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杜润生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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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杜润生:门生都是大人物1

101岁的杜润生如今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几乎没有了听力和视力，外人的探视和来访已经基本上无法打扰老人宁静的世界。

上世纪80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从1982年到l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杜润生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l982年，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润生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润生写的推荐信。

：主动解决“山药干事件”

1982年，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时，就得到了杜润生的热情指点。

正定是历史文化名城，三关雄镇、神京锁钥、八方交汇，曾说过，“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但是，履职前的正定是个穷地方，是一个有名的“高产穷县”，人均年收入仅148元，每天只有4角钱，“农民辛苦干一年连买油盐酱醋的钱都不够”。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填不饱肚子，就会动嘴皮子，即便嘴上不骂，也会腹诽。谁能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谁就是英雄。年仅28岁的刚到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疑问与不屑，比如，有些人不以为然，说什么高干子弟，无非是下来镀镀金、做做样子，用不了半年，吃不下这份苦就会卷铺盖走人。还有人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

那时，县委、县政府的干部都在大食堂吃饭，而且一律都在窗口排队买饭。和大家同样蹲在水泥板搭成的“饭桌”旁，边吃边谈工作或拉家常。虽然是高干子弟，但他做人低调。在正定工作期间，他总是穿件旧军装，脚蹬大头鞋。在一般人看来，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儿“土”。 每年一号文件起草时，杜润生都会把他们叫过去，让他们先讲他们对农业，农村，农民政策的建议，看法。在杜润生的指点下，一切都 在改变。

当时，闻名全国的“农业学大寨”典型――正定县三角村的一些农民为填饱肚子，曾到外县去买山药干来维持生活。这个情况，县委、县政府早有察觉，但对此敏感的事情，谁也不愿主动向上级反映。担任县委书记后，实事求是地多次与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中央派出调查组核实后，终于把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万斤。这件事关系到正定县42万人的利益，由此可见，工作大胆，有魄力，不唯上，只唯实，深得人心。

：中国农民更相信故事

1990年的一天，西皇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300多年后，当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的牌子，取代了1980年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之后，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杜润生很赏识，将他调到农研室来。据知情人士介绍，“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车，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师从杜润生后，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问题。在此期间，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数个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曾评价，中国农民是“相信故事甚于相信逻辑”。他指出，中国农民最实在，事实对他们有说服力。“他曾经插过队，对农村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很了解农民。”有关“三农”专家表示。

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10年后，团队成员，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1998年任职广东省副省长，2002年做了海南省委书记，2004年调任北京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在这期间他一直不忘杜润生老先生对他的教诲。

2005年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把市政府委办局的一把手都叫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上，说出这样一番话：“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北京市整体的现代化……”

随后，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所有委办局一把手都要带队下去调研“三农”问题，看看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各个委办局自身到底能够做些什么。从那以后，市政府的各委办局开始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村。如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

知情人都说，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5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5句话。你要说50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就是这种风格”。

则说：“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刘源：生命的一部分已留在农村

当年九号院风云际会，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会。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刘源、万季飞（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之子）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包括刘源在内的许多人，每天都是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的指点。尤其是刘源到河南新乡任职时，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不过，好在他得到了杜润生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

1982年，刘源来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1983年4月，县人大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多种经营和工业。由于成绩显著，一年后又选为县长。

事实上，刘源对地方工作很有感情。早在1968年12月24日，被分配到山西山阴县白坊村插队的刘源踏上西去的列车。刘源回忆说：“当时，我胸中既没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没有对走进艰难困苦未知世界的恐惧……”白坊村淳朴的农民并不歧视他，相反给他以保护，给他以珍贵的温情，“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开始融化。”

1975年秋，在的亲自过问下，全身黄疸的刘源“病退”，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

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他深深的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仁者杜润生2

杜润生，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求学期间，体会到人间疾苦和不平，由而踏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南局秘书长期间，针对南方的具体情况，提出分阶段的主张，剿匪反霸，建立农会，分配土地，为所肯定。

有了这个因缘，1953年，杜润生调任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就是被称为“邓老”的邓子恢，廖鲁言是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和推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机缘巧合，杜润生和邓子恢，观点高度一致，心中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图景。那就是针对不平衡的具体“国情”，主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宁肯慢一点，农民可以享有“买卖自由、雇用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农民可以采用多种过渡形式。

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自建国那一天开始，资本主义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党外人士梁漱溟，不理解战略意图也就罢了，党内农民运动的“专家”和农村工作的“专家”，邓子恢和杜润生，居然也不理解。由此，“四大自由”被指责为“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不言社会主义而企图在小农经济上挣扎，不仅是“小脚女人走路”那么简单。七届六中全会，在会议结束时所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把农村工作部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做法，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55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胡风事件”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都可圈可点，预示着以后可能的“形态”和“路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提前11年完成，而在1958年，中国以神奇的速度建立了“一大二公”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亚非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在世界政治经济的生态格局中，甩掉落后的帽子，将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是一条很难的路。因为，人家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不可能坐视后进国家赶超。

