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的故事（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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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的故事【第一篇】

一天，有几个作家朋友相约一起来看望萧伯纳，一顿闲聊之后，其中有一人问他在苏联有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萧伯纳想都没想便答道，有。然后便讲了一个故事。

萧伯纳说，有一天，自己在街上遇到一个聪明又可爱的苏联小女孩，于是便饶有兴趣地跟她玩起了游戏。两人玩了很久，直到暮色开始降临。

“临别时，我对他说：‘回去后，如果你妈妈问你今天跟谁在一起玩，你就告诉她是跟当今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萧伯纳！”

萧伯纳停了停，然后问几个朋友：“你们猜小女孩会怎么说？”

“她一定会说，我太激动了，太幸福了，请给我签一个名吧。”一个朋友们抢先一步答道。

“她一定会吃惊，没想到跟自己玩的居然是大名鼎鼎的萧伯纳！”另一个朋友回应道。

“她肯定会极力邀请你去她家做客，让父母用最好的酒菜来招待你！”又一个朋友自信满满地说。

“她必定会告诉你，她读过你很多的作品，喜欢地不得了，她身边的伙伴和同学们也都无比喜欢你的作品！”最后一个朋友这样猜到。

听完了朋友们的猜想后，萧伯纳摇了摇头：“你们猜得都不对！”

“那她究竟说什么了？”有人着急而不解地问。

“可能是我说话的语气太傲慢了吧，小姑娘竟也学着我的口吻说道，‘请回去告诉你的夫人以及孩子们，今天和你玩的是苏联姑娘娜达莎！她既聪明又可爱，比你年轻、灵活多了！’”

朋友们听完都笑了，然后不约而同地说：“果真是年幼无知呀，多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姑娘！”

“哦，不，不，她虽年幼但却有知，噎得我无话可说，”萧伯纳感慨地继续说道，“她说的一点没错，看来，一个人不论取得多大的成绩，都应该以平等的眼光和心态去对待别人，因为任何一点的趾高气扬和自以为是都可能会引来别人的反感。我今后一定要保持谦虚和谨慎。这个叫娜达莎的小姑娘，给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上了一堂重要的人生课，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课！”

当我们试图用自己所谓的了不起的成功去征服别人，抬高自己时，那则表明我们已经失败了，因为那样永远无法赢得别人真诚的信服。

萧伯纳的故事范文【第二篇】

我和萧三结识于1934年深秋。当时，我在苏联海参崴的列宁学院学习。萧三代表中国左联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言，会后他和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从莫斯科来远东举行报告会，传达作家代表大会精神。

萧三那时有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身穿黑色西装，宽额明眸，和蔼可亲。法捷耶夫有40多岁，有一种与一般俄罗斯人不同的神态。他上身穿件草绿色的便服，脚上穿双旧的骑兵马靴，初看难以相信是位作家。

萧三是很要好的同学，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苏联，萧三创作了很多的诗歌，苏联出版的俄文版诗集有《萧三诗选》《湘笛集》《血书》《拥护苏维埃中国》，以及在苏联用中文出版的《萧三的诗》等，都深受国外读者欢迎，被誉为“国际诗人”。

萧三的作品，我是在列宁学院的报刊上看到的。最先看到的有《棉花》《南京路上》《上海三个摇篮歌》等，多是反映中国人民疾苦和歌颂人民革命的诗歌。萧三的俄文笔名是埃弥・萧，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很喜爱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埃弥是左拉的名字，他就用上了这个笔名。

萧三在列宁学院的大会上，详细地传达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重要内容和会议精神，特别宣布要在海参崴成立苏维埃作家联盟远东中国作家支部。法捷耶夫在报告中，特别讲到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翻译了他的著作《毁灭》，在交流中苏文化方面做出卓越贡献，他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大会之后，萧三和法捷耶夫召集当地和学校的文学作者和爱好者，成立了文学组织。因为我在哈尔滨就是中共党员，在《国际协报》做文艺副刊编辑，就被选为苏维埃作家联盟远东中国作家支部委员，并担任其出版的中文版《太平洋》文学月刊杂志的编辑。

