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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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第一篇】

守成——读《甲申三百年祭》后感

今天在忙完了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的事情后，接着读完了由董事长作序并希冀传阅的《甲申三百年祭》。初读此文，首先被海航创业先辈们的心怀忧患和以史为鉴的历史观所感染，不禁让我这个初入海航的新人多了一份对集团厚重的人文情怀的认知和感动。

郭沫若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是确信的，他在新中国还未成立的时候写下此文，适值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国民党的统治恰似明末一般，官贪吏奢，天灾频至，三大家族把控国家政治经济，军纪散漫、饥民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组织发动广大底层农民、工人起来革国民党的命，从最初被贬称为“共匪”到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有着或多或少与闯王抗明相似的地方。在日本投降迫近的时候，郭老的这篇文章表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担忧，也算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劝勉。

读完《甲申三百年祭》，深感创业的艰辛，李自成在陕西随高迎祥起义，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卒，最初也没有多少成就，流窜于河南、湖北等地，一朝创业举起义旗再无回头躬耕之理，当是时，他占有天时地利，独缺人和，直到他碰到李岩、牛、宋、刘宗敏等一干人才，引贤纳士，广听善言，恰如其 1

分的运用宣传政策，一句“十八孩儿兑上座”，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从天命和现实两个层面奠定了群众基础。至此，闯王才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就席卷陕西，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登极称帝了。历时14年，其中的酸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在进入北京以后，他的行事作风并未有所改变，依然是箭衣骑射，朴素不减。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短命的大顺朝仅仅存在了43天，可悲可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领导的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上常说是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和领导者的性格与领导集体的智慧和施政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郭老认为，李自成并非刚愎自用之人，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一切过错都被推到牛、刘二人身上，然李自成自崇祯九年主政以来，个人威望和势力应该是无人能敌的，进京以后其个人虽宽仁爱民、体恤下情，但放任武官杀人，文官设典，外患未除而内忧渐起。不听诤言而放任自流，守成之基不稳而执政之才无备，领导集体对形势的判断失误而导致最后的覆灭。

通常崇祯帝被定义为一个悲剧的角色，郭老通过分析给我们指出，他更多的应该被定义为一个“要誉”（邀誉）之人，他屡下《罪己诏》而不行善政，每言爱民而不思赈饥，自减御膳而皇库充盈，“作秀”的表现一时可蒙蔽人眼，长此以往，言行不一必成颓势。以此为鉴不可不察海航守则之

“待人以至诚为基石”这是处事的不变之基。

天，果佑善人乎？郭老贬牛、刘而独尊李岩，然李岩亦无善终，看似善人并无天佑，个人愚见这只是片面之辞，遍读全文，郭老并非春秋笔法，更多的是演义文章，所依《剿闯小史》等文均为稗官野史，所选正史仅做辅证。如是所言，李岩之高妙的宣传手法确实给闯王的部队带来了奇迹般的胜利，但人无完人，他本人亦曾杀人等等。天佑者，其实苍生百姓，政权更迭虽不改封建专制，但人民生活渐次从水深火热中有所缓解，天，果佑善人！

段 俊 章

2012月9月6日

甲申三百年祭【第二篇】

《甲申三百年祭》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 毛佩琦 ] 来源：[ 北京日报 ]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一系列纪念文章相继于各报刊发表。这些纪念文章体现了学界对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是1篇专从历史启示的角度谈晚明史的新论——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起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可以指导现实，昭示未来。六十年前（1944年），同样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标题中简称《甲申》），祭的是从当时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明祚在满洲政权和浩荡的农民战争的挤压下灯枯油尽，进驻紫禁城的大顺政权，又在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们惊魂未定，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色。火光冲天，血流遍地；失败的痛哭，胜利的欢歌；新贵们弹冠相庆，黎民在刀枪中求生„„多么生动，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自那以后，这个甲申年就是史学家们热衷的话题，各种著述盈匣联车，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诸梨枣，沸沸扬扬一直说了300年。

