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答辩状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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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答辩状【第一篇】

关键词：应诉管辖；应诉答辩管辖；协议管辖；民事诉讼

中图分类号：DF97

文献标识码：ADOI：/

一、应诉管辖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应诉管辖主要体现在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该规定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不再区分涉外案件和国内案件而一律承认适用应诉管辖制度。该制度的恰当运用关系到受诉法院是否有审判权，以及是否构成上诉、申请再审等法定理由，对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基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们难以界定应诉管辖的构成要件，即对“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应诉”各要素及其表现无法根据现行规定有一个明确的预知。因此，我们必须对应诉管辖的界定、构成要件及其价值予以阐释。

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也都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被告在第一审法院没有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并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管辖异议而进行陈述时，该法院有管辖权。”[1]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者，以其法院为有管辖权之法院。”[2]

由以上国内外的相关规定可看出，虽然受诉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是一个合法的诉讼的必备条件，但随着对诉讼经济目标追求的国际化，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始适用应诉管辖制度。它是因诉讼当事人的行为而产生的法院管辖权的一种诉讼法律行为制度。法律行为必定有行为主体、行为时间、行为的内容。只有确定了行为的构成要素，才能判定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是否构成应诉管辖并使之受法律效果的约束。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清晰地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的前提条件。应诉管辖制度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十二章第二节的审理前的准备中。由此可知，应诉管辖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受诉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但该人民法院对案件实质上并无管辖权，即“管辖错误”。有无管辖权的判断乃是根据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管辖的规定予以判断，其标准清晰明了不至发生歧义而难以运用。再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如果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已经自行发现了其无管辖权的事由，则应当依法移送管辖。因此，根据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没有管辖权且没有发现自己无管辖权或者虽然发现了自己无管辖权而未依法移送，且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是适用应诉管辖制度的前提条件。但是，在行为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则缺乏明确规定，也没有司法解释对此阐明[3]。

因此，界定清楚何为应诉管辖至关重要。

二、应诉管辖的界定

如何界定应诉管辖制度，首先应明确它与应诉答辩管辖的区别。对此，学者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将之称为默示协议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既无独立的管辖协议，合同中也没有选择法院的条款，同时也没有任何口头承诺，原告向无管辖权的法院，基于被告的特定行为，推定该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制度。各国民事诉讼法对其适用范围基本不作限定。但是，如果应诉管辖是一种协议管辖的话，其结果势必导致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无限扩大，从而违背其法定的限制范围[4]。还有的认为，它是指原告向无管辖权的法院，被告没有抗辩受理诉讼的法院无管辖权而应诉答辩的，则该法院视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学说上通常认为应诉管辖是合意管辖的一种，又称为默示的合意管辖、拟制的合意管辖，对应诉管辖的这种性质定位，笔者认为似有不妥，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意旨[5]。

应诉管辖与应诉答辩管辖的不同，还体现在二者在当事人未提管辖异议的基础上，还需要当事人进行应诉或应诉答辩行为，才可成立，很显然，二者比无异议管辖要求的条件更为严格。在我国，管辖权的法定异议期为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如果当事人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的，即为无管辖异议，即可成就无异议管辖，法院获得案件的管辖权[6]。

笔者认为，具体说来，我国所规定的应诉答辩管辖与应诉管辖并不相同，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既然法律选用的词语为“应诉答辩”，而非“应诉”，很显然，应诉与答辩是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词语，否则法律就没有必要将二者并列规定，在此情况下，不能将“应诉答辩”强行解释为应诉，否则，就有悖法律的文意。第二，虽然法律上对何为应诉、何为答辩并无明确的界定，但二者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如前所述，在规定有应诉管辖的国家和地区，通常将应诉管辖中的“应诉”界定为在开庭或开庭准备程序中，对于诉讼标的或法律关系存在与否而作的陈述或辩论。如果被告未在应诉期日中出庭，而只是提出记载本案辩论的书面准备，那么不构成此处的应诉。因为被告应当有不到无管辖权法院出庭的权利。如果将应诉理解为被告对于诉讼的回应，那么，应诉既可以表现为提交答辩状，亦可以表现为被告参与开庭审理。相比于应诉，答辩的内涵则相对清晰，主要是指被告对原告所提出的实体请求的答复及辩论意见，在时间阶段上，既可是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的书面答辩，亦可是被告在开庭时进行的口头答辩。因而，相比于应诉管辖，应诉答辩管辖加入了答辩的条件，很显然，其更注重于被告对于原告实体请求的回应，而非仅仅对诉讼的回应，比如，在被告出庭之后不发表任何意见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应诉，则需要视法律的具体规定而定，但不构成答辩则是确定无疑[6]。

如何解释适用应诉管辖的问题，有些情况下还不限于“送达-答辩期届满”这个阶段。司法实践常见到被告接受送达后并不进行答辩，只是在答辩期届满之后甚至开庭时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回应。考虑到应当把《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当事人不提管辖权异议却“应诉答辩”理解为应诉管辖成立的一项条件，关于被告对原告的在程序的什么阶段以何种方式作出回应，就有了若干需要解释的问题。一般而言，只要过了答辩期，如果被告对原告的作出既有针对实体问题的答辩反驳也包括管辖权异议的回应，无论其是以书面还是口头形式、也不管是在庭前准备还是在正式开庭的场合，都应解释为符合“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条件，成立应诉管辖[7]。

