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论文【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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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第一篇】

《浅谈廉政文化建设》

【摘要】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是必不可少的，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考虑，廉政文化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出，有其历史继承性和现实需要、时代背景，也是出于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支持。应借鉴优秀的古今中外廉政文化，汲取先进部分，采取加深道德教育、深化制度保障、强化监督机制、注重人员选拔、发展物质基础等方式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关键词】廉政文化建设

一、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的进步不可避免的同物质文明划上了等号。然而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考虑，廉政文化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一)中国廉政文化建设提出的历史继承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廉政文化建设有其历史继承性。丰富的廉政文化遗产是我们炎黄子孙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历史上涌现过大量的清官廉吏，产生过许多廉政理论，颁布过各种奖廉惩贪的律令，也创作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廉政佳句流传千古。

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民族贯穿古今的廉政文化纽带，廉政文化虽然不同于物质文明能在短期见效，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和维系生活。但是它是存在于人民内心的希望和期盼。海瑞、包公等清官的形象，在众口相传中不断得到完善和认可，正说明自古以来，在百姓心目中始终凝聚着一种清官情结，他们渴望惩恶扬善，希冀勤政为民，歌颂廉洁自律，崇敬扶正祛邪。发展廉政文化建设是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的必然需求，也是中国人民的内心需求。

(二)中国廉政文化建设提出的现实需要

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中，廉政文化建设有其迫切的现实需求。我们不能将廉政文化建设只看成是一种理论的提出，一个概念的划分，而是应该看到，这是对于当代社会必须要落实的实践问题。

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当代社会，高中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腐败情况呢，其外界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发展，于物质上的诱惑。光怪陆离的世界产生着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这些官员的内心抵挡不了诱惑，这就是廉政文化建设要医治的"心病"。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不是想着怎么解决，而是想着怎么将难题推出去;在面对利益的时候，他们不是想着怎么忠于人民，而是想着怎么实惠自己;在权力面前，他们不是想着怎么造福百姓，而是想着怎么以权谋私。当社会越发达，他们面对的诱惑就越大，如果没有廉政文化建设这副"心药"医治好贪念的"心病"，只能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丧失立场，贪污腐化，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官员无所作为，工作停滞不前，严重者，比如收受利益导致的"豆腐渣"工程，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此，我们就要打造一个崇尚廉洁，遵守法制，讲究诚信，注重自律的社会文化环境，这就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精神基础和智力支持。

(三)中国廉政文化建设提出的时代背景

在今时今日的中国，有着对于贪污腐败的误区，很多人不宜贪官为耻，反以腐败为荣。廉政文化建设不止要在官员中普及，而是应该在全民范围中倡导。举个例子来说，2010年10月16日晚，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院内撞到两名女生，司机没有停车，继续行车接宿舍的女友，车祸中的两名女孩儿一死一生。肇事者在返程时候被拦住，该人高呼"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后证实，该男子名为李启铭，其父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这就是网络上流传一时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姑且不论这个事件中的李刚本人，为官如何。从李启铭的说话中，我们就能了解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官的看法。那就是"好使"也是"好官"。在很多百姓的心目中，好官还是廉洁自律、为民办事的官，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羡慕的是那些当官的，可以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开豪车住豪宅，可以前呼后拥。若是哪个官做不到这些，大概还会被某些人称为"没出息"。一种文化滋养一种氛围，一种氛围熏陶一种心态。这说明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由其是廉政文化的建设，没有做到同步，而是产生了失衡。我们要在全民中普及廉政文化，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让官能做到民本位，把做官为民当成事业理想而非牟利手段;让民能做到耻贪敬廉，而不是笑廉羡贪，从而使整个社会能做到物质和精神互动的和谐。

