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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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一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生产关系两重性；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及机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5－0005－04 收稿日期：2009－07－02
一、引言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认识到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从而改变了仅局限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研究状况，把研究对象的视野扩展到经济体制及机制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但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创新发展的仍然是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生产关系两重性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
早在1963年4月，(1995)就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内涵作了较好地阐述：一是生产关系一般，即“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它适应“生产一般”需要而产生，反映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另一是生产关系特殊，即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这方面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所有制，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配方式。
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对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以及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内涵基本上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包括经济制度(指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资源配置方式都属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内容，以下讲的生产关系两重性一般都是指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反之亦然)。比如卫兴华、林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2003)讲：“经济制度可区分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两个层次。”周新城(2005)的阐述更具有代表性：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以下的两重性。第一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经济关系叫做“社会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它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第二是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例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的集中与联合，企业的经营形式与管理方法等等，即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经济关系叫做“组织经济关系”。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阐述还很不够，甚至在某些方面仍没有达到研究的程度，滞后于并影响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深化研究。
二、目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方面存在的不足
首先，对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生产力和经济制度的作用分析和阐述不够，尤其是对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经济制度的作用分析和阐述不够。相反，都比较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周新城(2005)讲：“社会经济关系是根本的、第一位的；组织经济关系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前者决定着后者的社会性质，后者只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形式。”顾海良、顾钰明(2003)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也这样阐述：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础。一定的经济制度决定着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规定其发展方向。而按照(1995)的观点，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着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内在的两重性的矛盾集中表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生产力方面，不是片面起决定作用，而是最后起决定作用。”
其次，好像从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仅仅是体制的变革，不需要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可以自然实现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对接。换句话说，好像同一种经济制度可以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及机制自然对接，同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也可以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自然对接。比如，顾海良、顾钰明(2003)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阐述：“经济制度相同的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而(1995)的观点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有关系对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但是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所有关系又阻碍这种发展。生产关系的这种内在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再次，虽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但又总是过多地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关系说成是深层与表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周新城(2005)讲：“经济关系的两重性往往是以本质和现象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人们经济关系的本质，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组织经济关系则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是现象形态的东西。”逢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2002)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也这样阐述：“经济制度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所有制关系，而经济体制反映的是社会经济中较为浅层次的关系。”苏伟(1985)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目前较为广泛地被概括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里讲的形式指经济体制及机制，内容指经济制度。这与把生产关系一般看成是生产关系特殊的内容，把生产关系特殊看成是生产关系一般的形式是恰恰相反的。(1995)的阐述很深刻：“只有在生产关系特殊中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一般，才是生产关系的客观实体。……任何生产关系一般，都必须在所有关系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一般是内容，而所有关系是形式。”
三、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
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针对目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研究和阐述的不足之处，并联系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我认为：
第一，不可否认，经济体制及机制总是在一定经济制度
下运转的，不可能离开经济制度孤立地存在。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从根本方面规定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性质，从而也规定着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但是，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体制及机制，既然“是人们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劳动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的集中与联合、企业的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等，”(周新城，2005)那么，它实质上就是人们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生产力的具体组织形式。因此，经济体制及机制比经济制度更接近于现实生产力层次。但是它不属于生产力的范围，因为生产力是人们改造、征服和协调自然的能力，它有两个基本要素和标志，即生产工具和劳动者；而生产关系一般即经济体制及机制是人们改造、征服和协调自然的具体的和社会的组织形式。
第二，既然经济体制及机制比经济制度更接近于现实生产力层次，是“直接表现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1995)那么，经济制度就只是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而不能直接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和变化。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包括经济体制及机制的质变，如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也包括经济体制及机制的量变，如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的。即使从目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公认的“经济制度相同的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顾海良等，2003)”的观点推论，也可以得出经济制度不能直接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发展变化的结论。当然，也应当肯定，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的反作用，正像上层建筑对经济制度进而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一样。