三、应诉管辖的构成要件

在讨论我国应诉管辖制度的优劣之前，首先应明确其构成要件以及适用范围，从而对该制度产生直观的印象。

（一）应诉管辖构成的三个要件

关于构成要件，通说认为，应诉管辖包括3个要件：（1）原告向无管辖权的一审法院提讼。（2）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应诉答辩。（3）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属于专属管辖的诉讼。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存有争议的即是第二个要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关于应诉管辖的规定只提及“应诉答辩”，并未明确规定应诉答辩的内容和形式。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是对诉讼标的的答辩，仅是对诉讼程序问题的答辩并不能构成应诉管辖[5]。

对此，笔者不同意上述的构成要件，根据现行立法和理论观点，应诉管辖的构成应包括如下五个要件：

1.原告时所选择的法院，原本对案件没有管辖权依据。因为应诉管辖的效果是因为原告的行为和被告的应诉行为而使得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获得管辖权。如果原告向法律明文规定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或者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那么不适用应诉管辖制度，其管辖权参照其他管辖制度。

2.仅适用于第一审案件。应诉管辖不适用于第二审民事案件、重审和再审的民事案件，因为应诉管辖制度要求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推定，而此三类案件只能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进行管辖

3.其他法院不具有专属管辖权和级别管辖权。首先，因为专属管辖涉及到公共利益，不因当事人的特定行为而变更管辖。就国内案件，民事诉讼法第33条对不动产纠纷、港口作业纠纷以及继承遗产纠纷分别规定了受诉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66条特别规定了涉外案件的专属管辖；其次，由于应诉管辖解决的是地域管辖的问题，因此不得违背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即没有相应的级别管辖权的法院不得因为被告应诉的特定行为而审理原告所的案件。

4.被告需要采取特定的诉讼行为。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极行为，即被告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果被告在举证期间内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反对意见，那么该法院就不可以通过应诉管辖制度而获得管辖权。二是积极行为，即被告应诉答辩，是指对案件实体问题而非程序问题的答辩。应诉答辩的具体方式可以是提出书面答辩状、提出反诉、出庭应诉等[8]。被告的应诉答辩行为，实际上是双方通过自己的行为，承认了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诉答辩也应被看作是通过双方的行为推定为协议约定管辖的存在。另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被告就管辖权异议提交答辩状的行为不能视为其认同法院具有管辖权。

5.应诉管辖必须遵守公共秩序，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如果诉讼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了损害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则不符合应诉管辖设置的目的。这5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可以认定为应诉管辖。

由上述5个要件可看出，应诉管辖与合意管辖也不同。我国合意管辖的规定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统一了涉外与非涉外案件的规定。通说认为，我国合意管辖适用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 （1）适用的案件范围是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2）当事人仅能就一审管辖法院进行协议。（3）当事人可以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4）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必须明确且只能选择一个法院。（5）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6）需采用书面形式[5]。

（二）应诉管辖的适用范围

在此，应当强调的是，应诉管辖制度只适用于财产权争议类案件。应诉管辖制度的设计是基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使得对案件本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从而补足了诉讼要件不足的瑕疵。每个人都是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主宰者，不能被他人任意支配和滥用。人既为权利主体，享有法律上的行为自由，自然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9]。管辖制度的设计理念是从保障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出发，集中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应诉管辖制度是因为当事人采取的特定行为而产生民事诉讼上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享有的权利可以进行处分和收益，而我国采用立法的形式加以尊重和保护。但是，当事人的行为并非完全自由。财产权设立的目的是确保个人对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处分，并避免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的侵害，使其可以维护个人自由的实现、保护个体人格的发展。民事主体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权权利，但人身权则不仅是当事人个人的权利，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行为自由的形式必须要符合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有关要求。另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当事人严格限制其对人身权的处分。因此，人身权争议案件不适用应诉管辖制度。我国的立法采取此种立法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3]。

四、应诉管辖的价值

新《民事诉讼法》贯彻了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成本的价值取向，将科学、高效、自由、民主等价值取向融入其中，应诉管辖设置的目的也是如此。所以，理解和适用新《民事诉讼法》的应诉管辖制度要以这些价值取向为基础。

（一）保持程序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程序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项规则，除非程序上的错误或瑕疵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会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错误的导向，否则一旦开始，就应当有条不紊、持续稳定地运行。因为管辖制度的基础是司法公正，理论上要求每一个法院审理案件都是公正的。因此，如果受诉法院仅仅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或者疏忽审查等原因，而并非故意将不属于本法院管辖的案件立案受理的，则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无实际危害。基于此，当事人对于此类案件已被法院受理应诉的，则应当维持并尊重已经趋于稳定的程序。