(四)中国廉政文化建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支持

在当代社会，往往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远远大于廉政文化建设，事实上，廉政文化建设才应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根基，只有抓好廉政文化建设，才能从源头上搞好反腐倡廉工作，才能做到稳固政治根基，防患于未然。很多人认为，反腐败的过程中，依靠法律制度就可以约束和解决了，廉政文化建设是否为多此一举。不可否认，法律制度在制止贪污腐败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唯制度化。在没有良好的廉政文化支撑下，有些制度未必可以建立出来，有些制度建立出来了，也未必可以顺利落实下去。举个制度和落实之间的例子，比如闯红灯现象。众所周知，红灯停绿灯行，但是试问每次在交通岗的时候，真正有多少人能保证一直遵守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着车，车少能过就过，不管红灯绿灯，更有甚者，在车辆中来回穿梭。因为制度只是告诉人们红灯停绿灯行是为了安全，并没有在大众的心目中塑造闯红灯是可耻的这一个观念。试想若是路人自己将闯红灯当做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他自然不会去做，或者是他想伸出脚去，结果旁边的人投以厌恶的目光，他自己也会打消念头。怕的是，有一个闯过去的，后来者看见了，觉得没问题，也过去了，而围观者表示无所谓，只留一批犹豫者在后面考虑要不要效仿。国之贪污腐败者就犹如闯红灯的人，围观者即为普通群众，羡慕者即为心有杂念的从政者。所以制度之于腐败不是万能的，绝对不要相信脱离廉政文化建设，依靠制度就能一劳永逸。法律制度制定出来之后要约束人的行为，必须得到人的真正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发挥文化的作用。这正是廉政文化建设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二、先进廉政文化的汲取

(一)加深道德教育

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多停留在语文、数学、外语等文化基础课程的教育上，很少还有学校将学生的操行纳入衡量一个学生的范围，更不用说向学生灌输廉洁的思想了。廉政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只是单纯的停留在从政者本身，构不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要注重对国民的道德教育，从时间上看，要从小抓起，从范围上看，要从全民普及。只有从小抓起，才能将廉政文化精神深入人心，只有从全民普及，才能提升社会对腐败的认知程度，才能将那些不和谐的因素，彻底上消除。

(二)深化制度保障

制度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保障，制度与文化互生互惠。要针对本国的文化特色，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廉政文化制度作为保障，得到国民认可的制度，才能更好的落实和执行，而不至成为空中花园。

(三)强化监督机制

我们要学习先进国家，将监督机制强化，尤其是公众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引起速度的迅捷、范围的广泛，更能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综观古代的监察制度，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中一些优点。比如说，监察机构独立，这种独立是绝对的独立，不能隶属于地方部门，也不能与地方行政部门有过多的非监察范围的行政往来，以排除同级或者是上级其他行政部门官员的干扰和人情牌的疏通。此外，就是学习古代赋予监察人员的权利。在古代，监察人员官职不高，但是权力很大，代天巡狩，如朕亲临， "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只有赋予监察者较大的权力，才能使他们在监察过程中不受到更多的阻碍。

(四)注重人员选拔

首先，借鉴古代对于监察官的选拔。监察官员本身被赋予了较大的职权范围，又相对独立，那么就要求监察官本身要有极高的修养和素质，自身正才能纠人误，所以，监察官既要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有丰富的经验和高素质的文化水平，应该制定一整套的选拔监察机构人员的方法，务求所选的监察机构人员能恪尽职守。其次，借鉴外国对于公职人员的选拔。对于公职人员的培养从小抓起，也要注重从青少年中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从道德和能力双方面来衡量，作为公职人员的入职准则，不要一味的追求分数上的高低。

(五)发展物质基础

廉政文化的建设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目前，总管各国，廉政文化推广的好的国家，其公务员队伍也能得到良好的保证，尤其是新加坡还采取了高薪养廉。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高薪养廉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难度，但是仍旧可以从子女就学，医疗保险，退休保障方面对公务员队伍实施保障，减少他们权钱交易的可能性。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积极地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廉政经验，才能使廉政制度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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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赖林涛. 试论廉政文化的内涵、结构及价值[J]. 广西社会科学，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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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新华. 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初探[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

毛概论文【第二篇】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课堂情景化教学

摘要：对于《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课堂教学情况的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教师只是一味的讲解理论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使得整个课堂比较枯燥，这样的教学方式是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的。巧妙地运用课堂情景化教学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学生的思维特征以灵活的安排课堂内容，能增强《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程的实效性。

关键词：情景 毛概 互动 素质

1 前言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课程的必修课。该课程的主要理念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学生的思想，将党的基本路线、理论、纲领以及经验教育相互联系，使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深入了解国情，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将对科学理论的认识深切的应用到实际行动中。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目标不断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在降低。现在，怎么样提高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成为了目前各大高校的重要问题，要让学生逐渐的接受这门课，从而对其产生兴趣，才能够让学生获得宝贵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打下坚实的基础。深入开展情景化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对《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的学习兴趣的重要举措。

