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朦胧诗代表作品及鉴赏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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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代表作品及鉴赏篇1

朦胧诗名作分析

《 纪念碑 》

江河的《纪念碑》发表于《诗刊》 1980 年 10 期。

《纪念碑》是表现民族历史和现实思考的深刻之作。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诗人眼中，就是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记录和见证、诗人在回顾民族被劫掠、被出卖和奋起抗争的历史的基础上，呼唤、探求民族尊严、魄力的重建。诗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诗人的沉思和民族的沉思在纪念碑的形象中得到统一。

江河是以《纪念碑》登上诗坛的，对民族历史的富于纵深度的思考，使江河的诗一开始就显示其独特性。“纪念碑”是 空间化了的时间 的形象，诗人把自己比作“纪念碑”，连接历史、现实、未来。这个“大我”的抒情主人公，从历史发展角度，与民族、与个人感悟的民族历史锲合点上，展开抒情与思考。诗人的沉思和民族的沉思在“纪念碑”的形象中得到统一。江河、扬炼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表明了他们想“介入”历史的强烈愿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自我价值的探索之后，“为历史提供见证”成为朦胧诗的重要主题。

《 太阳和他的反光·射日 》

江河的 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发表于《黄河》 1985 年第 1 期。全诗共 12 首，诗中大量运用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作为题材，如《补天》中的女娲补天，《追日》中的夸父追日，《填海》中的精卫填海，《射日》中的后羿射日等等……

后羿射日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作者选取这个题材，并且加以改造，使它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原型”。传说中的后羿是一个胜利了的英雄，他射落了多余的九个太阳，使人间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作者把这个故事改造成了一个悲剧，射日的后羿被烈日“红色大弓”所射中。他倒下了，然而他的英雄壮举却永存人间。诗人以独特的想象激活了古代神话，把这个神话变成了对于牺牲了的英雄的颂歌。英雄为“去除虚妄”而向“泛滥的太阳”的“漫天谎言”宣战，使“射日”的这个神话有了“去伪存真”牺牲取义的原型含义，也使这首诗在内容上具有了很大的张力。

江河在 80 年代初经过四年的沉默和思考后，开始转向民族历史的探寻。组诗 《太阳和他的反光》最为典型。包括《射日》在内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从民族的古老神话、传说中感受、挖掘民族精神的深层素质。诗人以现代人的理性与哲学思考再现了中华民族自创世纪以来的生存历程与历史命运。并综合性的体现了诗歌“文化寻根”的整体水平和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在这一组诗歌中，创造了盘古、女娲、夸父、后 羿、精卫等英雄形象，但他们所传达的，却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革”期间涌动着人本主义思想 , 同时从某种意义说，这些上古的英雄形象，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

《 大雁塔 》

杨炼的《大雁塔》发表于 1980 年。大雁塔始建于唐代，在西安南郊。诗人吟赞历史遗迹大雁塔，以“大雁塔”为历史文化承载与象征物，以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对“人”的主体重建对旧文化传统进行了反拨。

全诗分为“位置”、“遥远的童话”、“痛苦”、“民族的悲剧”、“思想者” 5 章。在被称为朦胧诗的群体中，杨炼显示了自己独特风貌。他的诗中很少有北岛那种悲壮的失落和舒婷那种优美的感伤，也没有顾城的童话的幻想，而表现了一种朝气勃勃的气象。

杨炼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史诗诗人”。因此，从 80 年代开始，杨炼诗歌逐渐从现实关怀转向对更为深广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生命意义的“寻根”，试图在“自然、历史、现实、文化”的四维空间建构现代东方史诗。

《大雁塔》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呈现出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大雁塔既是文化的承载又是生命的象征。这首诗以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对旧文化传统进行了反拨。

《 诺日朗 》

杨炼的 组诗《诺日朗》发表于《上海文学》 1985 年第 5 期。

诺日朗，藏语，男神。四川著名风景区九寨沟有一座瀑布，一座雪山以此命名，地处川陕交界高原去。《诺日朗》揭示人类生存与自然的关系，描述了人类前期生命的萌动和人类的起源，全诗充满生命力的骚动、充满对生命奥秘的追寻与探究，对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的兴趣构成了诗歌的主旋律。在他的想象力和对感觉理念的综合能力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情调和风格，一种既悲壮又辉煌的境界。此诗一发表，即引来种种“破译”：有人说，“表现了性解放”；也有人说，“概括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程”；还有人说，“本质地揭示出人类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关系”。

全诗以《日潮》《黄金树》《血祭》《偈子》《午夜的庆典》 5 个相对独立的片段组成。

以《诺日朗》为界，杨炼的诗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诗作体现了朦胧诗的基本风貌，第二个阶段他告别了理想主义抒情，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的民俗和民族生命的本源，诗歌创作开始专注于历史文化的探求。