另外，保证程序的稳定也就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因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把法律关于有管辖权法院的规定看作是权利的初始配置，那么只有在改变法律的这种初始配置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改变现有法律规定的管辖法院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如果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的合意而选择本无管辖权的法院来审理彼此之间的诉讼，对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双方当事人来讲就是他们共同认为，改变法律预先对管辖权的分配能够带来产值的增加或减少诉讼的成本，这种选择就是有效率的[10]。美国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认为，尽管效率没有被定义为只有自愿交易才能产生的东西，但有证据支持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在实际上奉行自愿交易时，支付意愿才可能被很可信地得以确认。在按照自愿交易转移资源的地方，我们才可能有理由坚信这种转移包含着效率的增长[11]。因此，如果改变法律对管辖权的初始配置是在其了解相关信息的情形下的自主选择，此时成立应诉管辖就是有效率的。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选择法院诉讼一般是因为对司法的信任，法院受理了当事人的诉讼无疑是更进一步增强了当事人对诉讼利益的内心确信和对司法权威的尊重[12]。这也体现了“程序法则毫无疑问将维护和贯彻判决的结果，顺应法的安定性要求作为一大特点”的原则[13]。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需要

应诉管辖的设置由私权的本质属性――意思自治原则所决定的。民事权利属于私法管辖的领域，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贯彻和执行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维护司法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因此，如果原告以的方式或被告以应诉的方式表明其愿意接受由该法院进行管辖，那么，受诉法院也就应该继续审理该案件。但是，也需要平等地保护国内外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我国在涉外诉讼中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而2012年之前的民事诉讼法在国内诉讼中并没有关于应诉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这样的立法现状使得同属于私法自治领域的国内案件当事人与涉外案件当事人在法院管辖问题上没有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这本身就与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理念相违背，也造成国内诉讼与涉外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出现明显的步调不一致不协调、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但是，新的民事诉讼法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

（三） 国内外诉讼当事人的平等保护

我国在涉外诉讼中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而2012年之前的民事诉讼法在国内诉讼中并没有关于应诉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这样的立法现状使得同属于私法自治领域的国内案件当事人与涉外案件当事人在法院管辖问题上没有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这本身与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理念相违背，也造成了国内诉讼与涉外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出现明显的步调不一致、地位不平等的情况。新的民事诉讼法的及时更正，较好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

五、我国应诉管辖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应诉管辖制度具体运行机制体现为：第一，案件在立案后到宣判前，如果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则应及时告知原被告，只要双方均明确表示愿意由受诉法院继续审理的前提下，受诉法院就依法当然地拥有了管辖权；第二，案件在立案前，如果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则不得立案，当然，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诉前达成管辖协议的除外；第三，案件宣判后，如果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由于法院未能对于管辖予以释明，则依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权以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14]。司法解释主要体现在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5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第3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由上可知，虽然我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应诉管辖制度，但如果在各种情况下发生的管辖错误都会在立法中所承认，没有区别地通过应诉管辖的方式来解决管辖错误的问题，有可能会导致对应诉管辖机制的不当利用，并在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时[15]，会诱发审判结果的不公平、不正义，使得其产生的后果无法获得弥补和救济。有的原告为了在特定法院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故意制造错误管辖的事由，甚至故意选择错误的法院使该法院获得错误的管辖权。如果在规定应诉管辖制度时候不考虑这些问题，完全有可能促使当事人恶意制造管辖错误的事由，恶意利用应诉管辖制度来获得自己不正当的利益。故需要针对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 应诉管辖制度的位置

法律条文的位置决定了其适用范围以及其发生的诉讼阶段。有关应诉管辖的规定更应该放在《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一节下的合同协议管辖之后。因为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将应诉管辖制度的规定条文放在审理前的准备中，易让人产生误解，会以为应诉管辖是发生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到法院审理前的诉讼程序的一部分，而非管辖权的类型。对此，2000年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将第48条“被告自愿出庭”置于第二章“管辖权”第五节“关于管辖的其他规定”当中，而且同样位于第47条“协议管辖”之后。“被告自愿出庭”置于第二章“管辖权”第五节“关于管辖的其他规定”当中，而且同样该规定位于第47条“协议管辖”之后。

（二） 应诉管辖的案件类型

就该问题而言，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诉管辖和协议管辖同属于任意管辖的范畴，因此在立法上，两种管辖制度所适用的案件类型必须一致。可以通过应诉管辖制度获得管辖权的案件，必须也是可以通过协议管辖的方式获得管辖权的案件。这种观点的认识多半是基于应诉管辖是协议管辖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默示协议管辖的方式实现应诉管辖的目的。实际上，如果立法规定专属管辖以外的案件都可以适用应诉管辖，那么，只要在不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作为任意管辖的两种管辖类型，应诉管辖和协议管辖在客观上适用的案件类型必然相同。另外，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应诉管辖而获得管辖权的法院的案件，与协议管辖的案件类型不一定相同。因为管辖错误在任何法院都有可能发生，如果设置案件类型的限制，会导致管辖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从而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

事实上，应诉管辖是发生在法院的管辖错误之后，可以通过应诉管辖的方式解决管辖错误的问题，使得造成的不利后果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济和弥补，故不应该人为地设置范围限制。因此，在立法上，应诉管辖的案件类型可以不需和协议管辖一致，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受到限制，不必运用到应诉管辖的案件范围上。

