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故事短篇【参考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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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故事短篇范文【第一篇】

契诃夫曾说，写作应该表现的不是现有的生活，也不是应该有的生活，而是理想中的生活。对此，我甚为赞同，尽管它看上去带有明显的偏见。短篇小说创作其实是写作中最难把握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主要是以其快捷而完整的叙事方式选取富有典型意义故事或生活现场进行刻画描绘，旨在反映或揭示生活中的某一侧面，并以此来阐明某个问题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此时选入的4篇短篇小说，题材各异，表达不一。在丁东亚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盏灯》中，作者似乎想要通过“我”来讲述关于“我”的哥哥和一个寡妇私奔（似乎根本不存在的一段记忆）的故事，真实的却是以“我”的生活现场以及许小童的自我感情迷失等，在虚构的真实空间世界，表达一种灰色的情感，以一种鲜明的对比形式再现了人性被现代都市生活毒化后的扭曲、变态以及冷漠、虚妄。这种书写和表达，无疑需要巨大的想象或虚拟空间，且小说写作形式有着麦克尤恩的影子。尹顺国的小说《母亲的紧急会议》相对语言成熟，情感更为细腻，在通过村民选举村主任，一家人聚在一起开会时表达的不同看法中，揭示了“母亲”的正直，也从侧面反映了乡村选举暗藏的不公，且映射了社会黑暗的一面。这篇小说中，在作者尹顺国以平实而简洁的对白表现的张力以及寓意，甚为耐读和深刻。而青年小说家寇洵的短篇《浓雾》，表象似在讲述一个陌生人寻找媳妇的故事，而内在的却是通过孙冲的眼光，记述了双槐树街上不为人知的隐秘情事，故事构架延续传统叙述方式娓娓叙来，人物间的情感联系也随即被揭露无疑，作者明晰的洞察力以及简洁的语言让人欣喜不已。衣水的小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取材，在现实生活中表达自我的生活观，并以此展示人性。短篇小说《白小丽的眼圈吐的很漂亮》中，作者在试图给读者展示一个片段式的生活现场中，更多的则是在表达主人公“我”在岁月中的忽然觉醒，那看似“荒谬的感情由于获得业已变化的审慎的洞察力而变得清晰明确”了。

短篇小说是最能见出一个作家的语感、才思、气质和想象力的。它能从较小的地方发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雷达说，短篇小说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文体，也是对思想意蕴的锻造。而如何在锻造思想的过程中寻找到自我写作的方式，似乎又是小说家自我突破的一道难关。

――编 者

短篇情感故事【第二篇】

几部年轻人的长篇处女作，虽然可喜可贺，存在问题也不妨一说。陈可非的《红菩提》延续了近两年来军旅长篇小说“日常经验崛起和情爱叙事强化”的写作风潮，于荒凉的生存背景和崇高的精神质地之上书写浪漫传奇的爱情。但是与王秋燕等女作家相比，陈可非的叙事与描写还失之粗略。雷诺与林若水的爱情由于缺乏对各自心灵和情感的细腻描摹和细节刻画而流于简单空泛，对林若水其他几段情感经历的拼贴过于随意和主观。另外对丁小北、罗仁宁等人物丑陋人性的挖掘游离于故事主体之外，故事结构支离破碎，大大削弱了对主题、意义等小说精神层面的建构和提升。西元的《秦武卒》讲述了王离这样一个小人物伴随着大秦帝国的强盛一步步接近权力中心的过程，期间穿插着与公主羸妩以及项妍这两个女性的情感纠葛，试图展现历史进程中的个人的渺小以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所不可避免的悲剧宿命。然而作者对那段历史缺乏充分细致的了解和把握，在小说中历史仅仅沦为了讲述爱情故事和个人成长历程的背景，时代风云、生活风俗等等历史的细节在小说中得不到真切的再现，当历史不具备本体意义，仅仅作为“背景”存在，其所映衬出来的“当代情感故事”的意义和价值自然令人生疑。裴志海的《锅盖头》表现了一个社会混混到特种战士的成长历程，但是这种成长和质变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和内在伦理，前半部分的混混生涯与后半部分的军营生活前后脱节，结构上的两张皮更像是两部中篇小说的拼贴。