《诺日朗》描写民俗，通过对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审美透射，歌赞民族原始状态下的生命伟力。突出生命对于文化和理性的挣扎，表现生命的永恒与悲剧性的崇高复合。

《 五月的麦地 》

海子的《五月的麦地》写于 1987 年，发表于《诗刊》 1988 年第 9 期。

在这首抒情短诗中，诗人想象东南西北全世界的兄弟在“五月的麦地”里会合拥抱的情景。然而，在这广阔的背景中，诗人却“孤独”一人。“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表现了诗人理想失落的孤独和悲凉。

张承志在《金牧场》里写到： “ 向日葵是平民之花，……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欧世界和美术界就一直对向日葵寄托了一种神圣的情思。‘ 向日葵 ' 的含义中对‘ 崇高者的家 '。” 这里的崇高者应该是广泛意义上的大地主人（平民）。西欧诗人所要表达的一切对大地（西欧大地）的情思都是以向日葵作为一个媒介和归宿的合体。海子和他的诗友骆一禾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创造了诗歌中的“麦子”意象。麦子虽是如此平凡，然而却是由天、地、人三者合作创作的精品，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共同的生命背景。

“麦地”和“麦子”是海子诗歌中屡屡出现的意象。在《五月的麦地》中，“麦地”构成了诗人生命个体的生存背景，而当它在海子诗中 屡次复现之后则上升为“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共同的生命背景，那些排列在我们生命情感的黄金之光，成为贫穷、崇高的生存者生命之写实”。“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的向往，正是把“麦地”视为“一种群体性的生命空间。”

有评论家认为，海子诗歌中除了“麦子”、“麦田”意象外，还有另一类意象，即太阳（阳光）、月亮（月光）。前一类是物质的生存的，后一类是精神的、艺术的。这两类意象的相互碰撞，精神和物质的对抗，构成海子诗歌的基本主题：“歌唱生命的痛苦，令人灵魂战抖”，而这一主题的生成，经历了四个心理时期：村庄乌托邦、麦子乌托邦、诗歌乌托邦、乌托邦的幻灭。那么可以这样认为，《五月的麦地》属于第三心理时期。“麦地”是海子的“乌托邦”。但麦地并不是完美的理想天堂，而是一个痛苦的圣地。当时的诗坛，充满喧嚣和骚动，反叛崇高人格、反叛英雄神话，诗歌创作进入一种无序状态。诗人在反叛声中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常有理想失落后的孤独悲凉。

《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写于海子死前的两个月，诗中表达的“在尘世获得幸福”的憧憬，反映的是海子面临生命中两难的心境。同时，也体现了海子诗意象单纯而明净的特有风格。海子以创作长诗（诗剧）为目标，也写了大量的抒情短诗。海子一生短暂却成就卓著。海子是一个沉湎于心灵孤独之旅的诗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诗人。

海子生前好友西川曾回顾说：“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海子在献身诗歌事业的同时，是以牺牲尘世日常生活为代价的。

海子写完这首向往大海的诗之后不久，在离海不远的地方不幸逝世，永远地“面朝大海”了。大海是他的安魂之家。

《 春天，十个海子 》

《 春天，十个海子》写于 1989 年的 3 月 14 日的凌晨。距离海子 自杀的时间只有 12 天。在这首抒情短诗中，以“十个海子”这种主体分裂的意象，传达这个“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的“黑夜的孩子“的内心痛苦。

《 春天，十个海子》写于海子临死之前几天，是海子写下的最后一首抒情诗。悲哀的诗句带来了不详的惊恐，预示了某种幻灭。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海子伤痛而悲凉的心境和那种难以演说的情绪。

《 有关大雁塔 》

《 有关大雁塔》作于 1983 年，是韩东的代表作之一。

他叙写许多人爬上大雁塔，看看四周的风景，再下来的感觉。这首诗歌集中显示了韩东语言的简约、意象的淡漠、人生的无奈和反 英雄主义、反理想主义、反启蒙主义的平民化特征。大雁塔、长城、圆名园遗址、故宫……都是内涵无比丰富的历史象征，常常引发诗人的许多联想和思考。有关大雁塔可以有许多话题可说，在韩东笔下，大雁塔不再有任何伟大和崇高之处，登塔也不会有怀古之幽思。诗中没有任何激情的涟漪，全是平淡的语调，日常的口语，记写人们“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有关大雁塔》。的情绪基调与发表于 1980 年杨炼的洋溢理性激情的长诗《大雁塔》构成鲜明对照。

