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的家乡作文优秀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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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的家乡作文【第一篇】

一、上半年工作总结

（一）以《*州城镇体系规划（20*-2025）》的批准实施指导推进城乡规划编制、修编工作

1、《*州城镇体系规划（20*-2025）》正式批准实施。2009年1月24日，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州城镇体系规划（20*-2025）》。自此*州就有了指导*州域城镇建设的法律性文件，指导*州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和统筹区域内各项建设安排的政策纲领，制定区域内相关专项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的基本依据。同时进一步以法定形式确立了我州“两点、一线、四个层次”的城镇发展思路。（两点：重点加快六库、金顶两个城市发展；一线：重点突出*沿线精品旅游城镇特色一体化建设；四个层次：首先是六库、金顶，其次为上帕、贡山县城，三是以通甸、丙中洛、片马等为主的“重点集镇”、“边贸小镇”、“旅游小镇”，四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公路沿线“景点式”村庄建设）规模适度、功能互补、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特色鲜明、互为依托、结构严谨的州域城镇空间体系发展格局正在逐步构建。

结合《*州城镇体系规划（20*-2025）》的正式批准实施，我局积极在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宣传贯彻落实，同时通过《*州城镇体系规划（20*-2025）》加强城乡规划和各类规划的协调工作。

2、各县各类规划编制正在稳步推进。泸水县规划局负责的《六库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评估报告已比较完善，《六库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评估报告自2009年2月形成初稿，经几次讨论修改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第二次修改稿，正进入法律报批程序。同时，规划修编资料收集工作也正同步进行，目前资料已基本收齐，待评估报告批准后随时可进入修编阶段工作。上江乡总体规划编制资料收集已完毕，第三稿修改已完成。福贡县局正进行编制江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期准备工作。

3、村庄规划编制10年工作方案按时完成。为了协调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和谐人居环境，2009年2月中旬，按照《云南省建设厅关于报送村庄规划编制10年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建村〔2009〕36号）文件要求，州规划局结合我州四县县城正在进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实际，制定完成了《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含村庄整治布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主要采取在四县县城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同时编制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含村庄整治布点专项规划）的方式，在2009年—2011年，完成四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含村庄整治布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四县规划局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目标制定了《村庄建设与整治规划编制工作方案》，计划在要求时限：20*—2017年，10年内争取省财政补助，州、县、乡镇自筹一部分资金，采取打捆委托的方式编制完成全州四县196个中心村、27个重点村的村庄建设与整治规划。同时填报完成了《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含村庄整治布点专项规划）编制年度工作计划报表》和《县（市区）村庄建设与整治规划编制年度工作计划报表》，把规划编制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分解落实到每年的工作中。

4、城镇特色规划编制逐步开展。按照《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特色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云建规）〔2009〕81号），结合我州实际，要求各县结合目前正在修编的总体规划开展好城镇特色规划编制工作。

（二）建章立制，逐步完善全州规划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后续工作

1、逐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针对我州目前的城乡规划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办事程序不规范的现状，我局在规划系统实行州内垂直管理后，按照科学合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原则，坚持政务公开，阳光规划，对职责范围内的业务行政审批等事项进行了全面整理，拟定了《*州城乡规划管理工作规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目前已完成了征求意见，正在修改完善中。

2、协调解决规划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后的相关问题。加强全州规划系统人事管理，积极配合州人事局建立健全人事管理档案；积极配合财政、人事部门核发四县规划局的人员工资；加强与州县各级部门的协调联系等工作。

（三）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我州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1、积极开展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监察工作。根据《云南省建设厅云南省监察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的通知》（云建规〔2009〕49号）文件精神，我局会同州监察局结合我州实际，组织四县规划局认真开展了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完成了我州20*年县城建设用地和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情况自查自纠，并上报了2009年一、二季度本辖区涉及建设用地容积率的调整及调整审批情况。同时结合各县实际，认真研究制定了城乡规划区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容积率调整的条件、程序、处罚等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城乡规划区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管理。目前已经各县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实施。

2、顺利完成我州20*年度城镇化水平的统计工作。我局于2009年2月初向四县规划局安排部署了20*年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工作。经各县规划局认真调查、统计上报，截至3月底已顺利完成。20*年度*州城镇化水平为%，与去年同比下降个百分点，全州城镇建成区面积为平方公里，与去年同比增加个百分点。

