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事迹（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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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事迹材料1

那一天是1980年6月5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看望慰问刚刚从南太平洋执行中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测量任务凯旋的船员们。迄今为止，这是钱学森戎马生涯中留下的惟一一张敬军礼的照片。这张照片，也向人们展露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另一个本色身份——共和国军人。军人使命：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国家利益举过头顶一个军礼，一个瞬间，转眼过去31年。就在钱学森敬这个军礼的那年，美国合众国际社这样写道：“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他研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其实，对于钱学森的价值，早在1950年，美国时任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就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无论在哪里，一个钱学森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那个时候，在整个朝鲜战场，美军的地面兵力是7个师。这名美国军人用职业眼光的换算，正应了中国那句话：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美国人眼中，钱学森是“最优秀的火箭专家”。现代火箭，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不难想象。因此，美国千方百计阻扰他回到祖国，将他软禁整整5年……事实证明，金贝尔是有远见的，但他还是远远低估了钱学森的价值，他那笔账算得并不精明——新华社对外公布的《钱学森同志生平》中，概括总结了钱学森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贡献卓越的11项“第一”——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发射，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这些“第一”，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这，几乎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传奇的起点，可以追溯至1955年钱学森回国不久与陈赓大将在哈军工的那次深夜促膝长谈。陈赓大将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果断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陈赓大将说：“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在历史的回音壁里，这段经典对话至今在我们耳畔轰鸣作响。从此，钱学森这个名字与新中国的国防大业紧密相连。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将军至今难忘，1956年元旦，他第一次听钱学森介绍导弹武器。会场座无虚席，满堂高级将领，惟有李旭阁年纪最轻，职务最低，佩戴少校军衔。讲台上，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钱学森预言了这支部队的诞生和成长。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当年聆听他讲课的那位年轻少校，几十年后会成长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1991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颁奖仪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这两种荣誉同时授予一个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引人瞩目的是，在此之前，“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授予的都是战斗英雄。作为一名军人，这是最高规格的荣誉。钱学森当之无愧。毫无疑问，他是英雄，他是战斗英雄，他是战斗在为中华民族砺剑铸盾特殊战场上的大英雄！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上，中国战略导弹方阵气势磅礴驶过**广场。车辚辚，长剑行。这一刻，你是否想到，54年前的中国，除了钱学森几乎没有人见过导弹？可是，这一刻，他已垂垂老矣，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大国长剑。30天后，98岁的钱学森走了。他走得没有遗憾——作为一名共和国军人，他兑现了自己对祖国做出的承诺，他亲手打造的大国长剑，在忠实地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钱学森是何军衔？流传过这样一个说法——1957年，钱学森作为科技顾问随聂荣臻元帅访问苏联。苏联方面以他不是军人为由，不准他参观导弹。为此，中央军委紧急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关于这个故事，钱学森晚年曾亲口对秘书涂元季说：“这是误传。”不过，他的履历中明确记载：197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国防科委是统管国家和军队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导机关，第一任主任由聂荣臻元帅兼任。钱学森尽管没有军衔，却是指挥国防科技战线千军万马的将星北斗！1957年，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还没穿军装，一介布衣的他麾下少将、大校、上校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在枪林弹雨中闯过的将士，无不敬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无不惊叹他率领那支科技大军在极其艰苦岁月中的“长征”。为了那声“东方巨响”，钱学森的脊梁和共和国军人一样，傲雪挺立。原东风试验基地工作人员周迺文至今难忘——“无论什么场合，钱学森腰杆都是挺得笔直的，风纪扣从来都是扣得严严的。”“那时，基地条件特别艰苦，他和普通官兵一样喝又黄又涩的水，蘸着咸盐，吃掺着沙枣叶的窝窝头。”“有一次导弹发射试验时间推迟，他在临时指挥所将两个木板凳拼在一起当床睡在上面，那天还特别冷……”“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当今天的孩子们吟诵这首描写古代将军行军打仗的诗歌，他们不会想到，在那个朔风呼啸的寒夜，一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睡在军帐里，别说狐裘和锦衾，连张行军床也没有！1980年6月5日，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看望船员一张黑白老照片，定格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照片上，一位慈祥的老人，身着戎装，面带笑容地向周围的人们致以军礼。他，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的英雄事迹2