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往往是以对朦胧诗的挑战和反叛显示不同于朦胧诗的独特的品格。韩东代表性的诗作有《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明月降临》、《跑吧》、《这个晚上》等。这首诗体现出第三代诗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反英雄”、“反崇高”、注重诗歌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审美；同时在艺术观念上，也表现出“反意象”、“反优雅”，从蕴涵文化意义的书面语退回到原生态的日常语言的作为新诗的表现语言的倾向。

《尚义街六号》

《尚义街六号》 发表于《诗刊》 1986 年第 1 期。

“ 尚义街六号”是男大学生宿舍，诗人和他的朋友曾在那里度过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因此《尚义街六号》和诗中写到的那些人都是对于真实经验的记录。

《尚义街六号》被文学史家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写作，它最大的特点在于把口语作为主要的诗歌语言，这些口语是直白的、日常生活中的语词，与大家熟悉的隐喻化的诗歌语言（包括运用象征、意象等隐喻语言）相比，它们往往不负载双重和多重语义，而只是用调侃的语调对日常经验的平实记录。但是一旦日常语言转化为“诗”，它显然又具有了不同于“真实经验”的更多内涵。同时也体现出诗歌审美意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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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代表作品及鉴赏篇2

浅析“朦胧诗”

一、“朦胧诗”和“朦胧诗派”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 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 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从 60、70 年代的地下创作，到 70 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 80 年代初引发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朦胧诗派”迎着热风冷雨，直到被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其生长和 发展的不寻常历程，可以说是相当辉煌的。然而，到了文学多元化的 80 年代中后期，“朦胧 诗”则开始淡出。“朦胧诗”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文革”神本主义思想文化统治的胜利而告 终，这个胜利也是人本主义文学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 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 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在文学 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 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朦胧诗派”崛起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主要有舒婷、北岛、顾城、杨炼、江河、多多、食指、芒克等。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四月 的黄昏》，北岛的

方含的《谣曲》等。其中，不少后来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一代人》作于1979年，这首诗是“朦胧诗”创作中最经典的名篇之一。舒婷的《致橡树》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这首诗热烈歌颂了诚挚、坚贞的爱情，当年曾脍炙人口。

虽然“朦胧诗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群体，但这些诗人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诗歌艺术技巧，所创作的诗作呈现出理性的思辨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诗歌表达了出来。

二、“朦胧诗”的产生与衰减

（一）“朦胧诗”的产生

“朦胧诗”的崛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它自1979年3月浮出水面，能在两三年内迅猛崛起，遍地开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得益于举国上下痛恨“文革”渴望新生的政治热情。伴随着当时整个社会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未来的热切希望，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例如，顾城的《一代人》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代人》只有短短的两行诗句，以三个单纯的意象概括了生于逆境却始终不失信念的一代人异常复杂的心理经验和精神特征。《一代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文革”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苦难的承担，或是在不断地受伤害中经历成长，苦难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他们用诗歌表达了了“一代人”历经黑暗后对光明的顽强的渴望与执著的追求。

朦胧诗潮的社会起源和个人起源都与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有关。这些年轻诗人都有一个由信仰的狂热到理想破灭后坠入绝望的共同的“文革”经历，他们是这一代青年中最早觉醒并进行反思的一群。这群“文革”后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青年，利用诗歌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反思，并追求诗歌独立的审美价值。“朦胧诗人”们从自我的心灵出发，谱写出一曲曲“心灵的呼告”，我们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二）“朦胧诗”的衰减

“朦胧诗”在“文革”期间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主题宣告其诞生，在经过近20年的坎坷历程之后，又以“提供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宣告其消隐。至此，新诗潮诗歌运动也拉下了它的帷幕。在“朦胧诗”受到猛烈讨伐的1983年，“朦胧诗”的势头已衰减。衰减的原因，部分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而“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也造成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这不是终结，他们需要反抗和超越。

新诗潮的大多数后续者大多生于60年代，他们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也不大可能热衷于“朦胧诗”那种雄辩、诘问、宣告的浪漫模式。此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过程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情绪、意识已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要求诗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的责任的压力明显降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想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即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回到诗歌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意识，成为新的关注点。

三、正确评价“朦胧诗”

新时期诗坛上所出现的“朦胧诗”创作潮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信号，也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朦胧诗”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独到的人文审美价值及其历史贡献。要想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一）“朦胧诗”的诗学贡献

“朦胧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其独特的诗质、题材、意象与语言是变革时代的诗歌特色的突出体现。“朦胧诗”强化了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诗歌是一种语句上分行排列、侧重抒发激情的文体，它特别讲求诗意的开拓和意境的创造。“文革”时期，对诗的文本特性的扭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在今天，新时期诗歌之所以能称得上“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诗的文本特性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并在其自身发展中得到了强化。“文革”的特殊的时代氛围造就了“朦胧诗人”独特的思维模式，而他们的创作实绩则体现为对诗歌新的范式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更多地感谢“朦胧诗”以及稍后的现代主义诗流，它们在恢复和强化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方面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二）“朦胧诗”的时代意义