2 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教材较枯燥，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这门教材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全面把握这门课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不仅要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还要全面讲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近年来党所取得的创新理论，这样丰富的课程内容，从古到今，从理论到现实，从政治文化到经济发展，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在这一课程有所涉及。一般而言，具有自己专业特长的教师都很难全面且深入的掌握这门课的全部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且，这门课程的教材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具有难度，对书本的内容很容易产生枯燥感，很难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使学生产生了很大的挫败感，进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特别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所了解到的社会问题都很难与课本理论知识相吻合，例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腐败现象及就业问题等等，这些与教材上所讲述的问题存在很大的偏差。在开始学习这方面的课程的时候，学生就对这门课程的理论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电视、报纸或网络上也有了一定的接触与了解，这样不断重复的学习，使得学生对学习这门课产生了厌烦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缺乏对政治的认识与兴趣

一方面，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学生在对待学习上过于急功近利，对于那些专业课或是对自身未来事业前途有用处的课程，他们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学习，而认为对自己没有用的课程就不去学。在很多学生的意识里，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是有很大差距的，专业课对于他们来说是未来事业的基础，对他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需要重点学习的科目;相对而言，《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政治课只是一门政治的说教课，学生对其学习缺乏动力，因为很多知识都是显而易见或是重复的，对其提不起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生都对这门课程内容存在认识偏差及情感障碍，他们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政治方针等都是当官者的义务与责任，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基本的认识。

教师对学生的不负责

教师对于学生而言，是一个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课堂的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经过调查研究，很多学生都一致认为对于他们学习兴趣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教师，对教师的喜爱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实际上，确实是有些老师的上课方式比较能够吸引学习的注意力，有的老师上课就比较枯燥。每个教师的上课方式是不相同的，从而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不相同的。有的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整体结构缺乏专业的认识，所以在讲课的过程中很难抓住教材的内在逻辑以及精神实质，讲课内容不连贯，使得学生对知识更加模糊，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深刻的领会，这也会大大的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些政治老师思想比较保守落后，因此对这门课程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只一味的按照自己的习惯与心情去教学，面面俱到，没有重点，不能很好的联系实际，只管自己在讲台上讲解，却不管学生是否理解，甚至有的老师还会传达一些错误的观念给学生，造成学生的理解出现错误，这都是教师对学生不负责任的结果。

3 实施课堂情景化教学的重要性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是教育部确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最核心的课程，综合着历史、哲学、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等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学生对这门课有着很大的偏见，觉得其实用性弱，跟就业没有关系，因此缺乏学习兴趣，大多数都只是持着考试合格的心态在学习而已。为此，教育部与中宣部对各大高校提出了要求，全面改革教学方式，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将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相结合。教师应该怎么讲好这门课，为学生构建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是大多数教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合理的实施课堂情境化教学，不仅将这门枯燥的课程理论知识变得容易让学生接受，同时增强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的课堂教学提供了保证。

4 实施情景化教学的具体措施

将图、文、音三者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以往的教学课堂上，教师的教学方式都比较单一，缺乏一定的生动性、多样性与形象性，很难打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相关的心理研究报告指出，学生在45分钟的上课时间里，大约只有30分钟能够集中注意力，而以往的教学方式无法让学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注意力。这门课程属于公共课，以往的教学方式所能传达的知识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将图、文、音相结合，使得学生在有声有色的教学课堂上接受知识，能够很好的弥补教学缺陷。多媒体教学方式能够很好的再现教学内容，用视频、文字、音频与图片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很好的使教学内容实现情景化，丰富了课堂的表现力，极大的扩展了教材的表现形式。其将文字合理、形象的具体化，刺激了学生的思维，从而也将引起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授毛概知识的时候，可以在适当的时间为学生播放相关的经典影片，通过影片让学生感受毛泽东同志优秀的指挥以及红军的英勇精神，使得学生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改变教学模式，刺激学生的求知欲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创新水平，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对其发展有着很大的空间，不仅可以将纵贯古今与横跨中外的知识相联系，还可以将动态的大量知识运用超文本技术进行联系，不断刺激学生的视野。例如讲授某一历史事件，教师在上课之前可以将相关的资料做成课件，从而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与总结，从而亲身体验与领悟这些知识。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但符合大学生独立学习的个性，而且还能激发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表现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培养他们的政治识别能力，提高他们的素质。此外，现代教育技术还改变了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不仅仅局限在知识线性输出，还发展了开放性空间输出模式，教师可以根据设计情景与悬念，让学生有所意外收获，同时在获得知识的时候，陶冶自身的情操，提高其思想政治理论素养。

