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故事演讲稿范文3分钟范例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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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故事演讲稿3分钟1
黄xx，1911年出生于江西赣县，九岁时被卖做童养媳，做过长工、挑工，后来担任了江西省妇委委员、江西省总工会女工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等职。长征前夕，她因为怀有3个月身孕，便服从组织安排留守瑞金坚持游击斗争。
由于游击斗争很残酷，黄长娇有过三次被捕坐牢的经历，每一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当时，为了“围剿”游击队，敌人实行移民并村，把许多偏僻、分散的小村村民拆散，移并到另几个大村后，警戒更严，村民不能擅自上山，否则作通匪论处。白军蓄意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为了隐藏，黄长娇改名为黄水秀，嫁给瑞金当地农户。隐蔽在瑞金山区的黄长娇，为配合红军游击队做了很多工作，如组织村民送粮、为游击队送情报等。
一次，游击队送来山上断粮的消息。黄小学、立刻与同志们商量怎么运粮上山，有个同志想出了假装砍柴，实则送粮的计策。就这样，砍柴的队伍熙熙攘攘上山了，人人都带一根做扁担的竹杆，大部分群众的竹杆内部凿空了，装着大米、咸菜、白盐。到了深山，大家分散砍柴，便把物资倒入草丛中早已预备的缸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这样，一条秘密运输线畅通了。时间长了，事情还是露出了马脚。一次，几个村民去砍柴，有个竹杆口未塞紧，漏出了几把米，被白军发现了，追问他们是不是送给游击队的，并把全村人抓起来，一个个威胁拷问。问到一个胆小的妇女时，这名妇女不经吓，招供说：“这个事，你得问黄水秀才知道。”黄长娇被捕入狱，她寄居的人家被抄，房子被烧。敌人让她说出游击队的成员及联络方式。审问几天没有结果，刽子手开始动刑，先是灌辣椒水、用蚊香烧，黄长娇毫不屈服。敌人恼羞成怒，握着一把大刀向黄长娇狠狠砍去。刀刃卡在她左肩膀骨头上，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直至昏死过去。后来黄长娇缝了30多针，刀疤达14寸长。严刑拷打对黄长娇来说，简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倒把白军自己累得够呛。刽子手什么人物没见过？但惟独没见过骨头这么硬的女子，后来也就懒得用刑了。
三天后，敌人又传她过堂：“你坐过三次牢了，你的情况我们全部清楚，政府决定对你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只要你请四个保人来，今天就放你回去。”“请保人，我一个外地人，去哪里请保人？”黄长娇知道，白军是想利用保人作为突破口，便一口拒绝了。那名小官挠了挠头皮，皱皱眉头说：“额……找不到就算了，那你先回去吧！”敌人暗暗安插了几个密探，一直监视黄长娇。后来，黄长娇好不容易才找到个机会，带着年幼的孩子从敌人的监视下逃了出来。此后，黄长娇担任游击队长，带领游击队突围转移。然而，随着国民党的疯狂“清剿”，游击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次，游击队又被敌军追赶了一整天，大家都饥寒交迫、精疲力尽，眼看就要逃不掉了。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走在前面的黄长娇深知带着年幼的儿子会拖累战友们转移。几年的战斗生涯，她见过太多太多母子分别的场景，而现在的自己也将面临同样的抉择。可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呀！为了保护孩子、保全战友，黄长娇强忍着泪水对孩子说：“儿子，咱们来跟叔叔们玩捉迷藏吧。你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除了妈妈，谁来也不要出来，更不能出声，知道吗？”孩子信以为真，迈开小腿用力地跑开。黄长娇迅速指挥游击队，走向另外一条山路。可孩子终究还只是一个孩子，跑了几步，回头不见了妈妈，孩子吹响了唯一的玩具：一个用废弃子弹壳做的哨子。那个子弹壳发出尖啸的哨音，黄长娇的心揪了起来，泪水爬满脸颊。哨音渐渐变得急促，突然传来孩子的叫喊声：“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妈妈、妈妈。”孩子的叫喊声渐渐变得急促，充满绝望，揪人心魄地在山谷中回响。随后，就听到了一阵杂乱的枪声，孩子的叫喊声戛然而止。
一钩残月、遍野寒霜，脱险的游击队员们入睡了，黄长娇磕磕绊绊地原路返回，在一条小溪旁，她看到了死去的儿子。孩子的脸上凝固着惊愕的表情，手中还紧紧地握着那个可以吹响的子弹壳。在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中，无数共产党员把对革命的信仰转化成坚定的信念。当人们问起黄长娇对于自己的经历的看法时，她含着眼泪回答说：“我时常会想起自己的儿子，但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
保密故事演讲稿3分钟2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在短短的142天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73个师、154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鲜为人知的是，战略决战辉煌胜利的背后，是我军卓越的保密工作。在三大战役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中，我军保密部门紧密配合，采取多种措施，严格保守了战略意图和军事行动秘密，保障了中央军委作战方针的圆满实现。