说不尽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这个甲申，郭沫若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又旧话重提，是为了什么呢？郭沫若决不是无病呻吟。他要从300年前的天下兴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推动历史、控制历史运转的根本力量。在这一点上，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报》就开始逐日将其全文转载。接着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便把它列为整风文件，成为延安及解放区全党及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点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李自成军自3月19日进京至4月29日撤出，仅四十天，其溃败之速，令人震惊。其次，“我党历史上”也确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而且“都是吃了亏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面对全国胜利的曙光，是摆在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面前的严肃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李自成教训的借鉴，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队伍中也一直广泛流传“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警句。但把骄傲作为一种错误，与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却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可以说，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最终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历史周期率”的背后

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的第二天，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商务日报》等就相继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郭沫若等人展开攻击，说《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其作者“无异于为敌人作第五纵队”，而且进一步引申说“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底思想”，要求“陕西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云云。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如何地不合逻辑。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从“甲申”史事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1644年那个甲申距今已经360年。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已将近55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掌握政权55年的执政党。积55年之经验与教训，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建国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传不计），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一卓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形势，明朝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他引用了崇祯帝于崇祯十年（1637）下的《罪己诏》，用皇帝自己的话来指陈明朝的弊端：“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

既富，则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当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表现得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的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无回天之力！皇朝统治者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民众是对立的。因而注定无法跳出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

怎一个“顺”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长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这么1篇不大的论文，却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不尽同。”又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正因此，历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书。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长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统治者规谏。要实现长治久安则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之“应天顺民”，至少不要超过被统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线。

史家最贵史识，而惟有真知灼见才可用以警诫垂训。没有思想的史学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苍白的，也是游离于社会的，也是难于对现实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了卓越的开拓与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指导中国革命上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史学也形成了一个重视理论，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时代与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也出现过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出现过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极左思潮，阉割历史的儒法斗争史和影射史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无疑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的。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偏颇却是忽视理论，把史学边缘化，烦琐化。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连篇累牍，引经据典，而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倒退！我们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从中发掘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发掘对当今史学的借鉴作用。新史学应该保持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史学呼唤理论，史学界要提倡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提倡探索，要关注现实生活。

同时，史学研究者与政治实践者应是互动的，我们不仅要求史学家成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虚怀若谷，倾听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各种声音，他们的诤言、谠言。政治家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高瞻远瞩，居安思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不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怀和胆魄，也是他们应具备的品质。还要重复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随时读起来都会令人感动。

360年前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为大顺。”所谓“大顺”，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作者为文物出版社副社长、明史专家）

甲申再祭读后感【第三篇】

甲申再祭读后感

甲申再祭读后感

刘亚洲将军武艺如何，是使青龙偃月刀，还是一杆红缨枪，能徒手打杀老虎，还是能一枪打杀兔子，这些我都不晓得。不过，我看了他大作《甲申再祭》，知道他是个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大作家。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思维极其活跃，甚至天马行空，叙述亦充满激情，闪光的警句到处都是，比如“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通俗易懂的比喻也随处可见。“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像这种天才式的比喻不是寻常的写手能写出来的，我不禁拍案叫绝。

《甲申再祭》情绪饱满、一气呵成，它的结构也不错，所举事例表面上似乎散乱的珍珠，其实都服从他所想表达的主题与抒情。文字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见解。而且叙述心态非常潇洒、相对自由，没有言不由衷，王顾左右的毛病。他的心灵的确没有文字狱的阴影，他的肉身也显然脱离了锦衣卫的掌控。

最让我钦佩的是，狂放的叙述中，他不经意说出真相，就是明末清初四大天王之间的争斗，不过是一场春秋无义战。另外，将军不仅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性有着入木三分的整体了解。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为何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士兵为何争先恐后出卖长官。还有扬州百姓为何在暴力面前顽强地坚持不抵抗，以及扬州女子为何涂脂抹粉献身鞑子，年老色衰，仍偷生于白山黑水……如果说有啥不明白，他好像不明白八旗清兵为何愿意为几个菜肉包子而不珍惜生命。

作为体制中的刘将军，如果他是个安于现状的官僚，他满可以养尊处优，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学习学习邓小平