第三，正像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一样，由生产力直接决定并体现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也是决定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准生产力基础。之所以称为准生产力基础，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经济体制及机制划归到生产力范畴，但它又是接近于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一般，是具体组织现实生产力的社会形式。
第四，不可否认，从经济体制及机制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中运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的角度讲，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关系是深层与表层、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但是，从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同生产力的关系看，经济体制及机制更接近于生产力层次，更具有基础性和深层次性。因此，我非常赞同(1995)把生产关系一般与生产关系特殊的关系准确表述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当然，如上所述，(1995)所讲的内容是生产关系一般，形式是生产关系特殊，这与目前大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经济制度看成基础和内容，把经济体制及机制仅仅看成是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的观点是恰恰相反的。
综上所述，经济体制及机制是经济制度与生产力的连接点或中介环节，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最终由生产力决定是通过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实现的，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对生产力的重大反作用也是通过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实现的。因此，正像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与经济制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不矛盾一样，经济制度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与经济体制及机制构成经济制度的准生产力基础，并决定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也是不矛盾的。
当然，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运动，现实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仅生产关系可分为两大层次，生产力也可划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属性(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属性或社会属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直到今天理论界还没有把这两者的界限完全界定清楚)，因此，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两重性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但是这并不妨碍而且有必要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抽象为简单易懂的这种关系，正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运动规律高度抽象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一样。
四、探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的意义
深刻认识和探讨经济体制及机制作为经济制度与生产力的连接点或中介环节的地位和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有重大意义，它可以较好地分析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不易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有利于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动规律。
应当肯定，在改革开放初期，认识到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区别开来，并强调在坚持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因为它对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有重大意义。不然的话，在当时思想认识水平上，很难走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但是，需要不断深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可能不触动传统的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前，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似乎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因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起始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修修补补。然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足以消除现实生产关系中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扭曲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很快引入了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逐步动摇了计划经济制度本身，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见，中国之所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革。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改革只能触及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不能发展私有制经济。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私有制所占比重不断扩大。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中共十三大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描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这种认识到中共十五大召开。有了本质的变化。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认为，按劳分配作为公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分配原则，而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作为私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分配原则。所以，在分配领域的改革，最初仅仅是着眼于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在分配领域也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时隔10
年之后的中共十五大又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所发生的变化。这也许正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条最为成功的经验”(蔡继明，2008)。
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仅仅是体制的转换，不必进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可以自然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的观点，实践证明是不对的。当然，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私有化、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是极端相反的观点，其实质都是片面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所有制对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不可否认，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都是在特定的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中运行的。但是，市场经济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及其社会分工决定的。并且，随着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所有制形式不断发展和变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商品交换，私有制是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商品经济最初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小商品经济发展及其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马克思(1975a)“‘所讲的：“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不是说两者是一种水融关系，而是对立统一关系。传统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公有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变其实现形式，才能规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在阐述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时，大都是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在分析公有制内部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时，又强调多种公有制形式及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观点同样是颠倒了市场经济与所有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即使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看，也正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才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变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及其“两权”分离正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当然，就像马克思(1975a；原版，1867)所讲的“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的道理一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反过来也会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近些年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有人把股份制说成是新公有制。