中国作家支部的主任委员是丁山，委员还有史米道维奇、王海漫、铁牛、周松源等。当时在伯力有中文报《工人之路》，由屈公、梁多伏、野赤、曹大风、李必新等负责编辑。中国作家支部成立后，《太平洋》和《工人之路》报刊对远东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推心置腹交谈往事

我是1933年秋被中共满洲省委安排到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的，当时写了一些新诗和散文，在学院的墙报和伯力出版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上发表，也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的其他刊物上发表。

萧三多次找我谈话，我向他详细介绍海参崴和列宁学院的情况时，他都用心听。其实，他对这里的情况，比我知道得早、知道得多。当他知道我是从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来的，特别关心东北的形势和人民的状况，让我多讲一些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我在张学良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的生活 ，也讲了“九一八”事变时沈阳当夜的情况。我还讲了和萧军加入东北军进行武装抗日失败的经过，讲了我在哈尔滨党组织培养下，团结进步青年在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的情况。尤其是讲了东北人民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军的一些情况。他一边认真听，一边认真记。这些内容日后有的就在他写的诗歌、散文、小说中出现了。

萧三说话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对人和蔼可亲。我们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他对我简单地讲了一些自己的往事。

他是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萧家冲，原名子溃又名爱梅。萧三是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他在新民学会时和在一起。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时，和李立三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共党支部，1922年他成为中共党员。同年他从巴黎出发经柏林到了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24年回到上海，和瞿秋白等一起领导上海工人革命运动。1928年到了莫斯科，用中国的民歌和唱本的形式，写了许多诗歌，被译成俄文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有的被译成别国的文字在其他国家刊物上发表。

1930年，他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主编《世界革命文学》（后改名《国际文学》）中文版 ……

1934年，萧三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代表鲁迅和中国左联在大会上发言。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由法捷耶夫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任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这期间，萧三结识了苏联著名的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卢纳察尔斯基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等；还结识了美国的史沫特莱、哥尔德；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巴比塞等著名作家、诗人。他谦虚地说自己不是诗人，只是一名革命需要的文学工作者。

萧三在海参崴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他和共产国际太平洋秘书处的斯达干诺夫，列宁学院的院长张锡俦，教授丁山、杨兴顺，讲师王海漫都很熟，经常在一起谈话、宴会、外出旅游。萧三平易近人，没有一点诗人、作家的做派。

意外受伤留下后遗症

海参崴虽然是一个世界有名的海港，但1934年的冬天，竟和西伯利亚一样寒冷，海面冻成一层厚冰。轮船进港需用破冰船破冰，破开一条航道，船才能靠上码头。许多货轮急于卸货，人力不足就让学生支援。

有一天，我和同学在码头帮助卸货回来，经过萧三的住所。我去看望他，他正因头痛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他的老毛病，每年冬天都犯几次。他对我说：5年前一场大雪刚过，路上是一尺多深的雪，踩上去软绵绵的。傍晚他到中国工人俱乐部去，经过一条有陡坡的街道。昏暗的路灯下，几个孩子坐着滑雪车从坡上冲下来。他被滑雪车撞倒在马路边的石头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一位警察发现后将他送进医院，入院就呕吐了。值班医生简单地处理一下，又让警察用马车把他送回家。

回家后又继续呕吐还昏了过去，家人立即雇了一辆汽车又把他送进医院，确诊为脑震荡，一连在床上躺了3个月，头部还是不能动，大小便都在床上，吃饭要人喂。他对大夫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回中国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医生回答：“我只是看病。你现在这个病可能致残，你出院休息几个月吧。 ”

