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名人故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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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名人故事【第一篇】

蒲松龄落第不落志

蒲松龄是清代的文学家，他自幼聪明好学，但长大后屡次应试皆落第。蒲松龄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继续追求成功。他曾含羞自荐，给当时德高望重的大宗师黄昆圃写信，希望能得到帮助，然终没能如愿。

从此，他不得不在乡间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准备应试。

正在这时，他的爱妻陈淑卿离开了人世，这使他悲恸欲绝，生活更加清苦。但生活的艰辛与爱妻的去世并没有动摇他追求成功意志。他化悲痛为力量，自作了一副对联来激励自己，上联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下联是"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中去，向时间索取知识和财富。他说："耗精神与号呼，掷光阴与醉梦，殊可惜也！"

他还坚持不懈地从群众中获取知识；他在家乡靠近大路旁的一棵大树下面，铺一张芦席，设茶备烟，凡是路过此地的人，他都免费供茶供烟，请他们讲一两个民间故事。就这样，年夏一年，日复一日，他广泛搜集素材，勤奋写作。

历经20年，他终于写了闻名中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这部著作通过说狐谈鬼的表现方式，对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批判，并"寓赏罚于嬉笑"，具有百诵不厌的艺术魅力。同时，他还完成了《聊斋文集》四卷、《聊斋诗集》六卷、《聊斋俚曲》十四种及其他杂著。

小蒲松龄巧对对气石乡绅

蒲松龄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蒲松龄早年就有文名，为村里人所称赞。当地一个姓石的乡绅十分嫉妒，一心想找个机会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学"。

这天，他找到正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蒲松龄，指着不远处被塌落的砖墙砸死的一只小鸡，信口诌道："细羽家禽砖后死。"念罢，他又得意洋洋地要蒲松龄来对。

聪明的蒲松龄早知石乡绅的为人，就心生一计，假装为难地说："我哪能对得上先生出的妙句。既然先生非要我学着对不可。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试着对对吧！"

石乡绅信以为真，便点头同意了。

蒲松龄又说："不过，还得请先生帮我记记，要不然，对完后面的，前面的也就忘了。"

石乡绅更得意了，心想，这一回准能看上这个小家伙的笑话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好，你说我记！"

蒲松龄扳着指头，一字一字地对开了："粗可对细，毛能对羽，有家必有野，有禽还有兽，石同砖成对，先与后可联，生死相对，自不必说。总算都凑上了，请先生连起来看看怎么样？"

石乡绅照蒲松龄对的字一念，脸色"刷"地变得猪血般紫红。原来这七个字连起来是："粗毛野兽石先生"。

蒲松龄和小伙伴们齐声喊着这个对句，连蹦带跳地跑了。这个捞了一顶"粗毛野兽"桂冠的石乡绅，只好自认晦气。

蒲松龄回应宰相的"请吃半鲁"：

蒲松龄屡考不中，回至家乡蒲家庄除了教书之外，便是将满腔的忧愤都倾注在《聊斋志异》上，从不与官场来往。

一日，忽然接到宰相一份请帖，上面写着"请吃半鲁"。蒲松龄对此类请帖，深恶痛绝，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当官的还只顾吃喝玩乐。于是，对送请帖的来者说："我身体不佳，不能前往，请回复宰相谅解。"其妻在一旁听到丈夫不去赴宴，认为不妥，对蒲松龄说："这样做不好，人家一是宰相，当了官没忘旧友；二是您和宰相曾经同窗共读，不管从哪方面说，都应该去。"蒲松龄沉思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赴宴。

来到宰相家里，席宴开始，只见两位使女抬着一盆鱼汤送上桌来。宰相说："请包涵，小弟入官以来，一直默守清廉，不涉烟尘，此非是席宴，不过想请尊兄尝试一下怎么混水摸鱼而已，只有悟此奥妙，才可步入尘世。"蒲松龄闻此，很是不悦，认为人生就该着污泥而不染。于是想了个法子，来日回敬宰相。

事隔数日，果然，蒲松龄采用同样的方式，宴请宰相。宰相接到"请吃半鲁"的请柬之后，欣然前往。看到茅房破屋，心里不由产生一种怜悯感。想当年，同窗共读，老兄的学识远远超过我几倍，只因性情刚直，对世态炎凉怀有不满，加之无钱打点各级考官，竟落到如此地步。欲取银两救助，蒲松龄坚决不收。只和宰相叙旧，却不提赴宴一事。