这种观点的可取之处是看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经济制度的重大作用，不妥之处是把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及机制混同了。股份制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的企业组织形式，属于经济体制，它既是以特定的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的，又是决定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马克思(1975b；原版，1894)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使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但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人占有，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可目前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是还在强调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基本经济规律，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却只字不提了。可能是看到社会主义也在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也在理直气壮地讲利润，不好提了。实际上，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而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任何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都包括社会生产目的和实现社会生产目的的手段。任何社会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关键是满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是发展生产力(具体体现为发展市场经济及其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同样是发展生产力(具体体现为发展市场经济及其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二篇】
关键词：物种多样性；生产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4001104
1 引言
全球环境变化的成因及其后果，与各生态系统(生物圈)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环境的变化。在讨论生态系统功能与物种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时，生产力又被认为是具有受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特征。因此应研究各种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可以快速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从而达到改善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目的。
2 物种多样性和生物生产力的概念
物种多样性指某一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又称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作用的研究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特别是群落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群落生态学中研究的中心问题。其中群落的结构指标是群落的物种组成，功能则指物质和养分循环、生物量和生产力等代表性指标。所以生态系统生产力水平是其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而植物群落的生产力，即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是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基础。
生物生产力是指生物及其群体甚至更大尺度(包括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生命有机体的物质生产能力，它随着环境的不同发生变化，因此，它又成为环境变化和地球系统健康与否的指示物。物种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结构的一种度量，所以在某一地区，自然状态下物种变化引起生态系统生产力变化如果是正常的，则证明该系统处于健康状态；反之系统处于紊乱状态。因此研究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对于阐明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3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在自然群落中植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密切相关，其相关格局主要有线性关系(单调上升或下降)、单峰关系(中等生产力水平多样性最大)与不相关3种形式，但由于对3种关系的看法和解释各不相同且存在很大争议，因此，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的关于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模式。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呈线性关系
目前对于多样性、生产力正效应的作用机理主要有两种解释：生态位互补和取样效应或者称为抽样效应。生态位互补是指不同物种在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或物种间存在正的相互作用，表明物种多样性会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优化。取样效应是指物种丰富的群落包含高产物种的可能性更大，而这些高产物种往往成为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贡献者。
在关于混交林和纯林孰优孰劣的研究中，发现混交林的优越性除了表现在抗干扰能力较强外，其生产力也较高。如华南的马尾松纯林与由马尾松、藜蒴栲组成的混交林相比，后者的生产力较高，而且其差异性明显。原因是混交林的生产结构更合理［1］。很明显，混交林的物种多样性比纯林要高。
Tilman进行了Cedar Creek多样性-生产力、可持续性实验。该实验采纳 Givnish的建议。在生态条件一致的147块样地(3m×3m)上，用播种的方法建立分别含有1、2、4、6、8、12、24种植物的群落。前5个丰富度水平的群落各有20个重复，l2物种数群落有23个重复，24物种数群落有24个重复。每个群落的物种从一个具有24个北美草原植物种的物种库中随机选择产生。第2年，检测不同群落的盖度，以此作为群落生产力的指标；检测植物根区土壤中NO-3、NH+4浓度，以此衡量群落利用资源的能力；检测植物根区下土壤中NO-3、NH+4浓度，以此衡量群落的淋溶损失(1eaching loss),并且在受人为控制的草地上选取具有不同物种丰富度的样地进行上述检测工作。实验结果显示：丰富度高的群落，生产力更高、土壤中矿质资源利用得更充分、淋溶损失更少，即营养保持力更强。Tilman的实验结果支持了关于物种多样性对系统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存在正效应的假说［2］。
然而，Huston认为是选择概率效应制造了上述结果。含有更多物种的群落具有更大的包含高产物种的可能性更大，而混合植物群落的生产力往往是由少数高产物种决定的。这样，从一个物种库随机抽取不同种构成的具有不同物种丰富度的群落，平均而言，物种丰富度越高其生产力就越高［3］。
Naeem巧妙地设计了“生态箱”的实验来研究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他在人为控制其环境的房间里，用互相隔离的小室构建陆生微宇宙。在小室里，分别用9、15和31个物种组成一个多营养级的群落，低物种数的群落作为高物种数群落的子集，来模拟自然界中生态系统丢失部分物种的情况。该实验测定了5个生态系统过程：群落的呼吸、分解、营养保持、植物生产力、保墒。实验发现，物种丰富度高的微宇宙吸收更多CO2,有更高的生产力。Naeem据此认为物种多样性对系统生产力有正效应，并从植被角度给出了解释，多样性高的系统中植物对空间占有更有效，可以吸收更多的光［4］。
而Huston对该实验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非随机性选取物种的方法使丰富度低的系统中仅有一些个体矮小的植物，而丰富度中等和高等的系统中含有个体较大的植物。实验结果可能是由于植物个体大小的差异造成的，而非物种多样性本身［3］。
在我国典型干旱山地系统中，对3个典型生境类型(沙化草地、土质阴坡、石质阴坡)的植物群落进行取样，分析植物群落多样性与其生产力关系。结果表明3个生境条件下，3种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ner指数、Simpson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与生产力的线性关系拟合结果较好，说明干旱山地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其生产力关系是线性关系［5］。
杜国祯、刘正恒等以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典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为背景，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水平研究了植物群落中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地上部生物量)关系的基本模式。得出结论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中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的关系呈对数线性增加关系，这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尺度放大时在时间和空间尺度的相互作用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中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关系的一种总体模式［6,7］。
关于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负线性关系研究较少。李晓捷等在研究泾河流域森林植被类型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关系时发现，样方7个群系的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分别表现为单调下降、单调上升、不明显，群系总体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为单调下降［8］。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呈单峰关系
另一种假说认为，多样性和生产力呈一种单峰曲线形式(状似驼峰，故也称为驼峰模型),即多样性在低水平时随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但最终在达到足够高的生产力时反而降低［9］。
驼峰模型假说是建立在竞争排斥理论基础上的。驼峰模型假说可以预测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竞争共存的植物种的数量，即物种在较低的资源供给状态下，随资源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但当资源水平变得很高时，物种数目则开始下降。Abramsky和Rosenzweig后来将该假说应用于动物生产力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中。Grime最早注意到了在生产力与多样性之间有这样一种单峰关系。近年来，在所有提出的生产力和多样性关系的假说中，该假说被认为是唯一得到了实验和理论上的支持，甚至这种单峰格局被称为唯一真实的生产力格局，而Huston DeAngelis也认为多样性这种沿着生产力梯度格局的单峰曲线响应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以上的描述都隐含了一个事实，即均认为竞争程度的增加是导致高生产力时多样性降低的原因，同时，高生产力将降低有限资源的空间异质性，使得生境变得更为均匀。
