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与其文明集聚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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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与其文明1

[提要]中华文明历经苦难，却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这源于其具有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的源泉在于其“多元一体”的特征。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国家，但却靠着深层次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的统一，凝聚了广大民众，疏通了民族间交往、联系的血脉，因而即使是陷于低潮时仍然能自强不息地团结奋斗。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中具有连续性和不中断性，在马克思指出的五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历程中显示了自身独特的、一次次从原有低潮阶段崛起、领先的节奏。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一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文明生命力的系列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华文明的特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及其起源，习近平同志作过系列重要讲话。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3-11-29(01).）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历来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只是到了近代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文化自信、国民自信受到极大损伤。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时期，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学习小组.习近平的“第四个自信”[EB/OL].(2014-12-26)[2019-01-10].http:///n/2014/1226/）

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02).）

201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29(02).）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强调: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N].人民日报,2013-09-27(01).）

2014年12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澳门大学考察时，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学习小组.习近平的“第四个自信”[EB/OL].(2014-12-26)[2019-0110].http:///n/2014/1226/）

2017年11月8日，在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时，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没有断过流的，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我们叫龙的传人。”（习近平讲故事:我们叫龙的传人[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1-16(05).）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2).）

纵观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可以发现几个突出的特点：1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指出了中华文明发展具有连续性的生命力；2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只是在融合交往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3中国道路就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指出中华文化生命力延续至今且仍有价值。

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论断，对于我们树立中华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华文明生命力源泉的探索成果

纵观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绵延5000多年赓续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最突出特征，那么习近平同志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呢？我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几十年的成果积累，为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文明系列重要论述铺垫了丰厚的研究基础，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2018年5月28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后，《人民日报》载文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探源工程以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800多年前，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中华先民所创造出的农业技术、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等不仅工艺高超、规模宏大，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后来的中华文明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脉相承。在独立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张贺.从文明源头汲取复兴力量[N].人民日报,2018-05-29(05).）文章还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证明，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格局，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就已发生频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张贺.从文明源头汲取复兴力量[N].人民日报,2018-05-29(05).）这是对中华文明发展特点和生命力之源的一个重要概括。

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指出：“中华文明实际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丛体。这个丛体内部，各地方文明都在各自发展。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又相互交流、借鉴，逐渐显现出‘一体化’趋势，并于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我们将之概括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史一棋.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成果发布——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N].人民日报,2018-05-29(06).）看来，这项由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地方考古机构参与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团队真是继往开来，作出了重大历史研究的贡献，不仅搞清了中华文明的源头状况，认准了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来源，也“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空白”（史一棋.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成果发布——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N].人民日报,2018-05-29(06).），意义重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文明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有三：1认定了中华文明是东方独立的一支文明，驳倒了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2依据丰富的史实描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具体结构。3揭示了中华文明生命力来自其“中原核心”与周边结构的竞争、交往和融合。这种结论性的考证，是历史研究的辉煌之作，揭开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研究的新篇章。

其实，关于这一历史研究贡献的努力由来已久。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由史学界的几代学者接力努力才完成的。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统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正式成为各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就是最合适的称号。然而，关于中华民族的记录及其发展的史学研究早已开始。

司马迁的民族观是超前的，其在《史记》中描述了不同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他对中原与周边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他的中华文化的民族概念是广阔的。《史记》的许多篇章记叙了中华民族原初生活在一起、发展在一起，相互交往、融合的面貌。《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记载：“禹兴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史记·吴太伯世家》写道：“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写道：“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唐太宗在中华多民族团结一家的问题上，被后世史学家认为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他还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也有相当客观的看法：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能加以变革，从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了。（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6.）

近代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书中，对民族的起源讲得就更加清楚客观了：中国境内有六个民族，古代民族可分为八个组，而汉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4.）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定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更是科学而全面地论述了中华多民族团结一家的问题。他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34.）

自有文字记载，中原地区就进入了奴隶制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向封建主义制度过渡。秦汉时期，封建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长起来，民族的地位也随之上升，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轮廓更加清楚。秦汉的统治范围包括了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围绕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相当部分登上历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别活跃，有时还给中原王皇朝以武力的威胁。但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还处在前封建社会阶段。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是经过有关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的名称，也是跟这一个伟大朝代的名称相一致的。”（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7.）

由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格局始终是由中原核心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构成，这就形成了一个历史上相对稳定的各民族关系的张力结构。由于共同的生活和生产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原与四夷，统一的国家核心与周边，中央与地方，形成了对立与统一、交往与冲击、对抗与融合的关系。民族间的贸易、文化交流、战争，都是一种社会交往。这种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离不开、打不散，并凝聚了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步向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中央主体部分在统一和发展时期，就推动了大规模的融合和吸收，厚德载物；中央主体部分在困难和危机时期，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迫使中央地区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开拓新局面；有时中央地区的统治力不能尽快得到调整，周边或扩大了的中央地区具有相当优势的少数民族力量就会主动进入中央地区，担起统一发展的大任，如元朝、清朝。民族的大融合就是在这样的中心与周边的张力和引力下，开始了一张一弛的运动，形成了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源泉，孕育了中华文明的脉搏。这是其他文明不具备的内在的特殊结构和特殊条件。

