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下贤范例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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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下贤【第一篇】

关键词 《吕氏春秋》 政治思想 君道 德治 赏罚

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历代“治乱存亡”的经验教训，弥补和纠正秦国传统的尚法任刑统治思想的偏颇，为秦王朝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全书有十二纪、八览、六论， 总计一百六10篇， 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十二纪讲按时施政， 八览讲施政应该注意事项， 六论主要议论政事。

1立君道乃天下之利

《吕氏春秋》沿着荀子从人的物质需要出发探讨礼义制度起源的思路，以“利”为核心，对政治的起源和功能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人类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才结成群体、组成社会的，正是生存利益的需要才使人类结成群体，成为政治动物。代表伦理秩序与法律规范的“君道”代表着最普遍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从而成为了社会群体的根本纽带。在一个没有君道的社会，人们失去了道德和法制的约束，完全依仗自然能力争夺相残，终将导致“以尽其类”，即“把自己和社会消灭”。为了避免“以尽其类”的结局，保证人类群体的生存、发展，必须设立君王及其一整套社会政治制度。《吕氏春秋》强调君道乃天下之利，旨在表明，在君王与百姓的关系上，天下百姓是“君道”维护的价值目标，而君权王位，只不过是维护天下百姓利益的手段。在《吕氏春秋》看来，王朝的兴废表明了具体的君王是可以废黜的，而所谓君道就是务在利民而勿以自利，所以君道不可废弃。

2君道无为，臣道有为

在古代中国的人治社会中，君王和权臣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政治智慧往往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的好坏。《吕氏春秋》提出了贵公去私、以民为务的思想。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君王和臣僚的政治角色和职能是不同的，他们各有各的职守和行为方式，君臣之道的差别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

第一，君王“执一”而不“治事”。“一”指治国的根本原则，即“治道”。“事”指具体的政事国务。《吕氏春秋》认为，君王的职能是把握治国之道，而不是处理具体的政事国务。保持内心的虚静清明，如此就不会受具体事物的障蔽而妨害对治国大道的体认。

第二，“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吕氏春秋》非常重视静因之道，认为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借助客观条件，利用各种积极因素，只有充分借助这些外在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第三，“用众”，即发挥和使用臣的才智和能力。君主尽管掌握了治国之道，也不可能直接管理百姓万众，单枪匹马治天下，必须通过臣吏治理天下，“民之治乱在于有司”。

第四，“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非常重视贤士的作用，认为贤人的得与失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因此，选拔和任用贤人，便成为君主的主要政治职能。

3德治为本，明法为辅

《吕氏春秋》以德治为仁政之本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由此，它明确肯定德义是治国的最高原则和最有力的武器，德治的内容广泛的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统治者在主观上要有爱民利民之心。圣王贤士皆把爱民利民作为治国的出发点，有了爱民利民之心，就会有爱民利民之政，努力替民除害，除民之灾，授民以福。

第二，以孝治天下。国家之本在于人，而人之本在于“孝”，“孝”是道德伦理的核心与基础。《吕氏春秋》把孝道泛化，使之成为与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身份相适应的社会性的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孝不仅仅是敬爱自己的父母，还意味着恪守职责，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第三，救助穷困，减轻负担，为百姓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也，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圣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救助百姓的措施很多，但最重要的仍然是解救人们物质生活上的困难。

《吕氏春秋》明法的理论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吕氏春秋》主张，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赏罚的作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赏善罚恶。“凡人之所以恶为无道不义者，为其罚也；所以蕲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第二，赏罚要恰如其分，不能过滥。假使过分的话，宁肯滥赏，也不要滥刑。“闻善为国者，赏不过而刑不慢。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慢则惧及君子。与其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 第三，“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刑罚从简，即不要法网太密，使民无措手足。人的能力有限，要求越多，标准越高，越难以做到。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最后一部理论著作， 也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一次重要总结。“它能够以阶级和客观的态度对待先秦文化遗产， 公开地申明要采集诸家之长， 超出学派门户成见， 将各家学说中在它看来有价值的成分组织到一起。它这样做， 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吕氏春秋》作为先秦各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其中所阐述的治国政治思想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若真正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现， 将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它对汉朝及以后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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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M].人民出版社，1985.

