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方面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范例【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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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方面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第一篇】
中国共产党是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不断成长壮大的，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仍要保持高度警惕。应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落到实处。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对于我们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需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重大课题。
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是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不断成长壮大的。在风险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从不退缩，而是冷静观察、积极防范、有效应对、成功化解。这是我们党98年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党员个人随时可能为革命流血牺牲，革命军队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同时还要应对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挑战。然而，我们党带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党在革命时期的发展历程，也是不断应对重大挑战、克服重大危机、化解重大风险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遇到一些重大问题。1956年初，毛泽东同志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把遇到的重大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成重大风险。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述，体现了我们党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面临的风险挑战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正是因为我们党充分预见到改革开放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并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保证改革开放事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同志强调：“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增强驾驭风险本领”，体现了我们党对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清醒认识和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高度自觉。
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要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党中央领导坚强有力，全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显著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态势积极健康向上，经济保持稳中求进态势，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斗志昂扬，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深刻认识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们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在经济稳中向好、社会总体稳定的同时，各种风险挑战也不断显现。其中既有显性风险又有隐性风险，既有来自内部的风险又有来自外部的风险，既有一般风险又有重大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挑战呈现出交织性、复杂性、综合性等特点。比如，从经济领域来说，我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又如，从社会领域来说，虽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仅关系社会稳定和谐，更关系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前进道路上，只有对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有清醒认识，才能下好先手棋，掌握工作主动权。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要深刻认识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挑战。环顾世界，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盛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同时，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占据优势，它们通过制定和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体系获取巨大利益。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我们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挑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落到实处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方面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第二篇】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就要强化风险意识。必须清醒看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有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大风险。可以说，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认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联系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切实做好应对任何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各项工作，坚定信心，负起责任，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努力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就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实质上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面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面对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我们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穿过岁月的风烟，党的苦难辉煌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在于她勇于直面各种风险挑战，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和锤炼自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将防范风险的先手，与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结合起来；将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与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化解风险能力，从容应对各种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推动中国航船向着民族复兴的目标破浪前行。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方面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这个时期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者阐释了这一时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提出了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深入分析了主要风险领域和风险点，进而提出了“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明确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范重点，强调要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键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总体思路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一轮经济转型的特征更趋明显。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向更高级形态、更复杂分工、更合理结构演变的“惊险一跃”。在这个过程中，各类风险易发高发，有可能集中释放。我们必须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握这一时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坚持“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区别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控重点，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现代风险管理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有利条件。
