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性思考论文【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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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作家语言文学观浅析论文【第一篇】

中国现当代作家语言文学观浅析论文

文学的每一次突破和转型均会在语言上有所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上甚至就是一部现代白话语言的流变史。现当代文学最初即伴随着现代语言观念的建立、发展而逐步成熟，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看，现当代文学的语言观念，始终涌动着语言本体论的暗流。

重视语言的重要性与西方现代语言论文联盟学理论紧密联系。认为思想在先，语言在后的传统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难以分出先后的，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思想具有一致性。

一、文学表现为一种生命渴望，自我的内倾化、私人化转变必然导致语言的相应沿革，同时新的语言形式也对文学内容和主体的形成起着促进与催化的作用。现代不乏有作家致力于从语言形式角度对文章内容进行阐释。

沈从文撰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家论《论郭沫若》、《论冯文炳》、《论落花生》、《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论穆时英》、《孙大雨》等都在平淡朴实的语言中蕴含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感知力。同时，注重在语言中表达自我审美体悟，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尊崇张扬文学的本体性，坚持从文学本体而非阶级立场出发审视作家。

沈从文常常在对批评对象的审美把握中勾勒对象的整体风格。在《论冯文炳》中他说：“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整体写意式的风格评判传达出了批评者对文学独立艺术价值的珍视。此外沈从文常常在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关系间寻找风格评判的理论依据，坚信“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汪曾祺的语言观包括“语言就是思想”、“语言就是文化”、“语言就是一个生命体”三部分。“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形象地表明了语言和思想的一体性和不可剥离性。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单纯的载体，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中，他再次强调“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一部文学作品中，而是融入整篇文章的内容，浸透作家的思想。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与否首先取决于读者是否被最表面的文字语言所感染，最终体会到作家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此外，解放区作家孙犁也表达了对文学语言的思考。明确提出了“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同等重要”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他看来，语言表面看来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和手段，但本质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实体。在《论风格》中，他认为“语言风格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他在《再论通俗文学》中说：“我这里要谈的是，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正统文学’，语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由语言组织而成，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式；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

二、作家的语言文学观并非一蹴而就。

以当代作家余华为例，90年代之前，余华过分迷恋形式叙述和语言技巧，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转型的迹象。80年代余华多用比喻句，而到了90年代，“开始意识到了还是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在《呼喊与细雨》（后改名《在细雨中呐喊》）中，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孙光林”不幸的童年经历，表达了回归真实生活的愿望。那些纯粹的叙述视点被儿童的心理生活所包裹，过去被余华压制在幻觉、语感和叙述视点之下的故事浮出地表。语言不再是对日常生活镜子式的再现。小说语言极端地趋向个体化和随意性，语言的清晰度和理解性受到了挫伤。在作品中，人物对话中的词语和句号的`重复也构成了独特的音乐表现形式，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应。

综上可见，沈从文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对作家的评价判，尊崇张扬文学的本体性。不依赖文学和审美以外的其他标准，坚持从文学本体出发。汪曾祺认为语言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一部文学作品中，而是融入整篇文章的内容，浸透作家的思想，语言即文化。孙犁提出了“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同等重要”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余华则透过语言，描述简单表层的背后精神的转变，意识到了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

三、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作家群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追求文学的“全”与“美”，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他的《真的艺术家》强调真的艺术家只是低头于美，追求的永远只是美。郭绍虞认为无论什么劳作，“只消把他艺术化了，便是自由的真实生活”这样生命便可以用一种流动的力量永远延续下去。朱光潜把美看作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倡导一种“纯粹美”的态度，他此期的美学思想也强调“距离”之下的“直觉”，认为产生美感是“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不旁牵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宗白华在《新文学的源泉：新的精神生活内容的创造与修养》中也提出：“我们要持纯粹的唯美主义，在一切丑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美来，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秩序来，以减少我们厌恶烦恼的心思，排遣我们烦闷无聊的生活。”这就表达着“人生的艺术化”这一范式，而这种范式是完全排除了功利化的要求的。