如果说2009年的军旅长篇小说有什么亮点的话，倒是有几个文学“新人”或新的题材领域表现不俗。党益民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通过江河、江雪、江果3个人不同的视角，在讲述父辈们故事的同时，也在叙述着自己的感受与经历，对同一件事形成前后参照，相互映衬，使本书在结构上显得灵动新奇，堪称本年度艺术水准较高且比较均衡的优秀作品。老作家凌行正的长篇处女作《九号干休所》第一次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晚年生活，一个个性格鲜明内心丰富的人物、一段段从战争年代绵延而来的情感经历、一桩桩生动诙谐的故事，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但是对日常生活过于庸常细碎的描写和过于浪漫化的人为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耗散了作品的深度。阎欣宁的《地平线》以1929年朱毛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到闽西开辟根据地的这段特殊历史为背景，直接描写了在党史军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古田会议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以下沉的视点以小见大，描写底层民众和基层连队的生存景象，人物的描写和塑造尤见功力。黄松、王初恩、柳达夫、丁泗流、连顺舟几个人物生动、风趣且颇具深度，没有离奇夸张的故事，但却有细腻精巧的细节，极具美感的语言和叙事耐心令人印象深刻。何存中的《太阳最红》延续了上一年度《姐儿门前一颗槐》中优雅细腻的诗性语言，而且在对战争本质的探索和苦难的理解方面极具深度。尤其是正面描写了黄麻起义前后，革命的血雨腥风给平凡的生命个体造成的伤痛，直面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让位于革命的目标和追求这一矛盾的伦理命题，悲剧性地描述了特定历史情境中几代人被革命洪流席卷的苍白人生，对历史的深度发掘和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凸显了小说的伦理意义。王筠的《刺破青天》第一次将目光聚焦于“Y字方阵”,全景式、多层面地展示了预备役部队的生活图景。王凯的小长篇《全金属青春》一如他所擅长的中篇小说写作，其长篇处女作依然展现出灵动扎实的生活积淀和炽热的情感，塑造了一群可爱、可亲、可信的军校学员群像，风趣的故事让人忍俊之余，心生淡淡的哀愁。冯骥作为80后军旅作家的代表，近年来的崛起令人瞩目，他的“特种兵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三部曲《我雷了》以排雷工兵为表现对象，将工兵看似封闭、晦涩的专业生活与紧张刺激的反恐作战紧密融合，将盗墓与寻宝情节嵌入故事主体，将武侠小说中的种种桥段糅入叙事，展现出迥异于前辈作家的强烈的时尚叙事风格。直白干净的小说语言，绵延全篇的重重悬念，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息，凸显了冯骥直面市场与年轻读者的文学观念与写作立场。

贯穿2009年的纪念“新中国六十年征文”召唤了全军广大作者踊跃参加，收获了一大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歌颂祖国的锦绣文章。在所有这一类的献礼作品中，最具分量与影响的首推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延续了他“非虚构”的著名写作风格，大视角、全方位，讲究叙述的语言，追求叙事的艺术和视角的转换，注意细节性和氛围感，画面感强，可读性强，惟一值得商榷的是结构。局部看来，处处精彩，可读多了就有点找不着北了，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王树增今后如何在“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审美性方面达成完美的平衡，也就成为了他的“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概念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张惟的《血色黎明》作为一部“长篇革命历史纪实文学”,也展现出了历史本身波澜壮阔的图景。

此外，李鸣生的两部报告文学作品《千古一梦》和《震中在人心》颇可称道。《千古一梦》以宏大叙事的笔触和历史吞吐、现场感的生活呈现和深挖细节的人物塑造，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载人航天伟大事业的历史全过程；《震中在人心》则用镜头和文字两种语言打造出“长篇摄影报告文学”这一跨文体的“双重文本”,以个人视角关照底层百姓、以反思立场审视地震灾难、以真相真情挖掘人性深度，这部糅合了李鸣生个人风格、独立视角的作品可以说是抗震救灾题材的“另类书写”和“深度报告”。

最后，再说说中短篇小说。

第一点让人宽慰的是，有部分资深作家仍然坚持中短篇阵地并颇有斩获，如裘山山的《手足》《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致爱丽丝》《一夜到天明》,中夙的《军代表》,王伏焱的《连长树》,刘烈娃的《渡江》,侯建非的《远山的钟声》,刘晓珍的《士官的春天》,徐锁荣的《午后茶》,李忠效的《潜艇老兵》,陆颖墨的《海军往事》,潘宝玉的《夜航如梦》,王秋燕的《点验》,卢一萍的《边关三题》等等，都是去年军旅中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这些作品普遍显示出了一种军旅文学悠久的现实主义风格，笔笔中锋，从容老到，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有鲜明的军旅特色和坚实的生活质感，读来如会久违的朋友，亲切、温暖，亦如窖藏的老酒，韵味绵长。