理论，戴戴三只手表，掌握掌握停电时保鲜冰箱中食物的技术，一晃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到了退休年龄，解甲归田，托托鸟笼，泡泡茶馆，待上帝召唤，就安安稳稳躺进八宝山。他即使游手好闲，哪怕骄奢淫逸，凭他的出身及背景，不消几年就可以从中将升为大将，弄得不巧还是个元帅。而他这样的锋芒毕露，忧国忧民，驰骋于危险的楚河汉界，好像有点犯不着。当我以羡慕惋惜的口吻，以上述观点议论刘将军当出头椽子的成本时，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说，中将以及国家主席的女婿的名份，在常人眼里都是命运恩赐的，人们只会羡慕，而不会心底敬重。就像金日成的儿子，哪怕是个斗鸡眼，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元首一样。功名利禄均是过眼烟云，只有满腹的珠玑和天才的大脑才是自己的。历史不会记载皇亲国戚和庸庸碌碌的中将，它只会记住凭自己的本事而有所成就的人。《甲申再祭》到处都是将军的个性印记，它是刘亚洲自我价值的体现，它充

分表达了一个不甘寂寞的、具有英雄情结的将级军官的强国梦。

刘将军欣赏清兵不满足关外的幸福生活，而去侵犯邻居，证明他内心喜欢做强国梦，至少喜欢打仗。这个强国梦，或许是包括刘将军在内的大多数军官的职业病，好像非要打仗，才能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也难怪，的确很长时间没打仗了，打了老山一仗，广场一仗，他们至今下岗待业，手里痒痒的，嘴里干渴得冒烟，就像李自成初上阵的战马。我所说的下岗待业，不是指没有薪饷，而是说有了生殖器，除了小便，老是不给它们机会似的。

强国梦，其实缺乏可行性、操作性，而且有点胡言乱语。有什么根据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谁恩赐你百年和平，你有没有付保护费？难道人家一百年躺着不动，就是为了等着你赶上来。

要知道我国不仅武器落后，而且缺乏具有勇士气质的兵源。一个抵五个匈奴人的勇士，早已远去，汉将军李广的战士也成草原白骨。刘将军也晓得一个平时害怕衙役的奴隶是没法上阵打仗的。再说，谁上阵呢？保家卫国的口号有没有用，要不要麻烦石壕吏夜半再捉人？大家知道，近几年工农大众其实每天都在战斗，都在为下岗失业、还有住房的安危、孩子的教育费而操劳，空余时间，他们不是吃四角钱的袋装黄酒、打牌搓麻将，便是妒忌权贵富人的灯红酒绿，以及别墅和大量的存款。这些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的草根，只关心柴米油盐，早丧失了刘将军所具有的雄心壮志。能怪他们吗？他们毕竟是奴隶的子孙，满清一统，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的后裔，哪个不是奴隶的子孙！我看，这样的草根不符合刘将军的征兵条件。现在，他们的子弟，不是在寻找工作的路上，就是每月拿几百元钱，在某个南方外资工厂打工。生活艰难呵！

在我印象里，古代均是将军身先士卒拍马上阵，然后喽罗一哄而上。吴起甚至像庄稼人爱惜牲口那样，跟伤兵肉体亲密接触。现代的作战史好像都是工农子弟，端着步枪，直冲到敌人的壕沟前面。而那些将军老爷们则躲在防空洞里抽着雪茄红中华，打打电话，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划涂涂，进行着遥控指挥。当然，他们晚上偶尔也要给睡着的战士盖盖被子。

世上所有的强国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小平、江泽民了解中国的实际国力，才内敛谦卑，对强国和颜悦色、敬烟倒茶。再者，放弃强国梦，满足于不受侵犯，中国其实十分安全。何况，我们有原子弹，还有核潜艇，何况，正如王力雄所说的，我们没有让人眼红的资源，吸引人家来抢劫。十三亿人口是个包袱，谁夺这块地盘，都像湿手碰上了干面粉。养活对付这些人都难呵！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也没看见某个家徒四壁的穷人将自己的寒舍防守得犹