同时，对中国现代核心作家的语言文学观的讨论不能脱离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大视野。西方语言学批评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进行审美分析必须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中有一说“语言论转向”，我国文学语言观念的变化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时候，随着学者、作家的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建立、发展，现代语言观念逐步成熟，而这些学者的语言观念在期间作用和价值往往因为人们惯性思想而被忽略，习惯了用一些思想意义和社会变迁等外部因素来描述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发展。所以，从近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视角对他们进行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四、总之，在语言学家们看来，语言确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那主要是对物质实在指称意义而言的，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内容具有同向一致性。

从事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获得思想和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情绪的过程。文学的本质就是把文学语言中的节奏、韵律、风格等审美因素有意识的集中显现，是对人类的存在及情感观照的感性化、个性化和审美化的描述。当语言不再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中国现代作家才更重视语言的本质。对于作者而言，语言是叙述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语言的好坏直接影响读者阅读的兴趣，但一味地迁就读者的口味也偏离了文学作品的初衷。对于读者而言，文学作品品味后的意犹未尽不仅仅在于内容，更是语言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

空间转向视阈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第二篇】

空间转向视阈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

引言：

面对文学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处境，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开始成为主流文学，传统文学的完整性、趣味性，开始趋向平庸化、零散化，加之网络文学的出现及相关理论视阈和阐释方法的应用，也起到了一定消极作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空间理论融入文学研究中，这一研究思路打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僵局，进一步扩宽了研究范围，为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增长极。基于空间转向视阈对中国现代当文学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揭示文学空间的主要途径。

一、空间转向视阈

空间理论是近年后现代学术中的热点，提出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空间是世界基本构成要素，空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以至于对其进行界定变得非常困难。人类很早就在考虑空间相关问题，但对于事物空间向度的研究却比较滞后，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空间概念会因文化差异、科技发展的不同具有不同意义。古希腊学者柏拉图认为：“空间是一种永恒的、不容毁灭并为一些被创造的事物提供住所，可以被感知，却无法界定的理性存在”。空间转向主要研究的是物质性空间、再现空间、概念空间、表现空间等等。空间转向视阈下的研究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变化，同时更会改变研究方式、言说方式、思维方式、阐述方式[1]。空间转向视阈下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研究范式、内容，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格局，在中国现代当文学研究中应积极融入空间转向理论。

二、中国现代当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当文学是在社会内部发展历史性变化条件下，受外国文学影响后形成的新文学。中国现代当文学不仅受外国文学影响，还受社会文化影响和古代文学影响，表现着现代科学民主思想，不论表现手法，还是艺术形式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构建了新的文学体裁。中国现代当文学是指一九一七年至今的文学，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当代文学、现代文学[2]。中国现代文学，又称新文学，包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的文学，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有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等；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文学，当代文学多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为主要文学内容，这些作品具有一定政治色彩，追求文学史诗性效果，人物阶级属性鲜明，代表性人物有秦牧、刘白羽、刘心武、余秋雨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属于相对独立的学科。八十年代后期陈思提出新文学整体观思路，自此之后两个学科渐渐开始向融合趋势发展。

三、空间转向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十世纪末空间理论融入文学，文学空间理论诞生，在空间转向视阈下文学研究者开始走进文学空间。空间文学不仅指文学中的再现空间，也包括着文化空间、文学想象空间等。空间转向视阈下文学空间理论融入文学研究，突破了文学研究局限于时间向度研究的传统模式，将空间向度应用到了文学研究中，以现代空间理论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及支点。空间在文学中的表现、特征与文学审美的。内在相关联，影响着文学空间审美特性，所以在文学研究中研究文学空间十分有必要。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研究中心化、本体化的排斥，对文学空间向度进行了思考，更加关注了文学的社会性，空间性。例如小说作品中都具有一定地理学属性，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由视野、地平线、边界、场所、背景、位置所组成。每一个角色都占据着不同地点和空间，这些表征空间和空间表征，就是文学空间的体现。这些文学空间的产生和构建受时代潮流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是作者主观意识的表现，表达着作者文化记忆、思想情绪、历史想象，具有一定意象性。作者笔下的城市空间、世界空间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而是一种想象空间，具有文化意义，所以空间形象并不完整。传统文学研究的历史性范式忽视了文学空间表征功能和意象性，缺少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并不能很好的揭示文学空间的再现功能与构建及文学产生的内在机制。而基于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以空间向度范式为主，把空间构形作为文学产生内在机制，通过文学空间产生因素，分析文学形象及揭示心境，发散研究者的范式、思路。