Hector的文章中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在欧洲草地实验的shefield UK 样地，物种数超过8后，生产力不再上升，反而下降［10］。
科尔沁沙质草地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与初级生产力呈显著的负二次函数关系，支持随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增加，物种多样性为单峰形式，即在中等生产力水平物种多样性最高的观点［11］。沙质草地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变化，反映了由湿生化和土壤贫瘠化生境向中生、中旱生生境逐渐递增的趋势。湿草甸类型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低的物种多样性倾向；严重沙漠化类型具有低的生产力和低的物种多样性倾向，而轻度和中度沙漠化类型具有中等生产力水平和最高的物种多样性［12］。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不相关性
Mittelbach和Waide搜集了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以往文献进行分析，他们发现随着研究的生物类型(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环境类型(陆地或水生)、时间空间尺度的变化，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也发生变化，并没有一致模式［13,14］。
Mittelbach 等基于地理范围，给出了4种空间尺度：地方的(0~20 km)、景观的(20~200 km)、区域的(200~4 000 km)、大陆至全球的(4 000 km以上);基于生态学意义，给出2种生态尺度：一个群落类型内的、跨群落类型的。在Mittelbach的调查中，他们发现：首先在不同空间尺度的模式中，对维管植物而言，小于大陆至全球尺度的多表现为单峰曲线关系(占41%~45%),其次是正相关关系。在大陆至全球尺度上，单峰曲线关系、正相关关系同时表现为最多的关系。对动物而言，不同的空间尺度中没有表现出模式上的显著变化。正相关、负相关、单峰曲线关系都很常见，没有那种模式占主导地位。在不同的生态尺度中，不论对动物还是植物，与一个群落类型内的情况相比，跨群落类型中的单峰曲线关系更为常见。在水生系统与陆地系统中，单峰曲线关系在水生系统中占主导地位(65%),在陆地系统的无脊椎动物和植物中也很常见。水生系统与陆地系统中生产力与物多样性关系总体分布上的差异对植物而言是显著的，对动物而言则不显著［13］。
在Waide的调查中，30%呈单峰关系，26%呈正线性关系，l2%呈负线性关系，32%关系不明显。在大多数文献中，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关系的模式随尺度的变化而变化［14］。
总之，现有的数据不足以得出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关系的一般模式。不论是理论的分析还是实际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在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关系中，尺度的依赖性是极其重要的。
杜国祯、刘正恒等的研究也表明随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改变，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的关系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但空间尺度比时间尺度对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的关系造成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与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生长季短有关［6］。
矮篙草草甸、小篙草草甸和金露梅灌丛群落中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呈线性增加关系，藏篙草沼泽化草甸群落中线性增加关系不显著，这表明群落生产力除受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外，也受物种本身特征和环境资源的影响［15］。
4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展望
(1)片面强调物种多样性对生产力的作用，而忽略了物种特性和物种组成对生产力的作用。了解种与种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探讨物种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都是必须的［16~18］。另外，相似功能的物种可以组成功能群，功能群的多少和特性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是很有意义的［18］。
(2)对尺度问题的认识。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是隶属于不同的生物组织层次的，多样性属于群落范畴，生产力属于生态系统范畴。群落生态学主要关心生态系统生物学组分的动态、进化等，其出发点是种群间的相互作用；而生态系统生态学主要关心生物与非生物所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功能，如生产力。这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交流是很少的。传统的群落生态学将物种多样性视为受非生物条件和生态系统水平限制的变量；而传统的生态系统生态学将优势种看作生态系统过程的生物决定性因素［19］。如何寻找连接二者关系的结合点是了解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突破口，这也将有助于群落生态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真正的综合［19］。
(3)实验的设计问题。在今后的实验设计中应该避免伴随物种多样性的变化而产生的其他因素的效应，至少要能区分这种伴随的随机因素与多样性本身的作用。另外，大多数野外实验都忽视除控制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认为它们对不同的生态系统的作用是相同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不同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对不同的环境因素的敏感性是不同的。今后的实验应该更加小心的控制那些可能增加环境异质性的限制因素，以求得出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关系的一般的模式。
(4)实验的设计由于受到研究项目的规模、资助强度、时限等的限制，实验往往都局限于低多样性简单的系统；只考虑地上的多样性，忽视地下微生物多样性；只考虑某个生态学尺度的多样性。因而，高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跨群落生态系统尺度、综合考虑地上地下多样性的实验应该多做。总之，实验本身存在缺陷也是造成纷争的根源之一［20］。
2012年4月 绿 色 科 技 第4期5 结语
对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已经深入开展。然而，至今尚未找到普适的理论来揭示二者之间的模式或作用机制，这也说明了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异常复杂性。面对目前复杂而繁多的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如何将它们整合到一块，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认识，这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不懈的努力。对尺度问题的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有可能会起到关键的作用。面对日益加剧的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控制，我们保持最大多样性的努力需要我们对多样性有更多、更完整的认识，地球多样性存在的原因和对它的保护仍然是摆在生态学和社会学面前的重大挑战［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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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三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论；第一生产力论：生产力基础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131-04
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索和回答，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第一生产力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人涉及。本文希望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探索，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能有所启示。
一、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第一生产力论关系的意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反映时代特点、最富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思想观点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研究和把握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一)科学把握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共识的前提下，强化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基础的认识，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第一生产力论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强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第一生产力论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同第一生产力的关系的把握，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本质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他各个方面内容的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理论部分关系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要求科学把握二者的关系
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新的理论和认识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当中得出的结论。改革开放之前，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明确的认识，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即使我们在这个时候比较重视科学技术，但将科学技术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的自觉性还不存在，科学技术也没有放到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加以认识。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丧失了第三次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错过了二十年的发展期。今天，解决发展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问题、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都需要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二、厘清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第一生产力论的关"系
