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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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论文范文1

关键词：科学探索动机动力

Abstract:,whichgenerallyconcludeoutsideutilitarianmotive(visibleorinvisible)(“bigself”)orego(“smallself”).Insidementalmotivesarenegativeonesandpositiveones,;surprise;interest,loveandpassiontonatureandscience;appreciationandinebrietytobeautyfromnatureandscience;indescribableenthusiasmandspiritualjoyandcomfort;andrisk,excitement.

Keywords:motivepowerofscientificexploration

（一）各种见仁见智的观点

“动机”一词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动力”一词是“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发展的力量”。二者的词义虽然有些许差别，但是交集还是颇大的。在英语中，motive和motivation的主要涵义是“动机”和“动力”。因此，在探讨科学探索或科学研究的动机或动力时，我们对这两个词一般不加区分，实际上也很难把“推动人从事科学的念头”与“推动人研究科学的力量”区别开来，因为动机中每每包含动力，反过来也是一样。

莫尔认为，“科学的动机”明显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支持科学的动机和个人成为科学共同体一员的动机，即社会动机和个人动机。就前者而言，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想从科学获取实际的利益，而只能模糊地欣赏科学研究的文化价值。这不足为怪：在人类遗传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只是为幸存的缘故对真正的知识感兴趣，不存在选择没有应用可能的知识的价值。但是，科学进路的本质则在于为知识而知识。关于个人动机，科学家的动机是复杂的，由各种因素组成。在这里，莫尔寥寥数语就把社会动机讲得十分清楚，况且这种动机也很简单，我们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了。关于个人动机，它涉及到私人的隐秘而微妙的心理，它与社会与境纠缠在一起，尤其是个人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是一个比较难对付的论题。

梅尔茨就表明，在过去和将来，诱使人们去研究自然的始终有几种兴趣。有些人受好奇心或对自然的纯粹的爱驱使，他们从事自然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描绘我们周围的客体，更好地观察和认识它们。他们出自对自然的最纯正的钟爱，以伟大的奉献精神和不计报酬的艰辛，探明自然事物的奥秘。继此之后，应用自然知识，使之对实际目的有用的愿望，反过来对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兰也强调，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二：人生具有好奇之性，又有好胜之心，此皆研究自然之动机也；吾人发明事实，证立定律，非徒然而已，盖将应用之以谋人类之幸福。史蒂文森和拜尔利把驱动科学家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区分为三个范畴。一是内在于科学研究过程的动机：科学的好奇心，做研究过程中的愉悦。二是指向科学共同体的动机：渴望科学声望，渴望在科学职业内的影响。三是对科学研究的外部影响：公众名声的吸引，渴望发现科学知识的有益应用，需要资金支持（得到金钱做科学），渴望从应用科学研究中获得利益（从科学制造金钱），影响公共政策的抱负（在幕后或通过公众运动）。总之，科学的动机也就是科学家想了解某些事物的理由：单纯的好奇心、，理论兴趣和潜在的有用性。

有些学者对科学探索的动机探索得细致入微。范伯格举出三种冲动（impulse）：理解世界，不愿接受基于权威的结果，在前人的科学工作之上建筑。克劳瑟（）罗列了科学家做研究的五种个人动机：“最为众所周知的、科学家本人最经常宣布的，一个是好奇心或为理解而理解。另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和普遍的动机是对声望的欲求。第三个是得到生活保障的需要。第四个是使自己享受的欲望。第五个是服务人类的欲求。为发现这些动机的相对权重，人们仅做了十分少的一点研究。”马斯从心理学的视野，描绘出一张科学动机的全景图。他说，像人类的所有成员一样，科学家也被多重需要促动。这些需要是人类共有的，是对食物的需要；对安全、保护以及关心的需要；对群居、感情、以及爱的需要；对尊重、地位、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的需要；对自我实现会发挥个人特有的和人类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这些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是最为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引起病态。研究较少、但是通过共同观察仍然可知的，是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好奇），以及对于理解的需要。最后，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审美的需要，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很明显，认识的需要是科学哲学家最关心的。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上，科学则产生于人的同样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当然，在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确实也包括其他动机，就是想借助科学对人类和社会有所帮助。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任何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大多数人而言，更常见的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不同的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克莱因以数学为例说明，驱使人们追求数学的动力是由实用的、科学的、美学的和哲学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取这舍那、扬此抑彼都行不通。