决战前夕：保密工作领导体制进一步健全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我党我军组织和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即将来临。为适应新形势，全党全军需要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统一。在保密工作方面，党和军队也加强了统一领导。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完成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为了加强党和军队的保密工作，中央决定将中央机要委员会改建为中央保密委员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为总负责人，统一领导全党全军的保密工作。5月18日，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草案）》，明确规定：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性质是“协助中央、军委进行有关我党我军机要电讯的保密事宜，成为中央秘书长和军委总参谋长领导保密工作之直接助手。”其基本任务是：重点研究机要保密；搜集敌人电讯技术、密码使用及侦破手段；检查各地方、各部队保密工作情况，帮助各机关建立保密制度，指导下级保密工作并在各级保密委员会之间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实行保密工作奖惩制度。
中央保密委员会的组建，开创了党对保密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新体制。此后，各大战略区、分区也分别成立了野战军保密委员会和分区保密委员会，统一负责军队系统保密工作。
军队内部各级保密委员会的建立，使我军形成了比较明确、健全的保密工作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标志着我军保密工作进入了系统化新阶段。各大战略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多部保密条例，同时通过加强保密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保密意识，有力推动了全军的保密工作，为三大战役的筹划与指挥提供了有力保障。
辽沈战役：东野大军隐蔽南下出敌不意
战略决战首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拉开帷幕。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提出了辽沈战役的基本构想，即“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逐步明确了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野）主力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占锦州，实现“关门打狗”。但这又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计划。东野主力长途南下奔袭北宁线，全程将近1000公里，中间还要经过沈阳外围弧形接敌区。敌人一旦察觉，从沈阳出动重兵集团进行阻击，切断我军南下锦州的道路，则影响战役成败。因此，如何隐蔽我军战略企图，做好大军调动的保密工作，成为战役准备的重要内容。
在东野首长领导下，东北局社会部和东北铁路管理总局立即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东北局社会部发出紧急指示：“整个军运过程必须保密。只有绝对的保密，才有军运的安全；只有绝对的保密，才能出其不意把部队运到锦州城下，增加攻下锦州的胜算；只有干扰敌人的视野，造成敌指挥机构的错误判断，才能实现瞒天过海巧运兵的计策。”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东北铁路管理总局联合成立了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次军运。他们依靠当地党政组织，配合军队保卫部门和铁路公安机关，发动沿线铁路职工和地方群众，掌握敌情动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监视铁路内外敌人，控制铁路电话专线，严密封锁军事行动消息。
从9月初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利用夜色掩护，秘密沿西线向锦州和各个集结地开拔。与此同时，铁路沿线实行了严格的军事管制和邮电检查，停止铁路客运售票，强化户口管理措施，不给敌特以活动空间。
严格的保密措施保障了我东野主力顺利南下，于1948年9月12日发起北宁线作战，并一举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敌人撤退的大门。据被俘的锦州国民党守将范汉杰回忆，他其实已得到东野主力南下的情报，也发现我军夜间运输频繁，但由于中共方面严格的保密措施，他始终搞不清东野部队的准确番号和兵力，也无从判断东野的企图。而蒋介石也由于对东野主力动向判断不清，对东北国民党军或撤或守犹豫不决，最终陷于全局被动。
淮海战役：加强通信保密赢得信息优势
就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我军又在华东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战役的设想是1948年9月25日由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并很快得到采纳。9月27日，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致所属各军的密电即被我军破译。从这份电报中得知，第7兵团将开往新安镇附近地区。毛泽东看了这一情报十分高兴，说：“这份情报来得正是时候，对淮海战役的首战决策很有帮助。”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发出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确定：首先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目标，然后再歼两淮（淮阴、淮安）和海州（今连云港）之敌。此后，我军又连续侦获国民党军兵力调动情况，得知敌军黄维兵团将增援徐州。据此，毛泽东于11月1日和7日亲自起草电报，指示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扩大原定的战役规模。在通信保密领域的斗争中，我军技高一筹，获取的情报对保证决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我军通信部门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千方百计避免电讯信息泄露。战役开始前，华东野战军各电台统一更改了呼叫密码，调换了人员和机器。部队行军途中，为避免电台位置移动被敌人测向发现，要求各纵队电台每移至新驻地，均须架线守听，但不准开机呼叫，只有在听到本部电台呼叫有报时，方可回答，以确保行动之机密。