[3] 李宗桂，陈宏敬。《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吕氏春秋下贤【第二篇】

一、中国社会转型中文化之会通

梁启超言：“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中华文化的会通性在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中始终表现为主体特征。自第一次思想文化的大会通“百家争鸣”引发大一统体制的确立始，至近代兴起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均肇始于多元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整合。

第一次社会转型中确立集权体制的多族文化会通。春秋战国是我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轴心时期。此时期的多元文化在华夏大地上交融争鸣、互动会通，创造了璀璨、繁荣的发展局面。战国末，这种整合渗透，深入于文化、经济、政治等各领域，以诸子百家之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彼此博采精粹，求同存异，它们在长期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以几部重要的会通性文化成果《管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为代表，逐渐从理论层面完成了我国第一次社会重大变革前夕的文化整合，重构了兼容并包、大气宏阔的大一统理论体系。

第二次社会转型中走上民主道路的中西文化会通。近代社会的中国，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仁人志士们开始了近百年的文化反思与重建。从魏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号召始，一大批宣传和介绍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文化成果涌现，如梁启超传播了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学说，严复《天演论》、章太炎，邹容《革命军》等，使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进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高潮。孙中山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创新重构了深入人心的“三民主义”理论，而辛亥革命正是这种理论的充分实践。

历史证明，在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多元文化间不断会通融合成为文化能够确立和保持领先地位的根本方式。而这种继承创新的会通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它必然随着时代的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其内在的文化精神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繁荣的基础。

二、《吕氏春秋》的文化会通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最重要的一部文化会通性著作，由当时诸学传人所撰，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共12卷，160篇，20余万字。它系统总结、整合了儒、墨、道、法、兵等各家学说，在诸子基础上提升和创新，围绕政治理论核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治国理论，形成了“天人合一”构想下的大一统政治理论体系。

1.对道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关于“道”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其宇宙观的基本理念：将宇宙本原称“太一”，但其内涵又从“道”的“无”发展为有形的精气之说，“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吕氏春秋·尽数》）。同时，它在老子宇宙观基础上将“天道”、“地理”、“人纪”三者密切相连，确定了宇宙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联系，“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吕氏春秋·情欲》）。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庄子典故，对其寓言的本义继承、发展和改造，表现出与庄子思想相反相成的特点。最为突出的是，全书贯穿着道家自然主义思想，将其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衍生出因顺、无为、贵公、尚信、养生等思想，体现了对道家文化的继承、超越与创新。

2.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吕氏春秋》对孔子推崇备至，对其言论、学说引用最多。据统计，《吕氏春秋》的160篇文章中凡叙述孔子故事或引其语录的共约33篇，如《博志》、《劝学》、《尊师》言孔子“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异用》篇引孔子以“杖”的不同喻贵贱、论亲疏，《不二》、《慎人》、《务大》讲孔子贵仁重道，《高义》讲孔子取舍不苟、无功不受禄，《慎大》讲孔子善于自持，不矜善伐能，《精谕》、《察微》赞孔子知人深、观化远，《安死》讲孔子以诤言救过，《举难》讲孔子权变以立功，等等。此外，对孔子的弟子曾参、子贡、子夏、子路等引述亦繁。《吕氏春秋》书对儒家思想的汲取主要是政治伦理层面，尤其对儒家关于做人的基本要求仁、孝、义、忠、信、礼、乐、学、教等，着重从“外王”的角度，揭示其政治功利思想，“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吕氏春秋·爱类》）总之，它从政治教化的需要出发对儒家的理念进行扬弃、改易和创造，成为自己的理论体系构成。

3.对墨家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墨家有兼爱、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非乐、天志、明鬼和非命十大主张，一度为先秦显学。《吕氏春秋》对这些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汲取，如节葬、节用之“今世俗大乱，人主愈侈其葬”、“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吕氏春秋·节丧》）当然，对节葬思想的认同，又不全同于墨子生人之利的角度，而从防止盗墓的角度“为死者虑”；又如非攻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吕氏春秋·荡兵》），其非攻立场却并不否定战争；救守之“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吕氏春秋·振乱》），反对墨家不明正义的救守。《吕氏春秋》还明确反对墨子的“非乐”，认为“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悦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然而“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吕氏春秋·大乐》）倡导节乐。这些均可见《吕氏春秋》对墨学的批判与继承。

