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观后感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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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观后感1

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一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复出之后，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思考和解决新时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他坚持毛泽东倡导的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支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领导进行拨乱反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二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判断，进一步提出了用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坚持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等。三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邓小平继承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分析了我们党在执政特别是改革开放条件下面临的新考验，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邓小平理论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而且从新的时代、新的实际、新的任务出发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一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并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邓小平主导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南方谈话中，他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据此，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新境界。三是形成了改革创新的理论，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到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科学揭示了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他指出，加快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深化了我们党对于社会发展动力规律的认识。四是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实现了由关门搞建设到打开国门开放发展的转变。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们党关门搞建设的严重教训基础上，作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拓展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

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开创和指导

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石，其重要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观点，其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一是邓小平理论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社会主义“一国两制”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为这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二是邓小平理论搭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是比较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搭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三是邓小平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邓小平始终围绕这一理论主题，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和推进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以及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用新思想、新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是邓小平理论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勾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构建。党的十四大全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并把它写入党章，明确指出了它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新概念，并指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二是邓小平理论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弄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已是社会主义，但还处于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对中国国情正确认识的科学结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康庄大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在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前提下，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规律的成功探索。三是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能否全面准确认识这一问题，直接关系能否解决好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邓小平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论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姓“社”姓“资”问题，突破了只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原则出发而离开生产力抽象地去认识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去除了原来对社会主义认识中的不科学成分，正确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科学的价值导向。

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五大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意味着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发挥了引领作用。一是邓小平理论强调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发展的思想指南。邓小平理论不仅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且将它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实践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正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二是邓小平理论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及其对理论的决定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邓小平理论十分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及其对理论的决定作用，强调“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以及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都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化。三是邓小平理论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原则上的指导。邓小平理论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准则和根本目的，并强调把人民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在实际工作中，邓小平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根本原则指导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发展观提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邓小平理论始终是党和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科学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奋斗一生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伟大贡献。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经验，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坚持改革创新、开放创新中不断拓展，坚定不移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篇章。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奋斗的智慧和心血。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依据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创新发展。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概括，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但目前还不够完善，必须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而不断完善。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邓小平理论观后感2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着全国5800多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五大明确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实现跨世纪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大会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大会报告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大会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归纳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93人、候补委员15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15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9日，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江泽民、李鹏、李长春、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胡锦涛、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尉健行、温家宝、谢非；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锦涛、尉健行、丁关根、张万年、罗干、温家宝、曾庆红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邓小平理论观后感3

今年二月十九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一年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怀着失去这位世纪伟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巨大悲痛，在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他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阔步前进。我们顺利地实现了香港回归，胜利地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哲人其萎，后世继之。可以告慰于邓小平同志的是：虽然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坚持您的理论，继承您开创的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199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的第一年。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进一步学好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五大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这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根本保证。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在全党兴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肩负着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应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质，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方面作出表率。

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要认真地、系统地读邓小平同志的著作，还要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读马列的一些重要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要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要锲而不舍，不可浅尝辄止。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不能仅仅以了解它的某些论述和某些词句为满足，而应真正读懂读通。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列宁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把握了这个精髓，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它的统一科学思想体系。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针对中国国情，结合时代特征，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同志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尤其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的。

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学以致用。要把邓小平理论同国际国内的实际，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实践，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矢”和“的”的关系。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他指出，离开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空谈理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极其有害。邓小平同志也一再告诫我们，理论不能脱离实际。他指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我国当前的实际?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脱离了这个实际的理论，就不是正确的理论，是我们所不取的。因此，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学习理论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我曾经说过，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现在我还要说，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

我们党在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宝贵精神财富以后，现在又有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宝贵精神财富，这是值得庆幸的。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倍加珍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我在十五大报告的结束语中曾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值此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刻，我再一次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要高度自觉地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这既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邓小平理论观后感4

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是要像他一贯倡导的那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唯物主义立场，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同样，也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并用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邓小平曾经给党中央写信并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批评有些人“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强调“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1)这篇讲话，在“文革”十年后的当时，对全党全国起到了昭聋发聩、正本清源，统一思想、团结前进的重要历史作用；在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应该用这样的科学态度，来全面认识邓小平理论。

在此，笔者试析几个长期被人曲解和混淆的观点来说明问题。

一、要害是姓“社”姓“资”