（三） 应诉管辖的阐明义务

1.传统的态度。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关于应诉管辖法院是否需要履行阐明义务存在两种立法情形。

其一，如前所述，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条：“被告在第一审没有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并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管辖异议进行陈述时，该法院拥有管辖权。”又如，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5条：“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者，以其法院为有管辖权之法院。即无论被告是否知道受诉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只要不提出管辖异议而进行应诉答辩的，法院就应该管辖此案件。”[16]由此，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应诉管辖应当以被告在一审当中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应诉或答辩为前提。

其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04条规定：“如果初级法院在事务管辖或土地管辖都没有管辖权，应在本案辩论前就此点向被告指出，并告以不责问而进行本案答辩的结果。即在受诉法院明确告知被告其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被告仍然坚持应诉、接受管辖的，则受诉法院依然应当继续审理该案件。”故部分学者认为，除了要求以被告在一审时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应诉或者答辩为前提之外，还要求法院在本案辩论之前应当向被告提出并告知他们应诉答辩的后果。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从上述两种立法模式来看，第二种即德国民诉法设定法院告知义务的规定更加适应我国国情，其有利于充分保障人权，并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这能够节省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有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水平普遍偏低，需要法院予以阐明。因此，虽然现有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法官在解释和运用应诉管辖制度之时，应当借鉴德国的有关规定，将告知管辖错误作为应诉管辖的构成要件，要求法院在本案辩论前就该问题向被告履行阐明义务[17]。

2.欧盟法相关规定对我国的启示。2012年修订、2015年生效的欧盟新《布鲁塞尔条例I》第26条第1款规定：“除了通过本条例其他条款确立的管辖权之外，被告应诉的成员国法院具有管辖权。当被告应诉是为了提出管辖权异议，或者另一法院根据本条例第24条拥有专属管辖权时，则本款不再适用。”其第2款特别规定，就条例第3节（保险合同纠纷的管辖权）、第4节（消费者合同纠纷的管辖权）以及第5节（劳动者合同纠纷的管辖权）所涉及的事项，当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受益人、受损害的当事人、消费者或劳动者为被告，法院在根据第1款确立管辖权时，应确保告知被告有权就法院行使管辖权提出异议，以及其应诉或不应诉所能发生的后果。

该条最大的特点不是法院的履行释明义务，而是其仅仅针对弱者，以体现特别保护弱者的理念。而在确立应诉管辖时法院对弱者履行阐明义务的实质是将实体法中的保护弱者原则引入到民事诉讼当中，能够有助于实现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公平与正义。故出于公平和效率之间平衡的考虑，可以效仿欧盟新《布鲁塞尔条例I》的规定将应诉管辖当中的释明的情形限于弱者作为被告所参与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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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答辩状【第二篇】

论文关键词　民事答辩制度　突袭答辩　审判效率

一、民事被告答辩行为的概念解析

在民事诉讼中，答辩是指一方当事人针对对方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该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进行回答和辩驳，是被告在审理前准备阶段相对于原告的起诉而产生的一种重要诉讼行为。

对于该行为的性质，理论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传统的“权利说”，即答辩权是被告的诉讼权利，权利是否行使，应由被告自行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强迫被告行使答辩权利。二是“义务说”，即答辩是民事诉讼被告必须履行的责任，不履行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所谓的“折中说”，答辩既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又是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笔者也赞同这一看法，这既使被告的诉权得到了与原告相平等的保护，又有利于法官及时、准确地确立双方争议的焦点，以提高诉讼效益，可谓双赢。

二、我国民事被告答辩制度的立法现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换言之，被告不答辩或者不按期答辩的行为对民事诉讼及被告的诉讼权利都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可见，该条赋予被告的是一种任意答辩权，被告对于是否向法院提交答辩状享有完全的处分权。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该规定对答辩状的内容作了细化，规定了答辩的内容、期限和方式，对《民事诉讼法》答辩制度作了有益补充，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与我国当时所奉行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适应，当时法院对于凭借一己之力彻底查清案情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立法赋予被告答辩权的目的仅是辅助法院开展调查，既然答辩状对于法院的调查意义不大，自然没有必要强制被告提交答辩状。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可谓百弊丛生，逐渐转变为温和的对抗制模式。2001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是这种转变在立法上的体现。该规定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答辩任意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由于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对于被告而言，答辩仍旧是一项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利，而非强制性的义务。

综上，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对被告答辩的规定相当粗略，与原告起诉条件的规定相比，不仅条文数量很少，而且没有内容、形式、法律后果等方面详细、系统、全面的规制，由此造成了被告答辩行为的随意性、任意性。