3、认真进行云南省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监察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房地产开发中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建规〔2009〕215号）要求，2009年6月底，州建设（规划）局、州监察局对我州专项治理情况进行了抽查，对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在专项治理工作中，我州房地产开发项目应查24项，实查24项，其中泸水县14项，兰坪县3项，福贡县7项，贡山县零项。自查项目用地面积公顷，其中涉及容积率调整的有3项：*鼎业阳光小区、泸水县公安局江西综合楼、民通商场购物中心，合计用地面积公顷，但都未超出规划条件容许的容积率范围，泸水县规划局根据相关规定作出了拆除违建部分、限期整改、补办手续、补交规费等相应的处理措施。

4、严格执行“一书三证（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制度，依法办理各类建设手续。20*年12月至2009年6月，全州共发放选址意见书70份，用地面积为㎡，其中泸水县50份，面积㎡，兰坪县8份，面积5379㎡，福贡县5份，面积㎡，贡山县7份，面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32份，面积㎡，其中泸水县16份，面积㎡，兰坪县4份，面积9579㎡，贡山县12份，面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73份，面积㎡，其中泸水县43份，面积㎡，兰坪县16份，面积㎡，福贡县2份，面积458㎡，贡山县12份，面积㎡。泸水县核发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18证，用地控制面积㎡；核发村镇建设工程准建证16证，建筑面积，建设投资2955万元。

5、制定完成了《六库老城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暂行）》。《六库老城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暂行）》的制定主要是解决目前存在的六库老城区改造与《六库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定的相关技术指标出入较大，《六库控制性详细规划》执行较困难的矛盾的一个较好措施，是《六库城市总体规划》和《六库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完成前的一个过渡。根据州、县党委政府的要求及六库老城区建设发展的实际，泸水县规划局组织相关专家对老城区《六库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了综合评估，结合近年来规划管理的实际，于20*年11月编写完成了《六库老城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暂行）》初步方案，经六库城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和泸水县规划局业务多次讨论和技术对接，2009年1月形成初稿，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公示、提交规委会等程序后，目前已按法定审批程序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6、积极查处违法案件，城乡规划执法力度有所加强。各县严格依法行政，查处违法案件，规范城乡规划建设行为。泸水县2009年上年共查处违章建筑15起，责令拆除并已自行拆除3起，分别为*州国税局新区办公楼违规超占规划红线部分共计㎡，*州宏泰房地产公司在建盖民通购物中心时将规划停车位置建设1*㎡商铺，下赖茂村民国忠南在3号路岔口边建盖的56㎡临时铺面，共计受理规划纠纷3起，并严格按要求予以调解处理完毕。福贡县停工建设项目1起。贡山县查处未批先建或未按规划许可建设的工程项目2起。

六库城市规划区内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处理力度有所加强。按照泸政办发（20*）191号文件的安排，自20*年11月26日成立“六库城市规划区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处理工作组”以来，共计收到185宗申报材料，3月份工作组开始入户调查，现已核查53户，其中有27户可办理相关手续，有6户房子未建完暂不补办手续，有2户不符合规划要求，暂不办理相关手续，其余18户主要为临时房暂不办理相关手续。

（四）加大城乡规划宣传工作力度，逐步健全城乡规划工作信息宣传交流平台

1、继续编发城乡规划信息。结合国家、省有关规划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州城乡规划工作机构的信息交流，我局上半年共编发了8期*城乡规划信息。通过即时准确报送我州城乡规划工作动态、城乡规划知识、六库城市规划委员会工作以及领导讲话等，加大对城乡规划工作的宣传，使城乡规划工作得到州委、州政府等相关部门和全社会的认识、关注和支持，从而不断促进我州的城乡规划工作。

2、建立政府信息网站和查询系统。为结合阳光政府准备推行“阳光规划”，增强城乡规划管理“透明度”，我局目前已建成了*州城乡规划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和政务信息查询系统。

3、逐步加强电视广播宣传。配合*电视台《今日*》栏目工作人员制作完成《*城镇化龙头的舞动》的电视节目。同时接受了*州广播电台对《*州城镇体系规（20*-2025）》进行的采访宣传，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我州城乡规划工作的了解。

