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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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一篇】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地区之间经济交往在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国家文化、地区文化的互相接触与交融。在不同文化的交互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排除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和交流的顺利性。而英语作为经济交往和商务往来的有效工具，具有表达形式与翻译形式多样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的不仅是区间文化的差异性，也影响到了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重中外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文化环境是一个不同区域、行业、特征和性质的文化交织影响、能动渗透的有机能动场，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波及力和辐射力，会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影响效应，商务英语翻译也不例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一种综合体。它内在地产生于企业自身，得到全体管理者和员工的认同与维护，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日益强化，最终成为企业进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2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直译和意译对翻译的影响

直译与意译应注意中西方文化的深层差异。综观翻译历史，翻译理论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绝对的声音。特别是西方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凡翻译形式无怪乎直译和意译两种方式。对直译和意译问题，一些翻译者运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办法，即直译基础上的意译法。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要求形式的对等，如“Small deposit, big return.”可译成“小额存款，巨额收益”;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即直译),(苏伟《试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又如，It's smaller, It's lighter.”可译成“机器更新，小巧轻便”。(夏普复印机广告)。只有在直译的意义不明确，不能再现原文的内容与风格的时候，才可以改变原文的语言形式而采取意译的方法。如，When you are in Rome, do as Romans do.应译为“入乡随俗”。但无论哪种方法，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要时刻考虑到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并使这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消失，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例如：Sprite饮料，这个单词在英文中为“精灵”“妖精”之意。在莎翁的一些戏剧中，“精灵”是十分可爱的。西方国家过万圣节，万圣节前夜，孩子们就化装成各种“精灵”“妖精”,挨家挨户“乞讨”糖果，但在中国人心中却是邪恶的，若直译必然不妥，所以转译为“雪碧”。“雪”清新凉爽，“碧”玲珑剔透，该译名给人玉洁冰清的感受，作为饮料名，可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

软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我们称之为硬文化，精神文化即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人们常说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是指软文化的差异(苏伟《试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2006)。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整体。比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人是把家族的姓氏排在前面，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强调氏族整体。西方则是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家族的姓氏排在后面，强调的是自己。再比如：在时间和地点的排列顺序上，中国人习惯用年、月、日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地址的排列顺序是国、省、(市)县、乡，再到村。强调的是整体。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排列顺序恰好相反，西方人时间的排列常常是日、月、年或月、日、年；地址的排列也常常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强调个体。西方人由于受基督教义的影响，他们的道德指向是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他们强调自我，信奉个人本位。这种思想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老幼一家人聚餐，各自买单。再比如，父母进孩子的房间首先敲门问道：“May I come in?”得到孩子的允许后才能进去。孩子到了18岁就远离父母独自闯天下。他们强调的是自由发展，自我奋斗。而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集体主义，中国人常常把自己比作大海里的一滴水，这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中国有句谚语是“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难折弯”。强调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翻译为英语应该是“If we are united as one, we will succeed.”这句话就不要直译，因为西方人对筷子没有充分的认识。

第二、对人与自然的不同看法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人们常常把大自然人格化，强调“民以食为天”,把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大地之中。中国的哲学儒、道、佛学都是讲人生哲学，儒学强调“作为”,道学强调的是“生存”,佛学强调的是“悟觉”,这种哲学思想逐步在人们头脑中转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人的价值观影响更深(任京生《理解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在古代，修身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纯科学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成为多数人不屑选择的行为和兴趣。在这种思想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便求当圣人；报国无门便求做隐士，吟诗饮酒自得其乐。三国曹操曾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名句。如果翻译为“I can't forget my sorrow/But how can I relieve my pain?/Nothing but the wine.”英文的意境和意思出来了，中文的意境和意思没出来。所以外国人似乎明白，但他们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们也不知道杜康是酒的创始人。所以“wine”这个词最好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代替，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联想到好酒。西方人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人在与自然的争斗中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从而把历史推向前进。西方人重理性、重科学，凭借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称霸天下。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趋势，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西方人更热衷于做律师和医生。

3商务英语翻译适应文化环境

重视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

密切关注国外企业文化的最新成果，充分考虑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企业现代化脚步的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 撞成为必然结果，学习国外先进企业文化逐渐成为提高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但根据现实情况来看，对如何借鉴、学习、吸收和内化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可移植性等关键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学术上加以明确描述和科学阐明。