中国学人也对科学探索的动机也做过有趣的探讨。王星拱在谈到科学起源的心理根据或科学探索的动机时，揭橥了六种动机或动力。一是惊奇。人类有惊奇心理时，总想得个理性的解释，这是科学起源的部分潜力。二是求真。无论何人，总想明白万事万物的真理，人类的心理，总是信真实而不信假伪的。就是有心作伪的人的心中，仍然有个求真的趋向。三是美感。最初的人类，解释现象界的繁复，也想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成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有精神的美感的缘故。科学家何以尽心竭力研究科学呢？因为科学中间有和一（unity）的美。所以科学的起源和它的进步，美感也是一个主使的原因。四是致用。在太古时期，致用对于科学的发生，或者有很大的潜力。在中古时期科学的降生，致用没有什么力量。不过，近来的科学进步，致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五是好善。人有好善恶恶的本能。科学是辨别善恶的武器，要明明白白地研究出一个道理来。如果要能辨别善恶来做行为的标准，必定要发达科学。六是求简。科学是从繁复之中，用简约的方法，理出头绪来，刚刚合我们心坎儿上所要懂得的。这六种心理实际上是趋向同一的途径的。第一，因为奇和真实是递相发现的；第二，因为真实和美、和功用、和善，原是分不开的东西；第三，因为真实是由简约得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对科学探索的动机做了极其精湛的探讨。他的论述鞭辟入里、引人入胜。1918年4月，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以“探索的动机”为题发表讲演。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外还有许多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的功利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出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么庙堂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与之不同，那些为天使宠爱的人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些人那样彼此相似。爱因斯坦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他形象地比喻说，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就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可以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自由地眺望，陶醉于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不过，爱因斯坦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动机。他意谓的积极的科学探索的动机是：“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用他的这种宇宙秩序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音乐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宇宙秩序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在他个人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爱因斯坦强调，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的宇宙秩序，才是科学家无穷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二）外在功利动机：有形和无形的

尽管科学探索的动机相当复杂和多样，但是借鉴诸多学者的看法，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外在功利动机和内在心理动机。前者又可细分为有形功利动机和无形功利动机。外在功利动机是为外部的实用的功利的动机和目的而投身科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这里主要有名、利二端。其中，抱着得到物质上的利益的动机即是有形的功利动机，抱着获取精神上的扬名（美名或浮名）的动机即是无形的功利动机。

有形功利动机既有为人类谋福利的“大我”功利动机，也有个人谋求生计、牟利发财的“小我”功利动机，不过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手段，以达到某种实用（utility）或有用性（usefulness）的目的，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关于为人类谋福利的“大我”功利动机，培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至于“小我”功利动机，只要手段得当，又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应该受到鄙夷和指责。不过，这种带有自私性的动机也可能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正如萨顿所说：在一种较高的意义上说，我们能够假定纯正的创造性活动总是无私的，即使在最初阶段不是如此，至少在它已完全激发起来的后一阶段是无私的。一个人可能会梦想做出一项发明使他本人和家庭过舒服一些的日子，发家致富看上去可能是他的主要激励。但是，由于他连续进行研究并且变得越来越全神贯注于他的方案和设计，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利益所在，甚至会失去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本能。最后他可能处于一种精神上极度兴奋和完全忘我的状态，这也许是我们最靠近天堂的一种状态。

无形功利动机是想借助科学这种“特殊娱乐”和“智力上的”，“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智力竞争中获得成功，从而博得同行的承认，最终赢得赏识和好名声。莫尔讲得比较周到和且很有分寸：“科学家一般不为权欲而谋求权势，虽然他们对权势并非无动于衷。科学家一般不单纯追求财富，虽然他们对于家道富裕并非毫不动心。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人们的赏识。当然，为增进知识做出贡献，这是首要的动机。这不是虚构，不是对科学家的性格主观想象的结果。我认识的许多人，我相信他们当科学家的惟一动机只是对于自然界的奥秘深感兴趣。其中某些人像我们的科学先辈那样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工作，在院校或研究机关中艰苦奋斗，对收入、家庭、行政职位和虚名毫不在乎。然而，说到底，他们都十分计较是否得到人们的赏识。”哈格斯特罗姆也发表看法：博得同行科学家的赏识，是科学家的主要动力、一种永恒的动力，促使科学家艰苦地工作，不违反科学道德，保持创造精神。

为了赢得社会和公众的赏识和名声，就必须首先博得科学共同体的承认，于是怀抱雄心壮志，充满好胜心，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先权就构成了科学探究的动力。莫尔就此写道：科学家通常是十分有雄心的，他们想发表，想看到他们的名字和观念被印刷出来。他们想从同行那里获得尊敬和承认（偏爱从科层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较高阶层获得）。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激烈地斗争。妒忌（大都以有教养的形式）有时憎恨在科学共同体中并非不寻常，只不过多半表现得不那么露骨而已。这一切结合起来说明，来自同行的承认是科学家的最大动机，是顽强工作的持久驱动力。在不违背科学伦理的情况下，如果用任何手段可能的话，做出创造性的新发现才是第一位的。“象牙塔”的科学生涯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宁可说，正因为科学家需要承认，他们才采纳了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对独创性的承认被普遍地认为是最高的、远比金钱或任何官方职位更重要的奖赏。普赖斯也表示：“以占有第一位置为动机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动力。”

