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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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第一篇】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 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第二篇】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其中儒家思想是核心。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脊柱，几千年来指导着人们的言行。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孟之学为学术代表，主要作品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

提及儒家思想，当然其鼻祖应是谈论的第一个重点。创始人孔子，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其祖先曾为贵族，后落魄为贫民。其父叔梁纥因战功升任陬邑宰，跻身士大夫的行列。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过着贫贱的生活。孔子云：“吾少而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勤奋好学，志向高远。51岁时出任鲁国中都宰，后因政见不和，54岁带领弟子游说列国。当时没得到政治家们的认可，虽备尝艰辛，却无功而返。晚年致力于教育和古典整理。他的主要言行由其弟子整理记录，编程《论语》。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礼、中庸之道、学思知行的统一。仁，是孔子儒学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所谓“仁”就是“爱人”，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孝悌”为仁之本。“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人人之间仅仅有亲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泛爱”之心，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人”(《论语》)。此为王者所必须之德。孔子的“仁”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与民，而能济众”(《论语》)这是仁者爱民的“重民”观。

“礼”是用于严格区别亲疏、长幼、贵贱、尊卑、上下、男女的宗教制度、贵族等级制度、财产分配原理和伦理道德规范。“礼”既是基本的社会准则，又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孔子一生都在研究礼、演绎礼、发展礼，使礼成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着理论支柱的作用。

“中庸之道”是孔子晚年提出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中庸”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思想方法，在处理君臣之间关系上，要求加强君主的权利与尊重君臣权利相统一。“中庸”认为“民慢官残”是非常有害的，都会破坏统一和稳定。民众必须知礼而为，官府必须宽政惠民，双方达到“不慢”、“不残”的“中”才是最理想的社会环境。

教育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办私学的过程中，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并以培养君子作为宗旨，以知识和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以启发教学作为基本方法。学是孔子强调最多的问题，包括读书、治学，也包括做人与修养道德。孔子云：“学而常习之，不亦说乎！”“思”是大脑运用知识进行思维的过程。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乃知道、聪明、智慧的含义。孔子对弟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行”是实践的过程。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该之。”

儒家的第二位巨人就是孟子。孟子名柯，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幼年时家先由墓地附近迁至集市，后又迁至学府旁，所以孟子自幼便受到当代文人的熏陶。孟子也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依然不得赏识。孟子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不忍人之政”的仁政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道论。其记载皆在《孟子》一书中。孟子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心底善良的，恶乃后天形成的。这与西方的人性本恶的理念是完全相反的，但其地位却要高于西方。

被誉为亚圣的孟子提出了“性善论”。他继承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思想。人的基本道德有四种，即仁、义、礼、智，人于生俱来的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就是这四种道德的萌芽，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俱有仁、义、礼、智四端，犹如人有四肢一样。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仁政”与“民本”学说上。“民本”即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孟子还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据此孟子认为国君对百姓必须实施“仁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统治者应当以“制民之产”的方式实施“仁政”，百姓富裕，国家才能富强。孟子一开始曾以此观点游说于梁惠王。梁惠王初败，需要充足的兵力，而孟子提出的却是仁政的曲线强国，不能及时满足梁惠王的要求，所以没能立即被采纳。待梁惠王准备实施仁政时，却又仙逝啦。新继位的国君年少气盛，孟子也就遭到冷落，被迫悄悄离开梁国。

荀子是儒家的又一继承者。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15岁便离家到齐国的“稷下学宫”求学。他崇尚孔子，而斥责儒家的其他派别。提出“人性恶”的观点。者与孟子的“人性善”是截然相反的。还提出“人定胜天”的看法。不认命，曰：“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光”(《荀子·天论》)。

儒家思想对以后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支撑作用。对整个中华民族影响深远。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学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以董仲舒、郑玄为最。学校教育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和繁荣，为国家培育了大批官吏，这也是政治进步的重要动力。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书法“字势雄逸”，也有人说是“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天下第一楷书颜真卿及与其起名的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体楷书端庄厚重、气度伟岸。

书法离不开文房四宝。乃笔、墨、纸、砚。湖笔、徽墨、宣纸、端砚乃四宝之代表。文房四宝。笔居首位。中国的毛笔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鹅毛笔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毛笔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至今兴盛不衰。墨字，浓黑而稳定，可千年不退色，所以至今仍有无数水墨画及书法典籍完整的保存下来。纸，乃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为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砚，国外之不可见。其种类繁多，文人之不可无。砚台经秦汉，越魏晋，到了唐宋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第三篇】