三、答辩任意主义的消极影响

（一）有违程序正义原则，造成诉讼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

程序正义原则要求诉讼当事人双方的攻击和防御都应使对方当事人能有机会论辩陈述，当事人双方的攻击和防御机会都是对应和均等的。在案件正式立案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已经由起诉状副本的送达向被告公开，答辩任意主义客观上纵容了被告利用立法缺陷在开庭审理前不答辩，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事实理由，呈现出“原告在明，被告在暗”的状态，被告由此取得对原告的信息优势，等到开庭时被告再向原告发动突然袭击。而原告在庭前未能得到被告的回应，对被告答辩观点一无所知，直到庭审时才知晓对方的观点，无法针对被告的观点展开有力的还击。被告就此可能通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手段取得胜诉的机会，这在实质上剥夺了原告及时、充分地表达意见和进行回击的机会，违反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二）有违诉讼经济原则，影响审理前准备阶段功能的正常发挥

审前准备阶段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争议焦点的整理与确定，从而为进一步举证和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者是排除没有实质争议的诉讼，尽早结束纠纷，实现审判资源和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被告答辩的任意性、随意性的存在，导致法官无法在庭审前归纳出双方争议的焦点，进入庭审后，因为争点的不明确，庭审调查难以围绕实质内容展开，致使庭审节奏缓慢，案件可能须经多次开庭才能弄清争点，法官的工作量也因此大幅增加。答辩任意主义造成的诉讼迟延、审判效率低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国各级法院本就十分严峻的“案多人少”问题。

（三）造成原告的举证困难，影响证据规则有效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这些条文构成了所谓的证据失权原则。如果被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不提出书面答辩，原告无从知道被告的观点和主张，但有碍于证据失权规定的存在，不得不耗费精力，将能够收集到的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全部提交给法庭，这对原告而言是极大的诉累。另一方面，一旦被告在庭审中提出了出乎原告意料的答辩，由于相关证据准备不足，原告通常会要求法院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为实现案件事实彻底查明，法院一般会满足原告方的要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于2007年7月13日公布实施的《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指导意见》中就规定：“一方当事人在开庭前没有答辩而在开庭时陈述答辩意见，对方当事人针对该抗辩要求提交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如此一来，间接造成了审判效率的降低、诉讼成本的增加。

随着我国民商事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审判压力越来越大，进一步提高民事审判效率已成为一种迫切要求。而我国现行的答辩任意主义与提高审判效率的要求背道而驰，引发了法官工作量加重、审判效率低下、诉讼成本上升等一系列不良反应，实有必要重新设计更加完备的民事被告答辩制度以实现审理前准备阶段应有功能的正常发挥，继而提高审判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四、我国民事被告答辩制度的完善建议

与我国的答辩任意主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在具体的规定上有所区别，但是均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所谓的民事强制答辩制度（亦称答辩失权制度），这个概念最初是在英美法系语境下产生的理论术语，简单地说，民事强制答辩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应当针对原告所主张向法院提交答辩状进行答辩的一审被告、二审中的被上诉人没有向法院提交答辩状的，应承担答辩权利丧失等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的一项制度，它是当事人权利平等的诉讼理念在诉讼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此外，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对被告不答辩或者逾期答辩的法律后果、答辩的期限、内容以及例外情况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清华大学王亚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汤维建教授曾前后在2005年的《人民法院报》上就是否应当引进民事强制答辩制度这一议题撰文激辩，目前而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引入该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基本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司法理念、社会意识，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强制答辩制度。以下是笔者的初步构想，希望能给立法者一些参考。

第一，制作答辩指导材料。原告立案后，法院应当制作答辩指导材料连同起诉状副本等一并送达被告，在答辩指导材料中应向被告详细说明答辩状的制作规范、内容要求、逾期不提交的法律后果等事项。从一开始就由法官进行释明，帮助被告正确理解法律的规定，进而正确地行使诉讼权利。

第二，明确答辩状的形式要件。应当被告以书面方式提出答辩状，经审查确无能力自行书写答辩状的，法官应指定书记员记录被告口述的答辩词或者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从而提高答辩状的整体质量，以便法官在庭前更有效率地厘清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第三，给予被告答辩考虑期。规定被告须在收到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的次日起三日内做出是否答辩的答复，不答辩的应当提交书面弃权书，以避免诉讼时间的浪费。

第四，明确答辩的内容要求。规定答辩状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如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或者诉讼请求予以否认的，应当提出相应的证据作为支持。答辩状是否具有实质性内容由法官根据经验进行判断，对于无实质性内容的答辩状视为放弃答辩。

民事诉讼答辩状范文【第三篇】

民事答辩状是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或被上诉人根据民事状或民事上诉状单方面的内容，针对原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作出复答，并依据事实与理由进行辩驳的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的第一审被告人或第二审被上诉人提出答辩状，是其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目的在于充分阐明答辩人的观点和主张，使人民法院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以利于对案件的处理。民事答辩状根据提交的审级不同，分第一审答辩状和第二审答辩状两种。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民事答辩状由三部分所组成，即首部、正文和尾部。

民事答辩状的首部。

(一)首部

首先写明答辩人的基本情况，事项与民事状相同；其次要写明答辩事由。

(二)正文

主要在于阐明答辩的意见和理由，揭示对方提出的请求及 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的不当之处，提出相反的事实和证据，说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主张的正 确性，并列举有关法律的规定，以求得人民法院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对其中涉及 到举证事项，还应当具体写明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及其住址。