结束语：

传统文学研究局限性较大，难以揭示文学内在机制，忽视了对文学空间的研究。基于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融入了更多理论资源，拓展了研究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新范式，使中国现代当文学研究走向了新阶段。

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第三篇】

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

绝 关于重建学术规范的呼声一直在当代中国的各门学科的门前徘徊，此一时，彼一时，  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人们莫衷一是却又并  不死心，当代学术在寻求规范的焦虑之下，艰难地走着自己的路。规范的确立之所以困  难，在于规范被打入了革新/守旧，主导/边缘，东方/西方……的楔子。规范并不单纯  是学术的体例、范式、秩序、纪律等，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思想趋向  和意识形态。学术规范一直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话语，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学术  规范的讨论，其实是带着很强的时代意识形态印记。

实际上，关于学术规范的探讨，在“文革”后的当代思想氛围中，至少就进行过三次  。第一次是关于“新三论”的方法论讨论。文学理论界(随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  始从自然科学那里寻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来建立理论模型。实际上，在当时的历  史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主导统治地位，学术探讨研究都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展开研究。长期如此，对于那些马列主义没有学到家的人来说，就  显得力不从心，其学术视野势必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又不能越雷池一步，乖巧的人  就想另辟蹊径，借助现代化时代潮流，几乎是病急乱投医般地向“新三论”乞灵，无意  中引起强烈反响。那是一个急切寻求变革突破的时代，任何新奇怪异的东西都会引起轰  动。“新三论”热闹一时，并未在当代学术中扎下根，单纯的方法论，而且没有一整套  的知识渗透，当然不可能引起当代理论与批评的深刻变革。

第二次的学术规范讨论稍微改变了一下形式，这是80年代后期关于重新审视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的倡议。1985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合写的  长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显然是对现存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规范展开质疑和批判，期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的叙述模型。随后不久，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辟专栏，提出  “重写文学史”的纲领，对现当代文学领域产生强烈冲击。这些观念和愿望无疑都是寻  求新的学术规范，摆脱原有的受意识形态严格束缚的思想体系，把文学叙述转到文学自  身的审美规律上来。在这些理论召唤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并未见出有多少惊人  的成果，根本原因还在于，规范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观念和知识的更  为深入全面的更新。

第三次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虚有其表，它看上去像是一代人深思熟虑大彻大悟的结果  ，其实则是迷惘、彷徨中的应急举措。在90年代初的特殊的历史氛围中，青年一代的学  人反思80年代学风，认为某种历史情势的造成，是因为80年代西风太盛，浮躁、激进的  学风所致。反思的结果却是要将对思想的狂热转向冷静的学术史梳理，于是对近现代学  术大师(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张君劢等)行膜拜之礼。有关的论述登载在由汪晖  和陈平原主编的《学人》杂志第2、3期上。事实上，关于这一次的学术规范讨论汪晖并  没有作更多的表述，但他后来的改弦更张却显得顺理成章。

历史发展到21世纪初，形势似乎显得严峻。这一次虽然没有人站出来疾呼规范之类的  问题，实际则是规范真正受到挑战之日。这种挑战来自两方面：其一是“新左派”学人  的造势；其二是文化研究开始盛行。