这种中原与周边、核心与四夷的结构及其关系就是中华文明生命力之源。这使得中华民族保持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民族振兴意识、团结融合与共同奋斗的大局意识。

爱国主义就是其中的精神内核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所以出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是因为这始终是中华民族最能接受的信念。这种信念的不竭源泉，就是这种民族格局构成的特殊张力和引力。

三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世界其他断流文明的比较研究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的观点，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研究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学家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一个规律，就是西方和其他地方的文明发达起来之后总是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消沉在历史的古迹之中，而中华文明却反复经历了高潮和低潮，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延续性。

白寿彝先生等《中国通史》的作者们，在撰写这部巨著时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的两大特点：一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二是文明的发展都与一定的统一相联系。

关于第一个特点，在最新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中，刘家和先生作了这样的表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83.）

与中华文明形成对比的是同期的世界几大文明的变迁，都没有逃过灭亡的命运。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出现的第一批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华文明、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在经历了兴盛之后，除了中华文明，其他文明都先后灭亡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约于公元前1750年首先灭亡；爱琴文明的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也相继于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灭亡；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及其影响下演绎出来的赫梯、腓尼基、巴勒斯坦文明也都于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灭亡了，而这一时期伊朗高原出现的波斯国家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被马其顿灭亡；爱琴海出现的希腊诸邦也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被马其顿灭亡；意大利出现的罗马国家虽然于公元前2世纪灭掉了马其顿和希腊，并于公元前1世纪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国，把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都吞并了。但是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4世纪在日耳曼人进攻下帝国分裂，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古代世界出现最晚最有影响力的古罗马文明中断。

刘家和先生作了这样的总结：“世界历史表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国，大多数也没有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它们作为政治实体的连续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断。”（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84.）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着。”（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85.）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标志是两个：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学术传统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历经苦难而不断，源于中华文明具有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在穿越奴隶制的低谷时靠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与诸子百家的结合，结合的开创者是秦始皇，中兴者是汉武帝、唐太宗。中华文明穿越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低谷时，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自强不息哺育的革命精神的结合。这个结合的开创者是毛泽东同志，这一结合的中兴者是习近平同志。中华文明终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新的复兴。

当西方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黑格尔曾经把中华文明的这种一以贯之的连续性误解为停滞性，并将此作为中国在资本主义阶段落后的原因。但是他不可能看到，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落后，中华文明再次引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潮流，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发挥新一轮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国不仅具有领先世界发展的力量，也有经过领先之后的落后，并再度奋起领先世界的连续性。这恰恰是中华文明内在生命力的表现。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和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所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中国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期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91-292.）

中华文明在实现方式和实现内容上与西方文明具有极大的不同。从内容上说，西方虽然出现过各种雄霸一时的大帝国，但一般都是靠简单的武力征服，即进行形式上的占领，而不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语言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和统一。西欧的封建国王，长期进行的是与其下属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就造成了军事占领的后果：不是真正的、全面的统一。所以，一旦分裂，则没有后续的应对力量。中华文明却正是靠了这种深层次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的统一，才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自秦汉时起，中国实现的是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注重的是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汉字表达，政治上一律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百代皆行秦政制”。这种全面的内在统一，成为一种历史传统、历史趋势。真正的统一疏通了国内民族间的交往、联系的血脉，形成了大团结的趋势。西方文明在陷入低潮时只能灭亡；中华文明陷于低潮时仍然有自强不息的团结奋斗。这就是区别所在。

西方总是把自己某一时期的制度和文化视为普适圭臬，因此低看了东方文明的价值。他们至今也不研究，冲击世界的民族大迁徙，实际上都是从中国的北方出发的。匈奴的西迁，推动欧洲日耳曼族大迁徙，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突厥人向西亚的迁徙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性质。公元13世纪，蒙古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占领了欧洲亚洲的广大地区，形成空前辽阔的元帝国。这都与当时中华文明所处的形势有关。

现代中华文明面临着日益扩大的、新的活动范围和规律。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侵略和掠夺，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密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中华文明在当代世界遇到了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但仍然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世界与中国同理，外国人与中国人人同此心。在习近平同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一个发挥中华文明更大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