（五）主动服务，做好六库城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1、六库城市规划委员会上半年共召开了2次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关于*州检察院综合楼、*州民族中学总体规划设计、泸水县第一人民医院规划设计方案、*州残疾人联合会办公楼设计方案等24个项目有关规划选址、专家技术审查、规划设计方案初步审查等工作，涉及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316215㎡；投资规模约78810万元；用地面积131893㎡。

2、六库城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适时召开规委会办公室会议。严格按照办公室职责，认真讨论研究了龙桦豪庭购物中心、世纪广场商住楼、*州中级人民法院新区办公楼、*州广播电视局民族语译制工作室规划设计方案以及民通商场购物中心综合楼二期工程等近30多个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选址方案。同时对州人民政府批转的要求提出意见的建设项目及时回复，并积极主动服务建设单位进行实地勘查，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

（六）认真开展全州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管理工作

2、稳步开展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工作。积极为各类“扩内需、保增长”建设项目做好服务，2009年上半年按规定和州发展和改革委联合召开了5次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会议。会议审查了泸水县第一人民医院新建工程项目第一期工程、*州卫生局8个卫生基础建设项目、兰坪县中医院等20个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查建筑面积平方米，概算总投资万元。

3、认真推进施工图送审和备案制度工作。依据《云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实施细则》（省建设厅2号公告），根据施工图送审和备案工作属地管理原则，上半年全州共发放了40份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知书。其中州局发放了7份，泸水局发放了8份，兰坪局发放了16份，贡山局发放了3份，福贡局发放了6份。

4、筹备成立*州勘察设计协会。通过上半年的努力协会成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并于6月4日召开了*州勘察设计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协会的成立将加强我州勘察设计事业的发展，进一步规范勘察设计行业管理。

（七）努力做好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完成我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情况专项清理检查验收工作的工作报告；完成了《*年鉴》（2009卷）城乡规划管理的资料报送；完成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批转的《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请示》的回复意见；完成三江并流区域开发管理条例修改意见的复函；完成政协*州第九届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64号“建议建设停车楼和地下停车场”的提案的答复等工作。

（八）继续参与重点项目建设

2009年上半年，按照州政府工作安排要求，州规划局坚持日常职能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两抓两不误”，以州级行政中心和同心广场项目建设为工作重中之重，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工程稳步推进。截止2009年6月20日，工程进度如下：

高低压配电工程、无负压生活供水工程、高低压强电设备工程、给排水管网工程、防雷接地工程、大楼外立面装饰工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一、二、三标段等项目均已完成自检自查工作，并已投入试运行。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三标段部分工程和空调系统、消防系统、室外亮光工程、智能化工程全面进入分项单机调试自检阶段，整幢大楼目前已全面转入细部处理和卫生清理阶段。

同心广场各项工程推进顺利。室外工程进入扫尾阶段。

地下车库灯光安装已完成，各种标识标牌正在安装中。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一是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修编、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等各类规划的编制工作严重滞后，全州城市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极低。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乡规划实施管理的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开发和建设管理的法定前置条件，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规划设计条件的基本依据。兰坪、贡山的总体规划修编停滞不前；泸水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为88%；兰坪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为%；福贡、贡山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为零，无法有效指导建设，由此造成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十分被动。二是目前我州各县尚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要求将城乡规划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二）全州城乡规划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后续工作不到位。由于各种原因，全州城乡规划系统自2009年1月1日实行州内垂直管理后，四县城乡规划管理组织机构未能及时健全完善，单位性质和职工身份尚未完全明确，全州城乡规划管理工作不能按预期正常积极开展。

（三）体制不顺，仍存在多头管理。按照《城乡规划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精神，城乡规划区范围内规划管理应纳入集中统一管理范围，但目前我州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行政命令代替规划管理，以村镇建设管理取代规划管理的问题，城市规划区边缘地带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管理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尚未按照《城乡规划法》实行分级核发管理；我州除在州府六库建立了运作规范的六库城市规划委员会以外，尚未按要求建立州县城乡规划管理委员会，不能充分利用发挥城乡规划管理委员会“提出思路、协调规划、审议规划、监督规划”的作用。

（四）城乡规划管理队伍的业务工作能力和自身建设急待加强。由于我州各规划管理机构成立晚，人员少，馈乏熟悉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业务人才，外地专业人才吸纳困难诸多，加上工作任务重，没有交通工具等困难，造成监督不到位，违法建设屡禁不止，因此急待加强规划管理队伍自身的业务工作能力培训和自身建设很迫切。

