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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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论文【第一篇】

从1998年3月我国第一笔互联网网上交易成功起，我国的电子商务至今已经走过了9年的历程。9年中，无论从其交易模式还是交易额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2005年我国电子商务季度增长率维持在12%以上。2006年第一季度，电子商务交易额较2005年同期增长了50%。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不仅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使我国的税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电子商务给税收带来的双重影响

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税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是电子商务的发展直接提供了新的税源。一种先进的交易方式出现必然会带来经济更快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可分配财富，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二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技术可被税务机关采用，有利于改进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服务水平和税收管理效率的提高。然而，电子商务给税收带来更多的是问题和挑战。电子商务不同于传统商务，这就使建立在传统商务基础上的税收制度和征管无法适应电子商务以数据为核心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动摇了传统税收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

（一）对税收管辖权的影响。按照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目前世界上存在的税收管辖权有地域管辖权、居民管辖权和公民管辖权。大多数国家都同时采用属人和属地两种税收管辖原则，由此引发的国际重复征税问题通常以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的方式来缓解或消除。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混淆了对现行税制中纳税地点的确定标准，如机构所在地、劳务发生地、消费地等概念的混乱，这就导致了税制设计的困难。

虽然电子商务对属人管辖权的冲击并不严重，但由于对居民公司以及跨国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中掺杂了很多地点因素，使得这种影响也显露出来。如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判定一个公司是否为法人居民的管理中心、总机构、主要营业地等标准不再具有一致性，因而使属人管辖权出现争议。

（二）对某些税种的影响。电子商务对增值税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对应税行为的判断上。原来有形的货物在电子商务下可以数字化，最典型的如图书报刊类，这样就使这类产品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增值税应税范围，从而为增值税的设计带来困难。

在营业税方面，目前我国营业税以劳务发生地为纳税地点，在传统的交易中，劳务的发生地和劳务的提供地以及消费地融为一体，但对电子商务来说纳税地点就变得难以确定。如不在同一地区的甲乙两公司，甲公司为乙公司通过网络提供软件的维修服务，那么这笔业务的劳务发生地到底是甲公司所在地还是乙公司所在地呢？假设甲乙同在我国的不同省份，那么两省之间的税收利益势必要进行重新调整。而若甲公司是国外的企业，向我们国内的乙公司提供了这项服务，如果把甲公司所在地定为劳务发生地，按我国传统的税收原则征税，我国的税收利益就丧失了。由于营业税范围中的很多劳动行为都容易数字化，正如上面的例子，要区分这些行为来自哪个地方是相当困难的。

最后，电子合同和交易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数据的存储，面对这些无形账簿，传统税制中的印花税也就无从征起了。

（三）对税收征管的影响。电子商务对税收征管的挑战首先表现在税收征管稽查难度加大，难以获得充分的征管信息。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交易的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就使得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等的征收无据可依，再加上电子货币的使用，更使得交易无法追踪。同时，纳税人还可以用各种密码来隐藏有关信息，使税务机关对交易的征管难上加难。

在征管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电子商务下容易产生各种形式的避税。这种先进的交易环境可以使企业选择在任何一个低税或免税的国家设立站点轻松避税。因此，电子商务的便捷性与高流动性就为跨国公司操纵利润、规避税收提供了便利。跨国公司通过互联网，只要点几下鼠标就可以轻松地将其在高税区的利润转到低税区或避税港。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实行电子商务对税收的挑战都是巨大的。对于那些集中度高、可控度高、中介依存度高、运用电子中介支付，以及非数字化产品，他们对现行税制和对税收征管的挑战是比较小的，如金融业、证券业、网上期货与现货交易、电力、自来水、煤气、电信、广播电视业、邮政以及美容美发，实物修理等行业实行电子商务对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产生的影响将很小，而其他行业实行电子商务对税收的挑战将是巨大的。

二、对电子商务征税的经济理论分析

对电子商务是否征税这一问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征税方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目前电子商务处于起步阶段，应该积极扶持，而不是征税；二是现有的税收征管手段落后，征税成本巨大。主张征税方的主要观点是：电子商务只是改变了贸易方式，对其给予任何税收优惠，都是对传统商业公司的不公平；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仍是电子交易输入大国，如果不征税，那么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张征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已逐渐成为主流。

税收原则是制定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评价税收政策好坏、判断税制优劣的标准。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税收原则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对税收原则的分析一般围绕税收与财政、税收与公平、税收与效率等方面进行，形成税收的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一）对电子商务征税符合税收的财政原则。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国家征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一定时期的政府活动筹集资金。据塞迪统计显示：2001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是亿元；2004年则达到4800亿元；2005年达到6800亿元。电子商务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广大的税源，而我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又十分巨大，发展势头强劲，如果采取妥当科学的方式对其征税，无疑可以增加我国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