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在围歼杜聿明集团的过程中，我军通信部门体现出极强的保密意识。当我军将敌人3个兵团严密包围后，发现敌人对我军部队的行动了解得很详细，我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力量研究分析泄密原因，并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通信保密：一是对电话线路派出警卫武装，沿线日夜巡查以防窃听；二是对总机值守人员加以审查，选择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充任；三是尽量减少电台电报来往，利用徒步或骑兵传递，电台多听少呼；四是传达部署任务时，除必要部分外，禁止全文下达，并严格使用部队代字、代号；五是加强阵地前沿警戒，严查往来出入人员。这些措施实施后，很快扭转了不利局面。1949年1月12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毛主席亲自设计瞒天过海之策
辽沈战役结束后，据守平津一带的敌军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虽已估计到我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当时又值隆冬严寒，难作远程行军，我军至少需要3个月到半年才能大举行动。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难下决心。因此，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60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了长约1200公里的防线。
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就地歼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巧施计谋。为了稳住傅作义，让他误认为短期内解放军不会发动大的攻势，毛泽东命令我军华北部队撤围归绥、停攻太原，在淮海战场上推迟歼灭杜聿明集团，避免刺激蒋介石和傅作义。同时，最关键的一招是命令东野提前秘密入关。
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野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晓宿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里两次强调了要注意“荫蔽”，并设计了用“假新闻”的方式迷惑敌人，目的都是要保守我东野提前入关的秘密，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东野主力部队夜行晓宿，夜间车水马龙浩浩荡荡地向华北进发，天明后部队、辎重又全部隐入村庄、山谷、树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12月1日，我新华社和《东北日报》发出消息，说11月30日林彪在沈阳参加庆功祝捷大会，《东北日报》还刊登了林彪和罗荣桓在会议上的照片。当时暗藏在沈阳的国民党特务立即向南京发出密电，报告说林彪还在沈阳。蒋介石和傅作义据此判断，东野的主力尚在关外。其实这时，我东野已经向关内急行军一周，前锋已经进入喜峰口。就在11月30日晚上，东野司令部就离开了沈阳，林、罗、刘等领导人乘吉普车直奔锦州方向，并于12月7日到达了蓟县的预定指挥所。
东野的提前入关，完全出乎敌人预料，也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从“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插翅也难飞了。傅作义气愤地质问蒋介石：“你不是说林彪尚在沈阳吗？难道他会分身法！”
与我党我军领导人高度重视军事保密、亲自部署保密工作相比较，国民党方面不仅在情报保密斗争中落于下风，而且在如此重要的决战时刻，还发生了高层泄密事件。
淮海战役期间，当解放军在碾庄歼灭黄百韬兵团，徐州的国民党军岌岌可危时，杜聿明回南京与蒋介石商量后决定放弃徐州。为了保密，杜聿明曾下令各部严格对行动保密，不能被解放军察明撤退企图，如有泄露者，军法从事。但没想到的是，命令下达不到两个小时，徐州的街市上就一片嘈杂，国民党士兵到处抢购绳索扁担和征用车辆，连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军要撤退了。当杜聿明派人去各银行转运现金时，才发现银行早已人去楼空，不但现金被运走了，连职员家眷细软都已被专机运走。杜聿明得知此情，不禁拍案大叫道：“老头子（指蒋介石）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能打胜仗！”
保密故事演讲稿3分钟3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如此宏大的军事行动，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最终胜利转战陕北，这其中，保密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突围前夕的秘密准备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党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并秘密筹划准备工作。直到红军主力撤离10多天后，国民党军队才判断出其突围意图。
严格控制知悉范围。中央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制定了从中央苏区转移突围的行动计划，“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中央苏区军民以为此次红军出征和以往一样，“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胜利归来，开一个庆祝大会，大家欢欢喜喜”。苏区工农剧社还为此进行创作、排练，准备红军胜利归来后的慰问演出。
提前开展保密部署。1934年8月，中央制定《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规则》，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行动和长征途中的保密工作作出缜密部署和制度性规定。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重新规定了各军团、各师的代号。朱德、周恩来、项英在《关于第一野战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中提出：“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