“朦胧诗”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这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个体”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

（三）“朦胧诗”的历史贡献

“朦胧诗”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朦胧诗”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在新时期诗坛多元并存、竞相争妍的诗流中，“朦胧诗”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劲旅。在新时期，没有哪一种诗歌、哪一种诗派能像“朦胧诗”那样如此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产生着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和持续的震荡，引发出关于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诸多深刻的话题。自“朦胧诗”诞生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返归诗的本体，注重审美追求。事实上，“朦胧诗”的出现正是诗歌自身审美价值凸现的一种表现，诗的文本特性受到最大尊重的一种选择，它是一种不可扼止的体现着一代诗人强烈创新意识的现代诗流。

四、结束语

“朦胧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诗界奇观，它作为一种崭新的诗歌思潮，以其清新蓬勃的诗风，奏响了中国诗歌现代化探索中最动人心弦的乐章。纵观“朦胧诗”走过的短暂而光辉的历程，它无疑是中国文坛的一次革命，其突出贡献是对文学本位的捍卫和诗歌范式的变革。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做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确认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参考文献

[1]卢志杰.二十年沧桑再看“朦胧诗”[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增刊

[2]禹明华，朦胧诗.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驱[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2）

[3]李幼奇.朦胧诗的意象化语体及其诗学价值[j].中国文学研究，2004（2）

朦胧诗代表作品及鉴赏篇3

朦胧诗

朦胧诗是孕育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朦胧诗的作家群则是以生长在“文革”时期的年轻人为主。他们生活在那个特殊混乱的时代，现实中的黑暗给予了他们写作的动力。

意想化、象征化、立体化是朦胧诗的重要特征。它高度宣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方式追求主观真实而摈弃客观再现。朦胧诗的精神内涵主要体现了以下三点：

1、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

2、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

3、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改变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的崛起。朦胧诗这种对传统诗歌艺术规范的反叛和变革，为传统诗歌创作提供了新鲜的审美经验。朦胧诗在创作上讲求陌生化，即延长知觉的过程,突出审美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唤起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觉醒。个人化，自我的抒情方式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民间化，是一种写作立场,更是一种审美的自由 民间化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就意味着尽量摆脱体制化立场,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坚持,意味着保持个人写作的纯粹独立性。北岛的《回答》就是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它以高度概念化的意象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首诗的成功首先就是这种批判思想的成功，但承载这种思想的是高超的诗歌艺术。北岛用他强健的笔触付与了作品强大的艺术张力。它将抽象的伦理观念与平易的意象相结合，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思想力量。不仅如此，其强烈的悲剧感，更是让人透不过气来。冷峻的反讽、浓郁的悲愤、炽热的感情，如火山喷发一般使人惊心动魄。

诗中许多意象具有鲜明的色彩感，如“镀金的天空”、“冰川季”、“冰凌”、“黑海”、“好望角”等等，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特别是“死海里千帆相竞”，就是对文革十年群魔乱舞、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白色恐怖、正义不彰的高度概括。诗中最撼人心魄的是诗人对黑暗势力的连珠炮般的轰击，那么激烈而坚定，那一连串“不相信”所代表的正是善良与正义的呼声，也代表了人民的不可欺、历史的大浪淘沙。诗的最后一节，诗人将强烈的感情和控诉进行了高度的升华，从而使诗具有了哲理的意蕴，历史的深度。也表现了诗人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对于人民的坚定信心。其浪漫主义情怀和象征主义意象高度融合，严肃、冷峻、庄重、热烈，既有曲折的情思，又有深刻的反思，既有深沉的回顾，又有热烈的希望.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的是以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芒克、方含、食指、多多等为代表的—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充(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随即成为一股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朦胧诗—改新诗明白如话的特点，内容含蓄隽永。它强调诗人的自我意识，往往借助象征、比喻、错觉、幻觉等手法，变诗的单一形象为多层次的意象迭加，给诗蒙上一层朦胧色彩，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

朦胧诗主要代表

食指：郭路生，《相信未来》是食指的成名作，正写于他落户山西的同一年。这首诗是对未来的浪漫主义式的幻想。这种浪漫主义与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不一样，它来自真诚的内心，带有孩子般的天真。它表现了当时的知青面对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的一种方式。知青面对那些运动的方式，就我所了解的而言，文学上典型的有这样三种：一是张承志方式，讴歌自己的知青岁月，讴歌草原人民的博大胸怀；另一是阿城方式，特殊的岁月并不对应于特殊的心境，他笔下的棋王王一生，集道、禅思想于一身，痴迷于棋道，宠辱不惊，只在棋盘上弈尽人生。可以说，他是置身于局中的局外人；再一是食指方式，希望自己以及与自己遭遇一样的一代人在将来能得到公正的评判。

