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博古的主要历史功绩实用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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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秦邦宪)辉煌\短暂与悲 壮的一生1

编者按：黎辛，原名郭有勇，博古(秦邦宪)研究专家，编辑家，文艺评论家。1920年出生，是当年博古的部下，曾任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新华社随第二野战军战地记者，中共中央中南局《长江日报》副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长兼中南大行政区文化局代局长、代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国作协整风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艺术家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出版专著十多部，1987年从中国艺术家研究院离休。透过本文，读者可从一个独特的视域了解博古的一生。

2007年6月，我出席了在无锡举办的我党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铜像揭幕仪式，这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是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说：“秦邦宪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谨表缅怀之情，请向其亲属转达我诚挚的慰问！”

博古39岁为国捐躯，一生虽然短暂，却有四个地方为他塑像。这四个塑像是他一生中的四个里程碑。

博古诞生于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合并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该校将他与梁思成作为品学兼优突出的学生榜样，为他们做了雕像。

博古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国后，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做了许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博古看重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发表启事，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与陈云在上海。伍豪是的别名，这时他已去苏区。这件事虽然是敌人的阴谋，但博古等领导人都不能出面处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函，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荣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另一个别名。

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军委主席)与(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到：“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个报告发表在《红色中华》第99期上。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出动100万军队、500架飞机、1200门大炮，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我力量非常悬殊。博古听信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堡垒与堡垒”和中央军委的“六路分兵”拒敌的战术，与敌人拼消耗，1934年5月，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博古先后两次派部队去湘西探路，又做了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与半个月的行军计划。10月10日率领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81859人，加上挑夫为86859人，开始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时，打得漂亮，伤亡不大。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博古为“军事天才”。可是大转移前，博古赞同、、的“大搬家”去湘西与中央政府纵队单独编队。1943年12月16日在时的发言笔记这样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让抬起来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战》、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这样披露：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过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开始，与博古、一起以总司令的名义连发三次“加急”电报，命令“扔掉辎重”“火速过江”,中央纵队不听，160华里走了三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纵队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义清点红军人数时，只剩26919人，减少54740人，其中有挑夫5000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减员约2万人，保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作战死伤与减员约35000人以上。

1934年12月，中央秘书长邓颖超患肺结核辞职，博古任命邓小平为秘书长，于是，邓小平出席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请主持会议。与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会议上对“六路分兵”作了检讨。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并同意的提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让部队主要军事干部参加。16日与17日，博古亲自主持会议，说：“今天请军队的领导同志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央想直接听听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大转移方面，中央军事领导上犯了哪些错误，对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有什么意见。”接着，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讲话。之后，与对五次反“围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位军事领导人对毛、张的发言作补充。王稼祥作简单而尖锐的插言与发言，而则“沉默不语”。凯丰的发言与大家不同，他说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有错，但全国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博古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不能说他政治路线也错了。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总司令与政委为军事指挥者，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会议没有让李德发言。

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找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必须由领导，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现在我们商量由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博古重视民主、和谐与民主集中制，考虑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周、毛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记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帮助最后下决心，反对撤换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任军委主席，与任副主席，逐步把扶起来。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与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

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十二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可想而知。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向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八次改变落脚点与进行战争，博古与、、的意见都一致。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拍手赞同。

在此期间，博古在十分困难情况下，在稳定社会，提高陕北根据地经济，为纠正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以常委身份，领导董必武、张云逸、李、王首道、郭洪涛五人小组，处理刘志丹、高岗、、马文瑞等100多位领导干部的冤案，对稳定陕北根据地的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36年“双十二”,张学良对进行兵谏。中央先派去了解情况，后派博古带中央的意见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1937年9月，博古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代表身份被派住南京做中共代表，与谈判。几经曲折，蒋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形成。博古在南京重建与恢复上海、南京、江苏、浙江等13个省市的党委和工委，发展党员近7万，还营救被关押的陶铸、王鹤寿、钱瑛等1000多名党员出狱。向南方18个革命根据地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指示他们在山区集结，占据有利阵地，遇敌袭击坚决反击，与谈判改编绝不允许其派人来，这样，除个别根据地有些损失，博古还与谈判组建新四军与出版《新华日报》等重大事项，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在武汉市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时，博古与签署发表了《对保卫大武汉》的意见，强调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是错误的。博古在1943年9月《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指出：“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他说的前后两个时期的路线错误，后者指的是武汉，但是，在武汉博古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发表过许多正确的意见。1938年10月17日至18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与前途》的文章中指出：“一个不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则没有理由存在下去。”