以上所说的无形功利动机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的。事实上，它也是相当复杂和多样的：除了它的外延可以延伸外，它与其他动机往往相互纠缠。魏格纳颇有感触地说：“当我期望人们选择科学生涯不要期望外界过多的报酬，在精神上追求一种学习、希望和创造性的生活时，或许我已经不合时宜了。事实上，我们许多年青人本着这种精神选择了科学生涯，但是也有很多人期望外界的报酬、有影响的职位、很高的荣誉，以及一种所谓的成功的生活。我不知道哪种潮流将取得优势。也许将会出现两者的混合物，也许那些坚持己见的人最终将离开科学，在学术界内外担任行政职务。但是可以肯定，本世纪初那种认为一个科学家理所当然的品德和特性，不能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布罗德等人则径直点明：“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人们为两个目标而奋斗的舞台：一是认识世界，二是争取别人对自己工作的承认。这种目的的两重性存在于科学事业的根基中。只有承认这两重目标，才能正确地了解科学家的动机、科学界的行为和科研本身的过程。”他们认为：在多数情况下，科学家的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但有时它们又是互相抵触的。当实验结果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想法时，当一种理论未能得到普遍接受时，一个科学家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引诱，从用种种方法对数据加以修饰到明目张胆的舞弊。

就无形功利动机而言，只要科学家按照科学规范和科学伦理行事，只要不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要实至名归而不是沽名钓誉，就是正常的和正当的，因为这也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且有益于社会和他人。莫尔甚至把对独创性的承认和为此而进行的正常智力竞赛，看做是“科学共同体培育的和文化进化的最有价值的珍品”。于是，联系到有形的功利动机，我们可以说：外在功利动机是人们以科学为业的正当动机，是人性的正常体现，而且对推进科学发展也是很有作用和意义的。但是，持有这种动机的人大都只是把科学作为手段，而不会像爱慕他的恋人一样地热爱科学，不会具有爱因斯坦所谓的深挚的“宇宙宗教感情”，自然不会把科学作为自己的生活形式，不会视科学如同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忘我地追求。假如只有这样的人从事科学，科学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科学——科学就会成为追逐名利的角斗场，而不会成为爱智者流连的思想憩园和科学创造者自在的精神乐园。

因此，很有必要超越外在功利动机。我们不能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和物质，视之为赚钱赢利的工具。我们也应该排除这样一种“权威性”的世俗观念，即认为对于学问的报偿在于扬名和赢得社会声誉。对于这种观念，一个人最终会抛弃它，至少是感到应该超越它。科学家和想成为科学家的人，应该明白马斯洛对科学的理解：“最高层次的科学是对令人惊叹、使人敬畏的神秘事物的最终条理化、系统的求索和享受。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大报答就是这类高峰体验和对存在的认知。然而这些体验同样也可以称作宗教体验、诗意体验或哲理体验。科学可以是非宗教徒的宗教，非诗人的诗歌，不会绘画的人的艺术，严肃者的幽默，拘谨腼腆者的谈情说爱。”同时，也应该记住任鸿隽的告诫：“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

（三）内在心理动机，尤其是情感心理动机

现在，我们从外在功利动机转向内在心理动机。所谓内在心理动机，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心理需要和精神满足，而不刻意追逐外在的名利；这种动机一般是隐性的，不像外在功利动机那样显现和张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其他人很难觉察和体会个中滋味，甚至很难按照世俗的思路去理解。参照爱因斯坦的论述，内在心理动机也可以一分为二：消极心理动机和积极心理动机。

消极心理动机也可称为否定的心理动机或反面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顾名即可思义，况且爱因斯坦已经讲述得非常清楚，无须我们饶舌。对于那些冰清玉洁、不愿与龌龊邪佞的现实同流合污的人来说，科学是他们最佳的“世俗的修道院”、“理想的避难所”和“精神的栖居地”，他们在这里得到心灵的宁静和思想的升华。怀特海以数学研究为例，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个中妙谛：“数学研究是人类精神之一种神圣的疯性，是对纷繁迫促的世事之一种逃避。”克莱因（援引了罗素）则以诗意的语言，对此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对数学问题的不可抑制与动人心弦的探索，使人精神专注，使人能够在这个无休止斗争的世界中，保持精神的安宁。这种追求是人类活动中最为平和的生活，又是没有争端的战斗，是“偶然发生灾难时的避难所”，在为当代千变万化的各类事件弄得疲惫不堪的意义面前，数学领域就是美丽而恬静的终南山。罗素曾经用华丽的语言，描绘了这种恬静的佳境：“远远离开人的情感，甚至远远离开自然的可怜的事实，世世代代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纯正的思想在这个宇宙，就好像是住在自己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至少我们的一种更高尚的冲动，能够逃避现实世界的凄清的流浪。”齐曼更一般地揭橥，对许多科学家来说，“投身于一个有序合理的专门领域是一种个人安慰，在那里他们能够远离纷乱的、情绪化的日常生活世界。”魏格纳对此深有感触：我们的周围存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充满着难以预料的事件。当我们发现并知道一些事物具有某种秩序和不可改变的性质时，人的灵魂将获得一种安静。许多科学家倾向于退出我们社会中正在不断发生的争斗，喜欢过隐士般的生活。实际上，这是那些选择科学作为职业的科学家的特征。