北岛，原名赵振开，笔名有“艾珊”、“石默”等。原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北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1976年参加“天安门运动”，1979年在《诗刊》发表《回答》，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从此成为当时最有影响、也最受年轻人喜爱的青年诗人之一。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是朦胧诗最引人瞩目的时期，也是北岛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他这时期的创作，最突出地表现出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精神，被看做是这一诗歌流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也是当时最有争议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创作有过一个时期的中断，这与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有关，也与他自己的创作由于观念的变化而方法也有所调整有关。

出版有诗集《北岛诗选》（1986）、《五人诗选》（1986）等。其中，《北岛诗选》获得中国作协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欧美，并继续编辑文学刊物《今天》，90年代后，在欧美流浪，现居美国。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6月6日生于福建泉州石码镇，长于厦门市鼓浪屿。1966年（14岁），因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在作文中有抒情表现而受到批评。1969年（17岁）初中未毕业即下乡，到闽西北山区的上杭县插队落户，1971年开始写诗和散文，并得到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福建诗人蔡其矫的指导，其诗也在知青中流传。1977年，认识了北岛等北方的诗人，并成为《今天》的撰稿人，她的诗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1979年4月，在《诗刊》上发表《致橡树》，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虽然她的《流水线》和《墙》等作品也受到批评，但仍将她推上了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地位。1980年调福建文联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诗集《双桅船》，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新诗（诗集）评选的“二等奖”。同年，还出版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后，随着北岛的停笔，她也有一段时间的停笔。三年后重新执笔，创作数量有所减少，出版有《会唱歌的鸢尾花》（1986）、《五人诗选》（1986）等，但兴趣已逐渐转向了散文创作。

顾城，原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其父是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工。“文革”开始时才10岁，两年后，便随父亲下放山东北部某农场，在放猪的同时喜爱采集昆虫标本，并在那里写

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无名的小花》，还编有一册格律体的诗集《白云梦》。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因《远与近》、《弧线》等引起争议，被看做是朦胧诗的主要作家之一。其诗集除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岛顾城诗选》和《五人诗选》外，还有《黑眼睛》、《雷米》、《城》、《水银》等。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国家，作文化交流。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于新西兰的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同年9月，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妻子谢烨（诗人雷米）后自杀，身后出版有长篇小说《英儿》（与雷米合著）、《顾城诗全编》等。

海子，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人，1964年生。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后，任教于中国政治大学哲学教研室。1989年3月14日，写下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在短短的七八年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短诗、长诗、诗剧和一些札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短诗。海子的诗在青年学子中有广泛影响，并越来越引起各界的重视，但生前几乎没有结集出版。身后由骆一禾、西川等整理编辑出版的诗集主要有《土地》（长诗，1990）、《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1995）和《海子诗全编》（1997，上海三联书店）等。

朦胧诗代表作品及鉴赏篇4

《雨巷》赏析

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戴望舒因曾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中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雨巷》运用了象征性的抒情手法。诗中那狭窄阴沉的雨巷，在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以及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都是象征性的意象。这些意象又共同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含蓄地暗示出作者即迷惘感伤又有期待的情怀，并给人一种朦胧而又幽深的美感。富于音乐性是《雨巷》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宛转悦耳的乐感。因此叶圣陶称赞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

诗人在《雨巷》中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虽然是受古代诗词中一些作品的启发。用丁香结，即丁香的花蕾，来象征人们的愁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如李商隐的《代赠》诗中就有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南唐李璟更是把丁香结和雨中愁怅朕在一起了。他有一首《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在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这首诗里就是用雨中丁香结做为人们愁心象征的，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吸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这种吸收和借鉴是很明显的，但是能不能说《雨巷》的意境和形象就是旧诗名居“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和稀释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在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时，诗人既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又有了自己的创造。第一，古人在诗里以丁香结本身象征愁心，《雨巷》则想象了一个如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有丁香瞬忽即失的形象，与古典诗词中套用词旧典不同，也与诗人早期写的其他充满旧诗词调子的作品迥异，表现了更多的新时代气息。“丁香空结雨中愁”没有“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更能唤起人们希望和幻灭的情绪，在表现时代忧愁的领域里，这个形象是一个难得的创造。第二，在古代诗词里，雨中丁香结是以真实的生活景物来寄托诗人的感情的。诗人依据生活的经验而又加上了自己想象的创造。它是比生活更美的艺术想象的产物。

本诗巧用象征手法，营造了一种既实又虚，朦胧恍惚的氛围。“我”在雨巷中独自彷徨，似乎有满腹的愁苦，但又不愿说出。

诗中的姑娘，我们可以认为是实指，是诗人心中期望已久的、高洁又忧郁的姑娘，也可把其当做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和追求，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苦闷，对未来的渺茫憧憬。