1939―1940年，博古任中央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1939年8月，、博古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抗战两年国内外局势作了分析。8月18日、19日博古作了南方党的工作的报告，汇报了抗战两年来南方农业、工业、金融、交通、贸易等各方面情况，分析了阶级力量的变化，政策的变化，南方局的对策，广东等13个省市党员人数，党员构成，组织发展工运、学运、军事斗争等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对与博古的报告充分肯定，并对南方局工作给以很高评价。他从统一战线、组织发展、战争动员、工农运动、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等六个方面肯定了南方局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还存在的弱点。

1939年8月底，骑马摔伤，9月赴苏联治疗臂伤年余，博古任南方局书记，领导南方九省以及港澳和海外党组织并八路军、新四军与《新华日报》驻各地机构，工作卓有成绩，称赞“干得好”。

1941年初，反动派在皖南地区围歼新四军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军长叶挺被捕，政委项英遇难，损失7000人，还不准我们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揭露事实真象。对此，博古非常气愤，向中央提出，应该有一份自己的机关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经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由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兼新闻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新闻出版大军。《解放日报》5月16日创刊，发刊词由撰写，头条新闻由博古执笔，中央领导人以与博古写的社论、专题、新闻、按语最多。博古为党报的性质与新闻写作写了很多社论，还有专论与讲话，论述党报是“”,我们是全党办报，宣传是“以我为主”,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军队、很好的政府，我们也要有一支健全的新闻大军，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并且论述新闻写作的常识与记者的任务。这些精辟的言论是中外新闻历史中从未提起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博古讲话逻辑性强，语言精确完整，有些记者将他新闻写作的讲话整理出来加上标点，当文章发表。博古与被称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延安新闻纪念馆为他们俩塑了铜像。

博古博学多才，他在百忙中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延安高级党校规定必读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为他所译。在延安，夜间熄灯最晚的是与博古，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博古只有夜间才能翻译，早晨6点半钟还要起床上早班，审查党报的稿件，他劳累过度身体不好，还把中央每天供给政治局委员的一瓶牛奶，送给缺奶的杨永直编辑的女儿吃。

1946年4月8日，博古作为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与王若飞(中央委员),邓发(中央职工委书记)和叶挺(新四军军长)等13人加上美国空军驾驶员共17人，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当时天气恶劣，乌云压顶，雷雨不断。我们报社有人听到飞机响，但寻不着飞机的影子，下午听说飞机在中午与西安联系过，大家开始揪心。9日与10日仍为阴雨，大家不断跑上山顶去看有无飞机，希望出现奇迹，这时厨房做的饭每天都有剩余。12日的报纸头条发表《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王若飞等遇难》。博古结束了39岁短暂、辉煌而悲壮的生命。顿时，在新华社内，我们的眼泪大雨般流下……

4月20日，延安各界3万人悼念与安葬“四八遇难烈士”。党中央在延安总共召开过两次3万人的大会。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反对反动派进攻延安。与会者都是组织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博古执笔的。这次3万人大会，有一半群众是自发来的，从延安与各界来悼念救命恩人的。追悼会空前隆重，写《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词。中央有挽联，刘少奇和、任弼时都写了悼文与悼词。悲伤得几夜未眠，大家劝他不要赴会。的题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别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法而粉身碎骨，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草，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

灵堂正中悬挂烈士遗像以及“化悲痛为力量”的横幅，中央各机关团体和群众的挽联、横幅挂满“四八烈士”陵园。几十个乐器和唢呐队接连哀鸣，礼炮两次鸣放24响，山摇地动。我不怕日晒、站立，但哀乐奏起我感到天旋地转。为纪念博古以身殉职，为国捐躯，延安“四八烈士”纪念馆为他塑造了半身铜像。

