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论文范例(推选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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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论文1

关键词:中国美学;中国音乐美学;系统性;思维能力

1发掘、展示和重新阐释在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

上有着较为深刻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人类文明由来已久,历史的厚重推演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感是人类思想意识中的一种重要品质,它能唤醒历史使其在古今关系中绽放光芒。当代美学思想家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中国美学史大纲》等著作中提出的系统理论和所作的系统性论述是在学科理论建设的统摄下所作的古今通释。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借唐代思想家柳宗元重要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阐述的“美”不是一种实体化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美”与审美活动互不分离;又借马祖道一“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固有。”阐明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借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象世界是由人的意识照亮和唤醒世界万物形成的一个充满意蕴的美的世界。认为意象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审美活动与意象世界是不能脱离而存在的,美感活动产生美,表明美与美感的同一。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为美学学科理论发展和建设明确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的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审美活动不是认识活动而是体验活动,它的核心是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其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些思想加以展示并加以重新阐释,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着力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在美学核心理论问题上认为“天人合一”是研究“美”的问题的模式,在审美中人与世界相融合一。而主客二分的模式是人与世界的外在关系模式,主客二分不应是审美研究所依照的模式,是认识论模式。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中,其在美学理论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审美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情景相融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感性的,具有完整意蕴的,充满情趣的世界,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在审美的愉悦中产生的美感。美学界对美学史的研究着眼于历史中的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及其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其美学史研究推进美学学科理论建设,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中,善于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建立中国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和命题在音乐美学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产生、发展、转化所构成的历史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以它们的产生、发展、转化为研究对象。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范畴、命题、思想体系必然长久启迪学科发展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应以敏锐的视角发掘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使得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在这些核心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上予以充分展开。而如何展示及其明确处理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思考音乐美学基本原理与基本问题,把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与音乐美学基本问题、基本原理相联系,充分发掘其思想的深刻性,使这些深刻的思想在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在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建设上予以展开。这种展开会在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观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带着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研究历史上的音乐美学思想理论,用学科研究方式重新予以显现,在其基础上研究体系化的音乐美学基本问题,明确音乐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体系化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思想理论。当然,“白马是马”与“白马非马”相斥的窘境我们在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中也会碰到。为了正确处理音乐美学史研究中的古今互用关系问题,立足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发展,阐释历代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古今融合,让古今视界在音乐美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高度上达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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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优秀论文2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文化古老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音乐极其丰富多彩。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历来是独具一格的,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音乐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体系。

传统不是一尊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传统离它的源头越远,它膨胀的越大(黑格尔语)。可见,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东西,而是不断发展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如果不吸收外来的先进的因素和优秀成果,也会阻碍自己的更新与发展,对弘扬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不利。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曾引进“学堂乐歌”,使音乐成了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引进了欧洲近代音。乐体系,使我国的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道路,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才。但也因此忽视了对我们自己优秀传统音乐的研究,导致很多误区。不少青少年学生因不愿了解从而不懂得我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精华,误认为中国的乐器没有外国的先进;误认为中国没有像样的音乐理论,视西方的。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从而形成“重西轻中”的错误思想。这不仅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弘扬发展,更严重的是大大助长了盲目崇洋,丧失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消极精神。

其实中国是一个文化古老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音乐极其丰富多彩。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历来是独具一格的,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族音乐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体系。我国民族音乐的许多规律、法则是西方音乐理论包括不了、解释不了的。比如,西方的音乐理论认为:二度音程的结合是不谐调的,但我国南方的壮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民歌却常常用二度音程的结合,形成一种非常协调悦耳的声音。

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只属于自己而别的民族所没有的独特性。譬如我国南方的侗族大歌就别具一格,1986年应法国邀请,有九名农村的侗族姑娘组成的贵州侗族民间和唱艺术团在著名的夏乐宫歌剧院演出,轰动了巴黎,法国各大报纸均大加称赞。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在海外如此风光,我们身在芝兰之室却不闻其香,岂不可悲。再如,我国北方世代传承的锣鼓曲牌千变万化,丰富多彩。那娴熟多变的鼓点和其它乐器出神人化的切人,配合得天衣无缝。若取其进人学校,比奥尔夫的节奏训练会更胜一筹。