把握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与本质差异性

实际上，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往往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文化的适应性。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文化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按照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事国际商务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当然，文化适应性的观点决不是否认不同商务英语翻译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但是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绝对不能照搬原样的交互于商务英语翻译中间来，商务英语翻译一定要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东西方管理文化在多方面存在差异性，彼此各有优势，很难找到一条全部适合的途径。对于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从本质上来讲是由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所致。因此，在我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注重文化的差异性，并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好的造就企业商务英语翻译在企业商务革新中找到突破与取得成功。本文认为，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有效体现国内外企业商务活动交往之间的文化适应性。

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不足

局限和满足于直白性的理解与翻译，而忽视与本土文化融合进行商务英语翻译，以及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吸收、修正和创造性地应用。忽视文化盘点，即不注重企业文化差异性以及可吸收性，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未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其来龙去脉，缺乏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深层次的文化学透视，缺乏对我国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准确认识，未经系统科学地分析就照搬国外先进企业的文化模式，企图在较短的时期内来完成商务英语翻译工作。而结果表明，单纯考虑国外企业文化，不会产生与国内企业商务交往活动的英语翻译理论及实践操作方式，也不会促进国内企业商务活动的持续、深入和有效地开展，相反会给企业在商务交往中带来巨大阻碍，造成企业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的持续下降。

4全面构建商务英语翻译的内部环境

文化适应性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要素，说明商务英语翻译要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相一致。商务英语翻译是体现企业亚文化的一种手段，是社会宏观文化在企业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商务英语翻译必须体现出社会文化的走向。所以，中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进行再创造，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碰撞、沉淀积累出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可道，非常道”的真理追求意识、“无为而治”的管理意识和“有生于无”的创造观以及孙子的“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的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无疑是培育和建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石。

长时间以来，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缺乏中国自有特色，而主要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借鉴和应用到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中。而实践结果表明，只有建立扎根于现实土壤、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才能使企业发展具备永续的原动力和发展的持久力，促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定脚步，走向更高舞台。集中反映了德、信、人尊、人与人之间亲和的传统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延续，也正是由于海尔把传统文化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来认识，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体系，从体系到高度，从高度到延伸，将诸多竞争对手远远抛于身后。

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谈判策略；文化影响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跃身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自从加入WTO后，我国各个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日益进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仅仅依靠自身发展和建设还不够，要想更好的实现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首先就应该注重商务团体的合作性发展。商场如战场，若要想在商场当中取得胜利，首先就应该学会知已知彼。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需要经常与其他国家进行一些商务贸易等往来，只有这样才会更好的提升我国自身的综合国力。但在此过程来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正是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谈判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分歧，正是因为文化不同而导致分歧的出现，所以只有充分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性质和文化背景，才能够更清楚的掌握对方国家人们的行为习惯，这将会为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谈判、合作等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2中西方商务文化的差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注重走向国际经济贸易，注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更好的完善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还能够让我国与其他国家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外交关系，这样将会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例如文化差异最为明显。由于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会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件事物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往往会导致人们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分歧，进而导致谈判失败[1]。3价值观及思想方式的差异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老祖宗为人们留下了很多具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而久之，也就为人们形成了独到的价值观念。例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曾经指出，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也应该遵循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思想，正是有着这一传统思想，所以我国人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例如在商务往来当中，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中国人首先想到的都是上报领导、团体组织或者是部门等，并不是私自解决，如果出现了矛盾纠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制造一些舆论来支持这一观点，只有具有伦理道德，才能够进一步取得法律援助，这些都是我国文化背景下人们逐渐衍生出来的商务形式[2]。然而站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角度上来看，这一点恰恰与我国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地方。西方国家的人们在商务事宜处理过程中，能够做到的就是重视个人自我价值观的体现，认为个人利益将会高于一切。一旦在商务交往过程中遇到某些问题，这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而并不是通过制造舆论来解决问题。西方人的观点往往会被我国人们视为一种执着的心理，因为其并不注重一些外在因素，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的实际情感。对于商务友谊的培养也并不重视，更多的是想要得到自己内心上的满足和自身观念的延续性[3]。

4礼仪礼节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国家，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是一个礼仪大国，无论是在说话还是言谈举止，人们都十分注重运用委婉、谦和、客气的话语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所以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中国人对于礼仪文化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往往能够表现出含蓄、客气、谦和。而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往往会表现得更为坦率，在接受邀约或者是工作中都非常直接，并不会像中国人这样拐弯抹角。例如在商务谈判中接受到了对方的邀约，中国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常含蓄的回答方式，一般都会是我尽量来(I”IItrymybesttocome)，这样的回答在中国人看来很正常，而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的眼中，这种回答是一种不诚恳的回答，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可以直接拒绝，没有必要这样拐弯抹角，可见在礼仪方面中西方国家还是有着较大差异性的[4]。