爱因斯坦赞赏的积极心理动机——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的宇宙秩序，力图勾画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始终怀有强烈的宇宙宗教感情——又可称为肯定心理动机或正面心理动机。在我们看来，这种积极心理动机又可再分为理性心理动机和情感心理动机。理性心理动机就是致知求真，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科学的目标完全一致。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一看法：“科学发展的动力最终来自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探索真理仍然不失为科学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真理是科学的中心动力”；“科学家的动机惟一地是为知识而知识”。在这里，莫尔和斯诺的论述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为知识而知识是科学家的崇高理想：为增进认识而探求知识，而不光是为出人头地而探求知识，这是科学态度的最高本质。”“真理是科学家努力寻求的。他们要寻求存在的东西。没有这种愿望就没有科学。这是整个活动的原动力。它迫使科学家每走一步路都必须不顾一切地着眼于真理。”

作为致知求真的理性心理动机，实际上就是向往探索自然的奥秘与和谐，并用尽可能完美的理论来描绘它。爱因斯坦自述：“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止的想要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的欲望，别无其他动机。”“渴望看到自然的先定的和谐”，“希望理解存在和实在”，“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这是“一种强烈得多的、而且也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推动力”。托兰斯进而指出：追求终极统一的秩序，是爱因斯坦发展大统一场论的驱动力。他在1929年宣称，场论的终极目的是，“不仅了解自然是如何（how）和它的过程如何进行，而且了解自然为什么（why）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是另外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科学不能满足于发现自然界如何行为的定律，而且必须识破这些定律的终极统一和发现它们的内在理由的方式。

与理性心理动机相对照，情感心理动机在科学的追求中也许显得更强有力一些。“情感是知识的原动”，此言得之。情感心理动机名目繁多，而且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理出头绪。不过，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勉为其难，择其要者而论之。

首要的情感心理动机是好奇心或惊奇感。好奇或惊奇是人的天性和必然性质，是精神健康和活跃的重要标志。马斯洛列举六点理由说明，好奇心是全人类的特点。同时，好奇心或惊奇感也是科学发端的源泉和人们投身科学的最富有感彩的心理动机——科学和科学家的里比多。亚里士多德早就有言在先：“古今以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起因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出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愚蠢。”自培根时代以来，纯粹的好奇心被视为真正科学家主要的探索动机。

对于好奇心或惊奇感这种情感心理动机的功能、涵义、起作用的条件和结局，著名的哲人科学家马赫和爱因斯坦的理解别出机杼。马赫认为，所有对探索的促动都诞生予新奇、非寻常和不完全理解的东西。寻常的东西一般不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有新奇的事件才能被发觉并激起注意。惊奇感是人类的普遍属性，好奇是超过生物学需要的过量的心理生活，它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所谓惊奇感，就是人的整个思维模式被一种现象打乱，并迫使它脱离习惯的和熟悉的渠道。消除惊奇是科学的一部分，科学是惊奇的东西的天敌。爱因斯坦对好奇心和惊奇感的评价很高：“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他还说：丧失了惊奇的人，“只不过是死人而已”。进而，他深邃地洞察到惊奇的本相：“毫无疑问，我们的思维不用符号（词）绝大部分也都能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进行的。否则，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完全自发地对某一经验感到‘惊奇’呢？这种‘惊奇’似乎只是当经验同我们充分固定的概念世界有冲突时才会发生。每当我们尖锐而强烈地经历到这种冲突时，它就会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思维世界。这个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

现代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也充分肯定好奇心这种心理动机的价值。中国学者任鸿隽明确表示：关于知识的起源，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萨顿强调：科学进步的主要动因是人类的好奇心，这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好奇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兴趣，甚至不是很谨慎的。一旦好奇心被激发，就再也没有办法平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哈布尔揭示：在所有伟大的科学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探索动机是无偏见的好奇心。这种被十足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力图理解世界——不是去改造它、控制它，而仅仅是理解它。劳丹乃至认为，对科学研究活动的有力辩护既不是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物质的实用价值，最终在于好奇心。“人类对认识周围世界和本身的好奇心之需要，丝毫不亚于对衣服和食物的需要。我们所知的一切文化人类学都表明，对宇宙运行机制的精细学说的追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刚够维持生存水平的‘原始’文化中亦是如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表明，对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的了解，深深植根于人类心灵之中。”这些看法得到来自科学家的问卷调查（1988年）的支持：有43%的科学家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对科学感兴趣而投身科学，其比例远高于其他原因。

继马赫和爱因斯坦之后，不少人也对好奇心做了深入的探究。阿西莫夫指明，好奇是不可遏止的求知欲望，是生命形式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是人类精神的最崇高的、最纯粹的显示。朝永振一郎把好奇心视为人类精神的自由活动的根本，推进科学进步的动力，以及科学的本质。齐曼揭橥，好奇心为纯粹科学提供了新的维度，是特别个人主义的品质，是杰出科学家最突出的个人心理特质，意味着个人自主和思想自由。