(三)尾部

应写明致送的人民法院，由答辩人签名或盖章，注明答辩日期，并在附 项中写清答辩状副本有关证据材料的份数。

三、注意事项

制作民事答辩状，特别注意的是要有针对性，一是要有的放矢地予以说明、反驳和答解；二是在答辩中同时阐明自己的观点、主张和根据；三是根据依法论辩，不能无理狡辩，如果对方的指控或上诉的确有理，并有事实根据，不应当一概否认，需要解释的可以作解释性说明 。

范 式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

答辩人因××一案(或：辩人因×××对××一案所提上诉)，提出答辩如下：

此致

×××人民法院

民事答辩状【第四篇】

「关 键 词起诉状，答辩状，修改与补充

所谓诉答程序是指双方当事人以交换起诉状和答辩状的方法为诉讼开始以及确定诉讼争点的程序。①诉答是民事诉讼的起始程序，由于民事诉讼中奉行“不告不理” 的原则，所以没有诉答程序就没有民事诉讼的启动。而且诉答程序的完善与否也直接影响着整个诉讼的进程，因为只有通过原、被告各自的“诉”、“答”才能明确并固定争点、举证责任及举证范围，才能确保诉讼的公正、效率与顺利执行。可见，诉答程序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特点主要就表现在包括诉答文书在内的审理前程序上。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不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一直就没有对诉答程序给予充分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关于诉答程序规定的条文甚少，主要体现在第108 条、第109条、第110条和第113条。其中前3条主要规定了起诉状，最后一条则主要规定了答辩状。而在国外的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诉答程序的条文规定要丰富、全面得多。《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②（以下简称“《联邦规则》”）中有专章论及诉答文书和申请书，即从第7条到第16条总计十条的内容，相比可见我国关于诉答程序规定的条文数量确实“少得可怜”。虽然“量”少并不必然代表“质”低，但当我们研读我国诉答程序的法律相关规定后并不能得到类似的任何“慰藉”。因为我国诉答程序的条文规定，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上的不具体、不明确、不全面以及不完善必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制度实施的软弱无力、低效。笔者拟借鉴先进经验，采取“大炼钢铁”的方式重新塑造我国的诉答程序，去除我国诉答程序这一“旧钢铁”所存在的瑕疵，也就是说，要借鉴美国民诉法中的相关规定，将“旧钢铁”放在“熔化炉”里“熔化”，随后再铸出崭新的、无瑕疵的“钢材”——新诉答程序。基于此道理，笔者将结合美国民诉法关于诉答程序的有关规定，围绕我国诉答程序所存在的制度瑕疵拟构造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新诉答程序。当然本文更多的在于提出问题，完善、系统的诉答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有关起诉状

提起诉讼、提交起诉状，是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的第一法律行为。起诉状是全面、详尽地反映原告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最基本的诉讼文件，也是法院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对方当事人即被告进行答辩的参照。起诉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这些要件主要表现在起诉状中。《民事诉讼法》有关起诉状的规定集中表现在第108条和第110条，即起诉的条件和起诉状应当载明的事项。这些规定可谓言简意赅，但推敲起来，笔者认为个中疑问层出，而且存在以下漏洞与缺陷：

1、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吗？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遗嘱执行人、财产管理人等虽然不是由其直接享有民事权益，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其有权对这种民事权益进行保护，可以对之加以管理或支配，当这种民事权益遭受侵害或与人发生争执时，他们请求司法保护的依据何在呢？《联邦规则》第17条规定当事人适格，就是提出诉讼的人是真正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名义提起。所谓真正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就是对所提出的诉讼具有实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这点规定同我国的相关规定是相似的，即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联邦规则》第17条还规定了哪些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的利益提出诉讼。“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监护人、受托保管人、明示信托的受托人，为他人利益订立合同或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利益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或者经法律授权的当事人，可以为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些非真正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起诉行为，却没有像美国民诉法这样的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在立法上的一个疏漏。

此外，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公益诉讼的问题。所谓的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组织以及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主要是伴随着环境污染问题诉讼、集团诉讼等现代型诉讼的出现而产生。这些得到法律授权的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组织、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后，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呢？是否是案件的当事人呢？美国对此问题采取了扩大当事人适格的办法，从4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规定，提起诉讼的人不一定受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影响，只要是具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但应是超过一般的关心的性质）的人，也具有当事人适格。③ 可见，美国民诉法对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赋予其当事人资格的，笔者以为我国民诉法对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也不应该回避和犹豫，赋予特殊主体以特殊的当事人的身份是实践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时，对原告的资格应以原则性规定与特殊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将一般的当事人与特殊的当事人都包容在内。因为原告作为民事诉讼的发起人，对其资格的法律规定为避免滥诉局面的出现而不可规定的过于宽泛，但是也不能太保守，致使许多可以提起诉讼的人被拒之于法律的大门之外，致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无求助之地，有损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