第二点让人不无振奋的是，一批新人开始以中短篇小说崭露头角。由于2009年年初总政艺术局就明确了抓中篇、抓新人的工作思路，年中又有《解放军文艺》的笔会与专号的推介举措，这种“集团运作”的军队强势方式，很快就见到了成效，使一批以“70后”为主的文学新军以清新的面目给人们留下了不俗的印象。他们是：王棵(《安乐摸》《高原反应》《河之唇》),朱F鸢(《坝上行》),王凯(《蓝色沙漠》《正午》),王甜(《集训》《昔我往矣》),裴志海(《勇士》),刘跃清(《连队之河》),九年(《那年那月那几天》),曾浩(《连长树》),时晓鸿(《晚风清爽》),陈可非(《雪季夹着雨季》),赵宇(《初次回忆的青春》),李萧潇(《再见再见》)等。

短篇情感故事【第三篇】

从《灿烂日光》中我们体验到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那就是“爱”的“存在”作家在小说中发展出了一种“爱”的叙事，绘制了一份“爱”的“存在的图”。作家在自序中这样总结道：“在这个短篇集里，开篇《红色日光》里所说的爱，是党对人民的爱，人民对党的爱，描写了人民与党的鱼水之情；《渔翁》里所说的爱，是渔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人生的热爱；《姹紫嫣红》里描写了少女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描写了主人翁对她们的同情之爱，怜悯之爱，等等”。其实这仅仅是小说集中“爱”的“存在的图”的一部分，小说叙事在以上“爱”的形式之外更多的还是给我们展示了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故事，少男少女的缠绵悱恻的聚散情缘散发出田园牧歌的清香(《稿费》、《美丽的刺槐花》、《朝烟绿柳含雨花》等)；善良、能干的青年赢得了梦想的爱情(《路文斌轶事》、《老蹲窝》)；异化的乡村权力毁灭了美好的乡村爱情(《西风凄凄吹玉树》)；青年男女之间滋生出的超越于普通爱情之上的柏拉图式的圣洁情愫(《姹紫嫣红》、《退下战场的路》)。作家所发现的关于“爱”的叙事可能性在小说中是以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表现出来的，我们所说的这种“自然生长”是指作家对这种“爱”的叙事可能也没有刻意去追求，着力去营构，而是顺着思绪无拘无束地蔓延伸展开来。

爱情是极其个人化的情感，在极为私密的领域里，它最能体现出人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实现人的自由本质。通过《稿费》和《红绣球》这两篇小说'我们可以来领略年轻人爱的甜蜜和苦恼，《稿费》这篇小说篇幅极为短小，但是，却为我们记述了人生最为美妙的一瞬间，叙事者在一种回忆的语气中展开了对往事的追想，而且还把小说主人公设定为第一人称“我”，这可以最大限度的探知到人物的心灵深度，使小说变的感觉化和细腻化。小说中“我”喜欢文学，第一次收到了远方寄来的稿费，然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用稿费给未婚妻买了一朵玫瑰。从小说表层看，这是一首简短而轻快的爱情颂诗，这篇小说剔除了其它的芜杂情节，凸现出“我”在获得成功后又利用成功让自己获得幸福感的自豪情绪。《红绣球》也具有一个回忆的视角，小说开篇就明确表示“是八十年代的事儿了”，时空上的距离给我们的感觉是这是对情感的一种怀念和追记。小说也设定了一个第一人称“我”的主人公，不过这是一个女性主人公，小说叙述了“我”的情感经历和引起的相应的心理变化，在张佳与赵辉之间我曾经迷惘，徘徊与动摇，不过，乡村女孩“我”在张佳与赵辉之间的摇摆反而证明了“我”对世间真爱的执著守望。

在《灿烂日光》中还有一些小说表现了发生在两性之间的朦胧模糊的情愫，我们对这样一种情愫不能做简单化的道德批判，这种纯粹干净的情感牵绊也许恰恰是一种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的表现。在《姹紫嫣红》中，作为客人的庆元与服务员小李之间只是止于同乡的关系，但是在人与人关系冷漠的都市里，在他乡的漂泊与流离中，这种简单的同乡之谊却带给了小李巨大的内心温暖，很明显，小李还在爱好写作的庆元的作品里寻求情感抚慰，这时庆元的作品无疑在小李那里起到了替代庆元的作用，当庆元关切地劝慰辗转于风尘的小李时，小李却因受庆元作品影响表现出柔情深细的内心真实。在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上，庆元的作品(其实是庆元)维系了小李一份对于诚挚情感的珍贵的信任与期待，守住了人性里的无助的善良和对于未来似乎无望的向望。

短篇小说集《灿烂日光》一共收了二十多篇小说，数量并不是太多，是作家长时期偶然创作的结晶，恰如作家自己所说：“这些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既没有什么集中的思路，也没有什么规范，一旦对某个事情有了感触就下笔了。”