（五）城乡规划宣传工作有待加强。广大群众对规划工作的了解程度和参与、重视程度还不足，规划管理工作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城乡规划政务公开制度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有待加强和完善。目前我州基本无力设立城乡规划展示场所，仅利用办公地点的一些公示栏和建设现场所在地进行极少部分的展示，规划的公众参与制度、城乡规划与建设项目公示制度、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明显滞后。

（六）城乡规划地方性规章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很好适应城市规划依法行政的需要。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

（一）积极多方争取资金，争取把城乡规划工作经费列入各县级财政，加大对规划编制和规划执行的力度，加快泸水、贡山、

兰坪县城总体规划修编步伐，同时提高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保障城乡规划的有效落实。

（二）积极协调理顺规划系统垂直管理后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划管理工作关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规划队伍自身建设，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城乡规划知识的相关业务培训，着力提高规划管理队伍的业务素质，同时加快成立城乡规划管理委员会步伐。

（三）结合阳光政府四项制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行阳光规划。积极推行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重点工作通报、政务信息查询四项制度，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增加规划工作的公众参与方式，扩大公示范围，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接受公众监督，努力形成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主动支持和参与城乡规划工作的格局，为依法编制和实施规划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全面贯彻落实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工作，结合我州实际，重点做好扩大内需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查工作。

（五）根据省建设厅开展云南省工程设计资质换证工作的要求，做好我州工程设计单位资质换证申报材料的初审及组织上报工作。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第二篇】

20年后，家乡变成了干干净净的，一尘不粘。小溪变干净得清澈见底，小朋友在里面游泳玩耍，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小溪里安置了一个小型的净化器，小溪被这净化器吸进去后，经过处理，被喷了出来。路上的垃圾跑哪去了？这是机器人的功劳，它在路面两侧走动，把垃圾给吸进自己的肚子里，变成电能给一家一户提供电。

汽车不再是需要油的汽车了，变成了太阳能，电能等方式的汽车，最有趣的汽车就是缩小型的汽车了，它边走边扫，到处都留下了它的提示，人们看了就不再把垃圾等东西扔在地上和小溪里。在山坡的顶部，都个有一个空气净化器，所有的废气都得经过它们的净化，变成清新又可以治病的空气进入家乡。人们不在为炒菜发愁，因为有了高级喷火装置，只要安开关，菜就立刻出锅了，不会有那么多的油烟冒出来，污染空气。

20年后的家乡真美呀！希望这一天快到，不再为环境发愁。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第三篇】

关键词：中国，乡村工业，农业剩余

一、乡村工业发展的奇迹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亿元，其贡献率为%，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亿元和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丝织品占%，呢绒占%。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棉花增产18&9%，油料增产%，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乡村工业一经起步，就遇到了相对丰富的市场机会。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从基本食品到各类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实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证供应。这种市场的极不饱和状态为乡村企业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以年均%和%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1952—1977年%和%的增长速度。消费品市场短缺和居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为乡村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它们以低质廉价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进入到长期受到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填补了由重工业导向型的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工业从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市场竞争的环境。与国有企业不同，乡村企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只能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它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在计划渠道以外通过价格竞争去销售，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被淘汰，乡村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可见，乡村企业不仅以自身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而且运用市场环境带来的机遇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费晶短缺的年代长达30多年，乡村工业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不能利用市场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丰富的市场机会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三、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方面看，传统制度的压抑和制度创新的解放是这一优势能否发挥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在此之前乡村工业并未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决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数上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有限性和农村现有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水平，养儿防老和对重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民理性地选择尽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积聚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在“以粮为纲”的农产品结构条件下，被僵化的生产队管理体制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他们不仅没能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优势资源，相反造成了农业自然资源的超重负荷，大量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种植业边际效益递减。显然，在改革之前，农业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将大量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1978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大大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人身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人民公社制度尚未解体，各种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尚未拆除，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迫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中寻找农业以外的新出路。国家在坚持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的前提下，放宽了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第四篇】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

——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崔效辉

[摘要]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区域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 不同，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本文试图探讨参与式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关键词：参与式发展理论 乡村建设 定县实验 邹平实验