宰相感觉腹中饥饿，不时地到屋外张望太阳，但直到太阳偏西，仍没有入席的动静。宰相饿得实在憋不住了，问蒲松龄："尊兄何时置宴"蒲松龄随口答曰："一日三餐已毕，您又吃足半鲁，为何还要设宴"宰相恍然大悟，鲁的下面，明明是个"日"字，我叫他吃了上头，他却叫我吃下头，这个含义可不一样呀，这个下头吃进去，不是满肚里的太阳吗？这不是明明劝我当个怀抱太阳的明官吗？宰相虽挨了一天的饿，但领悟了做官的道理。

蒲松龄的名人故事【第二篇】

在我国古代短篇小说集中，成就最高的莫过于《聊斋志异》了，因此，它的作者蒲松龄，自然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

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出生于公元1640年，山东淄川（今淄博）人。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祖上虽然没有显赫的人物，却是都通经书，有些学问；特别是他的父亲蒲架，更是精通儒家学说，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家庭，倒是称得上世代书香。

蒲松龄生来聪慧颖敏，勤奋好学，又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所以在他去私塾读书前，就已经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了《诗经》、《论语》和《孝经》。在学校读书时，由于他对有些经书已经读过，而且理解深透，有独到见解，不久，便成了私塾老师的得意门生。私塾老师见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没有要求他重新再读已经读过的书，而是根据他自己的愿望，让他多读史书和诗文。在八股文盛行的年代，一个私塾老师能做到这一点，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蒲松龄能在自己喜欢的知识领域中读自己爱读的书，其学习热情也越发高涨，经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计日程功，从不空费一日。后来，他曾在《醒轩日课序》中回忆这个时期的学习情况时说：“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其意思是说，那时读书如果一日没有收获，就感到惭愧，感到不安，冷汗淋漓了。

正是由于蒲松龄读书如此刻苦用功，所以，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熟知经书，能诗善文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蒲松龄的家中日益贫困，父亲蒲架只好放弃学问，改为经商；蒲松龄也只好辍学，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仍没有忘记读书。每到一地居住下来后，父亲外出做生意，他便在住地读书。

有一天，蒲松龄身边带的。书读完了，便去集市的书摊上买书。途中，他看到一个说书老人正在为一群孩子讲故事，他便凑上去听。这时，老人讲的是一个“捉蟋蟀”的故事。

说是从前有一个皇帝，爱斗蟋蟀，便下令各地百姓捉蟋蟀进贡。当时，有个叫成名的农民，运气不好，很长时间也捉不到一只，常常因此遭到官府毒打。成名被打得疼痛难忍，就去求巫婆为他想办法。他按着巫婆的办法去做，果然得到了一只上等蟋蟀。成名如获珍宝，准备第二天进贡给皇帝；可是，他九岁的儿子好奇，趁父亲一眼没看到，拿出来斗，结果跑来一只大公鸡，一口给吃掉了。这孩子很害怕，感到无法向父母交待，竟自己跳了井，等父母发现救出后，孩子已经断了气。

那说书的刚讲到此处，见有几个公差走来，他担心犯影射皇帝罪，赶紧收摊溜走了。蒲松龄挂心那一家人后来怎么样了，便追上说书人，请他继续讲下去，并拿出自己买书的钱，送给那老人。老人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悄悄地对他说：“那家人自儿子死后，剩下夫妻二人，又无法交贡，心灰意冷，也想自杀。然而，就在此时，他们的儿子却变成了一个大蟋蟀，跳到父亲身上，让父亲把它去献给皇帝。于是成名含着眼泪把它交给了当地知县，知县又把它献给了皇帝。皇帝见这蟋蟀不仅个大，而且斗起来十分凶猛，宫中所有蟋蟀没有能斗过它的，十分高兴，便将那位知县提升做了大官。”

蒲松龄听完这个故事，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愤恨地对那位说书老人道：“那知县竟以一个孩子的性命，当了他升官发财的垫脚石，这县官真是可恶。”

从此，蒲松龄不仅憎恨那些坏污吏，也喜欢上了听故事。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在随父亲走南闯北的经商过程中，一有空闲，便去听说书人讲故事；并且每听完一个故事，回去就把它整理记载下来。到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上百个故事，为他后来创作《聊斋志异》奠定了基础。正如后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说的，在他四十岁之前，巨著《聊斋志异》就已经初具规模了，书中故事，是“集腋为裘”式地创作出来的，而其中的名篇《促织》，就是他把在十二三岁时听来的那个“斗蟋蟀”的故事改写而成的。

蒲松龄十九岁那年，回到家乡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中了秀才，一时文名颇高。可是，在他二十岁后，几次进京应试，都未得中。最后一次考举人时，他虽然成绩优异，一举得中，但到吏部时，竟被以“相貌丑陋，不堪为官”的理由，将他轰了出来。