在改革开放中，要不要明辨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毋庸置疑的常识问题，却在较长一个时期，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被搞得很混乱。社会上有人把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某些话，曲解为改革开放就要大胆解放思想，不问姓“社”姓“资”，甚至鼓吹突破姓“社”姓“资”的界限，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当然，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谈话，主要是针对当时“改革开放迈不开步，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顾虑来作分析的。他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显然，这话的意思绝不是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而是指出了姓“社”姓“资”问题的要害性意义，并且在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特别强化了生产力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生活水平是属于“人民的”这三个必要定位。邓小平还紧接着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3)。他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还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4)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坚定地把姓“社”不姓“资”当作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原则，把“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当作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如果说突破界限，邓小平的贡献主要在两点：一是在改革进程中提出了突破“一大二公”的经济构成框架，“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重要思想(5)；二是后来又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思想(6)。这是经济改革指导思想的两大创新，为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活力开辟了广阔前景。从内在联系讲，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一大二公”界限，是指经济成分构成由“单一”到“一主多样”的转变；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突破“计划与市场”界限，是指资源配置手段由“计划为主”到“市场为主”的转变，二者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就可以突破姓“社”姓“资”的界限。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进行，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邓小平1985年总结改革经验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并强调“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一点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国独资经济，“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7)。“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8)“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9)。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仍然强调非公经济要“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10)。可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关于“主体”和“补充”的定位是始终不变的，并且根据所有制与分配的内在规律，深刻揭示了公有制为主体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条件。这就告诫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不可动摇的底线，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国家独立自强的根基、人民安身立命和共同富裕的根基。今天，不能不看到，我国非公经济发展的比重已经占据大头，公有制主体地位岌岌可危，仅剩为数不多的国有经济在勉力支撑。这种状况，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科学估量和判断，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警醒！在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围绕深化国企改革方向问题竟然还争议很大，有些人企图通过国企改制搞私有化，改变所有制结构中“主体”和“主导”经济成分的性质，从根本上摧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完全背离人民利益和意愿，也是和邓小平理论背道而驰的。

联系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可以看出，他是高度重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1)。他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12)他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3)邓小平不是完人，他当时自信大于担心，没有预见到后来经济领域一泻千里的市场化、私有化走势，会出现让他的承诺难以兑现的局面。不过，他是有底线思维的。在回答非洲朋友的忧虑时，他断然说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4)这些话，很值得我们今天反思，改革走过的路有无偏离邓小平所定路线的情况，我们的国家机器应该干什么？

针对改革开放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5)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6)这些话，实际上给全党敲响了警钟，告诉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围绕着姓“社”还是姓“资”问题，性质根本不同的两条改革道路斗争客观存在，不可调和！

随着时间推移和实际情况变化，邓小平所强调的这个问题，现实意义愈来愈彰显。当今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实质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是要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搞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这样一个根本方向问题。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二、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用左和右表示政治思想倾向，起始于近代法国。1789年6月法国国民代表议会上，在讨论新的共和政体是否保留封建王室权力议案时，主张完全废除王室否决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坐在议会大厅左边，就被称为左派；主张给予王室绝对否决权的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坐在右边，就被称为右派；而观点动摇不定，采取折中态度的人坐在中间，就被称为中间派。后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流行开来，都以左、中、右，分别代表对社会革命和进步的三种政治态度。

正因为这样，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称为左派，而把反人民、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称为右派。毛泽东说过，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而从列宁开始，用加引号的“左”来表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超越现实条件可能的“幼稚病”错误倾向，当然，其含义与左派完全不同。毛泽东做过精辟概括：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左”、右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偏离党的正确路线而会给革命、建设造成损失，所以真正先进的左派政党，必须予以坚决防止和反对。至于当今社会上有些所谓的“精英”人士，动辄就以反“左”的名义而反左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完全是混淆概念、颠倒是非，用心极其险恶。不少党员干部和群众上了他们的当，有的以为左派、右派都不好，当中间派最好；有的甚至把反左不反右当成官方“正统”，这真是糊涂到底了，危害极大！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7)，这话的确是邓小平说过的。但只是孤立地强调这一句，符合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倾向斗争思想的完整含义吗？不顾实际情况的变化，把他上世纪90年代初对改革中错误思想倾向的具体判断，一直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当成不变的教条，恐怕就更有违他的思想准则了。

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党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一个根本原则。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发生的历次“左”右倾错误，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造成的后果。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靠实事求是。”(18)正是从实事求是的基点出发，他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科学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19)。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党内国内的思想政治情况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着，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什么错误倾向。如果不管什么时间，不问具体情况，只用一个反“左”为主或者反右为主的固定模式来套，只会让自己重蹈历史的覆辙。

纵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抓反倾向斗争的历史轨迹，他始终坚持既戒“左”又戒右，强调“要批判‘左’的错误倾向，也要批判右的错误倾向”(20)。从一开始，邓小平就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两手抓”的方针，为戒“左”戒右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办法。而且，始终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防止片面性。比如，“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又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21)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针对当时思想领域搞精神污染的情况，强调“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但同时又指出，“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来批右，“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进行批评和纠正”(22)。邓小平曾经客观评价：“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3)

邓小平之所以讲“主要防止‘左’”，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由于“‘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24)，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受“左”倾错误影响比右倾错误影响的时间更长、伤害更重，而“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25)。事实证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搞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从以往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同志，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26)，如果“左”的枷锁不解脱，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正如邓小平所描述的，“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念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说明“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所以“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27)。一般来说，“左”的倾向是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但也要看到有些极左思潮，是形“左”而实右，具有阶级斗争背景。邓小平曾经指出：“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28)，值得我们警惕。