一、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经济转型背景下的风险易发高发期
我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即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后工业化时期，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向高收入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原有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等平衡关系被打破，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相互交错，环境变化和体制变革相互影响，国内矛盾和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相互叠加，进入风险易发高发的窗口期，面临风险可能集中释放的挑战。
（一）新一轮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启了一次广度、深度都超过以往的新一轮经济转型。如果说，上一轮经济转型最鲜明的特征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使我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话，那么，新一轮经济转型是以全球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外部需求扩张放慢，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动力都发生明显变化为背景的，面临产能过剩、杠杆率高企和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等多重挑战，转型的复杂度和艰巨度超过以往。这些挑战赋予新一轮转型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内涵，那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使我国发展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
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阶段、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转型意味着原有的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构新平衡；原有的结构不适应新的发展条件，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原有的体制不适应新的发展格局，需要加快体制变革。转型必然有风险，没有风险的转型是不存在的。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拉美和前苏东国家，在经历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曾面临严峻挑战，要么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么出现了发展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甚至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并出现社会倒退。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应对和化解转型期的风险，进入到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口，像其他经历过转型的经济体一样，这一时期往往也是高风险窗口期。转型期的风险也孕育着成功转型的机会，能否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能否化风险为推动转型的机遇，不仅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新一轮经济转型，也将关系到能否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二）经济转型期往往是风险易发高发期
风险从萌芽、集聚到集中释放有一个演进过程。风险的演进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也有长期性、基础性、结构性、制度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我国当前风险易发高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速换挡使潜在风险显性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各类风险往往被掩盖和对冲，不容易暴露出来。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从2010年的%下降到2016年的%，降幅接近40%，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大幅回落，地方政府性债务、国有企业高负债、房地产和金融系统聚集的潜在风险逐步暴露出来。根据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课题组“面向20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战略研究”预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将继续放缓，由近年来略高于%下降到2020~2030年的5%~6%之间。潜在增速的持续放缓，将进一步增大风险释放的压力。
2.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催生风险
经济转型期往往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处于经济技术长周期的末端，依托成熟技术扩张获取规模效应的空间明显收窄，实体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和产能过剩，产业利润率大幅下降，资金因追逐利润而“脱实向虚”，大量流入金融业和房地产市场，催生金融业过度繁荣和房地产泡沫。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超过美国%、英国%的水平，反映了我国金融业过度繁荣的现状。当前，我国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集中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不仅加剧了潜在风险积累，而且增大了经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和复杂性。
3.投资效率下降引发债务率攀升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过去投资增长较快的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凸显，投资效率大幅下降。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所需要的投资达到元，比2010年元提高近60%。在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必然要扩大负债规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0~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债务杠杆率持续攀升，最终必然要通过各类风险的释放表现出来。
4.顺周期市场环境加剧风险积累
在经济繁荣期，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的乐观预期，市场主体倾向于高估自身的债务承受能力，整个经济体信用快速扩张，形成资产价格上升、负债规模膨胀、资产规模扩大的循环反馈机制。而一旦实体部门增长势头逐步减弱，就会出现资产价格下降、债务规模攀升、资不抵债或流动性枯竭的循环，绷得过紧的债务关系就会在薄弱环节出现崩裂，引致各种经济金融风险集中释放。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金融机构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也在体制上加剧了这种顺周期效应。
5.主要经济变量关系深刻调整
进入经济转型期，我国主要经济变量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以人口结构为例，2012~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1796万人,年均减少359万，人口抚养比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而明显提高。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储蓄率约下降%。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我国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的下降，进而影响到潜在增长率。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还将加大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压力，影响到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使风险释放的压力增大。
6.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国内外经济互动反馈效应不断增强。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重大调整，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化，也会对我国经济和市场形成重大的外溢效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面临调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低利率一旦逆向上调，将带来全球资产重新定价和债务条件恶化，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并将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外部冲击。
7.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应对各类经济金融风险中形成了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但也要看到，我国在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应对和处置上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仍然存在，部门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重叠，协调成本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体系不健全。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尚未理顺，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容易引发显性和隐性债务膨胀。监管体系不完善，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并存，监管的穿透性、专业性不够，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在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中仍面临巨大挑战。