(一)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认识，
1992年邓小平南巡期间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得以形成。从那时以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解读，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是许多学者已经详细阐明过的，也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就像王锐生所认为的，“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或者说，它借以存在、发展的根据)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时，我们不是一般地泛指任何一种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是指：(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因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二)在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枷锁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继续发展生产力。”但解放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研究。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时认为，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指出任何社会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原始社会而言，石器工具使人与动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形成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基础；对于奴隶社会而言，铜制劳动工具形成了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基础；对于封建社会而言。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形成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基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以蒸汽机和电动机等机器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机器大工业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应该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而现代科学技术的代表即信息化。(段含璋、章云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长过程，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表现为升级换代和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其基本过程可划分为三代九级：第一代叫手工生产力，依次包括石器手工生产力，铜器手工生产力和铁器手工生产力三级；第二代叫机器生产力，依次包括工场手工业生产力，蒸汽动力机器生产力和电气动力机器生产力三级；第三代叫信息生产力或科学生产力，也依次包括智能信息生产力，全息信息生产力和高级信息生产力三级。)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基础是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生产力是人类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并且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时，是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此，无产阶级要不断的发展生产力，即要发展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然而由于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即在不太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无产阶级在发展新的信息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解放生产力，即解放机器大工业生产力。
(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的新认识
1988年9月，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说科学技术的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说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作用，是指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首位变革作用，它赋予生产力以非社会形态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第一生产力的内涵是不同的。任何一个社会的第一生产力，都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所代表的科学技术水平。所以，奴隶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铜器技术，封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铁器技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
一生产力是机器技术，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现代信息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不可缺少要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一，并且科学是通过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结构理论中，科学技术并没有被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而邓小平在新的生产力发展条件下，把科学技术摆在了生产力诸要素的首位，把它看作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结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实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的提出使生产力理论还包含着下面的“一对多，多对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共经历了五种生产关系，包括原始公社生产关系、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制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现在仍处在初级阶段)。但这决不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只有“一对一”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不仅有“一对一”的关系，而且有“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而从时间顺序来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三种对应形式：前矛盾期对应、基本适应期对应、后矛盾期对应。所谓前矛盾期对应是指生产力滞后于生产关系、所谓基本对应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适应。所谓后矛盾期对应是指生产力超越生产关系。基本对应期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期，前矛盾期对应期和后矛盾期对应期是社会的非稳定发展期。
奴隶制生产关系其基本对应关系是与铜器手工生产力对应，与石器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前矛盾期，与铁器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后矛盾期。封建制生产关系其基本对应关系是与铁器手工生产力对应，与铜器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前矛盾期，与工场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后矛盾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对应关系是与蒸汽动力机器生产力和电气动力机器生产力对应，与工场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前矛盾期，与智能信息生产力对应是后矛盾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对应关系是与智能信息生产力和全息生产力对应，与铁器手工生产力及第二代机器生产力对应是前矛盾期，与高级信息生产力对应是后矛盾期。
因此，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生产力既是解放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处在前矛盾期的铁器手工生产力和第二代机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既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即智能信息生产力和全息生产力。
(三)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第一生产力论的关系
1.孤立社会主义本质和第一生产力论行不通。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只以社会主义本质作为检验的标准不考虑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指导作用，就不知道解放什么生产力。发展什么生产力，也不能有目的的解决现代科学技术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中的作用，更不能认识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基本上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但如果将第一生产力论同社会主义本质论隔离开来，就认识不到提高生产力对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极端重要性，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成了一句空话。