情感心理动机之二是对自然和科学的兴趣、爱好和热爱。科学家塞格说：他之所以成为科学家，“一言以蔽之，是由于强烈的爱好。科学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挑战，总是不断地提出要求，遭受挫折，有时也会获得成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格里芬也自白：“我成为一个科学家，是因为我对动物怀有浓厚的兴趣，并想知道不同种类的动物有些什么样的特性。”爱因斯坦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对自然和科学的爱好和热爱以及强烈的兴趣，是如何引导走上科学之路的。在12岁那年，由于阅读了通俗自然科学书籍，爱因斯坦抛弃了宗教而皈依科学。他这样深情地表白自己的心迹：“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崇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向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情感心理动机之三是对自然美和科学美的鉴赏和陶醉。这是一种很高雅、很深沉的动机：人们因为自然之美而激起研究自然的热情，并在审美鉴赏中发现自然和科学的和谐之美而陶醉其中，以至乐此不疲、乐不思蜀——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彭加勒和皮尔逊对此的论述别有洞天。彭加勒和盘托出：“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命也就不值得活着。……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理智美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他继而写道：科学美像自然美一样，也是科学家追求科学的缘由：“只有当科学向我们揭示出这种和谐时，科学才是美的，从而才值得去培育。”“这种无私利的为真理本身的美而追求真理真理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且能使人变得更完善。”皮尔逊直抒己见：“与前科学时代的创造性想象所产生的任何宇宙起源学说中的美相比，在科学就遥远恒星的化学或原生动物门的生命史告诉我们的东西中，存在着更为真实的美。所谓‘更为真实的美’，我们必须理解为，审美判断在后者中比在前者中将找到更多的满足、更多的快乐。正是审美判断的这种连续的愉悦，才是纯粹科学追求的主要乐趣之一。”爱因斯坦可以说是批判学派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光大者，审美鉴赏自始至终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永不枯竭的力量和热情的源泉。他像彭加勒等人一样，不愧是科学的艺术家。

克莱因通过对数学史的研究发现：“对美感愉悦的寻求，一直影响并刺激数学的发展。从一大堆自相夸耀的主题或模式中，数学家有意无意之中，总是选择那些具有美感的问题。”他在举出古希腊人、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一系列科学家和数学家的例子后说：“的确，在真正的数学家的心目中，对美感的渴求比最泼辣的主妇们吵架的欲望还要强烈。”一个别出心裁的证明，写出来便是一首诗。对自然美和科学美的鉴赏和陶醉作为科学的情感心理动机或动力，已经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识。拉契科夫得出总括性的结论：“人们在从事科学创造时经常感受到美感的快乐。这种美感的快乐照例提高人们的创作毅力，促进对真理的探索。……审美因素在创造创作热情的气氛中起重要作用。”

情感心理动机之四是难以名状的激情与精神上的乐趣和快慰。这种动机往往渗透在其他动机之中，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而且，像科学的激情这样的情感有时也确实无法言传。不过，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探索的动机时，用了一个惟妙惟肖的隐喻来刻画它：“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爱因斯坦多次谈到这种激情，他借用斯宾诺莎的用语，认为它就是“对神（自然）的理智的爱”。他把这种激情称为“宇宙宗教感情”，其表现形式是对大自然和科学的热爱和迷恋，对自然规律的和谐的奥秘的体验和神秘感，好奇和惊奇感，赞赏、尊敬、景仰乃至崇拜之情，喜悦和狂喜。在他看来，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做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研究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能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惟有这种力量，才能做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为了清理出天体力学的原理，开普勒和牛顿付出了多年寂寞的劳动，他们对宇宙合理性——而它只不过是那个显示在世界上的理性的一点微弱反映——的信念是多么深挚，他们要了解它的愿望又该是多么热切！”这里不免有一个疑问：一个人明明完全了解他自己的先天的和经常可能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限制，为什么还要献身于学问或失败多而成功少的永无止境的拼搏生涯呢？英国诗人艾略特对此的回答同样适用于科学人：“一个人应该具有一种蜡炬成灰的激情，去从事某种他难以胜任的事业。这看起来十分奇怪，不是吗？”

任鸿隽说得对：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在物质的享受，而在精神上的满足”。不用说，这种满足当然包括精神上的乐趣和快慰。贝尔纳明察：心理上的快慰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也是人们愿意从事科学工作的动机和动力。正由于预料到这种乐趣，人们才愿意当科学家。罗杰•弗赖明示：与在艺术过程中一样，“在思索中对必然性的认识通常也伴随着欢快的情绪，而且，对这种欢快欲望的追求，也的确是推动科学前进的动力。”

最后，冒险和刺激也算是一种情感心理动机。诚如克南所说：“科学是一种富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的冒险。”这种冒险包括研究方向、提出问题、解决办法、预计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在于科学只有冠军而无亚军的规范结构，以及失败绝对多于成功的无情的历史和现实。波普尔道出了冒险的部分原因：“每一个问题总是有无限多的在逻辑上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事实对于科学哲学是决定性的事实。正是那些事情之一使科学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因为它使一切纯粹的常规方法无效。它意味着，科学家必须使用想象和大胆的观念，尽管它们总是经受严格的批评和严格检验的调节。”