发展是当今世界性的主题，对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即获得现代性，各发展主体基本上是没有异议的，但对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发展，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展主体却难以取得共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的差异性很大，发展的手段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所包含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理论背景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传统发展理论所要求的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是经济增长”，[1](p10)希望通过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的‘中心’国家接轨。“如果现代化只包含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只包含经济发展，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2](p349)但“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p30)而且“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4](p5)近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真正能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只是极少国家和地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在殖民化”或“拉美化”现象。所谓“内在殖民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以城市为代表的相对先进的部分、地区和阶层与国际资本连接起来，剥削这些国家的落后部分、地区和阶层，形成内部的依附关系，造成“两极分化”。[1](p19)所谓“拉美化”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呈现出很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占社会成员人数很少的主导性阶层分享殆尽，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失衡现象被称为“拉美化”。[6]巴西、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使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由于不能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贩毒活动、恐怖活动猖獗，左翼游击队长期与政府分庭抗礼，贩毒集团、恐怖组织和左翼游击队都能在城市和农村的贫民中找到自己的后备军。这些国家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并落入为世人诟病的‘万劫不复’的锁定状态”。[7]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良性运行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那怕社会的下层分享成果的比重小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如果不能这样，甚至以牺牲一些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就会陷入一种有增长没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1状态，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怀疑。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作为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的面目出现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8](p23)

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而不仅仅看重结果。[8](p23-26)各国专家、学者对“参与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参与式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自愿贡献；

2， 在农村发展中，参与式就是让人民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利益分配及监督和评估；

3， 社区的参与意味着社区人们有权力和责任参与揭示自身的问题，指出自身的需要，评估自身的资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4， 参与式就是通过组织起来，通过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创造；强调当地人的参与，由外来者协调和帮助。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享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达到使当地人自我分析、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8](p22)

参与式发展的思想核心就在于：强调了发展过程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人，只有人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被引入中国，目前以“反贫困或公益如自然保护、生态恢复等项目为多。项目也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与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 [8](p35)虽然参与式发展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伴随国际合作项目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引进”中国的，但笔者认为参与式发展理论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在我国20世纪20、30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后来的相关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流派的“邹平实验”和“定县实验”更是如此。

“定县实验”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较高水平的现代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有较多了解并深受其影响，晏 阳初及其主要同事被认为具有强烈“现代化”或“西化”的倾向，因此，“定县实验”也就显得现代或开放一些；相比较而言，“邹平实验”的主要领导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一些，梁漱溟及其同仁则被视为“保守派”或“文化守成主义者”，“邹平实验”也因此显得更传统或保守一些。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两大流派“都比较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也都认为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前提。”[9] ( p473)两者都强调其工作人员要work with people ，而不是work for people，实际上都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

作为一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基本上是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但20世纪后半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实践表明，儒家的某些思想可以与现代化并存，甚至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10]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除了其文化哲学思想非常著名外，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20 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建”实验也是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争论的。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有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整套设计方案，而非仅仅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11](p46)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要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其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创新集中体现在其“乡农学校”的组织结构上。“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自治组织，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这样的乡村组织就“是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12](P400)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 [12](P350)但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12](P351)

“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乡农学校给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聚会的机会和场所，这对于散漫而又无组织习惯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假使他们不十分聚合时，我们的教员（乡村运动者）要设法从中做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们聚合。假使虽聚合而谈不到问题上，则我们要提引问题，促使讨论，假使他们虽谈到问题。而想不出解决之道，将付之一叹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一条道路，贡献一个办法，或彼此两相磋商研究出一个办法。因为单使他们设法，往往无法可设；单是我们出注意，又往不能切和实际而可行。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和在一起，想出办法或能合用也。” [12](P352)外来的新知识、新方法必须与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相结合，才能产生解决当地问题的办法。“好法子的产生，一定要经过：一面是对问题顶亲切的乡村人，一面是有新知识、新方法的有心人，两面接头，两边逗合；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办法，经过切磋，经过陶炼，然后才能是一个合用的法子。这个法子，从其效用上说，因为是新的，一定有效用；从其切合实际问题上说，因其是经切磋陶炼的，一定能行的通。” [12](P254)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这是他们参与发展的基本能力。长期与当地的自然资源打交道，能体会到贫困意味着什么，更有发展的迫切愿望，也能够理解自身所面临的政策环境，[8](p27)因此，参与式发展理论特别重视当地居民的乡土知识和已有技术、技能。参与式的过程和方式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会，使得各方不断地进行谈判并在发展干预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达成妥协与共识，这是达成有效率的并使目标群体收益的发展干预的前提。[1](p31) “邹平实验”正是这样做的。