题图 1937年，博古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略论博古的主要历史功绩2

关键词：博古 南方党组织 解放日报 新华社

博古在遵义会议前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但他敢于面对错误，并努力改正错误，坦诚接受党和同志们的批评，踏实、勤恳地为党工作，旗帜鲜明地拥护的正确路线；抗战期间，创办《解放日报》，并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一、参加国共谈判，营救革命难友

西安事变爆发后，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到西安，与、等合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博古又参与了同的谈判活动，其中负责对外联络、统一战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党的工作等项任务。博古和代表康泽在谈判国共合作《宣言》修改时，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终于使《宣言》完整地表达了中共的政治主张。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又发表了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公开承认了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原则。至此，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谈判过程中，博古始终保持高度原则性、坚定性和灵活性，为实现国共合作和保持党的独立性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南京谈判期间，博古领导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状和前途的文章，对争取团结进步人士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坚持抗日、反对分裂起了积极作用。

谈判期间，博古还设法营救在监狱中的难友。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铺，关押在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国共谈判开始后，释放一切政治犯也成为国共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37年在庐山的两次谈判中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达成协议。中共积极争取，加上抗日战争的发展，营救工作开始取得进展。1937年7月31日，关押在苏州的“七君子”首先获释。8月下旬，经过不断交涉，又陆续释放了黄文杰、刘顺员等人。9月7日，司法行政部批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关于《临时处置监犯法》的意见，同意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交保开释，对判刑五年以上的政治犯仍准备编为输送队，送战区服役。博古与研究后，以、的名义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写信，指名要求将判刑较长的政治犯调往八路军“服役”。在博古、等坚持斗争下，从9月开始，刑期不到15年的绝大部分政治犯被营救出来，前后大约有1000多人。①博古在营救南方被押的革命难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协助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组建新四军，重建南方党组织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准确判断形势，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主动走出深山密林，开始与当局谈判，但是他们不完全了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党的政策。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能否顺利实现战略任务的转变，是对红军游击队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向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就显得十分紧迫。对此，博古、等人，积极努力，使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时了解到党中央的指示，使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得到保存、巩固与发展。博古给项英、写信，介绍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传达中央的指示。特别指出中央对南方游击队改编的三点最低要求：即不允许派人到我们的队伍中来，队伍与军队同等待遇；各地队伍不脱离根据地。之后，博古又派人给项英送信时再三嘱咐，必须注意四个问题：1、负责人可以下山谈判，但队伍绝不能下山；2、要提高警惕，部队靠山驻扎，占取有利阵地，如有来犯坚决反击；3、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4、谈判成功，部队得到政府给养后，应停止继续以红军名义公开筹饷，但扩大部队的工作应当继续。9月下旬，博古又给中共闽浙省委书记、浙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刘英写信，指出：红军游击队与地方当局谈判必须注意各部队不让派进一人，红军游击队不要脱离根据地，重要领袖勿离开部队等。在这前后，博古还设法与闽北、闽东等地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传达中央指示，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使南方游击队在大的转折关头，顺利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战略变化。