当然,任何传统艺术都是在不断发展之中,但真正有成效的发展无一不是根植于浓厚的传统之上的。屹立于世界交响音乐之林的《梁祝》不就是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富有浓郁乡土味的越剧音乐吗,列为世界名曲的马思聪先生的《思乡曲》不也取材于内蒙民间小曲么。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必须通过音乐教育来实现。而国民音乐教育是音乐文化的摇篮,在这个领域里,弘扬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培养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一个迫在眉睫而又,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音乐教师要自觉地创造条件,通过课内外的各种方式将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灌输给学生,另外在普通高校里开设音乐欣赏课和音乐选修课,有意识地多介绍民族传统音乐,提高传统音乐在音乐教学中的地位,让大学生们知道我国民族音乐的精华,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

音乐论文3

关键词:商代音乐;宗教;乐器;音乐理论

公元前1562年一前1066年,商人传说是“帝喾”之子“契”的后裔,因契佐“禹”治水有功,故被“舜”封于商,开始兴起。经过500年的发展,到成汤时,已经成为以毫为都城的强大方国。在伊尹的辅佐下,成汤首先争取众多方国的支持,征讨不归顺的方国,最后兴兵伐夏,鸣条一站,夏桀兵败逃至南巢而死,商朝建立。

商汤用武力消灭腐朽、暴虐的夏王朝,建立新的统治,是历史的进步。新建立的商王朝,虽然在社会形态上与夏王朝并无区别。但是他的诞生,毕竟给古代社会内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健全了古代阶级社会的机制。所以古书对商汤伐桀灭夏一事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商代是继夏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17世、31王,前后经历了将近600年。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J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在商代,随着社会生产和阶级对立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也进一步加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因而使得一部分人能以专门从事音乐工作,并从而使音乐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同时,商代活动的区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区仍在今河南一带,和夏代一样,所以商直接继承了夏的音乐。并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它推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商代的奴隶主贵族,在残酷的奴隶制和神权统治的基础上去尽力占有音乐发展的成果,一方面使之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又使之成为他们享乐的一种工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得商代有了繁盛的音乐歌舞和多种多样的乐器,产生了比较成形的各种音阶调式以及一些程度各自不同的谐和观念、半音观念、标准音或绝对音高观念等,也举办了一定的音乐教育事业,这就为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

1899年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淹埋了3000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

1商人尚鬼尊神,使音乐与巫术、宗教紧密联系,音乐的主要功能为娱乐、祭祀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商代有“天”这个神,甲骨文中则有1帝2或1上帝2。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1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1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2,打出1天命2的旗号,鼓动军土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虽说是“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祭祀等巫术活动的繁复却是大大超过夏代的,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但是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这是从原始时期以来的传统,古人所谓“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话。正是对于这种传统作的总结。即使晚至西汉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哪怕是穷荒之地,在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齐声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说,祭祀等巫术活动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乐舞的,所以商人很崇尚乐舞,他们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事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因此说商代的音乐多是伴着巫术、祭祀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其中,巫是替鬼神说话的中介者,商殷的巫,与史、卜、贞等同掌占卜的职务,影响国家的政治与国王的行动。占卜、祭祀时,巫常要唱歌跳舞来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乐与舞蹈的人。据史料记载,商朝最重要的祭祀乐舞是《桑林》,它是商裔祭祀其玄鸟图腾和先批简狄的乐舞。我国古书《左传》记有一个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先批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生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看了十分害怕,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濩》则是歌颂汤的开国功勋的乐舞,据《墨子·三辩》说:“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为乐,又自作乐,命日《濩》,又修《九招》。”《吕氏春秋·古乐》也说:“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伊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濩》是歇颂商汤伐桀的开国功勋的乐舞。商代在祭祀活动中尤其重视乐,甲骨文中多有提及《濩》的,《周礼·大司乐》还有“舞《大浸》以享先批”的说法,说明《大濩》一直影响到后代。商代的“傩”亦作“驱傩”、“大傩”,是古代“傩祭”仪式中的一种舞蹈。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商代形成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乐府杂记》载:“用方相四人,带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傩祭的核心人物是“方相氏”,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戴假面具披毛顶角的“十二兽”(十二神)及大队由儿童扮演,到宫室各处跳跃呼号,合唱充满巫术咒语味道的祭瞅,以驱逐“疫鬼”。舞时,有音乐伴奏。宫廷举行这种仪式由太常侍主持。后傩祭逐渐变化,转向娱人,最终纳入戏曲。