戴望舒（～）现代诗人。又称“雨巷诗人”，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为笔名，原名戴朝安，又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恩等。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幽雅。曾赴法国留学，受法国象征派诗人影响。《再别康桥》赏析

《再别康桥》最初发表于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诗集《猛虎集》。是诗人重游康桥之后，在归国途中写下的一首绝版之作。

诗人一开头用三个轻轻的，写作别母校的离别情绪，给人一种宁静的氛围，同时也把自己对康桥的缠绵之情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在诗人的心中康桥已经被理想化、诗化了，诗人对那里的一草一木，无不包含着深情厚意。西天的云彩，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榆荫下的清泉，星光斑斓的夜色，沉默的夏虫，无一不被理想化、诗化、人格化。康河边那婀娜多姿的翠柳被夕阳染成灿烂的金色，宛如戴着红盖头的美丽动人的新娘，夕阳又把她的艳影投入微波荡漾的康河。诗人完全沉醉在这如诗如画的黄昏美景中，他神思恍惚，心儿似乎又成了康河的水波，那新娘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诗人对康桥是那么痴迷，以至于当他看到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时，顿生羡慕之情。他竟甘心做一条水草，渴望如那水草一般永远生活在康河柔波的爱抚中，榆荫下那一潭清泉也被夕阳点染的绚丽迷人，仿佛是那七色的彩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诗人在康河留连忘返，夜色降临还不忍离去，他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深处漫溯，在星辉斑斓的康桥夜色中泛舟寻梦，这里最宜放歌的时候，但诗人已无心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一切都在不言中，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样自然而然的引出了最后一节那种“悄悄的”心情。诗人带着几分眷恋，几分惆怅，在沉默中悄然离去。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理想境界，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审美观念此时完全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再别康桥》就是一幅美丽的无形画，诗的每一节都可以称得上是一幅迷人的图画，如诗的第二节，康河边被夕阳染成婀娜多姿的垂柳加上波光粼粼的色彩艳影，就构成了一幅康河晚景图。

另外，全诗的结构韵律的独特创新，也让我们窥见了诗人的绝妙艺术风格。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到三个节拍，节奏非常鲜明；每节二四行押韵，而且每节都自然换韵，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整齐中富于变化，使全诗充满了错落有致的美感！

《回答》鉴赏

《回答》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初刊于《今天》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后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于《诗刊》1979年第3期。这首诗是北岛早期的诗

歌，是北岛最著名的诗作。此时的诗人还在地下进行着神圣的诗歌创作，和一些与他有共同理想的朋友们一起自费编辑出版诗刊《今天》，这首诗是诗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是那一时期诗歌的代表作。

诗题取名《回答》，要“回答”就要有回答的起因、回答的对象。诗人的回答对象很明显，就是那沉闷的社会现实，那充满悸谬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中国内乱的十年（1966——1976），给了北岛太多的感触，而他的朦胧诗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试图给自己的灵魂有一个负责的交代。《回答》展现了北岛一代的知识青年对残酷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全诗共7节，北岛企图在一个封闭的逻辑空间内构建一个完整、自足的“自我”形象，并依靠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关系来强化这一形象的独立性。

作品开篇以悖论式警句斥责了是非颠倒的荒谬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它是一很奇怪的陈述句，这明显也是一个隐喻句，简单来说就是“卑鄙”是“通行证”，而这“通行证”是“卑鄙者”的，这给原属中性词的“通行证”沾上了“卑鄙”的负面感情色彩。事实上，意象感情色彩的改变往往是阅读意象时需要注意的地方，这里也不例外。若从语言规范的角度看，在这个短句内，出现两个相同的词“卑鄙”和“卑鄙者”的情况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但这种不规范不洗练的语言现象，在文学文本强调陌生化效果的前提下，便变成吸引读者注意的手法。读者不禁要问：“卑鄙”为何能够成为“通行证”呢？诗人刻意把这两个意象放在一起，目的是让读者思考。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卑鄙”是指语言、行为很恶劣，不道德的形容词；若在语言上、行为上是恶劣，又如何成为“通行证”呢?“通行证”意指到达某特别地方的证明，而这地方是限制进出的，“通行证”一般是给有资格人士进出的凭证。可是如果结合这两个意象在一起，“卑鄙”是“通行证”的话，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这个限制进出的地方是以行为语言恶劣或不道德作为进出标准的。读者不难由此推断：这以“卑鄙”为“通行证”的地方，必然是乌烟瘴气、是非混淆、黑白颠倒、道德沦亡的地方！