如碉堡。一旦筑了碉堡，不明真相者，会以为穷汉是个隐藏的亿万富翁，反而会遭到杀身之祸。

如果正视现实，其实我们非常脆弱，国内的阶级关系、利益分配没有理顺；金融千疮百孔，股民挣扎于破产的边缘；掌权的组织自拉自唱，如同孤家寡人，民主党派拿着干薪，都在袖手旁观；沿海建设得如此完美，长江大桥、东方明珠，也经不起人家的导弹，还有那长江三峡，做个轰炸攻击的姿态，我们就寝食难安了。

我国的防卫武器，除了原子弹、核潜艇，愚认为，还有庞大的人口。(京ICP备13016261号-1)谁想跟我们过不去，就滥发护照，大量输送人口往境外，看看有哪个敌对国家和它的帮凶吃得消。十三亿只蝗虫黑压压的，遮天蔽日，每只吃一滴水、一粒粮，穿一寸衣，一双鞋，就不知道耗费地球多少资源。历史证明，中国就是凭蝗虫般的人口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说到这儿，我想说出内心的担忧，现在文人还可以说几句话，至多监控、吃几年官司，一旦为了实现强国梦，说不定军人动粗，将多嘴多舌的文人装进麻袋，从飞机上扔进太平洋。

耿直智慧的王怡担心军人干政和军国主义的复活，自有他的道理。我也有以上的担忧，可是想到最后，我却不担忧了，觉得朱学渊的观点也有几分道理。所谓的强国梦，在中国并没有生长的土壤。战争总要有人买单，也要有人愿意打仗，而今国贫民穷，识几个字的草民也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平时期贡献税金，战争时期奉献鲜血，倒霉的，还要像老山前线的战士那样丧失两条腿儿、一条性命。想到这点，草民肯定跟统治者同床异梦，心怀二心。而那些生活优裕、被办公室消蚀了意志的公务员，恐怕绳捆索绑，也不愿意上战场（其实他们应该上战场，旱涝保丰收，拿这么多钱，不上战场也说不过去）。知识分子也知道：强国梦很难实现，秦朝元朝是

个例子，苏联德国是个例子。估计他们思前想后，也不会投笔从戎，跟随将军去建功立业。

我认为，强国梦只是部份人的一厢情愿，这跟老百姓不搭界。强不强，反正一日三餐，晚上一张床。将军的豪言壮语，有可能只是恐吓远近的强国，就像我们赌友所说的：梭哈偷鸡。纸上谈兵式的强国梦，也许只是军队证明自己存在的营销策划。它没危害，只会让网络更热闹，电信部门赚钱更写意。当然，尽管对强国梦有异议，我仍喜欢听另类的声音，尤其是体制中另类的声音。因此喜欢刘亚洲，希望他的愿望能实现，只要我的家族，呵呵，不上战场。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第四篇】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按照中国农历的纪年，今年是甲申年。距今360年前的甲申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先是作为封建王朝的大明王朝灭亡。接着，灭亡大明王朝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刚掀开历史的一页，仅月余，就昙花一现地凋谢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表现。60年前的甲申年，即1944年，中华民族进入抗战

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是年3月，在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该报和该刊同时发表。这篇宏文立即引起巨大反响。20天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对正在研讨党的历史问题的高级干部做关于学习和时局的报告，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 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 骄傲的错误。”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随后作为整风文献由全党干部学习。当时，延安整风进入后期结束阶段，准备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为党的七大召开做思想理论准备。是年11月2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称赞《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 示知。

光阴荏苒，60年过去。《甲申三百年祭》已成著名史论。无论环球世界，还是神州热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我们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半个多世纪，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下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处于21世纪中国的甲申 年，再祭360年前之甲申，有哪些资治的史鉴呢？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

我们国家作为文明古国，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到了明王朝才开始走向下坡。明王朝的灭亡有多种原因。导致它衰败，乃至导致中华民族落伍于世界先进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邓小平同志谈到这段历史时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郑和下西洋之后，由对外开放转为自我封闭。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弱。从明朝中叶算起，至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江泽民同志讲到这段历史时也说：回顾中国的历史，在15世纪以前，出现过汉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所以逐渐落后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没有做好发展的文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是对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因此，尽管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但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