2商代艺术是各民族文化、风俗的大融合

商人在商代前期就屡屡迁徙。张衡《西京赋》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说明在建国前商人曾大规模迁徙过8次,从汤建国后到盘庚迁殷,又大规模地迁徙了5次。前期是部落迁徙,后期主要是都城迁徙。迁徙的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河流改道,水资源变化。或连年干旱,水资源枯竭;或洪水泛滥,为避水害而迁徙。二是宗教原因,商人信巫,凡天灾人祸,一定要占卜。卜封说要迁,当然就迁。三是农业生产,土地耕种一段时间后,肥力下降,庄稼收成也随之下降,土地需要息耕。四是军事原因,由于征伐需要供给,也需要指挥便利。这可能既有主动的征伐,又有被动的外患、内忧(如王室内部纷争,诸侯或大臣造反等)的威胁因素。五是其他资源枯竭,特别是地表铜矿资源枯竭,需要寻求新的资源。六是环境污染问题。群居集中生活一段时间后,环境污染、疾病滋生是不可避免的。每次迁徙的原因可能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但客观上造成了迁都的事实。后来,由于交通的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政局的稳定,才在安阳安居下来,而不再迁徙。

商代屡屡迁徙、战争及其兼并客观上带来了民族融合。也带来了各民族文化和风俗的融合,也使商代艺术成了各民族文化和风俗的融合体。根据《诗经·商颂·殷武》的记载,当时的殷王武丁曾经南伐荆楚。商代的青铜器也随之进入了南方。南方文化的丰富想象力也影响到了商代工艺品的形制,包括当时被作为敌人的羌人的审美意识也影响了商人。当时的羌人、姜人等以羊为图腾,人带羊角为装饰之美,是美的本义。其中,对羊由热爱而崇敬,本来是北方游猎和畜牧民族间兴起的,后来为商代艺术所继承和发扬。《山海经·东山经》:“自尸胡之山至于无之山……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羊人合一,使人获得神异。当时,北方多牛羊,中原多养猪,祭祀和供品多采用当地常见之物,后来也融为一体。这在随葬品及相关的艺术品中均有所反映。商代文化和艺术的风格,体现了当时多民族的融合特征。在商代的艺术作品中,中原文化、淮夷文化、荆楚文化和北方文化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这其中,音乐舞蹈艺术虽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青铜艺术风格的变化可以想象出,当时的音乐舞蹈也在随着都城的迁徙而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的特征,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乐舞有《桑林》、《大浸》。

3商代乐器的发展及音乐理论

音乐论文4

1.从华北联大走出来的笛子大师

王铁锤加入华联大文工团时正值解放战争尾声,而联大文工团常会到前线向战士做慰问演出,于是王铁锤同联大文工团跟随解放战争的脚步从华北到东北,从石家庄到北京城,进行多场实景演出。如此丰富的一线演出经历极大提升了王铁锤的舞台演出经验和作品演绎时的感染力,一代音乐大师在实践中已经羽翼渐丰。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环境之下王铁锤的笛子演奏生涯更是顺风顺水,技艺日渐成熟。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上,王铁锤表演了河北吹歌《放驴》,王铁锤将民间演奏技法中诙谐洒脱的风格和多年舞台表演经验相结合,向人们展示出了浓郁的冀中原生态风情,广受赞誉。此时的王铁锤已经在新中国吹管演奏界享誉盛名,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大型音乐演出活动,甚至被国家领导人邀请作为嘉宾向外国贵客展示中国民间音乐艺术。如1957年应邀在印度副总理拉达克里希欢迎宴会上演奏。尽管王铁锤年少成名,并展现了非凡的艺术水平和高度,但其艺术生涯并未就此裹足,1949年王铁锤主动参加了匈牙利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在把我国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介绍给世界的同时,也在一年之久的国外演出经历中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和音乐表演方法,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艺术广度和深度,并为王铁锤的音乐走向世界提供了必要的艺术积累。1955年王铁锤作为民间音乐代表赴捷克布拉格参加当地的音乐节,在一曲极具东方传统特色的《春江花月夜》中,王铁锤的箫声再次惊艳全场,受到国外音乐人的一致好评,随后王铁锤又参加了在波兰、瑞士、智利、巴西、印度、日本、伊拉克等国举办的演出活动,足迹遍布世界,所到之处王铁锤用其自然纯朴、妙籁天成的管乐演奏给世界范围的听者带来极高的艺术享受,也奠定了王铁锤管乐演奏“北派笛子大师”的崇高艺术地位。