（二）对电子商务征税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税收的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税收负担应符合公平标准。具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条件相同者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二是条件不同者缴纳不同的税收。我们可以将税收公平理解为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两个方面。电子商务只是改变了贸易方式，并没有改变贸易主体的市场参与者身份，也不会使其脱离社会成员的身份，因此，理所当然要按照普遍征税的原则对其征税。

再则，只有对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平等征税，才有利于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比如，各传统的零售店就认为，如果仍旧对网上销售免税，他们在不久的未来将无法与网上销售商竞争。在我国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尚不完善的今天，政府应该努力给网上、网下销售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对电子商务征税符合税收的效率原则。税收的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经济效率主要体现在税收中性上。税收的中性，是指政府课税对纳税人的市场行为选择不发生影响，不给纳税人带来超出税款之外的额外负担，不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市场起着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虽然市场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政府，但政策因素应该是第二位的，其发挥作用的程度应小于市场。西方的经典经济学早已论证，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优的市场，它能使厂商和消费者效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税收作为一种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其实施应以最小限度地影响自由竞争市场的效率为前提。简单说，税收中性就是不对市场主体的行为造成扭曲，否则就会降低市场机制作用的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古尔斯比指出：“对电子商务征税会减少电子商务交易额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对这种商务征税。出于避税的目的而将交易从传统的零售商店转移到网上进行是很明显的经济扭曲。”也就是说，如果只对传统商务征税或对电子商务课征较轻的税负，除了会产生市场公平问题之外，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市场选择策略，降低市场运行的效率。

税收的行政效率是指税收征纳过程所发生的费用最小化，也就是征税和纳税的成本都最小化。对于电子商务而言，现行的很多征管措施仍然符合其发展要求，但现有各项税收征管措施的电子化水平急需提高，并且要通过广泛应用新兴技术提高税收的征收效率和服务水平。对电子商务采用电子征税的方式，将会提高申报的效率和质量，降低税收成本。对纳税人来说，申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便、省时、省钱；对税务机关来说，不仅减少了数据录入所需的庞大人力、物力，还大幅度降低了输入、审核的错误率。其次，由于采用现代化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了申报、税票、税款结算等电子信息在纳税人、银行、国库间的传递。加快了票据的传递速度，缩短了税款在途滞留的环节和时间，从而确保国家税收及时入库。

所以，对电子商务征税不仅是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的要求，也是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提高税收行政效率的必经途径。

三、我国税收面对电子商务应采取的措施

（一）改革完善现行税法。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主张对电子商务不开征新税，而是采用现有的税种。这就需要对现有税法进行完善。

首先，要对电子商务交易中各税种的使用范围进一步加以明确。按照交易的完整性，电子商务分为离线交易和在线交易。离线交易是指以电子方式缔结合约，而货物和劳务是以传统方式提供的。在线交易则是指货物和劳务最终也是通过网络提供。对于在线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如无形资产、音像制品等征收营业税，如果这些产品的提供者是居民纳税人，可以对其征收所得税，如果是非居民纳税人，则可以征收预提税。对于离线交易仍应征收增值税。

其次，对现行税法进行补充修订，增加适用电子商务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虽已有较大发展，但仍远未达到盈利的规模，众多的电子商务网站还处在吸引用户的阶段，即处于“培育市场阶段”。就整体而言，我国电子商务仍处于起步阶段，交易手段、范围、交易人数、安全认证等均处于初级探索过程。虽然从长远看对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要公平税负，但其目前作为我国的新生事物，尚未发展成熟，政府还是应该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

（二）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措施

首先，加强税务机关信息网络建设。尽早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面连接以及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真正实现电子申报、电子结算。电子申报解决了纳税人与税务部门间的电子信息交换，实现了申报无纸化。电子结算解决了纳税人、税务、银行及国库间电子信息及资金的交换，实现了税款收付的无纸化。同时，应开发全国统一的征税软件，改变各地税务机关在软件开发中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其次，可以建立全国性的网络商务中心，规范网上交易。从法律上规定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必须通过网络商务中心进行网上交易活动，以便全面掌握网上交易情况。网络商务中心应与税务局信息中心、纳税人及银行结算中心联成一个规范的网络，税收各环节之间传递征税所需信息。网络商务中心可以接受税务机关的委托，代扣代缴税款。