5中西方商务文化差异

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

谈判过程是一个需要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沟通方式也将会推动着沟通风格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站在宏观角度来看，中国人对待朋友往往会表现出宽厚善良、语言含蓄、善于推理和演绎，中国人习惯性的想要从对方的语言和动作当中去捕捉一些信息，这也是中国人较为擅长的谈判技巧。而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则并不习惯于从内在来捕捉信息。例如德国人在谈判过程中，其语言往往较为谨慎，北欧人内向自律、君子之言如同正式合同，这些在我国人们看来并不适用。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善于寒暄、不果断，这些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表现，所以也正是因为文化差异的不同才会导致中西方国家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导致谈判的失败[5]。

注重结果与注重关系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经常会反映在价值观的不同取向中，在西方国家，人们非常注重竞争的平等性和公平性，注重的是结果，追求的是实利。在西方人们看来谈判只是为了最终达到目的的一个阶段。所以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一些利益和实质性的东西经常会看得很淡，并没有注重一些礼仪的东西。西方国家的人们会尽量避免将个人情感与工作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做法能够影响到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会影响洽谈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在与美国人谈判时，他们都会强调将人与事情分开来谈，这样是最有利于事业和商务发展的。西方一些国家的谈判员有些时候对于中国的这种谈判形式会表现出不理解，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交往，鼓励和谐文化要共同发展。中国人在谈判之前都会尽量与对方拉近关系，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商务合作，认为这样可以更好的使得双方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6]。

集体与个人作用

在西方国家，人们在谈判时，往往会更加注重强调集体权利，强调个人责任，这种思想也就是分权思想。而在中国，人们则更加注重个人权利，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也就是领导的一句话对于属下员工来说具有很大影响。在中国人们更加注重于“集权”思想。西方人在谈判时看似是一两个人出场，但是其背后却有着一个集体。在中国在谈判时，通常出席的人数较多，有些时候西方国家提出一个问题，中方迟迟不能够给予准确的回复，甚至在谈判中出现了内部互相扯皮的现象。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存在着诸多困惑，他们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谈判声势不仅造成了沟通上的困难，也会导致谈判效率较低。

6商务谈判之策略

对于价值观及思维方式差异的谈判策略

要想更好的处理好中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问题，首先就应该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谈判桌上，中国人更加注重的是能否为自己脸上争光而不是企业利益。实际上这种谈判形式并不适用于西方国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谈判就应该心平气和，既不要虚张声势也不要寒暄。只有从根本上纠正自身的缺点，才会不断加强自身的谈判优势。另外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时，人们应该注重去了解和分析对方国家的文化差异，这样才会更好的熟悉对方国家的心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谈判的成功。集体关系与个人利益，在谈判过程当中，西方人们通常会表现出分权思想。而在我国，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所以为了解决中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人们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处理好集体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树立个人在谈判当中的地位。

对于礼节礼仪差异的谈判策略

对于礼仪差异的谈判策略，人们应该及时的进行纠正，实际上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一些国家，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习俗并没有问题，只是由于不同国家人们之间都会存在着一些文化差异，所以在谈判和沟通时才会出现分歧。对于中国人来说，含蓄是谈判中经常表现出来的状态，而西方国家的人们则比较坦率，在中国人看来，西方国家的人们不懂礼貌，而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人较为虚伪。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人们应该学会去了解对方国家的一些文化内容，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谈判，盲目谈判只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场面，这样不仅不利于谈判的长期发展，还会影响谈判的顺利进展[7]。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人们还可以利用翻译技巧来解决跨文化问题，对于礼仪礼节差异方面的策略。最好是可以提前了解西方人的表达思维，这样可以避免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尴尬的情况，一旦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进行沟通，避免在沟通方面出现障碍，这样也更有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

7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论述了中西方商务文化差异与谈判策略等内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下，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正是因为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熏陶，所以在面临不同问题时，我国人民与西方国家的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谈判时，这些不同的态度将会严重影响到谈判的结果和谈判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应该学会去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在了解其文化的基础之上，才会更好的了解谈判者的内心想法。有些时候在言谈举止方面只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问题，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不至于走入误区，可见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容易导致谈判的失败，所以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

参考文献

[1]陈猛然。日本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体态语的表现形式及其功能[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4(09).

[2]杨伶俐，张函。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差异[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09).

[3]王晓燕。中西方商务谈判的文化差异探讨[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

[4]杨军德。浅谈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1).

[5]王腾宇。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的影响[J].山东机械，2014(05).

[6]谢军。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聚焦，2014(12).

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三篇】

关键词 文化 差异 翻译 影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Influ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Differences to Translation

ZHAO Jiamin, WANG Yong

(Zhejiang Changzhe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23)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deepening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orld, translation is no more the simple conversion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t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of cultural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blessed with very deep-rooted cultures. Therefore, the smooth communication can only be achived through the natural emerging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cultures.