留守机关掩护。1934年9月，中央、中革军委秘密确定中央及红军干部的走、留名单，对留守红军部队进行部署安排。长征后一段时间内，中央各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名称设置、工作内容和对外宣传口径上保持不变，且对战略转移进行保密。如，瞿秋白和韩进负责的《红色中华》报社在红军主力转移后仍坚持出刊4个半月，宣传扩红、保卫苏区等内容，对长征只字未提。
长征途中的保密保障
整个长征过程中，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就保密工作下发20多份文件电报，采取系列措施，机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保密纪律。
保密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高度统一。从1926年到长征前夕，中央秘书处是负责中央机关保密工作的部门。之后由于长征中的特殊环境，中央决定，实行秘书、机要、总务“三统一”的管理制度，中央各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暂停运行，把各个机关秘书、机要、总务人员充实到各战斗部队，保密工作移交给军委机要科管理。
保密责任明确。全部密电、文件由军委一局统一管理，情报工作由军委二局管理，长征途中的运输工作由专门组织的运输队承担，各部队保密工作由红军政委负责，领导干部文电由秘书具体管理。军委一局将文电按“机密、普通、常用、待查”分类管理、保护重点，对于实在带不走的文电，一部分集中烧毁、一部分交给项英等人留守分局管理。军委二局分梯队行军，昼夜侦听敌台情报。毛泽东评价：“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运输队负责挑运党政军的贵重物资和重要文电资料，虽在长征途中减员严重，仍将重达五十多斤的文电资料安全无损地运到陕北。
保密制度严格。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发布《关于转移中的文电处理和保管办法》，以加强文电保密管理。12月，朱德、周恩来专门就文电保密工作，对各兵团首长及参谋长发出一封指示信，明确8项密令，包括“文件应力求简单，并随时整理分出机密、普通、常用、待查各类别，装置分开，以免混乱”“下达文告无论书面电报，禁止照抄原文，必须将原报转达第三者时，只限用同样之电本”等。
保密教育和监督检查有效落实。红军总部在长征开始时下发《政治训令》，提出“设立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的任务是检查督促本班、本排的战士遵守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保密纪律”“做好部队收容工作，收容落伍掉队和失去联系的人员，杜绝泄密漏洞”等举措。各部队成立检查组，所经之处，凡发现有遗失的文电甚至丢弃的废字纸，都会回收处理。一次行军途中，军委机要科一名干部因严重伤病，被留在一群众家中隐藏治疗。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严肃指出其中的失泄密隐患，立即派专人将这名机要干部找回。
长征后保密工作的恢复
到达陕北后，党中央部署开展保密工作大检查，总结长征中保密工作的经验得失，恢复理顺保密工作管理制度，为全面抗战形势下的保密工作做好思想、组织准备。
开展保密工作大检查。1935年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及机关秘密工作检查大纲》，及时对长征中保密工作进行检查总结。机关和红军各部队对所有文电进行清查，对最初携带的文件、途中产生和销毁的文电，以及在陕北的存放点进行保密检查。1937年5月，军委专门发出《征集红军历史文献史料的通知》，要求各机关、部队清理上交文件资料。数千名红军干部战士，自觉将行军途中因情况紧急交由个人保存或者自动收捡的文件交至军委。
对干部队伍保密审查。长征后，中央开展干部审查工作，将执行保密纪律问题作为干部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组织部发出的《保守党内秘密条例》中特别规定，“不得随便议论党政军机密，不准小广播”“任何人不得宣露关于红军的人数、驻地、组织、武器等”……不论什么人，一旦泄露党和红军秘密，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制裁。
恢复理顺保密工作管理制度。1935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建制。秘书处工作直接涉及党的核心秘密，担负着保密工作管理的重要职责，其恢复健全，也是保密工作管理体制健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根据中央及军队机关设置和职能变化，保密工作逐步恢复到长征前的分工状态：中央和军委各部门根据工作职责各自承担其保密工作，秘书、机要、通讯、档案、情报、保卫等具体业务按照各自职权分别管理保密工作。
保密故事演讲稿3分钟4
1920年2月，时值农历腊月，天色灰蒙，寒风刺骨。
在北京通往天津的乡间便道上，一架马车疾速飞奔。车上坐着两位中年人，身着旧棉袍，抱着算盘和账簿，看样子是年底外出收账的店老板和店伙计。
在这个季节，像这样奔波在风雪途中的生意人并不少见。路上行人本就稀少，匆匆而过的马车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两风雪中的马车，承载着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才知道这趟风雪中的旅程，对中国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
风雪呼啸、车轮辘辘、马蹄嘚嘚，车中人的谈话几乎不可能被听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压低声音，并时不时掀开窗帘，装作看看路、透透气，其实是警惕地环视四周。可能现在的人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马车应该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事实上，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天津也是经济发达的通商港口城市，两城之间既通火车，也通汽车，都比马车舒适快捷得多。天气好的时候另说，遇上这种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的日子，又逢年关，只要经济上过得去的人，都会选择火车或者汽车。