再次，在尊重国际税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各国政府应加强合作，对国际税收管辖权冲突问题、跨国公司内部电子商务转让定价问题，以及国际避税问题进行协商，制定相关准则，以确保各国的税收利益。同时，还要注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分配问题，发达国家是电子商务的主要输出国，由于进口征税存在技术困难，发展中国家在电子商务输入时失去了法律屏障，因此，国际税收协定在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利益上要给予足够重视。

最后，加快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法律进程。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必须力求电子商务发展的自由、隐私与税收行政权力的适当介入两者间的平衡。因为，对企业和个人而言，自由、安全和隐私的保护是他们选择电子商务的重要原因。但对于税务机关来说，监督、调查是他们必要的职责。

财政政策论文【第二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转贴于（）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F检验值为,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猛涨到1983年的%,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财政税收论文【第三篇】

（1）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资金安排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在200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从2008年和2009年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两年达到了3%的水平，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距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应该看到，为了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我国政府在每年教育财政预算安排中，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税费收入直接负担了财政的教育支出成本，如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教育费费附加等。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单独的教育税体系，教育类税收综合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税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作用亟待挖掘。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财产税一直是国家公共教育财政的主要来源，大约75％的财产税被指定运用于教育。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各国教育类税收的普遍做法，如教育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的税收减免部分，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补充。世界银行还在《教育部门援助战略》（WorldBankSupportforEducation）别强调：“公共财政是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教育投入、教育收费、税收以及资金使用效率都与学校的管理和融资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类税收对于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性。我们试图从教育的直接税、税式支出及税收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教育财政的税源基础及其机制，提供有利于缓解全社会教育经费需求压力的财政收入方案，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需要。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是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受教育的权利。而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职能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推进公共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虽然于凌云、安体富等强调转移支付机制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体制保障，但丁元竹指出税收均等化、财政需求均等化等内容同样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我国将建设何种财政能力均等化体制进行研究，要从完善财政体制的角度加以认识。可见，建立有助于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税收体制机制，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有着积极作用。

（3）完善教育财政学理论的需要。目前，教育财政学已经融合了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楚晖在《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展望中，提出可以进一步从政府教育支出成本分析的角度，对教育财政的税收分担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造成了教育类税收理论研究的背景也不一样，如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财政责任大，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一般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层次上进行；而不同国情的国家，其受教育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需求等千差万别，财政教育负担也各有差异，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而其中与教育相关的税收机制研究更少，也不成体系。因此以我国的教育税收机制为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到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研究之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国内外教育财政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学术创新和推广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educaition”、“tax”或“taxreform”等关键词在中英文图书数据库（包括《PublicEconomicReview》、《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及《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等重要国外刊物）、世界银行网站（worldbank）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网站进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第一，近年关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只有早期少数文献针对教育、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单一税种的角度，来研究一国教育财政经费来源的问题；第二，运用教育类税收数据进行教育财政的实证研究实为罕见。

国内外理论研究

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早期相关研究与增长理论相关，如GerhardGlomm运用理论推导解释了税收、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而学习时间对税收的变化反应迟钝。此外，较早的文献还对税收优惠与教育投入进行了分析，如Auten，提出采取相关的教育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个人和团体捐资助学，拓宽教育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而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关于工资税与政府教育支出，Strauss、PanuPoutvaara等研究认为，受教育者应该向资助他们教育的地区缴纳工资税，这样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些税收又可以转移作为政府教育支出的来源，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财产税与公共教育提供，HilberandMayer、Wallis的研究指出，美国早期的财产税主要用于地方道路建设和学校筹资。地方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财产税，是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随着本地区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改善而提高，这就为征收财产税筹集教育资金提供了可能。关于累进税与民办教育筹资，EwijkandTang指出，政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办教育的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较高的教育补贴和累进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相应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支持教育的发展。

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也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关于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吕道明等、席卫群和宫肖愿认为要拓宽税收筹集教育经费的主渠道，我国应该在选择合理税基的前提下，参照国外设立教育专门税，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以达到解决现阶段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目的，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更好地体现“投资－收益”的原则。关于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廖楚晖则专门针对高校后勤问题，提出了持续对该领域进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的一些思路；关于建立单独教育税体系的构想，张伦俊等对建立我国教育税制体系提出了一些构想：一是教育类税收的税基只能对流转额征税，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二是教育类税收的课税依据是商品的销售收入额与劳务的经营收入额之和。三是关于教育的税种归属，宜将教育税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划归地方财政的教育税收入用于对地方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投入。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郑磊等以美国为例，对以财产税筹集教育财政资金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发现以财产税为教育筹资，可以部分缓解中国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国内外实证研究

