨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弄清战略思维逻辑理路，有助于理解其思想内涵和思维魅力，进而增进理论自信，增强理论认同。
一、以“发展和安全”为逻辑起点
(一)何谓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研究对象(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流派)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构成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2]。因为它包含着研究对象中一切矛盾的“胚芽”或生长点，所以任何成体系的思想理论、学说、流派都蕴含着自己本质“胚芽”，“胚芽”不断裂变，裂变在矛盾发展中有序展开，进而形成逻辑严密的体系之树。逻辑起点是科学理论体系建立时，关于研究对象的简单、单一、抽象的本质规定。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起点的判断依据
《资本论》的研究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3]。判断是不是逻辑起点，要看“是不是最抽象的范畴或概念”“能不能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保持同步”“有没有体现研究对象的主体”。这可以作为判断是否为逻辑起点的依据。
比如，是不是最抽象的范畴或概念?列宁在谈到《资本论》“大写逻辑”时指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4]304，即将“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常见的、最直接的‘存在’”[4]291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始于商品，而商品是抽象的概念、范畴，不是直接的、感性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从抽象的概念或范畴开始，既是哲学科学的思维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思维特点。
再如，能不能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保持同步?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从简单关系走向复杂关系，战略思维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也是简单范畴，而且这个简单范畴伴随战略思维逻辑起点、展开到回归整个理路。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5]德文中“思想”为“Habe gedacht”，“思维”为“denken”，英文中“思想”为“thought”，“思维”为“thinking”，在翻译时并没有严格区分“思想”与“思维”。恩格斯所言“思想进程”，包括思想发展和思维展开的进程。保持“前后一贯”也是保持“历史起点”同步。
又如，有没有体现研究对象的主体?马克思认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6]只有把握研究对象的主体，才能从逻辑起点出发，进一步安排各范畴之间的关系。
(三)将“发展与安全”作为逻辑起点的意义
“发展与安全”既是抽象概念或范畴，又贯穿事业进程始终，且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将“发展和安全”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逻辑起点，意义有三：第一，秉承文化传统的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言“祀”与“戎”，今人言发展与安全。古人讲“祀”就是讲发展，只不过古人眼光向过往，今人眼光向未来。古人讲“戎”，关乎生死存亡，古今同义，就是指安全。第二，接续历史沿革的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7]9。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8]53等思想的提出，不仅聚焦发展，而且一以贯之。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不同时期安全战略，如前期强调安全型发展，中期强调发展型安全，新时代强调“坚持统筹”，无论如何变化，安全与发展都是发展沿革的关键词。第三，应对形势变化的需要。从国内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质量发展回应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实践要求。为了有效应对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成本持续快速上升和实体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的趋势，有效应对技术研发力量不足、技术人员短缺等问题的双重压迫，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新的“世界工厂”的双重压力，越来越需要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越来越需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国际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时空领域日益宽广，内外因素日趋复杂。特别是在战略机遇期有利因素仍然存在条件下，机遇挑战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8]36是应对“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
二、以“两个结合”为逻辑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8]36，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结合”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战略思维逻辑理路中，贯穿形成过程、融入主要内容、彰显价值体系。总体看，战略思维逻辑展开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一方面，它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表现在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相结合，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党执政实践相结合，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相结合，洞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它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表现在发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明再现耀眼的光芒。例如：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将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相结合，挖掘和阐释“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文化内涵;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相结合，阐释生态文明思想;等等。具体看，“两个结合”贯穿战略思维逻辑理路展开的多个层面。
(一)“两个结合”贯穿于战略思维按“形成过程”分段展开的各个阶段
1.前期重要铺垫。思想发展过程与主要创立者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更不能割裂开来。理论界通常认为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新时代”之始，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也得到确认，新时代既是实践发展起点，也是理论创新起点。如何认识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的众多理论创新?一方面，战略思想形成与战略思维过程，并非相互割裂、互不相干的碎片，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前的经历为战略思想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前非常善于理论总结，如“六项规定”“八八战略”“上海城市精神”等，集中体现在《摆脱贫困》《之江新语》和其他领导实践的讲话中。到中央工作后，《党校十九讲》阐述的重要思想，也是战略思想创立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的众多理论创新是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战略思维、逻辑理路的前期铺垫。
2.确立理论主线。习近平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线的确立起到重要引领作用。例如：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条主线”。[9]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10]。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对孕育催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此期间，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层出不穷，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矢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等，这些思想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时代内涵。2013年，全国党校系统相继举办了不同层面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后，理论主线共识也逐步达成。
3.搭建基本框架。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首次提出“四个全面”之后分别阐述其背景、内涵和定位。关于背景，他认为“四个全面”源于事业发展现实需要，源于人民群众热切期望，源于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关于内涵，他指出“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11];关于定位，他先强调“四个全面”是理论指导、实践指南，然后指出“四个全面”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新战略布局。此后，对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等思想。战略思维逻辑展开至此，理论框架基本形成、理论内容更加凝练、理论特色逐步彰显。此过程有四个节点值得关注：一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深刻阐述“八个方面要求”，继承、发展、充实和延伸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框架;二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三是“7·26”重要讲话提出的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和新举措，为重大理论创新蓄能造势;四是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念并系统阐释其内涵。至此，理论框架基本成熟，理论体系水到渠成。