二、风险识别的六部门分析框架和传导机制
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形成、集聚和扩散过程。风险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叠加并日益突出，一旦受到外部突发性事件的冲击，风险就很可能会集中释放并迅速蔓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风险都不是孤立的。随着经济社会系统内各部门间经济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日益深化，经济金融风险的交互性、传染性和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需要用系统化、网络化和交互影响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
（一）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
按照系统化、网络化的视角，可以将经济社会系统划分为6个部门（如图1所示）。以经济系统中的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作为核心部门，运用“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各部门间通过债权债务、投资权益和隐性担保，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网络系统，通过分析期限错配、资本错配等找到风险的传递、转移路径。经济部门风险的外溢将激化社会部门的矛盾，一旦超过临界值，就有可能加快社会风险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风险外溢和跨境传递效应增强，国内经济社会风险将增大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1.居民部门
经济转型期居民部门最大的风险源来自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阶段，生产者超过非生产消费人口，储蓄率高、投资者年轻、风险偏好较高，众多生产者竞争有限的投资机会，导致居民部门持有的房地产等资产估值高企，家庭债务杠杆率上升。到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阶段，生产者比重下降，储蓄率下降，平均风险投资偏好下降，房地产价格面临下行压力，而家庭按揭贷款则面临违约风险。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就发生在人口结构出现拐点之后。
我国居民部门负债水平较低，但增长较快，主要负债是住房消费贷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上升到2016年的%，上升%（见表1），但2016年仍明显低于美国82%和日本71%的水平。居民部门负债端对应的主要是住房贷款。2008年以来，每一轮房价上涨周期都伴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增加。2012年以来，我国房贷增速上行与GDP增速下行相互叠加，这意味着居民部门的最大风险是房价的大幅下跌，这将使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
2.企业部门
经济转型期往往表现为企业部门传统竞争优势减弱，投资边际收益下降，亟待培育新优势。若产业转型升级不畅，收益率持续走低，企业偿债能力将显著下降。在预算软约束和金融监管不力情况下，企业部门往往通过借新还旧并累积债务的方式维系经营运转，形成低收益和高杠杆相互强化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由于产业利润率下降，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大量流入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催生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
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且增速较快，是我国宏观杠杆率攀升的主要原因。2008~2016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由%上升到%（见表1），远高于新兴市场平均106%和发达国家平均89%的水平，且过去几年持续上升。从内部结构看，国有企业杠杆率和增速都明显高于民营企业。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表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偿付能力在大幅下降。在经济下行期，企业的偿付能力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将迅速上升，企业杠杆率过高必然会增大风险释放压力。
3.金融部门
居民和企业部门积累的风险，都会以提高债务杠杆率的方式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部门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对于本就高杠杆运作的金融部门而言，转型期的盈利压力使其进一步推高金融部门杠杆率，从而累积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金融部门承担实体部门转移的风险，其实质是利用金融部门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优势，为实体部门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如果实体部门结构性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畅，实体经济收益将难以支撑金融体系，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恶化，风险集中释放的压力必然会明显增大。
金融部门的风险，既表现为银行表内业务的资产质量下降、银行不良率和关注类贷款比重上升、拨备覆盖率下降，也表现为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膨胀。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托管资产表外部分）余额为万亿元，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同期表内资产规模的%，表外业务中发展最快的理财业务存在期限错配风险，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同业业务，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可能将面临来自商业银行的挤提压力，这都会加大金融部门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方面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第三篇】
在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其中，尤需注重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深刻领会当前重大风险的发展趋势并着力化解。
当前重大风险的发展特征
从隐性转向显性。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势下，各种既有利益的分化、调整与重组进入关键期，逐渐触及核心区，进入深水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分化与博弈也日渐显现，从隐性转向显性，从后台走向前台。各种社会风险也随之转变，呈现出直接、公开、显性的特征。
从单一走向叠加。当前，单一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风险内容发生转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种利益追求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新特征。传统上，社会风险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内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广大人民在物质满足的同时，对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保护的要求日渐增强。这就使得由原本单一的经济诉求转变为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生态文明等多种诉求的叠加，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问题和精神建设问题相互交织、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相互交织等，呈现出矛盾叠加的新特征。
表达诉求的形式更加多元。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及技术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表达诉求的途径与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上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实践中，大多数人会坚持理性如采用法治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但也存在极少数法治意识淡薄的个体，在个别情况下会采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网络新媒体助推风险传导。短视频、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的繁荣发展之下，人们对信息的获取不再依靠传统报纸、电视、广播等渠道，而是通过网络搭建起相应的群体。如此，在现代网络新媒体搭建的基础上，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则可能对当下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组织和动员，从而引发较大社会关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具体思路