四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发展表象的复杂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同时，这一规律是可以从多方面来观察和表述的。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历史的千变万化总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致。比如，从人的发展和解放的角度看，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提出，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以人与人的直接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以人对物的依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态，最终必然走向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4.）再比如，按照人类经历的所有制类型，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又表述了另一种规律：人类社会经历了以古代所有制为基础的“原生”形态，接着经历以各种私有制为基础的“次生”形态，最终必然走向仿佛又回到古代公社类型的“再生”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3.）从人们最耳熟能详的生产方式的角度，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概括出许多不同角度的社会发展规律。比如，人类从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的社会而来，经过阶级社会存在压迫和剥削的阶段，仍然朝着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的社会而去。再比如，人类社会从原始公有制而来，经过私有制的阶段之后，仍然朝着公有制的方向而去。这些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研究必然会得出的结论。

按照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历史事实和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但是，人类历史按照这个规律向前发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具体发展现象，却不是简单的直线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发展实际中表现出来的情况也并非是如数学和几何一样明确。人们只有在深刻把握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观察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发展节奏，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上更好地防止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倾向。

然而，运用这些规律解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并从中进一步提炼这些规律就是不容易的事了。因为，这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到丰富多变、规则性与非规则性、典型与非典型现象、人的动机复杂性与内在规律性相混杂的表象，进而概括出一个具有深入浅出特点的结论。这就需要有由表及里的一番深入研究的过程。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华文明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几次冲过社会发展的必然低潮，争取到了领先发展的历史地位。那么，为什么近代中国能够冲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呢?这就需要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运行的几个重要概念。

五关于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运行的几个概念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时，使用了“社会外壳”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概念。我们运用这个概念，就能够较好、较方便地描述社会发展规律具体展开的情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部分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的庇护之下成长、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动的物质资料的集中已经达到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再容纳它们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26.）这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壳”，就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会有自己相应的一个外壳。社会外壳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形态向着更高级阶段飞跃的革命到来的时代和时机。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革命时机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爆发并取得胜利的思想。列宁认为，当时的俄国就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爆发的历史经验，结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点，提出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并不发达的国家更加容易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并作了详细论证。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上“空气稀薄”地区的概念，并以此来称呼不发达国家。他认为世界上的“空气稀薄”地区有两个特点：一是资本主义不发达；二是工人贵族比较少，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比较小。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更加容易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1959年3月，毛泽东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就提出，亚、非、拉美“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17.）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规律作过富于创造性的思考。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二)[J].党的文献,1992(04):3-4.）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谈话时，又从另一个侧面谈到了“空气稀薄”地区的革命规律。毛泽东说：“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59.）

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首先发生革命，不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是这样，在一个特定国家内部同样也具有类似的规律。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的瓦窑堡会议上就曾经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2.）

毛泽东的以上观点有这样几个要点：1从物质条件方面来看，不发达国家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属于发展水平较低的，这是一个方面的缺点；2从思想政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经过了十几代的传承，资产阶级影响深重，深入社会方方面面，是不容易发生革命的，而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倒是具有发生革命的优势；3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比较大，使得这些国家不容易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在不发达国家则无此弊病，倒是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好条件了；4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具有运行良好的议会制度，这是政治上的发达状态，但这也很容易成为发生革命的障碍因素。显然，毛泽东总结和深化了不发达国家首先或领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

“社会外壳”论、“薄弱环节”论、“空气稀薄地区”论，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当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其生产力的矛盾基本不能相容的时候，当革命成为必要和必然的时候，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先进阶级的政党领导革命的情况下，只有那些面对不甚坚硬的“社会外壳”、处于世界体系“薄弱环节”的部位、统治阶级的“空气稀薄地区”，往往才能够首先爆发革命并取得胜利。反之，则较少或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六中华文明在社会发展中交替领先的节奏及其原因

由于中华文明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中具有连续性和不中断性，在马克思指出的五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历程中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一次次从原有低潮阶段崛起、领先的节奏。它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呈现出相对发达领先的状态；经历相对低潮阶段的奴隶制社会后，在进入封建制社会形态阶段再次处于领先发展的状态；又一次经历了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低潮之后，在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再一次展示了在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进程中的领先状态。

中华文明的发展节奏，正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较早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机遇。中华文明借机而起、再次发挥领先世界发展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这种领先必然性作了简要的论述，他指出：“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2).）其实，习近平同志在这里论述的正是中华文明经历近代资本主义低潮发展之后，厚积薄发，必然领先世界发展的历史大趋势。这显然是近170年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华文明向来就是在低潮中经历太多太多的痛苦磨难，但始终自强不息，吸收能量，积聚精华，以便在领先的时机，爆发能量，厚德载物，勇担历史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一点也不奇怪。

中华民族与其文明2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在实践中定义不同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今天的荣耀。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继续繁荣，它必须在许多方面体现其文明。

文明影响一个国家的活力和生机。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化可以促进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相反，如果文明停滞甚至衰落，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何发展自己的文明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问题。文明也被赋予了新的定义。