2、虚列共同被告进行恶意诉讼的问题。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的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所以在有共同被告的诉讼中，决定管辖法院的往往是其中一个被告，故实务中有原告就通过虚列被告的方式来争取有利于己的管辖法院，使本来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获得了管辖权。④对此种恶意诉讼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起诉证据的审查来制止。但是笔者以为这样会增加原告起诉证据的负担，所以我们可以另辟蹊径。既然存在着有些原告虚列共同被告争夺有利于己的管辖法院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要求原告对其意愿的法院拥有管辖权进行说明，只要其意愿的法院拥有管辖权具有法律根据，该法院便受理该案件。此种主张主要是借鉴了《联邦规则》第8条第1 款的规定，即：提出救济请求的诉答文书均应包括“简明地陈述该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但法院已经具有管辖权并且该请求不需要新的管辖权依据支持的除外。”

3、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空泛，不明确。这是实践中存在的另一大问题。有的原告为了争取在法庭审理中获得有利的主动地位，往往采用“突袭” 的诉讼技巧。为了达到此目的，原告往往在起诉中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这就给被告答辩带来了困难，被告不能充分的答辩，必然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造成了平等的法律形式掩盖下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对此问题，如我们一味要求原告一方将起诉状中的事实、请求及其根据描述得具体明确，显得难度太大。因为这样要求的本身就涉及到“具体明确”的标准问题，即起诉状中的内容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使被告清楚明了，才算是“具体明确”呢？笔者认为，对此可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解决，即：我们不妨以被告的认识为标准，只要其认为原告的起诉状中的内容清楚明确了，法律就不再干涉。那么如果被告认为原告起诉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够具体明确，该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同样可以在《联邦规则》中找到“治病良药”，即赋予被告请求明确陈述诉答文书内容的申请权。被告在接到起诉状后，如果发现起诉状内容不明确而无法回答时，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原告提供明确的陈述书的申请，申请中应当明确提出起诉书中不明确的地方及要求的范围。只要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该申请合法正当，原告对此申请应该予以回复或答辩；如原告拒不陈述，可参照《联邦规则》的有关规定加以处理，《联邦规则》第12条第5款的规定，申请被准许并且法院发出命令通知之后的10日内或法院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如果接受命令的当事人不服从法院命令，则法院可以删掉申请书所针对的诉答文书的内容或作出其认为正当的其他命令。我国新诉答程序可借鉴这一规定来提高原告对起诉状的重视程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滥诉现象的出现。而且这也是基于对双方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权利平等保护要求而设定的，因为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被告答辩，另一方面却不给其明确的答辩对象。

二、有关答辩状

原告起诉后，被告就相应的答辩究竟具有什么法律属性呢？其是被告的权利？被告的义务？还是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其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三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同时第2款又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据此可以看出，被告既可以提出答辩状，亦可以拒绝答辩。于是，我国的通说认为，答辩是被告的一种诉讼权利，被告行使该权利与否对其本身并无不利影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从“应当”一词上看，似已将答辩作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但该规定对此义务的法律后果都无任何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都就没有任何法律义务。”⑤因为从法理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任何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所以说，答辩在我国并不被视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不真正义务”。

由于我国将答辩定位为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被告随意“弃权”现象。民事诉讼奉行的就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针锋相对，通过原、被告各自的“诉”、“答”明确并固定争议焦点、举证责任等。原告自己的主张暴露在被告面前，而被告放弃答辩的权利，致使在庭审中原告只知“己”不知“彼”，被告一旦反击，原告则毫无准备，无以“应战”。这就从根本上使法律的天平发生倾斜，没有了平等的对抗，居中裁判还能确保吗？

所以，笔者建议将答辩作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加以规定，更符合公平、公正和效率的诉讼原则。而一旦答辩作为被告的一种法定义务加以规定，则不答辩即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那么被告不答辩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联邦规则》第12条将被告在法定期间内向原告送达答辩状规定为被告必须完成的一项诉讼义务，美国民事诉讼奉行的是当事人主义，所以几乎不存在被告不答辩的情况，因而法律没有直接规定被告不答辩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我们可以在对美国民诉规则对答辩状的主要内容的规定进行分析后，便可间接得到答案。

《联邦规则》第8条规定了答辩状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包括否认和积极抗辩。所谓的否认即是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的否认，答辩状的主要目的是否认原告在起诉状是所主张的请求。因此，被告在答辩状里除对原告所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之外，凡是没有否认原告在起诉状里叙述的主张，就视为被告自认。⑥ 据此，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不履行答辩义务，那么原告有权向法院请求作出直接判决，法院经审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答辩，可视为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的直接承认而判决被告败诉，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一部分案件解决于审判之前，从而快速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同时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当然，如果被告在法定期间内未答辩确有客观阻碍，得向法院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同时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直接判决的请求，法院待查证后视情况可作出相应的处理。

答辩状的又一目的是给予被告对原告的请求提供积极防御的机会。所谓的积极抗辩就是指即使原告的主张是真实的，被告也可以以新的事实证明其不承担责任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法。例如，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而被告以新颁布的法律为根据，提出如果履行合同义务就是违反法律的抗辩。所以主张契约的违法性是对违反契约请求的积极抗辩。⑦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的诉答程序应当作如下规定：如果被告未履行答辩义务而原告也未提出直接判决的申请的，则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不得以新的事实来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如确属存在新的抗辩事实，但被告不能对其不答辩作出合理的解释且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之时，被告即使提出新的抗辩事实，法院也不予以采纳。被告只能通过判决作出后的其他救济程序如二审、再审来主张其抗辩事实。