正因为科学是一种智力冒险，所以它能吸引一批乐于和敢于体验冒险刺激的人投身其中，去进行惊心动魄的智力搏斗，从而获得理智上的满足——这与登山运动员和探险爱好者的冒险和满足的情感十分相似。尽管科学冒险的成功者屈指可数，但是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加入冒险者的队伍，这恐怕在于他们更多地是享受冒险过程的刺激，而不在于、起码是不完全在于最终是否成功。当然，史蒂文森和拜尔利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种冒险总是给人以憧憬和希冀：“科学研究能够吸引乐于探索未知的人。冒险在于不确定性。……科学的好奇心从来也不能完全被满足：总是存在新事物等待人们去发现，总是存在击中头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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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论文范文2

关键词：非线性科学；第二种科学；右脑革命

非线性科学是研究非线性问题的共性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它自20世纪70年代崛起，短短的30年时间为科学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愈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正确认识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的相互关系，它会不会引出另一种全新的科学——第二种科学，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会引起哪些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非线性科学的正确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哲学的进步。

一、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

“线性”与“非线性”是一对数学名词。“线性”是指两个变量具有正比例的关系，它在笛卡儿坐标平面上表示为一条直线。“非线性”是指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像正比例那样的“直线”关系。经典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线性科学，它也含有非线性方程，其实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就是非线性的。但经典科学从其研究方法讲则是线性科学，这是因为经典科学面对着非线性现象，总是要设法略去非线性因素或者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来处理。线性化是经典科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以经典科学也被叫做线性科学。应该承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继续在人类知识扩展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当今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宣讲非线性科学时总要展示线性科学在某些领域的无能，却很少提及线性科学及线性化方法的巨大成功方面，这不是全面的辩证认识。

不可否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最近几十年兴起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发现，非线性系统往往存在间断点、奇异点，在这些点附近的系统行为完全不允许作线性处理。“非线性因素是系统出现分叉、突变、自组织等非平庸行为的内在根据，用线性化处理所‘化’掉的恰好是这类奇异行为”[1]。非线性现象的研究价值就在于保留非线性特性，揭示非线性规律。所以，在生命运动、生态演化、气象变化等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处理上，线性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不能代替非线性科学而一霸天下。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清晰事物、线性关系、周期运动、整形等简单现象，也有模糊事物、非线性关系、混沌、分形等复杂现象。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简单现象，非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复杂现象。线性科学在其适用范围内简便、有效，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已成为世界观、方法论而深入人心。而非线性科学则因其“复杂性”，在短期内还只能局限于专家、学者的小圈子里研究，很难为大众普遍理解、认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科学观念与文化意识。所以，非线性科学不可能取代线性科学而一枝独秀。

非线性科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而线性是非线性的特例。正像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宏观低速运动情况下的特例一样，我们可以把线性科学看作是非线性科学向线性条件的逼近。也正如牛顿力学的这种近似处理方法足以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被保留，线性科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被否定。“整形几何与分形几何，精确性科学与模糊性科学，线性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力武器，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2]。

二、非线性科学与“第二种科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在不知不觉中萌生，这就是整体论或称机体论，或称“逾层凌域分析方法论”。“逾”者，贯通；“凌”者，侵犯。逾层，求得层次沟通；凌域，鼓励主动进入其它学科门类。刘华杰先生认为，“与新的科学方法论相对应的新科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科学”[2]，“我们有理由期望几百年后，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引起另一种科学，即第二种科学”[2]。“第二种科学”按字面理解，无非是不同于“第一种科学”的科学。我们可以抽象地假定“第二种科学”的概念，但其具体内容却颇费思量。我们面对着同一世界，竟还能构想出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若真有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我们大概也只能择其一，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认可一种科学体系，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种科学图景里。

非线性科学是从线性科学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沿袭了线性科学的几乎所有规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旧科学是“可通约的”，可还原的。刘华杰先生认为：“强调新旧科学之间的可通约性、连续性，并不等于否认科学的革命性”[2]。我们承认科学的革命性，但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第二种科学的成立。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如哥白尼日心说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天文学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物理学革命，但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从未引发第二种科学，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也承认非线性科学的意义深远，可以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相媲美，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没有引出第二种科学，若说非线性科学将引出第二种科学，则有过誉之嫌。即使是非线性科学对线性科学具有根本性的方法变革，但会不会引出第二种科学仍难以断言，因为科学史上没有先例。

刘华杰先生虽然使用“第二种科学”一词，但同时承认第二种科学与第一种科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在并存阶段具有相似的科学规范，第二种科学照样大量使用还原论方法，只是不限于此。如此看来，“第二种科学”空有其名。我们不赞同“第二种科学”的概念，是因为它有与第一种科学相区别乃至对立的暗示，也有否定经典科学之嫌。非线性科学就是它自身，无须第二种科学来扬名。

三、非线性科学与思维方式变革

断言非线性科学将引发“第二种科学”未必可信，但非线性科学的重大方法论意义却不容置疑，它也必将推动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1)科学研究中的简单性研究方法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对复杂现象用复杂性科学方法来处理，往往能够简化问题。简单性研究方法是经典科学的传统方法，它由来已久。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原则，中世纪学者奥卡姆的剃刀，近代的还原分析及线性化方法其实都是简单性研究方法的不同表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必然从简单性问题逐渐转向复杂性问题。现代科学发现了大量复杂现象，而线性科学的简单性研究方法不适用于复杂现象研究，若我们仍抱着简单性研究方法不放，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真正的复杂性，用简单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往往显得繁难而无效，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反而简单有效”[1]。