，将农民与工业和商业隔绝，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强化和固化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农民在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权益的低落。通过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八百亿，支持建设的工业多是重工业，民众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和匮乏，后发优势在很长时间不仅没有体现出来，后发劣势倒是肆虐中国。

这段历史，因为牵涉四亿农民的命运，更加惊心动魄。邓子恢，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经过“万炮齐轰”，也作出了诚恳的检讨。邓子恢和杜润生，都具有开阔的胸怀，挂念的并不是个人的际遇，而是天下苍生，岂是好行小惠！

杜润生，这位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被认定是邓子恢的“参谋”和“军师”，起了很坏的作用，被贬，那是自然的。遵照的指示，杜润生要被发配到农村进行锻炼，都已经做好到海南工作的准备，组织部门看到杜润生是个大学生，“量才使用”，分配到国家科学委员会办公厅，担任副主任。顺便说一下，这个科学委员会，级别很高，办公厅主任是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另一位副主任是著名报人范长江。杜润生具有难得的平常心，甘当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很快就融入了科学家群体，并且得到老辈学者的肯定，这样就留在了中国科学院，曾任秘书长，党委副书记。

杜润生性格特点是平易，加以善思考，属于典型的智多星，担当“军师”和“参谋”，属于本色当行。杜润生幼年失怙，但是并不孤僻，加以曾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具有深厚的学养。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对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具有很深的体悟，所以，干秘书长，人才难得，如鱼得水。

杜润生奉命编制中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就充分展现了这一特质。笔者业余描绘中国学术地图，对大学史比较熟悉，学者教授里面，可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中关村”科学院宿舍，住着不少性格“怪癖”的大师。杜润生，首先做功课，深入阅读苏联和欧美科学发展的相关资料，主张“多兵种合成作战”的发展思路，有钱用到刀刃上，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觉得满意。

杜润生，自从1979年“归队”重回“农口”，1983年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位于西黄城根南街，中南海西侧，古朴、厚重的“九号院”，就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总参谋部”。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星之火”，推动成为燎原之势的“总参谋长”，就是来自“九号院”的杜润生。

往事回眸，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波澜壮阔变革的历史原点。杜润生带着年轻人奔走在祖国的大地上，中国所有的“地委”，除了和台湾之外，都走遍了。杜润生主持起草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经典文献，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杜润生，古稀之年，迸发的“激情”和“活力”，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农口”老中青相结合，联袂书写着中国的传奇。

具有胸怀和视野的杜润生，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关注和思考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先行一步，是因为“增量改革”要比“存量改革”容易些，“增量”和“存量”之间的互动，是1篇很大的文章。

农村的改革，真正要深入下去，农民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必须关注农民的“迁徙”和“结社”两项权益，百岁老人杜润生，依然以他的睿智和情怀，深切地关注着这片大地。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3

他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参加过学联，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解放后，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1号文件”，创造性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位中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就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小脚女人”的革命与被革命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1933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1936年夏季，杜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中，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会讨论。这一年，为起草报告，37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受到接见。杜润生向汇报了中南地区的打算。遵照的指示，杜润生将有关意见写成报告送中央研究室，曾亲自批示。

1953年，杜润生被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两人跟不上决策的变化，就出现了分歧。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说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脚女人’走路”。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

首个中央涉农“1号文件”诞生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个涉农问题的“1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那么，这个“1号文件”是如何诞生的呢？

“”时，杜润生被，接受审查。当阴霾散去，农村工作需要他时，杜润生第一时间站到了工作岗位上，国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杜润生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副主任。

对于自己年已66岁而重回阔别23年之久的农口，杜润生敢于替农民讲话，毅然决然选择了支持农民的伟大创举。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发表讲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发[1982]1号”文件便诞生了，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不姓“资”，并强调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当时农民称中央的“1号文件”好比让他们吃了一颗“顺心丸”。这个文件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从1980年至1985年，农民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出现了超常规增长。

耄耋之年仍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

1989年以后，已76岁的杜润生退出了领导岗位。但他仍然情牵“三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呕心沥血。晚年，他坚持每天清早8点半就来到办公室，这是他规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是杜润生念念不忘“三农”，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这是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90岁的时候，他曾说，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一是再转移1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二是恢复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使农民有充分的话语权。”

杜润生强调，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还在于城市化，要“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他说：“经验证明城市化率上不去，农村要富起来是不可能的。”

2008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真正大规模的民主投票，148位中国知名学者通过投票得出一个结论：过去30年里，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当年麾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

耀眼的灯光下，时年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领取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曾有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杜润生谦逊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杜润生的生肖是牛，他的一生恰似探索农村改革的孺子牛，一生历经坎坷，任劳任怨，始终默默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