4.对其他各家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吕氏春秋》对《周易》的宇宙一体化理论、整体思维方式、变易思想、养生理论和卦象爻辞体现出的思想都有继承。它还对名家和阴阳家思想充分肯定与吸收，提出了“正名”、“五德终始”说和“圜道”学说，深刻影响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它吸收了法家有关政治论及社会观的思想学说，对农家、兵家和纵横家思想亦有不同程度的汲取。此外，《吕氏春秋》将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思想和谐统一于自身体系之中，就音乐理论提出了“适音”的概念，所谓“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吕氏春秋·大乐》）“适”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要求，符合“道”运动规律，达致阴阳调和的一种状态，它通过对适行、适言、适欲、适威、适时的阐释所达到的理论成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待和谐音乐的基础，尤其将音乐与治国方略结合起来，形成了乐治思想。

总之，正如许维通先生云：“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高度评价了它的文化会通精神。而该书的政治理论体系也正是依托会通之方式得以成熟，形成了包含道治、德治、礼治、法治、乐治等多元治国思想的理论体系，成为流传后世的政治哲学经典著作。

三、现代文化自觉下的会通精神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途径与方式，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具备会通的能力，这种会通精神包含哪些思想内涵呢？

1.和而不同的文化宗旨。“和”、“同”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所谓“和”，即“和谐、协调”，是表示一种关系、秩序和事物的存在形式。所谓“同”，即“相同、一样”。“和”可生万物，若是以同裨同，则“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就没有了宇宙万物的存在。“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强调在保持文化多元差异的前提下，努力寻求相互间的和谐对话和观念共享，以创新和发展文化。首先，承认文化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存在状态。其次，主张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交往，追求相互促进。第三，主张文化交流中要创造和谐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化一贯重和谐统一，关注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和人的和谐，本着“和而不同”的文化宗旨，运用兼容并包的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缔造文化强国，会通成为必然路径。

2.批判继承的文化方式。一种文化要久续长存，它自身要富含生命活力的元素，这种元素的活力便来自于批判的精神。历史经验证明，文化问常常处于相互对立、相互碰撞、相互攻讦，又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借取的动态关系中，批判继承成为保持这种关系良性状态的唯一方式。以《吕氏春秋》为例，在百家争鸣的文化高度对先秦诸子思想批判性总结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认识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并能通过对各家思想的摒弃、改造和发展，终以独特的面目出现，这种思想统一的过程，就是一个批判继承的过程。

3.开放包容的文化胸怀。先进的文化，要做到应运而生，适时而行，就必须要有开放、包容、博取的文化襟怀。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正是不同地域、民族、流派、体系的文化在开放的环境中，从冲突到融合，才最终构建了多姿多彩、既古老又常新的文明。今天的时代，世界文化百花齐放、精彩纷呈、各有特点，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我们要高瞻远瞩，以更加宽广、更加智慧的文化心态和博大胸怀，不妄自独尊，亦不丧失文化自信，能够尊重和包容一切文化的内涵，以大思路、大眼光、大智慧，既关注身边的传统，又注重身外的文化汲取；既善集诸家之长，又不断推陈出新，才能缔造多元共赢的文化发展局面。

4.敢于超越的文化智慧。文化要关注苍生命运、国家前途，才能最终为时代所选择，而能够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总是敢于超越旧文化、不断提升创造，才最终脱颖而出的。这就是文化本身在发展中应时刻具备的超越精神。《吕氏春秋》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上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治国之道、用民之道、为君之道等一系列政治理论，既超越了道家纯粹的无为而治思想，又超越了儒家僵化的礼乐规范，还有效汲取了多家政治主张，从而得以升华，给我们展示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平台，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化超越精神，亦为我们今天建设更加和谐的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迪和理论参考。