消息传到莫斯科，不知怎么就讹传为他死了。那里的同志听说他死了，要举办追悼会。后来才知道是受伤没有死。

暑假到了，他给暑期训练班的学员讲政治常识课，讲完后感到浑身疲乏无力。后来瞿秋白把他安排到莫斯科治病，火车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要走10来天。到了莫斯科被分配在中国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工作。有一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坚持工作，总是感到头晕、头痛。

萧三对我说，要不是又犯了头痛病，这次一定和我们去卸货。我听了他的话，心里很感动。

1935年春，在海参崴的列宁学院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二次代表大会。萧三和少数民族指导员马丁诺夫主持了大会。会议讨论了中国新文字拼音要以北京普通话为标准，还讨论了新文字的词速写问题及北京普通话的词尾儿字的应用问题。当时，中国方言分为5个地区，分别是北方、上海、福建、广东、四川方言地区。

与德国姑娘喜结良缘

我和萧三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少讲自己私人生活的事情。他在苏联的许多被认为很荣耀的事，都是我听别人告诉我的，有时我问起他具体的细节，他总是几句话就含糊过去了。

列宁学院有两位俄国女教师，一位是鲍茨德涅娃，一位是玛罗斯金娜。她俩都是列宁格勒东方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经苏联少数民族教育部部长、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亲自接见并分配到这个学院的。她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在校课余时间负责指导学院图书馆管理工作。

当时，我在课余担任院图书馆外文图书登记和整理工作。她们常和我一起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中大观园的一些人物和荣、宁二府的一些故事都很熟悉，有时讲起来津津有味。她们知道萧三是曹靖华（著名翻译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朋友，读过很多萧三的诗歌，对我讲了许多萧三的情况。

萧三初到苏联时，见过列宁，也多次见到斯大林，并和斯大林谈过话。在苏维埃作家联盟工作期间，经常和著名作家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奇、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西蒙诺夫等在一起。这些事别人都认为是很幸运和体面的事，而他只是讲这些苏联作家的思想和作品，从不以此炫耀自己如何如何。

萧三在苏联出版过一本自己写的《青少年时代》的书，这是他根据自己和在一起的生活和自己了解的事情写的。能和中国革命领袖称兄道弟，在当时社会中的人是不多的，萧三在报告和与人谈话时，从不表白自己这些事。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看到一本书，其中写道：1936年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话，回忆他在湖南湘乡县读书时曾说到“有两个同伴特别知己，有一个现在已成为作家住在苏联”，说的就是萧三。

萧三精通俄语、德语、法语，能说，能读，也能写。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这里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1934年夏天，萧三正在苏联的避暑地索契疗养，23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德国姑娘耶娃来这里观光。见耶娃用俄语与人谈话很吃力，萧三就主动为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做翻译。

当耶娃知道这位被称为“埃弥・萧”的翻译，不但是位中国作家、诗人，还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 心中顿生敬意，在异国他乡更是感到格外亲切。两人住在同一栋公寓，彼此相近也很谈得来。

通过交谈，耶娃得知萧三出生在中国湖南，与中国革命领袖是小学、师范同学，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经越南革命者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列宁逝世时，正在莫斯科学习的萧三作为中国代表向列宁遗体告别。“埃弥・萧”在苏联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歌手”“苏维埃中国的诗人”，耶娃在德国也是倾向革命的，两人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不久就结婚了。耶娃为了能与萧三长久生活在一起，申请加入了苏联籍 ……后来，她的名字改成叶华。

晚年病魔缠身仍笔耕不缀

“”初期，有两名北京中央小组派来的人专程到辽宁找我。在招待所的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让我写出在苏联和萧三在一起及我所知道他的一切情况。他们特意要求我用毛笔写成大字，说是给中央主要领导看。

我认真地回忆了30年前的往事，用10多天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写了几百页的字。每写好一页，他们拿去一页，写好后就全被拿走了。专案人员临走前让我严格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准讲，态度异常严肃。当时，我实在猜不出萧三他究竟怎么了。