4.补充丰富发展。体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理论发展的终结，因为实践发展催生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又指导新的实践，二者互动永无完结。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又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例如：在管党治党方面宣示“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所作为”;明确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018年1月5日，用三个“一以贯之”阐释伟大斗争;6月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7月阐述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8月阐明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11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号召“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发展安全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在建党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等新思想。实践不断发展，思维不断延伸，思想也不断丰富。
(二)“两个结合”融进了战略思维按“主要内容”分别展开的各个方面
1.聚焦时代课题。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的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观照、回应、解决时代课题。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系统性当然非常重要，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实际”，既包括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包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氛围。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以破解时代课题为己任，根据时代要求凝练时代课题、破解时代课题是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不同时代聚焦了不同的时代课题。新时代聚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关键词的时代课题，这是当前的最大实际。
2.研判形势方位。“历史方位”是从时空维度研判“具体实际”。任何具体实际，既有空间属性，也有时间属性。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研判既是战略决策的前提，也是战略思维的经验。毛泽东基于对形势的研判，分别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大战略思想。邓小平基于对形势的研判，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重大论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进程也是如此，研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从时间轴线分析，“新时代”贯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不仅贯通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和战略路径，而且还贯通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从空间布局分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有抓住历史机遇才能应对挑战。民族复兴并非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的，越是接近目标，越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突破多方遏制打压，应对多重安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必须“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更加主动办好自己的事情”[7]9，正确研判方位就为这些认识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3.阐释理性认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十个明确”基于“两个结合”阐述了“认识世界”的理性认识。第一个明确和第十个明确，从布局上看首尾呼应，从内容上看，前者着眼于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性问题，后者着眼于自我革命，这是探索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创新。第二个明确阐述“总任务”的战略思维脉络极为清晰，先阐述“正在做什么”，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后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接下来阐述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步骤、途径。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骤是“两个十五年”战略规划，途径是中国式现代化。第三个明确阐述“总依据”的战略思维逻辑极为简洁，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总依据，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1]是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第四至第九个明确阐述“途径保障”。其思维过程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总体思考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二是将总任务分解成“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强军目标”“外交目标”;三是明确完成总任务、分任务的政治保障。从战略思维角度分析“十个明确”发现，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分置首位，把握了伟大事业的根本性问题，中间按总任务、总依据、总布局、目标分解、路径选择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4.宣示行动纲领。“十四个坚持”基于“两个结合”阐述“改造世界”的基本方略，展示了战略思维从认识世界向改造世界的延续性、创新性和开放性。从延续性看，尽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但其称谓、内容均有渊源。比如：此前中央文献中已有“基本方略”一语，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4]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是党的十六大。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15]比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十个坚持”，党的十八大报告总结的“八个必须坚持”[16]都是“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渊源。理论创新都有认识、积累、发展的过程，概念的提出、内容的完善和经验的总结均有理论渊源。从创新性看，“十四个坚持”是“八个明确”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将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并上升为“基本方略”，战略思维的创新表现在：理论内容的高度整合，如对“十个坚持”和“八个必须坚持”进行有效整合，最终形成“十四个坚持”。理论地位的高度提升，如将“十四个坚持”经验提升到基本方略的地位，至此，基本方略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并称“三个基本”。理论观点有章可循，如基本方略具体内容可以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要求、具体要求和保障条件。总体要求涵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各方面。具体要求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具体化。保障条件包括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等内容。从开放性看，既然是体系，就有信息的入口和出口，只有畅通出口和入口，才能保证体系的活力与生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系尽管已经形成，但战略思维进程仍然在发展和延续之中。随着实践的展开和理论创新的深入，理论体系框架将更加清晰，内容也更加充实和完善。不适应实践发展的理论内容将逐渐淡出理论体系。依据党理论创新时机的规律预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八个明确”丰富为“十个明确”后，“十四个坚持”将在未来某个重大时机也会有丰富与发展。
(三)“两个结合”体现在战略思维按“价值体系”分层展开的各个层面
1.理论价值。一是传承理论经典的重要表现是继承和发展。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理论品格和理论特征，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当代价值，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穿透力、说服力和影响力;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唯物辩证法等都有新的发展。二是总结理论创新表现为原创性贡献与精辟提炼。原创性贡献包括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这些思想，要么克服前人理论上的局限或缺陷，要么阐发或发展前人已有的成果，要么填补了已有理论的空白，要么解决了重大现实问题，要么阐释了一个新的道理，只要居其一，便是原创性的。精辟提炼表现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政治三力”“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胸怀两个大局”“三高一新”等，理论特征突显了人民性和实践性，理论方法突显了问题意识和世界意识，理论品质突显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三是提升理论定位表现为新的飞跃。将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等四个历史坐标给予定位，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命名，用新的飞跃将理论地位提升到全新高度。