2.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相互联系、不可分离。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就要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基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认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就要不断解放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不断发展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就要把第一生产力论放在首要的地位加以认识，坚持这一点才能更好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不断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1)第一生产力的实现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技术要不断的发展，就要求我们不断地解放被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不断的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也是不断的使人得到解放。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也包括对科技体制进行调整，这种必要的调整有利于第一生产力的实现。另外，由于人的不断解放。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第一生产力论的实现意义极为重大。(2)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以第一生产力论为基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即是说科技进步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主动力式的牵引作用，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着第一位的作用。必将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以科技发展为动力或以信息资源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社会。坚持解放生产力，就要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而又被资本主义所不能容纳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发展能够被社会主义容纳又能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都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和坚持第一生产力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坚持第一生产力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向才更加明确，才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3)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要以第一生产力论为进路。消灭剥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消灭剥削制度，二是消灭剥削现象。社会主义革命，了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制度，但不等于可以立即消灭社会还存在的种种剥削现象。两极分化，是指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向贫富两极积累、最终导致阶级分化。消除两极分化与消灭剥削是紧密联系的，剥削是两极分化的基础，而两极分化的发展又必然加深剥削、强化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现象存在的基础就是机器大工业生产力，要彻底消灭剥削现象，就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取代机器大工业生产力。(4)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求第一生产力论为手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要始终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实现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必须通过现实的物质手段即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代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可以使以往社会物质的“半利用”状态发展到“全部利用”状态，是物质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从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深刻把握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启示
(一)坚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认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明确的首要问题。落后或者超越了这个阶段，我
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曾经因为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社会主义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虽然我们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却不能跨越生产力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与智能信息生产力和全息生产力主对应，与铁器手工生产力及第二代机器生产力处在前矛盾期，与高级信息生产力处于后矛盾期，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解放铁器手工生产力和第二代机器生产力。又要发展智能信息生产力和全息生产力，还要努力发展高级信息生产力。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处在第二代机器生产力和智能信息生产力的前期，也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还比较低，所以说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实际。
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在发展本该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同时，还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打下坚实的生产力基础。我国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新的生产力相容性表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全社会的大力协同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之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对创新思维具有有力的促进作用，我国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都和科学技术的共有性的本质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基础包括现代科技生产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的统一起来，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早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
(二)深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共识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但它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的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通过上面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第一生产力论的关系，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也为我们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搞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改革不仅要以解放工业、农业等生产力为重要目标，还要以解放科技第一生产力为第一目标；开放不仅要引进资金，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尤其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因为社会主义要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一课。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所以，要不断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形成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不断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建立起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高效的文化教育体制，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全体人民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三)强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这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按照上面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第一生产力论的分析，无论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基础石器、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基础铜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基础铁器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机器都是由实物构成的。都是有形的生产力，这些有形的生产力要求是产权明晰的。也就决定了这些社会的生产资料必须有“归宿”，即谁对它们具有所有权。而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生产力是信息生产力，信息生产力是属于无形的生产力、符号生产力，它们非常易于实现共享。所以，以前的社会都是产权明晰的私有制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的公有制社会。
但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信息生产力的高度，这决定了我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在未来，必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比例逐步增加，最终达到完全的公有制。
(四)增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性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建立在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并且科技发展的目的是实现资源的转化，所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物质的可重复利用或“全利用”，本质上就不需要去掠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就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进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殖民现象，最终实现和平发展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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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四篇】