我知道，艺术家深入生活、反映生活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文艺路线，可惜这些年来提得少了，下去得少了，真正有影响有震撼力的作品也少了。于是，荧屏上多了些既无生活根基、也无思想内容的作品，我们称之为“伪文学”。所谓“伪文学”，即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弄几个“侃爷”在那一通胡编乱造。这种方式似乎还成了眼下的一种时尚，我觉得这是要不得的。任何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作品，都不可能成为时代精品！

正巧，在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由中国文联倡导、组织的“百名艺术家万里采风团”成立并奔赴全国十几个老少边穷地区采风，我有幸随团去孔繁森家乡。

我们一行16人，行程8天，几乎跑遍孔繁森工作过的所有地方。虽然时间短暂，但大家始终被一种兴奋激荡着。聊城，一个并不富足的地区，有些地方还相当贫穷落后，，但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这里的历史文化悠久，这里的英雄辈出。孔繁森是聊城的骄傲，是山东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当我看到一片片黄沙岗，看到了孔繁森曾工作过的地方时，我都不由得想起了我写的那首歌《我热恋的故乡》：“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围绕在小村周围……”我感觉自己的这首歌似乎就是为眼前的这一切写的。其实，这样的地方在中国还到处可见。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尽管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了许多，但仍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行车时，一路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标语——“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夫”、“扫除文盲是一项基本国策”等。这些标语，在五六十年代见过，如今都快进入21世纪了，看了这些标语，就不免有些酸楚之感。再看我们的一些干部，用公款大吃大喝，他们的一顿餐费，大概够一个村农民吃上一年的口粮钱了。我们党不反腐倡廉行吗？孔繁森的事迹，最可贵之处在于其现实意义。他没有一句豪言壮语，没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们党的干部如果多一些这种精神、多一些这样的干部，群众能不拥戴吗？当我们见到孔繁森的家属时，采风活动达到了高潮，同志们感动得都哭了。孔繁森也有妻室老少，他也是一个孝敬父母、有情有义的人，可为了国家的需要，为了党的需要，他会连续三次，受到藏民的深深爱戴。然而，他自己是克服了多大困难，作出了多大牺牲啊！

在孔繁森工作过的地方，所到之处，我都被人们对孔繁森发自内心的深深缅怀感动着、激励着，人民群众以纯朴善良之心盛赞着孔繁森这位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创作冲动，挥笔创作了缅怀孔繁森同志的歌曲《英雄》。歌中这样唱道：“都说英雄是砥柱中流，怎知他也不堪风雨骤；都说英雄是硬骨头，怎知道人间愁他也有。想走的时候不能走，想留的时候不能留。转瞬间，恍然如梦，不知不觉站得太久太久……”这就是我们的英雄，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英雄。我想，我们的文艺家不歌颂这样的英雄，真是愧对于时代，愧对于养育我们的华夏大地！

钱学森事迹3

钱学森小时候立志效法早期留美学人詹天佑，准备对中国的铁路工程做出贡献。一九二九年中学毕业，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启发，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立志要实践孙中山先生所勾画出的宏伟的铁路蓝图。但是他的大学时代历经了「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战争」，钱学森看到日本对中国的种种侵略和残暴行为，使他转变志趣到军事科学。尤其是亲眼目睹了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争场面，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单靠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于是他到图书馆里钻研航空工程的书籍，钱学森的志趣开始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为发展航空事业。

交大毕业后，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也就是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攻读飞机设计。一九三五年８月，钱学森赴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钱学森这才发现，他的母校上海交大完全是按照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教学和实验大纲都一样。所以钱学森对这里的学习环境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一年后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由于外国学生在美国航空工厂实习不受欢迎，迫使钱学森的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钱学森的父亲有位挚友叫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欧洲考察后认为德国空军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是得益于航空飞行理论扎实的基础研究，因此他也鼓励钱学森钻研航空理论。于是钱学森转往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攻读博士。

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记得杨振宁的老师，氢弹之父，泰勒博士也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１９０６年进入德国哥丁根大学机械研究所，跟随现代流体力学的创始人普朗特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普朗特（, 1875-1953,德国）是空气动力学的先驱。１９０４年，普朗特在边界层和机翼理论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解决了困惑航空界多年的飞行阻力来源以及机翼设计的问题。１９２２年，普朗特让贤，推荐冯卡门接替他在哥丁根大学「应用机械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一九三０年，德国反犹太人的风声日紧，冯卡门预感不祥，便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移居美国，把哥丁根的自由学风和德国先进的航空理论带到美国，成为应用力学最受尊敬的教授。