鼓励学生利用情景参与学习活动

这门课的另一教学理念就是鼓励学生对政治理论的感知与记忆意识，培养其发散性思维。有关研究显示，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里，从听觉能够记忆20%，从视觉能够记忆30%，而从视听二者结合能够记忆 75%。现代化教学技术注重对感官的激发，在课堂上多多开展学习活动，增加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记忆，训练学生的思维，情景化教学对于增加学生的记忆是很有帮助的。多媒体教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用情景化教学，让学生亲身体会知识的魅力，充分利用丰富的信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展学习活动的最大好处就是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记忆能力，文字、图片与声音相结合的方式来发散学生的意识，激发他们的逻辑能力。

5 结语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进步，教学的方式方法也会得到不断提高，但是这门课始终坚持的理念就是提高自身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努力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为祖国的发展与进步而奉献自己的力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追求的目标就是在探索和总结中，提升这门课的实效性。教师应该热爱学生，为学生的学习而负责任，热爱教育事业，根据教学规律来开展课程活动，努力增强教学气氛，提高课堂的氛围，使《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这门课具有最大的特性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这种理论有着其自身的魅力，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性，对于学生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在以后的发展中，努力发展这门课的情景化教学，丰富学生的课堂学习方式，为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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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澎.高校“概论”课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6).

[3]楚凤梅.构建和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4).

[4]赵建建，黄冰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探究――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毛概论文【第三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11-06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一、三起三落的经历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二、40年的进程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通过改革，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种“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3]（P797-798）这种变更最先在分配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社会舆论异口同声，要求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对于亿万农民兄弟来说，他们更是吃够了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苦头。他们深切感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他们最为喜欢的生产经营方式。但是，这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这也说明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非改旗易帜。一旦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了剩余，他们要通过“卖”加以处理。在当时城市副食品供应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必然有人来“买”，这样就必然形成“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的总和叫市场。既然如此，工业品和劳务也必须具有商品性质。这样一来，改革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农村，必然要发展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在农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力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了这个转轨，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凸显：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革命。 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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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第四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2-0016-03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1第一阶段：1984年末至1993年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杨伟认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文化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其主要特点。[1]蔡四桂指出毛泽东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方针、形成了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2]汪澍白在《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一文中，对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的演变进行了一番探讨。陈增辉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运用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正确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3]黎永寿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综合了当时先进人们文化观的时代特色、时代局限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特征，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四时期毛泽东文化观本质上是中西文化比较观，破旧出新是其特点。[4]田彤认为青年毛泽东经过中西文化熏陶，逐渐形成马克主义文化观基础。[5]

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时期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以段书勤、牟岱、张文联和王炯华最为典型。段书勤指出毛泽东文化观核心特色是批判继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精华，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作用。[6]牟岱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因时不同，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文化观的特点，最终指出毛泽东文化观的四个特征即鲜明的党性和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开放性。张文联、王炯华认为毛泽东文化思想思维独特，实际化思维特色、群众化思维特色、政治化思维特色、形象化思维特色贯穿毛泽东文化观始终。[8]

2第二阶段：1994年后期至1999年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梁念琼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体现在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并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人民主体论特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等六个方面。[9]王海梅认为毛泽东文化观具有民族性、民主性、实践性、继承性。[10]陈志杰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明显地具备双重色彩，既有中学的传统又有西学的印记，而西学占据主流。[11]杜艳华从不同角度出发，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具有开放精神、广采博取的精神、创新精神。[12]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在这一时期，孙铭有对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文化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化学思想体系。[15]李建英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的形成及特点，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具有兼容性，结合了中西文化中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以政治为主体，重视人的意志力。[16]

3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关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影响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文化思想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毛泽东影响深刻，且成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丰富思想源泉。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吸收了李大钊文化思想的东方文化观、西方文化观、文化发展观的认同和吸收。[19]杜艳华则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与李大钊文化思想表现了诸多的联系与一致性，李大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使毛泽东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严复等人，并迅速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20]

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做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卫星、李彬将葛兰西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认为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与论述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双方都重视精神的力量、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等一般原则。[21]郑祥福和范虹邑进一步分析了葛兰西“阵地战”策略与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针，认为毛泽东的方针更具实践性和现实性。张士海提出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命题，但在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23]作者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等方面，认为对当前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李雅兴、韩贤胜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4] 从微观入手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對毛泽东民族文化观进行研究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严考亮，严考亮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特点与独特性进行了探讨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民俗文化观是毛泽东对民俗文化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应用性等特点。严考亮在他的另1篇文章中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的现实启示进行探析，他指出要正面教育和引导传统信仰习俗、注重人文关怀、积极传承优秀传统习俗文化。[26]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毛泽东文化观与当代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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