经过与外来者的合作，通过当地人积极、主动的参与，找到了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这样就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合作的气氛，有利于进一步的合作，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此则越作越有组织，越有组织越作”，这样乡农学校就充实起来，成为一个“活”的组织，这样组织是尊重差异、因地制宜的。各乡农学校不必有相同的课程，“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它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才能发生我们所希望的作用与效果，故须自有它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 [12](P356)例如，有匪患的地方就搞自卫训练 ，在山区宜林的地方就组织大家造林，在产棉区，就“帮助他选用好种子，指导种植方法，然后再指导他们组织运销合作社”。[12](P356) “乡农学校可以随时成立种种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在实地作时就与他讲解；如养兔、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等。又因此可以随宜成立种种组织；如林业公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合作、储蓄会、禁赌会等等数不尽。” [12](P357)各地的乡农学校应因地制宜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村学乡学的工作尽可能的作，不勉强着非如何不可”。[12](P357)与此可以对比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为扫除农村中的文盲，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也获得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农村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成人识字率也大幅提高。但是，这种成果并未能得到巩固。因为，“乡村正规教育完全脱离乡村生活的实际，它仅仅为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服务”。[13](p390)农村学生使用的是与城市学生一样的“统编”教材，教学的内容完全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如果农村学生预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学，跳出“农门”，那他读书的冲 动就会大大减弱，这是农村流行“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就是农村中文盲不断再生、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邹平乡农学校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也是广义的教育功夫，兼有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而社会教育的内容则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和社会建设事业两大类，因此，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求教员们应随时与村民保持联系，注重社会活动，多与村民进行沟通、交流。

强调当地人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并不排斥外来专家和学者的作用，这与参与式的原则也是一致的。乡农学校的教员是一个新知识、新方法的体现者，当地农民通过他与外界建立联系，来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技术与方法。这个教员是社区外来力量的代表，他来自乡村建设运动这个大系统，与外界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他“所以能够常常不断的新，所以能够解决问题，不是他本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他是从这个大的系统来的”。[12](P358)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是落后地区的稀缺资源，获得这种稀缺资源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乡村地区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只有通过这些人才，才能够有机会利用社区外的技术、资本等外部资源，才能成为强大的社会行为者，掌握自己的命运。[1](p19)

强调自主、尊重差异，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外来者的帮助，寻求解决当地问题手段与方法，这是“邹平实验”的精髓所在，也是参与式发展理论所主张的基本原则。

“定县实验”的主要领导者大多是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和国内主要大学教师、学生，1在当时就积极争取国际力量参与“定县实验”，对外交流很多。更重要的是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事业60余年未间断，与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学术机构和诸多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NGO）有广泛的联系，其乡村改造的经验被广泛应用于亚、非、拉各地，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贡献颇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深感华工不识字的痛楚，首创华工速成识字班，通过一年多的能力，使华工识字人数由当初的20%上升到38%。[14](p27)华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启发了晏阳初回国从事平民经验的决心。晏阳初回国后即投身平民教育事业，并于1926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部迁往河北定县，把定县作为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实验县。“定县实验”很快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邹平实验”一起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主流派别。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愚、弱、穷、私可以通过教育来克服，要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标，单让农民识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及其同仁在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主张，“逐步发展的四大教育相辅相成过程，明白说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卫生协助农民健康而增加生产。农业生产计划又协助教育的推行，农民亲自体验识字读书才能有新知识新技术。教育又协助合作社的发展，如何记账、经营运销都需要知识技术能力。这充分表现四大教育互相环结、同时进行的重要性。” [14](p154)实际上，定县实验并非仅仅是平民教育实验，而是一项综合社会发展实验。正如晏阳初本人认识的那样“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不过是从拥有最大多数人民的乡村下手而已，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因而奠定世界和平”。[14](p427)这种综合发展的经验，对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有很大的影响，“海外若干机构，如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和平工作团及教会团体都认识这一重要性，力求避免重蹈以前分散、片段分别进行的弊害。” [14](p165)