对改革中发生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从来没有轻视，相反，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敏锐察觉，坚决斗争，绝不让步。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29)他还一针见血地揭露这种右的倾向“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30)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应对几次大的风波，都是反对右的而不是“左”的错误倾向。继反对精神污染斗争后，他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厉批评“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污蔑的人畅通无阻，煽动群众。”(31)他还如实讲，“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干扰。”(32)

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他进一步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33)“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两任总书记“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3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35)可见，反对右的倾向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是防止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颠覆性错误，必须立场坚定，来不得半点含糊。

更值得重视的是，邓小平在对当时的干部提出主要防“左”要求的同时，特别强调：“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36)。就是说，防“左”不是一概而论，对“青年人”主要是防右。而当时的“青年人”，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主体，而且也是党政干部的主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恐怕恰恰是脑子里没有多少“左”的框框，肚子里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功底，而是在改革开放的熏陶中接触西方的东西比较多，受西化思想观念的影响比较深，容易迷失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深谋远虑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37)“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可以算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8)想想邓小平晚年的郑重告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想想这些年西方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政治领域对我国渗透颠覆，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滥的状况；想想习总书记提醒我们汲取前苏共亡党亡国教训，莫要落到偌大个党“作鸟兽散”，“竟无一人是男儿”境地的警言，难道还不该幡然梦醒吗？

三、“不争论”不是无条件的

“不争论”，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邓小平名言。这些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所谓的理论家和“精英”们，动辄就举起“不争论”的令牌，剥夺民众的话语权，只许照他们的改革主意办事，不许讨论这样的改革方向对不对、做法行不行，甚至已经做错了的也不许说错，不许追究，否则就给扣上阻碍改革的大帽子。让人一提起“不争论”，就气不打一处来。那么，邓小平的“不争论”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提出“不争论”是有前提、有条件的，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规律和群众史观，在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前提下，大胆进行改革实践探索，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39)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40)。

首先，“不争论”是有前提的。邓小平强调“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41)。什么叫“看准”？一是“看准”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一再倡导的，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个大前提。正因为这样，在改革中要遵从人民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群众的智慧和主意，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工作，而绝不是主观武断地按领导意志办事，或者靠少数人关门“拍脑袋”就可以整出什么新东西。二是“看准”的战略考量。就是对改革的方向和前景做出客观分析。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42)而且，“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43)三是“看准”的可行性评估。就是“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44)。要慎重进行改革方案论证，考虑到所涉各方面因素，不能不顾一切蛮干。“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45)

其次，“不争论”是为了进行科学的改革试验。邓小平认为，对于看准了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又能够做好的事，领导就要胆子大一些，减少无谓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在试验中探索前进。既然是一种试验，就要让试验结果去说服人，去证明一切。在政策上，一是不搞争论，也不搞强迫。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46)二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邓小平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47)“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48)“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些，哪些要慢一些，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49)

最后，“不争论”的认识对错要接受实践检验，随时纠正错误。邓小平强调，改革中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教训，“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50)。他一再交代，“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51)“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52)

邓小平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而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大的错误。”(53)可以说，这概括了他“不争论”的改革试验全过程。说到底，就是要实事求是，按人民群众的意愿办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纠正错的。

然而，那些所谓的理论家及“精英”们却偷梁换柱、断章取义，不讲条件地把“不争论”绝对化，实际上他们搞的不是真正邓小平的“不争论”，他们已经把“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的大前提偷换成少数人的私利企图，把原本对领导层面的“不争论”要求偷换成不许人民群众质疑争论；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否定实践的检验，根本不允许党和人民对长达35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只许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不许说“改革有错误”；他们还千方百计压制社会正义的呼声，不顾一切要把改革变成西方势力所希望的让我们犯颠覆性错误的“试错”过程。让实事求是打开的改革之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这正是所谓“精英改革”对人民改革的反动。

邓小平早就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54)如果邓小平在天之灵，看到他发明的“不争论”竟然被变成禁锢人民声音的枷锁，变成挟持改革走错路的棒喝，他也会感到悲哀的！我们应当相信，实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经得住实践检验；但不等于以改革名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如果不能像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按照实践检验标准，实事求是地、经常及时地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坚持正确、纠正错误，并用以研究指导解决新的问题，相反，采取闭目塞听、回避事实的态度，那么，被掩饰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且会不断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失败悲剧，那将是我们党和人民都绝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样，理解邓小平理论不能只看作邓小平个人的思想创造，它通篇贯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血脉和营养，凝聚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任何割裂的、教条式的理解，都违背邓小平理论，也破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联系中，历史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运用于指导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凝聚起全党全国共识，引导中国改革发展走向光明的前景。

邓小平理论观后感5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997年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世长辞。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告诫全党同志：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大会的主题。江泽民在向这次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他向全党同志发出呼吁："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次大会将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列入党章，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性质；改革是一场革命；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不可缺少的条件；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三步走发展战略"、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一国两制"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完成等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广阔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这是这一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它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又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为我们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002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又指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它统一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意志，为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为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体现中国共产党锐意改革、奋发进取的形象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