吕氏春秋下贤【第三篇】

关于吕不韦其人，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写得很有姿采。吕不韦本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他特别善于经商，往往是“贩贱卖贵”，没有多久，就“家累千金”。吕不韦在经商的过程中，认识了来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当时子楚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吕不韦很可怜他，并认为他是“奇货可居”。于是他非常慷慨地送给子楚钱币美姬，并帮助子楚逃回了秦国并成功地登上了王位，成为名正言顺的庄襄王。为了感谢吕不韦的恩情，庄襄王封吕不韦为丞相，加爵文信侯。庄襄王死后，他的儿子即位，赢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赢政尊吕不韦为仲父。在这期间，吕不韦的权势大得几乎可以一手遮天，光食客就有三千，家僮则达到了万人。当然这种情形对于赢政亲政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所以当赢政羽翼丰满了，就把吕不韦撤职，并把他迁移到了四川，最后逼得吕不韦服毒自尽。吕不韦为相期间，除了为秦国攻占大片土地外，还有一项辉煌的业绩就是组织编撰了规模庞大的文献典籍《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10篇，二十余万字。“十二纪”分为《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共12篇。我们可以把这“十二纪”理解成一个大的框架，仿佛是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大圜”，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设计出了一个有秩序的可以涵盖天地万物和古今之事的知识系统。

葛兆光先生曾经说《吕氏春秋》显示了它包容天下所有思想与知识的野心。按照传统的说法，《吕氏春秋》属于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品。我们仔细考察《吕氏春秋》的文本，也能发现在这“十二纪”的知识大框架下，笼罩着孔门一系的儒家学说，假托皇帝的古道家的学说，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以及老子、庄子一流的思想与哲理。(如《吕氏春秋・不二》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把每一种思想的优点都发掘了出来，并加以吸收利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

其实这种杂家的出现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界最为灿烂的“百家争鸣”。很多思想家纷纷提出了诊疗社会弊病的药方，由此衍生出一种又一种深刻但是又很片面的思想。这些深刻却片面的思想在彼此的碰撞与争鸣中汇集到了一起，由此引发了思想的兼并与融合，中国的思想意识开始了向整体与综合演进。

《吕氏春秋》就是战国末期中国思想兼并与融合的产物。虽然我们在《吕氏春秋》能发现颇为庞杂的各家各派的学说，乍一看好像杂乱无章，但只要深究，就会发现其实《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上是存在一个中心线索的，也就是说，它的思想虽然异彩纷呈，但是却存在着一个思想主干的。这个思想主干就是道家的思想。尽管吕不韦宣称他对各家各派的学说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但其实此书最后达到的效果却是采集了各家各派学说的精华，补充到了道家的思想系统里了。

《吕氏春秋》一书中对“道”是相当尊崇的，如：

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道”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何等的份量！与《老子》一书中对“道”的尊崇是极其相似的。我们知道，在战国末年一直到西汉初期以至于中期，道家的“黄老”学派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都占有极大的比重，甚至在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期，它曾充当了国家的主导思想。战国末期一直到西汉，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黄老”学者，如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以及淮南王刘安等。

关于如何为政，《吕氏春秋》和《老子》一样，提倡“无为而无不为”。在《知度》1篇里他认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权巩固而天下免于纷争。

当然《吕氏春秋》和《老子》一样，都把“道”当成宇宙构成的终极依据。《吕氏春秋・序意》中有一段话谈道：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国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天地自然是自有其运行规律和运行法则的，社会的运行规律和个人所要遵循的法则必须以天地自然的规律法则为依据。在这段话中也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意识中所存在的“天、地、人”同源互感的关系，即一再被人所提起的“天人合一”的模式。

“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我们知道“十二纪”不仅是《吕氏春秋》结构的主轴，而且也是《吕氏春秋》的思想中枢。“十二纪”的内容看似驳杂实际有序。《春纪》以“本生”、“贵生”为标志讨论了生命问题以及如何养生；《夏纪》则以“劝学”、“尊师”为中心讨论了人生的教育问题；《秋纪》则以“荡兵”、“振乱”为主干讨论了军事问题。《冬纪》则主要讨论了“忠廉”、“诚廉”等人的品质问题。“十二纪”所架构的体系非常宏伟庞杂，对宇宙结构即天道到社会模式以及个人价值都进行了详细地探讨，体现出杂家特有的品质。