晏阳初认为，任何社会革新计划都应有当地人积极参与，否则很难成功，“一项革新计划，如果没有本地人的参与，一定是短命的，难以长久，改造工作无能实现”。[14](p154)有了当地人的主动参与，还要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了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面，晏阳初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主张。“定县实验”创造了研究、训练、表证（示范）、推广这种四步递进的方法来普及科学技术，“定县实验昭示：以训练做准备，以表证为方法的实施制度，农业科学确实可以深入民间。40年来，这种制度不仅在中国实行有效，即现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若干国家也仿行有效。” [14](p14)

1972年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实施的“农民学人”计划（The Farmer-Scholar Program）可被视为定县经验的发扬光大。这一计划的方法是：每一乡村选择4-6人，接受某种技术培训，受训后即成为“农民学人”，由“农民学人”传授5名“表证农民”，然后由“表证农民”训练“推广农民”。[14](p526)这种方法既考虑了农民的实际需要，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把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要比我们目前的“科技下乡”、“科普大蓬车”效果要好得多。“定县实验”在把科学技术引入农村的同时，强调要重视和利用农民的乡土知识，“农业的科学化，只可渐进不能突变；以土产及土法应用为研究改进的方法，实为成功的基础。” [14](p145) “定县刘玉田号”小麦品种当时被中央农业实验所认定为“华北小麦珍贵品种”，这个品种就是农民刘玉田在“平教会”专家的指导下培育的。[14](p195)

“定县实验”在推行合作事业时，特别强调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培养农民的自立，注重贫困农民，提倡小宗放款，使需要用贷款的合作社成员都有机会。定县合作事业的原则是：合作事业是农民自动的，切忌以‘条件允许’、‘越俎代庖’为提倡的手段；应注意这是多数平民的组织，勿使少数人以慈善心理与官场手腕一手包办，尤须屏绝不良分子参加；对于无产的良好生产者多加注意，勿专为小资产信用打算；村合作单位的经济活动，应统一组织，连锁进行，以信用为中心，运用购买连锁生产三方面。借收资本管理互相为用的经济效能；应有严密周详的会计制度；实事求是，不论新旧事业的进行，都须具有经济上的稳妥性；勉励参加的农民努力与自强，勿稍存竞争牟利观念，避免外来攻击。在资金运用上曾规定“应注重农民本身资金的培养，并提倡小宗放款，使有需要的社员都有享用的机会，更应严禁用于非生产方面”。[14](p201) “定县实验”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可贵探索既使对今天中国农村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实验期间，在每村培养一名农民保健员，在每区乡设一保健站，在县城成立巡回医疗队。卫生制度建设注重预防，推行实习表演，用农民能接受的方式普及基本卫生常识，在没有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用简单的实用技术防治定县死亡率最高的天花和肠胃疾病，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极大改善了定县人民的健康状况。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农民的就医问题还没有制度化的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仍有待进一步探索，1甚至中国最富裕的浙北地区，村内的环境卫生也很糟糕，“村内通常无公共卫生设施，塘水混浊，路旁的垃圾、污水随处可见。因此，乡村公共卫生状况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导致这一变化的条件（包括村民卫生意识的根本改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的增加等等）尚未具备。” [13](p414)这说明缺乏社区成员积极、主动的参与，缺乏外来者引入的有效方法、手段，即使在富裕的地方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公共卫生问题。

“定县实验”不仅大大推动了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抗战期间还把其实验工作推向湖南、四川，并于1940年10月28日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育才院，培养农村发展人才。晏阳初提出要让人民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并认为“在人民接受文化、生计、卫生和自治这四大教育之后，就能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中国打下牢固的基础”，[15]更为重要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晏阳初把其在中国从事乡村改造实验所取得的经验，广泛用于亚、非、拉各国，并不断加以改进，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形成有重要贡献。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0）成立时，“定县实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瞿 世英是中国代表，他根据中国平民教育经验提出的建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这是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真实价值，影响及与全世界”。[14](p383)晏阳初也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身份到世界各地访问、考察，并据自己在中国的经验给该组织诸多有益的建议。1952年晏阳初参加菲律宾的乡村建设事业，1967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HRR），致力于培养世界各国的农村发展人才。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工作人员的九项守则与参与式发展中的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的原则颇为相似：①深入民间（Go to the People），②与平民打成一片(Living Among the People)，③向平民学习(Learn form the People)，④与平民共同商讨乡村工作(Plan With the People)，⑤从农民已知的地方着手(Start With What They Know)，⑥在现有的基础上建设(Build on What They Have)，⑦不迁就社会而是改造社会(Not to Conform but to Transform)，⑧应注重整体综合发展(Not Piecemeal but Integrated Approach)，⑨不应单独的救济而应启发人民的力量 (Not Relief but Release)。[14](p586-588)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不仅致力于农村发展人才的培养，还将其发展的经验推向世界，在亚洲除菲律宾外，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加纳等国家都在用晏阳初的农村发展经验来促进乡村建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不仅与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还为各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培养人才，“1978年美国和平工作团的17成员到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同年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也选送发展官员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14](p586) “1981年1月泰国政府派社区发展部官员25人到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14](p617)这只是其中的几例。