20多年来，两代中央领导人都反思了这段历史。今天再祭360年前之甲申，一定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牢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动摇，除非打世界大战和爆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这是应当汲取的一个 重要历史教训。

第二，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我们国家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大量数据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过去25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的高水平，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值突破1000美元。钢产量已超过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外贸总额上升为世界第四。一个贫穷的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开始走向富强的中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自 豪，没有理由不充分宣传。

但是还要看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温家宝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直面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既要多听频传的喜报，也要十分重视并认真去解决那些使人感到沉重的忧报。毛泽东经常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典故，教育领导干部要更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扎实工作。但是，现在有些干部却惟恐名不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达标工程”,甚至不择手段大肆张扬。此风不可长！是成绩，谁想否定也否定不了。但没有那么大的成绩，硬要吹泡沫，最后还是会破灭的。我们的干部既然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宗旨，那就更应当看到工作的不足，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夯实基础，让老百姓得实惠，这是最重要的、有百利无一害的民心工程。胡锦涛同志说：“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劲往这方面使，这才是老百姓所欢迎的。再放眼很不安宁的世界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更多地想想我们身上肩负的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就应当像江泽民同志所多次强调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360年前的甲申，李自成进了北京城，以为天下从此定矣。他陶醉于筹备“登极大典”,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全不在意，仅仅派了几千兵丁去镇守山海关，听任几十万大军在京城享乐。这哪里有丝毫的忧患意识！我们国家的情况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以为，再祭甲申 360年，这一历史教训不能忘。

第三，要大力宣传并要切实坚持“两个务必”精神

李自成的农民军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没有过执政关。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局部执政的经验，但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过执政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后期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对《甲申三百年祭》那么推崇，正因为与他的思考相吻合。党的历史上有因胜利而失败的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李自成也如此。这成了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为了牢记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在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京城时毛泽东同志还念念不忘：今天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学李自成，学李自成，就失败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仍谆谆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从严治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也不断强调，要艰苦创业，努力恢 复延安的光荣传统。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多次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革命精神。1991年9月，他专程

到西柏坡，号召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挥毫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1年11月，他再次到河北考察，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 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在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专程前往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教导。他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四点希望：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他号召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奋斗。

在当前，要真正贯彻“两个务必”精神，也并非易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干部，以为现在进入了高消费时代，大慷国家之慨，用公款比阔气，讲排场，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以为不这样就太土气，就不能招商引资，歪道理一大堆。什么艰苦奋斗、“两个务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观念不解决，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两个务必”的要求很难落实。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创业的，守业、再创业，仍然需要艰苦奋斗。只有永远坚持这样的革命精神，红色江山才能千秋万代。再祭360年前的甲申，这也应当 警钟长鸣。

第四，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李自成的农民军造反打天下18年，执政坐天下只有42天。为什么亡忽得这样快？历史学家可以去作多角度的研究，但有一点不能回避的，那就是：腐败。尽管李自成本人还不那么花天酒地，但他的大多数大将却已开始贪图享乐了，再也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 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

过执政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已执政半个多世纪，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作为执政党，只要执 政兴国、执政为民、执政安邦、执政清廉这些问题没解决好，随时都有可能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不是一劳就能永逸，执了政就自然万岁，而需要常抓不懈，永不 放松。怎样才能将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就需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已注意到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方针。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同其他类似需要“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样，往往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对思想教育，尽管在一个时期有所放松，但总的说来是常抓未懈的；相对而言，制度建设有所滞后。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无数事实证明，思想教育是自律，制度建设是他律。这两手，无论哪一手都不能软，“两手都要硬”,即两手都要有同样 的硬度。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2004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同时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法规，将有力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即要不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设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强监督制约，形成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机制。反腐倡廉教育，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构筑制度制约机制，要坚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

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个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将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具有重要 意义。

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愚公移山工程。它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去接力进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要长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这样坚持不懈地发扬愚公移山的伟大精神。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去实现她的崇高历史使命。我以为，甲申360年祭，这是永远不应 当忘记的教训。

摘自：《新华文摘》2004年10期

作者：石仲泉