说《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品，是因为它融合了战国时期很多学派的思想。比如儒家，《谨听》一节中有载：“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这种观念跟儒家的“大一统”的观念是如出一辙的。又比如墨家，我们知道墨家强调节本强用，尤其反对厚葬。在《吕氏春秋》里也专有一节《节丧》，其中抨击了当时社会的厚葬风气：

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

当然，《吕氏春秋》诞生在秦国这样一个法家思想大行其道的国度，它自然很难避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吕氏春秋・察今》1篇认为：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

治理国家不能拘泥先王之法，不能食古不化。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因地制宜地做出反应，这也正是法家一向所倡导的精神。我们所熟知的“刻舟求剑”的寓言就是出于这1篇文章，讲的也正是这道理。

“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中也充斥着战国时期颇为流行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还有就是在此书中陈列着当时人的一些具体的天文地理知识，譬如：

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何谓八风？东北日炎风，东方日滔风，东南日熏风，南方日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飓风，西北日厉风，北方日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再有，就是此书中保留着许多美仑美奂的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循表夜涉”、“引婴投江”、“知人不易”、“掩耳盗铃”、“生木造屋”、“其父善游”、“良狗捕鼠”、“利令智昏”等等都广为传诵。

吕氏春秋下贤【第四篇】

关键词：《吕氏春秋》 大一统 融合 坐标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即将统一全国的前夕，由秦国丞相吕不韦招集门客写作而成的，是战国时代诸家思想的汇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体现了文化一统和政治一统的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

1 《吕氏春秋》以统一全国为指导思想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王权遭到了极大破坏，虽然有楚、齐“问鼎”事件，但是各诸侯国还时常以“尊周复礼”为号召，图霸称雄，仍然说明“周礼”在统率人心方面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已经毫无颜面可存，已经沦为一个小诸侯国的地步，各诸侯国连名义上的“尊周”也不再有了。到了战国后期，列强纷争而渐趋于统一，秦国日益强大，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局面已经基本趋定。这样，在战乱即将结束，统一大势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怎样统一天下以及统一之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成为摆在秦统治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仲父”吕不韦自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他召集众多门客各著其说各著所闻，“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1],在此总的要求通领下，诸家宾客各论其学派学说，以期为秦王朝的统一提供理论前导。

因此，《吕氏春秋》虽是“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但是在内容上其侧重点还是在军国大事，如“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先取之”(《吕氏春秋·先己》)[2]、“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意也”(《恃君》),以期用自己的学说来重建统一稳定的政治秩序。书中各章，最终的落脚点，很多都是为了国家统一而提供理论的支持。比如，即使是谈养生说乐律，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政治大事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大乐》),“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在《吕氏春秋》中这些论说其最终旨归是劝说秦王应时统一全国，受命为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伐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则不和，数备，将徙于土”(《应同》)。

2 《吕氏春秋》中体现出文化统一意识

春秋时期，“官学下移”,诸子兴起，纷纷阐述自己的政治秩序构建蓝图，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在齐国，即齐国的“稷下学宫”。到了齐襄王时期，“稷下学宫”开始衰落，诸家士人大多数都离开了“稷下学宫”,此时因“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各国招徕人才的目的，除了社会风气使然外，都是为了图谋振兴国家，乃至实现有己国为中心，统一、恢复周代的统治格局。

此时，身处其中的吕不韦，对于文化上的地域差异和人才奔趋各国的情况，他走的是揉和各学派，取精用弘的路子。这就成为《吕氏春秋》编撰的指导思想。

《吕氏春秋》自觉以揉和众家思想为旨归。《用众》篇说：“天厂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在《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派别的思想。如评论各派别思想：“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不二》),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都有体现。但是《吕氏春秋》是站在揉和的角度采用各家思想的。如：