当蒲松龄极为愤慨地走出吏部的时候，忽然遇到一位白发老人，把他拉到僻静之处说：“小伙子，现在做官，光有文才，没有钱财，是做不上官的，你又何必为此生气呢？我早就知道你为人正直，很有学问，还听说你已经积累了不少故事；如果你能像明朝吴承恩那样，广泛搜集民间故事，再把今天的事编成故事，去写成一部故事书，不也是一大乐事吗？”

蒲松龄听后，猛然一惊，再仔细一看那位老人，正是当年那位说书老人，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原来是您老人家！幸亏您提醒了我，否则会误大事的。从今天起，您就继续给我讲故事吧，把您所知道的故事全部讲给我听，我一定要写成这部书。”

老人高兴地答应了。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说，他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作”，就是指的这段经历。

蒲松龄自从认识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之后，便回到家乡，开始了创作《聊斋志异》的准备工作。为了搜集到更多的故事，他一边在淄川附近村内做私塾先生，一边带着茶水在村口路旁坐下来，招待过往行人，分文不收，只是请他们把平时看到或听到的故事讲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记录。就是用这种方法，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到近四十岁时，蒲松龄已经搜集到近五百个故事。

蒲松龄在四十岁以后，才开始一边搜集，一边创作，终于在他接近暮年的时候，写完了《聊斋志异》这部历史文学巨著。

公元1715年，蒲松龄去世，享年七十六岁。除《聊斋志异》外，他还写有一千多首诗、一百多首词、四百篇散文，以及杂文五种、戏剧三出。

蒲松龄的名人故事【第三篇】

蒲松龄中了贡生回来，心里很高兴。虽还没有中举，也算是个“候补举人”了。亲戚都来贺喜的时候，蒲松龄接到了新上任的淄州县官的请帖，请他明天赴新官上任的喜宴。

几十年来，蒲松龄从不赴新官上任的宴请。今日一见请帖，倒是欢喜起来。也就答应送帖的衙役，明日准时赴宴。

这新上任的县官，是两榜进士出身，也是苦熬了几十年，才考中进士当上知县的。五十出头的年纪，比蒲松龄小了20岁。

第二天，蒲松龄到了宴会厅一看：在座的全是县里的财主和秀才，也有稀稀朗朗的几个举人，足有三十来号人。宴会开始，衙役们先抬上两坛“状元红”。他一看这酒，就知道不是本地生产，是从外地买的名贵酒。“三班”“六房”斟满酒，端上菜，县官起身拱手说：“列位才士、东家，下官来此，请多行方便。今日特备水酒一杯，不成敬意。来，共干一杯？"众秀才们也都起身，端起"状元红"一饮而尽。一齐咂摸咂摸嘴儿，拱手说："蒙大人恩典，好酒？好酒？"县官看大家一饮而尽，心里也挺高兴。可看到蒲松龄那里，只见他咂了一小口儿，就把酒杯放下了，也不拱手致谢，只是低头沉吟。

县官一看，心想：此中定有道理。便自己另斟一杯，端着走到蒲松龄的跟前，说：“蒲兄，这酒如何？”“苦涩。”“这状元红是天下名酒，人人都说好，怎么苦涩哪？”“这酒来之苦涩。是富人家送的吧？”“不错，下官上任，本县富户祝贺，送酒两坛，特请大家来一起享用。”“大人应知无功不受禄。无功受禄则为贿赂。行贿者如无求于大人，何必行贿？平日说吃了人家嘴软，使了人家手短。日后，如涉官司，行贿谋私而理歪，大人何以对之？顺其歪理则不法。这样，百姓冤不能伸，理不能直，如何治天下？大人岂不就成了赃官了？做官不为民作主，满腹才学总是零。所以，我说这酒味儿是苦涩的？”县官一听，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时，一个衙役过来拉了拉他的袖子，说：“大人，酒喝光了，酒兴正浓，您看怎么办？”县官随即从衣袋里摸出一锭银子，说：“这是在京临上任时领的一点俸禄，到街上打点白酒，请客人们尽欢吧？”不大工夫，又来了白酒三坛。揭盖一饮，就不是状元红那个滋味了。众客为了不抹面子，都小口儿抿，只沾沾嘴唇，不比先前那个场面了，也没有拱手的了。