《断章》赏析

《断章》是卞之琳的代表作。这首诗短短4行，通过诗人对“风景”的刹那间感悟，涉及了“相对性”的哲理命题。

全诗分为两节，恰似并置在一起的两组镜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组镜头摄取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景象，第一个镜头中“你”是看风景的主体，到第二镜头里，桥上的“你”就是楼上人眼中的风景，成为看的客体了，主客体位置不着痕迹的转换，暗示了宇宙中事物普遍存在的一种相对性。“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两个镜头又构成了另一组并列蒙太奇，是对前一组镜头显示的哲学上的相对性的强

化。诗人解释说：“这是抒情诗，当然说是情诗也可以，但绝不是自己对什么人表示思慕之情，而是以超然而珍惜的感情，写一刹那的意境。我当时爱想世间人物、事物的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人（„你‟）可以看风景，也可能自觉、不自觉点缀了风景；人（„你‟）可以见明月装饰了自己的窗子，也可能自觉不自觉成了别人梦境的装饰。意味进一步体会，也就超出一对男女相互关系的意义。”李健吾认为，这首诗着重在“装饰”两个字，认为是“诗人对于人生的解释”，“诗面呈浮的是不在意，暗地里却埋着说不尽的悲哀”。优秀诗作的深层意蕴是不可究尽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正是这首诗美丽的地方。

在艺术上，这首诗所表现的主要是抽象而又复杂的观念与意绪，但是诗人并未进行直接的陈述与抒情，而是通过客观形象和意象的呈现，将诗意间接表现，诗作有着突出的画面感与空间感，意境深邃悠远，又有着西方诗歌的暗示性，含蓄深沉，颇具情调。

《错误》赏析

郑愁予是台湾著名诗人，原名郑文韬，原籍河北，1933 年出生于山东。1949 年随家人去台，1954 年开始在《现代诗》发表作品，佳作迭出，为纪弦《现代诗》主要作者和“现代派”的筹委之一。《错误》一诗被收入诗集《梦土上》，这个诗集是郑愁予的成名作。童年在大陆形同漂泊的南北转徙所留下的美好记忆，青年时代在台湾家世的零落和无法回归的实际的流浪，纠结成他诗歌时间和空间、理性和感性、社会和个人的虚虚实实的错落的悲剧，从而传达出一种恍如置身于“梦土上”的缱倦的思绪： 这是郑愁予全部创作中最牵动人心的一个情结。《错误》写的是思妇闺怨，却充满着一种羁旅乡愁的悲郁情调和堪足玩味的苍凉，加之中西合璧的优美意境和语言运用，一经刊出即广为传唱，成为作者诗作中脍炙人口的抒情名篇。

《错误》全诗只有九行，分为三个小节。诗人借无法归抵的离人的情怀，抒写出一个倦守春闺的少妇内心的寂寞、期待和怅惘。诗的第一小节只有两行：“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这两句诗在全体的分段中低两格排列，具有“诗序”的作用，在意旨和情调上统摄全诗。首句六个字的短句暗示过客之匆匆，次句十五个字的长句暗示思妇等待之悠悠。第二节五行是过客的想象之景，实写思妇。思妇闺怨，是中国传统诗词中历咏不衰的一个主题。从《诗经·召南·殷其雷》和《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等篇章已经开启了歌咏，经李益的《江南曲》，到托名李白的“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尤其是白居易的《长相思》和温庭筠的《望江南》，更是将倚楼而望的思妇刻画得情态毕现，幽怨悱恻。这些诗词大都出自须眉文士之手，却假借女子口吻，抒写思妇怨女的不尽情思。而《错误》别出新意，以浪子过客的眼睛观察江南小城，想象思妇独守空室的情感、心态。这正是江南的春天，诗人独自策马经过空寂的小城。也许是因为他也在想念着心中的情人，所以他仿佛感受到了那楼上思妇的孤寂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春天也变成了“东风不来”“柳絮不飞”的季节。她听到了远处街道

上传来的声声蹄音，那是远方的他回来了吗？但是春来秋去，几多等待，几许期盼却都化作了阵阵惆怅？她没有揭开春帷，但她在聆听，期待有足音走近，来叩响她紧闭的心的窗扉。但是——终究是“跫音不响”——又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诗人仿佛感受到了那深深的期盼和失望后更深的忧伤，所以诗人在最后一小节表达了内心的愧疚不安：“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点明了诗题和全诗的抒情视角，余音绕梁，久久不绝。

短短九行，构思独特，想象丰富，全诗词句明朗，却是蕴藉深沉，令人回味无穷，如入梦幻之境。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精心运用的中西合璧的艺术技巧。