论文摘要：本文拟从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各自的概念入手，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关系的形成、运行和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也对经济制度起着巨大反作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一、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含义：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认同的制度含义与前者相似。
凡勃伦提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斯认为，所谓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1934)。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思则认为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见，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那么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在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
通过更深人探讨，笔者认为制度实为一种具有执行力，即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协调机制，它在交易中发挥着对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换言之，虽然制度类型众多，种类繁复，但究其本质都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其差别只在于协调对象、作用方式和保障手段的不同。
然而，我国学者所理解的经济制度却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即_种对制度体系的描述。且这样的论述被广泛接受：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显然，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倾向于将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相等同，这不仅与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谈的制度不是同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中也找不到相应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诚然，马克思的确阐述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相对于人们政治、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言，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后者是上层建筑。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找到关于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总和的论述，那么显然，这一观点是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至于发展的准确与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关键词“生产关系”人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是人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研究生产关系，一般不仅要考察生产，还要考察其本质差别，在生产关系总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消费关系。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区别不同生产关系类型的主要标志。所谓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和产品分配、交换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可见，所有制首先是一种制度，其次它的调整对象属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显然，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所有制的性质，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系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与协调方式。另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可以说，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制度环境共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独特性。
二、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
(一)经济制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成、变革和运行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来展开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然而，生产力是怎样作用于生产关系呢？吴易风教授对此曾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成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会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和自己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_-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点，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对于此观点，笔者在赞同之余深受启迪，并进行了思考：生产方式是怎样将生产力的影响传导并衍变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呢？经过反复探寻，发现了关键所在：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和变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担当了重要媒介。
生产方式，即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物质资料的方式。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们与生产资料之间新的占有、使用方式，及产出的物质资料的分配和交换方式等。相应地，亦会产生与新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所有制、生产、分配、交换甚至消费制度以对新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和实施过程起到辅助和保障作用。而在人们遵循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受到新经济制度的协调和制约，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便会日益改变，生产关系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了。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理论中的—个重要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笔者提出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呢？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制形式一般都是以一国宪法的形式予以规定的，但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是经济基础中不可动摇的支柱，其足以证明制度并非完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前面的论证可知，经济制度是应该划分到经济基础里去的。制度也分为两部分，即经济基础部分(包括所有制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部分(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方式随之改变，而生产方式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的变迁又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和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考察：经济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协调机制，就是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促进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成本的变化，当原有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原则无法再维持人们所认可的利益均衡时，经济制度中的部分甚至全部，包括所有制在内，就会发生变迁，以实现一个新的利益均衡。显然，在新的经济制度环境中，人们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时所受到约束的内容、方式和程度等都会与旧制度环境下有所区别，其调整效果也自然会不同。也就是说，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即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生产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人们在生产中的协同合作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产品分配和交换也日趋频繁、复杂。制度经济学把人们的一切交互行为都视为交易，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交易，无论从数量、频率或是复杂性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生活环境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以及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交易中的隐瞒、欺诈、偷懒及搭便车等现象不断出现且同样呈增长趋势也在所难免。此外，由于交易中主体间的意愿相左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引起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中止也时有出现，这些情况又进一步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经济效率，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各主体间的信任度，减少了其进行交易的意愿，进而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和谐、有序的运行和发展。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协调机制，其产生就是为了克服人的弱点和不足。经济制度决定和调整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使其更和谐，更有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着生产关系的良好运行及健康发展。
(二)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具有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