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不会被遗忘的历史文明。一个国家的历史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历史文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积累，是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一个历史文明繁荣的国家也意味着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精神高度自觉的国家。例如，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伟大国家。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无数的精神财富，也在历史实践中积累了治理国家和人民的。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在当代世界继续繁荣昌盛的原因。因此，这个国家应该有丰富的历史文明，并被其公民铭记。

一个国家应该有良好的社会文明。自从文字出现以来，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野蛮人”的行为已经被抛弃。人们逐渐开始遵守共同制定的协议和章程。这种遵守协议的行为加强了社会文明，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尚。中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刚刚保证了社会文明。人们在法律的有效约束下守法，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国家应该确保社会文明和良好的社会风尚。

一个国家应该有优雅的举止和文明。每个公民的`素质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科学、文化和思想的要求越来越高。做一个文明人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在理性思维的引导下，人们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形成良好的习惯，从而保证国家能够在一个相对和谐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变得越来越“文明”，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国家的发展。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继续繁荣，它应该有表现良好的公民来促进国家发展。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片面的，文明不局限于物质成就。一个国家只有在历史、社会和公民中实现了文明，才能实现长期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新的时期，新的旅程。中华民族依靠各种文明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断前进，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中国的“文明”。

中华民族与其文明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要准确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就必须将中华文明放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去思考。

一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华文明确实是唯一的从未断流的原生文明，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内化力、延续力和凝聚力。

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大原生文明，它们主要分布在大河流域。就旧大陆而言，主要有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此外，还有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遗憾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进入铁器时代以后，两河流域的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也逐渐消亡了。稍后，位于南欧的次生文明如巴尔干地区希腊人的政治文明以及强盛一时的西罗马帝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也被打断。而中华文明虽然历经艰难，但还是成功地走出了青铜时代，走出了铁器时代，始终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上兼容并包。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历史著作的撰写与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留下了许多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文化长城”。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是对一个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记录。历史是现实的起点，是不可忽略的国情。但就世界文明而言，真正留下记录人类早期文明史学作品的民族并不多。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居民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编撰了法典，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有灿烂的诗篇、远古的法典和宗教，但也没有形成有意识的、带有精神演化痕迹的史学。在古代，只有古希腊和中国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战争史，没有产生数代史家连续依时叙事的作品。

在古代中国，史学乃国之要事。唐代史家刘知几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历代史家以“良史”之责任，陆续编撰形成了诸多史学巨著，集中展现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美国学者乔纳森·戴利认为：“中国人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观，热衷于保存历史记录，在这一方面举世无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指出：“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实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连续不断的史学巨著既是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体现，更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输送了无穷的食粮。

中华民族创立了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它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建设大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与注重“他律”文化建设而忽略“道德文化”建设的罗马形成了鲜明对比。

袁行霈先生指出，“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在笔者看来，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过程中，至少有六条文化“生命线”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为特征的民族性格；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三是以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崇德向善、敬老爱幼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四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的人文精神；五是与时俱进、崇尚科技、尊师重道的创新传承意识；六是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多元融通的包容开放传统。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凝合剂，构成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旺盛文化生命力。

二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不但以吃苦耐劳、酷爱和平著称于世，而且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了诸多世界奇迹。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其中代表，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早在公元16世纪，就有多位西方学者提到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意大利学者吉罗姆·卡当指出：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古后期的三大发明，“整个古代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东西可以展现”。法国学者路易·李·罗伊也认为，印刷术、航海用的指南针还有火炮制造是新的发明，不是对古代人文学科和技术学科的恢复与延续。法国学者博丹认为，仅印刷术的发明就能与古代人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相媲美。

到了17世纪，培根更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范围内事物的面貌；印刷术改变的是学术，火药改变的是战争，指南针改变的是航海业。这些发明所产生的作用之大，“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虽然至16—17世纪，西方学者还不清楚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来源于中国，但从他们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知道，几大发明对人类尤其是对西方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19世纪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论述三大发明对欧洲社会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则从另一个侧面论述印刷术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

除了上述三大发明之外，造纸术是中国的另一重大发明。科学史家钱存训教授曾评价：“古代世界的所有产品之中，论意义很少有比得上中国发明的纸张和印刷术的。两者都对世界文明的形成起过深刻的作用，对各处广大人民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产生过久远的影响。”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欧洲的传播促进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火药则在中世纪结束时帮助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指南针使欧洲的航海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造纸术则使欧洲的思想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洲的封建社会随着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的到来而走向没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新发展。

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遭遇重大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救亡图存，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但都以失败告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挽民族于危亡之险境，救民众于水火之深渊，拯文明于断裂之边崖，经过28年的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如今，中国人民更以昂扬的姿态奋进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上，杂交水稻、高铁技术、载人航天事业、中西医研究与实践等巨大成就，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的体现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