强化防控意识绷紧防控之弦。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必须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涉及广泛、类型多样，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相伴生的新风险点又不断涌现，因而我们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抓经济发展与抓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既要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显绩，也要对社会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主动学习与深入了解，增强对可能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点进行识别与判断的能力。二是处理好抓问题解决与抓风险防御之间的关系。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风险，必须摒弃事后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牢固树立防微杜渐的思想意识。各级各部门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风险点应逐一排查，划出风险点和临界线，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同时，加强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加强预判、全面防控、及早应对，防患于未然。做到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有专项预案，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和突发风险有充分评估，对个别特殊问题掌握有针对性的处理措施，有力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
坚持法治思维推进依法治理。当前，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是依法维稳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领导干部维稳能力的必备条件，更是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前提。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稳问题，就是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维稳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问题处理程序正当化和实体规范精准化。法治思维指导下的维稳工作，意味着必须保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保障信息公开、保障公众权益、保障权利救济与责任追究。实践表明，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风险评估全覆盖、规范化、法治化，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社会稳定的隐患是一条成功的经验。系统总结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情况，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政府决策的必经程序。各地对凡未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结论为不实施的，严格坚持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不列入议题、不研究、不决策。对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建立相关的监督考核机制和评价机制，积极推进风险评估工作的法治化。
加强预警研判实现源头防控。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必须加强预警研判。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要求对重大公共政策、重大管理措施、重大改革举措、重大民生项目等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涉及面较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事项，进一步强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刚性前置，严格做到应评尽评。首先，各级各部门应在风险评估与预警研判的基础上，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可能风险，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理。例如，对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通过技术手段，加强信息跟踪与趋势预判，并作出科学合理的风险预警，以方便防控措施及早介入。其次，各级各部门必须认识到风险都有一个从萌芽、积累到最终释放的过程。应当在问题尚小、风险尚低、危害尚弱时处理风险，进行源头防控。当前，利益现实纷繁复杂，利益结构变动频繁，我们应从日常工作中把握潜在的风险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超前应对、掌握主动。再次，各级各部门应注重工作方法，善用巧劲妙招，注重风险化解与纠纷解决的灵活性，防止发生“案结事未了”的情况，避免激化新矛盾以及出现次生风险。例如，针对金融风险，应健全金融犯罪风险预警监测平台，建立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有效防控和处置金融不良资产。总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筑牢“防火墙”、切断“传导线”，坚决防止小风险转变为大风险，防止经济金融风险转变为社会政治风险，防止个别性风险转变为系统性风险。
增强防控合力抓好机制创新。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必须增强防控合力。第一，积极推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防控的第三方评估办法，发挥第三方独立、公正、客观的特有优势，提升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科学性与针对性，把决策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从源头上防止矛盾风险产生。第二，进一步强化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信访、诉讼等不同路径在纠纷解决上的各自优势，并推动纠纷解决路径的层次化整合，创新体制机制，为当事人提供纠纷解决平台，及时化解不利风险。第三，坚持群众路线，强化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信息公开，创新社会信息监控与风险线索发现的机制，将群众力量作为风险防控的重要补充，有效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第四，积极发挥专业技能人才的知识优势，在解决政策强、专业性强的矛盾问题中，积极引入行业领域专家，提供科学解释和专业服务。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一方面精确找准底线。各级各部门应主动搞清楚各项工作的底线在哪里、超越底线的危害是什么、坚守底线的具体措施有哪些，未雨绸缪，从容应对，掌握主动。逐一研判、逐一梳理，划出临界线和风险点，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同时，坚决守牢底线，逐一制定工作方案和责任清单，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方法，配强专业工作力量，统筹推进、多维联动，守牢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廉洁自律等领域的底线。另一方面强化责任担当。紧紧围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进一步健全风险防控责任担当机制，确保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岗；以风险责任归位促风险防控到位，加强战略研究、政策设计、对策调整和问题应对，时刻把握各地各部门的热点问题，实现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防控；坚决落实风险防控责任，牢固树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理念，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对失责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例如，在金融风险防范中，健全省市县三级地方金融监管机制，强化风险属地处置责任。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方面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第四篇】
“我们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今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坚定必胜信念，积极开拓进取，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努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总书记强调。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全面向前推进。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了“三个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告诫全党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今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就一定能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2020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说明时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引领“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勇毅前行，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能力、科学决策能力、高超驾驭能力。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我多次说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充分肯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是健康的前提下，我们决不能低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对于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我们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2020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建设高标准农田，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社会稳定是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保持了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