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与教育税收有关的实证研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的研究，如Herber研究了美国以财产税作为中小学教育资金来源的筹资模式，他指出之所以选择用财产税为中小学教育筹资，主要是因为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稳定且大宗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地方政府有足够且稳定的税源，从而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教育财政支出。关于差别税收政策与教育选择，BoothandColes运用美国和瑞典的样本，分析认为对劳动力市场收益征税但是对家庭生产不征税这种不对称待遇会影响教育选择和劳动力供给，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性别差别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教育总量的差别，强调了税收对教育财政支出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影响。关于税收减免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效应研究，LoebandSocias对美国教育基金的税收减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联邦制国家，一般容易忽视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机制，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

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税收的实证研究少量见于教育税收优惠和教育财政成本核算的文献之中。关于教育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王法忠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出其存在对教育机构的优惠多、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少，对财政拨款学校优惠多、对民办学校优惠少，对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弊多利少等问题，提出要以增加财政资金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改革，规范现行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教育财政成本核算中的税收探讨，廖楚晖等分别从我国教育财政成本分担角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角度，将教育资助主体分为政府资助、个人资助和社会资助三类，来核算税收在教育财政中的份额。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从教育税收的必要性、经济理论意义以及经验借鉴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实证分析分析很少，实证研究仅能就某类教育税收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政策探讨，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税收机制的概念、成因、特点及范围等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教育税收制度或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有关研究不是介绍传统或现有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国与国教育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简单的比较和借鉴，对于不同国情的教育税收成因、特点及使用范围的研究也不足。

（2）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晰使得教育类税收研究框架模糊。财政的成本是税收，教育财政的成本也不例外。目前针对政府教育财政的细分方法却十分罕见，仅有廖楚晖等少数文献对教育财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主要指教育的税式支出）等行了简要分类。由于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教育的税收研究框架容易引起争议，学界的结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也缺乏应用价值。

（3）教育财政经费中的税式支出核算不全面。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往往用该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一指标并没有将一些教育财政的间接成本纳入核算的范围，如我国每年对教育用土地、设备、社会办学以及校办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都属于一种税式支出补贴教育经费，这些收入如果全部缴入财政国库，再用于支付教育，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水平，因此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是教育类税收无法清晰地核算，还是公共教育的税收配置效率问题？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财政税收论文【第四篇】

内容摘要：我国现存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需要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本文梳理回顾了我国“十一五”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进程，由此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开始向满足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延伸。

顺应时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任务，更加体现了财政的目的开始向公共性转移，体现了面向平民纳税人的一种民主化财政的新起点。而要围绕这一任务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就成为其关键环节。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一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与原来的财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共性、市场性和法制化。我国1998年开始进行公共财政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的雏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积极变化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按照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财政保障范围有进有退

一方面逐步减少非公共服务支出项，压缩经济建设费支出，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为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8年增长%，主要用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拟安排亿元，比上年增加亿元，增长%。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亿元，增长%，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亿元，增长%，重点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安排医疗卫生支出亿元，增长%，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国家收入分配重点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财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为逐步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亿元，增长%，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8%，其中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地方财政支出的%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将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提高至30611亿元，增长7%，为更好地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公益性支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亿元，增长%；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亿元，增长%。但在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亿元，占%；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亿元，占%。相比内地，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和%。显然，中央财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积累还很薄弱，总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区间、各项目间的分配也缺少科学合理的执行标准，重点项目不突出，财政支出分配的随意性加大。

中央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差，缺少公众监督。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部门需求和利益在所难免。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虽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出现。加之现行制度下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更加无所顾忌，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但税收返还额度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更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仅不利于均等化的实现，反而使两者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更加扩大。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虽然较高但透明度较差。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在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掌握以下原则：

有法可依原则。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程序合法为要求，以规范运作为准则，即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编制年度预算，并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二是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推进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同时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投向问题上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规范。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原则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分清主次，适当照顾各个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应将资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建设，避免出现资金平均分配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科学有效地配置政府财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则。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保障总体上覆盖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受益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议

为适应公共财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强化和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分配功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一）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实现结构优化

通过存量调整改变现有项目支出规模，对各项支出有保有压，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同时保证行政性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增长；通过增量调整，利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扩大财政保障范围，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目标，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困难地区倾斜。

（二）调整目标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货币、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着力支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从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情况来看，县级基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但其掌握的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强，基层财政困难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规范性仍然不够，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较差，一般性转移支付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客观需求进行资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安排缺乏总体布局，导致很多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应在明确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基础上，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科学系统地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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