儒家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不仅仅推崇孔子为唯一圣人，“仁”被放置在“道”之下，不像孔子及其儒学后人那么讲究礼，虽然也讲究“乐以成人”,但是也贯穿了道家的自然之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吕氏春秋》把儒家高度重视的“孝”同法家的“耕战”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显示出《吕氏春秋》的改造勇气。

道家思想，《吕氏春秋》一书中，虽然也标榜“道”,但是以“精气”说阐释“道”,而以“无为”说为贯彻说明“君道”服务，把道家的无为缩小到仅仅为了说明君道上来，变道家的“小国寡民”治世理想为封建大帝国的宏伟蓝图，另外，如尧让许由、大鹏逍遥等故事，虽然由《庄子》而来，但是在《吕氏春秋》中都变成了说理的工具，与《庄子》本意完全相反了。

另外，《吕氏春秋》也对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等思想进行了改造，可以说，《吕氏春秋》中，已经找不出纯粹的“九流十家”原始思想，这固然是各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有所变异，但是，《吕氏春秋》有意识地整合理论，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吕氏春秋》内容虽然以揉和众家学派，力图形成学术体系为指针，但是，对于入列其中的诸子学说也是有选择的：“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者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处，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在《吕氏春秋》一些矛盾、对立的思想中也一并出现。如子华子学派重生而轻功业的思想与儒家重视建功立业的思想是相抵牾的，兵家的“义兵说”与惠施等人的“偃兵说”也是对立的，但是，《吕氏春秋》却存而有之，体现了一种学术思想的融合。《吕氏春秋》虽然思想混杂，但是有一个总的宗旨，即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在其中体现了一种融合汇流的趋势，它力图糅合百家为一体，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例如“义兵说”是视秦国为义兵，它用兵是在解救六国的人民，是拯民于倒悬之举，“偃兵说”则是希望停止战争，不再用兵，其目的还是结束纷乱的争战局面，它们从相反的角度为秦国的一统提供依据。高诱的《吕氏春秋序》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这样，《吕氏春秋》在当时的政治即将一统的大背景下做出的融合文化的尝试，为以后大一统理论的系统提出做了一定的努力，这种尝试是上有所承下有所启的，孔子希望运用周礼来实现一统，左丘明在礼乐文化下选用贤明君主来结束纷乱的局面，道家提倡“道一”,不过这都还是一种思想的萌芽，并未形成体系。到了《吕氏春秋》,对百家思想进行整合而渐趋于一统，在理论上开始展开论述。

3 《吕氏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文化史意义

这种百家争鸣而近于一统的趋势，为秦国的统一而提出，在秦一统天下之后，本应该会实现，但是由于秦始皇和秦二世信奉专制王权，专用法家思想，所以这种文化一统的努力也只能是暂时“搁浅”了。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文化一统于儒家。不过此时的儒家已经不是原始的儒家，而是一种融汇了法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在内的新的治国思想，由此才实现了真正的文化一统的局面。但是，《吕氏春秋》在中国文化一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汉书·地理志》说陈国“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蓟国“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而“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刑”。这种地域色彩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其实，不仅社会风俗及文学作品具有地域文化的特色，就是学术流派也是有地域性的。例如：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秦、楚发展。法家主要源于三晋。[3]我们说，政治文化一统也包括各个民族、地域之间政治文化的交融。战国时期，随着七国纷争的展开，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也日益密切。在战国后期，秦国与六国通过战争、会盟、互派使者等方式加强了交流，齐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进入秦国，晋国的法家思想也成为了秦国比较重要的思想，并且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成为秦国的治国方针。秦朝一向奉行专制皇权，这是法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

《吕氏春秋》集合东方各国宾客而写成，这本身就是一种地域之间的人才交流，人才的交流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是齐学的中心，在《吕氏春秋》中，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得到了强调，要求秦始皇应时而称帝，统一全国，秦始皇后来也是利用了此学说来为其统治提供合理依据。齐学中的 “无为”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强调，吕不韦为其做的原序就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作为战国末期的一部汇总百家的著作，形成了融百家于一炉的风格，体现了文化政治一统的时代特色，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许违？.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