Key words culture, difference, translation, influence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翻译不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承担起了文化传递的重要作用。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的交流。如果我们能正确处理其中涉及到的这些文化因素，对文化翻译的准确性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地域文化不同

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各自所独有的民族心态。要在跨语言背景的交流中，加强母语和英语的地域因素差异性的比较，积累语言置换的差异性规律的探索，才能有效地实现地域因素影响下汉英语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默契与融合。

例如，英国是一个岛国，古时候的英国人喜欢海上航行，因而英语中有大量有关水的词语；而中国人则生活在亚洲广袤无垠的内陆土地上，因而对中国人来讲，理解这些表达方式就较为困难。比如：able seaman 一级水平，seaman 直译为海员，在西方国家 “ seaman ” 又指代有能力、有水平的海员，因此 “ able seaman ” 可意译为 “ 一级水平 ”。be left high and dry 陷入困境，直译为被留在水流到达不了的地方，在西方国家水给人以安全祥和的感觉，因此“ be left high and dry ”可意译为陷入困境。英语中形容花钱浪费为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则说“挥金如土”。地域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需要考虑的难点，翻译中重视地域文化差异的对比性研究，对于保证交流的顺畅，实现语言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意义转化与表达，具有积极的意义。

2 习俗文化不同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在中国，人们对于亲戚之间的关系有很细的分类。比如在称呼里我们有“姨妈”、“舅妈”、“姑妈”、“伯母”之分，而这些称呼在英语中只有一个相对应的词――“aunt”。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对狗的态度。在汉语言文化中，与狗有关的习语通常含有贬意，如：“狗腿子”、“狗改不了吃屎”等，而在西方，狗则被认为是人类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如You are a lucky dog. 你是一个幸运儿， dog-tired.累极了。

3 宗教文化不同

东西方文化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已经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在跨文化交际中要了解中西方不同的，必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否则，不仅会导致交际失败，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人们相信有佛祖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于是汉语中出现了很多如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等与佛教相关的词语。而在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于是英语中就有了很多有关的词语如angel、monk等。英美人惊讶时会说：My God! 经历了一场惊险后会说：Thank God! 祝福时说：God bless you! 告别时说：Goodbye! goodbye 是“God will be with you”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愿上帝与你同在”。这些简约生动的英语在英美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针对这些宗教文化的差异，我们要充分理解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力争保留源语的宗教风格。

4 历史文化的不同

语言既受到历史的影响，又反映了历史的特征。例如：若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直译为“three cobblers together have more wit than Zhu Geliang”,英美人看了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即使在下面注释“Zhu GeLiang”是谁，读者也依然难以理解，所以翻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下转第231页）（上接第213页）更容易让他们理解。另一个例子是汉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比喻一时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反而因此得到好处，若把此句译成英语，我们很难把塞翁译成Old Sai,只能译为“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a gain.”这些历史典故都深深植根于两种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所以只有熟知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才能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难题。

5 思维文化的不同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英汉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文化习惯从整体上看问题；英美文化习惯于逻辑分析，强调个人为中心，因而导致语言表达上的种种差异。例如，在姓名、时间、地址的表达方式上，英汉两种语言的行文方式就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文化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而西方文化则正相反。比如：“2012年2月1日，汤姆于中国上海”应翻译为 “Tom，Shanghai，China，1 February 2012”。中国人和英美人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和喜好也不同，如对颜色、动物、植物都怀有不同的感情。在中国文化中，红色 (red) 常与喜庆、欢乐的事联系在一起等，如 “ 开门红、红色政权 ” 等；而西方文化中的红色则是一个贬义较强的词，象征着残暴，如：a red battle血战、to see red发怒等。

总之，一切语言都离不开文化。翻译不但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还要跨越文化的鸿沟，只有了解了语言中的文化，才能充分地理解原文，才能忠实恰当灵活地把原文中的深层含义传达出来。

参考文献

[1] 高迎慧。汉英翻译的艺术――形象的处理。教学与管理，2006(12).

[2] 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3] 张培峰。文化差异及习语翻译[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 戎林海。翻译与文化背景知识[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中西方文化比较论文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66—06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8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注释

①贾植芳：《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序》，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②乐黛云、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③④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320页。

⑤张宏：《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⑥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⑦曹顺庆主编《中西比较诗学史》，巴蜀书社，2008年，第200页。

⑧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第226页。

⑨赖干坚：《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⑩刘介民：《中国比较诗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页。

B11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第274页。

B12B13西惠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29、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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