蒲松龄一见，可来了劲。他大叫衙役：“拿大碗来。”衙役拿来了饭碗。只见蒲松龄一连骨突突喝了三大碗。七十多岁的人了，喝完把胡子一摸，哈哈大笑着说：“真好酒，天下第一美酒。”又向秀才们拱拱手，说：“列位知道这酒的名吗？”半天没人放声。“这叫清明酒。是咱县太爷，用自己的俸禄，买酒招待列位。它不是列位方才喝的那种贿赂酒——状元红。”就这工夫，只见那些袍儿帽儿的富户，都一个个地溜跑了。秀才、举人们没走，倒是痛痛快快地又喝了三坛酒。

酒宴散后，这位县官闭门三天，也不问案，也不出门，只是在屋里打转转，琢磨蒲松龄这话中的道理。

听说，这县官官做得清明如水。临卸任时，蒲松龄死了。他嚎啕大哭，挂冠出了城门，百姓也泪汪汪地送行，边送边问："大人为官清正，今日升调本是好事，为何大哭起来？"县官擦擦泪，边走边说："官职大小是小事，失去恩师教导，却是痛心的大事啊？""谁是恩师？""本县蒲圣人，松龄先生。"这县官叫什么名，没传下来。

蒲松龄的名人故事【第四篇】

蒲松龄既是文学家，也是民间故事家。相传，他为搜集《聊斋志异》的素材，常备烟茶于村头招待路人，听他们讲各种传说故事。他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如此痴迷，自然影响很大，以致“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这就是说，当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蒲松龄为中心的搜集民间故事的广泛网络，从而为《聊斋志异》的终于成书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这一网络所涵盖的范围有多大？从《聊斋志异》本身所透露出的讯息看，涉及到了大半个中国，其中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今湖北省。《聊斋志异》中的《汪可受》和《杨大洪》，就是难得的重要实例。

《汪可受》的主要内容是：湖广黄梅的汪可受，能记三生：一世为秀才，二世为骡，三世为农民。他终于生汪秀才家，先是为怕暴露实情惹祸，便装作哑巴，后来脱口说话，显露出惊人才华，从此一帆风顺，“少年成进士，官至大同巡抚”。

黄梅确有汪可受其人，为明代万历己卯年（1579年）举人，至今当地还流传关于他的大量传说，其中包括《投胎转世》、《门栓哑》等。其基本内容不仅和《聊斋志异》相同，而且更加丰富、生动、离奇，具有古老、朴野的民间风格，从而可以断定其为《聊斋志异·汪可受》的原生形态，或者说准原生形态。

《杨大洪》的基本情节是，他进食被噎成病，夜梦神仙赠诗曰：“江边柳下三弄笛，抛向江心莫叹息”。第二天，果见三弄笛于柳下的道士，知其为神，便倾囊中之金献之，以求治病。道士掷金江中，以示看破红尘，不为金钱所动。但杨大洪却是尘念难消，为之惋惜。仙道已知难以度其成仙，便乘隙“力拍其项”，以致呕出喉中物，把他的病治好了。

杨大洪是杨涟的号。他是今湖北广水市人，官至左副都御史。明天启四年（1624年），上书劾阉党头目魏忠贤，得到左佥御史左光斗的力赞和响应，时称“杨左”。第二年入狱致死，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如今当地还流传着他的大量传说，其中的《蓝袍朋友》也说，他得了噎食病，不过，给他治好了的并不是什么神仙，而是一个驴子精；在他冤死之后，后者还变做身穿蓝袍的友人去为之吊孝哩。显然《杨大洪》是由此脱胎而生的，虽然它已非原汤原水，但却可以从中品出一些原味。

总的来说，蒲松龄处理民间文学的基本方法是：除一律改口语为文言以外，或大体保持其本来面貌，如《汪可受》；或只是作为素材，而进行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即再创作。《杨大洪》当属后一类型。且看此文后边的“异史氏曰”———即蒲氏的评论：“公生为河岳，没为日星，何必长生乃为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为公悼惜；余谓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圣人”。可见这里的神仙及其所表达的出世思想，都是作为被否定的反衬物而由蒲氏创作和设置的，而原来的民间故事，只不过被改造成了适合于作者所需要的载体而已。但这载体对于作者及其作品又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

民间文学尽管靠口耳相传，却有非常强的生命力，有的竟流传千百年而不衰。例如《孟姜女哭长城》就萌芽于春秋时代。最近陆续发现并纪录成文的汪可受、杨大洪的大量传说，至今已流传数百年，仍同样使我们眼界大开，十分惊喜。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它们明确无误地证明：当年的蒲松龄的确青睐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孜孜以求，不断向民间搜集，而且还影响和动员了一批可观的采风队伍，把手伸到了包括今湖北在内的广大地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应该说，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佳话和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