一、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加快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我国各项事物的发展。文化交流也得了空前发展，这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点的影响。社会进步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文化知识结构。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失传的现象，这对我们的传文化的传承是一大阻碍。文学作品还是应体现我们的民族特色文化的灵魂，传承与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那么我们的华裔文学作品，也应该在体现他们各自的生活特点外，还应融入我国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学作品取之不尽的精神粮食。华裔文学作品重在体现现代感，这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作品中还是要融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做到传统文与现代生活的完美融合。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人们的生活水平。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作学创作的发展，现代文学创作方式直接影响着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如我国经济制度的转变、对外国文化的吸收等，极大的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尤其是华裔文学工作者，他们的文学作品，更多是反映所处环境的社会状况，文化特点，大多数作品都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彰显其族裔特色的手段，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改编。如果他们的作品中重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既是对母语的考验，也是对人生观考验。各国之间文学作品的交流，是各自文化及社会观的交流，对带动各国之间社会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有很大的作用。我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华裔文学作品中反映，对文学创作者的跨文化创作思想要求较高。所谓跨文化创作就是熟悉了解其他国家及自有的文化内涵，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启源与发展有着较深的理解，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通过文字传达自己的思想，在作品中有着对不同文化的处理方法。华裔文学创作者的作品内容、反映的主题思想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自身所处社会文化两者之间深度融合，吸收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 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带领读者深入体会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的价值理念，又可让所有读者进一步加深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华裔文学作品中融入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华，是目前华裔文学作品的显著特色。因为华裔文学作品中不但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还有创作者所处的国家的文化意识。所以，华裔文学作品包含不止一种文化意识，不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学者还是欣赏该类作品的读者都需要有跨文化思想来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二、华裔文学创作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

我国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其中中国神话故事及民间传说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我国大多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对神话故事及民间传说的加工，而且我们的思考形为也很受神话及传说的影响。华裔后代，也会或多或少的感受到中国神话与传说的思想魅力，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加入一些经典的中国神话或传说，既是华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 例如美籍华裔谭恩美的经典代表作《喜福会》，对中国经典神话故事及民间传说中的文化思想意识作了更进一步的挖掘，该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作了很细致的描述。小说有关割股疗亲的描写，就具有很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另外如对一些民间传说中人物如王母娘娘及嫦娥等的引用，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人民认识世界的最初体现，也是我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这部作品对这些经典特色的神话故事做了很好的处理，作者并没有直接引用这些神话故事，而是通过描写小说的人物思想行为来达到的。作品中的四对华裔母女由于她们所受的思想不一样，所以她们各自的家庭遭遇也不尽相同。小说重点描写了四对母女思想生活的碰撞，为读者展示了各种不同中国女性的思想意识。如其中一对母女，妈妈是华裔，其思想意识中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她在教育女儿时潜意识的就将这些思想传递出去，虽然她的本质是将女儿培养成适应现代生活的人，可事实上只是让女儿在重复自己的生活，没有自信不能勇敢的追求想要的生活。

（二）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我国的饮食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已产生了特有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我国的饮食种类、工具、养生方法等等这些经过长时间积累沉淀，已养成了特别的饮食氛围，独有的饮食文化。这种特有的饮食文化在华裔作品中也是一种创作表现形式，对饮食文化的创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宣扬。如黄玉雪的代表作《华女阿五》，这部小说详尽的描写了中国饮食的丰富内容，使作品读起来既有特别的东方神采又不失异国风情。又如赵健秀的戏剧代表作《龙年》，对中国特有的饮食美味描写更加详细。其中关于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及杂碎店菜品的描写，更是让人身临其境。吃北京的特色烤鸭能让人做多彩的梦、吃上海的肉丁菜更是神奇，不仅可醒酒，更更重的是还可提高人的智力等等。这些对中国特色菜如品夸张描写，引起了读者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兴趣。另外如朱路易的经典作《吃碗茶》，重点描写了我国另一种传统文化茶文化的特色。中国的茶文化也是历史悠久、也是独具特色。华裔作品中通过对茶文化元素描写，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塑造故事人物性格。《吃碗茶》中的主人公王宾来及李美爱的婚姻生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茶，茶作为一条重要线索牵引着故事的发展。通过对茶叶泡茶喝茶等场景的描写，将人物性格中那种与世无争，内心宁静的性格特点通过茶文化的特点表现出来，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作品取名《吃碗茶》，重在体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不管时下的生活环境如何，也要牢记祖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

（三）中国风俗习惯

中国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不管异国文化如何同化都能保持自己的特点而林立世界文化之林，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深入到了人们的生活思维，并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民风民俗。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华裔文学创作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作品中也有较多的关于孝的描写。还是《吃碗茶》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王宾来就是典型的孝子形象。他坚守父为子纲的原则，遵从父亲的心愿回到国内，并按其意思行事。还有关于王宾来的婚宴的描写细节，其中王竹庭举杯喝酒的祝词是，预祝他们早生贵子。这也是中国婚姻生活的固有观念的体现，是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喜福会》中，四个华裔家庭虽然生活状态不同，但其中四位妈妈的相同点都是中国移民，她们的生� 共同探讨自己的思想行为，与人处世的方法。麻将活动不单是为了娱乐，更是为了思想交流，所以麻将也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意识，在作品中有体现。

三、结语

华裔文学作品的跨文化思想很强，因为作者的移民身份，使得他们既受到所处国家的文化意识影响， 还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创作的作品大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表现，这些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让其作品更具有东风色彩，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宣扬也有很大的作用。而且这些华裔文学作品还融入了当地文化元素，让作品更适合当地读者的品味，也让作品的包容性更好。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第四篇】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１〕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骆自强《传统文化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