“新左派”学人虽然队伍并不庞大，但影响日盛，追随者甚众。不管汪晖本人是否承  认他是“新左派”，但学界普遍认为领军人物非他莫属。汪晖无疑是90年代以来出现的  最优秀的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汪晖在梳理现代文学那些深层次问题时，转向了现代学  术史，由此进入了近代学术史。看上去像是承接了90年代初反思的那种立场，实际上，  汪晖的学术史研究压抑不住他的思想史热情。在那些繁杂得无边无际的概念清理中，汪  晖实际卷入了近现代思想史的起源与转折的艰难辨析。汪晖离文学越来越远，影响却越  来越大。这两者是巧合，还是说本该如此？汪晖最后干脆涉猎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他的  思想显示出中国学者少有的博大精深。摆脱了文学的汪晖就像行空的天马一样，这对于  年轻一代的文学从业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美妙动人的比喻。死守文学界的人们再痴呆  也会意识到，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要使自己变得更有作为，惟一的方式就是  像摆脱一个丑婆娘一样摆脱文学。尽管汪晖的选择是他个人学术轨迹的有序延伸，但历  史却把他造就成榜样式的人物。被潮流放大的不只是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的姿态和  方式。

“新左派”的学术风格无疑深刻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传统的文学研究受到轻  视，文学再度成为思想史佐证的材料。在更多情况下，做材料都不配了。文学的社会学  研究的疆域被拓宽到政治批判领域，在这里，态度和立场经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  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  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没有任何理由怪罪“新左派”的学  人们，更没有理由对汪晖求全责备，就他而言，以他的方式他做得很完善。问题在于，  如此局势底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导趋势向何处去呢？什么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最有  活力的动能呢？

另一方面，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文化研究近年兴起于欧美学界，席卷了各个学科。  以至于杰姆逊不得不称之为“超级学科”。大学人文学科的传统分类界线正在被打破，  文学系、比较文学系、历史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传播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系，  都被卷入文化研究的圈子。传统学科的分界标准正面临解体，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也正在  消除壁垒。文化研究的盛行得力于后结构主义理论被广泛接受，在后结构主义体系内(  假定它有体系，并且有疆界和内在分别的话)，各个学说之间并不

能相互兼容，它们确  实有某种共同性，但不能通约。在德里达和福科之间，在福科与拉康之间，在巴特与德  留兹之间，分歧有时大得惊人。但在后结构主义之后，人们可以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德  里达的解构主义、巴特的符号学、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拉康或德留兹的后精神分析学、  以及“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女权主义……由此鼓捣出后结构主义盛宴，这就  是文化研究的杰作。在把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全面挥霍殆尽的同时，文化研究就从后结构  主义里面死而复生――于是，文化研究就作为“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超级学科获取  长生不老的动能。文化研究是理论过剩和超载的产物，观念和知识终于全面战胜和压垮  感觉、领悟和判断的传统学术方法。文化研究这个起源于传统文学学科的超级学科，它  是文学研究的新生、哗变，还是自我颠覆？或者说，就像所罗门瓶子放出的妖孽，已经  完全失控了？

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被称之为批评的黄金时代，传统的文学刊物突然让位于文  学批评。这是文学创作枯竭的时代，文学刊物不再对文学作品感兴趣，而是充斥着新派  的文学批评。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那里获得法宝的“耶鲁四君子”，把美国的文学批评  推到极致，德曼的细致精当，米勒的挥洒自如，哈特曼的酣畅淋漓，布鲁姆的奇崛绚丽  ，这些都使文学批评变得花样翻新，魅力四射。没有青年学生不受到蛊惑而顶礼膜拜。  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四处开花，一边在美国那些资金雄厚的大学讲坛上踱着方步侃侃而谈  ，另一边在那些主流刊物上潇洒作文。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赛依德也是虎虎有生气，一  边是美国大学的知名教授，另一边当着巴勒斯坦的议员。只有他才敢于声授拉什迪(198  8)，并对“奥斯陆原则宣言”(1993)大加抨击。80年代的赛依德真是风光，他的思想方  法明显来自福科，也从德里达那里汲取养料。虽然他始终对德里达颇有微辞。大量的“  左”派人文学者，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大学呼风唤雨，他们热辣辣的文风本来就具有  强烈的批判性，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现实与历史大打出手，这使他们的知识运  作，经常超出文学批评的范围。“左”派的文学批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区区文学(  的审美品质)怎么能容得下颠覆资本主义，挖出帝国主义老底的壮志雄心？文学批评加上  了“左”派的政治发动机，它必然要向“文化”(这是谦词)领域挺进。只有文化，这个  漫无边际的空间，这个超级的领域，这个巨大的无，才能成为美国校园政治的名正言顺  延伸的舞台。文学批评之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七八十年代走红，实在是“左”派激进  主义运动的改头换面。在80年代新保守主义当政的年月，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说，  “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茫茫黑夜里”――“左”派拿什么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呢？拿什  么来打发失败的光阴呢？再也没有什么比激扬文字，用花样翻新、随心所欲的文学/文化  批评来指点江山更能保持体面。在那该死的冰冷的冷战时期，斯大林的。镇压，古拉格群  岛，就是萨特这样的铁嘴钢牙当年也有口难辩，更何况80年代温文尔雅的“左”倾教授  呢？还是搞搞文学批评，从这里打开资本主义的缺口。想不到这个缺口向文化研究延伸  ，使得资本主义的人文学科异常火爆，大学课坛上高朋满座，都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栋梁  之材CEO。