想必这两位衣着寒酸的“马车客”，实在是囊中过于羞涩了。然而其中一人的眉宇间，虽有奔波的风霜之色，却没有一点窘迫寒酸之气；另一位戴着眼镜的人，更是透着一种难以遮掩的儒雅和书卷气息。
他们神色凝重，但凝重中带着希冀和兴奋。为了掩人耳目，马车的窗帘放了下来，光线昏暗，尽管如此，仍然能够看到他们眼中的光芒。
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件必将改变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甚至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建立中国共产党！
时间回到半年前，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及随后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马车上的两个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他们的名字，也在我党历史上熠熠闪光。
他们，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
他们，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是“总指挥”，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囚禁了三个多月，经李大钊多方组织营救被“有条件释放”。
反动军阀释放陈独秀的同时，对他发出了“豫戒令”，不许他迈出家门，更不要说离开北京和参加社会活动了。
这样看来，我党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经验和传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在诞生之初就具备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看不见硝烟但同样刀光剑影的秘密战场上诞生的。
尽管反动军阀对陈独秀下了“豫戒令”，并安排便衣暗探日夜监视。但陈独秀还是巧妙地躲过监视，于1920年2月5日应邀前往武汉。
在武汉的四天时间，他发表演讲、宣传革命，在武汉三镇掀起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旋风”，被武汉《国民新报》《汉口新报》等各大新闻媒体大幅报道。
陈独秀的革命活动，使当时的湖北政府如临大敌，北京政府也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发出通缉令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式，北京政府鞭长莫及，无法直接在武汉实行逮捕。为此，北京反动当局严密布局，出动大量军警，对车站和陈的住宅进行全天候监视，一旦陈独秀回到北京，立刻将他逮捕。
2月9日，陈独秀返回北京。他在武汉刚上车，北京反动政府就得知了消息，立刻通知军警加强戒备，张开一张抓捕大网，并对所有参加监视抓捕的人员下达“死命令”：必须抓捕，决不能再让陈独秀逃脱。
话虽这么说，但在那些军警爪牙看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上次被陈独秀在眼皮子底下侥幸离开，是他们监视几个月后疏忽了。但这次，以他们丰富的监视抓捕经验，应该不会再让陈独秀有可乘之机了。
北京反动政府实在是低估了我党这两位创始人和领导者的秘密斗争智慧。李大钊周密安排，组织了一大批接应人员，扮作上下车乘客和接送群众，前呼后拥。又将陈独秀一番乔装打扮，戴一顶破旧毡帽，裹一件粗布长棉袍，再架上一根拐杖，陈独秀霎时从西装革履的大学教授变成了步履蹒跚的病人，在众人的搀扶下安全出战。
出站后，陈独秀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坐上一驾不起眼的马车，从北京直接去了天津，准备经天津秘密去往上海。
而马车里，还坐着同样乔装打扮，带着算盘和账簿的李大钊。
布下天罗地网的反动军警眼看着火车站里人都走光了，火车也开走了，还不见陈独秀的影子，陈宅也没有等到陈独秀。当宪兵警察意识到李大钊和陈独秀又一次成功逃脱的时候，两人已经在前往天津的马车上，热烈地讨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事宜了。
李大钊和陈独秀秘密商讨后，明确提出“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监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随后两人对建档工作进行了精心谋划，相约李大钊在北京做建党准备，陈独秀到上海做建党发起和筹备工作。这就是后来被史学家所称道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可以说，李大钊和陈独秀秘密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件重大的秘密事项，秘密营救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和转道上海的惊险行动，是我党第一次实施反军警围捕的保密大行动。从那时起，秘密战线上的刀光剑影、血与火的考验，就一路伴随着我党的成长、壮大，直至取得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直至今天。
保密故事演讲稿3分钟5
（一）
中共一大会议进行到第7天晚，正当中共一大代表开始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闭幕）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随后匆匆离去。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敏感地意识到有问题，于是建议立即休会转移。
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返回包围了会场。后来，一大代表们安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开会直至胜利结束。
（二）
解放战争时期，使用电台、电报是当时党中央与各部队和各地方进行联系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因此电台、电报的安全显得尤为突出。
为了加强电台的保密工作，中央把党政军三大系统的电台按涉密的程度分为三类：一类为特定的，实行“一事一密制”，由首长控制使用；二类为半秘密电台，即党内经常使用的党内事务性电台；三类为公开性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