(2)深刻理解事物的内在随机性，学会与偶然性相处。按照牛顿力学观点，在一确定性系统，从两个相邻的初值引出的两条轨道会从始至终相互接近，初值的细微差别只会引起轨道的细微偏离。而非线性系统的方程虽然是确定的，但由于其内在随机性，系统就成为不可预测的，表现为系统对初值的敏感性，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像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夸张地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扇动几下翅膀，几周后便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这说明某些复杂系统是不可准确预测的，人们要想控制一切的愿望并不能成为最终的现实。

(3)对事物不单可以有因果解释，也可以有“目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目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而是非线性科学中各式各样的“吸引子”。以洛仑兹动力学方程为例，这个系统的运动轨迹在图上表示就像一只展开了双翼的蝴蝶。在这个蝴蝶上，确定性和随机性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系统运动的轨迹以A、B两点为中心缠绕着，决不远离它们而去，这是确定性的，表明系统未来的运动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范围之内，系统运动是有方向、有目的的。另一方面，系统运动轨迹缠绕的规则是随机的，轨迹绕A若干圈后被甩到B附近，绕B若干圈后再回到A附近。如此反复无穷，关键在于每次绕A或绕B的圈数和圈的大小都是随机的，无法判定在某一时刻系统究竟是运动到A或B附近。由此可见，不论系统的初值如何，吸引域中任一轨道总要缠绕在吸引子附近，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对于非线性复杂事物，虽然我们不能给出细节的明确原因解释、确定的因果分析，但事物自身的目的性就可以作为它自身行为的某种解释。

(4)非线性相互作用才会造成混沌，才是创造的真正根源。逻辑思维囿于线性的推理规则，注重因果分析，它适用于科学常规时期的“解题”活动；而非逻辑思维则是信仰、审美、心理、文化、知识等各方面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它常常会引发想象、直觉、灵感，成为科学创造的前提，引发科学革命。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正因为这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就需要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与性格，并使之达到合适的平衡，这就是“必要的张力”。

(5)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将推动人类“右脑革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教授揭开了人的左右脑功能之谜，指出人的左脑是处理言语，进行抽象、细节分析和逻辑思维活动的控制中枢，体现着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的特征；而人的右脑则是处理表象，进行非言语、形象和直觉思维的控制中枢，体现着不连续性、发散性、整体性的特征。伴随人类语言的产生，人类抽象的、概括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便日趋发达和完善，左脑功能得到了极大地开发，人类文明因而也呈现出“线性科学”的特征。但是，如果过分依赖左脑，线性的思维方式被推向极端，就会使人类思维走上歧路，造成人类文明危机。伴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知识的愈益膨胀，而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却越来越少，自身生活的意义也越来越暗淡了。当我们面对着一盆色彩艳丽的鲜花，它在怎样的情形下更真实呢？是它在感性直观的意义上被知觉，还是在它被取作一定的频率和波长被认识的时候。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学的计算，也需要诗的沉思。我们只有放弃左脑思维的彻底统治，“不仅自然和世界得到了它们的自主和尊严，而且人也才得到他的人性”［3］。当今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为推动右脑革命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非线性方法的日益普及、广泛使用，无疑会促进右脑功能的开发；右脑功能的开发反过来又会更进一步地促进非线性科学的进步。“挣脱‘逻辑’的枷锁，打破左脑思维的一霸天下，彻底改变教育以及现代生活‘重左轻右’的状况，把右脑的创造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4］，确保人类文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是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层影响。

非线性科学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非线性科学本身真正体现出了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变革，这就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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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论文3

关键词：医学科研；论文署名；规范管理

近年来，由于学术竞争的激烈和职称评审体制等原因，出现了作者署名随意、署名滥用、挂名等种种不规范现象，由此带来一系列学术道德问题、法律纠纷以及科研管理问题［1］。本文就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日常科研管理过程中发现的医学论文署名不规范的表现做一总结，分析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1论文署名不规范的表现

1．1论文仅单作者署名，但事实上该类论文并非是综述，系统评价，而为临床研究的总结，是临床科室成员多人参与，为团队的共同成果，而该作者仅仅是将该临床研究进行了总结、数据分析，仅为论文的撰写者。1．2论文中通讯作者学历和职称明显低于第一作者和其他合著者，且以往没有任何科研成果；通讯作者与所的学术专业完全不一致；通讯作者在作者排序中不在最后位，等等。可见作者不重视甚至不了解通讯作者署名的原则和要求。通讯作者署名是对论文负主要责任的作者，一般排名在所有作者的最后［2］。通讯作者要熟悉课题设计，掌握数据材料，参与论文撰写，能够全面处理稿件中的一切，对论文的真实性、可靠性、科学性等均负有全责［3］。1．3论文中的合作署名不规范。随着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科研合作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共同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在合作署名的论文中有些是上下级，有些是同学，有些是夫妻，有些是朋友等，而这类论文“真正的作者”无法辨识。1．4研究生论文署名不当情况。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利用我院的科研条件、课题组甚至科研经费完成实验，撰写研究论文，毕业后到另一家单位工作，将该毕业论文投稿时却只标注其工作单位，不仅没有导师的署名，也没有我们医院的署名，甚至有好多从未参与过该课题研究的无关人员的署名。1．5进修生论文署名的不规范，包括来我院进修和外出进修人员发表的论文。如来我院进修人员，利用我院的仪器设备、临床病例资料甚至经费开展科研活动，撰写好的论文投稿时仅将我院标注为第二单位，甚至只署名其原来工作单位。而我院外出进修人员，也有出现类似情况。1．6作者在开具单位投稿介绍信后，文章被录用时或要求其出具版权转让书时，至科研管理部门申请要求更改作者署名，新增作者，删减已经署名的作者，调换作者顺序等。1．7临床工作者把科室他人的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论文再投稿，而大部分作者与原来中文文章署名作者不一致，甚至完全不一样。