2.从表演实践中走出来的民乐国手

丰富的音乐演出实践不仅极大锻炼了王铁锤的演奏水平,也最终促成了其音乐艺术的成熟,达到了其艺术生涯的高峰。1960年中央民族乐团成立,王铁锤受邀担任乐团笛子演奏首席,同年出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1960年应邀参加越南领袖胡志明访华接待活动,在钓鱼台国宾馆为胡志明和副总理演出,也曾五次为演出;19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题播放了《王铁锤笛子独奏音乐会》,1984年参加美国洛杉矶艺术节进行多城巡演,1986年王铁锤在北京举办“王铁锤笛子独奏音乐会”,1991年台湾发行《中国北派大师王铁锤笛曲精选》等唱片,1999年参加台湾“名家名曲音乐会”,2004年参加挪威“中挪文化节音乐会”,2006年中国发行王铁锤笛子独奏曲专辑《黄河边的故事》等,2010年参加台湾“国乐名家荟萃音乐会”。同时王铁锤也积极将自己一生的音乐经验和艺术理念集结成书,辅教他人,先后创作出版《王铁锤笛子曲集》、《竹笛吹奏入门》、《笛子名曲选》以及《中国民间管乐吹奏曲集》等音乐著作,极大推动了笛子等民间管乐在中国音乐中的普及和理论水平的发展。

二、曲曲故乡情:王铁锤的音乐艺术实践研究

1.王铁锤管乐演奏:扎根传统,立足民间

河北吹歌是河北特有的民间音乐表演形式“,吹”是指吹奏乐器,吹歌即是以吹奏乐器为主,以打击乐器为辅,以河北地方特色的民歌小调为演奏内容,以河北民间农民或草根阶层为演奏主体,为地方民众婚丧年节或农闲时自娱自乐所用。吹歌发展最活跃、最具代表性,也是水平最高的两处,第一就是王铁锤的故乡,定县子位村,第二是徐水县迁民庄。王铁锤生于吹歌世家,长在吹歌故里,吹歌的演奏技巧和特色给王铁锤的管乐演奏提供了最初的直接表演经验和毕生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其音乐创作上从吹歌中获取灵感和素材,或是直接对民间吹歌进行改编演绎,如《庆丰收》、《荷花赞》、《洞房赞》等;也表现在演奏技法上,充分借鉴和注重了吹歌的重复手法和变奏方法应用。王铁锤的音乐实践充分汲取了吹歌的特色,丰富和发展了“滑音”“、剁音”“、吐音”“、花舌”等四大演奏技巧。

2.王铁锤管乐作品:源于实践,诠释生活

王铁锤在音乐作品创作上,同样立足生活,具有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其作品源于实践,诠释生活,给人以亲切感和认同感,这极大增加了其作品的感染力。如,创作于1959年的笛曲《摘棉花》,即是其在当年回家探亲时,发现故乡的棉花大丰收,父老乡亲各个喜笑颜开,忙着收获果实,一派喜人场景。王铁锤由是触景生情,在吹歌老调《花板集贤宾》的基础上创作了《摘棉花》。另外他的《庆丰收》、《荷花赞》、《洞房赞》、《油田的早晨》、《走西口》、《美丽的天山》等等,都是此类源自生活实际的经典曲目,给人身临其境的代入感,也引起了听者的共鸣和一致好评。

三、传道授业、芳传后世:王铁锤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

1.举办个人音乐会及各种教学活动

1986年王铁锤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剧场举办其个人首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王铁锤演奏了其创作和改编的曲目等共十几首,展示了笛、箫、巴乌等不同风格的民间乐器,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河北吹歌特色的民间管乐盛宴。社会各界对这场音乐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赞颂王铁锤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杰出贡献。王铁锤除了举办个人音乐会引领乐界进取之风,还主动在各地开设讲座、讲学来传播和传授管乐文化和管乐艺术,不仅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也包括各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利用各种空余时间指导管乐爱好者学习管乐,其平易近人、德艺双馨的艺术形象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青年的远道求教,王铁锤从不推辞,无不倾囊相授。

2.参加各种音乐会、研讨会等交流会

除了躬身垂范,王铁锤还多次参加各种推广民间音乐和民族音乐的交流会,甚至在其成名和年事已高时,也积极参与,利用各种场合通过题词、发言等宣传推广管乐艺术,鼓励和扶持青年表演艺术家。如1961年王铁锤出席“全国高等音乐艺术学院(校)笛子专业教材会议”,系统研究和探讨了笛子这一民间乐器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方向,及如何编写笛子音乐教材和选曲的若干事项,1994年王铁锤应邀出席“国际音乐学术研讨会”,等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的躬身垂范无疑对推动民族管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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