在随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工作中，博古与、董必武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将多数队伍集中起来，集合成一个军，以便于党统一领导和指挥，就此争取得到政府的承认。集中以后，保留一些公开或秘密的武装力量，用来保卫小的根据地，继续发展革命力量，这一方案得到党中央批准。博古在同代表的谈判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军队的领导权，坚持敌后游击队的独立性，共产党的游击队决不允许插手；同时又在一些原则问题作了一些让步。最后，不得不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从此，新四军成为南方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成中央代表团负责与的谈判，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南方共产党的领导工作。23日，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博古任长江局组织部长。1939年1月初，中央决定将长江局与中央东南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博古是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在南方局书记去苏联疗伤期间南方局书记工作。博古在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期间，与、等人一起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在恢复和重建南方各省党组织的工作中，博古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于几次“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当局的残酷镇压，使长江下游各地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许多地方只有零星的党员活动。博古在长江局及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期间，亲自主持了南方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博古抓住抗战初期人民群从抗日热情高涨之机，利用国共合作这一有利形势，通过我党各地办事处、通讯处可以公开、半公开的有利条件，恢复和重建了江苏、上海等13个省市的党委和工委，指导各省市大批发展党员，这一阶段党员发展数量超过了大革命高潮时期，发展党员近七万名。随着党员大量增加，各地建立了许多县级党组织。博古在重建南方党组织的过程中，特别加强对干部的培训和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南方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三、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博古在长江局、南方局工作期间，目睹政府对我党《新华日报》的封锁和迫害，十分气愤。回延安后，他热切希望创办一张自己的机关报和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党中央也考虑到舆论阵地必须加强，中央对外的宣传口径必须统一，因此，于1941年3月决定将《新华日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就出版《解放日报》发出通知，由博古任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处于财政经济最困难时期，博古与有关干部、工人一起艰苦工作，克服了很多困难，迅速完成了筹建工作。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正式出刊。从此，博古把自己的大量精力倾注到了党的新闻事业中。《解放日报》出版后，深受广大干部与群从的欢迎。在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上，博古与党中央、密切配合，使党报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与新闻报道的艺术价值。虽然《解放日报》在办刊初期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在和党中央的帮助指导下，博古于1942年初将《解放日报》改版。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正式出版，很好地体现了党报所必备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彻底改变了过去存在的一些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做法，读者反映普遍良好。1941年12月至1946年4月，博古还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统一的有机整体。仅新华社总社就有9个总分社，40多个分社，培养出一大批专业记者、编辑和近3万名业余通讯员，基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网络和统一的制度与机构。党中央通过这套网络和机构，向全国传播党的主张，有力地指引着人民的斗争方向。正是由于有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又有博古出色的具体指导，新闻工作才采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曾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说它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博古在主持《解放日报》、新华社期间，逐步摸索、积累和总结了一系列新闻管理的经验和理论，逐步形成了丰富而又独到的新闻思想。博古就党报的性质与新闻写作发表了很多社论、专论和讲话，论述党报是“”，宣传是“以我为主”，党报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报纸与群众相结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职业记者、基本通讯员和广大群众通讯员相结合，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用事实和说理进行宣传等思想。其中，博古在《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一文中，把党报理论归结为四个方面――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这是党报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博古对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为党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新闻队伍。

博古能言善辩，具有丰富的谈判经验。1946年2月13日，博古以“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央委员”的身份前往重庆，协助、王若飞工作。在重庆谈判月余，国共分歧严重。为了向党中央报告谈判情况和请示工作，1946年4月8日，博古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因天气恶劣而触山失事，机上全体人员遇难。4月15日，党中央在延安为博古等举行隆重追悼会，写了《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词，党中央称博古等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人民的瑰宝”。

博古虽然执行过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到巨大损失，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必须看他的全部历史，必须辩证地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一生。不仅看犯了什么错误，是怎么犯错误的，还要看犯了错误后如何认识错误，是否改正错误。博古犯了错误以后，敢于面对错误，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错误。时，他一次又一次地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检查，其态度之诚恳，自责之严格，使许多同志深为感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对博古作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博古不但在思想上诚恳地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和真诚地作了自我批评，在工作上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奉献精神”。②博古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一生以革命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知过能改，谦虚谨慎，克己奉公；始终忠实于自己对革命、对共产主义理想所作的选择，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参考文献：

[1]李志英、吴葆朴：《秦邦宪传》[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2]黎辛、朱鸿召：《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M]．学林出版社，2005

[3]吴葆朴、李志英：《博古文选、年谱》[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4]温济泽，《博古》[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5]李志英：《博古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6]司宜林、柳作林：《遵义会议后的博古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2008年第08期

[7]敖绍平：《博古：中共新闻事业的开拓者》[J]．《东南传播》，2008年第04期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上面的2篇略论博古的主要历史功绩是由山草香精心整理的博古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