“”之后，我在北京见到老友萧军，才知道在期间，萧三和他的夫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牢达7年半之久。1974年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出狱后，仍被群众，失去人身自由。

1979年后，萧三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仍发奋工作。据他的秘书高陶回忆：一天五六次腹泻，甚至在住院输液后被切断气管的情况下，也读书不倦，笔耕不缀。此后，萧三曾当选中国作协理事，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对于自己所受的委屈，从不多谈，他说：“还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于我个人的这些遭遇，权当是一场噩梦！它使我受到了锻炼、丰富了人生经验，也更坚定了斗志。”

萧伯纳的故事【第三篇】

奇人自然有奇遇。亨德森在船上遇见一位老先生，叼个烟斗在甲板上散步，细看竟然是自己崇拜的另一位偶像马克・吐温！原来牛津大学给马克・吐温授了个名誉学位，老先生也乘船去英国。亨德森马上使出套近乎的本领，递给对方最新的《纽约时报》。马克・吐温说，我只关心报纸上有没有我的消息。亨德森说，我也是。两人哈哈大笑。随后亨德森突发奇想，想撮合马克・吐温与萧伯纳见个面，一位是讽刺高手，一位是幽默大师，面对面交谈一定充满讽刺与幽默！他把这想法告诉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说行呀，你安排吧。

1907年6月18日，大胡子萧伯纳出现在伦敦火车站，迎接远道而来的马克・吐温与亨德森，身后是一群记者。记者是很势利眼的，一见马克・吐温出现，就撇下萧伯纳围上去。有人问您是怎样写作的呢？马克・吐温说很简单呀，每天早上起床抽支烟，8点吃早餐，再抽支烟，然后回床上睡觉，睡到10点半起床，抽支烟后开始对速记员口述，工作到12点，抽支烟后吃午餐，看看报纸上有谁骂我，继续抽烟抽到6点半，然后穿衣打扮出席晚餐或晚会。要不是女儿来关灯，我晚上是不会上床的，不过关了灯，我就在黑暗中抽烟。

这时萧伯纳耐不住寂寞，凑上来对马克・吐温说，我拜读过您的很多作品，深受启发。马克・吐温马上回答，我也读过您的不少好作品。萧伯纳这时转身做了个手势，指着那些记者小声说，那是群苍蝇，你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还老追问我，您写的《跳蛙》是真人真事吗？我说当然是真的。马克・吐温说，答得好，有您护驾，我很放心。其实萧伯纳根本没读过《跳蛙》，那是1篇寓言。

萧伯纳又大声说，我告诉他们，您写的所有作品我都读过，可以负责任地说，您写的每个故事都是真人真事。马克・吐温朝众记者使了个眼色说，谢谢您的恭维，我会为您说好话的。在场的记者全都哈哈大笑。正笑着呢，一个农夫牵头小牛从记者当中挤进来。先生您看，这是全英国最好的小牛，只要两美元，农夫对萧伯纳说。我不是美国人，你卖给他吧，他有好多美元，萧伯纳悻悻然指指马克・吐温说。这时马克・吐温已钻进计程车，去牛津了。

萧伯纳的故事【第四篇】

关键词：《卖花女》；语言力量；精神内涵；人格平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5-0088-01

萧伯纳的《卖花女》是闻名于世的剧作，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语言学的知识解读这部作品，其中也有许多值得参考的见解，但是因此是新领域而过分强调语言力量是戏剧主题的观点是违背作者创作初衷的，诸如蒂莫西・维桑德 “即使从表面研究《卖花女》，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部剧的集中点在于……语言的力量”的陈述显然过于偏激。无论从本剧内容还是作者思想进行研究，我们都能发现作者意在强调人格平等的重要性，语言只是表达精神内涵的载体。

一、从作品本身看，精神内涵是戏剧主题，语言是载体

（一）从剧情设计看，精神内涵更重要

《卖花女》的高潮在英国女王出席舞会的一幕展现，希金斯的语言实验大功告成，如果作者意在强调语言力量，戏剧应该就此接近尾声，但作者有意延伸两幕，写出伊莉莎在成为淑女后却与希金斯产生矛盾，这是本剧的独特之处，也展现出作者的真实意图：追求人格平等。