《错误》中，“莲花开落”、“东风不来”、“柳絮不飞”、“窗扉紧掩”、“街道向晚”、“跫音不响”，各种意象翩然飞入，无一字写人，可总有一个美丽的倩影若隐若现。“不来”、“不飞”、“不响”、“不揭”，四个否定句式在彼此相对的位置上呼应重复，既加强了抒情的深婉性，又有助于音调的和谐。诗人把思妇的容颜比作“莲花的开落”，把思妇的心喻作“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比喻新颖巧妙； 而且这三句的语序原本应是“开落的莲花”、“向晚的青石的街道”和“小小的紧掩的窗扉”，如今把“开落”、“向晚”和“紧掩”这些动态的语词倒装在后，既照顾了音韵的谐美，更是化板为活，去俗取新，加强了语言的变化。至于最后一节的“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更是已经成为经典名句。“达达的马蹄”与“青石的街道”相照应，既突出了江南小城的寂静和思妇内心的苦寂，更喻示着这马蹄声声仿佛敲打在思妇的心坎上，牵扯出无尽的愁思。“美丽的错误”则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及修辞学中所谓的“矛盾语”，即由矛盾的句法、不合逻辑的比喻、互相冲突的意象等等联结形成一个新的和谐统一的秩序。“美丽”和“错误”这两个词语的表层意义是互相背离的，作者把它们搭配在一起，表现出游子的马蹄叩响了思妇的希望之门，却不能在思妇身边驻足的悲凉与无奈。“美丽”和“错误”相反相生，韵味无穷，令人涵泳不已。

《错误》一诗恰如其分地运用意象、潜心于语言的锤炼，营造出美妙而迷幻的意境，流溢着唐诗宋词一般的隽永、幽美，使作者无愧于一位“绝对的现代的”、“最中国的中国诗人”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赏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曾经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不过，它是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的。这种回归“原始”的流传方式，既暗示了此诗所遭受的特殊命运，又为其历史价值提供了某种证明。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此诗的作者食指(1948年生，原名郭路生)作为60—70年代中国诗歌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是“真正、也是唯一带着作品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的诗人”。或者用70年代末发起新诗潮(“朦胧诗”)运动的诗人们的话来说，他是这场诗学革命的“真正的先驱”，例如多多就曾说过“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正由于食指在60—70年代的写作，当代中国诗歌才在普遍的凋敝下保全了一簇得以燎原的星星火种，一些零碎的游丝一般的生命吹息。随着对食指及其同时代诗人“地下诗歌写作”的发掘，随着对“白洋淀诗歌群落”、“朦胧诗”与食指诗学承传关系的梳理与确认，一幅新的诗歌图景才逐渐呈示在读者面前。

这首诗的清新风格和它所传达的质朴情感，在那个时代是十分稀少的。它的成功之处在于诗歌体验的个人性，即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感应着历史的巨大变动，以一己的悲欢映衬了时代的庞然身影。尽管诗作表达的是一代人面临时代变动所感受的心灵阵痛，却有意回避了流行于那个时代的宏阔场景，和与之相应的高大而空疏的概念化语词，而选取了一个相当日常化的场面：车站里熙熙攘攘的告别。这一场面在那个时代的普遍性，形成了这首诗能够引起共鸣的重要基础。对于被卷入那场浩大的社会运动的多数青年而言，这种经历无疑是别具意味的，它几乎象征着他们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他们不仅因为面临与亲人生死离别的现实而产生悲恸，而且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隐约地滋生青春的凄迷、前途的惘然和对美好生活的留恋等复杂的意绪。因此，在这首诗平淡的字句底下，包孕着丰富而微妙的人生体验和社会内涵。

这首诗从第一节铺叙告别的情景写起，到末节依依不舍的倾诉为止，构成了对一次离别经验的完整描述，其叙写的重心是置身于外部喧响中的内心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它在处理具体的场面及其勾起的复杂思绪时，能够将可感的细节刻划与细微的心理波动交融起来，如“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二句，显然既是实际景象的观察，又是心理受到震动的表现；而“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则将强烈的体验与想象性记忆联系起来，从而维护了个人感受的真切性。这些细节一方面包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等外部印象，另一方面更有对“妈妈缀扣子”的追忆，作者后来回顾说，“我就是抓住了这几个细节，在到山西不几天之后，写成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作点滴》)。这种独特的片断式连缀方法，显然有别于同时代的诗歌。

就诗的外形来说，这首诗的显要特征是语句的单纯与匀称，并特别注重音韵在传达情感方面的调谐作用。全诗句式整齐，以“ong”韵和“ing”韵穿插其间，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充分的感染力，适于传达情真意切的内心感受。这实际上是食指那一时期及后来诗歌写作的总体特点。例如《相信未来》、《命运》等。

食指诗歌外形上的特点及其意义，正如有论者评价说，“郭路生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忠直——对诗歌的忠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出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崔卫平《郭路生》)。这也正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