这样的做法与有的学者所提出的“答辩失权”制度是有相通之处的，对于答辩失权制度，有人批评道“对被告的要求过于苛刻、严厉”。笔者不以为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被告懈于答辩、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或者“心怀不轨”故意不答辩以期在庭审中“出奇制胜”等不正常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以这样严格的法律规定来约束被告的行为，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制约措施。再者，民诉法对原告的起诉同样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所以说法律对原、被告双方仍然是公平的。

我们在规定了答辩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之后，我国新诉答程序对答辩的具体内容也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因为与起诉状一样，答辩状亦是暴露案件事实，明确争点的重要诉讼文件。原告的起诉状应该具体明确，有理有据，被告的答辩状亦应该观点鲜明，针锋相对。我们可借鉴《联邦规则》第8条第2款的规定对答辩状的要求予以明确化，该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以简短明确的措词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请求作出抗辩并且自认或否认对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同样，如果被告的答辩状未达到法律要求的明确程度，原告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明确陈述内容的申请。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在新诉答程序中直接吸收，因为这在各国诉讼法中具有共性，不应因国界之限，而抵制对它的引进和吸收。

三、有关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

原告提交起诉状或被告作出答辩状后，如果原、被告发现新的事实或者发现遗漏了争点，或需要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追加新的当事人，那么原、被告对其诉答文书可以进行修改与补充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可是我国的诉答程序里有关这点仍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诉答程序的又一疏漏。

在美国普通法时期的诉答是严格禁止修改诉答文书的，但现在《联邦规则》采用发现程序后，诉答的机制发生了变化。联邦民诉规则第15条规定，当事人随时可以修改和补充诉答文书，并对修改的期间和修改后的追溯效力等作出了明文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拟借鉴《联邦规则》第15条对我国民诉法中有关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这一法律空白进行填补。当事人要修改与补充诉答文书，其应该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具有是否准许的裁量决定权。具体可分为对起诉状和对答辩状的修改与补充两类。

对于起诉状，若原告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前提出申请，则法院应予以准许。若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后才提出，法院则要酌情而定。如果原告的申请得到被告的同意，则法院予以准许。反之，则驳回申请。同时，法院在对原告的申请予以准许后，被告亦可提出申请要求合理延长答辩期间，以有充分的时间对修改与补充后的诉状进行答辩。

对于答辩状，因为法律并不要求对其必须进行再答辩，所以说被告要修改与补充答辩状，可以在其送达之前进行，亦可在其送达之后进行。但是对于“送达之后”这个期限，如果一直延伸到临近开庭审理再进行，则明显不利于原告方作准备。所以说可参照美联邦民诉规则规定一定的时间限制，如《联邦规则》第15条第1款规定：如果诉答文书是不允许应答的诉答文书，并且诉讼还没列入审判日程表，则当事人可以在送达后20日内作一次修改。

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后，我们不能不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增加新的请求或新的当事人，那么这种修改的效力是否追溯到起诉时呢？答案在于法定时效期间内对方当事人是否接到将提出新的请求的通知。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则修改内容不能追溯到起诉时，处理新的请求和新的当事人应适用与原请求和原当事人不同的标准。在第一种情形下，如果新的请求与原来的请求属于同一诉讼原因，或者都是同一交易或事态所产生的应允许修改。（这时实际上是）法律推定对方得到通知，因为修改点与原先的诉讼文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二种情形下，上述推定不能适用。新增加的当事人必须在时效期间完成之前得到某种方式的通知并且知道，如果当事人没有差错他本来会被指定为当事人的。总的说来，增加新的当事人受到严格的限制。⑧

《联邦规则》对当事人修改与补充诉答文书的时间规定的过于宽泛，甚至连开庭审理阶段也允许。如《联邦规则》第15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审理阶段，也允许当事人为使诉答文书与证据相一致而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笔者认为，我国诉答程序中对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的期限应该限定在开庭审理之前。在我国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今天，及时高效、连续集中是庭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允许当事人在庭审阶段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与补充，要么会使对方没有应对的准备而存在实质上的不公平，要么就会使诉讼拖延、不连续审理，从而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所以，在我国民事诉讼还未健全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诉讼机制之前，对美国诉答程序中的关于诉答文书的修改可以延伸至庭审阶段这一法律规则，不应照搬照抄，而应限定在庭审之前，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

结束语

《联邦规则》中的诉答程序当然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的诉答程序如此“贫瘠”的境况下，我们还是有必要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以补己之短的。笔者在归纳研读美国诉答程序所获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构我国诉答程序的设想，旨在达到抛砖引玉，并引起法学界同仁对我国诉答程序进行更深入探讨的效果。

注释：

①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②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302页。

③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④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诉答制度的重构——兼论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和谐》，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28日。

⑤李肇伟：《法理学》，台湾中兴大学1979年版，第306页；转引自程德文：《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问题与出路》，2003年全国诉讼法学年会论文。

⑥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⑦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