伊莉莎与神话故事皮革马利翁中的被动的加拉蒂厄不同，她对爱情与生活充满感情，觉醒之后，毅然拒绝留在她的“创造者”身边做活玩偶，并找寻在平等基础上的爱。如此精心设计的情节目的就是展现语言力量背后更加强大的精神内涵，即伊莉莎对于人格平等的觉悟与追求。语言可以让伊莉莎过上层人的生活，但只有她内心真正的觉悟才能使她由内到外展现出淑女气质，否则她永远是披着华丽外衣的虚假“公爵夫人”。

（二）从主要内容看，语言是精神内涵的载体

在《卖花女》中，伊莉莎确实因“语言而鲜活”。语言是全剧的一个线索，据此线索，读者目睹一个卖花女的转变过程。但综观全剧，不难发现这篇戏剧本身就与语言有关，外在的表现就是伊莉莎语言的改进过程，作者只是就戏剧内容的主要因素―语音―展开故事情节。

《卖花女》中涉及了简单的语音发音问题，其深层关注点还是伊莉莎整体的改变，并非语言的改变。假设把伊莉莎换做机器，即使她最终能发出标准的语音，这部作品也可能不再永垂不朽，因为它已经失去内涵意义。语言的力量可以让伊莉莎跻身于上层社会，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她将永远拖着一个外壳悲悯的活在不属于她的世界中。

二、从作者思想观念看，精神内涵是主要意图，语言是工具

（一）从萧伯纳的说教观窥视《卖花女》的侧重点

众所周知，萧伯纳反对 “为艺术而艺术”，他强调戏剧的内涵，认为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并不是一部作品的价值所在，正所谓“源于语言，高于语言”才是一部作品的最高境界。因此萧伯纳重视说教作用，主张戏剧应该授予群众道德方面的启示。《卖花女》即是一例，语言在剧中丰富多彩，既有伦敦方言，又不乏标准英语，也正是通过这不同阶级的不同的语言，萧伯纳透出本剧的主旨：不论阶级地位如何，人人人格平等。这一点说明，作品中大众人格平等的说教意图远远比语言展现社会地位的功能重要，语言成为展现这一意图的工具。

（二）从萧伯纳的女权主义观点分析《卖花女》的主要倾向

萧伯纳是女权主义倡导者，对于不平等的父权制观念持严厉抨击态度。本剧在此问题上亦有表现。伊莉莎出身卑微，在本质上得不到希金斯的认同，当发现伊莉莎没利用价值时，希金斯的粗暴态度使其好友也克制不住愤怒而问他，“希金斯，你没想到这个姑娘也有她的自尊心么？”。人格的侮辱让伊莉莎愤然离去，尽管伊莉莎学会上流社会的语言，她并没因此成为简单快乐的“灰姑娘”，没有获取她的幸福。华丽语言外壳下藏着一颗纠结痛苦的心。

伊莉莎的转变并非从卖花女变成“伯爵夫人”，而是从虚幻的“伯爵夫人”变为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从只知卖花的姑娘变成自尊自强的淑女，她不再受控于语言，而成为语言真正的掌控者。语言的力量在此服务于伊莉莎的精神独力。

萧伯纳的《卖花女》有意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结局，这其实是萧伯纳对当时社会不平等人格观念的挑战。通过这样一个结局，作者向读者传达出戏剧的主题更多的在于精神层面的人格平等的主张，这是语言力量所不能超越的。

参考文献：

[1]Timothy G・Vesonder，“Eliza’s Choice：Transformation Myth and the Ending of Pygmalion，”in Fabian Feminist，ed. Rodelle Weintraub.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

[2]Daniel Dervin，Bernard Shaw： A Psychological Study. Lewisburg，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