１９３６年，钱学森从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拜见了这位力学大师，并对大师提出的问题作出精确、简明的回答。于是冯卡门欣然接纳钱学森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上世纪的三０年代，世界各国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是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的航空工程面临两大难题：

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美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对比欧洲是处于落后阶段的，为了赢得战争，美国解决这两大难题迫在眉睫。这两个全新的课题就是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一九三九年钱学森以4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4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钱学森论文的第一部份提出并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热障”问题。那时候没有计算器，钱学森对热的传导提出了复杂的数学计算，用一种新的近似值连续算法精确计算出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受到空气阻力所产生的热效应。

钱学森论文的第二部份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如何计算器翼表面压力的分布状况。当时航空界已知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低于零点五马赫）的飞机。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找到了答案，师徒二人共同解决了这个航空动力学的基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方法」。这是航空科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

“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学森公式」是所有航空飞行器的指导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与制造，直到电子计算器被广泛应用。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并未立即返国，而是和他的老师冯卡门一起从事一项新武器的研究，那就是飞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武器，我想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无法抵抗这么大的诱惑。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科学界那时候从事三种最重要的军事研究，那就是飞弹、雷达、与原子弹。钱学森他们师徒二人是美国，也是同盟国，研究飞弹科技的创始人。

钱学森学成后有没有回国呢？有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几乎已经散掉，钱学森已是著名的科学家了。他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回国探亲，拜访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并且在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

在一九四七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国民政府通过胡适出面，邀请钱学森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职，但是被钱学森拒绝。钱学森后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钱学森的确是有负「庚子赔款奖学金」所应尽的义务。

但是我有印象，那时候上海交通大学虽然有意聘请钱学森为校长，但最终被高层否决，原因是他太年轻（钱学森当时三十六岁）。YST 如果记错，请众网友指正。如果这是事实，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不知是否就算对得起「庚子赔款奖学金」了。

这段探亲期间，钱学森在上海与父亲挚友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女士（声乐家）结婚，然后回到美国。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钱学森都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并且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

用一张钱学森与蒋英的新婚照片来结束第一段对钱学森生平的叙述。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完婚后的钱学森将返回美国，妻子蒋英去机场送行。

上面这张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新娘子蒋英的真面目。我在下面贴一张她的大照片，叫你们看看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果真有一个了不起的漂亮女人。蒋英生于一九一九年，是蒋百里第三个女儿，也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

蒋英自幼喜爱音乐，一九三七年进入德国柏林音乐学院进修，成为女高音声乐家。１９４６年蒋英学成归国，在上海举办首次演唱会，引起轰动。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是同窗好友，蒋英与钱学森青梅竹马，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三十六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钱学森在美国的成长与巅峰时。中国人会读书的太多了，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表现杰出的也非常多，拿瑞典炸药奖的就有六、七个，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都很有限。钱学森一九三五年来美国作研究生，一九四五年就成为五角大厦导弹技术核心顾问组的成员，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发展规划蓝图，成长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令人瞠目结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成就和影响力能够跟钱学森相比，也没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能相提并论，譬如费米博士来美国以前就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伟大物理学家了。钱学森在美国的事业成长是传奇性的。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钱学森在美国非常灿烂的事业与学术生涯。

（１）宽广的学术背景

科学的领域太广了，通常的学者只能在很窄的范围内做很深的研究。一般说来，研究越是深入的学者，知识范围越是狭窄，因为人的学习总量通常只有这么大。理论大师进入实验室不是打翻瓶子，就是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会动手的工程师通常数学不怎么样，理论走不深。钱学森学习的领域广阔，因此比别人更能做出革命性的突破，也比别人有前瞻性，更能做出开创性的规划。

尤其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知识的博大比精深更重要。这方面负面的例子很多，现成的例子就是李远哲。李远哲的知识太窄，深而不博，导致他领导的「教改」工作彻底失败，连中小学的教育改革这种并不算复杂的工作都一败涂地，更不用说领导什么开创性与前瞻性的科技规划了，完全超出他的能力范围。离开化学里他专精的那一小部份，李远哲什么都不懂。李远哲若是为中华民国未来二十年的科技发展作规划，一定是灾难性的。

钱学森则是一个典型正面的例子。他在一九四五年为顶尖富强的美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又在一九五五年为一穷二白的中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这两个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他的长期规划工作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艰巨的任务能够成功绝不是偶然，也绝不是运气，而是凭借渊博的知识与务实的经验。这种既广且深的领导工作就连伟大的全能物理学家杨振宁都做不了。