短篇情感故事【第四篇】

情节分析

不同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其情节的处理各个不同，有的作品在意象和隐喻层面（或象征层面），有的作品在客体世界层面（如在写实性的、以情节取胜的作品中）。很显然，《纪念我的朋友金枝》这篇小说是属于后者。本文情节跌宕起伏，结构层层推进，其中作者还对情节进行了创新，即故事的高潮和转折――金枝在袁哲婚礼上高调示爱后，摆酒道歉时又与新娘聂盈盈硝烟四起大打出手，金枝被玻璃杯砸到脸破了相受了伤，之后彻彻底底消失了十八个月。这十八个月看似情节的断裂，但正因留白拓展了文本叙事结构的时空，使文本的内涵更加丰富，情节发展变化也有了一个过渡期不至于太突兀（如金枝外表形象大变样，袁哲婚姻走到崩溃边缘）。文本在叙事设计上除了第三人称的讲述，还穿插了金枝与“我”的对话，在体验主体的叙述线索中，使得情节描写更有了现场感，增强故事的真实感。

人物分析

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中提到“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人物命名。每一个‘称呼’都可以使人物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和个性化”。首先我们不妨来谈谈“金枝”这一人物形象的“姓名符号”。金枝，小说文本中没有写她的家庭父母情况，提及聂盈盈时反而提到其先仕后商、人脉通天、财大气粗的父亲。这样的比较之下，聂盈盈这样的白富美千金小姐更适合“金枝”这一称呼。但是，金枝是完全凭借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推销手段在医药代表行业如鱼得水，让自己生活得很滋润；凭借自己热情、爽朗的人格魅力成为不能缺席的“饭局局长、朋友圈灵魂”；甚至整容，金枝也是“把所有这些女明星融化了，然后浇铸到‘金枝’这个模具里。”这些都似乎是在向读者表达，金枝是自己活成了“金枝”，人物鲜明的个性化一直都有体现。

人物塑造的方式有许多种，有静态型的，也有动态型或发展型。后者特别适用于长篇小说，但它不大适用于戏剧以及短篇小说，因为叙述时间是有限的。而这篇不到万字的短篇小说在塑造主人公金枝时没有以一段详细的描写来介绍体貌，而是通过情节的推展，在叙事的过程中将金枝的形象跃然纸上，正如亨利・詹姆斯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一文中所问的：“如果人物不是事件的决定者，那他会是什么呢？如果事件不能展现出人物来，那事件又是什么呢？”事件是刻画人物的基础，金枝这一人物形象塑造正是在一件件事件的表现上生成的。小说开头就是“金枝说她爱袁哲。她一直这么说，不断地说。”以及中间发生的整蛊婚礼、喝酒闹事、出国整容、聚会情乱等一串串故事（其实更像是事故），直至结尾“‘金枝说，她爱你！’我对袁哲说，‘她爱死你了。’”都能感受到金枝这个人物的热烈大方，乐于表达，敢爱敢恨，尤其是对袁哲那份坚决、执拗、肝肠寸断的爱，让我一下子联想起奥地利小说家斯台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两位女主人公都是在毫无阅历，毫无准备时就一头栽进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

曹霞在其《肝肠寸断的古典爱情――评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说金枝是一个“爱的英雄”，爱得那么坚决、明艳、蓬勃、热烈、丝毫不给自己留后路。我们都知道那样的爱是灼人的、悲剧的，在日常生活中是没有活路的，但我们却不得不在它的烈度和光焰下凝视仰俯，因为那样的爱已经成了信念和信仰，不会消亡。

抛弃了自己主动性的爱，充满了迷乱的自我感动。男人和女人爱的不同在于，女人总是以彻底和决绝的姿态飞蛾扑火，太狭隘，太放纵。不过反过来思考，其实她的这种爱虽然很极端，然而纯粹！生活本身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人们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地选择。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里，大家可能会更多地去追求一种“快餐”的感情生活，但是不能因为金枝追求了一种“变态”的爱就不算是爱，这或许就是人的灵魂深处的美好。

环境分析

最后从环境的角度来读这篇小说。《纪念我的朋友金枝》的写作背景就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写的是都市现代生活的种种，仔细读来能看到多种现存的社会现象，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两性观念的过于开放、韩国整容的受人追捧、“小三”现象的普遍以及结尾的医疗事故等等，虽这些只是一笔带过，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时代对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冲击与侵蚀。而小说的主线着眼于现实生活中年轻人的情感困境，他们学习顺利、工作稳定、生活有保障，却把情感生活处理得乱七八糟。

金仁顺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提到，在对周围生活的观察中，她发现本该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变得“仿佛依稀”，大家对幸福失去了方向，“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问题”。而她，“即使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或者找到出路，至少我可以努力把这种困惑表现出来。”这也是文学艺术受社会的影响，但它也影响社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