20世纪初晏阳初先生所倡导的“平民教育（Mass Education）、”社会实验室（Social Laboratory）途径，特别是他提出的“平民自治（Self-Government）”很大程度上与参与式发展中强调的“自我组织”和“自立”的观点不谋而合，并且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与民主的实施以及以后的农村教育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p24)晏阳初以定县经验为蓝本，以乡村改造学院为依托，不断实验、探索，鼓励当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改进农村社会，培养农民的自立精神，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并利用人民已有知识技能，为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经验被国际发展结构加以吸收利用，是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形成的重要源泉。

与参与式发展理论所要求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从合作化、到，我们执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这种战略要求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本于少数产业或行业，以达到在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的“赶超”目标。但这种“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受保护产业没有竞争力，利润低，经济剩余少；受压抑产业没有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资本积累。”[16]为实施这种赶超战略，国家必须加强对农业剩余的控制，其结果是在违背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确立了国家与农民之间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因为，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化，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交易秩序是一种人为的设计，而不是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样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扩展秩序。”[17]哈耶克认为：“这种扩展了的秩序（Extended Order）并不起源于人类的设想和意愿，而是自发地来到人间：它来自人们对某些传统的实践，尤其是对道德实践的无意尊奉。”[18](p1)[显然，这种制度设计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农民也就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虽身处集体之中，但却是“被组织”或“他组织”，而不是“自组织”。虽然在集体化时期“国家的征购数量”有大幅度的增长，但这是以农业劳动边际效益递减为代价的。[19](p317)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获得的部分生产自，但国家同农民之间的强制易关系仍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农业生产者所处的谈判地位是非常不利的，农业的经济地位仍然是工具性的。1这说明“赶超战略”仍然主导着我们的发展思维，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发展”理解为片面的经济增长，试图把“如何分蛋糕”的问题等同于“如何作蛋糕”的问题，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经济增长的“伦理追问”。实际上，农民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而非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等同于技术问题（技术进步、规模经营、产业结构调整等）。这种“赶超战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中国社会正在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与改革早期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不同，“到了90年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20]与这种“赶超战略”所代表的传统现代化理论不同，参与式发展理论虽然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其价值取向却是以人为本的，这解决了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谁是发展的主体”？“谁是发展的受益者”这样的根本问题。它在解决区域发展方面的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各地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当地人民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就变得更为重要。

20年后的家乡作文【第五篇】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亿元，其贡献率为%，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亿元和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丝织品占%，呢绒占%。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棉花增产18&9%，油料增产%，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乡村工业一经起步，就遇到了相对丰富的市场机会。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从基本食品到各类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实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证供应。这种市场的极不饱和状态为乡村企业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以年均%和%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1952—1977年%和%的增长速度。消费品市场短缺和居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为乡村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它们以低质廉价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进入到长期受到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填补了由重工业导向型的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工业从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市场竞争的环境。与国有企业不同，乡村企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只能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它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在计划渠道以外通过价格竞争去销售，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被淘汰，乡村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可见，乡村企业不仅以自身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而且运用市场环境带来的机遇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费晶短缺的年代长达30多年，乡村工业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不能利用市场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丰富的市场机会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三、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方面看，传统制度的压抑和制度创新的解放是这一优势能否发挥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在此之前乡村工业并未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决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数上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有限性和农村现有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水平，养儿防老和对重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民理性地选择尽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积聚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制度下，在“以粮为纲”的农产品结构条件下，被僵化的生产队管理体制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他们不仅没能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优势资源，相反造成了农业自然资源的超重负荷，大量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种植业边际效益递减。显然，在改革之前，农业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将大量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1978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大大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人身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制度尚未解体，各种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制度尚未拆除，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迫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中寻找农业以外的新出路。国家在坚持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的前提下，放宽了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