军事科技涵盖面之广、牵涉知识之深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举一个例子，二战时期为了发展雷达美国国防部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放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从零开始，「放射实验室」在高峰期有超过一千名科学家在里面全时间工作。战争结束后，大部分的科学家回到学术界，其中有六位拿了诺贝尔奖，两位成为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发展军事科技所需要的天赋与知识由此可见。军事科技处处是学问，雷达不过是军事科技很小的一环而已。钱学森的影响力之所以超出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就是因为他能够跨越「科学」与「工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做到了既博大又精深，这是非常困难与罕见的。

钱学森１９３６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就读。这所学校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博大精深就是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所以钱学森虽是航空系的学生，但是经常去数学系和物理系修课。譬如当时数学的前沿复变函数论、物理的前沿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等，他都进修了。化学、生物学有些课程钱学森也去听讲，因此跟教授量子化学的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获得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大师成了好朋友，并且一同探讨未来化学的发展。就是这样，钱学森打下了坚实而又广阔的数理化基础。在火箭的研制工作中，钱学森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小型高速风洞，累积了工程经验。这是导致他日后能够为五角大厦规划长远发展计划的重要原因。

（２）“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美国在上个世纪的三０年代没有什么科学家愿意从事火箭的研究，他们把火箭跟星际旅行连在一起，看成是科幻式的旁门左道。因此当时的美国没有科学家会正经八百的看待火箭。但是加州理工学院出了一个研究生名叫马林纳（Frank Malina）要挑战传统，他倡议成立一个火箭研究小组。根据张纯如（Iris Chang）的书，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研究小组初始成员只有四个人：马林纳（Frank Malina），派生斯（Jack Parsons），福曼（Edward Forman），和钱学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成员。

钱学森在晚年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它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的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火箭小组成立了，但没有经费。同事把他们看成一帮怪人，他们就打工购买二手材料制作火箭。后来有一位研究生阿诺德（Weld Arnold）愿意给小组捐献一千美元，条件是允许他进行拍照，于是这一千美元就成为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第一笔资金。

有了这一千元，大家立即着手展开工作。钱学森首先对火箭研究进行分析计算，于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９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生气体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的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等。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美式幽默）。

到了６月份，小组的工作得到冯卡门的支持。于是小组可以利用学校的实验室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有多次失败，并且给校园造成许多灾难性的损失。火箭试验时产生的腐蚀性气体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点使马林纳丧命，污染性气体弥漫着办公楼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冯卡门不得不把他们赶出校园，全校师生从此戏称他们是一个“自杀俱乐部”，这个火箭小组就成了日后大大有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自杀小组”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把设备搬到市郊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Arroyo Seco）的干枯河床上进行试验。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了美国火箭的摇篮，后来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

（３）助飞火箭（JATO）与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１９３８年的秋天，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参加一个美国科学院所属的军事航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军方在会议中建议发明一种火箭能够助推重型轰炸机，使它能在很短的跑道上或是航空母舰上迅速起飞。当时传言纳粹德国正在发展火箭，所以美国国防部感到压力，特别是时间上的紧迫。冯卡门回到学校后立即找马林纳、钱学森等人商议，决定接受这个名为“JATO”的任务。JATO 就是 Jet-Aisted Take Off（喷气助飞）的缩写。春秋中文社区

钱学森原本对火箭就很有兴趣，也意识到火箭技术的军事用途，他的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就是探讨和论证连续脉冲的火箭推进方法，题目是「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有了“JATO”的任务，在冯卡门的支持下，火箭小组做了一只八英吋长的小火箭吊在实验室的屋顶上作理论实验，然后再到山谷里作规模较大的试验。如此理论与试验反复进行，终于在一九四一年８月的火箭试飞取得成功。“JATO”诞生了。“JATO”这种火箭助飞器很快就在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得到战场应用。

１９４４年德国的V1和V2飞弹发展成功，希特勒开始大量使用飞弹攻击英国，伦敦不断遭受飞弹袭击。美国国防部急如星火，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能制造出新式飞弹来对付纳粹德国。冯卡门和钱学森等研究后认为美国的技术水平和实验条件比德国差太多，必须耗费巨资建立一个全新的、大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才能设计出射程超过一百英里以上的飞弹。于是美国军方投入三百万美圆正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这就是加州巴沙迪那「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的诞生。