2署名不规范带来的后果

2．1滋生学术腐败现象

学术论文的作者作为原始著作权人，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如果不具备署名资格的人作为著作权人，破坏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在社会公众中的地位，放纵了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坏风气，给科研学术的评价也造成了不公平和混乱现象。

2．2不利于学术交流

论文的通讯作者是对论文负全部责任的人，论文刊出后，如他人需反馈意见或探讨问题总是与通讯作者联系，若通讯作者对论文内容毫无所知，论文的发表只流于形式，不利于学术交流与评价，影响科研合作的可持续性。

2．3侵犯他人的署名权

根据《著作权法》和《向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4］，明确规定了作者资格的条件，作者署名应在投稿时确定。随意增加或减少作者署名，以及变换署名顺序，都是对其他作者署名权的侵犯。同时会降低部分作者在论文中的地位，贬低其对论文的实际贡献程度，甚至可能产生知识产权的纠纷。

2．4影响职称评定的真实性

撰写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者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具体体现。医院职称评定是为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研究积极性，将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作为硬性指标，但是如果有人通过学术论文“挂名”、“搭车”等不当途径通过职称晋升，将会影响职称评审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同时引发学术上急功近利的发生。

2．5不利于科研成果的进一步推广

科研论文撰写完成后，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在申报成果时，因为完成人员的限制，部分论文往往因为当时的挂名，在报奖时要求其退出成果完成人员的行列，但往往遭到拒绝，难以协调，从而影响科研成果报奖及进一步的推广。

3规范作者署名的建议

3．1大力宣传论文署名的意义

科研管理部门加强宣传和教育，开展院内讲座，宣传我国著作权法和国内外杂志相关规定［5］，让医护人员明白作者署名的条件和资格，增强作者依法保护自己署名权的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著作的作者获得的利益与其所承担的责任是同时的，并是所有署名作者共有的，保证论文署名的科学合理。

3．2加强学术论文的署名管理

署名权属于作者，其他人员无权剥夺，但是作为科研管理人员有责任和义务指导、帮助作者正确行使署名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院科研管理部门重视署名问题，制定科研论文作者署名规范，明确论文作者的署名条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具体原则，出现署名问题的处罚方法等。科研管理部门在开具论文介绍信时，要求每个作者签名，以示作者的知情权以及对论文署名负责，尤其是通讯作者，投稿以后原则上不允许变更署名。对于提出更改署名要求的，科研管理部门认真核实，履行监管责任，如果因为作者首次投稿时疏忽错写作者姓名、漏写作者姓名等确属合理要求，必须提供变更理由充分的书面申请，由所有作者亲笔签名同意，科研管理部门才给予盖章审核。3．2．1对于研究生投稿，科研管理部门要求第一作者的研究生提供其导师、论文所有作者亲笔签名同意发表的证明，同时核对其署名单位。3．2．2对于作者因研究生毕业、工作调动或者在研究单位进修学习等要求，更改署名单位的，原则上按照知识产权归属确定署名单位，但可在论文作者单位备注项中注明作者现在的单位。3．2．3对于研究涉及多中心、多单位合作完成的论文，我们要求作者署名由所有合作单位的研究参与者自主协商决定，建议署名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加强沟通交流，署名及排名顺序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投稿，并在论文中注明合作研究的单位，避免以后署名争议。

3．3制定科研道德规范

根据近年来我国出台的系列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科研活动诚信指南等规范［6－7］，我院科研管理部门制定科研道德规范，要求科研人员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科学成果，自觉抵制一切违反科学道德的研究活动。科研工作者不能为了眼前利益，在自己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论文上挂名，甚至请或向论文机构购买论文。也不能为了朋友、领导的利益，主动让出科研成果，互挂获利。同[]时制定明确处罚条例，一旦发现存在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科研管理部门将严肃调查，查实后网络公示，并要求作者做出改正，且记入职工不良行为记录，抄告人力资源部、监察审计处，并与其年终考核、职称晋升等挂钩；甚至要求编辑部对该论文停发，且3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投寄的论文。科研管理部门还建立检举、揭发科研不端行为等平台，逐步杜绝不正之风。

3．4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制度

科学研究论文4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