如今，文化研究也如潮水般涌进了中国的大学，在全民都走完了奔小康的大道之后，  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脱贫致富，这使那些用人民币打造的“基地组织”(重点学科、研究  中心等)，也显示出穷人乍富的阔气。文化研究很快就成为新宠，成为新的学术利润增  长点。本来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学中文系，本以为在狂热的经济学、法律学抢购风中就  要走向穷途末路，却在文化研究中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文化研究令人兴奋，它使90年  代初备受责难的西学，不再那么生僻冷漠。这些玄奥的理论知识，因为带有暧昧的政治  性，因为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与我们是那样亲近，那样容易合拍和协调―  ―它看上去就具有“本土性”，很快就有人会这样说。不是“看上去”，而是这就是它  的根本诉求。管它是谁的“本土性”，只要在谈“本土性”就行。文化研究就这样几乎  是天然地、合情合理地在大学学术中安营扎寨。它目前在中国虽然还只是蓄势待发，要  不了多久，它就可以收拾金瓯一片。只要看看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  究》，印行了数册，影响颇大，创刊号在北京三联书店连续数月进入排行榜首前几名，  这就足以说明文化研究在青年学生中的号召力。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列入各  个大学的议事日程，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开始转向这个方向。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  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  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  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是肯定的。出台后(走向文化研究)的文学肯定有所作为，向帝  国的历史、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向媒体霸权、向妇女的服饰、向边缘人群、向环保产业  、向IT网络等进军，文化研究真是可以四面出击，笑傲江湖，何等风光！这与守身如玉  ，抱残守缺的传统文学研究的落寞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文学在哪里？在这里，我  们更加小心一点限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哪里？确实，现当代文学最容易倒戈，只要越  雷池一步，就可以进入旁门左道，其知识准备和思想方法，搞起文化研究正是得心应手  。

这正是我们要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的动因所在。

当然，学术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是受  到既定的知识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时代的权力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间接影  响。学术规范只是处理本学科知识的

规则和方法，并不能限定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交  互作用。就历史情况而言，并没有一个纯粹的文学学科存在，哲学始终就直接影响文学  学科。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就说明文学研究学科的包容性。不用说儒家、道家学说  渗透进文学，唐宋文学受佛教影响，文论也脱不了干系。在西方，柏拉图的思想阴影从  来就没有离开文学领域，而文学批评更经常出自哲学家手笔。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  出现是近代的事，更准确地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学出现哲学和文学批评教席才成  为可能。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英语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借着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情绪才走向兴盛的。尽管“新批评”是迄今为止最为纯粹的文学  批评，但批评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新批评”首先是宗教(艺术宗教)，是诊治混乱现实  的济世良方，其次才是文学与审美。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更不用说，它确实是政治伴生  物。现当代文学学科实际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变种，现代文学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  不过是在充分的政治阐释之后才留有一席之地。当代文学从来就没有摆脱政治附庸的地  位。因此，要指望其他门类或学科的知识不要侵入文学学科，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  。因为这种状况不是今天才发生。纯粹的文学研究并不存在，也很难指望以后能存在。