V1 又称“飞翔的炸弹”（the flying bomb），身长公尺，翼展公尺，是人类战争历史中第一种导弹，也是最早的巡弋飞弹。V1 最大飞行速度656公里/小时，最大飞行距离240公里，飞行高度3,050公尺，全重2,150公斤，弹头重830公斤。从１９４４年６月到１９４５年３月，德国使用大量V1飞弹攻击英国南部。德国总共制造了三万枚V1飞弹，用了大约一万枚攻击英国，其中 2,419 枚击中伦敦市区，造成伦敦 6,184人死亡，17,981人受伤。

V1 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飞弹，因为它飞行的时候发出「嘶----嘶----」的恐怖声音，然后突然停止，死一般的沈寂，飞弹开始向下俯冲，接着就是轰然巨响的爆炸。这种恐怖的声音对人心和士气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JPL 成立后，美国国防部要求 JPL 不仅进行火箭的研究，而且负责制造出可以控制的导弹（台湾称作「飞弹」，其实「导弹」更为恰当，因为导引是飞弹飞行的重点，火箭一般说来是没有导引系统的）。JPL 成立时冯卡门是当然的主任（Director），钱学森是研究分析组的组长，林家翘（196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钱伟长（1955年返回大陆）、郭永怀（1956年返回大陆）等华人科学家都在这段时间为 JPL 效力。

有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自然成为美国研发导弹的核心，冯卡门从一九四四年１０月起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的团长，钱学森作为团里唯一的外国人，配戴可以参与最高军事机密的金色证章出入五角大厦。

1945年春，盟军胜利在望，罗斯福总统要求迅速派遣专家前往德国的军事工业重地探索所有可能的隐密。四月底，冯卡门组建了一个由三十六位专家组成的「科学咨询团」前往德国。冯卡门受聘担任这个科学咨询团的团长，被授与少将军阶；钱学森受聘担任火箭组的主任，被授予上校军阶。一群美国科学家浩浩荡荡前往欧洲讯问德国军事科学家，收缴德国掌握的军事科技和最新装备，并且争取优秀的德国军事人才来美国效力。

钱学森参与讯问的第一位德国火箭专家就是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他是德国 V1 与 V2 飞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让布劳恩写出德国液态燃料火箭发展及未来展望概论，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美国将布劳恩和他的设计小组都带到美国。移居美国的布劳恩后来担任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的空间研究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４号」太空计划。

冯卡门与钱学森在德国布隆施维市郊外一片茂密的松林中，意外发现纳粹空军元帅戈林直接领导的、高度秘密的「气体动力学研究所」。他们不但查验了研究所，而且还检验了高速风洞、实验室、和所属工厂等等总共五十几个伪装良好的建筑物，并且用仪器探测到埋藏在密林深处的数千件机密文件。这些发现使钱学森对德国火箭与炸药的研制有了深刻的了解。

钱学森事迹4

他，我最敬爱的人，也是我们中国的骄傲。他一生的贡献留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一生的作为在我们的心上划下了一道痕迹。他，我们中国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他是谁？他就是我们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

“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这句话就是钱学森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所说的，当时的优厚待遇，他放弃了，为的是报答祖国！如果是我，会怎样呢？是和他那样？还是“卖国求荣”？也许是“卖国求荣”吧！

在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与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他们倾诉思乡之情，谈论祖国的美好前程，这美好的气氛在他们身边弥漫着。“早日回到祖国去，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此时的他，内心一阵波翻浪涌，愿望不断浮现在脑海中，忍受着这个煎熬不知多长了，只是，现在的他无法忍受了，最终向留学生们袒露了心迹。以为会得到他们的鼓励与赞同，只是降临的却是劝告，有人说：“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仙现在去搞研究，只怕有困难。”这无意地劝告在钱学森心底无非是一个伤痕，但钱学森知道，无论祖国是贫是富，他都应该回到祖国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面对劝告，应该放弃这个理念的他却坚定地说：“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祖国现在是很穷，但需要我们——祖国的儿女共同去创造。我们是应当回去的。”钱学森爱研究，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他一心想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为祖国建设服务。只是，当他想回国时，却被美国的当事人阻扰了，他们始终不肯让钱学森回国，因为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啊！这么好的人才，他们有怎么会放过？但种种的狂风暴雨并没有让钱学森回国的决心动摇过，他依然同以前那样，坚持着，默默地坚持着！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年的漫长岁月，钱学森在总理的关怀下，199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回到祖国怀抱的他，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研制和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一切都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永远鼓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一个脚印一个步伐地走向未来，为祖国做出贡献，他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我们都是祖国的儿女，都应该向钱学森那样为祖国建设服务，不是吗？所以，请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建设服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