2.实践价值。一是指引实践方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百年党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伟大事业并非轻而易举，急迫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取向、路径进行了具体阐释，就担负起了这一神圣的使命。二是指向实践目标，这一思想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路线图，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按“两个十五年”的战略步骤，分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性目标的制定，既是战略目标，也是战略指引，更是战略牵引。三是指明实践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均写下绚丽篇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四是指导实践方法，这一思想蕴含的战略思维方法以及实事求是、问题导向、调查研究等工作方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方法指引。五是指点实践方略，“十四个坚持”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方略。这十四个方面，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实践的具体要求。
3.时代价值。伟大战略思想都是对时代之问的深刻回应，战略思想背后的战略思维也是根据如何破解时代之问逐步展开。一是根植时代沃土。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7]由于时代诉求的变化与时代需要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与演进。任何战略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根植于深刻的时代沃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的沃土，回应不同阶段的时代课题，形成或创立了不同时代理论成果。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7]9，其中，世纪百年大变局就是洞察时代脉搏、把握时代大势作出的科学判断。这个研判，既认识到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也认识到逆全球化阻力不容小觑;既认识到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也认识到反多边主义逆势而动;既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规则改革的方向，也认识到沿此方向前进之艰难。既认识到人类文明交往方式的变化，也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在。二是引领时代潮流。时代潮流决定了全球化不可逆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多边主义潮流不可逆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战略思维展开过程中，洞察时代风云，回应时代诉求，引领时代发展。
4.世界价值。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18]77。一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甚嚣尘上，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让这些论调不攻自破。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18]7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出的系列原创性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8]72-73。二是解决世界难题。当今世界的难题，难就难在十字路口如何选择，难就难在全球治理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挑战如何应对。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清醒认识。一方面认识到人类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科技进步与发展日新月异，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上升到新水平;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世界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经济发展放缓，加速加剧了世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为解决世界难题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三是丰富人类思想史。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思想史增添了新内容。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学者、政要制造的部分舆论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回应“文明冲突论”和“西方中心论”等思潮的过程中，澄清了理论是非，为人类思想史增添了新内容。
三、以“人民利益”为逻辑归宿
逻辑归宿是战略思维将最基本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经过逻辑展开，在实践中的最终落脚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以发展和安全为逻辑起点，从“两个结合”的过程、内容和价值等三个维度依次展开，最后落脚到“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谁享有”的问题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深刻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中国的发展，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发展，发展成果也由人民享受，“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底气、根脉和价值所在。也正因如此，“人民至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经验之一。明确以“人民利益”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逻辑归宿，是应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精神气质的鲜明彰显。
(一)“人民利益”聚焦社会主要矛盾
毛泽东指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19]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在党的八大的提法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更新，既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又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7]9。可见，中国共产党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7]16。所以每次研判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体都是人民。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以人民为中心”都是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聚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得出系列政策决策部署的动力原点。
(二)“人民利益”体现理论创新立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立场着眼于整个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发展。这一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这一属性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立场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要为世界谋大同，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的立场，始终立足中华民族，放眼人类发展，立足中国人民，放眼天下民众，这是赓续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其立场，既是世界的，也是时代的。
(三)“人民利益”彰显胸怀天下特质
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的世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到了高度融合的阶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因素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至今犹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至今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俄乌冲突愈演愈烈，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持续，加速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此乱象环生的世界，呼唤有前瞻性、有全局性、有格局、有情怀的科学理论指导世界前进的方向，呼唤有勇气、有担当、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运用科学理论来拨乱反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致力于破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困境，致力于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例如，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引领了世界变局发展的正确方向，开辟了共同发展的广阔前景，注入了多边主义的时代动力，探索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这样的格局和情怀，超越了种族、国家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
四、结语
重大战略思想形成发展背后必然有战略思维。伟大的理论产生形成过程的战略思维逻辑理路，则是关于这一战略思想的战略思维起点、战略思维展开以及战略思维回归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逻辑理路，以“发展和安全”为逻辑起点，以“两个结合”为逻辑展开，以“人民利益”为逻辑归宿。具有如此严密的战略思维逻辑理路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指导中国人民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