现在，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建立严格的学科体系规则也不可能。知识的更新和权  威性的丧失，使严格的规范显得异常脆弱。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在遭遇强劲的挑战  中，更是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获取新的活力。问题在于从业人员在完成知识更新的同时，  保持对文学本身的关注。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学研究矛盾，根本的问题在于最  后的落点。

很显然，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并不是要杜绝其他学科或门类的知识的运用，而  是如何立足于文学本身。如何在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中，始终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保持  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尽管说，什么叫做文学研究，什么不叫文学  研究已经很难分辨，但是，对文学经验本身的关注依然是基本评判标准。在这个学科已  有的历史传统序列中来思考不断变更的文学经验，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

但是，也许有一点根本的要义是需要把握的：不管过去人们把文学处置成何种东西，  或何种样式，它都是在处置文学。问题的症结和严峻也许在于，现在人们也许根本不处  置文学，文学不是因为被改变而失去存在理由，而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予理睬，连作为  佐证的下角料都无人光顾，那真是文学研究末日。文学是在被抛弃的命运中而荒芜。

根本的误区就在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被“责任感”所装点，批判性不只是长矛，  更是一顶桂冠。这使野心勃勃的人们对文学经验、对审美体验之类的东西不屑一顾。大  学文学系已经被改弦更张，除少数老实巴交者还抱残守缺，其他都叫上了响亮的称号，  “人文”、“传播”、“文化”等。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学文学系已经怀  疑向学生传授文学历史和经验的意义。人们信奉那些自以为是的批判，能拯救超渡芸芸  众生，能改变世界。在这个日益粗糙平面单向度的时代，真不知道那些空洞、浮夸的批  判性是在助长什么东西。实际上，全部历史发展到今天，其混乱与灾难从来就没有在那  些自以为是的批判中停息，而是在其中找到最好的生长场所，而人们的心智却在种种的  攻讦中异化并变得恶劣。因此，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现在也许确实需要建立，  目前显然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方案，但却是可以确认出发点，那就是：顽强回到文学经验  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在我看来，不管是文化研究，还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它们不  应该与文学研究相冲突，而是给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具有学术价值的知识体系和观念  方法。在理论、历史与文学文本的阐释中，建构新型的学科范畴体系。这一切的要点，  都在于回到文学文本，回到文学的内在品质中。这并不只是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规  范的需要，而且也是摆脱那些虚假的信念，回到我们更真切的心灵的需要。也许多少年  之后，我们会意识到，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保持一种阅读态度、一种情感经验、一种  审美感悟，也像保持某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重要。

在今天，这样一种希冀像是一种可笑的奢望，像是落败者的绝望请求。我知道，我们  已经无力发出“建立学术规范”这种呼吁或祈求，人各有志，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选择一种生活，选择一种专业的方式；只是对明显有些荒芜的文学领地，期望有更多  的同道者。写下这种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同  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  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子手，如果现在不放  下屠刀的话。

.于北京东北郊

探究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论文【第四篇】

探究关于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论文

我国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是人们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点内容。就目前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模式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对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对我国文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模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体，必然受制于现有的文学史体例及思维模式，存在着“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叙述弊病和“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的思维定势。在对现有叙述模式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四个层面进行：首先，重心应该落到创作思潮上，我们需要建构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思潮史，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据(单位),而不能以作家或者流派为依据。第二，在宏观的建构上，应先对文学思潮进行合理的谱系性的层级式分类，即“社会/革命文学思潮”、“人性/启蒙文学思潮”、“审美/感性文学思潮”。然后再对每一类进行历时性的论述。第三，在叙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必须同时兼顾各种思潮，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叙述张力、一种互相补充的发展态势。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存在的问题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三、结束语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是促进文学思潮史发展的有效途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人们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须性，重构过程中需进行分析、顺应发展规律等，保证重构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